乾嘉时期，帝师的地位及历史作用

　　在儒家“王者必有师”的治国理论下，清朝近300年的历史里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帝师。乾隆、嘉庆两朝的帝师作为社稷的肱股之臣、皇帝的授业恩师，他们在诸多朝廷官员中也尤为突出，在这一时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对清朝的兴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客观来看，帝师们虽然受制于当时的时代背景，难以改变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但他们为江山社稷做出的贡献是毋容置疑的。而且乾嘉两朝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既见证了康乾盛世的鼎盛，也包含着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无奈。帝师兼具文化、政治上的双重身份，又与皇帝具备特殊的师生关系，这些条件都使得他们可以对国家的发展施以更为广泛的作用。

　　

　　1.乾隆帝师的地位

　　由于职业本身的特殊性，帝师地位的高低，与帝王教育的完善程度息息相关。雍正时期，上书房成为皇子读书的专门场所，师傅的选拔、皇子学习的内容、课业的时间安排等等都有非常完备的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乾隆皇帝的老师们都是经过层层筛选、考察后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再加上乾隆时期一次次经筵大典，都需要选出经筵直讲官，所以这一时期的帝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综合素质也反映了清王朝对于帝师职业的大致标准，是清代帝师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文统计的乾隆帝师，包括乾隆帝即位前的12位师傅以及61位经筵直讲官，共计73位。其中，乾隆帝的师傅们多在雍正时期贡献突出，在乾隆年间施加的影响相对较少。蒋廷锡、蔡世远、徐用锡于雍正年间逝世，乾隆朝前期担任官职的有福敏、张廷玉、徐元梦、顾成天、鄂尔泰、嵇曾筠、朱轼、邵基、胡煦。

　　而嵇曾筠、朱轼、邵基、胡煦在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三年（1738）也相继离世，真正在乾隆朝影响较大的，唯有福敏、张廷玉、鄂尔泰五人。福敏、徐元梦、顾成天在文化领域的成就高于政坛，张廷玉、鄂尔泰作为顾命大臣，虽然于乾隆即位之初尽心辅佐，可张、鄂两党的势力争斗却让乾隆帝不得不着手解决。

　　

　　由此不难看出，乾隆帝的师傅重在对他皇子时期的教导和培养。他们精通经史，善诗文、书画，通晓政务，充分发挥了帝王教育的功能，使得乾隆帝不忘师恩，对他们敬重有加。相比之下，经筵大典中涌现出的经筵直讲官，几乎伴随着乾隆朝的始终。

　　经筵大典的形式化，让他们并没有在帝王教育方面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但在乾隆朝的政坛中却占据一席之地。如孙嘉淦、史贻直、陈德华、汪由敦、刘统勋、阿克敦、阿桂、蔡新、谢墉、纪昀等，都是备受乾隆帝信任的重臣。

　　

　　又如朱珪、王杰、刘统勋、蔡新、刘墉、曹秀先、德保等人，身为这一时期的经筵直讲官，经乾隆帝综合考察，不仅成为乾隆朝的重臣，并被委以教授皇子、培养皇位继承人的重任，足见乾隆帝对他们的信任。

　　2.嘉庆帝师的地位

　　单论在当时政坛上的地位，嘉庆帝师是明显高于乾隆帝师的。这主要归因于他即位前经历的漫长书斋生活，以及乾嘉交替之际的特殊政治背景。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帝第十五子颙琰出生，即后来的嘉庆帝。颙琰性格内敛，气质出众，在读书上有很高的天赋。

　　

　　因为乾隆朝的皇子教育已日趋完备，颙琰6岁开始到上书房读书，在谢墉、奉宽、朱珪、王杰、刘墉等总师傅、师傅的教育和管理下。他的文化修养愈发深厚，才华、品行得到乾隆帝的肯定，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秘密箴名、内定为储君。

　　虽然立储的时间较早，可直至嘉庆元年(1796)，乾隆帝禅位，颙琰才得以继承大统。此间他并未有办理政务的丰富实践，皇子时代以读书生活为主。即位初期，太上皇乾隆帝大权在握，而宠臣和珅把持朝政、扰乱朝纲，但朱珪、王杰、刘墉等人拒与和珅为伍，堪称朝廷上下的一股清流，这也是嘉庆帝亲政后，重用自己恩师们的重要原因之一。

　　

　　嘉庆时期，社会动荡、危机四伏，嘉庆帝的恩师作为朝廷肱骨，德高望重，成为他施政图新、稳定政局的倚重。胡高望、刘权之、彭元瑞、潘世恩、邹炳泰等经筵直讲官同样受到嘉庆帝的青睐，掌管朝廷机务，其中曹振镛、穆彰阿、戴均元等人至道光朝仍身居要职，对清朝中期的政局颇有影响。

　　再者，无论是乾隆、嘉庆的师傅，还是经筵直讲官，都属于中国古代儒家正统思想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代表，其帝师的身份，不仅是学术性的，又是政治性的。

　　

　　学术上，他们大多出自人才济济的翰林院，是当时知识分子中文化水平最高之人。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等文化活动，保证了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在经学、史学、艺术、地理等方面的建树，也奠定了他们的在文化领域的声望和地位。

　　政治上，帝师肩负着对国家的意识形态进行阐释的重任，象征着清王朝政权的合法性、以及统治者崇儒重道的态度。此外，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有他们为官从政的身影，让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通过科举入仕的希望。其政治活动代表着政府的形象，是乾隆、嘉庆治国安民、巩固社稷的重要保证之一。

　　

　　1.提高皇帝的文化素质

　　所谓帝师，为国家统治者传道、授业、解惑是他们的首要职责。得益于完备的帝王教育制度，乾隆、嘉庆在继位前就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甚至不依赖经筵制度来进一步启沃圣心。

　　乾隆帝学识渊博，兴趣广泛，爱好书法、绘画、古玩、作诗，他的诗虽缺乏上佳之作，数量却达到了4万多首。撰写的文章也颇多，光是编成文集的就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三集》等。

　　

　　关于乾隆帝的才学，昭梿在《啸亭杂录》说：“纯庙天纵聪慧，揽读渊博……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然后上举其出处，以博一笑，诸臣无不佩服。”

　　嘉庆帝在皇子时期经历了漫长的读书生活，潜心学习，通晓经史。他自己勤奋好学，在师傅们的谆谆教导下，其才华在诸位皇子中已经算得上出类拔萃。在诗文创作方面，他的成就甚至在其父乾隆之上。

　　

　　有学者统计，嘉庆帝的诗作《味余书室全集》、《清仁宗御制诗文集》、《清仁宗御制诗文集》，加上没有收录的部分，总数至少有15760首。数量上虽然未超过乾隆帝，但胜在质量较高，尤其是历史诗和议论诗，嘉庆帝尤为擅长。

　　2.影响乾嘉时期的治国理念

　　帝师的差异，加上帝王教育制度的特点，两者结合往往对皇帝为政产生深刻影响。清朝前期，统治者重视对实际能力的培养，此外，帝师在教授时，也并不拘泥于四书五经，而强调经史并重、经世致用。受到这些影响，乾隆帝针对即位初期的政治状况，采取宽严相济的政治理念，在选拔官吏上，惜才爱才，用人不循规蹈矩。

　　

　　而且至乾隆朝时期，教育重心发生转变，检束身心、规范言行成为对皇位继承人培养的重点。以嘉庆帝为例，他在皇子时期经历了漫长的读书生活，缺乏政治实践和处理政务的能力。乾隆帝为他选的师傅，也是以德行作为衡量标准，朱珪、王杰、刘统勋、董诰、刘墉等皆是典型例子。受此影响，嘉庆帝的治国思想相对保守，用人时也多注重德行。

　　3.力图改变乾嘉时期的政治环境

　　自康熙朝后期以来，吏治问题逐渐显现，整肃吏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雍正朝到嘉庆朝，统治者曾一次次打击贪官污吏，虽然有一定的成效，吏治积弊却始终没能根治。尤其在乾嘉更易时期，和珅受到乾隆帝的宠信、重用，其党羽遍布朝野，官场上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有很多帝师能保持本心、出淤泥而不染，与和珅相抗争，如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乾嘉时期的帝师针对这一局面，力图去改变吏风败坏的政治环境。

　　在他们之中有严抓吏治的朝廷重臣，有以身作则的道德楷模，有强调为官之道的肱股之臣。此外，很多帝师关注民情，赈济灾民，严查贪官，这些行为既改善了官场风气，也提高了百姓心中的政府形象。

　　

　　4.推动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乾嘉时期，帝师对教育文化事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出于帝师的职责所在，他们在加深皇帝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间接影响了乾嘉时期的文化政策。

　　乾隆朝大兴教育，再举博学鸿词科，大规模整理文献典籍，编修《四库全书》，都是乾隆帝重视文治天下的表现。嘉庆帝在儒学上的造诣同样很深，并针对当时颓靡成风、社会危机四伏的局面，在延续乾隆时期尊经重道政策的同时，推崇宋学，提倡通经致用，对当时的学术风气产生了较大作用。

　　

　　另一方面，帝师们参与官修编纂，尽自己所能，为官修图书做出了贡献。除此之外，他们还撰写私人著作，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思想感悟、处世哲理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其领域涉及之广、书籍之丰富，都是不可估量的文化财富。

　　帝师们的这些文化活动，不单单是对当时文化事业的贡献，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传承文化的形式。而且还为后世研究清代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提供了极大便利。

　　

　　中国古代儒家强调“天地君亲师”，尊师重道的思想在乾嘉时期皇帝和帝师的关系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帝师以皇帝为授业对象，与皇帝既是师生，又是君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职业，在中国古代的悠久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在专制皇权时代，皇帝地位独尊，其决定往往影响着国家兴衰的走向。但是哪怕是皇帝独揽大权的时代，王朝的兴衰也不能完全取决于个人。一个皇帝是否能成为明主，很大程度上与他受到的教育有关。这也是帝师这一职业产生的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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