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的真正内涵，正常人几乎无法理解的一根筋逻辑

　　人应该日日盼死，这样当死亡来临时就能死得平静，灾难发生时不会如担心的那般可怕。事前用徒然的想象折磨自己很愚蠢。每朝平定自己的情绪，想想自己被箭、枪、矛、剑击中撕裂，被巨浪卷走，被烈火焚烧，被雷电、地震击倒，坠落悬崖，不幸染病或遭遇意外的那一刻。朝朝在脑中死一次，你就不会怕死。——《叶隐》

　　12世纪晚期的日本，沉沦于源氏和平氏所掀起的战火之中。日本人的“武士精神”也得以在这份混乱与血火中得到锻造。最初的“武士精神”是狭隘的，为了自己的姓氏和自己所效忠的主人，舍身赴死于因个别人的私欲而掀起的战争之中，凭借英勇的行动和娴熟的技艺给敌人以震慑或赚取被艺伎们在小曲中歌颂的资格。

　　可以说，从源平之争到战国时代，日本的武士们所尊奉的精神就是为了主人而慷慨地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死于战场之上。所谓的“武士精神”，本质上是对名誉和利益的极端追求。

　　将“武士精神”催化成“武士道”的第一个尝试者应该算是著名剑客宫本武藏，这个频繁出现于各种日系游戏和文学中的名字，在历史上确有其人。

　　1584年，宫本武藏出生于日本中部，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凶性”，这位后来的大剑客，武士之首，在13岁时就早早让双手沾上了一名倒霉蛋的鲜血。三年之后，宫本武藏和其他许多“凶徒”一起，以武士的身份追随自己的主人参加了关元之战。

　　宫本武藏的主人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主人”们一样，如廉价的芦草一般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主人的宫本武藏也被迫成为了一名流浪武士，在日本各地如幽灵般徘徊。

　　在四处流浪的过程中，宫本武藏接触了日本独特的佛教思想，认识到了人生过往的杀戮基本上都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他皈依了禅宗，开始利用佛教的思想反思身为武士期间所遵循的“武士精神”是否真的有可取之处。

　　流浪期间，宫本武藏成为了知名的画家和书法家，也通过参禅的方式开发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剑术，即今天也在日本剑道中有着赫赫威名的“二天一流”（一种使用一大一小两把太刀发动攻击的剑术）。最重要的是，宫本武藏意识到传统的日本“武士精神”太过狭隘，已经对日本武士阶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

　　为了宣扬自己对武士精神的全新认识，1643年，宫本武藏退隐于一个山洞之中，开始创作《五轮书》。宫本武藏对“武士精神”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念，他认为武士更应该注重为了成功采取的奋斗，而并非一味地崇拜死亡。

　　宫本武藏坚持，“个人不能以拥抱的态度来迎接死亡，相反，死亡知识作为完成人生任务的一个途径，武士应该努力地在现世现地达成目标，实现征服，获取荣誉。为了这个目标，武士总要做好准备，了解敌人，明白自己，实际一现便果断行动。”这种观念为近代日本武士道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武士精神”转变为“武士道”的过程，实际上是日本武士阶层一种内在伦理观念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经验丰富，又对超脱了传统“武士精神”有更深刻认识的日本武士提出了自己的观念，这些观念对他们的后辈影响深远。宫本武藏是一个，在他之后的山鹿素行也是一个。

　　山鹿素行出生于1622年的日本中部，这一年织田信长的弟弟织田长益去世，而大明正处于王朝最后几十年的破落光景之中。

　　相比起被视为“祖”的宫本武藏，山鹿素行实际上做出了更多的事情。他在赤穗藩（大概就是1945年被原子弹炸过的广岛一带）做了多年的教习之后，决定开宗立派。于是他从赤穗藩大名手中独立出来，创办了自己的武士学校。

　　除了武士传统的搏杀技术，山鹿素行还在他的学校里教授新武士们兵法和儒学。尤其是儒学的教育，被山鹿素行视为“明白武士存在意义的根本”。山鹿素行流传下来的著作有很多，比如《武教本论》，《武家世纪》，《士道》和 《山鹿语类》等等。

　　山鹿素行对于“武士道”的认识明显更加宽泛，他希望将“武士精神”的范围扩展，受到中国儒教思想影响的山鹿素行，对于理想中的武士的设想更类似于中华文化中“儒士”的概念，即对家国社会都有意义的存在，而非是只知道高举武士道，叫嚷着冲向敌人寻死的杂鱼。

　　不论是宫本武藏还是山鹿素行，都希望把“武士道”这条路尽可能开辟得宽敞一点，他们或寄希望于佛道 ，或寄希望于儒道，但本质上都是想将武士们传统的“寻死觅活”思想掰正一点。可遗憾的是，他们的后辈绝大多数都是铁头娃，随着时间线的推移，他们自己就又把路走窄了。

　　17世纪的日本内部是比较和平的，不像源平时代和战国时代让武士们有那么多的机会死于战场之上，但“武士精神”的狭隘似乎并不会因区区几个稍有远见的有名武士的努力而改变。无法“称心如意”死于战场上的武士们开发出了新的寻死理由，那就是为死去的主人切腹殉葬。

　　殉葬这种传统很久以前就存在于日本的武士阶层中，但因为武士们更多的时候可以选择先主人一步死于战场之上，因此并未大规模的流行开来。直到17世纪中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让武士们无处去死，这一传统才又被武士们从历史的尘埃里翻弄了出来。

　　切腹自殉事件越来越多，甚至逼迫着幕府不得不再作为官方法令的《武家诸法度》中额外增订禁止武士切腹自殉的条令。不得不说，日本的武士阶层是真的头铁，“活着”着一件小事，还需要前人和政府双管齐下，以怀柔和强硬两种手段来帮助武士们实现。

　　17世纪的日本，虽然社会整体态势相比战国时代要和平的多，但这个时代同样是一个风云变化的时代。只不过激烈的部分不在武士们熟悉的战场之上，而在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思潮，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上。

　　因此，在17世纪下半叶这个“武士道”精神形成的关键时刻，出现了十分有意思的现象。站在武士阶层顶端的大武士们，希望用更宽广和更有包容性的内在精神来塑造一个能够帮助武士们立足于世，发掘更具社会价值形态的“武士道”。

　　但占武士群体绝大多数的中下层武士们，倔强地延续了战国时代，追求极端自我价值的思考方式，强行把脚下的路再度走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回头去了解20世纪的日本时会发现，“武士道”中充斥着极端化的忠诚和殉死情节，看似无私地向天皇尽忠，本质上是对发扬自己名誉的极端自私。

　　最终成型的武士道，当真是日本人在争取成功与坦然赴死之间一意孤行选择的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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