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史书的出土曾颠覆了世人对《史记》的认识

　　我想读了标题大概就已经有人知道今天要说的是什么了，没错它就是《竹书纪年》。

　　开门见山，我们先聊一聊它是怎么颠覆《史记》的：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经过了多次考察后终于得到了尧的认可，被确定为下一任首领。舜摄政了二十八年之久，尧才去世。舜于是将统治权让给了尧之子丹朱，自己则卸下重任隐居到南山之南。但是由于他摄政期间很得世人得认可，诸侯并不去朝见丹朱，纷纷去南山朝见舜。舜于是顺理成章回去继承王位。

　　这是怎样一个故事呢？概括起来就是：尧立贤不立子，舜不专权且谦让。久而久之这种选贤的继承制度让后人无限歌颂。我们都知道，在封建社会，几乎任何一个王朝都过不了一个坎儿，那就是我姓得天下，皇权则不能落入旁人之手，即便我姓已然无人可用，依旧顽固得穷兵黩武。大到国，小到家，这心理是血统之论的根源，也是氏族可以不断壮大的力量源泉。说这是个“坎儿”，原因是理性讲，继承人永远是最贤德得那个才最有利于一个政权永保活力与攻击性，但历朝历代能“理性”的很少，尧舜禹做到了，因此值得歌颂。（这倒并不是说禅让比世袭好，大家应该注意到我描述禅让制得词汇是活力和攻击性，但是就稳定性而言，世袭未必输）

　　《竹书纪年》则对这一段记载有着相反的价值倾向：尧晚年逐渐昏庸，舜的实力也逐渐积聚。终于，舜通过政变将尧软禁在平阳，并且流放尧得儿子丹朱。

　　这……就尴尬了，几个主角的形象完全被颠覆。尧不再是那个睿智的老人，反而逐渐糊涂，直到没有力量；舜也不再是“后起之秀”“知进退”的形象，而是个“善于反抗”“有手腕”“有野心”的人。更尴尬的是……仿佛《竹书纪年》这段更符合人性，起码它是后来千年来50％朝代被推翻的缩影。

　　 《竹书纪年》做于春秋和战国，作者是当时的史官。因为年代更加接近上古（相较于《史记》），同时也是官方出版，所以可信度理论上讲很强。晋武帝时期（没错就是司马懿孙子司马炎），有个盗墓得人叫不准，从魏国第六任国君得墓葬里挖出了这些竹简，对于远古时期那段历史的另一种说法才得以问世。

　　后人多纠结，《史记》和《竹书纪年》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就《竹书纪年》而言，虽然有着时代更贴近尧舜禹的优先性，但是它曾经在宋代有过一次遗失。遗失再重新问世，这一去一来，多了很多可能，也失去了很大的真实性。有学者称，宋代的遗失绝非偶然，由于当时理学强胜，理学遵从儒家礼法，《竹书纪年》很多内容与其思想相悖，故有人有意为之。

　　 反观《史记》也并不是没有悖论。夏启王位世袭是古代国家与法的开始，在此之前，尧舜一直都是奉行禅让制度，为的就是后人可以依靠才能治国，这自无可厚非。可是尧去时之后，舜有过一阵归隐的日子，把王位让给或者说“还给”丹朱，自己主到南山之南。如果说，在一个禅让制度为共识得年代，为何会有舜这种“王位本该给前任王之子”的想法呢？说这是汉室用后来人的思想揣摩也不是不可以。

　　除了尧舜禹得故事，我们熟悉的伊尹与太甲也不太一样。《史记》称：太甲继承了王位之后任意妄为，被辅政伊尹关了起来，太甲真心悔过，伊尹又将其迎回。可见，这里《史记》是想弘扬一种精神的，那就是统治者知错能改，辅佐着也绝对忠心。然而《竹书纪年》却说，太甲被伊尹篡权关了起来，后来太甲发奋图强回到宫中杀了伊尹，夺回王权。你看，完全不同，这一下子成了上古哈姆雷特。

　　 可能就是因为对那些《史记》中or儒家思想弘扬下得故事有所更改（很多还是成完全相反的结果），才说《竹书纪年》是颠覆性的吧。

　　孰是孰非，除非再出土更有力的佐证，不然我们无法弄清该相信哪一个，但是作为一段历史，既然已经因为年代久远而无法追究当时的真实情况，不如去从这不同的说法中得到不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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