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历史上真实的三国-曹操的九品中正制和封国制

　　原标题：历史上真实的三国-曹操的九品中正制和封国制

　　曹操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精神，到曹丕在位时就有了变化。

　　杨沛在曹操和曹丕两代的不同际遇，很说明这种变化。

　　杨沛，冯翊万年人。初平年间，作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他历任曹操时期长社令，九江、东平、乐安太守，邺令，护羌都尉，京兆尹等职，一再为曹操所称赞。

　　他任长社长时，曹洪的宾客征调不肯如法，杨沛先打断他的脚，然后杀掉。曹操以为能。

　　在九江、东平、乐安任内，也并有政绩。

　　沛因坐与督军争斗而髠刑五岁。输作未竟，曹操听到邺下颇不奉科禁，想起杨沛的严能，遂从徒中起沛为邺令。

　　曹洪、刘勋等听得消息，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收敛。

　　这样一位严能之吏，到曹丕时却是“冗散里巷”，“家无余资”，“妻子冻馁”。

　　杨沛前后不同的际遇，说明曹氏父子用人标准的不同。

　　像杨沛这样以严能起家的人，就不免走到末路了。

　　作为这一变化的标志的，是九品官人法的制定。

　　制定的时间是曹丕已即王位还未受禅称帝的延康元年，制定的人是陈群。

　　《三国志?魏志?陈群传》载：“文帝（曹丕）在东宫，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关于九品官人法出现的背景和具体办法，《通典?选举典》有如下的论述：“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部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品。”

　　由此可以看出，九品官人法的出现，就是为衣冠士族服务的。

　　州郡县的中正，都是在朝廷任职的本地人来承担，而这些任职的人自然是以本地的士族名士为主。

　　担任中正职务的另一条件是德充才盛。

　　德的问题一提出，无德无行，不仁不孝，受金盗嫂的人就很难品评出来了。

　　所以九品官人法一出，就等于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三令的精神的否定。

　　事实上也是如此。九品官人法出来后，中正一职就为各地在京作官的世家名士所把持，而九品所品评的人物，其高品都为世家高门所独占。

　　当然，这里也有个演变过程，如西晋的卫瓘所说：“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遗风。”（《晋书?卫瓘传》）

　　但不久，问题就显露出来了。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夏侯玄和司马懿论中正制之失时，已经指出“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

　　后来，到了西晋时代，在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品评人物制度下，如刘毅所说，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晋书?刘毅传》）。

　　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制，实质上是汉末月旦评的延续，只是月旦评是社会舆论，九品官人法是官家评定。

　　主持月旦评的人和中正官大多是世家大族的名士人物，两者是一样的。

　　陈群在曹操时代，只作到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椽。

　　他的态度是：“在朝无适无莫（凡事无可无不可），雅仗名义，不以非道假人。”（《三国志?魏志?陈群传》）

　　但曹丕一上台，他就活跃起来了。

　　另外，司马懿，在曹操时也无地位，曹丕时也重要起来。

　　陈群、司马懿和魏宗室曹真的地位一样高，成为在曹丕死时受遗诏辅政的人物。

　　世家高门在当时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势力，陈群、司马懿是世家高门的代表人物。

　　曹丕借助他们以巩固曹家政权，他们借政治地位和九品中正制度以发展世家大族的势力。

　　曹魏也有封国制，但名号是虚封，皆不食租。

　　自曹丕称帝以后，朝廷对宗室颇多猜忌，同姓王公甚难自处。他们名义上是王公，实际上毫无权力，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形同囚犯。

　　法令规定：诸侯王皆须就国，不得停留京师；诸侯王不得辅政；诸侯王不得互相交往，也不得与别人交往。陈寿在《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中这样评述魏之王公：“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

　　另一位史家也评论：“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济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以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同上传，注引《袁子》曰）袁子，指袁涣子袁准，著有《袁子正论》。

　　魏王公的具体情况，可以陈思王曹植为例。

　　“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

　　所谓“前过”，就是曹操爱植才，欲立为王太子。

　　曹丕即位后，怀恨在心，故对植特为苛薄严峻。

　　曹丕有一次发世家子弟为兵，诸侯国世家子弟也在发中。

　　曹植上疏恳求停发他的世家子弟。

　　他所陈述的情况，反映了曹魏诸侯王封国的可怜相。

　　他说：“臣初受封，策书曰：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矩。虎贲官骑及亲士凡二百人而名为魏东藩，使屏藩王室，臣窃自羞矣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令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瞆者，二十三人。”

　　就曹植的情况说，里面有曹丕对曹植怨恨的因素在内。

　　但曹魏封国的整个情况和曹植的情况是不会有什么质的区别。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和王公封国的实际待遇，反映了曹丕统治下的政局之狭隘、猜忌的情调，已失去了曹操时期的相当开朗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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