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书｜《海上晨钟》②

　　

　　讲述民族品牌的成长传奇

　　揭示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

　　助力当代青年的精神成长

　　邂逅辗转命定的传世恋情

　　《海上晨钟》

　　苏虹 著

　　作家出版社2022年出版

　　作者简介

　　苏虹，文学博士，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现就职于上海市国资委。

　　出版图书有长篇历史小说《天昏海暗——太平洋战争》，随笔集《无为而治—老子谋略纵横》，时评集《和平的眉角一―世界大局下的两岸关系透视》《和平的守望- 世界大局下两岸关系扫描》等。

　　作为总策划人、编剧之一出品的话剧《大风有隧》，于2019年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剧本《大风有隧》获“第34届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

　　内容简介

　　尘封的历史、隔空的博弈、传奇的爱情，交织叠加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一位不甘平庸的姑娘，无意间走进一段尘封的历史。在那里，她发现了民族制药业的成长壮大，红色资本家的呕心沥血，地下斗争的明枪暗箭……

　　现实中，她亲历国有企业改革转型中的重重矛盾，与朋友、恋人的聚散离合……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有形与无形的得失，让她获得意外的精神成长。

　　

　　上海历史博物馆展览体系由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展构成。我们参观的基本陈列，位于东楼，分“古代上海”和“近代上海”两个部分。一楼为“序厅”，二楼为“古代上海”，三楼、四楼为“近代上海”和“尾厅”。

　　博物馆和设计研究院的专家，一路上不停地介绍修缮设计理念和布展总体考虑。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专家王东林，是一位已经八十多岁的老院士。老先生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温文尔雅，精神矍铄，腰杆笔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多。

　　我们担心他年纪大、走路时间久了身体吃不消，他哈哈一笑，连说：“习惯了！习惯了！”

　　他告诉我们，在博物馆修缮期间，他每周都到现场，上上下下察看。“这是我们设计师的乐趣。你们想想，从平面的设计图纸到最后立体的真实建筑，这是怎样神奇的转化，是不是很了不起？”他很自豪地问我们。

　　“是的，是的。”陶多尔连声附和。

　　我拉了一下多尔的衣袖，悄悄地说：“待遇太高了吧，这么高龄的专家亲自讲解？”

　　“过会儿我还要给他们做专访的。”多尔看似很随意地传递出一个信息，我却从中听出了她的得意。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当年的跑马总会大楼、钟楼。”王东林介绍说，“1862年，一名叫霍格的英国人策马扬鞭，一路从沿泥城浜也就是今天的西藏路起，向西沿上海驱车大道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西路，再向南到芦花荡也就是今天的黄陂路，再到周家浜、洋泾浜交会点，也就是现在的工人文化宫，再沿泥城浜回到起点。霍格马蹄踏过之处，打上木桩围起来，随后建成了号称远东第一的上海跑马厅，就包括这座极具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跑马总会大楼。”

　　“英国人在上海跑马圈地？”我问道。

　　“是啊。”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向义仁接过话茬，说，“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跑马厅是在华外国人的娱乐场所，也是宣示殖民权益的政治舞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每逢美国国庆日，美国海军陆战队都会在场内举行大型操演和升旗仪式。”

　　向义仁西装革履、风度翩翩，颇有学者气质。他继续介绍说：“这里还上演了两次盛大的英皇加冕盛典。1911年和1937年，英皇乔治五世和乔治六世登基，跑马厅连续多日欢庆。”

　　大家一边缓步前行，一边聆听向义仁的讲解。“1950年，陈毅和粟裕签署命令，令市军管会将跑马厅土地所辖南京路以南、西藏中路以西、武胜路以北、黄陂路以东全部收回，作为市有公地，这才真正回到人民手里。”

　　在三楼的“近代上海”部分，我停下了脚步，对向义仁说：“向馆长，您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这部分内容吧。”

　　“那好。”向义仁爽快地答应了。他指着墙上的图片，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上海滩二十世纪初的历史画卷。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风起云涌，江潮激荡。江面上舳舻相接、帆樯栉比，地面上道路纵横、高楼林立，上海滩已然成为中国最为发达的金融中心、工业中心。

　　中国境内中外银行的总部大多设立于此，且功能齐全，资金融通量巨大，除银行之外，证券、保险等业务体系也已经建成。而随着外国资本大举入侵上海，工业化快速发力，贸易、金融与工业相互关联，相得益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九世纪末形成的实业救国思潮，在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中国的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在清廷卖国政策的帮助下，疯狂掠夺中国资源和主权，民族灾难深重，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运动日趋高涨，他们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业的兴趣不断增加，一些委身于外国资本家的洋买办，开始了华丽的转身。

　　“当年毛泽东主席对上海曾有过经典的比喻，盛赞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向义仁转身问我，“你来自上海国企，知道为什么说上海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吗？”

　　“向馆长考我了。”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是因为解放前上海工人数量大。”

　　“你这是定性分析，或者说，你这只是结论。”向义仁笑着说，“如果从学术视角看，你还需要用数据说话。”

　　向义仁指着墙上的展板，“你看，这里有几组数据：1894年，上海已经有产业工人3.622万人，占同期全国工人的47%。1919年，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15万人。1949年，全市工人122.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还不赶紧记下。”多尔提醒我。

　　我赶紧用手机拍下了这几组数据。

　　“我一辈子研究建筑，但最近几年，我却悟透了一个与建筑本身没有太大关系的门道。”王东林兴致勃勃地插话说。

　　“哦？”我很有兴趣地望着他，“王老，是什么门道？能否给我们年轻人说说？”啊！”王东林有点兴奋地答道。他扭头问向义仁，“您是历史博物馆馆长，历史方面您肯定是专家。您认为上海当年为什么会成为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高地？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

　　向义仁与王东林在历史博物馆修缮的两年里，一起研究、修改施工方案，不知开过多少会、商量过多少次，早就成了老朋友。

　　“您有何高见？”向义仁问。

　　“谈不上高见，一点心得。”王东林指着一张上海老地图说，“你们看，当年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个区域，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管理权限和制度，而在三个区域的接合部，形成了管理的薄弱地带和管理缝隙，这为党的早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王老这个思想倒是很新颖、很独到，也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啊！”向义仁轻轻击掌。

　　“请看，中共二大会址辅德里就是新式里弄，也是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会处，当年同期建造的石库门建筑共有四排，‘二大’会址位于第二排。”王东林指着二大纪念馆的位置，“当年的石库门里弄，都是独门独户，每个建筑都有很高的围墙，而且设有前后两个大门，这有利于住户在紧急情况下逃离，特别适合从事地下工作。”

　　“这倒是非常有趣的发现啊！”我颇感惊奇，一位搞建筑设计的工程院院士，竟然对党史研究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我这几年跑下来，有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跨界往往能出奇制胜。”陶多尔也感叹道，“跳到圈子外面，研究圈子内的事，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王老讲得很有道理。上海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经济发达，移民社会，群英荟萃，包括华洋杂处以及复杂的国际联系，都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向义仁接着介绍说，“二十世纪初，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犹如走马灯般频繁变换，政客蜂起，团体层出，可惜这些政治势力或为一己私利钩心斗角，或因会党习气丧失原则，虽逞一时之快，踞一方之地，但终究难成大气候。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政治舞台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不愧是专家，三言两语就把这段历史讲得这么明白！”我由衷地赞叹道。

　　“我这里既是上海历史博物馆，也是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啊。”向义仁笑笑，说，“如果这些我都不了解，我这个副馆长就不称职喽。”

　　多尔对两位专家的专访被安排在历史博物馆五楼的露台。

　　这里是一家名为“ROOF 325”的西餐厅。

　　开设在地标性建筑上的这家西餐厅，犹如出身名门的大小姐，浑身透着优雅气质，静静隐匿于历史博物馆的五楼。餐厅被全透明的阳光房环绕，中间是露天的花园平台。在大钟楼的映衬下，显得别有一番意境。我不知从这里经过了多少次，竟然不知道在上海市中心，有这样一个“大隐隐于市”的西餐厅。

　　多尔正在与两位专家聊着，我要了一杯咖啡，在靠近人民广场的一侧坐了下来。

　　这里是欣赏人民广场风景的绝佳位置。远远望去，处于北面中轴线位置上的市政大厦，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它的西侧是上海大剧院，白色弧形拱顶配以具有光感的玻璃幕墙，夜幕中的大剧院在灯光的烘托下，宛如一个水晶般的宫殿。城市规划馆位于市政大厦的东侧，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展示馆，展示规模在世界同类展馆中首屈一指。而市政大厦对面的上海博物馆，是一座方体基座与圆形出挑相结合的建筑，具有中国天圆地方的寓意。

　　置身历史博物馆，楼下车水马龙，楼顶格外安静。

　　阳光，蓝天，白云……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人也好像变得安静。与上海历史博物馆一路之隔的是明天广场。这座上海第六高的摩天大楼，像一支直插云霄的巨型火箭。

　　天上的白云，快速掠过明天广场大厦的楼顶，让广场充满了动感，盯着看久了，觉得自己好像也在白云中穿梭。

　　我站起身，顺着一侧的南北高架，朝远处望去。那里，就是百年前的新谊制药厂……

　　2

　　1930年，初春。

　　霞飞路新铺的柏油路面，散发出沥青特有的焦油味，习惯了乡土气息的人们，并不觉得刺鼻，相反，吸进肺里反倒觉得特别舒适。道路两旁已有二十多年树龄的法国梧桐树，桠枝刚被修剪过，宛若一个个伤痕累累的身躯，倔强地伸向高处。初露的嫩芽，怯生生地环视周边，似乎仍未走出前一年腥风血雨带来的惊恐。二路有轨电车不时从熙熙攘攘的行人身边疾驰而去，洒下一路叮叮当当的铃声。

　　此时的霞飞路，已有了时尚大街的雏形。

　　霞飞路原名宝昌路。这里成为法租界后，就改名霞飞路以纪念法国名将霞飞。巧的是，上海新谊制药有限公司的前老板，也叫霞飞，马克思·霞飞。

　　鲍永昌的车子从霞飞路拐进马斯南路20号，来到新谊化学制药厂。

　　车刚停稳，早已等在门口的礼宾顺势打开车门。随即，一只锃亮的黑色皮鞋映入人们的眼帘，继而另一只锃亮的黑色皮鞋，也踩到地面上。鲍永昌从车子里探出头，左右看了看，稍作停顿后，满意地露出笑容。身着藏青色暗条西装的鲍永昌，缓缓站起身，风度翩翩、踌躇满志地走下车。

　　?出生于宁波的鲍永昌，幼年丧父，后和哥哥鲍永梁随母亲移居上海，投奔姨妈，不久母亲去世。膝下无子的姨妈将他们视如己出，对鲍永昌两兄弟关爱有加。

　　到了读书的年龄，鲍永昌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的圣芳济学堂，中学毕业后又进入同样是教会学校的震旦大学医学院。大学三年级那年，经由哥哥鲍永梁的推荐，鲍永昌进入英商怡和洋行地产部当了买办。

　　怡和洋行是1832年由两名苏格兰裔英国人，也就是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在中国广州创办的。1843年，上海怡和洋行成立。1844年上海首次拍卖土地，便由怡和购得。怡和洋行早年在中国主要从事鸦片及茶叶的买卖。1872年后怡和洋行放弃对华鸦片贸易，投资业务逐渐多元化，除了贸易外，还在中国内地及香港投资兴建铁路、船坞、各式工厂、矿场银行等。1912年以后，怡和的公司总部搬到了上海。

　　鲍永昌进入怡和洋行地产部这一年，正值生意风生水起之时。鲍永昌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周旋于洋人间，如鱼得水。

　　收入不菲、条件舒适的买办，是当年上海滩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

　　但是，这一切都是别人看到的光鲜表面。

　　看洋人的脸色行事，让从小就很倔强的鲍永昌非常憋屈，他的志向并不只是赚钱。在他看来，男人当干出一番事业，办实业才是真正的事业。当新谊制药厂因业务扩展招募股本时，他凭着当买办练就的商业嗅觉，敏锐地感觉到，改变洋人一统上海西药市场局面的机会来了。

　　他先是迅速筹集资金入股，成为新谊制药厂的股东，接着把新谊制药厂正式改组为“新谊化学制药厂股份公司”，又向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由俄籍德国人马克思·霞飞任总经理。随后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鲍永昌就凭借在怡和洋行的丰富经商经验和广泛人脉，收购了霞飞的全部股份，成为最大股东，担任新谊化学制药厂股份公司的董事长，霞飞则被聘为监制人。

　　排版：王 晶

　　初审：张溯源

　　二审：刘 强

　　三审：颜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