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非常道：帝师陈宝琛的占卜与“汉奸”曹汝霖的长叹

　　在《非常道——1840 —1999的中国话语》序言中,余世存说：“那前人言行组成的历史星空，虽有时世的污染，仍在我们的头顶闪耀。……我相信在我们专注的地方，日子仍会缤纷地展开。”

　　解读《非常道》，于自身而言，是满足多年来的答疑解惑需要；于文史同仁来说，余世存同学肯定为"非常棒的解读，尤其集解，传统学术的功夫"，又说"治近代文史诸家会感谢你的，这是真正的阅读。"希望穿越到那个时代，并进入到历史的上下文，去体会当时的人物和事件，以探究其缤纷展开的思想。

　　正文史景 其五：溥仪的师傅陈宝琛给袁世凯算的易卦“自作孽，不可活”。

　　原文：民国初年，陈宝琛做了大清小皇帝的师傅。一天，陈看见再无别人，就从怀里拿出一纸条，神秘地对溥仪说：“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溥仪见卦词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陈解释说，这是说皇上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他，是个吉卦。陈师傅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结果一切都是吉利的，宽慰皇帝可以大大放心，并摇头摆脑地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憨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不我能疾，不我能疾，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疾于我乎？”

　　解读：1912年2月12日，清廷在袁世凯的逼迫下，同时在袁世凯许诺了皇帝退位后清皇室所能享受到的优待条件后，最终隆裕皇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宣统皇帝退位。袁世凯给清廷的退位条件是中国历朝历代最为丰厚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共8款，不光皇室财富得以保存，生活无虞，而且皇帝特权、政治地位依旧很高，“尊号不废，陵寝永奉”，这些优厚的条件使清室迅速接受了逊位的要求，结束了千年帝制，亦使中国在最危险的时刻避免了国家分裂的风险，维护了法理上的统一。与袁世凯相比的是，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紫禁城，溥仪很快被清朝遗老和日本人利用。即便如此，在陈宝琛心中，如同窃国大盗的袁世凯，必为清廷深恶痛绝。

　　陈宝琛是晚清时期的国学大师，早入翰林，直言敢谏，同张之洞、张佩纶、宝廷被誉称为"枢廷四谏官"，后来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陈宝琛于清朝可谓是忠诚至极，梦想复辟帝制，让溥仪重新登上帝位。因此，他对袁世凯登基一事恨的是咬牙切齿。在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记载，陈宝琛听闻袁世凯称帝，天天茶饭不思，恨不能亲自刺杀袁世凯，精通周易八卦的陈大师为此烧了龟壳，占了蓍草，结果都是大吉之象。而“不我能疾”的意思就是说袁世凯将会得恶疾不治身亡，事实证明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被逼下了皇帝宝座，退位后仅仅3个月就死于尿毒症。

　　虽然陈宝琛对溥仪十分愚忠，但是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之人。光绪四年时清朝派遣崇厚出使俄国，由于贪生怕死擅自签订不平等条约，陈宝琛大哭上书要求“诛崇厚，毁俄约”，指出国家不能失去主权；溥仪登基之后，陈宝琛又率先发起为戊戌六君子昭雪的提议；后来溥仪受日本的诱惑前往东北时，更是拼死谏言“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坚决反对溥仪和日本人同流合污。溥仪前往东北后，陈宝琛返回京寓，1935年郁郁而终，享年87岁 。

　　正文史景 其六： 曹汝霖递交“二十一条”后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原文：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解读：平生英武自许且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袁世凯，当然深知“二十一条”的厉害，认定这是日本“直以朝鲜视我”，就是企图将中国变为保护国朝鲜的翻版。

　　据说，袁世凯看到此款一时震怒。日方也知道这几条容易招致中方的强烈反对，因而特别注明是建议性条款。此后几个月，双方外交官——自然包括袁世凯素所倚重的曹汝霖——进行了极为艰难的谈判。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

　　段祺瑞曾主张不惜和日本一战，但当袁世凯问段祺瑞，如果真的动武，中国军队能够抵挡多长时间时，段的回答是三个月。其间，中方做了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基于日本不希望西方列强知道自己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之前曾要求中方对“二十一条”严格保密，中方故意将内容透露出去，一方面是企图引来西方列强的干涉，另一方面是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日行为，向日本施压；第二是按曹汝霖的建议，寻求日本政界元老的疏通和理解；第三是拖延时间。弱国无外交，在当时的国情世情之下，曹汝霖们似乎也没有更多的路可走。比如严复就曾说过：“吾国今日政策，舍‘忍辱退让’四字，亦无他路可由……即是渠欲杀、欲夺，是固难忍，然一思战后丧亡，较此为多，且与口实，则难忍者或亦可忍。”

　　1915年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日本政府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午后六时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5月8日，袁世凯政府大体同意了“二十一条”中的一至四号条款，“直以朝鲜视我”的第五号条款则坚拒协商。后来的史家有意无意中将“二十一条”视作一个整体，断言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因而是一帮卖国求荣的汉奸，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多年后，当曹汝霖回首往事时，仍相当不甘地写道：“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从当时留下的史料看，袁世凯及手下诸公部分同意了日方的“二十一条”，此事对袁等人触动极大。袁世凯事后发表《告诫百僚书》，深自检讨，并对部下声泪俱下地说：我们一定要奋起，再不自强就要完蛋了，我们要好好地干，十年后再跟日本人算账。袁世凯下令，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要求全国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以此警励国人毋忘此日，誓雪国耻，称为“五九国耻”。

　　日本方面在此次交涉未全面达成既定目标，外相加藤高明下野以示负责。 当时的西方报纸也赞扬袁世凯“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胡适评价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在我们看来，这“胜利”和“史所未见”，连同曹汝霖百年之叹，如此令人心酸、心碎。

　　“二十一条”已然将曹汝霖炒作成举国上下人所皆知的亲日派，甚至是欲寝其皮食其肉的汉奸和卖国贼。接下来，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学生运动，更使得汉奸和卖国贼的铁帽子扣在了曹汝霖头上，万劫不复。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留居华北，不与日本人合作，算是保持了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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