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二十四史

　　司马谈为太史令，职掌天文，不与民政。他论述六家学术优劣，独推崇道家。汉初以黄老之学治天下，到汉武帝时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因为改良后的儒家学说适应了大一统王朝的政治需要，也满足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虚荣。

　　

　　司马谈之子即司马迁。司马迁生于龙门，其地在黄河以北、龙门山之南。司马迁十岁习诵古文，二十岁南游江淮，登会稽，探禹穴，游历九疑，泛舟于沅、湘。又北涉汶、泗，在齐鲁故都研讨学问，观孔子之遗风；在邹、峄学习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后经梁、楚之地还乡。后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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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而太史公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参与其事，发愤而病将垂危。恰好司马迁出使回来，在河洛之间见到了父亲最后一面。司马谈抓住司马迁的手哭着说，司马氏为周朝太史，显功名于虞夏之世，后世衰落，我死之后，你为太史，要继承祖先的事业，要完成我想要写作的史学巨著，继承父祖的事业才是大孝。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周公赞美文武之德，宣扬周邵遗风，祖述太王、王季，至于公刘、后稷。幽王、厉王以后，王道缺，礼乐颓，有孔子整理典籍，论诗书，作春秋，学者以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年，史书放绝。如今四海一家，主明臣贤，忠义之士，未载于史册，令人惶恐，这是你的责任！

　　

　　司马迁听了父亲的遗言，俯首垂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整理典籍和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的第五年，即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朝廷改用夏正建寅，施行太初历，以农历一月为正月。秦朝建亥，以十月为岁首，汉代秦，沿用秦朝历法，至此改历。

　　司马迁说，先人有言：“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现在应该有人正易传，续春秋，本诗书礼乐，自古当仁不让，我又怎敢推辞这个职责呢。上大夫壶遂问，孔子为何作春秋？太史公说，董仲舒讲过，周道衰，王纲坠，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于是褒贬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得失，作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使国家政事通达。

　　

　　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附见于时事，更见深切显明。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纲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褒善惩恶，尊贤重能而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经长于变，《礼》经长于行，《书》经长于政，《诗》经长于风，《乐》经长于和，而《春秋》长于治人。因此，阐发道义，拨乱反正，以《春秋》为第一，万物的道理尽在《春秋》之中。

　　《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易》经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又说“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可见，为君者不知《春秋》，为政会失其根本，前有谗佞而不见，后有贼臣而不觉。为臣者不知《春秋》，就会墨守成规，不懂与时俱进，灵活变化。君父不通《春秋》，必蒙首恶之名。臣子不通《春秋》，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壶遂又问，孔子在他生活的时代，上无圣君治理国家，下得不到任用，所以孔子著《春秋》，以空文断礼义，为帝王行事法则。现在太史公上遇明天子，下得为官守职，万事皆备，各得其宜，做史书何为呢？司马迁说，伏羲至纯至厚，而作《易》八卦；尧舜之盛，载于《尚书》，而礼乐兴焉；汤武之隆，诗人颂扬；《春秋》褒善贬恶，推崇三代盛德，称美周王室，并非仅为讥讽。

　　汉朝建立以后，天子圣明，符瑞屡见，封禅泰山，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恩泽流布四海，海外殊俗之地，辗转来到汉地，愿意入朝贡献者不可胜数。臣下百官虽然竭力颂扬天子功德，言犹不能尽意。况且士人贤能而不被任用，是有国者之耻；君主圣德而不能广泛传布，是臣下的过错。我为太史令，岂能弃置天子圣德而不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述，而且违背先父的遗言，罪莫大焉。

　　

　　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的第七年，遇李陵之祸，囚禁狱中，身遭腐刑。于是喟然兴叹，惜著作不成，故隐忍苟活，退而思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遂终成《史记》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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