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礼与“臣服”思想

　　儒家思想一向重视“礼”的观念，其核心二元“仁”与“礼”需相互配合缺一不可。“仁”既服务于“礼”，同时也是“礼”的基础。“仁”与“礼”的结合，就社会方面而言，为保证社会正常秩序奠定了基础，是要为社会生活确立一种规范，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个人方面而言，是要为个人确立一种安身立命的观念，以获得身心性命的寄托。儒家“礼”的思想讲求“君臣父子”这样的尊卑亲疏关系，无论是具体礼节还是天命观等方面都有此内涵。《礼记·曲礼》诸多条目内容明确通过区分身份等级，限制臣民行为，压抑人性欲望，其中都蕴含有“臣服”思想。

　　

　　（一）“臣服”对象的阶级变化

　　礼制基于的群体是贵族群体，诸多条目中表明国君、大夫、士的做法，而对于庶人，大多数时候并不提及。这种等级上的划分和内容的忽略便是一种秩序性，其中也蕴含着“臣服”的思想。儒家认为“礼”面对的是具有良好道德情操的贵族，而礼不过是在预设之上的约束，让其明确自己的身份和尊卑有别的社会环境，不能够僭越，需得臣服于高于自己的统治阶级；同时不能够做出不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事。

　　

　　《礼记·曲礼下》中多描述了例如称谓、丧服、祭祀等重要的礼制要求，将别尊卑完全体现，在教育、生活诸多方面都体现着一种阶级上的臣服，如此形成的社会环境也拥有一定的教育和约束意义，这种细微的教化，会将邪恶和逾越慢慢禁锢。《礼记》认为，礼是“人道”之根本，刑罚不足使人保持耻感，所以，必以礼乐为先。礼乐刑政的统一，才是“王道”政治，也正是因此，儒家所倡导的礼制约束力更强。

　　

　　（二）“臣服”思想的重要体现

　　“臣服”思想体现在儒家之礼的人欲控制上。儒家思想对于人的欲望的控制既有其保守的一面，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儒家讲究“礼”最初是为了克己复礼，让乱世回归周王朝井然有序的统治，也正因为如此，它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儒家的“礼”中由蕴含了很多“仁”的内容。可以说，在当时战乱频仍、礼崩乐坏的年代，没有规矩成了最大的规矩，每个人都希望可以通过武力或者其他强制力拥有更多权力或财富，而儒家在陈述臣民义务的同时，强调了天子国君等统治阶级应尽的责任义务以及对臣民百姓的体谅关怀之情。

　　

　　这种蕴含在统治之中的关怀是儒家思想最为进步之处，也是人道主义体现得淋漓尽致之处。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言：“春秋时人道主义固已发达。”不仅仅是先秦时期，“控制人欲”更是儒家之礼漫长发展中不能忽略的重要部分，例如后来的“存天理，灭人欲”，便是讲求人要让自己的欲望有度，不可太多太过，而此观点在《礼记·乐记》中就有提及：“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儒家之礼下限制臣民欲望，上约束天子行径，同时以恩赏为主，带有一定法律作用。和谐社会的根本是人，因此对于人的欲望进行干预，让他们都能够恪尽职守，不多贪多占，逾越自身，才能使社会井然有序，是治理社会的基础。

　　（三）“臣服”思想的培养与“尊礼”思想

　　最后，统治的基础是人，除了对其欲望的约束外，更重要的是其“尊礼”思想的养成，而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由内而外的臣服，此种“臣服”并不是简单地畏惧权势和地位，而是对正确的礼仪，高尚的德行，出于本心的仁德的一种敬畏和向往；换言之就是追求成为德行高尚的君子。

　　

　　“君子”是孔子的理想化的人格。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君子虽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是事业的正当性。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要尽“中庸之责”，同时需要从容淡定，不急功近利。臣民对“君子之道”的追求更是儒家“礼治”得以实施的重要基础。可以说，“君子之道”是儒家“仁”与“礼”结合的最重要标志。儒家思想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人必须要存有羞耻心，敬畏心和恻隐心，更重要的是需要对良好德行及高尚情操有所追求，才能够提高人格素养，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儒家的礼制是植根于精神层面的，虽然追求的是“复礼”，但更重要的是在“兴仁”。可以说，“仁”是“礼”的基础。“君子之道”强调人的行为应当是发自于内心的自觉的行为。这种理论对于人格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若是贵族，便可不卑不亢，若是平民，会安心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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