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越骅 王晓朝：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化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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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古代文化遗产的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在现代学术语境中遭遇了伦理内涵合理性以及阐释方法合法性的困境。随着伦理理论回应道德实践的呼声日益增强，古典伦理又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复归，在古今对照视野中成为伦理学方法进步性的检验依据，在伦理类型学中成为美德伦理运动的原型。对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进行转化研究必须具有文本与历史语境的基础，需要在相关学科群的协作下弥补文献、论证逻辑、命题合理性、道德生活世界、社会与个人历史、思想发展阶段等的支撑性知识的缺失。以此为鉴，运用跨文化视野下的发生学方法，梳理源流、重建谱系，将有助于加深认识中西古代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进而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资源， 促进文明传统对话，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伦理共识基础。

　　关键词：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 跨文化视野 发生学方法

　　作者：陈越骅，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杭州 310028)；王晓朝，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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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伦理思想史的编撰并非史料的简单堆砌，往往是作者基于特定哲学视野、凝聚当代伦理问题意识、运用合适的方法论、采用同行认可的写作规范最终形成的智力成果。研究者无时无刻不在思想与文本之间进行着复杂的协调，进行着主动的思想创造活动。为何论述某位思想家而忽略另外一些思想家、为何重点阐述某些伦理命题而对别的问题一笔带过、为何赞同某些学者的文本阐释而反对另一些学者的文本阐释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编撰者的学术范式认同和方法论抉择。学术共同体主流的学术范式提供了思想转化的现代学术话语体系，而具体研究采用的方法论则提供了思想转化的内在机理和呈现角度。贯穿整个思想转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古代伦理思想具有什么现代价值? 作为经典伦理思想类型，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现代命运还将我们引向更宏大的主题：传统伦理思想如何进行现代转化与跨文化交流。

　　毋庸置疑，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在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史料整理、研究译介和基础解读等知识储备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与长足进展。每一代研究者必须以恰当的哲学思考与伦理学方法不断激活古代伦理文本里蕴含的思想，并回答人类伦理生活面对的根本问题。我们认为中外学者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交流已经比较充分，诸种方法皆可为我所用。然而，立足百年而展望前景，我们逐渐沉淀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旨趣与学术传统，已经踏上了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层面的自觉反思新阶段。概言之，中国研究者对核心问题的解答需要在两个基础层面有新的突破：一个是理论性的，即凝练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让古代伦理思想以有生命力的形态在跨文化土壤上重新展开；一个是文本性的，即夯实古代伦理思想的文献载体与历史语境研究。两者并非截然有别，而是互相敞开又互为支撑的。

　　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具有类型学上的统一性，本身经历了漫长的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中国学者完全具有对其进行跨文化转化的理论基础和学术能力。本文首先将择要梳理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传统现代转化的历史图谱，揭示这个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及其根源，探讨代表性学者重拾古典价值并进行现代转化的学术发展轨迹。这也将有助于我们破除对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研究仅是故纸堆整理的刻板印象，思考方法论的理论发展线索与创新的可能。其次，我们将分类叙述古代伦理研究开辟跨学科研究空间并受其反哺的前沿进展，阐明文献与历史语境研究的突破方向。最后我们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将总结对传统伦理思想返本开新的有效模式与方法。我们认为，研究者需要具备跨文化的视野，在相关学科群的支撑下，运用发生学的方法，从历史语境、文本、观念、命题、学理等层面系统把握古典伦理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过程，重塑其源起的主要原因、发展的基本阶段，从中挖掘现代道德建设可资利用的伦理资源。

　　一、西方古代伦理思想的现代困境

　　古希腊伦理思想在《荷马史诗》中就已有生动的体现。古希腊伦理思想是古希腊伦理学得以建立的思想资源和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反思。古希腊哲学家普遍重视伦理研究，而其中又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传承性的论述为伦理学发展的高峰。随后，希腊伦理思想在希腊化时期随着希腊文化的扩散而影响了地中海文化圈的诸民族文化及其道德观念，最终被拉丁罗马文化所吸收，形成了特定的“希腊罗马伦理思想” (Greco-Roman Ethics)的谱系形态。在这个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学派百家争鸣、思想家人才迭出，但他们共享了一套相对固定的伦理思想核心概念与论辩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源于希腊语的(对应拉丁语virtus，英语译为virtue，中文译为“美德”或“德性”)，在伦理思想中特指人拥有的优秀品质。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指出的，最主要的四美德有：正义、节制、智慧、勇敢，它们之上的最高统一者是“至善”。罗马哲学的代表西塞罗抓住希腊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把政治责任与公民义务当作首要的美德，发展了适合罗马共和国的伦理思想，重整了适应主流文化发展的道德准则。这一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伦理思想因此被称为“美德伦理学”。这种伦理学类型带有很强的目的论色彩，伦理行为的目的是善，其最终目标是至善，或者具体为人的“幸福”(eudaimonia)。美德往往被认为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所以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又被称为“幸福主义”。相对而言，中世纪的伦理思想以“信仰”、“恩典”、“拯救”等一系列宗教概念为核心，将超然的上帝作为伦理基础，虽然也保留了“美德”的概念，但却是一套范式已经转变了的伦理思想体系。近现代的西方伦理思想的特质比较集中表现在“效果论”和“义务论”两条线索上，关注人的行为或者结果而不是人的品质，呈现了古今差异的景象。在20世纪中叶，部分欧美伦理学者发起了“美德伦理学”等思想运动，倡导重拾古代伦理传统。他们针对近现代以道德规则和伦理行为为本位的伦理思想，提出重新将伦理研究重心转向人的道德心理、道德修养和道德生活，因而更加亲近古典伦理。伦理思想在不同时期之间存在继承、批判与扬弃的关系，相同的术语在不同哲学体系、历史时期、范式框架之中具有核心共性又演化为不同的概念家族。因此，我们不能把外形相似的术语等而视之，而要对术语背后的伦理内涵、范式基础和方法论依据加以梳理和辨析。

　　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并不是简单地被新的伦理文化取代，而是在跨文化的冲突与调和的过程中，不断转化和生成新型的伦理文化，并且这个转化的过程持续至今。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是解读现代伦理的重要钥匙。它为后续许多文明传统提供了一套堪称文明底色的原初伦理概念和基本道德原则。它当然也是西方伦理文化的根源，不仅在中世纪被基督教伦理吸收和转化，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现代启蒙思想家那里更成为文化更新的重要来源。以古为师的历史回响，我们可以在黑格尔著名的论断中找到，他说“到了希腊人那里，我们马上便感觉到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家里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精神’的园地”。现代社会的兴起同时也带来了对古典与传统的批判，令人们开始走出了盲目崇古的理想乡，向着历史进步主义的方向前行，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以下根据语境简称“古典伦理”)在新的知识结构中遭遇了困境，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伦理内涵的合理性以及诠释方法的合法性。

　　曾经担任古典学教授的尼采是古典文化的推崇者，但他也从文化批判视角预示了西方古典伦理思想的现代危机。当他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时候，在批判基督教伦理的同时也把古典伦理拉下了文化的祭坛。一方面，他认为伦理思想植根于民族神话的土壤，因此移植外国神话(也包括古希腊罗马的民族神话)是不可能的，甚至必须把曾经的“苏格拉底—亚历山大里亚—罗马”伦理传统排除在外。他批判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西塞罗所传承的伦理思想主流，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将道德做理性化处理的“日神”精神，理由是这种做法毁灭了作为本民族伦理土壤的神话氛围，导致民族生命力的枯萎。另一方面，尼采相信复兴希腊的古风是最终实现德国的民族精神更新的必由之路。他所提出伦理重建的药方是“酒神”精神。这是他个人对希腊秘仪文化(而不是伦理思想内涵)的现代提炼，也是重估古希腊罗马伦理价值得出的反传统结论。我们可以据此推论，他反对的是失去生活根源的古典伦理内容，推崇的是古典的民族伦理精神。民族伦理精神的更新需要回到本民族的历史根源，不能将活生生的道德实践过度理论化，也不能生硬地移植伦理观念。

　　道德的起源只能在人本身及其历史中寻找。进化论思想成为了尼采反叛传统的有力武器。基督教与古典伦理用神性起源为道德赋权，其理路是从神到人，但现在新的科学事实却要求伦理思想在解释道德起源问题时必须阐释从自然动物到人的发生理路。具体的道德观念主要是人类的自我建构，因此受到历史的路径积累的约束，脱离开历史的伦理思想只不过是空中楼阁。

　　另一种批判古典伦理的理由是它失却了指导现代生活的理论有效性，典型例子来自杜威。他认为，诸多希腊伦理思想流派的任务以及理论有效性来源都是寻找一个终极合理的基础和目的，从而古典的道德和社会价值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古典伦理总认为只有内在善(目的)才有真正的价值。但是不仅学派之间的至善学说相互矛盾，而且诸多“自然善”与“道德善”在具体场景中相互冲突，彼此缺乏共同认可的价值排序标准。这种用同一个至善理论处理诸多道德情景的做法在现代生活中显得笨拙而荒唐。相反，杜威提出只能在具体事情和情景才能实现道德目的，在生活本身才能获得各种善。所谓人的生活是一个包含各种目标和行动的整体。杜威因此声称，只要生活是有价值的，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道德目的就都是有价值的。在古典伦理中被轻视的世俗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是人的整个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不再只具有工具的价值，而是具有内在价值。杜威认为，古典伦理思想忽略具体和特殊的道德场景，既不合理也失去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行性。

　　在古典范式中，伦理学与自然哲学是相对分离的。相反，杜威认为，只要有益于认识和救治具体的人类苦难，科学就不仅是道德的，而且是道德科学的方法和道德研究的一部分。他进而呼吁：“科学意识与人的价值意识完全结合起来”。这种伦理认知的新情况无疑是与科学在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有关。相对之下，古典伦理缺乏对个体特殊性的关怀，也轻视了道德实践的外在条件。如果说，尼采还寄希望以古典伦理精神对受了基督教洗礼的现代伦理起更新作用，到了杜威那里古典伦理就是要被改造的旧体系。

　　在哲学学科内部古典伦理的命运则更加严峻。20世纪英美哲学系的主流是分析哲学，古典学系才是古希腊罗马思想研究的重镇。古代伦理的哲学研究者采用逻辑和重建论证有效性的分析方法检验文本的道德语言，基本只关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仅把古代语言当作工具，忽略综合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古典学保留了古典伦理作为古风的历史价值，近数十年来为古代哲学研究持续提供了历史语境方面的知识和人才支持。然而，语言与逻辑分析方法已经渗透到英美哲学传统的各个领域，也形塑了古典伦理思想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古典伦理思想其实无关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对于现代伦理理论的建构并无关系。

　　分析方法确实丰富了我们对古典伦理命题论证形式和有效性的认识，但他们往往并不考虑其历史语境，许多与形而上学紧密关联的伦理命题被认为是伪命题或者无意义。一方面，分析伦理学将古典伦理命题与对应的现代伦理命题等而视之，因此，古人与今人被认为可以在一个层次上就某些问题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得出一些可以运用到日常伦理的结论。这当然也是分析方法在学术上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古典伦理的形而上学内容遭到批判。例如，摩尔批评古代诸多伦理思想在“善” (Good)的定义上都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摩尔解释说，首先“善”是不可定义的、最单纯的概念，其次只有自然事物存在，概念的善不能够是某种存在的自然事物。从柏拉图时代开始的“形而上的伦理学”总是假设“至善”具有实体性的存在，并且总是运用没有任何现实所指的形而上学语言，因此是错误的。他实际上指出了古典伦理思想混淆了“事实”与“价值”或者“是”与“应当”。普里查德更是表达了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失望，认为道德行为源于对义务的道德直觉而不是因为欲求某种美德，因此美德概念无法成为道德哲学的基础。黑尔在《道德语言》中定义伦理学为“道德语言的逻辑研究”。在这种理论态势下，古代伦理文本就只剩下道德语言分析的哲学价值。

　　分析伦理学范式中，古典伦理思想主要的现代价值是提供了哲学分析的材料，其厚重的历史感被压平。西方现代伦理思想中常用的基本伦理概念都有一段复杂的演变史，分析伦理学家虽然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更倾向于做清除含混性的“语言治疗”工作。他们认为古典伦理命题并非自然语言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直接，而是在底下潜藏着真正的逻辑结构，需要运用正确的分析方式和逻辑符号将其揭露出来。例如他们分析古代伦理词语的各种前提和使用条件，力图使得该词的意义和用法清晰和一致，重建古代伦理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评价逻辑论证是强还是弱，揭示理论系统的逻辑完备性等等。他们相信能够被叙说的东西都能够被清楚地阐释，其中不存在任何神秘之处。这种进路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让传统思想在分析哲学的主流中得到关注，而不是为了传统本身。

　　分析方法以“元伦理学”的形态对古典伦理思想进行合理性审判，但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质疑。例如，道德语言的形式并不能代替规范伦理的内容，因此分析伦理学往往被批评缺少针对现实和具体道德问题的说服力和批判力。有分析伦理学家反思并坦言：分析方法的长处是理论，它应该提醒我们关注细节，而不是用理论令人们对伦理思想望而却步，因为道德考虑并非单纯的理论思考，而是与人类复杂的生存体验联系在一起。不可否认的是，分析法至今仍然是英美古代伦理思想研究的基本技术手段。

　　总之，在过去百年的知识氛围中，人们对古代道德谱系和传统伦理价值的理解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代生活与学科范式的演变而不断重塑。当古典伦理以现代学术话语的面貌呈现，研究者必须对方法论与伦理思想史编撰的哲学基础有自觉认识，否则失察了过去以及进行中的范式转换，就会混淆不同范式间的问题意识和讨论语境，最终容易陷入时代错误、意义混乱甚至价值虚无的境地。古代文本的体量已经基本固定，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的重估更重要的是阐释范式的转型，具体来说必须依靠方法论及具体研究进路的持续创新。古典价值的危机往往不是简单抛弃的信号，而是指出了伦理思想变革的方向，从而实质上对传统的批判也是其现代转化的一部分。

　　二、方法论与古典道德谱系的学术重塑

　　西方道德理论具有一种从日常道德判断反思道德原则的方法论特质，而且人们常将运用理性追问伦理普遍性原则的方法归诸苏格拉底。这种历史根源性连贯古今并使得西方道德谱系有别于其他文化的道德谱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越来越尖锐与复杂的现实伦理困惑，主流分析伦理学的失声越来越令人失望，越来越多的伦理学家呼吁伦理学要“回归生活”。于是，找回失落的古典伦理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选择，既因为它具备文化根源的亲切感，又因为它在道德生活方面凝结了丰富经验。古典伦理思想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在现代伦理救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古典价值的现代转化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

　　1. “古今对照”模式。古今道德理性精神的一致性，让本原性的古典伦理成为检验伦理学方法进步性的历史坐标。现代伦理学家西季威克的《伦理学史纲》在为英语世界读者建立伦理思想叙述脉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他本人的方法论深受希腊伦理思想影响。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被看作西方伦理思想三大时段的第一段，并且内部也存在萌芽、发展和成熟等的发生过程。西季威克具备深厚的古典学训练，他以“幸福—美德”伦理为讨论起点，能够熟练地引用和分析代表性的古代伦理思想。但他不无敏锐地指出了古今伦理思想存在巨大差异，他说，“伦理学时而被看作对真正的道德法则或行为的合理准则的一种研究，时而又被看作对人类合理行为的终极目的——即人的善或‘真正的善’——的本质及获得此种终极目的的方法的一种研究。”古代伦理使用普遍的类属概念，如“善”，而现代则用特殊的概念例如“正当性”对行为作道德判断。这两种伦理范式的矛盾把他引向了人如何进行伦理思考的道德推理过程研究，即他称之为确证道德行为合理性的“伦理学方法”。他称赞亚里士多德代表了古希腊伦理的成熟阶段，并引以为自己方法论的来源。亚里士多德运用了“苏格拉底诘问法”，在对古希腊道德常识做细致比较和建构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出伦理反思。但这种方法在伦理学上是“二阶”的，是对人们实践理性的原则作思辨性分析，而不是阐述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共识性原则本身。这两个层次落实到日常道德生活却是冲突的，不可能同时进行，因为人的道德意识需要更加直接明确的依据。从西季威克的例子我们可看到古典伦理方法论的现代复兴带来了两种潜在张力，一是元伦理的方法论兴趣，二是对古代伦理价值的历史根源感。

　　伦理思想的“古今对照”之所以可能，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古今伦理思想的理论场域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以相互转换的。罗尔斯的分析表明，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产生了不同的核心问题，继而产生不同的思想范式，进而表现为不同的概念家族和适用的道德词汇，然而伦理思想之间本质上是多元通合的。古今之别让我们更自觉地思考现代多元文化语境中新的伦理难题。今天的人们不再像希腊人那样单纯地属于同质的共同体，只需要思考一种伦理价值中自己的生活如何可能，而是在理性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中，除了思考自己还要探索如何与别的伦理价值中的人们共同生存的问题。罗尔斯认为，西季威克建立的现代伦理学方法还有补足的空间，那就是还需要考虑道德的社会作用以及人的观念。在康德伦理学之后，现代建构主义把人抽象为平等和自由的道德人观念，同时在社会概念中看待道德的作用。但是，这种新的现代伦理观念不应该忽略甚至抹去不同伦理传统的差异，反而是应该更加尊重和理解每一种伦理传统。“道德真理”的概念是有问题的，逻辑、数学和语言的方法应该先悬置起来。我们可以取得进步的是通过研究伦理传统以及代表性的思想家加深对诸道德观念的理解，因为道德观念对人的影响力是实实在在的。

　　2. “伦理类型学模式”。另一个点燃古代伦理研究兴趣的因素是方兴未艾的“美德伦理学”运动。众所公认，美德伦理运动的肇始者是英国重要的分析哲学家安斯康姆，她在1958年发表了“现代道德哲学”一文为后续整个运动实质上设定了研究纲领。她以分析哲学的视野，在论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 (1)除非“我们”有足够令人满意的心理哲学，否则现在“我们”做道德哲学研究是没有结果的； (2)现代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如“道德义务”、“道德正当”、“道德意义的‘应当’”都应该被抛弃，因为它们只是不再存活的伦理观念体系的残存物； (3)从西季威克到当下的英国道德哲学统统是后果主义。对于我们关注的古典伦理，我们可以在这个纲领中区分两种现代价值。

　　首先，安斯康姆总体上认为，道德概念需要使之有效的道德语境，过去伦理思想体系残留的道德语言对于今天的道德哲学就是“有害的”，必须在分析基础上予以净化。基督教传统为伦理的律法观念(如“义务”和“应当”)提供了“神圣律法”的信仰体系作为根基，如果失去了这个根基，加上“道德的”前缀的众多概念仅剩下心理效果而不是实际意义。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传统的神圣立法者的道德语境。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支撑道德概念有效性的古今思想体系是完全不同的，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古代的道德概念失去了存在的思想背景，但是对它们的研究仍将有利于现代道德研究澄清所使用的传统概念。

　　其次，在进行“哲学治疗”之后，安斯康姆提出从生物学与人类生活两个方面彻底重建道德哲学基础的设想。她排除了历史上的律法主义、契约论、后果主义等方案，认为美德伦理是最后剩下的未来道德哲学的可能方案。借助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作类型学反思，安斯康姆认为“道德”的范畴其实表达的是“人类激情与行动的联系”，因此对道德进行研究的前提是对意向、欲望、快乐等心理以及行动作概念分析，即心理哲学。但是从西季威克以来的现代伦理学家们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基础，那么他们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不能令今天的哲学满意的。因此，未来道德研究的任务是先建立心理哲学，从对各种心理和行动的概念分析开始，最后到达的是“美德”。美德是指人之为人的规范。例如从生物学上看(而不是从统计学上)人类具有多少颗牙齿，这个数目就是规范，那么美德研究就是“从生物学以及与生活各部分(能力、功能、对所需之物的使用)相关的思想活动和选择”推断出诸多人类规范。这些“美德”的总体就是“人性”。因此道德研究应该最终有利于人性的发展。

　　对于安斯康姆而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先哲启发了美德伦理这种伦理思想类型的现代重建方式，以及最困难的“人的繁荣发展”的理论难题。她确实承认这个纲领与古典伦理的理论相似性。例如，她提出，在没有神圣律法的伦理理论背景下，“规范”概念不再简单等同于“律法”，而是更多地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概念相近。但这不是说通过“复古”解决现代道德建设的问题。因为她提出“从人的本性、行为、美德特质、最后到人的发展”是当下伦理研究需要填补的空白，实际上是分析性的心理哲学研究的任务。从安斯康姆这个源头看，美德伦理运动是现代道德哲学自我反思的结果，但仍不失为古代伦理思想反哺现代伦理思想的代表性案例。因为现代美德的蓝图和框架实际上借鉴了历史上的古代美德伦理。

　　3. “重述传统模式”。经过几十年发展，现代美德伦理学形成了自己一套足以与行为伦理学并驾齐驱的体系。麦金太尔受到安斯康姆启发，是美德伦理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旨在复兴美德伦理类型学，而且还推崇古典道德内涵的历史意义，认为重述道德传统的过程也就是道德理论重建的过程。

　　重述古典伦理历史是真正理解现代伦理思想必不可少的一环。麦金太尔指出，现代道德语言与实践的混乱状况源于思想历史的断片，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通过重述历史找到现代问题的根源以及伦理规则的正当性，而合适的起点就是前现代伦理思想的内核——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传统。之所以这个传统的内核代表是“亚里士多德”，因为他的伦理学是对古典道德传统(包括行动、思想和话语)的总结和继承，又对后来的传统延续提供了资源。麦金太尔区分了古代四种美德理论：(1)即荷马史诗的英雄社会美德，以勇敢为核心；(2)雅典诸美德，特别是柏拉图试图将美德建构成理想的城邦政治概念的工作，以正义为核心；(3)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美德，这个传统把《尼各马可伦理学》作为经典，以智慧为核心；(4)中世纪美德，斯多亚学派是鼻祖之一，以律法为核心。他认为，对前一种类型的理解是理解后一种类型必不可少的基础，而且任何一种类型都与当下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讲述英雄时代的故事是世界上各个古典文化最初的道德教育方式。英雄社会的美德是指人通过行为显露出的属于自身的优秀品质。诸美德的核心是勇敢，它既是优秀的自然人的品质，又是共同体领导者的品质。英雄作为美德集合体就是对人类脆弱境况和必死宿命反抗的理想化身。虽然由英雄带来的史诗感仍激荡在现代人记忆深处，但是现代人却很难理解他们主要在战场上体现的“勇敢”。因此，即使分享了类似的术语，古代的种种美德论仍然让现代人感到陌生，而这种陌生感源自历史阶段的间隔。为了阐述本原阶段与现代的联系以及更好地理解现代思想的特性，我们就必须回顾各个中间阶段。我们使用的任何德性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因此，重述道德历史，也就是叙述我们自己。

　　古典伦理另一个重要性还在于它是现代两种根本对立的道德选择的一个选项资源。麦金太尔称这种对立为“尼采或亚里士多德”，或者“个人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他认为，西方伦理学和社会学经过三个世纪的努力对于自由的个人主义仍然没有提供一致和合理的辩护论证。相反，以合适的方式重述亚里士多德传统能够帮助人们重新理解现代的道德、社会态度和社会承诺，并恢复它们的合理性。因为该传统经过了历史检验，在其中能够挖掘出界定其道德体系核心的持久性原则，这种原则能够用以应对未来的挑战。许多学者批评麦金太尔回归已然逝去的伦理传统的谋划缺乏社会文化环境，他则反过来批评分析伦理导致道德语言的破碎。随着对美德传统的更进一步追溯，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美德伦理并非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一家之言，而是一个古代伦理思想传统的综合。

　　上述主要现代转化进路并非截然对立，只是理论立场的差异，彼此其实相互关联，它们从根本上仍然是作为现代伦理知识结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不管整个知识图景中有多少思潮的涌动和相互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古典伦理谱系在错综复杂的理论图式中被过滤、裁剪和解读，被按需求进行现代语言的复述和现代意义的重塑。这种状况回应了道德实践的要求，也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极大地构成古希腊罗马伦理研究的时代底色。正如我们不能把古代伦理概念摘出其历史语境加以理解，我们也同样不能够忽略现代理论的知识积累而对着古代材料闭门造车。如果我们把前述三种模式更多看作是“理论性”研究，那么还原历史语境的就是一种“历史性”研究。古典伦理的现代转化模式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语境作跨学科综合研究。例如，麦金太尔说，“当我谈到道德探究时，我的意思是指某种比人们习惯理解……为的道德哲学更为宽泛的东西，因为道德探究扩展了历史的、文学的、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问题”。梳理现代知识加诸古代伦理的阐释网络，在其中我们得以尽可能地澄明古代伦理思想的本来面貌。古代价值的现代转化需要坚实的历史研究地基支撑，具体来说就是聚焦伦理思想生成语境的多学科协作。

　　三、历史回溯与跨学科研究视域的敞开

　　古代伦理探究在逐渐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在人文学界的实证性研究热潮中，打开了古代伦理传统跨学科协作研究的新空间。当我们对时空上有距离的古代伦理进行研究时，以文本为依据并将其置入发生语境，做历史回溯的研究就成为理论阐释的先行基础。反过来，这些逐渐摆脱传统学科藩篱的扩散性成果又支撑着古代伦理研究的现代学术创新。

　　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就其历史存在而言，乃是嵌入在整个文化母体之中，与各文化部门交融难分，因此当它作为人文学的基础研究对象时，我们必须在回到过去、尽可能贴近古人生活情景、还原古人思想原貌的焦点兴趣驱动下调动各种可能的知识资源回答：为什么在当时出现某个伦理问题、古代思想家如何解决问题、产生了什么伦理理论、造成了什么后续影响。然而为了回答这个整体性问题，现代学术体系又要求研究者必须从不同学科作专业的研究。概言之，古代伦理传统的现代研究存在六个难题：文献缺失；论证逻辑缺失；伦理命题合理性缺失；道德生活世界缺失；社会与个人历史缺失；思想发展阶段缺失。因为诸多具体研究相互交叠，这种划分更多只能是经验性的而非系统性的。我们也可以认为相关学科正是围绕这些难题展开。在现代学术分工的状态下虽然没有一种系统规划或方法论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每一种进路的研究都从某一角度丰富了我们对古典伦理的历史认识，并反过来对各自学科有促进作用。

　　除了考古挖掘的偶然发现之外，通过残篇整理与版本考订重建学述史日益成为破解文献难题的重要手段。文献缺失是古典伦理研究的普遍状况。批判性的文本重建属于学术分工体系中上游的基础工作。除了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全集较为完整地流传下来之外，其他哲学家或多或少都有著作佚失。有的作者本人述而不作，例如苏格拉底的思想散见于其弟子柏拉图和同时代人写的传记和戏剧等文学作品，不同证言之间有时区别还很大；有的著作抄本流传中断；有作品是后人托名伪造，或者被混进了其他文本；等等。考古学和版本学有利于促进新文本的发现。有时新文本的出土和不同的版本编辑将提供新的证据，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伦理的认识，例如死海文献的出土和埃及的拿戈·玛第文献等。后者几乎完全改变了整个古代诺斯替研究的局面，因为之前的学者只能从古代证言中吊钩些许间接的只言片语，而大批量原著出土则大量揭示了被尘封的思想原貌。德国学者第尔斯遍寻希腊语文献编纂而成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学术成就，至今仍是我们研究该时期重要的文本依据。同样，学园派、逍遥派、斯多亚学派等的伦理思想仍散落在许多古代作家的引用和评述之中。现代信息技术令文本考订和汇编的进路更加可行，数据库作为古代文本电子载体也逐渐形成为了学者获取一手文献的首要方式。

　　阐明古代伦理论证的内在逻辑结构是现代学者的基础功课。从苏格拉底方法寻求各种美德的定义开始，运用理性对道德传统作理论化思考与论证是西方伦理思想的基本方法论特征。虽然亚里士多德总结并提出了古典逻辑学，但大部分古代作者们并没有遵从同一套规范和明晰的形式逻辑。据说，学园派怀疑主义的领袖卡尔尼亚德曾经在罗马连续两天做了两场演讲，首先赞美正义，然后批评正义，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实际上揭示了当时主流伦理论证在逻辑上缺乏坚实的根基，同时表明各学派之间的论证逻辑并不一致、缺乏公度性。分析伦理学家的重要贡献就是古代论证的逻辑批评或重建。但是这种方法忌讳的是不顾历史语境地生搬硬套。例如，近年来学者们愈加认识到，柏拉图的对话体裁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形式实质上并不提供一套现成的、教条式的理论，而是具备训练读者辩证思维能力的作用。

　　古代伦理文本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许多文本相互关联构成的语境中获得存在和阐释的。古代伦理命题有许多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东西需要回到历史语境作出澄清。这一方面是因为科学对现代知识结构和氛围的重要改变，另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伦理命题建立的合理性理论基础与现代伦理的巨大差别。例如，斯多亚伦理学奠基于上的“自然法”信念，还有他们提出的“圣人理想”，即使可以被今人理解，甚至赞赏他们推论的细致和慎密，却很难再认信由之而来的等级制与命定论等。这些思想的现代合理性的重建，在于对理论进行适应现代场景的恰当修订和发展，或者揭示“荒谬性”背后真正隐含的被现代伦理忽略的重要理论向度。虽然这样做容易遭到“让古人回答现代问题”或“为古人代言”的质疑，然而我们不妨把这种进路看作是以古典伦理为跳板建设一种现代道德理论。例如，纳斯鲍姆在斯多亚学派的理论基础上，修正古代对待妇女地位的历史看法，并且发展一种普遍人类尊严和价值的平等观，总之就是为之置换现代伦理的共识性基础。她承认说，“把恢复这些(对善的脆弱性和道德运气的)古希腊争论也视为我对当代伦理理解的贡献。”她的目的在于通过重新阐释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学派等古典伦理思想发展自己对于当今伦理与政治问题的理论。这种“去其糟粕、留其精华”的做法在激活人们对古代伦理的兴趣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承认古今问题意识的差异的基础上，对古代道德心理学和道德知识论的反思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问题空间，引导我们思考人类自古以来更加普遍的道德困境，成为一个现代伦理研究的重要向度。在重建现代伦理的设想上，许多思想家都倡导以心理学为理论起点。尼采提出以心理学的方法重新寻找道德的谱系(起源)；杜威提出进化论方法研究道德心理学；安斯康姆也提出以心理哲学为伦理重建的前提。古典美德伦理探讨人类出于自然本性所具有的欲望与能力，关注实现至善的各种心理条件，以及如何为了至善的目的组织它们。纳斯鲍姆在古代道德心理学的解读方面取得了许多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又反过来支持了自己的现代伦理和政治思考。她提出希腊化时期伦理思想在“欲望的治疗”上有突出理论贡献，特别是斯多亚对情感的分析稍加修改就可以为当代情感的哲学提供基础。古代的道德知识论是一种“实践知识”，它并不提供一套给任意主体对照情景使用的道德行为公式，而是认为人一旦养成了美德的品性自然就能够做出合适的道德行为。因此获得美德并不是光有思想领域的把握而是好像获得一种专家的技能，能够用于实践，成功解决问题。

　　古代伦理思想与日常道德生活世界互为表里、相互影响、互动演进。从古代文学(历史记载、戏剧、演说等材料)和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更好地还原古代大众的道德生活，看到与今天不同的时代道德精神以及在个体生活中确实发生作用的宗教和民间习俗的力量。伦理学家虽然在对道德的理性反思上具有超越性，但他们也有属于当时道德世界的世俗生活，那么对他们的解释就不能只看文本中体现的道德理想，还要注意到道德语言的现实语境，否则我们将错失许多文本外的前理解结构和道德常识。例如，尼采从文学记载重构的酒神精神虽未在古代的主流伦理思想中有一席之地，但也揭示了从东方传来的新宗教中“秘仪”与“神秘体验”对当时希腊文化的冲击。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看待柏拉图“至善理论”神秘性的来源。

　　古典伦理思想的变化与社会结构变迁关系紧密。例如生活于城邦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希腊的城邦生活构成了他们理论的独特社会政治背景。古希腊伦理思想内嵌于城邦政治学思想背景，在跨文化传播到地中海世界之后，不同的民族自然也会产生因为翻译语言、政治传统、神话背景等地方性文化导致的对“善”和“美德”等道德价值的差异性领会。然而，许多古代著作的创作年代已经很难精确考订，我们很难确知作者具体的生平，只能从宏观上弥补著作成立的社会背景。借助于考古、历史学、古代宗教史等学科的发展，我们扩展和充实了对古典伦理所寓居的古代世界的认识，对伦理思想的历史状况能够产生新的评价。例如，基督教从斯多亚道德学说吸取了许多伦理资源，又反过来取代了它的理论统治地位。从古代希腊罗马伦理到中世纪基督教伦理的范式转移，与社会信仰环境有关，当然也可能反应了针对新的社会环境更普遍的伦理诉求。近几十年古代晚期历史研究的发展，令我们看到作为主教的奥古斯丁面临的真实复杂社会环境，这就从外在社会状况和个人生活角度为解释奥古斯丁思想从早期的建构性向后期的论战性的转变提供了新思路，由此带来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希腊化时期、晚期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的伦理学文本进入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视野，对个别人物的微观研究逐渐上升到对发展阶段的宏观研究。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晚期希腊哲学并不是古典时期辉煌过后的余辉，而是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学者把研究眼光扩展到古典伦理的更多历史阶段，又从发生学的角度深化了人物和文本的研究。在过去，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晚期希腊伦理思想(甚至中世纪伦理)的忽视从黑格尔以来就成为一种哲学史常态，甚至造成现代知识结构的缺失。出于研究的方便考虑，我们倾向于把某位思想家甚至学派看成一个点，实际上考虑到数十年的人生以及数百年的学派传承，伦理思想本身也必定有历时性的演变。那么，我们对古代伦理思想进行宏观分类、复述和还原时，要不要考虑微观的思想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因为这牵涉到利用不同时期文本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理论重建是否合法，还牵涉到前后文本多大程度上具有继承与矛盾的问题。古代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伦理思想与其哲学体系整体联系紧密，并不像现代伦理那么截然区分。从这个角度看，学者们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有一定的延续性，并且本人思想也有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么对立。

　　围绕古代伦理思想研究对象，学术界正在走出某个单一的学科视域而具有相互关联和协作的“学科群”概念。古典伦理在现代跨学科的“透镜”下投射成丰富多彩的知识形态，照亮了传统价值的多元转化进路，带来更多学科交叉创新的动力。现代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学科群增进了我们对古代世界更加立体的认识，也为我们在历史文化的复杂脉络中定位古代文本、把握伦理内涵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然而多元进路随着学术分工细化，也存在知识碎片化的危险，就伦理思想史的编撰而言仍然需要一种能集采众长、重构伦理叙事、总结伦理精神的方法论。伦理思想的实践性和现实性还要求我们更进一步对古典伦理进行适应现代知识结构的理论总结。

　　四、跨文化的发生学与古典价值的转化

　　我们聚焦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现代命运，也是在探索各大文明传统伦理价值现代转化的可能路径，并且自觉进入一种跨文化的视野。传统伦理从危机到方法论转换、再到多样化进路的思想进程，是文明对于自身价值根源认同的挖掘与重建，是文明保持自身持续性的同时继续发展的返本开新。回顾历史，古希腊罗马思想多次成为西方文明复兴的资源与动力，正如中世纪时期亚里士多德对于阿奎那，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对于人文主义思想家。古典伦理价值的重要性在前现代时期几乎从未被质疑，直到它遭遇了社会生活形态的变局。现代西方伦理思想基本理论倾向是反古典伦理思想传统，源于两个大的时代背景：一方面是19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从自由进入垄断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变，另一方面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古典精神家园与现代人的生存结构是否仍然匹配是古典伦理价值危机的深层原因。传统价值与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矛盾与调适，同样成为每个具有历史传统的民族与文明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跨文化和现代转化对于吸收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对于今天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具有独特启发。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对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现代文化都是一种“跨文化”的思想资源。任何伦理思想都必须有对应的、保持其活力的民族文化土壤，古希腊罗马伦理是一种历史遗存，不可能简单地再移植到任何文化基底上，但却可以平等地供现代文化吸收转化。古希腊罗马伦理是现代伦理的参照系之一。虽然西方文化将其看作构成自身历史连续性的传统本原，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伦理学家的阐释具有唯一的权威性。他们有时产生“身在此山中”的理论盲点，我们反而没有历史的负担。古典伦理具有属于本身的历史价值，也有属于伦理建构的理论价值，对之进行现代研究必须两者兼具。不管是批判还是复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都是透过不同的范式与方法论进行的现代价值转化。如前所述，古典伦理至少在伦理学方法、伦理类型学、传统重述等方面具有现代学术价值，这些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也是其他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化可供借鉴的。

　　古典伦理有助于现代伦理除去技术遮蔽，重新找回伦理生活的初心。古今伦理学家都不过是在为“人该如何生活”的苏格拉底问题寻找一个“阿基米德之点”。维特根斯坦认为伦理学不是“研究什么是好(善)”，而是“研究什么是有价值的、或者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或者可以这么说，是研究生活的意义，或者什么令生活值得过，或者什么是生活的正确方式。”在这种回归思想本原的理论视域下，世界文明的伦理价值交流就是可能的。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是关于人的生活的学问，是培育人优秀品格(美德)的经验总结，是关于人如何获得幸福的智慧，是不竭的道德思辨精神，只要人的道德实践生生不息，我们始终能够通过合适的方法从中给予现代人以历史镜鉴。我们提倡采用跨文化的视野看待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传统，既是平等地看待不同伦理文化所具有的地方适应性，承认文化间双向互动与交流的可能性，也同时是在他者之中更好地照见自身。

　　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构成现代西方伦理的本原传统。所有希腊道德概念的内涵来自自身具有的丰富历史特性，我们需要按照历史顺序对之进行重述。不是在多种差异内涵中进行选择，而是全面地看待概念发展史的内部张力。这种重建出来的概念与历史背景对应的道德演化结构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伦理规律，是可以用来比照和重新认识现代道德谱系的工具。“苏格拉底方法”也是西方道德哲学的方法论本原。它要求对既有道德进行持续的理性反思以解决时代提出的新伦理问题。因此，在古今对照的模式下，研究古典伦理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与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现代伦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体系如何产生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解决的理由何在等等。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以独特的伦理学类型成为评价当今各种伦理学得失的标杆之一。从安斯康姆的纲领性文章中，我们再一次看到，现实的哲学范式和伦理需要在为古代伦理研究设定研究框架。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为现代伦理建构提供了一种可替代性的伦理类型的原型——美德伦理。现代的美德伦理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构成西方古典伦理研究复兴的动力和学术旨趣。为了建设适应现代的新型美德伦理，学者们需要研究历史上曾存在的美德伦理案例。

　　作为跨文化研究者，我们对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研究旨趣与西方学者既有重叠也有差异。我国近代以来直接地引介、吸收、借鉴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伦理思想已有时日，而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自觉地将其纳入西方伦理思想史的起始研究范畴。厘清西方伦理文化源流的关注把我们引向了古代希腊罗马伦理思想。

　　传统伦理价值也为现代道德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语境和道德哲学合理性。麦金太尔在写给中国读者的序言中说道，“人们实际上是从每一种具体文化和每一种主要道德哲学的观点提出了对普遍性和合理优越性的要求……这些哲学以每一种文化提供给它的哲学家的地方性的和特殊性的术语，作为这些哲学家的出发点。”对古典伦理的历史研究能够“维系同时为实践与个体生活提供其必要的历史语境的那些传统。”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是诸多传统中的一种传统，它既有在现代知识中被遮蔽的洞见，也有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我们要非常谨慎地对待把某种传统伦理内涵脱离文化语境做过度发挥。为了避免这种武断做法，我们需要一方面通过重述自身传统寻找民族道德根基，另一方面也要走向跨文化传统比较的广阔视野。

　　“发生学”方法把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理解为能动的连续体，对其作研究，不是为了按时间顺序堆砌历史证据，而是为了对“现实事物”作历史根源的理解，从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在许多学科中存在多种具体的发生学方法，各自的细节可能互有差异，然而它们同属一种广义的方法论，总体上提倡：综合已有科学成果，回到人与人的历史中认识伦理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古代伦理的研究不能回避现代难题，新的方法应该适应人文与科学的现代知识结构。正如有学者呼吁，现代普遍的道德危机正在呼唤人们重建伦理的历史，危机的全面诊断与消解，“需要我们把伦理学知识地图的测绘与类似于福柯术语意义上的‘知识考古学’结合起来，并给予一种充分合理的理论证明。”尼采和杜威等批评者为此提出的解决方案属于“广义的”发生学思路。尼采提出要利用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生理学、医学、人种学等科学成果追溯现实道德观念的起源与演化。他把这种多种现代学科综合探究思想的历史起源的方法称之为“谱系学”。所以“道德的谱系”在尼采看来就是依靠实证和经验的基础，重新阐明现代文化中各种道德观念真正的历史起源，而不是听从宏大叙事或者先入为主的理念推导。杜威把自己的道德心理学研究方法称为“进化论方法”，提出要对道德实践(条件、道德预期和结果)、个人道德心理的形成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历史条件作研究。既然道德生活是一个过程，它的发生和发展就必须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一种发生学方法。发生学思路也贯穿在现代伦理学家的历史回溯之中。例如，麦金太尔运用类似词典编纂法的方式从具体的文本使用案例总结希腊伦理术语的多种本原含义，并将术语代表的观念演变置入对应社会政治结构的互动中加以阐释。古典伦理的现代危机既很大程度上源于现代进化论相关的发生思想，又把解决问题的大方向指向了科学的发生方法。

　　发生学方法与跨文化视野的结合是一种理论尝试，也是方法论自身不断发展的未来可能方向。发生学方法在古希腊罗马哲学的运用也有百年历史，并为中国学者所熟悉。20世纪初，德国学者耶格尔将这种方法运用于亚里士多德研究，取得开创性成果，影响近半个世纪，是该方法的代表人物。甚至有学者赞誉称“现代亚里士多德学术研究始自耶格尔”。陈康先生将耶格尔的方法和成果首先引介到中国学界，同时又有新的发展，他还推崇一种“我注六经”的严谨学风和治学态度，他的哲学史研究方法为许多后来的学者所熟悉和接受。诚然，发生法在研究个体哲学家思想发展阶段方面会遇到文本和历史信息缺失的难题，然而在比较宏观的历史维度上随着各辅助学科的发展则大有用武之地。本领域的发生学方法近年来在分析方法占主导的英美学界又有复兴的趋势。这些方法也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互补并且不断改进。我们在此提倡运用发生学方法，也并不排斥对其他方法的综合运用。

　　发生学的应用以思想的发生与发展为问题意识，以在历史中真实存在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伦理术语、概念、命题、理论体系、学派等层级为研究对象，最后综合地、连续地、回应问题意识地阐明其起源和演变过程。在现实、起源、过程三个研究阶段的划分中最重要的关键环节是伦理思想的“起源”：对象在历史中因何种事实合力以及如何获得现实的存在的，包括对象实现自身之前的内在基质和外在构成性要素。一方面，我们关心伦理思想内在的演变，例如道德难题的出现及应对，由此而来的新概念与新工具以及更多衍生问题，思想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另一方面，还原发生的外在历史场景是科学性的需求，需要跨学科的学科群提供知识支持。因此我们要强调，发生学方法并非试图巨细无遗地列出杂多的历史场景，或者有一套固定的解剖和陈列文本的程序，而是一种综合其他方法并不断改进自身的方法论。它以“起源意识”为统摄，运用多学科知识成果切入古代生活世界，认识到这种现代知识协作的局限性与有效性的边界，进而重建古代伦理的理论意义与现代价值。

　　发生学方法还要求研究者自觉贯彻“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历史意识座右铭。要贴切地解读古典伦理思想的发展历史，就必须对当今时代的伦理问题有切身的认识，但要避免把现代人的看法强加到古代的人物。“伦理学是对社会道德生活在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伦理精神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中历史性的人类精神气质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源流可上溯到更加久远的文明初创时代，共根基亦深置于具体的社会结构之中。”中国的伦理思想史研究一向具有“历史感”与“社会生活感”的学术传统，也是跨文化研究所需要秉持的。

　　为了持续深入把握古希腊罗马伦理谱系、做出属于中国学者的创新研究成果，我们还必须促进跨文化伦理比较并探索跨文明价值共识。历史上存续的伦理文明基本上都提供了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和具有传承性的伦理规范。人类普遍地具有思索人生意义、建构公共生活秩序、探寻道德本质的伦理生活，而且在许多民族之间具有伦理价值交融互鉴的历史事实。从这些意义上看，中国传统伦理与古希腊罗马伦理在伦理类型和内涵上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例如，两者都讲求群体与个人生活的平衡，重视主体的品德修养和道德实践，在回答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上有重叠主题。我们如何看待古希腊罗马伦理传统，乃至其他文明传统价值，也同样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伦理传统。对各个文明传统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讲授与普及是培育适应现代生活的道德人格的重要一环，而且也是凝聚社会道德共识的伦理实践。文明伦理传统的对话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文明传统的伦理价值，而且有助于促成中华优秀传统伦理资源觉醒，进而以合适的方式参与全球伦理对话。随着全球化文化交流日趋常态，古典文明囿于内部寻求至善的伦理理念正在走向现代文明间寻求共善的新形态。伦理传统的相互理解将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架设通往伦理共识的重要桥梁。

　　 〔责任编辑：莫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