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任重道远

　　调查

　　本报记者 李海楠

　　近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批指导意见及改革方案，其中与教育行业相关的是《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不仅备受教育界人士关注，更让2018年以来各界关注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目光再度聚集。

　　2018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原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厅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此明确了治理的指导思想、任务、分工、步骤和时间节点等，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违规行为整治的浪潮。

　　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此次《意见》审议通过可见，教育主管部门的初衷与良苦用心，其目的就是要将义务教育拉回到“坚持立德树人，发展素质教育”的正确轨道上来。然而，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连日来的走访发现，兑现和落实这一初衷和目标恐怕是任重道远。

　　现象一：“教育焦虑”的家长与疲于应对的学生

　　根据此次会议精神，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以建立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机制为着力点，构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问题。要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

　　实际上，无论是《通知》还是《意见》都意在治理不规范的校外培训机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确保义务教育这方净土按照既定政策路径发展，防治因校外培训加重课业负担与素质教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近年来，随着教育部门减负政策的深入贯彻和实施，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作业均有减少，其背后传递了坚持素质教育、减少应试教育的政策导向，然而，学校课业负担的减少将“学习热情”直接转嫁到了校外。因担心课业负担减少影响考试成绩的家长“教育焦虑”直接催生了各种奥数、英文以及名优特辅导班的增加。由此，各种“超纲教超前学、强化应试、等级考试竞赛”等行为便应运而生。

　　“虽说是不鼓励学生参加校外培训，但真摊到每个家长头上，还是身不由己。”7月10日下午五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南湖地区一商业广场内，赵女士手里拎着上3年级女儿的书包，站在位于该商业广场三楼的一个英语培训机构门口，等待女儿下课。她告诉记者，女儿每周二下午四点半左右下课，正好赶上这里五点的英语辅导课，一连上两节课，每节课45分钟。

　　“除了周二的英语课，周三下午放学后上数学辅导课，周四下午上作文辅导课，周末还有钢琴课和舞蹈课。”身为全职妈妈的赵女士，每周几乎都是按照这样的安排陪伴着女儿奔走于学校和各个培训机构之间，而大多数时间，她都是或站在写字楼楼道、培训机构门外，或者隔窗观望女儿，漫漫等待。

　　在赵女士看来，这样的状态似乎正是当前北京市中小学生普遍存在的状态。而在另一位小学生母亲的眼里，却陷入了有别于此番焦虑的另一种境遇。

　　7月10日晚间，家住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地区的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描述了自己当前的“困惑”状态。“原本担心孩子课业负担和心理压力大，不想给孩子报奥数班，但后来孩子哭着鼻子回来说，全班就他一个人没有报，还说我这样会耽误他。无奈，只能给孩子报上。”李女士明白，身处海淀区这一聚集优质中小学资源的地区，学生间的竞争本就巨大，但即便如此，她也未曾想到，自己原本为孩子着想的打算竟被孩子误解。

　　现象二：培训低龄化，“教育焦虑”影响学前教育

　　如果说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由于素质教育导向和学生课业负担减少，引发一定焦虑，于是以提升孩子学习成绩为目的，纷纷带着孩子投身各种门类繁多的校外培训机构还容易理解，那么，众多学龄前学生家长也对各类培训高度热衷，则传递出了有关“教育焦虑”的另一层内涵。

　　7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北苑地区的某大型商业写字楼内，这里分布着各类针对学龄前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机构，覆盖数学、英语、语文等主要学科，以及舞蹈、美术、声乐、科学等兴趣班。由于这些机构大都分布于写字楼内，即使没到上下班高峰，也让写字楼内的公司职员深感头痛，原因是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和家长总会让写字楼原本充裕的8部电梯运力捉襟见肘，呈现电梯超载、层层必停的景象。

　　“我们孩子在这已经学了快两年了，到现在还没认全26个英文字母。”一位四岁孩子的母亲跟记者聊起了她孩子上学龄前英文培训的经历，她说，“我们孩子今年9月份上幼儿园，听说幼儿园不怎么教东西，我就在孩子两岁半左右给报了英语班，可能是孩子太小，和她同班上课的孩子最大的都快五岁了。”

　　当被问及学费时，这位家长说：“一年学费是21800元，两年是39800元。当时觉得两年的更值，就报了两年的，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个小时。”这位家长略显无奈地表示，“可能孩子太小了，除了会一些简单的单词外，别的也没感觉学到什么，有的时候觉得挺亏，但身边其他孩子都在上各种课，要是不给自己孩子报个班，总觉得是作为家长的失职。”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听闻部分家长谈及课外辅导导致学龄前教育脱节的现象，几经了解后发现，近年来随着幼升小压力的加大，催生了一种学龄前特殊的教育形式，即所谓幼小衔接班。采访中，有部分家长向记者反映，因为担心幼升小遇到阻碍，现在很多家长选择为学龄前孩子在幼儿园大班时申请退园，转而上一年时间的幼小衔接课程。

　　7月11日下午，记者走访了数家私立幼儿园和公立幼儿园发现，的确存在以上家长反映的现象。某私立幼儿园负责园区招生的王老师告诉记者，很多家长认为，幼儿园孩子学习的内容不足以应对上小学后的课程，需要提前学习包括十以内加减法、简单汉字书写以及古诗等内容，否则，甚至会担心小学入学面试就难过关。

　　几经介绍后，记者于7月11日晚间联系到了刚刚选择为自家孩子申请退园，准备上幼小衔接课程的学生家长刘先生。他介绍，“孩子在公立幼儿园上了小班和中班，校外也报了英语课和舞蹈课，数字和英文字母也认识一些，但听大多数家长说孩子在幼儿园就是快乐教育，学不到什么，最后决定不让孩子上大班，选择了离家有点儿距离的一家口碑不错的幼小衔接机构，专门为小学入学做准备。”

　　而在刘先生说起的众多理由和担心中，最让记者深刻的是，他认为，一旦孩子因为没上幼小衔接课程，等到上了一年级，大家都会的内容，老师可能就会一带而过，那时候，着急的可就不只是家长了，连孩子也会产生巨大挫败感。

　　现象三：校外辅导形势多样，需求所致还是焦虑使然？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从一位周姓家长的手机微信群里看到了今年5月份的一条信息：各位家长，您好，根据市教委有关安排，月底前北京市将完成中小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情况填报，请您按照通知指引如实填报孩子参加校外补习的情况。记者发现，这条信息中内容很多，其中不乏注明学生校外补习课上课地点须精确到楼层和房间号的要求。这就是曾经在北京中小学生家长圈里引发热议的《告知家长书》。

　　据记者了解，按照北京市教委的有关介绍，此次调查是为了了解学生所参加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基本情况，为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提供重要参考。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上述周姓家长随后还给记者展示了一条自己孩子参加的一家校外数学培训班的家长群发信息：尊敬的家长，您好，您接到学生学校要求填写有关校外培训的表格时，还请您自行斟酌，以不填为好，万分感谢。

　　在连日来的采访中，记者带着类似的问题询问了近30名学生家长，绝大多数家长均表示，在此种情况下，不会选择如实填写，或者填一些美术等兴趣班了事。其中，诸如“当然不希望孩子上的辅导班被取缔，一方面我们交了钱，另一方面，要是都取缔了，孩子上哪儿学东西去”的声音较为普遍。

　　对于监管和规范治理而言，如果说那些大规模招生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相对容易，那么，那些处于社区居民楼的小规模培训机构监管则似乎无从下手。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兴起的“小饭桌”形式正受到家长认可，应该说，其存在的确切中了部分家庭的教育需求。

　　“我们的小饭桌除了提供学生一顿晚餐外，还会辅导孩子完成学校作业，此外，按照需求增加书法、英文、绘画等课程内容。”听闻记者以家长身份咨询，某小饭桌机构负责人如此介绍说，“费用也比较亲民，根据学习耗材和孩子大小所需精力不同，普遍在2000元—2500元不等。”

　　吴敏（化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地区，她的孩子今年上小学四年级，吴敏与爱人是双职工，家里老人都不在北京，为了孩子能够有效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她选择了自己家小区里的一家小饭桌，每月2000块钱，孩子除了能吃到晚饭，做完作业，还能和同班小伙伴一起培养一些课外兴趣，“至少，对于我们家这种双职工家庭，小饭桌的形式还是挺值得肯定的。”

　　解读：规范校外辅导要正视需求更要标本兼治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也听闻部分家长反映与校外培训机构发生争执和矛盾解决成本大的抱怨。比如，因不满课程设置要求退款，前后拖沓半年都退款无望，又如部分小规模培训机构携款潜逃，却又申诉无门的尴尬境遇。值得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培训机构缺少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教学资质，多以工商注册企业形式存在，一旦发生矛盾，难免遭遇主管部门权限不及的矛盾，由此带来的问题解决成本也将大多由家长承担。

　　对于当前的校外辅导呈现种类繁多的发展现状，教育界普遍认为，除了素质教育发展减轻课业负担变相让学生家长增加“教育焦虑”的表象外，还应找到造成如此现象的本质原因，即考试制度本身仍未彻底获得改变，广大群众根深蒂固的高考定终身思想是倒逼义务教育乃至学龄前教育择重点名校就读的根源所在。

　　显然，无论是按照《通知》要求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专项治理，还是《意见》即将对校外培训机构予以规范发展，其背后还需要对造成校外培训热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加以重视，比如，高考以分数论的选择制度倒逼传导了高中、义务教育乃至学龄前教育的择优而上的现象。

　　“杜绝择校热除了均衡教育资源外，还需要逐步扭转大众的传统思想，比如，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使其能够获得与传统高校同等的社会舆论评价和地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吴遵民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近年来，随着国家教育系统内减负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学生的课业负担的确获得了减轻，但是，当前在教育整体框架格局内，高考仍以分数为主要导向，客观上倒逼和引导了学生家长的校外培训需求。

　　显然，在如此强烈的需求下，校外辅导的五花八门也让校外培训市场鱼龙混杂，在吴遵民看来，家长“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是对多元化教育模式的期待，是对深化教育改革的呼唤。他认为，如不能将招录制度改革做足做透，不能将教育优质均衡化工作坚定推进，教育难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情况就会持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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