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进展（二）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1912-1928）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对外交涉的研究，唐启华认为它过去长期不被重视，且属于先入为主刻板印象较深的领域，因此研究没有得到客观和深入的讨论。随着近年来史料的开放与史观的转变，“北洋外交”似乎是外交史研究中最能突破的领域。新世纪以来，关于“北洋外交”的相关著作主要有马振犊等的《中华民国专题史（第三卷）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金光耀、王建朗主编的《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马建标的《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1922)》（社会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郭剑林主编的《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等。

　　具体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民国初年的外交困境

　　（1）承认国民政府问题

　　民国政府的承认问题，是民国成立后的重大外交议题之一。

　　侯中军主要采取了国际法及传统国际关系的视角，关注到清帝逊位以前晚清政府的政治存在及其依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这一问题。他认为传统的革命史观扩大了列强在民国承认问题上的刁难，如果以清政府为研究立足点，列强的中立及湖北军政府交战团体身份的获得都属于积极的成果。

　　王立新指出威尔逊之所以改变塔夫脱政府与大国一致的政策，率先承认中华民国，并非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而是出于扩大美国对中国的道义影响，所追求的主要是意识形态利益。

　　马建标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情感力量”，它促使美国宗教势力在推动美国承认中华民国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郭宁认为日本就将承认中华民国同“满蒙问题”、贷款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承认问题为核心，开展对华外交的局面。

　　（2）边疆地区的列强分裂运动

　　民国初年，中国政坛动荡、军阀纷争、局势混乱，趁此之机，以英、俄为首的列强在我国边疆地区展开了新一轮的分裂活动。

　　在西藏地区，英国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阴谋策划西藏的独立。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有吕昭义的《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该书将英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的政策及活动置于全球国际局势的变动、英国对外政策及对华政策的全局中考察，梳理了近四十年间英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的一系列政策计划，其核心是要维护英帝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相关著作还有周伟洲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外，李国栋将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置于国际地缘政治背景下考察，指出“西姆拉草约”与 “麦克马洪线”并不具有合法性。张北根则研究了1919年中英双方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在西北地区，沙俄也加快了对外蒙的分裂和蚕食，策划外蒙的“自治”，中国北部边疆再次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刘存宽对1911年-1915年中俄就外蒙问题交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对沙俄分裂外蒙之动因进行了分析。进而他指出当时的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利益 ,并不支持外蒙古真正独立 ,而是打着“调停”旗号 ,一面唆使外蒙古脱离中国，另一面又以维护中国“宗主权”的幌子来控制外蒙，对中俄之间的诸多协定实际上也是阴奉阳违。

　　（3）袁世凯主政时期的英日外交

　　对于袁世凯主政时期的外交也有了新的评价。

　　唐启华的《洪宪帝制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研究了洪宪帝制运动期间袁世凯政府的外交，主要使用了中、英、日三方的史料。唐认为，帝制外交交涉中贯穿着英日对东亚主导权的争夺，但英国因欧战不利而对日妥协，最终日本取得领导地位，对中国日趋强硬，最终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

　　承红磊分析了袁世凯政府的对日策略，文章指出“误认说”和“受骗说”都不足以概括袁世凯的对日外交。实际上，日本与袁世凯政府之间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且各主要列强参与其间。

　　（二）一战与巴黎和会前后

　　以往学界对于一战前后的中国外交大多持消极评价，认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但事实上，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是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近年来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北京政府在参战与和会中的各种表现开始逐渐得到学界更为公允的探究与评议。

　　王建朗在中国参战问题上改变了以往从府院之争等国内政争的视角，提出参加一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他认为到1917年，北洋政府既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长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战后这些要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徐国琦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利用多国档案并采用国际史的研究视角，系统论述了中国通过一战积极寻求融入国际体系、迈向国际舞台的过程；比如在巴黎和会上，虽然中国的要求没有得到实现，但它却为中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提供了机会，中国得以世界平等的一员的身份加入国联并参与规则制定，这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积极成果。

　　侯中军对一战期间的中国外交进行了较为全面完整的考察，包括了中国的参战问题、以工代兵政策、中德关系、出席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等重要事件。其中，作者探讨了北京政府中立决策的主要考量和前后作为。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是为了防日。宣布中立后，北京政府即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着手维护中国的中立地位。迫于现实原因，宣战的可能性此时尚不存在；收回青岛之议，也不为英、美、日等国所接受。对北京政府而言，在各种外交努力无效后，等来了日本对德宣战的消息。

　　有关巴黎和会期间的研究，过去学界多习惯于从国家层面进行解读，近年来学者们不再仅从国家管理层的视角解读历史，转而尝试以不同视角解读山东问题和五四运动。

　　公众舆论的角度：应俊豪的《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以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为切入点，探究北洋政府的处理与当时公众舆论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了有异于以往面貌的北洋外交。其中“反日”、“亲美”舆论的产生与互动，是该书的研究重心所在。

　　内政派别斗争的角度：邓野在《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中着重从政治派别与大国外交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为何在巴黎和会“失败”，结合南北和会与巴黎和会二者进行评述：“两个和会的失败及其余波，反映在对外关系上，日本被锁定为国家之敌；反映在对内关系上，安福系被锁定为国民之敌。”

　　肯定北洋外交的角度：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利用了北洋外交档案，探讨了北京政府对和会有无准备、亲日派是否卖国、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是否失败等问题。作者倾向于肯定中国代表团的成绩，并从日本角度进行剖析认为“日本也不认为自己在巴黎和会上获得胜利”。

　　马建标论析了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在处置山东问题时，为实现国际联盟，在其提出的民族自决道德原则与列强奉行的强权政治原则之间的艰难抉择。

　　唐启华根据近年来被逐渐公开有关“中日密约”的档案，探讨了“中日密约”在巴黎和会的发展历程，以及“中日密约”问题在北京、上海的公布历程。而在另一篇论文中，他指出，“中日密约”作为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中日争执的焦点，日本坚持1915及1918年的中日条约有效，美国不承认所有战时“中日密约”，中国主张1915年中日“民四条约”不能作为日本取得德国山东权益的依据。

　　李明明通过考察巴黎和会期间《顺天时报》对中国山东问题的言论和报道，探究日本在巴黎和会期间对山东问题的观点和态度。该文认为，《顺天时报》立场偏性过重，总是有意无意地鼓吹日本的政策，无意之中竟成为了日本吞并山东“野心”的全纪录。

　　熊本史雄分析了一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外交政策，指出日本亚细亚局以济南事件为契机，将对华文化项目由中日合办改为日本独办，日本当局以“发扬光大东洋文化”为口号进一步扩大对华文化输出，以期博取中国民众的好感。

　　在德华侨处置问题也获得了一定的关注。

　　张开森认为北京政府即使是在参战后也对德侨持宽松友善政策其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进步。

　　魏兵兵则指出一战期间北京政府宽待德侨的做法引起了协约国的不满。大战结束后，英国为彻底扫除德国在华势力，力促北京政府遣送全部德侨，但由于中国朝野人士的帮助以及巴黎和会后遣送计划的变更，大量德侨最终得以留在中国，这对战后中德关系乃至整个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都具有深远影响。

　　除此之外，王笛研究了1913-1918年美国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认为美国在这一时期扮演了中国“保护人”的角色，但中国依靠外国力量的支持，最终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孟虹考察了一战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及其对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影响，指出1917年美国的加入，造成国际均势被打破，北洋政府对德外交的指导思想和策略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三）国民外交

　　周斌在《舆论、运动与外交——20世纪20年代民间外交研究》（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中系统论述了20年代国民外交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影响，考察了舆论、民众运动与革命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填补了以往民国外交史研究中的若干空白。

　　马建标在《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1922)》（社会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中也关注到这一时期兴起的大量国民外交团体、社会精英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外交的影响。

　　贾中福则探讨了1905-1927年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的关系。

　　（四）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

　　王美平指出，大革命时期日本政府认为国民革命是所谓的“赤化”运动，而“赤化”运动与苏联政府的对华外交颇有渊源，由此日本政府积极干涉中国革命，并提出了纠集列强共同“反共”的对华外交方针。

　　王立新探讨了国民革命兴起对中美关系及华盛顿体系的影响，认为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方案不满是大革命兴起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国民革命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动摇了作为华盛顿体系重要构架的大国一致原则。

　　张俊义考察了南方政府截取关余对中英关系的影响，指出英国企图联合其他列强共同压迫北洋政府与南方政府就关余事件达成妥协，但最终未获成功。

　　肖如平等重点考察了1927-1928年英国在南京事件交涉过程中的政策演变，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态度转变受到中美协定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瓦解以及北伐完成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贯穿了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这一过程。

　　左双文等具体分析了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外交方略，如反帝并非盲目排外、绝不用武力及暴动取消不平等条约及收回租界、对日联络与期待等。

　　此外，有关著论还有邵建国的《北伐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