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人民大学的半生缘

　　父亲与人民大学的半生缘

　　李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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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7-03

　　李大兴

　　一

　　1972年，成仿吾来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这时距他因与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组书记胡锡奎不和，被调离人民大学去东北师范大学做校长，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由于他在上世纪20年代和鲁迅的笔墨交锋，后转任山东大学校长的成仿吾在十年浩劫里被打成“反鲁迅的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抄家批斗乃至被打。直到1972年开始大量“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泽东在一份山东报送的名单中，看到了成仿吾的名字，在下面批示：“此人来北京”，成仿吾才从厄运中翻身，这一年他已75岁。

　　先父李新1937年曾经就学于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后来发展为华北联合大学，1948年合并北方大学成立华北大学，成仿吾是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华北大学下设四个部，其主体是培训青年知识分子的一部。只上了两年川东师范（后为西南师范大学，现并入西南大学）就因为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开除的父亲想回大学充电，自愿请辞华北局青委负责人，转入华北大学任一部副主任，进京后兼正定分部主任。华北大学以一部为主，成为新建的人民大学一部分后，他实际负责教学行政工作。

　　父亲既是成仿吾的学生，也是他的部下，半生亦师亦友。这时他刚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和母亲带着我一起去看望。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成老：他身材不高，看上去很结实，满头白发，两颊却红扑扑的。那时候正流行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我是那种喜欢给别人起外号的孩子，回到家里，就给成老起了一个“红苹果”的外号。

　　父亲也是和成老劫后初次重逢，成老的确是创造社元老，感情丰沛，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大人之间那种激动的心情，我能够感到，却不知就里也不关注。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北京饭店，那时候这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地方。镏金的柱子、赭红的地毯，在儿童的眼里是如此辉煌，以至于45年过去，阖上眼仍清晰如昨。

　　那年我11岁，辍学在家，因为没有同学缺少玩伴，就经常乘着公交车满北京晃荡。因为不属于一个同龄人的圈子，就经常混迹于大人或者大孩子的聚会中。偶尔会忽然喜欢上一个小孩子，比如那年在北京饭店遇见成老的外孙东东。很多年以后，我有时会诧异，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会在20岁时就决心断子绝孙，而且真就做到了！我曾经很喜欢小孩子，而且和他们在一起更加快乐和有耐心。

　　东东性格开朗，摔疼了也不哭，长得敦实，虎头虎脑。我经常去北京饭店找他玩，东东叫我哥哥，我称呼他的外祖母也就是成老的夫人张琳“伯母”，辈分全乱了。我和东东在北京饭店里走来走去，饭店里看不见别的孩子，服务员对我们都很友善。经常发生的事情是，在饭店楼道里，我趴在地上给东东当马，他骑在我脖子上，嘴里发出“嘟嘟嘟”打枪的声音。

　　快乐时光总是短暂，有一天我听说成老马上就要回济南。他没有被安排在北京工作，而是黯然归去，两年以后才得进京。我后来又见过东东，他已经长大，完全认不出来，他也一点记不得我了。

　　二

　　父亲年轻时，大概反应机敏，工作勤奋，又幼承庭训，知道敬长尊师，因而颇得年长者的赏识。在大学和研究所工作时，中共元老吴玉章、成仿吾、著名史学家范文澜都对他信任有加。在这三位长者之中，又以成仿吾与父亲的渊源最深。父亲对吴玉章、范文澜都十分敬重，他们二位的年纪也确实是他的父执辈；而在成仿吾面前，他相对更随意一些，意见不同时会直接提出甚至争论。在他的文章和回忆录里，也可以看出他对吴玉章的爱戴，对范文澜偶有观点上的不同，对成仿吾有时并不赞同。在回忆人民大学“三反运动”时，父亲很坦率地说：成仿吾因为怕别人说他偏袒华北大学的干部，不敢为他十分了解与信任的两位部下说一句话。结果一个被撤职，另一个更被打成大老虎关进监狱，虽然不久就都被平反，但是伤害已经造成。

　　人民大学是在1950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国一年之际成立的第一所大学，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培养红色知识分子。当时是中苏友好的蜜月期，苏联派遣的教学专家绝大多数进入人民大学，从科系设置到课程安排，都留下了斯大林时代的痕迹。

　　人民大学前身主体是华北大学，拥有从陕北公学时期以来积累的一批党内知识分子干部。成仿吾一直是负责人，但是被认为不够突出政治，因此原华北革命大学负责人胡锡奎被任命为人民大学排名第一的副校长兼党组书记，他带来了一批参加革命前受过中小学教育，努力工农化的干部。

　　胡锡奎虽然入党更早，却没有多少办学经验。成仿吾是著名文化人，又从事教育多年，自然不服气。两人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人际关系问题，也反映出原华大干部与原革大干部风格的不同与分歧。用五十年代的术语讲，这还牵涉到“红”与“专”的关系问题。据当时苏联顾问的报告说，苏联顾问主张人民大学应该培养自己的红色知识分子，而不是试图改造在旧社会受过较好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点连胡锡奎都明白实际上并不可行，因为当时政治上资深的年轻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准不够。不过，或许由于苏联顾问这种倾向的影响，五十年代的人民大学培养大量调干生，虽然在教学上更多依赖来自华大的知识分子，但是党务行政上更多倚重革大和后来调入的干部。

　　父亲陕北公学毕业后从事组织工作、青年工作，还当了几年县委书记，和不少革大的干部有同门之谊。用当时的流行语讲，都是一个山头的。另一方面，他一进入华北大学就被赋予重任，人民大学成立后，虽然教务部上有胡锡奎任部长、王若飞遗孀李培之任副部长，但是胡锡奎主持全校工作，李培之身体不好，所以他实际上负责教学管理。各系的主任和教授大多来自华大，和父亲工作上有更多的交集、相对密切的关系。成仿吾离开人民大学后，父亲是校长吴玉章以外，惟一来自华大的校级负责人，不过他当时是其中最年轻的，很多系主任或教授都比他年长资深。

　　在时隐时现的两派分歧中，他更多是一种调和的力量，而不是也不曾想做一派的代表。因为年轻、肯干又能干，吴玉章欣赏他，胡锡奎也倚重他。然而父亲注重专业业务，与五十年代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风气并不合拍。他不愿整人，尽量保护挨整的知识分子，所以自己被批为“右倾”也是其来有自。

　　反右运动中差一点成了右派这件事，似乎在父亲心中留下很深的阴影。此后，他以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为理由，不再实际参与校务。1960年，父亲索性离开人民大学，去吴玉章任主任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秘书长、党组副书记。1962年，他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专心历史研究，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

　　虽然不在人民大学工作，但我家仍然住在张自忠路3号人大宿舍，邻居朋友都是以前的同事。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高教部派工作组进驻人民大学，对“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的扩大化平反纠偏。高教部长杨秀峰严厉批评胡锡奎，几年来蓄积的不满至此爆发，校系各级负责人与教师纷起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愿离开的胡锡奎专程到家里与父亲长谈，希望他回人民大学承担更多职责，父亲没有答应。不久后胡锡奎被调到西北局任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由郭影秋接任。

　　三

　　十年浩劫中的1970年，人民大学被撤销解体，西郊校园被二炮接管，我家也被迫从人大宿舍搬走。有好几年时间，“人民大学”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吴玉章已去世、郭影秋被打断了腿，那些曾经参与创办学校的人，偶尔在一起说到往事，不免郁闷叹息。

　　1976年11月，著名教授胡华乘从动物园到颐和园的32路公共汽车路过人民大学车站，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诗：

　　伤心惨且过人大，

　　站在校亡痛咨嗟。

　　军阀专政林三虎，

　　生灵涂炭亿万家。

　　男宠女宠狼当道，

　　是耶非耶鹿为马。

　　十年一觉黄粱梦，

　　天安门血已开花。

　　这一年10月，“四人帮”被抓，文革结束。据胡华传记，“胡华登门拜访郭影秋、李新、宋涛、胡林昀、尚钺、马奇、戴逸等许多人民大学的老领导、元老和教师骨干”，呼吁复校。我也清楚记得，那年冬天父亲多年未见的人大老友络绎来访，除了胡华，还有张腾霄、胡林昀、尚钺、宋涛、罗列、徐伟立等原校级负责人、系主任。

　　一时间，我家成了策划人民大学复校的据点。时不时有老先生谈得兴起，一直说到再不走就赶不上末班车时才离去。胡华先生是浙江奉化人，长身玉面，风度儒雅，语音绵软，然而却富于激情，说到沉痛处几乎声泪俱下。

　　父亲和郭影秋文革前并不熟悉，只是回去讲课时有过交往。郭影秋出任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后，几位资深校级负责人如聂真、李培之、李逸三先后调离，这也是为了有利于郭影秋开展工作。对父亲这样的前校级负责人，郭影秋很客气，但也保持一定距离。文革中，两家成为不远的邻居，郭影秋被整得伤病交加，父母为他介绍医生，由此开始有了私交。郭影秋是一个异数，1950年代宁肯辞云南省长，去做南京大学校长，到人大后注重教学、待人宽和。他和父亲一样，喜欢自己也带学生、写文章，所以一旦走近，便觉意气投合。1977年他和父亲一起为人民大学复校奔走，还彼此吟诗唱和，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他晚年的口述回忆录《往事漫忆》里有颇为详尽的记述。

　　父亲在九十年代中期撰写回忆录时，原本想写到八十年代。可以想见，文革后与人大有关的故事是其中一章。然而他写完文革前夜的“四清”记后不久，就一病不起，许多细节因此湮没无闻。早春时分，郭影秋强支病体，和父亲分头拜访各自熟悉的有关部门负责人，比如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等。据胡华回忆，郭影秋当时就写信寄中央请求复校，但是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这一年夏天，由郭影秋领衔，父亲负责联系，部分原人大同仁共同起草，联名上书呼吁恢复人民大学。七月中旬，邓小平复出，郭影秋和父亲都曾经是他的部下，大受鼓舞。这封信据宋涛回忆，“委托吴玉章老生前的秘书设法送到邓小平的家里。”这里提到的是我从小熟悉的王宗伯，他在上人民大学以前曾经是二野副政委张际春的秘书，军中的团级干部。他1955年一从工业经济系毕业，就被吴玉章选为秘书，直至其逝世。王宗伯忠厚淡泊，和父母无话不谈，是“文革”中的患难之交。很有可能这封信是父亲委托他送到邓小平家的。

　　不久就有了传闻，说邓小平已经同意恢复人民大学。郭影秋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希望父亲回人民大学参与复校工作。父亲在成仿吾1974年回到北京后经常去拜访，又考虑到联名上书，请求复校的同仁多半是成仿吾的老部下，因而希望成仿吾和郭影秋都回到人大主持工作。

　　1978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同意恢复人民大学，由成仿吾、郭影秋共同负责。复校筹备组成立之际，成、郭两位要求父亲参与负责筹备组的具体工作，成仿吾专门派他自己的司机每天来接送父亲上班。

　　父亲自己虽然没有明确讲过，但他从一开始就深度参与人大复校的种种活动，显然是想回人民大学工作的。然而，当他向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提出这一请求时，胡乔木没有答应。胡乔木是父亲1937年在延安办《中国青年》时的上级，其时刚刚出任社科院院长，正打算重用父亲，自然不会放他走，而父亲也只有服从。

　　虽然没有回到人民大学，但是父亲仍然很关注。人大复校前两年最重要的问题是校舍，虽然原则上说好二炮退还，但是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历时经年。我曾经随父亲去拜访时任二炮政委的陈鹤桥，他是父亲抗战期间在中共北方局工作室的同事。父亲应该是受人之托去谈退还校舍的事，陈鹤桥很热情，但是只叙旧。我记得父亲回家路上颇为郁闷的样子，不过印象最深的是夜色里陈家的院子，将军府邸自有一种凛然森严的气象。

　　四

　　成仿吾出任人民大学校长时，已是81岁高龄；郭影秋一直有病，长期住在医院，而且文革中腿伤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不良于行。他们两位一老一病，但是为了恢复停办8年的学校，不辞辛劳，殚精竭思，对于人民大学的重生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彼此原本不大熟悉，也不曾共事，但晚年合作互相尊重，实属难得。人大复校头几年，物质条件之艰苦，在北京高校中大约是数一数二的。据说七七级学生有时因为食堂里没有地方，站在冷风里吃饭。然而文革后那些年的人大毕业生人才辈出，也印证复校后办学的成功。

　　随着时光流逝，成老真的老了。我留学前和父母去拜见他，他已不记得我是谁。听说那一年成老去看望李培之，因为好久不见，一激动就哭了起来。郭影秋身体更加不好，后来就很少管学校的事。大约是在1982年，因为当时管事的副校长不足以服众，部分教师干部联署签名，要求父亲回人民大学主持工作，约十位系主任轮番到父亲的办公室陈情请愿。父亲后来提起这件事，深为感动也引以为傲。他应该是又一次想要调回人大工作，但是他没有留下记录为什么这次又没有成功。1983年成仿吾、郭影秋双双改任名誉校长，校长职位空悬。1984年成仿吾仙逝，父亲旧日同仁这一次以多名系主任领衔的联名公开信请他出任校长，教育部也征求父亲的意愿。

　　我那时已经留学，第二年回国时才听父亲讲起。父亲在苏州大学讲学，我白天在游人还不多的院阁亭榭徘徊，晚上回到宾馆，忍受父亲如雷的鼾声。不过父亲和我都睡得很晚，入夜时分有时聊聊天，是我青年时代不多的父子交流的记忆。我对他婉拒出任人大校长的决定颇为不解：“你不是对人大很有感情吗？前几年你那么想回去，现在有机会回去，为什么又不去呢？”我不记得他是怎么回答的，最大的可能是语焉不详，然后进入梦乡。

　　有时，不明确回答本身就是一种回答。我自己年龄越大，就越能体会到沉默的内容。父亲经历多次运动、残酷斗争，尽管他本性好摆龙门阵、富于讲演天才，到老仍未能完全管住自己的嘴，但毕竟深知谨言慎行的必要，而且努力实践。母亲也时常教育我说话要走脑子，“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这一类成语似乎特别适用于我，从小听得耳朵起茧子，以至于我后来经常心怀感激的想：我是多么幸运，在生活中一直可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无需有所顾忌。

　　没有说出的回答，只好任后人以“同情之理解”推测。父亲曾经说过，人需要了解自己的能力，然后量力而行。他长年高血压，“文革”中又中了一次风，此后一直拄杖而行。担心自己不堪繁巨，大约是他辞谢出任校长的首要原因。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的旧日同事对他有太高期望，这既令父亲感激，也让他不安。父亲是个清醒的人，私下里他并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也许是因为熟悉历史吧，他明白一所大学能否办好，毕竟跟所在的时代有关，校长的作用其实有限。父亲与人民大学的近半生缘分，就这样以他的激流勇退告终。从此以后，他似乎断了念想，据说很少再关注人大的具体情况，只是偶尔与老友叙旧而已。而人大早年校史经过曾经的断裂，就连“文革”后的“新三届”学生都不甚了了，又由于重生之后的转型，渐渐很少被回忆与提起。

　　去年初在一个爱乐人群的聚会上，我遇见一位很有才华的女郎，说起她的外祖父和胡华先生是好友，后来成为姻亲。由于这一重因缘，她小时候经常见到晚年的胡华，记得他的慈爱。那是我从不熟悉的一面，在我的印象里，胡华先生诗酒风流，和他那本著名的《中国革命史》给人的感觉大相径庭。不过人是很多面的，我读创造社时期成仿吾的批评文章，与他的《长征回忆录》像是出自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笔下，与我熟悉的那个有些容易激动流泪的矮壮老人也全然无法联系到一起。

　　那晚聚会的聊天，让我想起1980年乘着332路末班车从城里回北大或者父亲办公室时，桔色路灯下的寂静街道。归去时，恰好在人民大学换地铁。我忽然想起胡华先生的诗，就走出地铁看街景，霓虹灯闪烁之间，学生模样的戴眼镜男孩女孩不时走过。站名没有变、街道的方位也依稀可辨，然而在雾蒙蒙的2016年繁华夜色里，已经找不到1976年穿中式对襟棉衣的胡华先生曾经看到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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