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柱：我的大学梦

原标题：黄国柱：我的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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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高考落下了帷幕，再回首，你与高考相距多远了？ 十年寒窗苦读书，一朝高考定乾坤。 自6月22日起，各地已陆续公布了高考成绩，其实不管成绩如何，对于每一个考生来说，高考只能代表人生的特定阶段，成长和经历才最重要。

那么，关于高考，你有着怎样的经历呢？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黄国柱曾有一篇讲述自己高考经历的文章《我的大学梦》，黄委员是在1977恢复高考那年参加高考的，身处那个年代，他又有着怎样的高考故事呢？一起走进这篇文章《我的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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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柱

40年前，冬天比现在要冷许多。尤其在经历了黑龙江的酷寒之后，我这个南方人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东北的冬天。那么厚、那么洁、那么白、那么大的雪，把整个世界装点得洁净无瑕。我的大学梦，正是迎着美丽浑厚的冰雪晶莹向我走来。

1976年，中国大地上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事变：1月8日，周恩来总理辞世。3月8日，吉林天降陨石雨。7月6日，朱德总司令驾鹤西去。7月28日，唐山大地震24万人丧生。9月9日，毛泽东主席撒手人寰。也许是天意恢恢，也许是民心所向，也许是水到渠成，恢复高考的决策已然呼之欲出。

1977年初，我从基层部队正式调入沈阳军区政治部，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年轻机关干部。我为自己的岗位变化而欣慰，决心努力工作，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和培养。正在我心无旁骛地钻研新的工作业务的时候，恢复高考的消息由权威的中央媒体正式发布了。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打破了我平静的内心世界。那个从小就埋藏在心底的梦想不可扼制地浮现出来。

在我长大成人的那个偏僻的海滨劳改农场，周围有两类“知识分子”，一是正在大学读书的邻里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中间不乏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南京航空大学、浙江大学的学生。是他们给了我最初的关于大学的“启蒙”，点燃了我最初的向往。二是那些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犯人们。他们中间有被俘的国民党军队中从事技术工作的专家学者，还有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因为年龄小，不大可能与受到严格管制的他们有什么接触。但由于农场干部子弟学校师资严重匮乏，不得不让一些刑满留场的犯人或“右派”来充当数理化和外语老师。这些有着北大清华甚至国外留学经历的大知识分子来为小学生上课，实在是“杀鸡用牛刀“，大材小用。尽管他们在课堂内外一直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但仍挡不住知识的锋芒和人文的风采。这是多年教养而生成的，他们的言谈举止也就具有了潜移默化的力量。我清楚地记得两位老师的镜头：一是外语老师。往往会情不自禁地讲出大段的英语，因为他留学英美年深日久，对英语的熟悉甚至超过了母语。当他发觉是在“对牛弹琴”才“Sorry”，给我们翻译一下，刚才讲的是什么意思。二是音乐老师。发现课堂秩序太乱，又不敢大声斥责我们，不得不坐在风琴后面一言不发地等待。当我们终于发觉老师沉默的抗议之后，才慢慢安静下来。老师并不急于上课，而是弹上一段莫扎特或者舒伯特的小夜曲，或是安魂曲，我们这些野愣成习惯的孩子，几次下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音乐的魅力。后来我才悟出来，苦难中的音乐老师何尝不是在进行一种精神的宣泄或寄托呢？因为谁也说不上这些音乐来自什么地方，无人也无从去“举报”。当时如果有人提出疑问，他肯定早有准备，说是西方音乐中最常见的“练习曲”。所幸没有发生任何的不愉快，只留下了那些美好而令人辛酸的记忆。

好景不长，劳改和“右派”们迁往内地，学校停课。我们又成了上树下河的野孩子。我也因父母“有问题”受到了意料之外的冲击。第一次参军受挫，前途暗淡，不得不用读书来解脱自己的痛苦和失落。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就是在这个期间阅读的。显然，“大学”的梦想和“知识分子”的潜移默化无形中成了我最大的精神慰藉。应该说我的大学梦的种子就是那时埋下的。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机关的反响却与社会不太一样。因为已经是军官（干部），大机关工作生活环境都是令人羡慕的，上不上大学似乎无关紧要。也有朋友劝我别去考。理由是万一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其他地方工作，那就划不来了。

在还不知道领导会不会批准我考的情况下，已经出现了不利的舆论环境。况且我调入机关还不满一年，万一领导不让考，我还落了个“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名声，很可能鸡飞蛋打两头空。

我深知自己入伍、入党、提干、调机关是多么的不容易。但那都是目标明确、义无反顾、一往无前、毫不犹豫的追求。我生平第一次面临了“选择的痛苦”。

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生命中注定要出现的人出现了。她所住的女打字员集体宿舍离我的办公室只隔几个房间，是我的“邻居”。一次她来我的办公室打电话，谈起了我关于高考的想法。“我帮你找干部部要名额，但你们部长科长你要自己找。”她不仅坚定了我参加高考的决心，而且直接给出了行动方案。

我对“邻居”——一个普通女兵的承诺和能力将信将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了科长。科长笑眯眯地看了我一会儿，慢慢地说，“想上学是好事。听听部长的意见吧！”

继续忐忑。几经权衡，我没有直接去找部长，而是“迂回”了一下，先找到是我老乡的部长夫人试探渗透，免得碰钉子下不来台。夫人的斡旋很奏效。部长同意之后，其他程序性的报考名额事宜一切顺利。但我原来想报考北大中文系的愿望没有能实现，因为当时只能按部队原先推荐送学的范围（东北地区）规定报名参考。

“邻居”继续给出后续的行动方案：“让我中学老师给你找复习资料。”

想想当年，部队里、机关里上下级、人与人关系是多么纯洁和谐啊！首长和同事都是那样的热情真诚，没有一点杂念和私利的考量。

我下定决心，不再为未知的“毕业分配去向”而纠结，全力备战高考，珍惜来之不易的实现大学梦的机会。

尽管领导同意我报名高考，但我不可能脱产专门复习，必须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复习。我深知，初中和高中都没有上完整的我，应对高考是多么严峻的挑战！此间我参加了两个大一点的活动：一是随军区参观团赴京瞻仰刚刚建成的毛主席纪念堂。二是参加了在辽西赤峰地区举行的冬季实兵对抗军事演习。我别无选择，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应对挑战。放弃观看文艺演出之类所有可以放弃的活动，头戴狗皮帽，身穿皮大衣，脚蹬大头鞋，在零下十几度的环境里、在昏黄的灯光下复习功课，通宵达旦。

演习结束，高考的日子来临。我和张黎（军区政治部战士、后来的大学同班同学）一起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登上北去长春的列车。我们住在离火车站很近的一个部队招待所里。当天晚上，组织考生们看电影，看了一半，我无心看下去，和张黎一起中途而退，踏着厚厚的积雪，回到住所，利用最后的时间临时抱一下佛脚。

记得第一场是考数学，这是我最弱的项目。拿到卷子蒙了，第一题就不会，一时无所措手脚。深呼吸，闭目沉静几分钟，再开始尽自己所能去答题。最后一道应用题，只做到一半，已经没有时间答完。我只好根据前面的推算，蒙了一个“5”的答案，出了考场，与张黎对了一下题，与他不谋而合，多少有点安慰。后来看到卷子，虽然过程缺省扣了几分，但答案蒙对了！最弱的数学居然得了60分！

其他三项，政治、史地、语文，应该是我相对长项。尤其是语文中的作文，题目好像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写的是参观瞻仰毛主席纪念堂的过程和感受，相信有如此经历的考生肯定为数不多，有一点题材上的优势。尽管如此，总成绩如何，心里无数，一点也不托底。而与我一起参加高考的同窗（包括张黎同学），大多感觉良好，自认为把握很大。回到机关，“邻居”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不好。好多没有答上来。“没事，赶不上这趟，明年再考！”在大事的判断、决策和选择上，“邻居”从来都是这样利索和果断。

等待的忐忑不安很快结束，干部部负责组织学员高考的科长高兴地告诉我，“部队考生长春考区总分第一，被吉林大学中文系录取！”这让我喜出望外，也让“邻居”和她的老师，还有我的科长部长及夫人们非常高兴。同事们也纷纷前来祝贺。这时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

回首40年前的高考往事，我最大的感受是“组织和战友给我的温暖”。作为一名来自基层部队、机关工作不到一年、“两眼一抹黑”的新人，得以实现自己的大学梦，完全靠的是组织关怀和战友情谊！

顺理成章，高考成功的同时，我对“邻居”也由感恩、感谢上升到依恋不舍，收获了难得的爱情。上学前夕，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大学毕业，已经提干的她做了我的妻子，不仅让我的“梦想照进现实”，而且成为我人生道路、事业追求离不开的参谋和帮手，共同经历风雨、搏击惊涛骇浪的忠诚伴侣，精神上最大的安慰和情感寄托。

为此，我感激命运对我的恩赐和眷顾；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领导、战友、朋友、同学；感恩我的妻子和她所有的亲人！

我还要特别感谢母校吉林大学特别是中文系对我的培养和教育。这里，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港湾。母校助我建好了精神和文化的战舰，加足了燃料、弹药和各种生命补给，并激励我不忘初心，从这里出发，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2017年春节于东北大连）

文中配图来源网络

黄国柱《回望来路》，中国文史出版社

政协委员文库系列丛书将政协委员在各自领域的经历、经验、研究成果及作品等精华结集出版。本书是该丛书之一种，对黄国柱委员多年来在新闻与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做了梳理、汇总。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亲历 亲见 亲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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