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望的负担

　　翻译自书籍《21世纪的拉丁电视》（Latin TV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章节14：Myth，Force，and Burden of Prestige；Burden Narcos: Mexico as Case Study，译文仅供参考。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一次，在一段不安的困惑时期我曾经认真考虑地过纹身。那是在我本科教育的最后几周。我的成绩开始下滑。我没有工作，也没有就业前景。我有一个女朋友（她有一个纹身），但我对她的感情很脆弱。

　　我怀疑，要解决后面那个问题，我需要在生活中多一点锋芒。还有什么比轻轻划伤更容易的方法呢？不要太花哨；我的设计很简单，但很经典：古希腊语中的“荣耀”——Kleos。这是它原来的样子：κλ?ο?。

　　请理解，这不是普通的荣耀。Kleos是不朽的荣耀。正是荣耀驱使阿喀琉斯离开了他在斯基罗斯公主中间的性感生活，在战场上直面并击败了数百名狡猾的特洛伊人。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荣耀激励着荷马将所有的打击变成了诗律，几乎三千年过去了，这些诗律仍然在世界各地的讲堂里被吟诵，仍然强调着它们的节拍旋律，直到永恒。

　　在开始寻找精通古典字母的纹身师之前，我想和我以前的古典文学教授确认一下这个词的含义是个聪明的主意。在我收到一封表格电子邮件，告诉我那个优秀的兼职人员不再在学院任职的同时，系主任本人也发了一封个人干预电子邮件警告我，是的，Kleos确实指的是我梦寐以求的文学荣耀；但它也有“谣言”之意，而对于任何蠢到可以在他的左二头肌上刻下这样歧义字母的人来说，一生都会在座谈会上成为被指指点点和讥笑的对象。

　　我从这次经历中得到的收获，除了知道我不是一个适合纹身的人之外，就是古希腊人对现代名人有者先见之明的理解。荣耀与谣言，崇敬与争议。每一方都在权衡明星身份的微妙平衡，这种平衡的最轻微破坏都可能导致职业生涯的进度和深度直线下降，对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名人们而言，这可能无异于史诗。

　　Netflix的《毒枭》是一部关于20世纪80年代哥伦比亚毒品文化的连续剧，它提供了一个感人的教训，告诉我们当偶像变成替罪羊时会发生什么。在第二季的最后几集里，我们看到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大毒枭，昔日的罗宾汉，可能是哥伦比亚历史上最知名的人，他被通缉到世界的边缘，悬赏金额相当于他的国家的GDP。埃斯科瓦尔躲在父亲的农舍里，身上最后一个比索几乎腐烂了，他整天都像农民一样工作：铺设栅栏，给猪开内脏。在他休息的时候，他会在这个神奇的时刻在田野里徘徊，嘴唇上粘着一只蟑螂，眯着眼睛看着自然东升西落，仿佛它们掌握着他死亡的奥秘：他曾拥有金钱、权力和女人的生活，怎么会如此突然沦落成最后几个小时的贫困、汗水和羞耻。

　　在哥伦比亚，毒品文化是一种神学：对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崇拜。观众期望这种痛苦是他作为国家偶像复活的前奏。然而，在墨西哥，毒品文化是一个神话。2018年，当《毒枭》重新启动，拍摄一部关于瓜达拉哈拉贩毒集团崛起的新剧集时，制片人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将Kleos分散到更广泛的万神殿中。以一个埃斯科瓦尔的代价，我们得到了“天空之王”阿玛多·卡里略·富恩特斯（何塞·玛丽亚·亚兹皮克饰演），一个留了三天胡渣的空中走私犯，长得很帅；他的叔叔，埃内斯托·丰塞卡·卡里略（令人生畏的华金·科西奥），一个朴实的老派学生，靠啤酒、可卡因和锡那罗亚人复仇的葡萄糖为生；还有“矮子”华金·古兹曼（可爱的亚历杭德罗·埃达），一个人型鼹鼠，统治着一个非法的地下王国，在边境下走私金钱和毒品。

　　在本章的第一部分中，我将进一步探讨《毒枭：墨西哥》的神话，研究该系列如何将瓜达拉哈拉贩毒集团的历史融入传说的模式。其次，我将探讨暴力是如何被用来发展和美化这个传说的。最后，在演示了该系列如何符合名望电视（译注：Prestige TV，即二十一世纪起至今的“电视黄金时代”，一个被广泛认为以大量“高质量”、国际知名电视节目为标志的时期）的正式惯例之后，我将考虑把集团暴力表现为一种优秀的电视艺术的伦理和神经化学含义。

　　在剧中被神话的所有毒枭中，拉斐尔·卡洛·金特罗（特诺赫·韦尔塔饰）是最典型的希腊人：健美的体格，深色的卷发。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农民，但不是普通的农民：一个园艺专家，一个植物学专家。拉法对他发明的精育无籽植物表现出一种父爱般的关怀：抱着它们，嗅着它们茎秆深处的营养，在轻微的缺陷面前畏缩。

　　但就像他创造出的植物群落一样，敏感的拉法有一种暴力、反复无常的倾向。在第1.2（译注：第一季第二集，下同）集里，他的次要情节让他被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阻碍，那就是在奇瓦瓦州的沙漠里建立一个大麻种植园。在开采沙子获取地下水的几天无果后，拉法勃然大怒，把一箱手榴弹扔进了贫瘠的沙子里。五次爆炸之后，一股和拉法张开的双臂一样厚的间歇泉从干燥的土地上喷涌而出，淹没了他的暴徒们，而且，就像命运安排的那样，确保了Rancho Búfalo的建立，这是毒品历史上最大的大麻种植园：拉法创造的植物，蔓延12平方公里。

　　在《毒枭：墨西哥》第一季中，有很多这样的同步时刻：简单的曲折和命运的疯狂。随着反派们在剧情点上的发展，杀戮和复仇的积累，无论故事发展得多么精彩，他们似乎越来越注定要成功。就好像驱使他们做坏事的深奥而神秘的力量使他们超越了人类力量的引力。（第二季的任务是打破这些传说，尤其是关于费利克斯·加拉多的传说——剧透！——将在监狱中结束。我在这一节主要关注的是第一季。)

　　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一个叙事难题。你如何为那些看起来不可触及的角色制造悬念，而现实生活中的角色（在维基百科上搜索一下就会证实）大多还活着，其中许多人已经出狱了？试播集开始20秒，旁白就泄露了秘密：“（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事实上，它根本就没有结局。”

　　一个解决方案是向前一步，让这种不可接触性成为一种美学原则。在第1.1集“Camelot”中，当毒枭们从乡村的锡那罗亚转移到繁华的瓜达拉哈拉时，他们与该市的犯罪统治者达成了合作协议。当这位犯罪头目轻蔑地咯咯笑着拒绝他们的交易时，他立即被一枪打爆了脸：在中午时分，在这座城市最迷人的酒店繁忙的大厅里被处决。当成群的客人尖叫着跑向出口时，锡那罗亚人在犯罪现场徘徊。其中一人拿出一张地图，开始细看。铺着瓷砖的地板上血迹斑斑的尸体，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哪里建立下一个种植基地。

　　这一情节持续了几分钟，当我们回到酒店时，锡那罗亚人显得更加自在，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喝着酒，抽着烟，尸体在他们身边展开，完成了一幕愉快的午后小憩，虽然有点讽刺。

　　这种漫不经心是有叙事目的的：我们马上就会发现，毒枭们正等着警察来，这样他们就可以贿赂队长，让他给贩毒集团谋好处。不过，为了达到喜剧效果，剧中的毒枭们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普遍漠不关心，这为这部剧定下了基调：它体现了这部剧的一种神话般的自负，即墨西哥的体制如此腐败，正义的理想如此扭曲，以至于它把罪犯提升为英雄，甚至是神。整个国家都在密谋让他们的神灵随心所欲地残暴统治，缉毒局是没有胜算的。

　　在所有这些神圣的罪犯中，米格尔·安格尔·费利克斯·加拉多（迭戈·卢纳饰）似乎注定要统治这片神话般的土地。毕业于唐·德雷珀（译注：Don Draper，《广告狂人》的男主角，一段情节是他晚上在纽约大学城市学院学习，白天则担任皮草销售员）那样以深沉的主角为主的学院，费利克斯是当今名望电视节目中典型的黑暗男性领袖：他衣食楚楚、深谋远虑，道德上过于复杂，从不失手。旁白称他为“大麻界的洛克菲勒”，正是他的企业家本能为毒枭铺平了成功之路。到第一季中期，在他的统治下，瓜达拉哈拉贩毒集团每周将进账3000万美元（按今天的标准是9300万美元，比写这篇文章时Netflix的周收入还要多300万美元）。

　　费利克斯，和其他名望电视节目的黑暗领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有点奇怪的区别，那就是费利克斯的艰难起源被快速推进，这样剧集就可以直接进入神话制作阶段。就像传奇的纳瓦尔特族战士波波卡特佩特一样——他的一幅巨大的印象派肖像华丽地挂在费利克斯的办公室里——他的民族传奇中最重要的是那些伟大的斗争。费利克斯的背景故事——他在锡那罗亚州当警察和革命制度党保镖的那些年——被这个系列对他的犯罪活动不断照射的无所不能的光线所掩盖。

　　这并不是说费利克斯过得很轻松。在第一季中，他经历了许多考验他勇气的冒险，包括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和哥伦比亚毒枭的绑架（连续几集）。但在第一季中，只有一次他的脆弱处境似乎合理地引发了戏剧性的紧张。这个时刻出现在第1.6集的结尾（“La última Frontera”)。美国缉毒局策划了一项计划，引诱费利克斯越过边境进入美国。一旦他踏上美国的土地，好人们终于可以抓住他，在联邦法院审判他，然后把他关进监狱几十年。

　　为了偷渡边境，费利克斯必须使用与他的假护照上的身份相符的身份。这意味着把他的名牌西装换成休闲夹克和棒球帽，把他1980年的奔驰SLC换成86年的大众海盗船；也意味着用他脸上的茫然来抵消他手腕上劳力士的眩光——一个神从凡人的躯体后被拖拽出来时空洞的表情。

　　在这一集的高潮部分，当费利克斯独自坐在他的棕色大众汽车里，以屁股滑到座位边缘的速度慢慢靠近墨西哥海关时，缉毒局的特工们调整了他们的姿势，用双筒望远镜从边境那边监视他。“到爸爸这儿来！”

　　这一幕的紧张气氛是由费利克斯的从天而降引起的。这位墨西哥的首领，在他的祖国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在边境的力量下沦为一个非法移民，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被迫在一个当局已经开始策划迫害他的国家谋生。这是本剧中罕见的一幕，残暴的暴力场面（稍后会有更多关于暴力的内容）被官僚性暴力的威胁所取代，也就是说，这种暴力揭示了“社会对人群施加的不可避免的限制，这些限制阻碍了他们实现本来可能实现的生活质量”（换句话说，如果大卫·西蒙是本剧的制片人，这种暴力将是本剧的核心）。

　　幸运的是，在他通过墨西哥海关之前，神话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权威。海关官员递给他一个电话：电话是墨西哥国防部长打来的，他警告他说，一群市政、州和联邦的白皮（译注：gringo，通常带有贬义的俚语，用来指代那些来自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白人）正拿着枪在北边不远处等着他。

　　就“Deus ex machina”（天外救星）而言，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就连费利克斯看起来也很震惊。但正如《毒枭》想要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在墨西哥，不可能并不意味着难以置信。在一个政治是神话的地方，人类道德的密码可以辨别出一些非常大胆的形状，但它永远无法解读神的意志。

　　如果说神话为《毒枭》定下了基调，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载体就是暴力：这在古典美学中并不罕见。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写道：“伊利亚特……真正的英雄“不是神或战士，而是力量的概念本身：“人所使用的力量，奴役人的力量，那……把任何屈服于它的人变成一件东西的力量。”“行使到极限后，”她写道，“它把人变成了最字面意义上的东西；它把他变成了一具尸体。”而制造尸体“是伊利亚特向我们展示的一种奇观”。

　　《毒枭：墨西哥》同样热衷于展示其神话力量的破坏性和非人性化的力量。

　　在这个系列中有两种主要的暴力形式，根据规模来区分。更为宏大的形式是战斗的场面。在这两季的第八集中，我们将看到一场伊利亚特级别的大屠杀。这两场战斗分别持续了4:30和2:30（不包括后一幕突袭后的漫长对峙），他们利用了叙事中的跨境紧张局势，让美国联邦特工（来自不同部门）对抗墨西哥毒枭。

　　这些战斗场面充满了电子游戏般的活力。直升机把美国人安置在墨西哥人的地盘上后，我们看到了随后的地面行动，通过肩膀上的视角，观众的替身们（特工）稳步向前奔跑，机枪指向前方，断断续续的枪声射向闪闪发光的远方。被遗弃的卡车和空无一人的建筑为这些特工提供了暂时的避难所，让他们在重新出现在战斗中之前重新组装武器。盟军盘旋在地面上，子弹弹跳扬起一片尘土，新的敌人从新的障碍物后面冒出来，严重阻碍了任务的完成。在这个片段的最后，高死亡人数的血腥被激动人心的意识所抵消，双方的主要人物都在猛烈的攻击中幸存下来。

　　像这样旷日持久的战斗场面显然并不新鲜。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们符合20世纪60年代末制定的好莱坞电影暴力标准。根据电影学者玛莎·金德（Marsha Kinder）的说法，杀戮的动态编排之于动作电影类型就像歌曲之于音乐剧：“‘数字’以其耸人听闻的视听奇观打断了情节的线性发展，同时作为戏剧性的高潮，推动故事走向结束。”

　　《毒枭》的一个显著区别是第一人称视角在白皮和毒枭之间切换。在几秒钟的时间里，你扮演一个缉毒局的特工，躲避子弹，扫射军事化的农民，然后切换到拉法，用你的机枪枪托打一个联邦探员的脸。理想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对待受虐狂的民主方式。一个坚定的官僚主义者会坚持认为这只是另一种挑起混乱的方式。

　　我们在《毒枭》中发现的第二种暴力形式（通常是由墨西哥角色犯下的）发生的规模较小。通常，它描绘的是对个人或一小群人的谋杀或折磨。有时，也许是为了弥补死亡人数的不足，这种暴力行为可能会格外残酷。

　　最后一个例子是对被绑架的DEA特工恩里克·“奇奇”·卡马雷纳 （米歇尔·佩纳饰演）的折磨和谋杀。《毒枭》的叙事张力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这一刻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它滑稽的开头（第一季），还是它的余波（第二季）。这一幕本身长达四分钟，分三场两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奇奇被绑在椅子上，被牛刺鞭打，被电钻刺穿；一位医生将肾上腺素注入他的心脏，这样他的身体就可以被拖到战场上绕着胜利圈狂奔。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更血腥、更像尸体的奇奇只会强调最糟糕的事情正在镜头外发生。

　　这个折磨的桥段是该系列叙事的原创部分，也是其暴力病态的根本原因，但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毒枭》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看似随机的暴力事件，吸引着猎尸犬们出来享用大餐：被飞机螺旋桨分开的尸体，被砍下的头颅装在礼盒里。这些场景的震撼不是来自它们的原创性，而是通过唤起对现实生活中毒品战争暴行的血腥逼真的感受。

　　偶尔在《毒枭》中，这种模仿达到了主导的地位，程式化的暴力行为令人不安，以至于它们暂时压倒了情节，迫使我们反思它们令人着迷的可怕的场景。对唐·内托海滨别墅的突袭（第1.10集：“Leyend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他著名的导演镜头：第2.10集“Free Trade”中的桥戏，以及第2.5集“AFO”开头索菲亚·科波拉式的打靶练习。）在这个场景中，我们采用了内托的视角，他坐在巴亚尔塔港庄园崎岖的海滨甲板上的一把椅子上，平静地看着联邦警察冲进他的别墅，射杀眼前的每一个保镖和狂欢者。子弹穿过赤裸上身的日光浴者的身体，打手们扭倒在地或从阳台上摔下来，慢镜头同步播放着80年代的民谣Mamá ven a sentarte aquí，从内托的耳机中渗出。与此同时，内托坐在甲板上的椅子上，怅然地看着大屠杀，仿佛在浏览一首关于生命无常的诗。当他望着脚下拍打着海岸的潮水时，他脸上的血溅了出来，一颗孤零零的红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像这样的场景将这部剧的暴力提升为一种审美，一种值得欣赏的东西。他们回忆起戈达尔对《狂人皮埃罗》中过度暴力指控的机智回应：“那不是血，那是红色。”

　　近几十年来，对电影暴力的研究倾向于强调这种暴力的后现代和参考性质，经常描绘出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使当红导演保持稳定。但在《毒枭》中，主导性暴力的最佳时刻并没有为了相互文本的反思而牺牲内心层面的情感（我认为，在这些研究考察的许多电影中也是如此）。相反，它们唤起了一种深刻的恐怖，足以提醒我们“不可思议”并不是“讽刺”的同义词。我甚至认为，正是这种令人不安的感觉，让这些虚构的暴力表演感觉“真实”。埃里克·G·威尔逊（Eric G. Wilson）认为，“大多数好莱坞暴力都太有意义了，以至于不会令人不安……实际的暴行往往没有意义，这是它令人不安的一个原因。”但在一部以事实为基础的历史剧的外衣下，《毒枭》或许可以两全其美：它可以通过一些描写来表现“现实生活”毒品暴力中令人不安的残暴，这些描写的作者风格在短暂的时间里扰乱了这部剧的传统叙事（以及我们阅读它的习惯）。

　　打开现实与演出之间的边界，显然引发了关于艺术家在描绘真实悲剧时的责任的重大伦理问题。如果想到毒品战争的真实暴行被用来制作剧本节奏和跳跃恐慌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那么意识到《毒枭》中从真实暴力到模仿暴力的转变并不总是单向的，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真正的不安。2017年9月，37岁的卡洛斯·穆尼奥斯·波尔托（译注：Carlos Mu?oz Portal就是网飞那个被做掉的摄影）在墨西哥城北部的一个小镇特马斯卡拉帕（Temascalapa）拍照时被枪杀。尽管波尔托的谋杀案仍未侦破，但考虑到他正在寻找的地点已经是多起与毒品有关的凶杀案的现场，司法部长推测当地的毒贩将普罗塔误认为是收集情报的警察。

　　我可能想得太多了，我真的不想听起来不尊重，但在这一点上，我已经看了几遍这个系列，我发现很难不把波尔托的谋杀看作是另一个例子（尽管是一个额外的超现实主义的例子），这是《毒枭》在毒品战争中塑造的随意、讽刺、顽固和虚无主义的一系列暴力。我对这个系列的问题是，是什么让它变得有些淫秽，不是因为某个特定的暴力时刻；更确切地说，这是对奇奇之死的更大的崇拜，以及这部剧不断努力确保他的谋杀垄断了来自观众的哀悼。

　　在第1.7集“Jefe de Jefes”中，两名美国游客误入了一家错误的海鲜餐厅，结果却被吸食了可卡因的拉法用冰锥杀害了。他们的故事很快就从剧情中消失了，他们的尸体被扔在越来越多的尸体堆上，这些尸体的预兆越来越靠近奇奇。这可能是动作类型的一个比喻，次要角色被尽可能地充实，以激发杀死他们的场面——棕色的皮肤和强烈的表情往往是他们所得到的——但这是否使这种做法变得不那么扭曲？

　　《毒枭》和它的英雄们一样容易被“与力量的关系所改变”，正如威尔所写的，“被它想象自己能驾驭的力量所席卷，所蒙蔽……由于它所承受的力的重量而变形。”

　　无论是对孤独英雄斗争的崇拜，还是将真实的屠杀转化为高雅的艺术，我们将看到，《毒枭》的这些变形，在流媒体电视时代，被证明是非常受欢迎的，而且相当有利可图。

　　《毒枭：墨西哥》第一季以一段蒙太奇剪辑的20世纪80年代新闻短片片段开场，这些片段来自毒品战争的战壕：担架上拖走的尸袋，街道上整齐地排列着血淋淋的尸体。随着这些画面的循环，旁白告诉我们，有50万人死于毒品战争。接着，他开始运用这部剧的戏剧风格，告诉我们：“很多人不想听这个故事。他们想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任何愿意对此嗤之以鼻的修辞学家都会认为这种说法是一个堆集证据的谬论：虽然肯定有一些活着的人会因为这个故事不再播出而睡得更好——也许，比如说，十几个年长的政治家（包括墨西哥前国防部长，一个小角色，在节目中，他的名字很害羞，而且每次大声说话都有点烦人地发出哔哔声）——显然，还有更多的人想听这个故事。当第二季于2020年2月首播时，它是美国第五大流媒体节目，每周获得49,651,373次“需求表达”（一种模糊的、适当的在线兴趣衡量标准，据其开发者称，它整理了社交媒体上的评论、该节目的非法下载以及该公司隐瞒的其他数据点；以及其他你想得到的数据）。如果粉丝的评论有什么迹象的话——这部剧在烂番茄上的平均分数为91%——有很多人确实想假装这个故事是按照Netflix所说的那样发生的。

　　这些人是谁？是什么让一个来自日本或瑞典的青少年突然对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黑帮头目的神话壮举如此着迷？如今，神经学研究正在颠覆“观看舞台或屏幕上的暴力会激发一种普遍的宣泄感”的经典论点，我们怎么能理解《毒枭》的全球观众从剧中“墨西哥历史”的可怕景象中获得的那种快感呢？

　　这种快乐的催化剂可能只是普通的。《毒枭》符合“名望电视”的模式，在数字时代的修辞中，“名望”是对“好评如潮”的时髦误称。更具体地说，“名望”指的是高质量的电视节目，通常由有线电视频道或流媒体服务制作，并正式指定为评论界的好评。与普通电视不同，名望电视被视为高雅的艺术形式，等同于文学：每一季都是“10小时的小说”，每一集“章节”都是精心制作的，以吸引播客和在线粉丝的仔细阅读。这种类型的新出现的寓意——沉闷的配色方案、复杂的男主角、美好的肉体，以及名人演员和导演的参与——向观众保证了一种鉴赏力上的愉悦，一种虚拟的祝贺，因为他们知道，监控他们浏览历史的算法已经把他们列入了流媒体电视的行家之列。

　　但是这种鉴赏的愉悦如何影响观众对《毒枭》层层残酷暴力的反应呢？研究暴力的学者约翰·阿德拉姆（John Adlam）、提尔曼·库鲁提格（Tilman Kluttig）和班迪·X·李（Bandy X. Lee）认为，理解暴力的尝试是由人类天生的一种需求驱动的，即在极度非理性的事物中寻找象征意义。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定义，我们可能会认为一系列暴力主导时刻满足了这种批判欲望，使我们能够将暴力解释为一种美术，同时也鼓励我们在更大的意识形态或历史框架中调和我们对暴力的理解。

　　这一理论的问题在于，对许多观众来说，“寻找意义”主要来说并不是一种学术上的追求。媒体本身——在线流媒体电视——在观众动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2022年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毫不惊讶地发现，名望电视的另一个关键特点是它容易让人上瘾。2015年，超过70%的美国人承认会“狂看”自己喜欢的电视剧。在廉价、即时获取看似无穷无尽的电影和电视剧的鼓励下，今天的观众已经把过度的电视消费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Netflix承认，61%的用户“经常一口气看2-6集”。

　　研究这一现象的心理学家对流媒体电视上瘾的原因不太感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沉迷于这种上瘾的心理和身体影响。这些心理学家发现，就像任何令人愉悦的行为一样（文献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从吃薯片到做爱再到吸食海洛因），看剧会产生大量的多巴胺，这种激素负责刺激注意力、动力和快乐。我们看得越多，产生的多巴胺就越多，我们就会变得越上瘾。

　　这些研究还表明，习惯性狂看电视的人表现出传统成瘾者的症状：他们忽视工作和社交生活；有睡眠问题；饮食饮食很糟糕；经常感到烦躁、焦虑、自我厌恶，而且他们很难控制自己所选择的恶习的消费。那些戒掉刷剧习惯的人通常用“过量”和“戒断”来形容这种经历。

　　就像刷屏一样，屏幕暴力也会震动和搅动我们大脑中的化学鸡尾酒，从而鼓励我们消费它。当我们观看暴力媒体时，肾上腺素、皮质醇和睾丸激素会大量进入我们的血液，引发我们的战斗或逃跑反应。这让我们在那一刻“感到充满活力和兴奋”，然后在事后愉快地筋疲力尽——这种模式听起来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发泄，但在生理上与之不一致：我们的攻击性情绪永远不会被“净化”；相反，他们会在动作戏之间保持准备状态，等待下一次肾上腺素激增。

　　对观众动机的研究还发现，观众更喜欢看电视上对真实暴力的描述，而不是虚构的暴力，尤其是当这些描述被认为是为了揭示更大的事件或问题，比如毒品战争。心理学家康塞普西翁·费尔南德斯·维拉纽瓦（Concepción Fernández Villanueva）认为，这种暴力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罕见的洞察犯罪生活的现实。这种见解可能是令人同情的，它提供了“对受害者的情感影响……”的细节，或者“侵犯者的动机，”甚或它可能是审美上的，呈现出我们在其他形式中找不到的“残酷（和）明确的细微差别”（还有一个很大的例子：注意到24%的狂看者也声称“信息/知识”是他们强迫性观看的原因）。

　　在“名望”代表正面评价的现在，我们必须记住，它曾经表示“欺骗”。我想知道《毒枭》的观众——也包括您在内——是否会在看到赫克托·帕尔马用棒球棒把拉斐尔·莫雷诺的脸撕成碎片时，产生一种自我提升的错觉：这是一种对墨西哥历史进程的似是而非的洞察，因为它把自己，一个又一个血腥的裂痕，转换成节目的神话；如果产生这些洞察力和鉴赏力的神经化学配方是精心设计的，让我们渴望更多；如果不是暴力，那就是上瘾，才是这部剧史诗叙事的真正力量。

　　尽管我从暴力场面中获得了矛盾的享受，但我最喜欢的《毒枭》镜头不是任何大的战斗场面，也不是前面讨论的主导场景之一。实际上，这是一个刻意保留我们所期望的暴力的场景。

　　这个场景出现在第1.8集“Just Say No”。天空之王和奥西纳加的狐狸（译注：即毒贩巴勃罗·阿科斯塔·比利亚雷亚尔）已经追踪到两名可卡因走私者，他们声称他们的卡车撞上了一块岩石，滑出了美国边境的公路，失去了他们的货物。天空之王并不买账：他举起猎枪对着第一个走私者，要求狐狸“杀了这些混蛋!”你几乎可以听到数十亿多巴胺受体在Netflix多元宇宙中为下一个大热点而亢奋不已。

　　但狐狸没有开枪，而是决定对走私者进行无罪推定。第二天晚上，他和天空之王出发穿越边境，寻找失踪的卡车。天空之王担心他们是被美国人陷害的，就像前两集费利克斯被陷害一样。但是狐狸坚持要他们找出答案。“如果他们说的是实话，”他解释说，“我就会射杀两个无辜的人。”

　　最后，失踪的卡车出现了，货物仍然完好无损。 那些人说的是实话，他们的生命得以幸免。

　　这个场景不仅延迟并最终混淆了这个系列对暴力强迫性渴望的一贯鼓励，它还特意把非暴力行为变成了积极的，甚至是英雄的行为。这是战场上的神，看到并取人性命是多么容易，却选择仁慈行事。“我爱人胜过爱钱，”狐狸对天空之王说。（这一行动非常符合埃内斯托·丰塞卡·卡里略作为高贵强盗的形象。他在第二季的战斗场景中所呈现的非凡表现便是该系列中kleos的最佳例子。)

　　这有一个明显的寓意，我试图把它放大成一个更大的说教，试图告诉大家如何最好地代表毒品战争能够被认为结束的方式，毕竟，我对这个场景的感觉和我对战斗场景的感觉一样，都是神经化学操纵的结果。也许只是碰巧我的大脑对热血上头的场景审美相当贫瘠，所以我做出了这样无趣的评价。但随着《毒枭》进入新的领域，深入新的年代、新的行为和新的屠杀，我希望Netflix能像它神话化的集团一样，明白多样化的药物混合对商业是非常有利的——毕竟，复仇和愤怒可以写成好诗，而爱和同情却值得永远挥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