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克斯·侯楚力：世界的“巴西化”

　　“比利印度”（Belíndia）的出现

　　巴西这个国家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现代的国家。巴西最初是一片殖民地、一个开采资源的地方，它与崛起中的世界市场是连结在一起的。巴西也许是西半球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但巴西的奴隶制是早期现代性的产物，巴西从未经历过前现代化阶段，也从未经历过封建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西化”并不是一种向半封建关系的简单回归。

　　那么该如何解释巴西的非自由劳动、大农场主体系以及附着在这一体系上的文化和政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现象呢？简而言之，该如何解释巴西内部所有“落后”的东西呢？在巴西，现代化使落后势力获得了喂养，并且反过来强化甚至使落后势力实现了繁殖。在巴西的农村地区，灵活的劳动力和土地供给为农业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这反而遏制了农业技术的进步。随着上世纪30年代工业化的推进，大量贫穷的农民成为了城市中的廉价劳动力。

　　巴西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民粹主义时期（the populist period），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对推翻既有体制提出任何要求，这与一个世纪之前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欧洲是不同的。在巴西，农村有产阶级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反而继续保有权力而且继续从这种扩张中获得利益。正如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科·德奥里维拉（Francisco de Oliveira）在1972年发表的《二元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ualist Reason）中所提到的：“巴西资本主义扩张是通过在旧的关系中引入新的关系、在新的关系中复制旧的关系来实现的”。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总统推行的社团主义劳动法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他所模仿的其实是墨索里尼的政策，目的在于让巴西城市中的劳动者的无产阶级身份固定下来并为他们立下规矩。最关键的一点是，这样做切断了那些劳动者与农村之间的关系，巴西农村的贫穷和不自由就延续了下来。

　　在德奥里维拉看来，旧的阶级关系在巴西的新世界里得以保留下来。以城市中新出现的穷人为例，他们可以造自己的房子，这样这一阶层代代延续下来的成本就会变得很低，雇主也无需给他们高工资来支付房租。可以说，巴西的贫民窟并不是旧时代的落后标志，而是新时代的产物。

　　

　　缆车行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阿莱芒贫民窟上空，图片来源：新华社

　　我们接下来可以看看市民生活中的个人服务行业在这种积累模式中是如何运作的。巴西的中上阶层都有自己的保姆和司机，这种经济关系只有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例如产业化的保洁服务和公共交通服务）获得大量投资之后才能被取代。在这方面，巴西的中产阶层比美国或欧洲的同一社会阶层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因此，这种在巴西的市民生活中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事实上削弱了统治者改善公共服务的政治动机。

　　全世界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变得有些“巴西化”了呢？各种“私人服务业”正在扩张，专业人士和精英们是不是也开始雇佣私人瑜伽教练、私人厨师和私人保安了？美国旧金山的中上阶层家庭正在复制贵族和庄园主的生活方式，随之出现了与之配套的服务经济，不过如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外包出去，数字平台可以在新的精英阶层和私人“分包商”之间牵线搭桥。巴西的社会结构已经为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的未来。

　　德奥里维拉2003年再次对巴西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他把巴西比作一个“鸭嘴兽”：巴西是一个畸形的怪物，这个国家不是欠发达的（农村的“原始积累”已经被强大的农业产业部门取代），但这个国家并没有完成现代化，也就是说，巴西还没有让社会大众真正融入这个国家。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巴西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必然的。在1964年政变爆发之前的阶段，日渐壮大的工人力量本可以为巴西社会带来新的局面，本可以终结这种高强度的剥削状况；而巴西的农业改革本可以解放后来在上世纪70年代涌入城市的农村“后备劳动力”并最终摧毁长期盘踞在农村的势力。

　　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需要资产阶级与工人们配合行动。然而，巴西的资产阶级却支持了右翼政变势力。施瓦兹在对德奥里维拉的“鸭嘴兽”观点进行介绍时指出，具有强烈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他在60年代曾是一个左翼社会学家）在90年代发现，巴西的资产阶级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获得发展。卡多佐总统指出，与当时占据优势地位的左翼观点不同，巴西的资产阶级更希望巴西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小伙伴，而不希望看到自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未来受到其他更低阶层的挑战。也就是说，不让巴西实现发展是这个国家的精英们自己的选择。

　　德奥里维拉指出，巴西“未来之国”的美好希望之所以一再破灭，原因就是“巴西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虽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全世界最强劲的经济增长……出现这种状况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巴西工人阶级的地位低而且巴西对外部过于依赖”。巴西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增长迅速、文化也令人十分羡慕，巴西本可以是个乌托邦一样的国家。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用德考克斯和卡塔拉尼的话来说，巴西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国家优势无法化为现实。并不是落后让巴西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巴西的命运就是无休止的挫败和沮丧。

　　此外，巴西社会对穷人的无视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个人为制造的二元社会现象。在巴西，人们把这种状况称为“比利印度”，这是一个1974年由经济学家埃德马·里斯本·巴沙（Edmar Lisboa Bacha）创造的词：巴西是一个由如比利时般富裕的城市和如印度般贫穷的农村构成的国家，两者在同一个国家里共存。那些巴西的“比利时人”表面上生活在一个现代的、运转良好的国家里，但他们却受到“外部”半封建的、落后的“印度”的拖累。德奥里维拉指出，为了自己的发展，那些生活在“内部”的人很依赖对“外部”的剥削。不仅如此，巴西社会的这种二元性也会对内部的“比利时人”造成影响，它把巴西的精英塑造成了一个腐败、自私、社会地位代代相传的群体，他们对外面的“印度人”过得如何是毫不关心的。

　　很不幸的是，“比利印度”现象在最近几十年里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普遍。我们可以看一看构成这个词的两个国家本身如今是什么样子：比利时也许依然富裕，但他们已经变得越来越官僚化、社会碎片化、阶层流动固化；印度也许依然十分贫穷，但他们也有了自己的高科技产业而且保守民粹主义正笼罩着整个国家。类似的现象在意大利、美国和英国也存在，深度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僵化的政治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民粹主义在这些国家都是显而易见的。

　　

　　仅一墙之隔的富人区和贫民区（视频截图）

　　我们该如何看待现代性

　　如果我们对阿兰蒂斯的“巴西化”进行一番分析，会发现巴西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特征在当今这个处于后增长时代的新世界里也是存在的。巴西人在应对他们的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为适应灵活而非固定劳动合同而出现的社会关系、半合法的变通之举、成色不足的资产阶级）也出现在我们的周围。

　　巴西，这个生来就进入现代社会的前殖民地，并不是一个从封建关系中走出来的社会，并不是一个通过革命切断了与过去联系进而宣布自己获得新生的社会。相反，它只是一个生产和分配的场所。

　　在上世纪40年代，伟大的巴西历史学家小卡约·普拉多（Caio Prado Jr.）对当时巴西的殖民地社会形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殖民体系的效率就在于生产活动的有组织性和高阶社会关系发育的不成熟性两者的结合，结果就造成殖民地只有经济，没有文化。因此，由殖民主义所塑造的当代边缘地带内部是“缺乏道德性关联的”，它缺乏那种能够让人类个体互相连结进而团结成一个社会的人际秩序，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法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完整社会。当你感知到当代新自由主义社会出现解体的某些迹象时，应该意识到这并非偶然。

　　在历史上，由地主精英和奴隶构成的巴西社会中出现了自由民。从历史角度来看，巴西“展现出重商主义先驱形象的类社会（quasi-society）”是在受到那些自由民的影响之后形成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巴西，当时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的施舍行为，施瓦兹在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的小说中就发现了这一点。在一个由奴隶主和奴隶构成的世界上，贫穷的自由民依靠有产阶级的施舍和资助过活。与获得权利的公民不同，自由民不得不为获得有产阶级的施舍而互相争抢。我们应该已经在一些国家看到巴西社会中资助行为和庇护主义的影子了。

　　我们的思想和体制都是遵守当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因而现实就是，这个社会并不是按照理性来获得组织的，这个社会是按照那些有钱人肆意妄为的想法来运转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上，精英当然是受益者，那些“自由民”也是，因为他们能获得精英的资助和庇护，他们并不是奴隶。这种资助和庇护关系受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其中的虚伪是系统性的：冠冕堂皇的自由主义思想让那些善变和腐败的行为都获得了正当性。我们完全可以把上面的论述用在如今已经“巴西化”的美国身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信息应该自由扩散”，但是在这种自由扩散违反“社会标准”或不符合寡头利益时，就应该使其受到限制。

　　类似地，施瓦兹在谈到巴西主体性中另一个核心因素时提到了“无赖辩证法”（dialectic of the malandro，一种对慵懒、轻微犯罪的生活保持宽容且具有反英雄主义倾向的生活态度——观察者网注），这是施瓦兹在阅读东尼奥·坎迪多的小说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在施瓦兹所阅读的作品里，“无赖辩证法”通过耍弄小聪明或某种实际的知识让人们得以暂时搁置实实在在的历史冲突——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这就牵涉到那种“非常具有巴西特色的生活态度了，也就是‘具有腐蚀性的宽容’，这种态度出现在殖民时代，而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它已经成为研究巴西文化的一条重要线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经常受到赞美的那种巴西式的和稀泥心态，非黑即白是不存在的。这种生活态度也许不如北大西洋资本主义社会里清教徒价值观那么体面，他们对事物有明确的态度，他们可以进行坚定的谴责。不过，在施瓦兹看来，也许只有这种生活态度才能够让巴西顺利地融入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在巴西面前展开的，是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

　　这种对冲突的弱化贯穿了整部巴西历史。在巴西的历史上，很少有什么事情是最终能够获得真正解决的。巴西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大革命，也没有跟自己的过去实现完全切割。在巴西，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代价就是让旧事物在新的体系里继续获得容身之处。以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再民主化进程为例，新制定的宪法承诺给予那些被社会抛弃的群体更多权利，让他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社会；可是同时，这部宪法也向那些世袭的精英们作出保证，他们可以继续在新的秩序里保有自己的地位，而且军队也没有得到整顿，这样做的后果如今已经显现无遗。不确定性和优柔寡断总是左右着国家的道路。在巴西，有这样一句俗语：一切都在一顿披萨中无果而终（ it all ends in pizza；传说巴西圣保罗Palmeiras足球队的领导层内部曾发生严重争执，需要在14小时之内达成共识。在他们开会商讨时，有人买了啤酒和18个披萨。于是他们决定先饱餐一顿，可是聚餐结束后紧张关系大大缓解，他们不再认真商讨，而是随便妥协了事，这就是“一切都在一顿披萨中无果而终”的典故——观察者网注）。

　　显而易见，我们的后现代世界是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人们没有道德感，没有人会被定罪，也没有人自责。对于新的全球精英阶层来说，固定的规则并不存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道德成了一种个人化的、主观的东西，有道德的人有时候甚至会感到窘迫；那些精英们如今更喜欢宣扬空洞的企业伦理，而不是人的道德。道德水平不再是社会权威赖以立身的基础。后现代精英们感觉不到自己身上有任何责任。他们内心里没有律法，所以他们也就没有任何负罪感。

　　在新经济时代里，适应与调和是极为关键的。作为一个分包商（而不是雇员），你必须时刻想着该如何取悦你的客户。在阿兰蒂斯看来，如今社会对“职业精神”的定义不过是为了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上生存而必须具备的一些品质。至于巴西的那些无赖或骗子们，他们并没有什么戒律可守，只需懂得“尽力争抢”即可。至于一般意义上的投机主义（例如19世纪巴西的那些寻求施舍的自由民），如今它已经改头换面，成为这个世界运转的一种新的方式。

　　后现代早已存在

　　巴西的过去正在成为今天全球的现实。在乌尔里希·贝克看来，“巴西化”意味着一个惨淡无光的未来，不仅是大量人口被社会抛弃的问题，也不仅是野蛮资本主义的问题，届时国家将不再是暴力的垄断者，犯罪团伙等各种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将会出现。不过贝克也在巴西人身上发现了一些积极正面的品质：他们灵活、宽容、对新环境的适应性很强，而且能够很平静地接受生活中种种矛盾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能接受家庭形式的多样化却不能接受工作形式的多样化呢？”贝克写道。也许对很多巴西人来说，他们还没有机会与第一次现代性（全职、终身制工作以及福特制等）相遇，就与开始迎接第二次现代性（弹性工作、后现代性）的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