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余纪元：中西哲学交流的真正对话者

　　原标题：新书推荐 | 余纪元：中西哲学交流的真正对话者

　　余纪元：在德性伦理学中寻求

　　中西哲学传统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余纪元（1964年7月－2016年11月3日），1964年7月生于浙江诸暨市浣东街道高湖沿村，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又师从苗力田教授，于198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1994年，他博士毕业于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哲学系，曾任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涉猎古希腊哲学、德性伦理学、儒学、中国-希腊哲学比较等多个领域，著有《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德性之境：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柏拉图的<理想国>》、《西方哲学前沿》和《中英对照西方哲学辞典》等作品，另译有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第1卷（与苗力田合译）。

　　本期推送是江怡老师为余纪元教授撰写的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追溯了余纪元教授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路径，认为他是“中西哲学交流的真正对话者”，其研究从古希腊哲学的通达研究，走向对中西哲学的透彻比较，最后到达了德性伦理学的最大融合。

　　

　　《在中西古今之间——余纪元学术文集》

　　傅永军 张志伟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中西哲学交流的真正对话者/

　　文｜江怡

　　不知不觉中，纪元离开我们快五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在我们中间：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我的耳畔总是回响着他的爽朗笑声，我的心中总是挂念着他来自遥远的电话！最近，我们的共同好友、山东大学傅永军教授告诉我，由他和中国人民大学张志伟教授主编的纪元的学术文集《在中西古今之间——余纪元学术文集》就要出版了，我才真正意识到纪元已经驾鹤西去！

　　永军兄告诉我，他与志伟教授商议，嘱我为这本文集写篇序言。他说邀请我的原因有二：其一，众所周知，我与纪元有着几十年深厚的兄弟情谊，我们两个家庭也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我应当了解纪元的为人和生活；其二，我从事的研究工作与纪元有着太多交集，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上都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因而我也应当了解纪元的工作和思想。的确，我与纪元有着深厚的感情交往，在生活中如手足兄弟。从这个角度说，我应当责无旁贷地接受这个邀请。但如果从了解纪元的工作和思想来看，我却感到很惭愧，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真正理解纪元，或者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最有资格来讨论纪元的工作和思想。但友情难却，我也很愿意借此机会表达一下自己对纪元思想的肤浅理解，更是对纪元的深深怀念。从本文集收入的纪元的论文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中西之间，还是在古今之际，纪元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思想的对话者。 我把这种思想对话看作纪元的思想从“通达”、“透彻”到“融合”的过程，这就是他从古希腊哲学的通达研究，走向对中西哲学的透彻比较，最后到达德性伦理学的最大融合。

　　古希腊哲学的通达研究

　　应当说，纪元的大部分著作我都阅读过，他早期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论著，充分体现了纪元在古希腊哲学领域的深厚功底以及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深刻理解。他的这些著作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研究希腊哲学学者的必读书目。根据我的理解，纪元论著的明显特点就是，思路特别清晰，表达特别简洁，论证特别严谨，观点特别鲜明。这四个“特别”不仅反映的是纪元写作风格的特色，更是纪元思想深刻的表现。

　　纪元对古希腊哲学的“通达”不仅体现在他作为一个观察者与研究者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义理分疏，而且表现在他作为一个对话者与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沟通，特别是在他对柏拉图的通种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的分析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通种论”研究》是纪元的本科毕业论文。在这篇独具慧眼的论文中，他抓住了柏拉图不同时期对通种的论述，指出了通种论的最大困难在于动静关系的处理，论证了在柏拉图那里动静无法互相分有的观点。重要的是，这个论证不是借助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在这些成果之上运用柏拉图的论述，展开了与柏拉图本人的对话。在讨论动静无法互相分有的时候，纪元借用柏拉图之口反唇相讥于柏拉图，认为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所阐述的关于动静关系的观点与他在《泰阿泰德篇》中的论述矛盾，因为柏拉图的理念论本身就存在困难。纪元在文中明确指出，柏拉图的错误在于，“全部结果只是在于提出了抽象的逻辑根据而未见实际的解答”。很难想象，这样大胆的结论出自一名哲学系本科生之手！他敢于挑战学术权威，甚至设想与柏拉图直接对话，这些都反映了纪元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我特别注意到，纪元与古代哲学家的对话不是钻入故纸堆里挖掘古人的思想，而是站在当代哲学的视角重新解读古代哲学家的理论观点，因而，这种对话是现代人与古代人的跨时空对话，是古今思想之间的碰撞和交流。这普遍存在于他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的解释中。纪元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做过系统的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寻找这种幸福观的发展线索，从与柏拉图《国家篇》幸福观的对比中挖掘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论的思想根据，从古希腊伦理学中发现“活得好”与“做得好”之间的密切联系。

　　中西哲学的透彻比较

　　众所周知，纪元最为重要的哲学贡献在于他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在于他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得到的重要哲学结论。而正是在这种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纪元思想的透彻性特征。这种透彻性表现在，正如傅永军指出的，纪元不仅在比较哲学研究的范围、目的、任务、方法及其比较研究的可能性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有重要开拓意义的理论观点，而且在自己的研究中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对自己的比较哲学主张进行验证，体现了一种知行合一的学术态度。

　　从研究范围看，纪元的比较工作表现在古人思想之间、古今思想家之间以及跨文化研究的视角等不同方面。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他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德性观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之自我概念的比较、道家与斯多葛学派之自然观的比较以及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之方法论的比较上。纪元对孔子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研究成果，集中于他的《德性之镜》一书中，国内外哲学界已经有了大量讨论，对这种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而，纪元对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之方法论的比较工作，却较少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这种比较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这两种哲学共同包含的对德性伦理学的理解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关于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前者涉及对伦理学的实践作用的深层理解，后者则包含对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纪元通过对古希腊哲学的德性伦理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实践伦理学的比较研究，发现了一种被长期忽视的解释路径，即伦理学是一种改变人们生活的实践活动。他不仅指出了这种解释路径在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共有表现，而且分析了导致这种路径长期被忽视的主要原因以及在当今复兴这种解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当今关于德性伦理规范性的辩论忽略古老的实践性概念并非偶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古人和今人做伦理学的不同方式决定的。

　　难能可贵的是，纪元不仅在理论上坚持复兴古代方法的重要性，而且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身体力行这些方法，努力教导学生们如何去过一种好的生活。无论是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校园里，还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山东大学的课堂上，纪元都以自己的言行感染着学生，劝慰他们如何从“做得好”走向“活得好”，从他的几部中文讲演录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他的中文讲演录基本上都是他在课堂上的讲座实录，包含了许多他在其他理论文章中没有显露的真知灼见，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他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和幸福观的阐发。

　　纪元把我国著名古希腊哲学专家汪子嵩先生看作践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现实典范。他这样写道：“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仅是令人称颂的，更是让人钦羡效仿的、一心想要拥有的生活。汪公的生活正是我一直力图模仿的，如特殊物模仿柏拉图的‘相’一样。我一直希望和要求自己修炼出汪公般的智慧、祥和、宽厚与大气，能像汪公那样对希腊哲学孜孜不倦，对同行学友虚怀若谷，对晚辈学生悉心提携，对世事境遇宠辱不惊，对名利淡泊超然，等等。”纵观纪元的一生，他完全做到了所有这些，甚至更多。他正是以自己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何谓“做得好”和“活得好”，这也恰好体现了纪元思想的透彻性特征。

　　德性伦理学的最大融合

　　作为国际著名哲学家，纪元的哲学贡献不仅在于古希腊哲学研究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更在于他能够从这些研究中提炼升华出对不同哲学传统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并由此提出他自己关于德性伦理学的独到理解。正是由于他在哲学上的这些创新性成就，他的工作才得到国际哲学界的高度评价，他的思想才得到世界哲学家的普遍认可。在我看来，他在比较哲学方法论和德性伦理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充分体现了他思想的融合性特征，这就是思想的出神入化境地，亦如冯友兰先生所言的“天地之境”。

　　与其他研究者从事的比较研究不同，纪元的比较哲学研究的特点在于超越了通常设定的比较双方的优劣分析，给出了不同哲学观念之间共有的思想特征。这种比较研究的目的是求同存异，而不是弃同求异。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纪元的比较研究不是通常的哲学比较工作，而是比较哲学的研究。这种比较哲学的特点在于确立研究的方法论，寻求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共同特征。纪元的比较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即“以朋友为镜”和“拯救现象”。纪元的《德性之镜》就充分体现了他用“以朋友为镜”的方法表达的比较双方对等或平等的含义，其中既包含了比较者摈弃对被比较对象的任何先入之见，不对任何一方带有偏见或厚此薄彼，又包含了被比较对象之间事实上的对等或平等地位。纪元通过对孔子伦理学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研究，具体实现了这种“以朋友为镜”的方法，并由此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关于实践智慧的思想。

　　“拯救现象”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使用的论述方法，其主要方式是建立可比较的现象，阐明现象之间的差异，拯救所比较现象中的真理。纪元相信，如果我们把在不同文化及传统中的所言所信看作“现象”，则拯救现象方法可以非常有用地延伸到比较哲学领域。他指出：“比较哲学之所以是‘比较’，乃是因为它涉及不同的哲学传统。这些传统的发展是相对独立的。典型的比较哲学是指西方哲学传统与印度、中国或非洲这些非西方的不同传统间的比较。

　　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哲学中被看作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以麦金泰尔的伦理学为代表。与后果论和义务论不同，这种德性论强调的是道德德性在伦理学中的核心地位。由于纪元对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所做的大量工作，他通常被划入当代德性伦理学阵营。然而，纪元对麦金泰尔等人的德性伦理学始终多有批评，他本人也并不认同自己属于当代德性伦理学阵营。事实上，纪元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或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伦理学。这种伦理学的特点在于强调实践智慧在伦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道德德性的获取和判定需要通过实践智慧加以验证。在批评麦金泰尔的德性伦理学时，纪元就明确地表达了对古人的实践智慧的推崇，由此说明当代德性伦理学在指导人们道德生活方面的缺失。纪元根据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的理解，在不同的地方多次指出，伦理学应当研究人们的道德品格，而优秀的品格则是幸福的主要成分。进一步说，幸福并非主体的主观感受，而是客观的兴旺发达的状态。说一个人是幸福的，是指一个人做人做得很成功，而研究幸福问题就是要探讨人们应当如何过上好的生活。因此，从德性到幸福的过程，就是追求“做得好”和“活得好”的统一。这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最佳状态，也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纪元短暂的一生，已经达到了这种最佳状态和最高境界！

　　以上这些是我重读余纪元后对他丰富而深刻思想的肤浅认识，希望能够对读者了解这位不平凡的国际著名华裔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哲学与人生有所帮助，可以更好地理解本文集收入的文章。这也是我对纪元最好的怀念！

　　当然，本文集收入的仅是纪元生前发表过的代表性论文，他更多的思想还呈现于他的重要论著之中。当然，还有他花费三年时间与布宁合作编撰完成的百万字“巨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和英文版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Western Philosophy。我认为，这两部辞典恰好完美地诠释了纪元在中西哲学之间对话的工作意义，成为他作为中西哲学交流使者的重要标志。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傅永军教授对我的盛情邀请和充分信任，给了我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重新阅读纪元，重新认识纪元！我相信，纪元将以自己的文字和思想永存于我们以及后人的心中！

　　2021年4月25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