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摘录：人必须像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

　　版本：群言出版社

　　1、刀与菊，两者都是日本这幅“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好斗而又温和；黩武而又爱美；自尊自傲而又彬彬有礼；顽固而又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心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欢迎革新。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怡然自得。他们的士兵接受了严苛的训练，却又富有反抗精神。

　　2、在任何原始部落或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观念是如何怪异，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历联系。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在起作用。我的研究越深入到日常交往细节就越能发现这些极为平常的条件。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

　　3、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并不关心，战舰和枪炮恰恰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象征。现代武器犹如武士的佩刀，都是日本人品质的象征。

　　4、

　　美国一贯追逐强大，日本则始终重视非物质资源。美日两国都在为全面战争而全力生产，但日本的生产基础却基于其独特的前提。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瞬间的。

　　日本的广播电台叫嚣：“物质资源是有限的，因为很明显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被原封不动地应用于战争的各种行动。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日本传统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吾等之血肉就是敌军之钢铁”，此句并非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日军手册第一页上就用粗体字印着“读此决胜”。

　　5、对日本人来说，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民众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承担责任，而不是天皇。”“纵然日本战败，所有日本人依然尊崇天皇。”

　　6、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停战，日军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

　　7、日军士兵被教导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对病患者的照料，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依赖医生。

　　8、战争中的日本军队里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火线第一时间抢救伤员的救护班，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日军对医疗品补给的关注就更加可悲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伤病员竟干脆被杀掉。

　　9、若对待伤病员的态度是日本人对待本国同胞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一点对处理美军战俘上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

　　10、

　　日本自我牺牲理论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

　　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在日本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蒙受了耻辱，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17166，即1:120。而且除少数以外，这142个日军士兵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一个人单独或两三个人一起来“投降”少之又少了。

　　11、

　　西方士兵与日本士兵之间最戏剧性的差别，莫过于日军被俘后竟与盟军合作。

　　有些人要求杀了他们，“但若你们的规定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他们比模范战俘还要好。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部署，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一起起飞，引导美军轰炸军事目标。似乎他们的生命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他们却表现出同样的忠诚。

　　12、尽管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它依然是个贵族社会。人们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触，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差距。

　　13、一个人懂得该向谁鞠躬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懂得怎样鞠躬。对某一高位者来讲十分适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关系稍有不同的人身上，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无礼，并被记恨。鞠躬的方式很多，从跪到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式，直到简单的动动肩、点点头。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习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而且从孩提时期起就得学习。

　　14、当我们回到自己家中时，就摆脱了哪怕最该注重的礼节。但是在日本，恰恰要在家里学习礼仪并细致地观察礼仪。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应当用手摁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学步儿童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兄。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者承认对方有权干预自己的事，尽管他更愿意自己处理；受礼者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

　　15、在日本所有的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在这种祭坛前祭祀着至今怀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并供上食品。佛坛上供奉的是类似小型墓碑的灵牌，代表着上述的死者。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墓地很快就湮没不闻。日本家族联系淡薄得几乎接近西方，也许与法国的家族最相近。

　　16、即使现在，一个有几个成年儿子的父亲，若他自己的父亲尚未隐退，那么在未获得老爷子的许可前就无权处理事务。哪怕孩子已经三四十岁了，父母还有权干涉他们的婚姻，甚至包括结婚和离婚。父亲作为一家的男性之长，用餐时他首先动筷子，沐浴时也是他首先入席，全家人向他鞠躬，而他的回应只是点头受礼。

　　17、在日本有一则广泛流传的谜语，用我国的谜语形式来翻译则是：“为什么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就像和尚想蓄发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剃发）答案是：“无论他想怎么做，都绝对办不到。”

　　18、

　　不论年龄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取决于此人的性别。日本妇女走在丈夫身后，其社会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在某些场合，她们穿上美国式衣服，与丈夫并肩而行，并在进门时优先于丈夫，但是一旦换上和服，就仍然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看到礼物、关怀和教育费用全被兄弟占有时，必须尽可能保持平和心态，即使有几所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但其过程也满是礼仪和举止规范，学识训练的严格程度根本没法与男性学校相比。

　　然而，与亚洲其他大部分国家相比，日本女性还是拥有更多的自由，而且这也不是日本西化的一种现象。她们从未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缠足。而且令印度妇女惊羡不已的是，她们可以自由进出店堂，在大街上行走，无须将自己隐藏在深闺里。在日本，妻子负责全家采购和掌管钱包。钱财短缺时，由她决定选择家里的某些物件送进当铺。妻子掌管家中仆役，在孩子的婚姻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家内事务的女王，仿佛她前半生从未当过唯命是从的媳妇。

　　19、中国常常改朝换代，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天皇不可侵犯，天皇本人是神圣的。

　　20、国家把一种宗教置于管辖之下，将之作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教。由于它被视为民族象征而受到尊崇，就像在美国之尊敬国旗，因此他们说国家神道“不是宗教”。所以，日本政府可以要求全体国民信奉国家神道，而不被认为是违反西方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

　　21、有位曾在日本居住过的英国人回忆起日本的祭祀节日时，引用了威廉·布雷克的一节诗：

　　如果教堂给我们几杯酒，

　　和那温暖我们灵魂的欢乐之火。

　　我们将会终日唱诗祈祷，

　　灵魂绝不再迷惘。

　　22、除了极少数将一生献于宗教的人以外，宗教在日本绝不会使人感到压迫。日本人还喜欢远途的朝山拜庙活动，这对他们而言也是愉快的休假。

　　23、对于贫穷的直系亲属的援助，孝道也不要求必须出于敬意和慈爱。被收养在某一家庭中的年轻寡妇，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们吃的只是冷饭剩菜。她处在家庭的边缘，任何人谁都可以指使她，而且对于有关她自己的一起决定，只有唯唯诺诺地服从。她们是穷亲属，她们的子女也是一样的。

　　24、最为激烈的冲突存在于婆媳间。媳妇是作为外人进入这个家庭的。她有责任必须熟悉婆婆的喜好，并学着去做。在许多情况下，婆婆会毫不客气地宣称这个年轻的媳妇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我们也可以推测，婆婆心怀相当的妒忌。但正像日本的谚语所说：“可恨的媳妇照样生出可爱的孙子。”因而婆媳之间也总有孝道存在。媳妇在表面上总是低眉顺眼的。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温柔的媳妇都会变成苛刻、唠叨、吹毛求疵的婆婆，与自己以前的婆婆一样。她们年轻时做媳妇不能表达自己的不满，但并未因此就真的成为温顺的人。到了晚年，她们就仿佛把多年积压的怨气发泄到媳妇头上。现在的日本姑娘们公开谈论，最好嫁给一个不继承家业的男子，这样就不必与霸道的婆婆一起生活了。

　　25、“尽孝”并不意味着在家庭中必然获得爱。在有些文化中，这种爱是大家庭中道德的基石，但在日本却不然。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日本非常重视家庭，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太重视家庭中的每位成员及成员相互间的家族纽带。”

　　26、这里的关键在于义务的承担和报答，年长者责任重大，而责任之一就是监督年轻人，要求他们作出必要的牺牲。即使他们不愿意，也不得不遵照长辈的意思，否则就是没有履行“义务”。

　　27、日本的孝道中还有一个特点，即家族成员之间可以看到明显的相互怨恨。这种现象在与孝道同等的“义务”——即对天皇尽忠这一重大义务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28、说天皇是国民之父是不够的，因为父亲在家庭中虽然可以要求子女尽一切义务，但他的形象却是“虽然可以获得一切，但不会获得很高的尊重”。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明治初期政治家在考察西方各国之后写道：那些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回国后，他们在宪法中写道，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不会对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天皇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承担责任的国家元首。经过种种方式，天皇成了超然于国内一切政治纠纷之上的象征。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越一切政党政治一样，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29、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在教授时，如果说人的最高义务就是爱国，他就会被指责不够，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30、罗里曾描述这么一件事，在和平时期的一次军事演习中，一位军官出发时下令，不经他许可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军队的训练非常强调在极困难条件下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那一天，有二十人由于口渴和疲劳倒下，其中有五人死亡。经检查，他们的水壶没有被动过。“那些军官下了命令，他为天皇传令。”

　　31、当日本于1945年8月14日投降时，“忠”在全世界显示了难以置信的威力。许多对日本有体验或了解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不可能投降。他们坚持认为，幻想那些分布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自愿放下武器，简直是过于天真。日军的许多部队还没在当地战败，他们还确信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本土各岛，到处都是誓死顽抗者。若我们派出小股占领军，一旦该部队前进至舰炮射程以外，就有被残杀的危险。在战争中，日本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是好战的民族。但这类美国分析家没有考虑到“忠”的作用。天皇发话了，战争就结束了。

　　32、外国记者中有一个人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还手指不离手枪，中午时就把枪收了起来，傍晚便悠闲地上街采购日用品了。日本人现在是用遵守和平的办法使“陛下安心”了，而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发誓要奋身用竹枪击退夷狄来使“陛下安心”呢！

　　33、要理解“对名声的义理”的完整意义，必须通盘考虑日本各种非侵犯性德行。复仇只是在特定场合要求的德行之一，此外还包括冷静、克制的行动。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是斯多葛式的和自我克制的，这是他“对名分的义理”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男人对于痛苦和危险必须处之泰然。当洪水冲到日本的村庄时，每个持重的日本人必须带好必需品，觅妥高地，不能乱喊乱跑，张皇失措。

　　34、关于武士的坚忍，有很多著名故事。他们必须能忍耐饥饿，当然这只是一桩小事，他们被要求即使饿得要死，也必须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并且要用牙签剔牙。俗谚说：“雏禽求食而鸣，武士口含牙签”。在这次战争中，这句话成了士兵的格言。他们不能向痛苦让步。日本人的态度恰似那少年兵回答拿破仑的故事：“受伤了？不，报告陛下，我被打死了！”武土临死前不能显露出丝毫痛苦，要毫不畏缩。死于1899年的胜海舟伯爵（幕末及明治初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历任幕府陆军总裁、明治政府外务大丞、兵部大丞、海军卿等）说，小时候睾丸被狗咬伤。当时他虽出身于武士家庭，但家境已赤贫如洗。在医生给他做手术时，父亲把刀指着他的鼻子说：“不许哭！只要敢哭一声我就杀了你，要不愧为一个武士。”

　　35、

　　德川时代规定，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买其他种类的布娃娃，我们对这类法律会感到不寒而栗。

　　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认为这是合理的。争取获得较高的薪金已成为我们自尊体系中的一部分。如果布偶受限于收入，那并不违背我们的道德观念。有钱的人就可以给孩子买更好的布偶。而在日本，有钱会令人疑惑，守本分才让人放心。即使在今天，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以遵守等级制的习惯来保持其自尊。这在美国是无法理解的德行。

　　36、对名声的义理，除了“守本分”之外，还要履行其他多种义务。一个人借钱时要以“名声的义理”来发誓。一个世代以前，这句话往往可以理解为：“如果还不了债，我愿在大庭广众面前受人耻笑。”实际上，即使还不起债，他也不会真的公开受辱。因为日本没有当众揭丑这种惩罚。但当新年来到，债务必须偿还之时，无力还债的人会用自杀来“洗刷污名”。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在除夕夜以自杀挽回名誉。

　　37、在一些特殊场合，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备受责难时，日本人的要求常常是很奇怪的。比如，有许多校长会因学校遭火灾而引咎自尽。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只因火灾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受惊。也有些教师为抢救天皇御像，冲入火中而被烧死。他们的死，证明他们对“名声的义理”的高度重视和对天皇的“忠”。

　　38、美国人不应当因日本人彬彬有礼而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美国人轻率评论他人，视之不过游戏。我们很难认识，一个轻微的品评在日本人中间引发的严重后果。

　　39、

　　日本画家牧野义雄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自传，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日本人在他认为受到“嘲笑”时的典型反应。

　　我拜访一个我最信赖的传教士，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国的意思，指望他也许会告诉我一些有用的知识。可非常失望，这位传教士惊叫道：“什么？你想到美国去？”他的妻子也在房间里，他们都在嘲笑我！霎时间，我似乎觉得脑子里的血全部流到了脚底下。我在那里默默地站了几秒钟，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自言自语：“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想写写原因。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对人“不诚”，而嘲讽则是最“不诚”的。

　　对人们的发怒，我常常原谅，因为生气是人的本性。人们向我撒谎时，我一般也能原谅，因为人性很脆弱，在面对困难时常常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对某人在背后发表对我的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我也能原谅，因为人们遇到别人说闲话时，难免不受影响。

　　根据实际情况，我甚至能够原谅杀人犯。但对嘲笑，则没有可原谅的余地，因为只有内心“不诚”，才会嘲笑无辜者。

　　请允许我对两个词讲一下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心灵的人。

　　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那一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要残害我的心灵，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创痛，我的心在叫喊“你为什么……！？”

　　第二天早晨，他用一块布把全部东西打包，背着离开了。

　　“根据实际情况，我甚至能够原谅杀人犯。但对嘲笑，则没有可原谅的余地。”既然“原谅”不是对嘲笑的正确态度，那么唯一的反应就只有报仇。

　　40、新渡户稻造是最善良的日本人之一，在其1900年所著书中写道：“在复仇中，存在某些足以满足个人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复仇观念就像数学方程式，除非等式两边相等，否则我们总感到心事未了。”

　　41、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的反应很敏感，因而极易使自己苦恼而不使别人苦恼。近几十年，日本的小说一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如何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这些小说中的主角厌烦一切，厌烦日常生活、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乡村。他们并不是因达不到理想而厌倦，亦即与理想的伟大目标相比，一切努力都渺小得可怜，厌烦也不是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日本人一旦有追求重大使命的远景，厌倦情绪就会消失，不管这个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人所特有的这种厌倦是一种过分脆弱的疾病。他们把被拒绝的恐怖引向内心，因而自我烦闷。

　　42、正如一位作家说的，日本的人物小说所暴露的是一种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飘荡的奇怪社会。小说的主人公或作者都不认为有必要分析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来弄清阴云来自何处。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人们都容易伤感。古代故事中的主人公常常向敌人进行攻击，他们则把这种攻击转而内向。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忧郁似乎没有明确的原因。

　　43、现代日本人施之于自身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是，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

　　44、年关还不了债的人，因某种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杀的官员，相恋无望而双双自杀的恋人，以死抗议政府迟迟不对中国进行战争的“爱国志士”等，都像没有考中的少年及避免当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的暴力对准自身。

　　45、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就像美国人大书特书犯罪一样，两者都为此感到同样的切身之感。与杀别人相比，他们更津津乐道自杀。借用培根（Bacon）的话来说，他们是把自杀当成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 case）。

　　46、近代日本的自杀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更加富于自虐性。在历史故事中，武士为了免受不名誉的死刑，接受朝廷的命令而自杀，恰如西方敌方士兵宁愿被枪杀而不上绞刑架或落入敌手遭受酷刑。武士被批准切腹，就像不名誉的普鲁士军官有时被允许秘密自杀一样。犯罪的普鲁士军官在无法挽救名誉时，他的上级就在他卧室的桌上放两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枪。日本武士也是一样，死是注定了，只不过是选择死的方法。而近代的自杀则是主动选择死。人们往往把暴力转向自己，而不是残害别人。在封建时代，自杀行为是最终宣布一个人的勇敢和果断，今天则变成主动选择自我毁灭。

　　47、日本知识分子常把他们的抑郁归因于西方化造成的混乱，但这种说法并不对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绪摇摆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一变而为极端的厌倦。很多知识分子所曾蒙受过的这种心理毁损乃是日本传统方式的。1930年代中期，他们当中许多人也用这种方式摆脱厌倦情绪。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再次从自己内心转向对外。从对外发动极权主义侵略中，他们重新“发现自己”，摆脱恶劣心境，感到自己内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们相信，虽然在人际关系上不能做到，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则能够做到。

　　48、现在，这场战争的结果证明了上述信念的错误，消沉再次成为日本人的巨大心理威胁。不管怎么想，他们很难克服这种心情。它根深蒂固。东京的一位日本人说：“再不用担心炸弹了，真是一个大解放。但我们不打仗了，也没有目标了。每个人都恍恍惚惚，干起活来心不在焉。我自己是这样，我老婆是这样，所有的日本人都像住医院的病号，干什么事都非常慢，茫然若失。人们抱怨政府对战争的善后及救济工作进展缓慢。但我认为这是因为那些官员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

　　49、几乎战争结束当日，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他们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欢呼，迎接美国人，既不忧郁，也不发怒。用天皇宣布投降的诏书中的话来说，他们“忍所难忍”。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着手重建家园？在占领下，他们有这种机会。占领军并没有占领每个村庄，行政事务的管理仍在他们手中。整个民族似乎都在欢笑和招手而对自己的事却漠然置之。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年完成了复兴奇迹，而且在1930年代倾注全力准备军事征服，他们的士兵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狂热地逐岛拼死作战。

　　50、

　　事实上，日本人绝不欣赏消沉。“从倦怠中唤醒自己”，“从倦怠中唤醒邻人”，既是日本号召改善生活的常用口号，也是战时广播中常用的词句。

　　1946年春，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讨论日本名誉的污点：“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而轰炸废墟的瓦砾依然未清，某些公用事业仍陷于停顿，这对日本名誉该是何等玷污！他们还埋怨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说他们意志消沉，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他们可怜相。

　　51、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取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然后开始新的道路。与西方人不同，他们觉得这算不上道德问题。而我们热衷于“原则”，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即使失败，我们的信念也不变。

　　52、我们的吉普车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立道旁高喊“Hello”、“Good bye”，婴儿自己不会招手，母亲就把着他的小手向美国兵挥动。

　　53、战败后日本人这种180°的转变，美国人很难理解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对于我们来说，甚至比俘虏营中日本俘虏的态度变化还要难以理解。因为俘虏们自认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

　　54、

　　西方的任何个人或民族，战斗时必须确信其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其力量则来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义愤。

　　日本人则另外寻找侵略的根据，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

　　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到底不是赢得名誉之路。而“义理”则常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而且显然不觉得心理上对自己有任何压力。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55、像月亮一样，“义理”有其光明面和阴暗面。它的阴暗面使日本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看作是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从而刺激日本发动毁灭性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则使日本能够以平静态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日本仍然是按其性格行事的。

　　56、

　　在像日本这样极端要求道德偿还义务和自我约束的伦理准则中，似乎坚决要把私欲谴责为罪恶并要求从内心根除。经典佛教教义就是这样。但日本的道德准则对感官享乐十分宽容，这就更加令人惊异。

　　日本人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但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妨碍人生重大事务。

　　但在日本，享乐像义务一样，也需要学习。在很多文化中是不教享乐的，因而人们容易献身于自我牺牲的义务。甚至连男女之间的肉体吸引有时也受到极度限制，却几乎毫不威胁家庭的圆满生活。

　　57、

　　日本人一方面培养肉体享乐，另一方面又规定不能把享乐当作严肃的生活方式而纵情沉溺。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细致的肉体享乐是洗热水澡。从最贫穷的农民、最卑微的仆人，到富豪贵族，每天傍晚都要浸泡在滚烫的热水中，这已成为生活常规之一。常见的浴槽是木桶，下面烧炭火，水温可达华氏110度或更高。人们在入浴以前要洗净身体，然后全身浸入热水中，尽情享受温暖和舒适。他们在桶中抱膝而坐，状如胎儿，水浸至下颚。他们每天洗澡，其重视清洁与美国无异，但此中另有一番艺术情趣则是世界其它各国的洗澡习惯难以媲美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年龄越大，情味越浓。

　　即使是上流家庭， 入浴也必须遵守严格顺序。首先是客人，依次是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是家里最下等的佣人。出浴时浑身绯红，状如熟虾。然后一家人聚集在一起，分享每日晚餐前的轻松。

　　58、

　　恰如酷嗜热水澡，视为一大享乐一样，他们也重视“锻炼”，其传统包括最严厉的冷水浴。

　　从前，必须在黎明前出去，坐在冰凉的山间瀑布之下。现在是寒冬之夜，在无取暖设备的日本房间里往身上拨些冰凉的冷水，但这也是非同小可的苦行。

　　59、那些急于学习乐器或其它手艺以求谋生的人中尤其盛行黎明前的这种苦行。还有，为了锻炼身体，人们把身体裸露于严寒中。据说，练习写字的孩子们尤其要锻炼，哪怕把手指冻僵、长冻疮，这被认为特别有效。现代的小学里没有取暖设备，据说这对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大有好处，将来能够忍受人生各种艰苦。

　　60、

　　睡眠是日本人爱好的另一种乐趣，也是日本人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他们不管什么姿势，也不论是在我们认为根本不能入睡的情况下都能舒舒服服地睡眠。这件事情使许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惊奇不已。美国人几乎把失眠和精神紧张看成同义语，而按我们的标准衡量，日本人的性格是高度紧张的，可是他们却像孩子一样入睡。他们晚上睡觉很早，在东方各国很少发现有如此早睡的国民。

　　一位十分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写道：“到了日本，你必须抛弃那种认为今晚睡眠与休息是为准备明天工作的想法；你必须把睡眠与解除疲劳、休息、保养等问题分别考虑。”好比一项工作提议一样，睡眠也是“自成一案，与任何所知生死之事无关”。

　　美国人惯于认为睡眠是为了维持体力。我们大多数人，早晨一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计算昨晚一共睡了几个小时。睡眠的长短告诉我们，白天可以有多少精力和多大效率。日本人睡觉则是没有其他原因。他们就是喜欢睡觉，只要没人妨碍，他们就能高高兴兴地入睡。

　　61、在军队训练中，睡眠完全服从于训练。杜德上校1934年至1935年曾在日本陆军工作，在谈及与手岛大尉的一次谈话时说，“在一次和平时期演习中，部队连续三天两夜行军，除了十分钟小憩和短暂间歇可以打个盹以外，丝毫不能睡眠。有时土兵们边走边打瞌睡。有一个少尉熟睡过去，撞到路旁的木堆上，引起大笑。好不容易回到兵营，还是不能睡觉，都被分配去站岗或巡逻。我问：‘为什么不让一部分人去休息呢？’大尉回答说：‘噢，不用，他们已经知道怎样睡觉，现在是要训练他们不睡觉。’”这段话简洁生动地表达了日本人的观点。

　　62、

　　吃饭，像取暖、睡觉一样，既是放松自由的享乐，又是一种严格训练。日本人闲暇时乐于烹调多种菜肴，一道菜只有一羹匙，色味都很讲究。

　　埃克斯坦引用日本一位农民的话说：“快吃快拉是日本人最高德行之一”。“吃饭不被认为是大事，吃饭只是维持生命的需要，因此，应当尽快地吃完。对孩子们，尤其是男孩，鼓励他们吃得越快越好，而不像欧洲人劝他们慢慢地吃。”

　　63、按照日本人的看法，强行绝食是测试意志坚强的良法。像放弃温暖和睡眠一样，绝食也表示能够忍受苦难，就象武土那样“（腹中饥饿时）口含牙签”。

　　64、

　　我们对于性享乐的许多禁忌是日本人所没有的。日本人在这个领域不大讲伦理道德，而我们相反。他们认为，像其他“人之常情”一样，把“性”放在人生低微位置上是正确的。

　　他们如果有钱就去另找情妇。与中国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不把自己迷恋的女人带到家里来作为家族的一员。

　　他的情妇可能是精通音乐、舞蹈、按摩以及其它技艺的艺技，也可能是妓女。不管是哪一种人，他都要与那种女子的雇主签订契约，以防止那个女人被遗弃，契约要保证给女方金钱报酬。他将为她另筑新居。只有当女的有了小孩，男人希望把这个小孩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时，可以例外地把女人接到自己家里来。进门以后，这个女的不是妾，而是一个佣人。孩子们称正式夫人为“母亲”，不承认生母与孩子的关系。

　　65、只有上流阶级有钱蓄养情妇。多数男子则是不时与艺妓或妓女玩乐。这种玩乐并不是偷偷摸摸的。妻子为出去夜游的丈夫梳洗准备，丈夫消遣的妓院可以给他的妻子送帐单，妻子照单付款，视为当然。妻子可能对此感到不快，但也只能自己烦恼。

　　66、同性恋是另外一种传统“人之常情”。在旧时代的日本，同性恋是武土、僧侣等上层人物认可的一种享乐。

　　67、日本人认为，饮酒是一种乐趣，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反对，但它只是一种小消遣，因此正常的人也绝不会为它所困。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正如不必担心会变成同性恋爱者一样，也不必担心会成为醉鬼，因此酗酒在日本也确实没有成为社会问题。

　　68、

　　在日本哲学里，肉体不是罪恶。享受肉体的可能快乐不是邪恶。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势力，由此，日本人得到一个逻辑结论：世界并非正与邪较量的角斗场。

　　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作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应当“温和”的时候，也有应当“粗暴”的时候。并非注定一个灵魂要进地狱，另一个要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

　　69、

　　日本人始终明确否认德行包含善恶之间的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几百年来所不断阐述的，认为这种道德律不适合于日本。

　　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仁”的道德标准，即中正、和善的行为，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发现其所不足。他们说：“对中国人而言，此一道德是有益的，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约束手段。”

　　70、他们说，日本人天生性善，值得信赖，无须与自己性恶的一半做斗争，只需要清洁灵魂，使用自己的举止适合各种场合。如果他允许自身沾染“污秽”，其污秽也容易清除，人的善性会再度生辉。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加说教凡人皆可成佛，道德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打开自己的悟性和清净无尘的心灵之扉。那么，何必自我怀疑心灵中的发现呢？

　　71、基督教赞美诗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日本人没有这种神学。

　　72、

　　虽然日本人不认为享乐是坏事，但他们却经常放弃之，这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而这种坚强意志正是日本人最称颂的美德。

　　与日本人这种见解相符合，日本小说和戏剧中很少见到“大团圆”结局。美国的观众一般都渴望看到此类结局。他们希望剧中人以后永远幸福。

　　日本的观众则含泪抽泣地看着命运如何使男主角走向悲剧的结局和美丽的女主角遭到杀害。只有这种情节才是夜间娱乐的高潮。这种情节是人们去戏院的目的。

　　有的则是丈夫成名之日，妻子却贫病交迫，无怨而死去。无需欢乐结局，但求唤起对男女主角自我牺牲精神的惋惜和同情。剧中主角的苦难并不是由于上帝的裁判，而是表明：剧中人为履行义务忍受了一切，任何不幸、遗弃、疾病、死亡，都未能使他们偏离。

　　73、在他们看来，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 而是说他“不懂孝” 或“不懂情义”等等。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他们不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在哪个特定领域违反准则。

　　74、

　　根据我们的经验，人是“按照其本性”而行动的。我们按照老实或不老实，合作或固执来区分绵羊和山羊。我们给人贴上标签后就希望他们的行动始终如一。他们不是慷慨大方，就是吝啬小气；不是主动合作，就是疑心深重；不是保守主义者，就是自由主义者，两者必居其一。我们期望每个人既然信仰某种特定的政治思想，就应一贯反对相反的思想意识。

　　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是西方人尤其需要认识到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

　　75、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崭新锋利的刀，但如果不勤于磨炼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如他们所说的，与刀上的锈一样都是不好的。因此，人必须像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发光，只需加以研磨，使之脱锈生辉。

　　76、

　　日本人酷爱那种主角：他对世界担负不可调和的恩情，为了保全个人名声，不得不选择死亡。这类故事在其他许多文化中是教人们屈从于残酷的命运，在日本则反而成为启迪主动精神和坚忍意志的题材。

　　西方人倾向认为，反对陈规旧习，克服障碍去争取幸福，这是强者的标志。而日本人则认为，所谓强者，恰恰在于敢于抛弃个人幸福而去履行义务。他们认为，性格的坚强不是表现为反抗，而是表现为顺从。

　　77、

　　在日本人看来，妻子只是勉强属于“孝的世界”，父母才是中心。

　　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必须遵从“孝”道，接受母亲要求其与妻子离婚的命令。即使他爱自己的妻子或者两人已经生了孩子，他也得离婚，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人“更坚强”。日本人有句话是：“孝道有时要求把妻子视同路人。”之后，对待妻子的态度最多属于“仁的世界”。

　　1930年代，有一则丑闻，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曾经在公众面前说，回到日本后非常高兴，理由之一就是与妻子重逢。人们认为，他应该说，是因为见到了父母，看到富士山，以及能献身于日本的国家使命。妻子则不属于这种层次。

　　78、在大多数文化中，一个人的自尊是以其道德水准，如善良、节俭以及事实上的成就为标准。他们总要提出某些人生目的作为追求的目标，如幸福、控制他人的权力、自由、社会活动能力等。日本人则遵循着更为特殊的准则，不论是在封建时代还是在《军人敕谕》中，甚至是谈及“大节”时，也只是意味着对等级制上层者的义务要凌驾于对下层者的义务之上。“大节”仍然是特别的。

　　79、

　　如此强调“诚”，也是来源于《军人敕谕》。

　　勇敢。真正的勇敢与“血气之刚”相反，应该“小敌不侮，强敌不惧”。“故尚武者，与人交往应以温和为先，以资得人敬爱。”

　　80、

　　在佛教主要教派禅宗的教义中，“诚”也具有同等的意义。铃木大拙论神的专著中有一段禅宗师徒问答：

　　僧问：“吾视猛狮袭敌，不问其为兔为象，皆全力以赴，请问此力何物？”

　　师答：“至诚之力是也”（字面意义是“不欺之力”）。

　　至诚即不欺，亦即“献出一切”。禅语谓之“全体作用”，即不留一物，毫无矫饰，绝不虚费。如此生活者可称作金毛狮，乃刚勇、至诚、至纯之象征，神之人也。

　　81、

　　《军人敕谕》说：“诚乃诸项训诫之精神。”这也不是说，“至诚”在于一切其他德行的实践都是真心实意，言行一致，发自内心。的确，它并未教导人们不论自己的信念与别人多么迥异，也必须真诚。

　　“诚”这个词经常用来赞扬不追逐私利的人。这反映了日本人的伦理非常厌恶谋利。如果不是从等级制自然获得的利润，就被断定是剥削的结果。带有私心的中介人会成为人们嫌恶的人。这种人常被指责为“缺少诚意”。

　　“诚”也经常被用来颂扬不感情用事的人。这反映了日本人的自律观念。一个称得上“诚”的日本人，只要别人不曾挑起事端，就绝不会主动羞辱他人。这反映了日本人的信条，即一个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还要对行为的后果负责。最后，只有“诚”的人才能领导别人，有效地运用手腕，而不被心理冲突所纠缠。

　　82、

　　不论在哪种语言中，人们用来表达丧失或者获得自尊的词句，十分有助于了解他们的人生观。在日本“尊重自己”常常是指他本人是一个审慎的玩家；而不像英语那样，指的是真心实意遵循为人处世的准则，不谄媚别人，不撒谎，不做伪证等。

　　日语中“自重”的字面意思是“使自己稳重”，它的反义是“使自己轻浮，飘起来”。当某人说“你必须自重”，意思是“你必须精明估算情势中涉及的因素，不要去做会引起批评或降低成功率的事”。“尊重自己”，其含义所指的行为往往与美国所指的行为相反。

　　被雇佣者说“我必须自重”，并不是指必须坚持自己的权利，而是绝不要对雇主讲可能会使自己难堪的不妥言论。

　　“你应该自重”作为政治用语时也是一样，意思是“身负重任的人”必须谨慎，不能轻率地纵谈“危险思想”，那样就不“自重”了。

　　而美国的“自尊自重”意味着，即使是危险思想，也要按自己的观点和良心思考。

　　83、“你应该自重”，这是父母经常用来训诫自己成年子女的话，指的是要懂礼貌，不要辜负别人的希望。例如，女孩子坐时不能乱动，双腿位置要摆正。男孩子则被训诫要训练自己，且学会察言观色，“因为今天是决定未来的重要时刻”。父亲对孩子说：“你的行动不像一个自重的人”，这是责备孩子行为不合礼，而不是责备他缺乏勇气，不能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

　　84、有社会地位的人说“我的自尊心要求我这样”，这并不意味他必须按照正直、廉洁等原则办事，而是意味他在处理事情时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门第，掂量自己的身份。

　　85、要复仇的人说“自重地复仇”，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把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也不是打算遵守哪些道德原则，而是说必须周密计划，将一切因素考虑在内，相当于“一定要实现完美复仇”。在日语中，语气最强烈的是“自重再自重”，意思是万分小心，绝不可轻下结论。它还意味着，必须权衡各种方法和手段，付出的努力不多也不少，恰可达到目的。

　　86、每一举动都有其后果，因而某人不应在未考虑后果的前提下采取行动。施恩于人是好事，但必须估计到受恩的人是否会感到“背上恩情”，你不可不慎。批评人是允许的，但你必须准备好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所有怨恨。那位年轻画家指责美国传教士嘲笑他，并非说传教士不是善意的，而是传教士没有充分考虑到他走那一步棋的后果，这在日本人看来就是修养不够。

　　87、怀着“自重”心态去辨识周遭环境的意思是，对他人一切举动的细心观察，以及对他人评论的极度敏感。他们说“因为社会，一个人要培养自重”，“如果没有社会，就用不着自重”等，这些极端的说法表明，自重出于外部的强制，毫不考虑适当行为的内省要求。

　　88、我们知道，坦白带来解脱。但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地方，一个人在公共场合犯错后，即使认错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但只要他的不良行为没有在公开场合暴露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神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为好运祈祷，而不必为赎罪祈祷。

　　89、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行为，而不像真正的罪感文化那样，依靠对罪恶的内省来约束行为。

　　90、他们说，知耻为德行之本。对耻辱敏感就会实践善行的一切准则。“知耻之人”这句话有时译成“有德之人”，有时译成“重名誉之人”。耻感在日本伦理中有很高的权威地位，与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追随上帝”“回避罪恶”的地位相等。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则是，人死之后就不会受惩罚。除了读过印度经典的僧侣，日本人对那种前世功德、今生受报的轮回报应观念是很陌生的。除了少数皈依基督教者外，他们不承认死后报应，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

　　91、羞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重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需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当每个人按照同一规则生活并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愉快而轻松地参加。当他们感到这是履行日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狂热地参加。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道德输出到那些并不通行日本善行标志的外国时，他们就最易遭受攻击。他们“善良”的“大东亚”使命失败了。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和菲律宾人所采取的态度实在感到愤慨。

　　92、日本人的特殊问题在于，他们是靠这样一种微妙的安全感长大的，即只要一切都按规矩行事，就会得到别人承认。看到外国人对这类礼节满不在乎，他们就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千方百计寻找西方人生活中与日本人类似的细微礼节，找不到时，有的非常愤慨，有的则感到愕然。

　　93、

　　没有任何作品能比三岛女士的自传《我的狭岛祖国》，更能描述日本人在道德规则不甚严格的文化中所感受的体验。

　　日本式的教养，要求任何动作都要文静，每一句言辞都要符合礼貌，这就使我在当前的环境中极为敏感，十分警觉，以至在社交中茫然不知所措。”她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解除紧张状态，开始接受别人的好意。她认为美国人生活在一种她所谓“优雅的亲密感”之中，而“亲密感在我三岁时就被当作不礼貌而扼杀了”。

　　94、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国那种并非烦琐的行为规则，即便接受的不深，也无法想象他们能够再过日本那种规矩烦苛的生活了。他们把过去的生活有时说成是失去的乐园，有时说成是“桎梏”，有时说成是“牢笼”，有时又说成是盆栽的小树。这棵小松树的根培植在花盆里时，就是一件为精致庭园增添雅趣的艺术品；但一旦移植到外面的土壤中就不可能再称其为盆栽了。他们已感到不能再成为日本庭园的点缀，不能再适应往昔的要求。他们以最极端的方式领略了日本道德的困境。

　　95、某种文化的自我修养，对于外国观察者而言似乎说不上有何意义。修养技巧本身是很明白的，但为什么要如此麻烦？为什么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全神贯注于丹田？为什么如此自苦以至一文不花？为什么只集中于这些苦修中的一项，而对外人认为确实重要、应当训练的某些冲动却不加克制？尤其是，那些来自从未学过修养技巧的国家的观察者，来到高度倚重修养技巧的国家里，非常容易产生误解。

　　96、为了成为一个音乐家或为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他可以放弃一切娱乐。他的良心使他弃绝邪恶和轻浮。但在美国，自我修养不像算术可以毫不考虑其对特定事例的应用，而仅作为一种技术训练来学习。

　　97、日本人认为，无论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参加剑术比赛的人，或者仅仅是贵族生活者，都要进行自我修养，这些修养内容与应付考试的学习完全不同。不管考试成绩多么好，剑术多么高超，也不管你的礼貌如何周到，也必须放下书籍、竹刀或社交活动，进行特殊的修炼。

　　98、

　　日本人自我修养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则在能力之外，还要求更多。第二类，我称之为“圆熟”。

　　第一类，即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在本书中已叙述不少事例。如那位陆军军官在谈到他的士兵平日演习长达六十小时、中间只有十分钟的小憩一事说：“他们已经知道怎么睡觉，需要训练的是不睡觉。”

　　他讲的乃是一种公认的原理，即精神驾驭术，亦即认为意志应当驾驭那几乎可以经受一切训练的肉体，至于忽视健康则肉体必受损害的规律，他们是不理会的。日本人的整个“人情”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不顾健康是否允许，也不论肉体本身是否容许及曾经培养过。总之，无论自我修养的代价如何，一个人都应发扬日本精神。

　　99、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其理论基础在于能改善他本人驾驭生活的能力。他们说，修养初期，人们也许感到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不久就会消失，因为他终究会享受其中，否则就会抛弃修养。徒弟要在商业上出色地发挥作用，少年要学习“柔道”，妻子要学习适应婆婆的要求。

　　100、用他们常用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

　　101、

　　日语中有一系列词汇表达自我修养达到“圆熟”者的精神境界。

　　我仅举其中的一个词：“无我。”这是禅宗用语，在上流阶层中很流行。它对“圆熟”一词的描述是指，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某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毫无障碍，纤发悉除”的体验。犹如电流从阳极直接流入阴极。没有达到圆熟境界的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则仿佛有一块绝缘屏。日本人把这个障碍称作“观我”“妨我”。经过特别训练消除了这种障碍之后，“圆熟”者就不会有“我正在做什么”的意识，好像电流在电路中自由流动，不需用力。这种境界就是“一心”，亦即行为与行为者内心所描写的形象完全一致。

　　（注：

　　观我Observing self，妨我Interfering self，意思是“正在观察着的我自己”和“正在妨碍着我自己”

　　一心One-pointed，铃木大拙所著《禅宗概论》一书中的用语。表示那种“主客不分”，心神集中于一点的状态。）

　　102、由于日本的修养术很多来自印度瑜伽，这就更加饶有兴味。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驾驭五官的技巧至今仍显示出与印度修行方法的亲缘关系。日本同样重视“虚灵”、“体静”，以及千遍万遍地反复诵念同一句话，全神贯注于某一选定的象征。

　　103、

　　印度瑜伽是一个极端崇拜禁欲苦行的教派，认为这是一种摆脱轮回的方法。人除了这种解脱（即“涅槃”）以外，别无解救之道。障碍则是人欲，只有通过饥饿、受辱、自苦才能消除人欲。通过这些手段，人可以超凡入圣，获得灵性，达到神人合一的境界。瑜伽修行是一种鄙弃肉欲世界、逃脱人间无边苦海的方法，又是一种掌握灵性能力的方法。越是极端苦行，就能越快达到目标。

　　这种哲学在日本并不存在。尽管日本是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但轮回和涅槃的思想从来不是日本人佛教信仰的一部分。

　　104、日本人对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没有兴趣。他们的神话也有神，但没有死后世界，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认为，不管什么人，甚至身份最低贱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坛上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这种用语在佛教国家中没有第二个。

　　105、

　　瑜伽是消除欲望的方法，欲望寄生于肉体之中。日本人却没有这种教义，认为“人之常情”并非恶魔，享受感官的快乐是智慧的一部分，唯一条件是感官必须为人生重大的义务作出牺牲。

　　被认为是“悟者”的也是如此，他们虽然被称作“隐士”，过着隐遁生活，一般仍与妻子同住在风景秀丽的地方，过着安逸的生活。娶妻育子与超凡入圣丝毫没有矛盾。

　　顿“悟”入圣者是由于自我冥想修行和生活质朴，而不在于破衣敝服、弃绝声色之娱。日本的圣者整天吟诗、品茶、观花赏月。现在禅宗甚至指示其信徒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106、在日本伟大佛教法师的言论中，对这种见解有很多生动的阐述，讲得最精彩的是高僧道元，他在十三世纪开创日本曹洞宗，至今仍是禅宗中最大、最有势力的教派。他谈到自己顿悟时说：“我只知道眼睛横在鼻子之上，正好垂直……（在禅的体验中）并无神秘。时间依然流逝，日出于东，月沉于西。”禅学著作也不承认“入定”除了能培养自我修养能力以外，还能传授别的什么能力。一位日本佛教徒写道：“瑜伽派认为冥想可以获得多种超自然的能力，禅宗不会说这种谬论。”

　　107、正如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所说，中国禅宗的历史绝不会使人想到他日禅宗传到日本竟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禅宗和茶道、能乐一样，完全成了日本式文化。人们可以设想，在十二、十三世纪的动乱年代，主张从内心直接体验，而不是从经典中寻求真理的，这种冥思、神秘的教义会在逃避尘世灾难的僧院中流行。但却不会想到，武士阶级也会接受它作为喜爱的生活准则，而实际情况却变成这样。”

　　108、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禅所求者，唯在己身可发现之光明，不容任何障碍。除尔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唯此一途，可以得救。”

　　109、

　　追求真知的人，不能接受任何第二手的东西。不论是佛陀教导、经典手稿或者理论。“佛祖教规都是一堆废纸”，研究这些虽不能说毫无益处，却无法使自心灵光一闪，唯有这灵光一闪才能使人顿悟。

　　在一本禅语对答的书中记载，弟子求禅僧讲《法华经》。禅僧讲得很好，弟子却失望地说：“怎么，我还以为禅僧蔑视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哩！”禅僧回答说：“禅非无知，唯信真知在一切经典之外。汝非来求知，仅来问经耳。”

　　110、禅师们所传授的传统训练，在于教给弟子如何求“真知”。训练既有肉体的，也有精神的，不论是哪一种，最后都必须对弟子内心意识有用。剑术家的修禅最能说明这点。当然，他必须经常练习基本击刺招式，但这只属于“能力”范围，他还必须学会“无我”。最初，他被命令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支持身体的那几方英寸的地板。这块窄小地板逐渐升高，日久天长，剑术家学到能立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像置身庭院之中一样舒服。当他能坦然地立在那根柱上时，他就得到“真知”而顿“悟”了。他的心已经顺从己意，不会有眩晕之感或摔跌之虞了。

　　111、禅语的启示也有一般模式，可从以下数句问答中窥知：

　　僧问：“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答：“谁束缚了你？（亦即谁把你绑在轮回之上？）”

　　他们说，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有名的成语，就是“骑着牛找牛”。他们要学的“不是网罟（gǔ），而是网罟所要捕捉的鱼兽”。借用西方术语来说，他们学的是“两难推理”，其两角皆与题旨无关。他们学到的是，只要打开精神之目，现存手段即可达到目标。无须借助其他，但求诸己，一切都是可能的。

　　112、公案被称作“敲门砖”。蒙昧的人性的周围有一堵墙，“门”就装在墙上，墙里的人性总在担心现有手段是否够用，总是幻想周遭有许多人盯着自己并准备或褒或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感之甚切的“耻感”。一旦用砖把门砸开，人就进入自由天地，砖也就无用了，也就不再去解答公案了。学业完成，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就解脱了。他们曾拼命突破道德困境，“为了修行”变成了“咬铁牛的蚊子”，最后恍然大悟，根本没有困境。

　　113、美国人认为，所谓“观我”就是理性原则，并为自己在紧急关头临危不惧而自豪。日本人却要靠升华到灵魂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监视的束缚，坠在项上的巨石才能卸下，才能如释重负。正如我们所见，日本文化反复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而日本人则反驳道：当这类心理重负一消失，人的意识就进入更加有效的境界。

　　114、在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自己已经死了，这样就容易通过。”在鼓励要进行重大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会说：“把自己当作一个死人。”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苦恼，看不到一线希望时，也常常以“就当已死”的决心去生活。

　　115、要求美国人行善的强大制约力是罪恶感，如果一个人的良心麻痹，就不再有罪恶感而变成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则不同。按照他们的哲学，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他就会很自然地实践德行。于是，他想努力修行，以求“圆熟”，消灭自我监视的“羞耻感”。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第六官的障碍才能消除，才是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116、

　　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童年和暮年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就像幼儿那样。

　　在美国，曲线是倒过来的，孩童教养非常严格，随着孩子日益成长而逐渐放松，待至他找到能够自立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几乎可以不受别人的任何掣肘。在我们美国人看来，壮年期是自由和创造性的鼎盛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日益衰退，逐渐失去对生活的掌控，以至成为他人的累赘，就又要受到约束。

　　117、日本妇女重视睡姿优美，其严肃性犹如美国妇女不能被人看到裸体一样。

　　118、男孩怎么睡都没关系，女孩则必须双脚并紧，直身而睡。这是训练男女有别的早期规则之一。如同其他几乎所有的规则一样，这种要求也是对上层阶级比对下层阶级更严格。杉本夫人谈及她自身的武士家庭教养时说：“自我记事时起，我晚上总是小心静静地躺在小小的木枕上……武士的女儿不论在什么场合，即使睡觉时也要做到身心不乱。男孩子睡觉可以四肢叉开，呈‘大’字形，手足乱放。女孩子睡觉则必须小心谨慎，曲身庄重地呈现‘き’字形。这表现了一种‘自制’的精神。”日本妇女告诉我，晚上睡觉时，母亲或奶妈要帮她们把手脚放规矩。

　　119、日本人在缅怀往事时谈得多的却不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的习惯。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想尽办法欺侮。他们让低年级学生表演各种受捉弄的屈辱噱头。低年级学生一般对此都十分憎恨。因为，日本的男孩子是不会把这些事当作开玩笑的。一个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奴颜婢膝、四脚爬行，事后，他会咬牙切齿，策谋报复。而且，由于不能立即报复，就更加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这事关系到“对名分的义理”，是道德问题。也许，几年之后，他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或者磨砺剑术或柔道，毕业之后在通衢大道上当众报复，使对方出丑。总之，如果不能有朝一日报此仇，就觉得“心事未了”。这正是日本人崇尚复仇的一个主要原因。

　　120、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尊”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他们不能忍受屈辱。他们把这种折磨解释为排斥，这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

　　121、女性并不学习“对名分的义理”的准则，没有男童那种在中等学校及军队训练中的体验，也没有类似的体验。她们的生活环境远比男子紧凑。自从她们懂事的时候起，她们就受到一种教育：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男孩当先，礼品、关怀，女孩都是没有份的。她们必须遵守的处世规则不容许她们公开表达自我主张。尽管如此，她们在婴幼时期也和男童一样享受了日本幼儿的特权生活。特别是当她们还是儿童时，可以穿鲜红的衣物。长大成人后，那种颜色的衣物就不能再穿了，直到第二个特权时期开始，即六十岁后才能再穿。

　　122、

　　女孩子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约束，这种义务如影随形，无须父母强制。父母亲对女孩子的家长权不是通过体罚，而是通过平静而坚定的期待，希望女儿放弃自己的要求。有必要再次援引一个极端的例子，它说明了女孩子所受的那种不甚严厉、似有特权的教养的特点。

　　从六岁起，杉本钺子就跟随一位博学的儒者学习汉学儒家经典：

　　整个两小时的授课，除了双手和嘴唇外，老师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和他一样的姿态，纹丝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因为某些原因，我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屈起的双膝角度稍有偏移，老师脸上立刻微露不满的惊愕神色。他轻轻地合上书、慢条斯理然而很严峻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适合学习，请回房间好好思考思考。”我小小的心灵羞得无地自容，但毫无办法。我先向孔子像行礼，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出书房。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跟前，跟平常课毕时那样向父亲报告。爸爸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未到。他似乎漫不经心地说：“你的功课结束地很早啊！”这句话简直就像是丧钟。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仍似有隐痛之感。

　　而杉本夫人还在另外一个地方描写她的祖母，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日本父母态度的一个最显著特点：

　　祖母态度安详，她希望每个人都按照她的想法去做。既无叱责，也无争辩，但祖母的希望像丝绸一样柔软却又坚如钢铁，使她的小家族朝着她认为正确的前进方向。

　　这种“像丝绸一样柔软却又坚如钢铁”的希望之所以能够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原因之一就是每一项工艺和技术的训练都非常明确。所教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规则。

　　123、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征，有助于了解日本人在儿童抚养期不连续性而造成的两面性格。幼年期建立的一面是“不知羞耻的自我”。这使他们成年后不免常对镜自照，以窥测自己还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他们说，镜子“反映永恒的纯洁”，既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反映“妨我”，而是反映灵魂的深处。人会从中看到自己“不知耻的自我”。在镜子中，他把自己的眼睛看作是灵魂之“窗”，这有助于使他作为一个“不知耻的自我”而生活。他在镜子中看到理想的父母形象。据说颇有人为此而镜子不离身。甚至有人在佛坛上放一面特别的镜子，以静观自身，反省自己的灵魂。他“自己祭祀自己”，“自己崇拜自己”。这虽然不寻常，但并不费事。因为所有家庭的神龛上都放有镜子作为神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电台曾特意播送过一首歌，赞扬某个班级的女学生掏钱为自己买镜子。没有人认为这是虚荣心的表现。在歌曲中，镜子在她们心灵深处激发出为目标而献身的精神。对镜自照是一种测试精神高尚的外观活动。

　　124、

　　他们认为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这种观念是他们道德规则的一个主要信条，否则，他们怎能控制那种充满冲动的危险的自我？这些冲动有可能冲出来搞乱正常生活。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

　　经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层涂得越厚，做出来的漆器就越贵重。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人们说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装饰，出现的是海盗”。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装饰是珍品，使之成为一件艺术品。它不是掩盖瑕疵的涂料，没有一丝杂质，至少与坯质同样精美。

　　125、使西方人感到诧异的日本男子行为中表现出的矛盾性，是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造成的。他们深深地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恣意，甚至可以恣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意识深处。正因为内心深植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他们所接受的谨慎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却又足够勇敢，甚至达到野蛮地步。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出极为驯服，但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但又保留着傲慢自大；在军队里，他们可以盲从，但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但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就如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学说一样。

　　126、性格中的二元性给日本人造成种种紧张。对这种种紧张，不同的日本人的反应也不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同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协调儿时那种纵情无虑、处处受人宽容的经验与后来生活中那种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种种束缚。相当多的人都感到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127、

　　日本人一向以陶情于自然乐趣而闻名，诸如观樱、赏月、赏菊、远眺新雪，在室内悬挂虫笼子以听虫鸣，以及咏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茶等等。这些绝不像一个充满矛盾和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活动。他们在追逐享乐时也并非消沉颓废。在日本还未从事灾难“使命”以前的幸福时代里，农村闲暇生活的活泼愉快，工作时的勤劳奋勉，绝不逊于现代任何民族。

　　但日本人的自我要求却非常之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远和毁谤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情上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极少数违背这些规矩的人甚至将有丧失自尊的风险。自尊的人能掌控一些过程，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

　　128、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们否定了各种最简单的自由。而这些自由被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犹如呼吸空气。

　　杉本夫人曾描述过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时能够随意种花植树的喜悦心情。老师分配给每个女学生一块园圃并供给所需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心所欲种植的园圃赋予我一种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幸福感能存在于人的心中，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惊异……我，从不违背传统，从不玷污家名，从不惹父母、老师、邻居生气，从不损害世上任何事物，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其他女学生都种花，而她却打算种马铃薯。

　　没人能理解这种近乎荒谬的行为给我带来的自由心情，自由精神正在叩我的心扉。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我家花园里，有一块土地按设计方案特意让它荒芜，但又总有人修剪松枝，整饰树篱。每天早晨老大爷还要清扫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小心地把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撒在上面。

　　129、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

　　130、现在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放下刀”（投降），但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强力关注，谨防锈蚀，保持心中刀的光洁。用他们的道德术语来说，这种刀，乃是在更加自由、和平的世界也能保持其光洁的象征。

　　131、日本投降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占领的性质。战胜国是应该利用现存政府，甚至包括天皇，还是清算其政权组织？是否应在美国军政府官员指挥下管理每个县市的行政？

　　132、日本人将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麦克阿瑟的对日管理与盟军对德或对意的管理有相当大的区别。

　　133、

　　正如当时希德林将军所说：

　　利用日本国政府的占领方式所取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日本国政府可资利用，我们势必要有直接管理一个七千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整套复杂机构。他们的语言、习惯、意向与我们都不同。通过净化并利用日本国政府，我们节省了时间、人力和物力。换言之，我们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清扫自己的国家，但我们要提供具体指导。

　　但当这一指令在华盛顿制定之时，许多美国人仍在担心日本人也许会采取敌对态度，一个怒目而视、伺机报复的民族将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后来证明这些担忧并未成真。

　　134、在日本人看来，这种政策是将屈辱的象征从严酷的战败现实中移除，激发他们投身于实行新国策的努力中，而他们能够如此接受，恰在于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

　　135、明智的媾和条款对日本应该不同于对德国。德国人不像日本人，他们不认为自己对社会和历史欠恩，他们努力奋斗，不是为了偿还无穷的债务或恩，而是避免沦为牺牲者。父亲是一个权威人物，如同其他居于高位的人一样，按德国俗语说，是“强迫别人尊敬他”，得不到尊敬就感到受威胁。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儿子在青年时期都反对权威的父亲，然而他们长大成人后，与父母一样，最终还是要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

　　136、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练习”，“为了训练”，也就是说，作为尊敬的对象，父亲乃是等级制和正确处世待人的超人格象征。

　　137、

　　儿童早期在同父亲接触中学到的这种态度成为贯穿整个日本社会的模式。位居等级制上层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自身并不掌握专断权力。在等级制中居于首脑地位的官员并不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底层都有顾问和隐蔽势力在背后操作。黑龙会式的超国粹团体的一位领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对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谈话，最确切地说明了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一个三角，它被大头针固定住一角。” 换句话说，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大头针则是看不见的。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隐蔽的轴而摆动。

　　就像西方人经常说的，凡事都要用“镜子”反映。所有努力都是为了隐匿专制权力，一切行动都显示对象征性地位的忠诚的姿态，这个象征性地位则经常不行使实权。日本人一旦发现那被剥掉假面具的权力的源泉时，他们就像看待高利贷者和暴发户一样，认为它是剥削，是与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

　　正由于日本人以这种方式看待他们的社会，他们能够反抗剥削和不义而不会掀起叛乱，更不会有革命。

　　138、日本赖以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敢于正确认识他们过去政策的“错误”，从而把精力转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种变通的伦理。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赢得它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失败了。现在，他们应当抛弃这种方针。而他们以往所接受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改变方向。怀抱更加绝对性伦理观的民族总是相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他们在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我们失败了，正义也就不存在了。”他们的自尊心要求继续努力使“正义”在下次获胜。或者，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进行忏悔。日本人则不是这样。投降后的第五天，当时美军尚无一兵一卒登陆，东京的一家大报社《每日新闻》即已著文评论战败及其所带来的政治变化。它说：“然而，这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

　　139、日本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报知》以《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为题发表社论，其中写道：“我们必须坚定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将军事失败视作一种动力……因为，只有这种全民族失败的惨重牺牲，才能使日本国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观而如实地观察事物。过去一切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都应通过坦率的分析而予以消除……这需要我们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的残酷现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这就是说，他们曾试行一种行动方针而失败了，现在，他们将试行一种和平的处世艺术。各家报纸的社论都反复强调：“日本必须获得世界民族的尊重。”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

　　140、日本人如果认为受到侮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道德。

　　141、无论如何心甘情愿，日本的社会压力对个人要求太苛刻了。社会压力要求他隐蔽个人感情、抛弃个人欲望，而以家庭、团体或民族代表的身份面对社会。日本人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忍耐这种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训练。但负担实在太沉重，他们必须高度压抑自己以求得善遇。他们不敢要求那种心理压力较轻的生活，结果则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一条牺牲累累、漫无止境的道路。在付出如此高昂代价以后，他们变得自以为是了，而且鄙视那种道德观宽容的民族。

　　142、日本人已经迈出了社会改革的第一步，即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是失败。他们十分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这就必须实现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