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斯文道场：稷下学宫的流与变

　　

　　稷下学宫

　　创立于2300年前的稷下学宫，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院之一，它兼具国家元首智囊团、政府议政院、国家科学院和研究所这三者功能之总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国家智库意义的机构。这所学院前后历六代，影响遍及列国，规模之大、聚集人才之多，在当时应属世界第一。

　　在这个自由、开放、包容的稷下学宫，形形色色的门派、五花八门的思潮，从四面八方汇集交聚，稷下学宫的知识分子们各抒己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景象，造就了人类文化政治景观的一座高峰。

　　然而，随着齐国的灭亡，稷下学宫也随之消亡。秦王朝一统天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对自由的钳制，对思想的荼毒，对知识分子至圣境界的掠夺，让中国思想文化的天空陷入漫漫长夜。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述：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改朝换代，种姓轮换，不过是“亡国”而已，算不了什么；然而，廉耻丧尽，斯文扫地，这叫“亡天下”，是天翻地覆的大事。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然而，正是在这时代的动荡与纷争、思想的争鸣和交锋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学术极为活跃的黄金时代。

　　历时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地带。极大的开放、极大的变革、极大的流转，使中国的思想呈现了百家争鸣、异彩纷呈的局面，各阶级、各阶层、各流派，都企图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对宇宙社会和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彼此诘难，在睿智的想象中相互争锋，在深沉的阐述中相互砥砺，在慷慨的激辩中相互增长。这是人类思想史真正的黄金时代，它宛如簇簇晨星，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又似道道曙光，为学术思想带来了蓬勃灿烂的景象。

　　

　　稷下学宫百家争鸣

　　这个黄金时代，有着无数振聋发聩的奏鸣，其中绵延后世、回响不绝的一道，是稷下学宫。“齐王乐五帝之遐风，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1400年后，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如此深情地讴歌。稷下学宫，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纵使惜墨如金的司马光，也不吝啬用最美的语言盛赞这座宫殿“筑锯馆，临康衢，盛处士之游，壮学者之居”，感慨“美矣哉！”

　　诚哉斯言。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征程上，这一段历史格外波澜壮阔，底蕴深厚，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童年的梦想和期盼。

　　时隔2300余年，回望历史的深处，抚摸岁月的肌理，在流沙坠简似的时间长廊，我们有必要停下脚步追问——这一段历史究竟为我们的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启蒙、怎样的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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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大地证明了一切。

　　浑厚丰饶的大地，如一道无解的迷题，在某一天缓缓地包藏了它的秘密，又在某一天，断然将这些秘密舒展开来。

　　1943年，一场饶有趣味的考古正在临淄进行，一块刻有“稷下”二字的明代石碑在这里得见天日，一同出土的还有不少战国时期的瓦当、石砖。

　　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有时，刻意与你擦肩而过，有时，又假装与你狭路相逢。这一刻，这个顽皮的孩子欢欣地跑过来，捧出他珍藏已久的宝物。齐都遗址出土的这方“稷下”石碑，是历史留给未来的宝物，透过它，我们隐约可见时光的地标，恍惚听到远祖的召唤；透过它，尘封已久的稷下学宫的秘密终于大白天下。

　　“稷下”之名，始见于《史记》。

　　“稷”，在中国浩瀚的史籍中，是一个有着特殊分量的概念。“稷”，也叫“后稷”，是周族始祖，因善种粮食，“稷”被尊为农神或谷神，在我国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社稷”一词的意思，就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古时亦用作国家的代称。

　　方志记载，中国历史上共有三处以“后稷”的“稷”为名的“稷山”，一处位于山西省稷山县南，一处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还有一处，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西南。临淄稷山，是临淄与青州市的界山，山阴为临淄，山阳为青州。山上旧有后稷祠，海拔虽仅171米，但影响巨大。齐国古称稷下，齐古城有“稷门”，皆因此山而起。

　　

　　因稷门而名的稷下学宫，顺应战国时代变法改革的历史潮流而产生。

　　生命充满了无数的偶然，但是，无数偶然的背后，一定有着一个巨大的必然。它常常被我们忽视，却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这一天，“必然”化作一个叫做“田午”的少年，御风而来。

　　关于齐桓公田午的故事很多，最为众所周知的是“扁鹊见齐桓公”。在位十八年的齐桓公明明有病却不肯承认，神医扁鹊三次劝诊，他却将扁鹊拒之门外，结果一命呜呼。齐桓公的名字随“讳疾忌医”、“病入膏肓”两个成语而被贻笑至今。

　　传说的昏庸断不能遮蔽历史的伟大。公元前376年，作为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三代国君，齐桓公田午面临着新生政权有待巩固、人才匮乏的现实。于是，他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一座巍峨的学宫，广招文学游说之士讲学议论，成为各学派活动的中心，“稷下学宫”由此而生，后世亦称“稷下之学”。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民族尚在文明的早期，天地清新，万物勤勉，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一派灿烂景象。

　　——这是最后的青铜器时代，以铁器和牛耕为标志的革命带来封建制度的确立，也造就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这是璀璨的楚辞和南华经的时代：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童年时期的中华文化，已经完成了人类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

　　——这是中国文明最波澜壮阔的时代，奉献了瑰丽的诗篇、科学的节气和对这个星球上自然万物的神奇想象。

　　——这也是中国政治最波诡云谲的时代，从陈完逃齐，到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同意田和的请求为诸侯王，时间的大书已经翻过了286年的漫长岁月，这个曾被放逐于海岛之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的弱小部落，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了。

　　历史必然常常以偶然的方式出现，历史偶然的集束却未必表现为必然。田氏代姜之后，严惩贪赃行贿，重奖勤政变革，齐国出现了空前的富庶。《战国策·齐策》引苏秦的话说：“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搏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这是齐国的戏场，也是历史的域场。那一刻的齐国，韬光养晦，休养生息，真的是风流倜傥仪态万方啊。齐国，这个能干的巧妇，将自己结成了一张四通八达的大网——

　　这里，有从临淄直达荣成、横贯全国的东西通衢，有临淄西经平陵、南出阳关而达兖州的要道，有临淄东经即墨而达诸城、日照从而与吴、越交往的大街，有临淄经济南、平原达赵、卫的交通干道，有从临淄南出穆陵关而达沂南与楚相接的枢纽……隐蔽在这些大路心腹之侧，还有数不清的羊肠小路。在哀鸿遍野、内忧外患的古神州，孟子、荀子、邹子、慎子、申子……一个又一个行者——或风尘仆仆，或筚路蓝缕——沿着这些小路坚定地走进令人向往的稷下学宫，走进天下读书人的梦中家园。

　　稷下学宫

　　而这座高头大殿，坐落在稷山之侧，更矗立在天下人的心中。它，像一个勤勉的君王，夙夜在公，朝乾夕惕；像一个健硕的武士，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像一个从容的智者，成竹在胸，乾坤澄彻。

　　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他的《中论·亡国》中云：“昔齐桓公立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汉代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故称为稷下之学。”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宣王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大办稷下学宫。首他给稷下先生们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礼遇。这些人参与国事，可以用任何形式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他还为他们修康庄大道，建高门大屋，给予很高的俸禄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被贵列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孟子被列为客卿，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田骈“訾养千钟，徒百人”。

　　史料记载，齐宣王经常向稷下先生们征询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和看法，并让他们参与外交活动，以及典章制度的制定。据考证，《王度记》就是淳于髡等人为齐宣王所拟定的齐国统一天下后的具体制度和措施。

　　这样一来，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强烈，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异常高涨，出现了“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的盛况。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学派之多，争鸣之盛，都达到了稷下学宫发展史上的巅峰。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赞叹：“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

　　此时，稷下学宫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一时间，战国学术，皆出于齐。

　　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诸侯割据，长期分裂动荡的时代，稷下设于一国之中而历一百五十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中国文明史上的奇迹。

　　齐闵王前期，稷下学士一度达数万人。但到了齐闵王后期，由于其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诸多稷下先生极力劝谏，均遭拒绝，因而纷纷离齐而去，稷下学宫出现了自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冷清萧条。后来，燕国将领乐毅攻入临淄，齐闵王逃至莒地，后被杀身亡。稷下学宫也惨遭浩劫，被迫停办。齐襄王复国后，采取措施恢复稷下学宫，但由于当时齐国已元气大伤，即使荀子复归稷下学宫，并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稷下学宫再不复当年盛况。襄王死后，齐王建继位，但权力由其母执掌。由于当时齐国国势渐衰，政局混乱，虽然稷下学宫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已毫无生气。公元前221年，齐国为秦所灭，稷下学宫随之消亡。

　　 

　　2

　　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

　　恰如东晋陶潜在《拟古》诗中所写，稷下学宫在先秦时期的文化史上，占有着十分显著的地位，是各种文化思想理论学说汇聚、碰撞、交流、融合的地方。

　　田氏代姜，毋庸置疑的是，六百年的姜氏齐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西周之初，封师尚父姜尚于齐，封周公旦于鲁。齐鲁毗邻，但其思想体系大有不同。传说太公封鲁，伯禽至鲁三年，才报政周公。周公问：“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利，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而太公封齐，五月报政。周公问：“何疾也？”太公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毫无疑问，姜尚的见地恰在于此，他因地制宜，移风易俗，没有简单地将西周王朝那一套繁琐的礼仪搬到齐国，而是“引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迅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如此这般的君王，如此这般的传统，如此这般的氛围，不难理解何以孔子向齐景公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遭到相国晏婴的强烈反对：“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孔子世家》）

　　稷下学宫氛围开放包容，思想活跃，诸子百家畅所欲言

　　思想的活跃，创造了稷下学宫的仪轨，打造了百家争鸣的舞台，营造了文化包容的氛围，形成了思想多元的格局。在这里，没有违心之说，没有一言之堂，没有文字狱，没有学术不端，不为权威者所垄断，不为善辩者所左右，诸子百家言论自由，畅所欲言；学术自由，著书立说。稷下学宫，一个东方的文化王国，一片东方的文化净土，中国知识分子的天堂。

　　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儿说、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荀子（荀况）……

　　我们不难想象，在时间的深处，有这样一群人轰轰烈烈，衔命而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去思索，去判断，他们带来了人类文明的道道霞光，点燃了激情岁月的想象和期盼。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知识分子，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

　　当彼之时，他们的心中，有着伟大的信念：家国！社稷！天下！

　　稷下学宫荟萃了天下名流。稷下先生并非走马兰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争鸣一番，批评一通，绝大多数先生学者耐得住寂寞，忍得住凄凉，静心整理各家的言论。他们在稷山之侧，合力书写这本叫做“社稷”的大书。

　　蔚为壮观的稷下学宫，既有别于后世的各大书院为避都市纷扰而退居江湖之远；也不同于国子监为王子公孙独辟而跻身皇城之内。稷下学宫建在了齐都临淄的稷门之外、城隍脚下，仰可接天命，俯可接地气，既方便了稷下先生披星戴月的出入学宫，也避免了皇城守卫的诸多限制；稷下学宫临街而建，学宫外通达顺畅，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学宫内却是另一番情景，真的有处喧见寂之趣；巍峨的牌楼，阔达的堂舍，果真是“大庇天下智士俱欢颜”。

　　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稷下之学缘何得以最终在齐国昌盛？历史的答案是：天时，地利，人和。

　　秦国虽然最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化落后，思想保守，机制迂腐，假如没有公元前361年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绝无成为大国之可能，更无力成为文化的中心。楚国国土最大，人口最多，然而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却使得巫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尽管一度出现屈原、宋玉等等文学翘楚，但是秦楚接壤，战争频仍，又缺乏相应的机构平台，学者难以云集。燕国更为弱小，又经常被山戎所掠，只是到了燕昭王时招募贤士，得乐毅，出兵破齐，国力才逐渐强大，然而，贤良者寡，国家终无所依傍。韩国屡迁京都，山地多，平原少，物产贫乏，人口稀疏，文化落后，发展乏力。赵国濒临齐国，且与匈奴为界，战乱频繁，局势动荡。魏国一度强盛，尽管有魏文侯短暂的中兴，但是经历桂陵、马陵之战，国力衰颓，一蹶不振。

　　从兴办到终结，稷下学宫约历一百五十年，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稷下学宫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评估，即根据学问、资历和成就分别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学士”等不同称号，而且已有“博士”和“学士”之分。这就使学宫在纷乱熙攘之中，维系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创造了众多的世界纪录——学者最多的机构，著述最丰的学术，学风最淳的时代，历时最久的学院。

　　将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徙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战国时期，各国对先生学者都以“士”相待，然而齐国却赐为“上大夫”。一代宗师孟子去鲁居齐三十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诸子的集大成者荀子离赵赴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格外的尊宠、无上的地位，炫目的光环，引来了四方游士、各国学者慕名而来，以致稷下先生在鼎盛之时多达千余人，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尊师真正使齐国人才济济，形成了东方的文化王国。

　　《孟子荀卿列传》中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又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根据《汉书·艺文志》的统计，稷下先生们的著述计有：《孙卿子》三十三篇，《蜎（环）子》十三篇，《田子》二十五篇，《捷（接）子》二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奭子》十二篇，《慎子》四十二篇，《尹文子》一篇，《宋子》十八篇。因为相隔时代久远，《汉书》中的统计肯定已经是不完全的了，尚有如此之多，亦可见出稷下先生学术理论著作之丰。

　　孟子就曾两次来到齐国，并被齐宣王加封为卿，后来他感到自己的主张没有得到重视，决意离开，齐宣王还派人挽留，道：“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生当战国末期的荀子也是后来才加入稷下学宫的，《孟子荀卿列传》云：“荀卿，赵人，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处，时有得善言。……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荀卿“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大概是做学生，此后“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成了大师级的学者。就是这样，不同的学说及其流派汇聚到稷下学宫，自然会形成碰撞、交流、争辩、融合的局面。有资料经过分析归纳，确认他们在诸如“义、利”，“天、人”，“王、霸”，“性善、性恶”，“形、名”等等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发生过辩论和沟通。从诸子留下的著作中看，儒家的孟子曾经“辟杨墨”，对道、墨两家进行伦理批评；墨家的墨子曾在《非儒》等篇中论列儒家所谓“亲亲有术”的荒谬；道家的庄子曾在《天下篇》等篇章中历数各个学派的得失；荀子更是在《非十二子》等篇中指斥了道、墨、法、兵等等诸家乃至“俗儒”、“贱儒”们的种种不足。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交流、辩论，促进了各种文化的融合，也推动了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稷下学宫是东方文化的千古绝响，开启了中华文化的源流。对此，司马光在《稷下赋》发出如此感叹：

　　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3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著名的怪才叫做淳于髡，《孟子荀卿列传》云：“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

　　“髡”是先秦时期的一种刑法，指剃掉头顶周围的头发，是对人的侮辱性的惩罚。“赘婿”则源自于春秋时齐国的风俗。当时齐国风俗认为，家中的长女不能出嫁，要在家里主持祭祀，否则不利于家运。这些在家主持祭祀的长女，被称作“巫儿”，巫儿要结婚，只好招婿入门，于是就有了“赘婿”。淳于髡以“髡”为名，又是“赘婿”，可见其社会地位并不高。

　　出身卑贱的“赘婿”淳于髡尽管身材矮小、其貌不伟，然而，却得到了齐国几代君主的尊宠和器重，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或讽谏齐王，或出使邻国，或举荐举士，或折冲尊俎，“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的政治法则。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止一处写到淳于髡，足见他是齐国不容忽视的人物。比如这则淳于髡劝谏齐威王：

　　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

　　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

　　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于是乃朝诸县令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齐威王在位时，喜好说隐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不管政事，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百官荒淫放纵，各国来犯，国家存亡在旦夕之间。齐王身边近臣无一敢进谏。淳于髡用隐语来规劝讽谏齐威王，于是历史上留下了下面这场精彩的对话：

　　——“都城中有只大鸟，落在了大王的庭院里，三年不飞又不叫，大王知道这只鸟是怎么一回事吗？”

　　——“这只鸟不飞则已，一飞就直冲云霄；不叫则已，一叫就使人惊异。”

　　这真是一场有趣的对话啊！自古至今，将君王比作鸟的，恐怕独此一人吧？

　　然而，更有趣的是，齐威王这只大鸟听闻此言，决心一鸣惊人。他迅速诏令全国七十二个县的长官全部入朝奏事，接着，烹杀阿大夫，赏赐即墨大夫，“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又发兵御敌，诸侯十分惊恐，纷纷将侵占的土地归还齐国。齐国的声威竟维持长达三十六年。而这，归功于淳于髡的一席谈话。这是淳于髡在历史资料中的第一次出现。

　　《战国策》中也记载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其中不少关于淳于髡。比如《齐策》中的这则：

　　齐欲伐魏。

　　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庐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

　　齐王惧，谢将休士也。

　　淳于髡像一把丑陋的巨剑，时而低伏匣中，时而扬眉出鞘。这一次，他又怒剑出鞘。这个丑八怪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他对齐王说，这个韩子卢，是天下跑得最快的狗，东郭逡，则是世上数得着的狡兔。韩子卢追逐东郭逡，接连环山追了三圈，翻山跑了五趟，前面的兔子筋疲力尽，后面的狗也筋疲力尽，大家都跑不动了，各自倒在地上活活累死。有个老农夫看到了，不费吹灰之力捡走了它们。与此相同，要是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士兵百姓都疲惫不堪，臣担忧秦、楚两个强敌会抄我们后路，以博取农夫之利。

　　齐王正欲伐魏，听到淳于髡的分析很是害怕，于是下令休养将士，不再出兵。

　　到底是谁，给了这个聪明的丑八怪无上的权力？是政治的角逐，是国家的利益，是自由的氛围，是君王的需要，一言以蔽之，是稷下学宫。

　　淳于髡画像

　　智者，是国家的财富，也是历史的幸运。淳于髡用一个浅显的寓言，讲明了一个复杂深刻的道理，不论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还是“犬兔相争，农夫得利”，战争的本质就是消耗对手，保存自己。作为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淳于髡长期活跃在齐国的政治和学术领域，曾对齐国新兴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对齐国的振兴与强盛，对齐威王、齐宣王之际稷下之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难理解，何以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感慨：“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稷下先生著书立说其主要目的不仅在于上说下教，更在于“不治而议论”，“以干世主”。

　　淳于髡的政治智慧和文化判断，来源于稷下学宫的自由包容、畅所欲言。有时候，稷下先生的言词甚至相当尖刻，如《战国策》：

　　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

　　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为大伯。今王有四焉。”

　　宣王说，曰：“寡人愚陋，守齐国惟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

　　王斗曰：“否。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

　　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

　　王斗曰：“世无骐驎、騄耳，王驷已备矣。世无东郭俊、庐氏之犬，王之走狗已具矣。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无士？”

　　王曰：“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

　　王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縠也。”

　　王曰：“何谓也？”

　　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縠也。”

　　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

　　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

　　如果你没有听到过深海的咆哮，如果你没有听到过远古的呼啸，如果你没有在史籍的夹缝里看到过累累白骨、血流漂杵，你不会明白在这个时代人类智慧的分量。这是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时代。历时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礼教崩殂，周天子的权威逐渐坠落，世袭、世卿、世禄的礼乐制度渐次瓦解，各国诸侯假“仁义”之名竞相争霸，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

　　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大动荡、大分裂中，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稷下先生——集聚在稷下学宫，为国家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所进行积极、认真、深刻的思考，他们完成了学术研究制度的革新——有组织、有聘任、有俸禄，更带来了思想文化的丰富。至此，以齐国为中心，中国文化第一次实现了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的伟大愿景。

　　    

　　“奋髯横议，投袂高谈，下论孔墨，上述羲炎。”司马光在《稷下赋》中写道。小自一个民族，大至一个国家，唯有知识分子的清醒判断，方有执政者的清醒判断，唯有执政者的清醒判断，方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这是稷下学宫给予知识分子的地位，更是这个国家给予知识的庄严与荣耀。

　　4

　　假设时间是一条线性轴，我们从今天这个端点回溯，不难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个时间段内，还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文明，已经完成了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

　　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以色列等地域，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在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在中国，有老子与孔子。尽管他们处于不同的文明之中，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推动着智慧、思想和哲学精神完成了从低谷到高峰的飞跃，这些智慧、思想和哲学精神一直影响着今天的人类生活。

　　一百余年前，德国海德堡有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对当时流行的研究方法很不满意。终于一天，这位医生抛弃了厌倦已久、陈旧刻板的日常工作，由心理学转向哲学，并且扩展到精神病学，从此成为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他就是雅斯贝尔斯。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轴心时代”，甚至断言，“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亦即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

　　值得重视的是，同在此时段，同在此区间，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山山水水，重重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雅斯贝尔斯称这几个古代文明之间的相通为“终极关怀的觉醒”。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人类童年天真未凿、草莽混沌的早期，尽管地域分散、信息隔绝，在四个文明的起源地，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理智和道德的心灵需求催生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最后形成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它们像春笋一样，鲜活，蓬勃，拔节向上，生生不息。

　　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实现突破的古代文明，如古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虽然规模宏大，但最终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稷下学宫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文明，稷下学宫是这个硕大棋局的重要的一步。

　　稷下学宫，不是一时之力，不是一时之功，而是文明积淀、文化创造的惯性使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曾满怀激情地描述战国百家争鸣的情状说：“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                                 

　　                                                           

　　颇为有趣的是，公元前385年，几乎就在稷下学宫轰轰烈烈将春秋战国文化带入黄金时代的同时，在遥远的希腊的爱琴海边，还有一个与稷下学宫相类的学院——雅典学院，希腊雅典城邦为了培训民主制度下的演说家而开设了这家学院，学院的创办者柏拉图特地在学园门楣上铭刻了“不习几何者不得入内”这一警句。雅典学院前后延续将近千年之久，造就了西方科学、哲学、逻辑的辉煌。

　　在东方与西方两大文明的中心，稷下学宫与雅典学院遥相辉映。

　　沿着西方文明的脉络，我们有了毕达哥达斯的数学传统、几何图形的智慧训练，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有了关于共和国、优生学、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计划生育、道德规范、财产问题、公有制等的基础建设和逻辑讨论——正是这些，建立了西方古代文明基本概念，也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雏形。

　　沿着东方文明的脉络，我们有了“以有刑至无刑”法制观念，“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学理想，金、木、水、火、土的阴阳学说、“大道无形，称器有名”的形名之辩，“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政治理论，“情欲固寡”的社会主张，“强兵”必先“富国”的军事哲学，“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伦理法则……正是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战国以后的许多学派，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源头，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前空往劫，后绝来尘。

　　梁启超用八个字来概括稷下学宫这个“历史绝唱”。

　　 

　　5

　　公元前221年，齐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秦王在灭亡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燕国五个国家之后，这一次，虎视眈眈地瞄准了最后的对手——齐国。

　　四十四年前，齐襄王逝世。其子田建即位，由母亲君王后辅政。又过了十六年，君王后去世，王后的族弟后胜执政。然而，后胜为人贪婪，在秦国不断贿赂之下，齐王建听信了后胜的主张，对内疏于戒备，对外袖手旁观，听任秦国攻灭五国。

　　终于到了这一天——五个国家灰飞烟灭。唇亡齿寒，物伤其类，齐王才顿感到秦国的威胁。他慌忙将军队集结到西部边境，准备抵御秦军的进攻。

　　然而，大军压境，一切都晚了。

　　战争的借口似乎也很荒唐。秦国曾派使者访齐，遭遇齐国拒绝。秦王想起了许久以前的旧事，哈哈，果然是奇耻大辱，不出兵如何赢得尊严！于是，他命令大将王贲率领秦军伐齐。狡猾的王贲避开了齐军西部主力，由原来的燕国南部南下直奔齐都临淄。面对秦军突然从北面来攻，养尊处优的齐军措手不及，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齐王建出城投降，齐国灭。

　　一场血流成河的战役，被压扁成《史记》中的一句话：“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王贲率军南下攻打齐国，齐王建不战而降，齐亡。”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风凛凛的秦始皇以所向披靡的力量扫灭山东六国，南平北越，北遏匈奴，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王朝。随后，在齐地设置齐郡和琅邪郡。稷下学宫，经历了齐桓公时期的萌芽、齐威王时期的壮大、齐宣王时期的鼎盛、齐愍王的衰落、齐襄王的再度中兴，至齐王建时，与国并亡。百家争鸣，这个学术思想自由争鸣的盛世，亦不复存在。

　　稷下学宫遗址

　　《管子·兵法》说：“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通过王的威仪、霸的手段，秦始皇将皇、帝两个字联系起来，自称“皇帝”。黄、帝、王、霸合二为一，这是秦始皇的发明，也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与此同时，“圣”亦不再是“士”的荣耀，而是皇帝的特权。天下至圣、至王、至明、至霸、至察者，唯皇帝一人而已。

　　历史的威严之中，似乎总有一些戏谑的星星之火，等待燎原。

　　在帝王称谓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权行动，是帝王观念、帝王地位、帝王等级的实现。

　　“皇帝”称号代表着皇帝更暗含着帝王与百姓之间微妙的关系。丞相王绾、李斯等上述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为宣示对天下的主宰，秦始皇还在琅琊石刻中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

　　值得思考的是，何以固若金汤的大秦帝国仅仅存在十五个年头，便被人民反抗的怒火烧毁？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在《阿房宫赋》中，杜牧悠悠长叹，“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极欲、重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秦始皇统一天下、诏令一统，以抵至尊至贵、无上荣光的前提，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秦始皇颁布“车同轨，书同文”的制度，丞相李斯暗暗揣测秦始皇的心意，一方面指责“愚儒”根本不理解秦始皇的“创大业，建万世之功”的宏伟志向，一方面提出如果允许诸生议论，定会“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对无尚的皇权构成威胁，怂恿秦始皇，下令焚书：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俚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此建议，正中秦始皇下怀，秦始皇即刻同意，令行全国。

　　呜呼哉！顷刻之间，六国史料付之一炬，幸免于难的残篇断简已无力连缀浩荡的历史。焚书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第二年，秦始皇又借故搞了一场坑儒，“士”从封建制度最末的一级，经历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辉煌，复又跌落在社会的最底层。接下来的，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自由从此被扼杀，学术争鸣和社会发展随之停滞。

　　焚书坑儒之后，如稷下学宫般百家争鸣的盛况千年不复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焚书的目的，在于打击学术争鸣，窒息理论思维；坑儒的目的在于，让服务官僚体系的野蛮恣意生长。

　　对自由的钳制，对思想的荼毒，对知识分子至圣境界的掠夺，让中国思想文化的天空陷入漫漫长夜。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述：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改朝换代，种姓轮换，不过是“亡国”而已，算不了什么；然而，廉耻丧尽，斯文扫地，这叫“亡天下”，是天翻地覆的大事。

　　作者：李 舫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高级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