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城迹·贵阳市文化名人口述史（一） 》——余未人：记忆中的历史碎片

　　《寻城迹·贵阳市文化名人口述史》系列由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编著，书籍共三辑，第一辑和第二辑已编辑出版，第三辑正在编辑中。

　　这是一项梳理贵阳市文化名人文化记忆的文字编辑与出版工作。项目发起初衷在于记录地方文化档案，保护地方文脉，进一步提升贵阳的文化形象，挖掘、传承和弘扬贵阳文化，为贵阳文化名人建档，通过文化名人的人生经历展示贵阳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人民精神风貌方面的变迁。项目以口述历史访谈的方式，引领受访者从人生经历、成长背景、文化大事记、个人成就等方面进行生活史、个人艺文史的自叙和讲述，通过个体小叙事反映贵阳市几十年来的文化发展成果，进而打造贵阳市文化名片。

　　接下来，爽游贵阳会陆续发布《寻城迹·贵阳市文化名人口述史》（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编著）内容。

　　

　　《寻城迹—贵阳市文化名人口述史》编委会

　　总策划：兰义彤  魏定梅

　　顾  问：顾  久  徐  静

　　主  编：袁云龙

　　副主编：熊  列

　　编  辑：徐丽娟 王先凯 张  彬

　　主持/文字：王小梅

　　审 稿：蒋海军

　　拍  摄：白文浩 杨  波 高  旋 吴  蔚

　　资  料：葛春培 田如萍 彭春菊 陈芳芸

　　余未人：记忆中的历史碎片

　　

　　作家、民族民间文化研究学者余未人先生

　　人物小传

　　余未人，1942年生，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出版个人著作《远古英雄亚鲁王》《民间笔记》《民间花雨》《民间游历》等十八本。主编《亚鲁王（五言体）》《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苗族史诗《簪汪传》等数部。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口述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省非遗专家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01

　　王小梅：余老师从小在哪里长大的？

　　余未人：贵阳。

　　王小梅：当时，您家是咋来到贵阳的？

　　余未人：1936年，我父亲余树基在金陵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以后，考入了南京的首都电厂，实习期间抗日战争爆发了。他具体负责拉响防空警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工作。那时候南京即将沦陷，日军肯定要把这个电厂接管了。他考虑到，绝不能为日寇工作。如果坚持在那里而拒绝参加发电，就会死在日寇的屠刀下。他只有辞职，逃难离开那儿。经过香港到昆明。在昆明考进了耀龙电厂。我母亲江雪原来在南京读金陵大学，随父亲江铁逃难到昆明后，就进了西南联大。余树基和江雪，他们两人都在昆明。江雪1941年7月毕业，他们结婚。1942年5月我就出生了。

　　我外祖父在邮政总局。那时候他奉调要去重庆。我在昆明出生一个月，就随外祖父一家到重庆。我父亲则到贵阳，经金大校友介绍，进入了贵阳电厂做技术员。贵阳电厂是贵阳最现代化的地方，它的机器是国外进口的，全英文。技术工人上过技工学校，都学了一些初级的英文，知道那些机器、零件是什么。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反动派要溃逃，有炸毁贵阳电厂的计划。贵阳电厂员工组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护厂斗争。当时电厂是受南京资源委员会领导。南京已经解放了，所以，护厂斗争实际上是把中共中央的一些指令，通过资源委员会的渠道传达到贵阳电厂。因此，贵阳电厂的护厂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本地的地下党还没有接上头。

　　我父亲当时是这个厂的工程协理，即第二把手。他和奚经理一起，在护厂当中做了很多事，迎接解放。我还有印象，1949年11月14日，那天晚上整个电厂是不眠之夜。机房里值守不能停电，全国有六个城市没有停电迎接解放，贵阳是其中之一。另外一部分人和家属就在做五星红旗，第二天去迎接解放军进城。15日，我父亲率领的水口寺电厂的队伍到省府路去集结。当时还拍了纪录片，但我们都没有看到，是看资料得知的。

　　护厂的那些日子非常紧张，我们小孩觉得很好玩。全厂职工几百人，连家属一起住在厂区，全厂的人都住厂里，怕万一宪兵封锁了道路，或者是做了某种破坏，厂外的人进不来，发电就不能继续进行。发电是绝对不能停的。公共厕所里面都放了箱子、家具，一条条白蛆就在上面爬。我们家就住在电厂内，家里塞满了从厂外搬来的人家里寄放的东西。本来家里就两间很小的房间，全部塞满了，在屋里都不能转身。那几天电厂提供伙食，免费吃大锅饭。

　　电厂四周挖了战壕，修了一些防御工事，建了电网。电网通电，还打死了一些狗。食堂里面就把狗肉做来吃。我们家大人都遵矩不食狗肉，只有我一个人吃。护厂很有值得回忆的地方。但是我那时候只有7岁。所以记得的和了解的东西都很有限。后来看了一些资料。贵阳电厂的资料是保存得最完整的。每一天都有发电日志。在迎接解放的11月14号晚上，全城灯火通明，免费用电。老百姓买了很多100瓦的大灯泡来挂在大街上，城里灯火通明迎解放。

　　

　　1953年，余未人的父亲余树基和母亲江雪合影

　　王小梅：那时候电厂是在水口寺，不是现在的老电厂的位置？

　　余未人：不是。电厂就在水口寺河边，河边就是山，是郊区。我就是在那一带长大的，我接触的贵阳人都是同学，有些同学的家里是很贫困的。有个比我大八岁的同学，家是晒田坝的农民。就住在一幢很低矮的、只有一扇小窗的茅草房里。她的妹妹那时候就去烟厂做童工了。她常常来我们家，我也常常去她们家。我真正第一次了解农村的生活，是在她们家。每一餐，吃的都是包谷饭、素白菜、素瓜豆，几乎都没有什么油。

　　王小梅：小的时候在电厂，想过以后要做什么没？

　　余未人：那时候我想的就是不要进电厂，别的没有。

　　王小梅：为什么不想进电厂呢？

　　余未人：想起来颇有意思。电厂就是一部大机器，人是里面的螺丝钉，机器开动起来太紧张了。那时候设备、技术各方面都有缺陷，毛病多。像我父亲，一年到头没有哪一天是可以完全休息的，而且每天晚上都忙到三更半夜。我们家那年头就有部电话，它是点对点的，只通机房。只要一下大雨、打雷，电话铃就响起，爸爸都不用接听，赶紧往机房跑。哪怕是他正在洗澡，也顾不上冲去皂沫，就得飞奔机房。我奶奶、父母都经常叮嘱，小孩绝对不准钻进机房。机房边上都不要去，万一碰上什么触电了，小孩就会烧成一根焦炭！就生活而言，电厂员工的生活比农村富裕得多，但我喜欢到乡下同学那里去玩，爬坡上山，挖野菜摘野果，听乡间的传说，听鬼故事，就是不想待在电厂。小孩似乎有一种喜好自由的天性。

　　王小梅：那你妈妈是做什么的？

　　余未人：母亲江雪，她在西南联大学的是社会学，是费孝通（注：1910年—2005年，江苏吴江人（进苏州市吴江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学生，费先生只年长她三岁多。江雪毕业论文写的《昆明寺庙调查》，得了84分。她1941年毕业的，毕业即是失业。那时候连男人都很难找工作，女性更找不到工作，刚刚毕业，接着就怀孕生孩子，逃难。后来，她是到1956年才参加工作的。

　　王小梅：她工作主要是做什么？

　　余未人：她工作是统计，和专业毫无关系的。先在贵阳耐火材料厂，后来调到贵阳钢厂。

　　王小梅：她学的社会学专业基本用不上？

　　余未人：没有用，1950年代以后，搞社会学的人都倒运，她幸好没有工作。如果她做了专业工作，后果很难说。解放后，受前苏联的影响，社会学这个专业，被打为“资产阶级的伪学科”。1952年院系调整时就停办了。费孝通先生后来当右派，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注：1899年—1967年，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市），原名光亶，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先生结局也如此。

　　

　　1961年，余未人的全家福

　　02

　　王小梅：幼时有没有书籍对您有什么影响？

　　余未人：没有。父母没有书，因为逃难，什么都不能带，就是一无所有。家具也是电厂的，自己就只有两个箱子装衣物。不过，奶奶天天都会给我讲故事，“二十四孝”和好多京剧故事，还有江西乡下的民间传说。

　　王小梅：小学是在哪里上的？

　　余未人：初小是扶轮小学，是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它只存在了五年，学生最多时一百五十人。培养了近四十名成为国内外不同行业骨干的高知，其中有一位中科院院士叶大年（注：1939年出生，广东鹤山人，矿物学家、人文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委。）。这份调查也是叶同学前几年亲自做的。这是一所被贵阳遗忘了的小学校。读到四年级，扶轮的高小停办了。五（年级）上我转到水口寺小学，那时候叫富水小学。富水的高小只办了一个学期，又停办。五（年级）下我转到甲秀小学，直到小学毕业。然后读贵阳三中，又读贵阳师范学校中幼师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我工作了三年才去考大学。

　　王小梅：“反右”的时候，您在上学？

　　余未人：“反右”是在我上中幼一（年级）的时候，1957年。按说中专生是不参加“鸣放”的，但是中师三班有同学贴了大字报，说：“教师像蜡烛，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有一位樊同学到我们幼师班上来游说，让大家签名参与。我们班的人就没有签。为什么没有签？是因为这个樊同学给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写过信。当时觉得这是脸皮厚，是很违规的事情。所以谁都没有签名。“反右”的时候，我们班就没有人挨批。一件很严肃的“政治事件”，就被我们班十几岁的女孩，用最简单的思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大家都幸免于难。

　　那两个同学开始是被打成右派，后来上面又说中专学生不戴帽子，但还是送到专门安置右派的猫儿坝农场劳教。劳教期满后，发配到农村小学。1978年右派改正的时候，我在蔡家街遇到樊同学，他刚从市教育局出来。他是去要求改正右派问题，局人事科答复：你本来就没有戴帽，不存在摘帽的事。他说话时有几分自嘲：“右派待遇我享受得特别饱足啊！”只有自认霉运。

　　王小梅：您教书三年后，为什么想到去考大学呢？

　　余未人：我一直都想上大学，工作后这个愿望更迫切。

　　王小梅：那时候考大学是怎么考的？

　　余未人：因为国民经济严重受挫，中央出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教育队伍要尽量减人。那天，全市教师在贵阳女中听这方面的报告。我特意坐在教育局的人事科长的后面一排。我问她：“胡科长，我已经工作了三年，能不能申请考大学？”“可以啊！这是符合上面精神的，你写个申请来。”我回去就写了。后来，我先生（当时我们是同事）他也想考大学，校长就不同意。校长说：“我们学校已经走了一个，你还要去？”校长只同意我，不同意他。他又去找教育局，人事科按政策即刻同意。因为发工资的人要尽量精简，但裁到谁，谁都受不了，能有人自愿离开，当然最好。局里要完成裁人的任务，少一个好一个。所以学校虽然卡住他，但教育局同意了。他就去考了。那一年的政审要宽一些。就像我这种人，如果再退后一两年，因政审不过关，也许就不能录取了。在1962年，我属于可以报考大学，但不能考重点大学，是这一类。

　　王小梅：政审是哪里过不了关？

　　余未人：父亲的问题。其实我父亲那时候还是省人大代表，省人委委员，看上去挺光鲜的，但他档案里面会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吧。当时政审就是个符号，如果画个叉，就是不予录取。如果是圆圈里头有个三角形，可以录取到一般院校，但不能录取重点院校。我属于圆圈中有三角形的这一类。如果没有问题的就是一个圆圈，可以进重点大学。我们班也有这种可以进重点大学的，但是分数没有达到重点线，也只能进一般院校。

　　王小梅：一个圆圈的就是政审特别好的。

　　余未人：这个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因为文革后期，我们班有一个同学留在贵大工作，混乱中，他在废纸堆里发现了一些同学的入学登记表，其中有我的。他就捡起来交给我们个人了。一位后来当了省部级领导的丁同学也是我们班的，他是“摘帽右派”。“摘帽右派”报考大学是报经省委统战部同意，由农场党委出具介绍信报名。问题出在负责报名的工作人员以“没有一中休学证明”为借口拒绝报名，而恰好报名组负责人是原一中副教务主任，他了解丁同学，让他报名，领取了准考证。他的政审几经周折，打过一个叉。后来经贵大的陈校长核准录取。他也就成了圈中有三角形的。也只有1962年那个时间点他能被录取，早一年晚一年都没戏。

　　王小梅：那时候录取，实际上要看家庭出身，不看您成绩？

　　余未人：成绩也要看。就是说你家庭要合格，成绩也要合格。就是两条吧！但是，一些是成绩很好，却不能够进重点的，就是受家庭影响。后来得知，也有很多是因政审不过关而不予录取的。

　　王小梅：您读什么系？

　　余未人：中文。我也只能考中文，我喜欢文学。

　　王小梅：那时候在贵大中文系读书，你们班有多少人？

　　余未人：五十个左右。

　　王小梅：在贵大中文系学习的这段经历说一下？

　　余未人：一年级还不错，就是正常上课。那时候除读书外，我跟艺术系的同学一起，参加文艺活动比较多。 

　　王小梅：那时候喜欢参加什么文艺活动？

　　余未人：一是唱歌，一是演话剧。

　　王小梅：你自己也演啊？

　　余未人：我演大型话剧《年轻的一代》里面的肖奶奶，还演过小话剧和小歌剧、花鼓戏。就是业余玩的文艺活动。

　　王小梅：搞文学创作吗？

　　余未人：1958年我就写过一些儿童诗，自己也还是大儿童，自己写自己。

　　王小梅：1958就开始哈？

　　余未人：后来就停了。我们在大学里，是不允许搞创作的，说创作是追求个人名利。我们班有人搞创作还挨批判的。

　　王小梅：说创作是为了追求名利啊？

　　余未人：对。名，就是你要署名；有稿费，就是利嘛！这个被批得很厉害的。那时候如果你投稿，对方要采用之前，得发函到你的单位来政审。这样，校方就知道你向外面投稿了，然后就得受教育、批判。除非是通过校方来组织的。当时《贵州日报》来组织我们写过东西，但是那种组织的就是大批判文，实际上就是文艺批判。我记得组织过批判电影《舞台姐妹》，其实是个很好的电影。

　　王小梅：那时候的阶级斗争还是紧张哈？

　　余未人：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几个月后，气氛渐渐趋紧。我们刚进校时，前面提到的丁同学还是副班长。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期，就不再让他担任副班长了。还有贵州著名学者黄同学，也是我们班的，他原来还是团支委。黄同学挨得很惨。他因家庭出身等问题，连“四清”都没有得到参加。

　　以阶级斗争为纲。老师上课也紧张，因为校方发动学生举报老师。有一次，教授古典文学的孟老师来上课，他拿着一叠纸，说：“同学们看，我今天是备了课的。”因为他对教材倒背如流，不需要写下来，就有学生举报，说他没有备课。

　　王小梅：您印象很深的老师？

　　余未人：教《外国文学》的陈教授，据说他解放以前就从事小说创作，“鸳鸯蝴蝶派”的。冬天他就穿两件衣服。那时候他已经有六七十岁了吧！他特别强调体育锻炼，喜欢打网球。他上课不时会讲一些他锻炼的事情，对我们影响挺大的。他还游冬泳。我想他年纪这么老都可以游冬泳，我们怎么不能游？所以，我们班有十几个人游冬泳，我也是其中之一，全校就我一个女生游冬泳。

　　王小梅：冬泳是在哪里游？

　　余未人：花溪河里。1980年代我还游过冬泳，1990年代就没游了。现在根本找不到自然水域游泳。这个年纪早也不敢游了。

　　03

　　王小梅：在贵大读书期间，您经历了“四清”。“四清”中父母、家庭受的影响和您个人的影响？

　　余未人：父亲从来不对家里人说单位上的事。“四清”的时候，他也还是省人大代表、省人委委员。他被单位派往织金县珠藏区当“四清”工作队员。但我感觉到“四清”中，父亲是很抑郁的。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我们都能感受到。

　　1964、1965年，我参加过两期农村“四清”，是在贵州大学念书时参加的。我们先在晴隆搞了一次点上“四清”。然后在花溪，就是贵大背后的杉树林山寨里面搞了一期面上“四清”。所以我们看起来在学校里呆了五年多。实际的上课时间是两年半，四清前前后后就去了一年，接着又是文革。

　　王小梅：“四清”是去晴隆县，你们做什么？

　　余未人：去晴隆县之前，先要查我们自身，叫做“三查”：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大家在安顺一中闭关一个月，不准出校门，不准上街。来了一些干部和学生混编分组，干部不认识学生，学生也不认识干部。每个人先自查，检查家庭有什么政治问题，然后就互相找疑点。如果家庭有问题，或是自己讲得不圆范，不能自圆其说，就要“中枪”了。有的人想申辩、表白自己，越讲越圆不了场，自投罗网。那时候我悟到，需要讲得越短越好。本来我的话也不多，就尽量少讲。你讲多了，言多必失，肯定要讲出问题的。

　　1950年代提倡和苏联友好，提倡学俄语的学生与苏联学生通信。我们班有个吴同学，他是俄语系转过来的。他和一个苏联女孩一直通信，后来中苏交恶，他还继续通信。到“三查”时，我们班同学都知道是这样的背景，没有哪个提他这个问题。而那些干部一般只上过初中，他们就震惊了：你居然要和苏修通信？苏修特务！学生怎么说，都跟他们解释不清楚。这个同学因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差点都没能得以参加“四清”。后来，我们反复跟那些干部解释，他们似懂非懂，但终于算放他过了关。

　　王小梅：参加“四清”还是种荣誉啊？

　　余未人：起码表明有一种合法身份吧。我们班有五个同学没能参加“四清”。只能参加劳动，就是“三查”中没能过关。

　　王小梅：其他人去“四清”，这五个人就参加劳动？

　　余未人：对，他们就只能劳动，不能参加“四清”，他们受到的政治压力特别大。

　　王小梅：劳动是做什么？

　　余未人：一年的春种秋收都要做，农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王小梅：“四清”是做什么呢？

　　余未人：“四清”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我去的是晴隆县碧痕区地久公社岩屯大队上岩屯生产队。不通公路，步行了大半天。具体在生产队里，“四清”就是查生产队的账本，查每一户的阶级成分。还要做每一户社员的家史。其实我国最早的口述史应该是那个时候。但家史是要突出革命的这条红线，没有别的要求，也不专门强调真实性。那个家史做得很混乱，真真假假的，更没有学术意义。

　　“四清”要把重点户土改时划的成分重新核算一遍，把土改时划低了的还原其本来面目。尤其是富裕中农，要查清是不是漏网富农；富农分子，要算清楚是不是漏网地主。算富农有个公式，剥削量如在25%以内，是富农，如超过，就是地主。我们生产队很穷，没有地主。

　　王小梅：相当于你们是去调研，通过数据算，把阶级成分复核一遍？

　　余未人：用今天的话语表达，就是这样。上下岩屯原来由两个修文县的干部负责，当组长。我们学生是组员。他们走了以后，就剩下我和农学院的几个同学。我当组长并负责核查富农分子靳家。我的数学都忘得差不多了，可我反反复复的算，他都达不到富农。农院的同学数学比我强，我算后他们又反复算，还是达不到。我把情况如实上报，上面怀疑我们组的核算结果，又层层核查。但确实就是没有达到。当时地久公社工作队的队长是贵大的李副校长。我感觉在这事上，李校长是实事求是的，后来按政策给他改成了上中农。这差别就很大了，上中农是人民内部矛盾，富农是敌我矛盾。这是天大的喜事啊！可当时，我们一点儿也不敢张扬，我一再嘱咐靳家人不能“翘尾巴”。靳家本来就如惊弓之鸟，此后更是一如既往的“夹着尾巴做人”。在三十年以后的1995年，我曾经回过上岩屯，靳家人非常感激我。我觉得，这是“四清”中自己做的一件积功德的事。

　　王小梅：搞“四清”的时候，您说您们在花溪贵大后面，在那里是做什么？

　　余未人：那个是已经搞过点上“四清”的，再去复查一次，叫面上“四清”，时间相对不长。那有点儿黑色幽默。“点上四清”是北京干部来搞的，当地人主要说的是苗语，我们都不懂，更不要说北京人。当地人也说一点汉话，我们还大致懂。而北京人连当地人说的汉话都不懂。我们就发现，这个生产队是一直在搞单干的，但北京来的工作组在那里呆了半年，都不知道他们一直在搞单干。后来我们到花溪公社去翻看北京工作组写的家史，写得牛头不对马嘴。这些事，后来都是不了了之，工作组不可能在那里长期当监工。我们走了，估计他们还是搞单干，社员要吃饭啊。

　　王小梅：您大学毕业是哪个时间？

　　余未人：应该是1966年毕业，因为文革，就延迟了一年多，到1968年才离校。填表规定是填1966年10月。

　　王小梅：1968年毕业的啊？

　　余未人：应该是1968年离开学校。1966年到1968年，我们在学校没有上课，也不发毕业证书，不分配工作，大家就混着。我们还是算66届。我开始被借调到省革委去过几个月，那时候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贵州要发去“致敬电”，我主要是去写“致敬电”和打杂。已去的都是出身好的，我是“万红从中一点黑”。我父亲是在贵州省电力局，离省革委很近，我去省革委上班，就要经过，看到电力局有很多写我父亲的大字报……所以，我一去就发觉不对，我就要求从省革委出来。

　　王小梅：大字报是什么样？

　　余未人：运动初期我都被写了二百多张大字报，弄得全校闻名。

　　王小梅：写什么内容啊？

　　余未人：因为我们“攻击贵州日报”，算“反革命事件”。经分析，认为我是反革命的急先锋和主谋者，我就成了“牛鬼蛇神”，被抄家，所有写了字的本子、纸张信件都被抄走，被勒令不许写大字报。这样正好，整个文革期间，我一张大字报都没写过。

　　我与南同学和教师当中的牛鬼蛇神在一起学习，有好几位都是知名教授。老教授们是被打成反革命的，我和南同学被打成现反。老教授和社会隔得有点远。记得有一个天学习的时候，一位教授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朱厚琨（注：1900年-1977年，字止安，织金县人。曾任贵州大学外语系教授、文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等职。）老师，他是个很有名的教授。他就来考证，说这句话是在民国多少年的小学地理课本上第一次出现……在场的工作组听了，就说：“你现在还讲民国？你想复辟？你当场放毒！”这些老教授，你让他怎么批判，他说出来的话都是要挨批的。我们在牛鬼蛇神组，本来压力非常大，但有这些老教授顶着，就像大树脚下好乘凉。那种场合，我一个字也没说过，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老师的事。

　　王小梅：写你的大字报是文革时期写的？

　　余未人：文革初期。两百多张大字报不是小数。有一张大字报的题目就叫：余未人果真是好人吗？贴在食堂门口，把我在大学阶段乃至幼师阶段的罪行来了一个总清算，连走路的姿势都要谩骂一番。贵大就只有一两百个女同学，而且我以前又比较活跃，所以各种大字报就多，特别引人看。

　　王小梅：什么人写的？

　　余未人：同学啊！我都顾不上看是哪些人签名的。如今，我们班写我大字报的几个主将都去世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吧，我还去参加过其中一位的葬礼。

　　04

　　王小梅：从省革委出来，你就分到乌当区文化馆了？

　　余未人：分我到乌当区。当时，乌当区大学生很少。我这种人，父亲是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底牌花（注：指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干部中很另类。广播站的头头听闻我在贵州大学参加过学生广播站，就想要我去区广播站，但区广播站是“机密”单位。区革委审查后，我的政审不过关，不同意广播站收我。我暗暗高兴，因我本来也不想去广播站，很愿意去文化馆。文化馆有四个人，其中两个头头，我是第五个人。

　　王小梅：您在文化馆做些什么呢？

　　余未人：我刚去文化馆时，下乡搞过几次“中心工作”，最长的，一次就是一年，一共两年。还有些零星的“双枪”“三秋”下乡。我后来悟到，那是我认识农村的一个好时机。不懂得农民、农村，是人生的一个缺陷。头一次下去是1971年，叫“补台工作组”，地点在水田公社三江大队。

　　王小梅：“补台”是啥意思？

　　余未人：“补台”就是要重新给大队和生产队定一个领导班子。我们区里工作组的组长和组员思想比较统一，那些市里、省里来的工作组，他们搞完就回去了。我们在区里，永远要和公社、大队、生产队、社员打交道。山不转水转，上面来的工作组是水；我们既是水，也是山的一部分。不能和当地社员作对，必须顺应他们。

　　当时的补台，每晚都要组织社员学习，开“马拉松”会，强调要在“斗争中补台”，不能“和平补台”。目的就是要把现有的干部拉下来，另外选人上去。没有抓好阶级斗争的人不能当领导。但大队干部好不好，我们工作组并不了解，还是要社员来定。于是，我们就让下面悄悄的搞民主推举，即“和平补台”。

　　王小梅：你们去到这个村子里面，你们的决策是什么？

　　余未人：我们的决策就是推举，但不敢公开搞投票，上面不允许。我们就找到社员一个个的问，你觉得谁当合适。他们常常不敢讲，就要多次劝说启发，给他打消顾虑。等到多数都觉得这个人当合适，我们就定这个人。最后，我们没有留下后遗症。

　　补台，我在水田呆了一年。一年住在那儿的小学里面，吃饭在社员家，当地缺水，不出稻米，吃净包谷。特别是春节以后，就吃黄粑，黄粑里面没有按传统放糯米黄豆，而是糖精加包谷做的。黄粑到后来就发霉了。发霉的也得吃，真的很难吃。那时候身体真棒，餐餐吃霉变的黄粑，也没患病。

　　从读初中开始，直到大学，我们常常下乡，一般都要和农民一起干农活。所以，春种秋收我一般都会。而在乌当区当工作队员，就不一样了。区工作队一般不干农活。区里面干部的观点是这样：社员干集体活，我们去是吃力不讨好。因为他们是磨洋工，一直在聊天。那么你去干，他也不能老磨洋工，要给你做做样子。社员就认为工作组干活是去当监工。他们很反感，很不愿意有人跟着。另外，饭东在家一天只吃两顿。干活的时候，要带一餐“晌午”上坡去吃。我们上坡又要吃饭东家的一餐“晌午”。虽然我们是付了饭费的，但饭东家认为，你们帮生产队干活，却多吃我家一顿晌午，凭什么呢？区里干部大多是农民出身，完全了解农民的心理，就不去。所以我们一天就只能吃两顿黄粑，很饿。刘组长有时会拦一辆煤车，搭我们去水田街上吃一碗一角钱的滑面（素面），那就是最好的享受。

　　我在三江经历了一件大事。那是一个周日，工作组的人都回家了，我那天骑自行车提前返回了三江。社员来报：“小煤窑出大事了！”小煤窑是集体的。我随社员急急奔去，只见三个裸体人躺在地上，只在私处搭了一条毛巾。在场的几个人都说，人已经冰了，没有气了，还没通知家属。队长问我咋办。我意识到，我是这里唯一的工作组组员，得马上拿主意。于是，我让他们尽快通知家属前来。他说：“这几家的‘女边’（女主人）都很厉害，来了会大乱，不好办！”我说：“三个人现在不知死活，这种关键时刻，怎么能不通知家属呢？”“家属闹事你负责？”“我负责！”当时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就说了这三个字。

　　我去触摸一具“尸体”，但那“尸体”还是软的。而我记得，我祖母去世后一会儿，我为她梳头，她就完全僵硬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一定就死了，也许还有救。我就为第一个吹气，按压胸部，做“人工呼吸”。这个，是幼师学《人体解剖生理学》时了解的动作。我对边上的社员说，你们也照我的样子，为那两个人做。只有一个年轻社员为后面的一个做了几下，其余人谁都不动。我也没法，就径自做自己的，做起来非常费劲。我大汗长淌，滴到了那人的胸前，积一小片就像他的汗水。我也不知做了多久，家属来了，扑过来嚎啕大哭。我就没再往下做。那是冬天，我全身被汗水湿透，头发像水洗过一样，人也几乎瘫软了。我后来想，我当时就是在对一具尸体做“人工呼吸”。家属也许是看到了我为抢救她亲人的这付狼狈相吧，队长担心的“闹事”并没有发生。但如果当时我没做这个，而是静候家属来到，很可能是会有另一番景象的。后来听人说，瓦斯中毒的人，很长时间尸体都是软的。想起小时候听鬼故事都怕得要命，这次，我却在不相识的死人身上折腾了这么久。虽然没能把人救活，可我尽力了，问心无愧。在我29岁的时候，做了这么一件事，也是“而立之年”的一个前奏吧。

　　我在头堡也搞过一年。我两次都是参加区里面的工作组。

　　王小梅：头堡是在哪里啊？

　　余未人：头堡就在乌当坝。现在是乌当区东风镇头堡村。头堡是个比较富裕的地方，我们是农业学大寨工作组。那时我们工作队员集中住宿，只有我一个女队员，安排我住在头堡供销社楼上，一间直不起腰的小屋里。罗组长他一个人去住在当地一位小学教师家。教师的丈夫是“右派分子”，从省级机关下放回家的。罗组长是贫雇农出身，他和“右派分子”很谈得来。工作组的氛围比较宽松。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晚上组织社员开会，差不多晚上十点钟左右才能开始，一开就开到一两点钟。罗组长就是想帮生产队理顺一些计划、分配方面很具体的生产生活问题，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每晚都要算细账，统一意见。社员很服他。这些事情，只有像罗组长这样，有农村经验、实事求是的干部才拿得下来，我也无意中学到了许多与农民打交道的方法。

　　头堡村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工作组，是一位市级高干抓的点。市工作队是贵阳市机关干部组成的，他们大多是学校出来的，是城里人。他们很辛苦，天天吆喝着，几乎代替了生产队长，带领社员去干活，被社员讥为“老监工”；他们有时又去镇守路口，制止社员上山打毛栗子到城里卖，然后晚上开会，割“资本主义尾巴”。他们基本不解决社员具体的生产生活问题。我们区工作队里的农机人员去帮社员修理拖拉机，他们说这是“不务正业”“捡芝麻，丢西瓜”，所以农民与他们很有距离感，巴望他们早点离开。

　　我在乡下的时候，白天事情少闲暇多。工作组组员们各有各的消遣方式，有的去钓鱼，有的闲聊。我还能找时间看书，我看了不少书。

　　王小梅：那时候都看什么书呢？

　　余未人：以前看过或没有看过的，大部头的小说，像《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多夫》《静静的顿河》等等。是辗转借来的，都拿到那儿看。我当然不敢让工作队员们知道我在看外国小说，这个毕竟太“小资”了，我又是“花底牌”。我就悄悄拿书到寝室去躲着看，对外说我睡觉，他们笑我是瞌睡虫。

　　王小梅：除了做这些中心工作以外，那时候您开始做一些创作吗？

　　余未人：文化馆有一项任务，是创作文艺节目下乡演出。乌当区有一批老知青，是1964年、1965年下乡的，他们因政审不过关，考不取大学，就自愿下乡了。这些人都很有才华，会各种乐器，还会歌舞。一天，乌当区武装部的魏政委找到我家，我大惊，一个穿军装的领导居然到家里来！他想了解老知青的事。魏政委说，文化馆最好能把他们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宣传队下乡演出，然后呢，区里统一把这些人安排在附近工作。魏政委强调，这个宣传队必须打响才行；打不响，就解决不了他们的工作问题。这也是他来找我的原因，是基于信任。后来，我就负责宣传队节目的创作、排练。一台晚会，得各种形式都有，唱歌、跳舞、样板戏选段、小歌剧、小舞剧等等。我在幼师和大学的演艺活动经历，这会儿派上了大用场。

　　王小梅：原创的？

　　余未人：原创的，只有样板戏选段是现成的，其他都是创作的。小舞剧《苗岭葵花向北京》是这台晚会的高潮。这台晚会打得很响，到乌当区所有的公社、大队演出过。省、市相关文化单位还邀请我们到省军区礼堂、省政府礼堂等贵阳最好的舞台去演出。后来，在魏政委的主持下，把这些老知青都抽上来了，就安排在区机关附近，比如文化馆、书店、农具厂，区饭店、中学、修建公司等等。他们平常上班干活，需要演出的时候，召之即来。这些人如果不是因为参加了这支宣传队，招工的政审基本不设门槛，真也没办法抽上来。

　　王小梅：那时候家庭对个人的影响真是蛮大的。

　　余未人：包括我弟弟，他是乌当区的新知青，即1968年下乡的。我弟弟在宣传队里独唱、演样板戏、报幕，是骨干。其实，我搞宣传队也夹有一份私心的，因此前正常招工，弟弟的政审总也通不过。我想，宣传队打响了，我弟弟也能安排个工作。这次政审是“宽大无边”的，在三十多名知青中只刷下两个。可我万万没想到，我弟弟就是其中之一。单位当权者对我说，不是我们卡你，是区革委的政审没通过。这话我根本不信，因为魏政委说过这次是不论出身的……于是，我没有告诉家人，不顾一切地闯到区革委刘副主任的办公室去。他是个老革命，平常很严肃，我从没与他说过话。这会儿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盯着他的眼睛，噼里啪啦一通诉说。我话音刚落，他就说：“通知你弟弟去体检吧！”我当时被这个好消息给打懵了！也没有道谢，转身就跑，回家报告喜讯。我弟弟就这样进了区修建公司当工人，虽然修建公司当时被认为是“最差”的单位。

　　这次波折的原因，是单位当权者看我搞的晚会“风头”太盛，妒火中烧。多年以后回想，在彼时彼地，当权者那种被扭曲的人格，也可以理解。这个波折，对我认识人性，是上了深刻的一课。

　　王小梅：您在文化馆还有些什么经历？

　　余未人：在乌当区文化馆还有个“手抄本”流传的事，挺好玩的。那时候没有书看了，就有人用钢笔抄了几大本《基督山恩仇记》，在知青当中传。每晚上，由书店的一个老知青悄悄的将小说的一部分编成故事，在一间密舍里跟一批知青讲述，如同说书。他讲的这个空档，就把手抄本传给我看。归还的时间总是很急。手抄本的最后几页没能抄完，有人还编写了一个结尾在后面“狗尾续貂”。那种对书籍的渴望，今人很难想象。

　　1978年，全国人民已经到了无书可读的境地。经过上层有识之士的努力，决定用原来打算印刷毛选第六卷的纸张，来印一批名著，书目则是从易到难，先印了一些古典的民间文学类书籍如《希腊神话与传说》《一千零一夜》等，还有鲁迅翻译的《死魂灵》，还有《唐诗选》《宋词选》等，政治色彩不那么强烈的，以及被马列毛肯定过的莎士比亚作品等，投石问路。后来一共印了三十多种。这场十年大旱后的甘霖，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响。

　　当时，名著要在新华书店开售的消息震动了我。楼下就是乌当区新华书店，但我也得去拿号，排一个通宵的队，买了一批名著。如今那些书页已经泛黄如烟叶，但一看到它，当年对书的饥渴就历历在目。

　　05

　　王小梅：文化馆这个经历对您还是比较重要哈？对贵阳市的地域文化有个系统的认知。

　　余未人：到文化馆就初次接触了少数民族文化。当时有个“二月场”，直到现在都还在跳的。

　　王小梅：就石头寨那个？

　　余未人：对，就是石头寨。传统上他们是七年跳三次。我一到乌当区，就有朋友告诉我，说苗族跳场太精彩了，你一定要去看。我当时到乌当区不久，馆长宣布了一个上级的任务：“为破四旧，我们要全馆一起出动，去劝阻石头寨的‘二月场’。”我生怕听错了，可没错，是“劝阻”！第二天馆长改口了，说你就不去了。这“劝阻”不是一般的下乡。像你这种刚出校门又不会苗话的女同志，去了你怎么开口劝？轻则挨骂，重则挨揍！一瓢凉水浇下来，我没能去。

　　三天后散场了，我偶遇相识的副区长老郑，他是本区苗族头头。他说，这两天怎么不见你去二月场？我实话实说。他听后道：“劝阻？开玩笑！我们苗家玩了几百年的场，就像打雷下雨，天王老子也阻挡不了啊！我老家那两天都是开流水席，肉是没得，酸菜包谷饭尽饱，便当酒尽醉！我要是年轻点，都要上场‘朗’几转哩！你们的馆长，就坐在我家喝酒呢！”哦！老郑邀我第二年去他家。

　　1970年下半年，我参加了贵阳市的革命现代京剧《苗岭风雷》创作组，是市文化宫的老师推荐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革命现代京剧，只是以前看过老京剧。我随创作组就到紫云县四大寨去深入生活。

　　四大寨是麻山很偏远的苗族山寨，就是唱诵《亚鲁王》的地方。我们坐了马车又爬坡走路才去到那里。我在四大寨住了十天。当时创作组十个人，只有我一个女的。当地没有厕所。早上要去方便，我就往山的顶峰爬，四五条狗尾随而至，真聪明，它知道你要去干什么。你一出恭，它们马上就抢得精光。

　　当年我访问了十六个人，记录本子都还在。后来，2009年我搞《亚鲁王》田野调查的时候，去到这个寨子，时间过去了三十九年，他们全部作古了。那时候没有相机，我画了一小幅人像。我给紫云原文联主席、四大寨人老班看，他还看出了我画的那个人是谁，真有点小兴奋。

　　

　　2009年，余未人在麻山苗人葬礼上考察《亚鲁王》史诗

　　剧本里有一个跳花的场面。跳花什么样？创作组就想到了乌当区石头寨的这个二月场。二月十五那天，在军代表率领下，我们乘一辆大客车前往。他说：“这是本来应当破除的一个‘四旧’。我们此去是办了特批手续，要借用二月场的外壳搞创作，旧瓶装新酒，这是大原则。”领队是天生的“开口笑”，训人也像笑。

　　汽车在那个年代属奢侈品，深山里的苗族老人有的甚至还不知汽车属何方神圣。苗人们都是双脚走来的，近些的有十几里到几十里的路程，在路上，苗人们衣衫有些褴褛，老奶们一个个背着硕大包袱，年轻人却走得甩脚甩手的。是年轻人懒惰？不，那包袱里是祖辈传下来的盛装银饰、有如身家性命一般的贵重之物。要临上场，才解开包袱拿出宝贝来给儿女一一换上。

　　最让我开眼界的，是在那个“蓝蚂蚁、灰蚂蚁（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男女衣着单调、朴素，统一清一色蓝、灰、军绿色衣着，样式只有中山服、列宁服与军装，外国人就称呼中国人是“蓝蚂蚁”或“灰蚂蚁”。）”统领时尚的年代，二月场上这片让人眼花缭乱的迷人色彩，它让我震惊，就像童话世界。姑娘们的丝线挑花上衣和百褶裙，是挺拔的麻布做成的，最多的穿上了九条。后生身穿花披带、花围腰、花裤带。上面挑满了鲜艳的纹样，已经看不出青布的底色了。

　　场坝中间临时栽了一棵粗壮的苦竹，顶端飘扬着一面长形红旗，旗上是毛笔书写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大字。领队目光如剑：“大家看，那八个字是原则问题！只是今天这种场合不好多说，但人人得心中有数，下一步搞创作要警惕！”我恍然明白，这八个字似乎已是“前朝”语言，与当下革命语汇大相径庭。接着，领队又把这话对苗王说了。但栽“怎舵”的苗王不识字，怎么也听不明白。苗王还说：“老祖宗传下来的吉言嘛，不那样写，老祖宗不认我们子子孙孙啊。”领队只得让苗王在身边坐下，继续耐心解说，还是带着凝固的笑。我就坐在他们身后，只听二人你说东来我言西，你说鸭儿我说鸡，我就像听相声。我尽力憋住不要笑出声。

　　这时，全场的苗人都看到领队的“公家人”与 “苗王”并排而坐，笑着说话，亲亲热热的。谁都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但二人的公众形象就是一块最好的招牌！此后，区里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劝阻”二月场了。

　　一个苗家老奶，却要给一队朗场的姑娘后生，约8-12人不等，每人发一团糯米饭和一片厚实的、肥得流油的腊肉，苗人平日里比端着“铁饭碗”的我们贫穷得多，但在这花场上真是豪爽大方。

　　这次难得的经历，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长串问号；也让我对苗族这个历经苦难却又快乐无比的民族心生敬意。

　　后来，我曾多次观看苗人的“二月场”。我几次追踪去到了那三个轮流主办二月场的苗寨——石头寨、都溪、高寨，走进苗王和苗民家里作客，和他们摆古聊天。

　　王小梅：为什么男的绣花服饰现在见不到了？

　　余未人：服饰是有着信仰支撑的。古代先民“万物有灵”的思想观念深入民心，一代代传承下来，苗族服饰也不可能例外。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苗人一辈辈祭祀自己的先祖，用自己的方式想象先辈的生活，冀望着死后与祖先团聚。而要获得祖先的认可，就必须穿着祖先当年的服饰，采用当年的各种用具，举办当年的仪式。这种复原观，就使得苗族古代的各种民间事项，包含服饰得以传承发展。而现在，这种信仰淡化了，服饰也就简化了。

　　另外，还有一个审美的问题，也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民间年轻人越来越以粗粝的鲜艳夺目为美，以舞台装为美。过去，跳场也是服饰的“民间大赛”，要看谁的手巧，活儿精细，色彩搭配协调，这是很深奥的民间传统美学。而现在的舞台装是一次性的，没人仔细欣赏，工艺采用机制。经济在迅猛发展，传统文化却在萎缩，审美在倒退。

　　王小梅：您在乌当这边呆了好久？

　　余未人：十年。

　　王小梅：总的看来，您在乌当区做了哪些事情呢？

　　余未人：文化馆的日常工作被同行概括为：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我在乌当区文化馆，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搞文艺宣传队，一是下乡搞中心工作。我觉得乌当这十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让我认识了农民和农村。一些农民来到区里，还来我家里坐一坐，玩一玩。

　　06

　　王小梅：后面就从乌当调到了花溪编辑部哈？

　　余未人：嗯，我在花溪编辑部工作了十五年。《花溪》当年是非常受青年人欢迎的，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大批全国知名作家都在《花溪》发表作品，月发行量达十几万份，好的我就不说了。

　　花溪编辑部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用了香港《开卷》杂志的封面画做了一期《花溪》的封面。杂志是我提供的，画名叫“人类迎接未来命运的形象”，是很好的一幅画，就是裸体的一男一女背靠背坐在地球之巅，女人的头发是把身体全部遮住的。那时候看到这幅画很震撼，编辑同人都觉得好，就把它做了封面。后来，有人说我们发裸体画，实际上一点裸体也看不见。那期杂志十多万册全部化了纸浆。幸亏当时的市委夏书记明确表态：“贵阳市从来没有文学期刊，《花溪》新办不久，颇有读者，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市委承担责任，不能因为有点差错就停办，应保护这个年轻的文学期刊。”在时任省委宣传部徐部长主持的会议上，市委宣传部丁部长表达了市委意见。会后不久，市委任命了诗人廖公弦（注：1937年—2003年，贵州绥阳人，当代诗人，文学家，贵阳市文联主席、作协贵州分会副主席、贵州省诗歌委员会主任委员、《花溪》主编。）和作家戴明贤（注：1935年出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编审职称。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芙峰印社社长、贵阳书画院院长、《花溪》文学月刊副主编、贵州省政协委员、贵阳市政协常委、贵州省政协书画院名誉主席、贵州省人大书画院名誉主席等职务。）任花溪的正副主编。另一件事，是《花溪》发了一些小说，有十篇小说被《文艺报》点名批判，说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金桥饭店召开的贵州省思想战线座谈会上，我和同人一起做了检查，但发言中我没有承认那个“搞”字，强调自己不是主动“搞”自由化。为了这个事情，省里研究时，把我列为重点之一，说我认识不好，还得深入批判。

　　时任省委宣传部徐部长听了汇报。他居然把我的作品全部调去看了，当时我的小说主要发在省外。他看后说：“她本人的作品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教育吧！”一位省级领导不是只听汇报，还亲自读作品，实事求是，让我免受更多折磨，我心里佩服，也挺感激。

　　王小梅：您在《花溪》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了？

　　余未人：对。那时已经改革开放，文革当中积累的很多东西，都欲喷发，我就开始写小说。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你去编别人的小说而自己没写过，别人不一定会服你。那时候我写得比较多，每年都要发十几个中短篇。

　　王小梅：那时候主要是写哪种小说呢？

　　余未人：各种题材都有，知识分子的题材有，农村题材也有。

　　高旋：您最喜欢哪一部？

　　余未人：现在看，都说不上喜欢。所以我现在不写小说了。

　　王小梅：那时候主要在《花溪》发表哈？

　　余未人：不，在《花溪》发表得不多，当时还是追求在外面发，全国很多刊物都发过：《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青年文学》《红岩》《百花洲》等等。因自己就是编辑，你老在本地发也不太好。我最后一个中篇小说是1997年写的，发在《山花》。

　　王小梅：为什么后来不写小说了？

　　余未人：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小说还是年轻的时候写比较顺手。

　　王小梅：我觉得有个现象，在中国，冯骥才（注：1942年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当代作家、画家、文化学者和教授。在文学上为文革后崛起的“伤痕文学”代表作家。1985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近二十年来，他投身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倡导与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致力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阿城（注：1949年出生，北京人，原名钟阿城，作家、编剧，2014年出版作品集《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老师这些，最早就是在文学创作这块很厉害的一些人，后来都转型，都很关注地方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

　　余未人：还有著名文学评论家刘锡诚（注：1935年出生，山东昌乐人，文学评论家、民间文艺家、文化学者。历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和编辑人员，新华通讯社翻译部、对外部及国内部翻译、编辑、记者，《人民文学》文学评论组组长，中国民间文艺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杂志主编等职。）先生。

　　王小梅：对，都是文学大家。您觉得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余未人：这种“转行者”我知道的其实也不太多。刘锡诚写过一篇文章《走马苗寨》，2011年3月刊发在《文艺报》上。有这么一段：“我们的友谊有三十年之久了。最近冯骥才在一次朋友聚餐时打趣地说，余未人、冯骥才和刘某人，我们三人起步于文学，如今不约而同又都走在了一起，倾心于民间文化和‘非遗’的保护工作。近十多年来，余未人几乎放弃了文学写作。她花费了几年时间，历尽艰辛，编纂出版了一部《贵州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并为这部大书写了一篇题为《大美在民间》的长序。这不是个人的作品，却肯定比个人的著作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成为现代和后代的艺术与文化学者、研究贵州民族文化的人的必备之作。”

　　

　　2006年，余未人陪同刘锡诚在西江考察

　　王小梅：其他真的还不大有！就这几个人我还比较了解。

　　余未人：刘锡诚老师在文艺报、中国文联工作过，是搞文艺评论的，比较了解全国的情况。所以他说他也好奇，就是我们几个人从文学转到民间文化里头。

　　当时我为什么转行呢？民间文化一直是我关注的东西。而直接缘由是，1993年我从《花溪》调到省文联以后，就安排我分管几个单位，其中有一个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进来以后，我就发觉很有意思。

　　我也分管作家协会，作家其实是个体劳动，有没有这个协会，作家都会写的。民间文艺家协会就不一样，他要组织一些下乡的田野调查，写书编书啊，天地很广阔。我发觉，本来自己的路是比较窄的，就在写小说、编小说这条路上。突然间，路就宽阔了，拓展到了民间文艺这个领域。刚到省文联不久，我去西藏开会，看到西藏有那么多东西，我们贵州的东西绝不会比西藏少，但是发掘得不够。那次，我就萌发了要把这些东西搜集整理起来的念头。

　　

　　1993年的余未人

　　王小梅：是哪一年？

　　余未人：1994年左右吧！后来我就找了一些青年专家，像徐新建（注：1955年出生，贵州贵阳人，文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张晓（注：1954年出生，贵州雷山人，曾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所长、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二级教授，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良范（注：1955年出生，贵州贵阳人，贵州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硕士点领衔导师、民族学硕士点导师，长期从事文化人类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张建建（注：1953年出生，贵州贵阳人，文化学者、文艺批评家，贵州省艺术科学学会副会长、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等十来个人，大多还不到四十岁。他们后来都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什么的。我找他们做田野，定选题，准备写作出版《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一套十本。

　　王小梅：都是做人类学的哈？

　　余未人：是的。那时候除了日常工作，省民协还在做《中国民间文艺三套集成·贵州卷》，即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三大本贵州卷。这是被称为我们国家“文化长城工程”的大部头，是由时任文化部的部长周巍峙（注：1916年—2014年，江苏东台人，原名良骥，音乐家，曾担任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牵头的。他到贵州来了四次，贵州搜集还没搞完，就没有经费了，出版经费更无着落。他到贵州，来解决经费问题。个别头头就应付他，最典型的是时任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注：1952年出生，山东单县人，1998年—2001年任贵州省委副书记，2019年4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周巍峙老人来了，是王三运接待，他说：“你老人家放心啊！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你解决经费。没事！你九十高龄，不用亲自跑来的。”第二天我们就将经费报告请文联组联部部长递交他的秘书。过了两周，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就电话去问。秘书说：“领导不知道这事。”后来，经费的事情就黄了。两年后，周老第四次来贵州，王寿亭（注：1943年出生，山东平度人，1996年—1999年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现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副书记分管我们，他到文联来开会，就问我：“我没有见到周部长，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我说：“还是为解决三套集成经费的事情，九十多岁的周老来了第四次。”然后他说：“你打个报告来吧。”报告送去，他就批了30万，解决了。

　　我调省文联时，“三套集成”的工作已经进行好几年了。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我绝对不署名，任何名都不署。所以，“三套集成”出版了，我是没有任何署名的。不像现在，完全没有参与的人也要去署个主编啊，顾问啊，挺可笑的。

　　王小梅：你到省文联的时候，这种工作做了很多。我刚工作的时候您就策划出版了两套丛书。到现在，出了这么多成果。

　　余未人：你看到的1997年出版的那两套丛书，就是我去西藏回来策划的。一套是《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还有一套是《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是从贵州1950年代到1980年代出版的七十二本民间文学内部资料中遴选的。那七十二本资料很原真。其中有十五本是有双语对照的。《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就从那里面把精华选粹出来。这两套书一共有二十本。

　　王小梅：还有一套书，我当时收到的，是贵州本土文化丛书。

　　余未人：对，还有两套：《贵州本土文化丛书·2001》和《贵州本土文化丛书·2002》。加上前面那两套，一共四套，四十本，八百万字。贵州民间文化方面的四套丛书在全国影响比较大，当时外省都没有做。

　　王小梅：这些书现在都没有了哈？

　　余未人：现在很难找了。张晓的那本《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2019年商务印书馆给她重印了，改了书名。

　　王小梅：您还做了民间美术？这个工作主要是怎么计划做的？

　　余未人：《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上下册。这是冯骥才直接交给贵州省民协的任务。我主要承担了这个事情。原先，冯骥才是打算在全国做三十卷，各省做一卷。冯骥才做事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要求各省做的，一般都要先搞一个示范卷，某一个省先做一个样子出来，其他省就少走弯路。他让我们贵州做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的示范卷。

　　王小梅：这是贵州最早的一次普查？之前有做过吗？

　　余未人：之前全省性的民间美术遗产普查没有做过，这是第一次。我接受这个任务时很忐忑，因为我以前主要搞民间文学、民俗，民间美术接触得不多。冯先生要求又特别高。当时他对我说：“你交稿子给我的时候，我希望不要像木板年画卷那样，退改了十几次。”我知道，木板年画的示范卷，是我国顶级专家做的。他说：“我希望你能够一次成功。”我觉得压力太大了。首先就面临分类的问题，民间美术该怎么分类，没有定论。之前我到北京图书馆等处都查过，但我觉得那些分类与我们贵州的实际都对不上。比如说，单是服饰，贵州仅苗族就有一百多种，中原地区的省主要是汉族服饰。贵州民族服饰就是很大的一块，你按中原的那个分类没法做。还有像蜡染，中原也没有了，我们没法套用外面的分类。后来，冯骥才在天津大学他的研究院开了一次分类学术会，但那时候我正在夏威夷，没有参加这个会。我写了一篇文章，写出自己思考的结果，写了贵州民间美术该怎么分类。

　　我后来看了这次会上提出的若干个分类法，都是有关专家做的。都不能适用于贵州。我说我只能按我自己的分类，就是贵州的刺绣织锦、蜡染、服装、银饰、祭祀、游艺、生活、建筑八大类。冯骥才看到了我的文章。他说：“行嘛！你就按你的这个，确实贵州也没法和他们的一致。”后来就用这个来分类。

　　王小梅：有一百八十多人参加普查，它的定位是怎么做的？文字工作怎么采集？

　　余未人：当时项目没有资金，没有专家费用，没有办公地点。我约请了一批专家朋友，他们都是无偿的做。

　　这批专家确实够朋友。比如两个特约摄影，是志愿者，一个民院的高冰（注：1963年出生，贵州贵阳人，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地理系，现就职于贵州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所。），他现在是民大影视人类学的教授。还有新华社的杨俊江，他当时是摄影记者。一般是各个地方普查后有了发现，我告知他们，他们就下去拍。我们没有钱开支，高冰就开着自己的车下去，连汽油费都没有报销。住宿也是二人自己解决。他们说：“余婆婆的事，肯定要帮忙。”我只能给他们报销拍反转片冲洗的费用，那时反转片在贵阳还冲洗不了，得拿到北京，或者重庆去冲洗。参与主要工作的专家们也是不计报酬的。几个收藏家对这事的支持很大，像刘雍（注：1944年生，布依族。从事雕塑、壁画、挂毯、陶艺、漫画等创作及贵州民间美术研究。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金属工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荣誉称号、被国家发改委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曾丽（注：收藏家，贵阳苗疆故事民族服饰博物馆创始人、馆长，贵州民族民间手工技艺传习所“百工坊”创始人，被中国文物保护协会评为“首届薪火相传杰出贡献人物”。），马正荣（注：1928年出生，浙江建德人，一级美术师、著名蜡染艺术家、特级蜡染大师、民间美术收藏家。曾在《贵州画报》、贵州省文化局创作室工作，后为中国美术家协会贵州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福馨（注：1948年出生，贵州安顺人，国家一级美术师，任贵州省美术家协会《贵州美术》杂志执行副主编、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都是收藏大家，无偿提供了他们的藏品，且大多是他们自己提供照片。

　　贵州民院（大）有几十个学生，在龙耀宏教授的带领下，曾经到黔东南黎平一带，两个假期都去普查。贵州教育学院（现贵州师范学院）也有几十个学生利用假期普查。还有西江，当时是“福特基金会”的一个项目，张晓教授在做。西江我就去培训了33个教师，33个农民，让他们把西江自己的东西普查一遍。

　　王小梅：主要是采访人，是吧？

　　余未人：不光是采访，还要由他们来提供东西，拿东西来拍照。

　　王小梅：有文字描述吗？

　　余未人：有文字，文字就是刚才说的那些专家写。还有像胡维汉（注：1930年出生，笔名韦翰，贵州安顺人。1957年毕业于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安顺地委宣传部通讯干事、宣传科副科长及地委干校副校长，《贵州文艺》，中国作协贵阳分会副秘书长，《山花》副主编、主编，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省文化局党组成员，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贵州省委第六届候补委员，省政协第七届常委，中国文联第五、六届委员。）、杨培德（注：1942年出生，贵州黄平县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专家、贵州河湾苗学研究院院长。著有贵州本土文化丛书《鼓魂：西江苗族鼓藏文化田野笔记》；发表《从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视角反思发展话语》《令他者消失源于对他者的恐惧》等三十余篇学术论文；主编了《苗族古歌》《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苗族开亲歌》《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等书。）、韦兴儒（注：1951年出生，贵州省镇宁县人。现任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民主同盟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吴秋林（注：1955年出生，祖籍江苏丹阳。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教授、博导、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贵州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周国茂（注：1956年出生，笔名郭懋、文卜越·阿冒名，贵州贞丰县人。贵州民族文化学者。贵阳学院二级教授、督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井绪东（注：1953年出生，籍贯山东。历任中学教师、贵州省委宣传部处长、镇宁县委副书记，贵州省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副主席，省作协理事。贵州民族学院客座教授、研究员、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委会委员。）、王继英（注：1954年出生,贵州天柱县人。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系副教授、贵州省侗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王立志（注：1941年出生，号一瓢，堂号颐庐。山东烟台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美术家协会顾问、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画院高级画师、山东当代国画研究院副院长、山东花鸟画院副院长、齐鲁书画研究院副院长。）、郭家强（注：1944年出生，笔名思农，贵州贵阳人。历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等多部集成的国家卷与地方卷的副主编和编辑之职。）等。

　　王小梅：经费怎么解决呢？

　　余未人：冯骥才当时给贵州省委宣传部李军（注：1962年出生,湖南安乡人。曾任贵州省委常委，贵州省宣传部部长。）部长写了一封信，我转交的。他说，我请你递这封信去，直接交给他，他肯定要给你们钱的。因为我的基金会都出了钱，省里不给钱说不过去的。李军看后说，这是个好事情，我一定想办法支持你们。正因为这样，专家们也都不计报酬。屯堡文化专家沈福馨就说：“这个事情是冯骥才个人给了十三万，我们怎么好意思从中领钱呢？”

　　当时是年初，一直等到年底，省委宣传部给了文联一共六十万，其中有三十万明确是给民间美术遗产普查的。可文联的书记雁过拔毛，卡下了十万给文联另作它用，我们就只得了二十万。被卡的十万本来是留着买书的，一本书九百八十元，当时准备买一批书赠送作者和存档。我问财务：“到底上面给了多少钱？”他悄悄说：“三十万。”他千叮万嘱让我不能说，我体谅他的难处。后来，我就直接找到书记，问他：“宣传部到底是给我们多少钱？”他说：“二三十万吧！”我说：“二十万还是三十万？”他说：“就是二三十万嘛！都给你们了。”

　　王小梅：这种钱都敢拿去用啊？

　　余未人：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钱买书。有些参加主要工作的人都没有得到一本书，没钱买。我觉得很对不住人家。你想，动员了一百八十人的普查，就只有冯先生给的十三万加上省委宣传部的二十万元，一共三十三万，若不是专家们都不计报酬做贡献，怎么拿得下来！

　　王小梅：通过普查，您觉得那时候贵州民间美术遗产的保存状况怎么样？

　　余未人：令人堪忧。最典型的是黔东南西江的一件事。州里报上来说西江有一个银匠叫李光雄，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现在，收来做样品的一些银饰，都是最好的老东西，要把它拍下来。但当时黔东南的相机太差了，拍出来就是昏昏糊糊的，根本看不清。半年以后，我请高冰和杨俊江去重拍。谁知道，去到那儿，他全部卖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卖，为什么那时候就卖了？他说：“现在价钱最好。老外又肯出钱，就一起卖给老外了。”

　　王小梅：那时候是不是刚进入市场，很多人都在底下搜东西？

　　余未人：那是2006年，本来也被反复扫荡过了。非常遗憾。

　　王小梅：还有哪些工作？

　　余未人：照片和文稿收齐后，没有地方选图，只能铺在我家地板上反复对比，那时候我住房只七十多平米，客厅全都铺满了，几无立锥之地。这段时间我闭门谢客。

　　审稿也是个大问题。贵州卷我是主编，副主编有井绪东、韦兴儒、杨培德。但贵州卷是丛书中的一个部分，丛书还有总主编冯骥才。我们的审稿做完了，最后还得谁来定夺呢？我问中国民协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他说：“你拿到北京来，我们找中央民大的人来审。”“民大的谁？”“我们可以找二十多个博士生和教师来审。”我是编辑出身，一听就觉得没戏。想想看，若拿给二十多个人审，二十个人要是有十个意见，我咋办？就是有两个意见，我都不知要听谁的。思路不同，我也无须赘言了。书稿做到这个程度，只能拿给一个权威专家审。因我不是随随便便拿出来的，我之前对他们各个口的专家和副主编也提出过要求：“冯先生希望我一次成功，我也希望你们一次成功，不要返工。如若通不过，我们大家都要返工的，不是我一个人返工啊。”我们是做到了我们最高的水准，才送上去审的。我本人是反复审过的。冯先生跟我说的“你要一次性合格”的话，是贯穿工作始终，对我警钟长鸣的。

　　后来，我只得跟冯先生电话说了这个意思，冯先生说：“我自己来审。你不能邮寄、快递，必须派人送。”书稿和照片装满了一个旅行箱，沉甸甸的。那时候是春节前夕，找不到人送。我女婿刚刚从美国留学回国，有两天空闲。我只得让女婿乘飞机送到首都机场，由冯骥才文学艺术基金会的秘书长冯宽，从天津开车到首都机场交接，他是冯先生之子。冯先生拿到稿子，一周就亲自审完了。他电话说：“行了，就这样！”我当时悬着的心就落肚了，我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这一两年纠结着我的这个问题，圆满解决了。

　　王小梅：这部书好大的工程啊！你将书稿交给冯先生之后，他们那边就负责出版？

　　余未人：嗯，他们负责。是华夏出版社出版，在雅昌印。我最后去北京住了五天，我和美术设计，还有雅昌的人一起做，我审定一些问题，又校对一遍。冯先生特别欣赏这书的美术设计，是和工作室的蒋艳、王赓飞两位老师做的。封面他们用的是具有贵州特色的藏蓝色做底，上面有一把银梳，大气美观。

　　王小梅：您这个书的艺术性更强，而且更广泛。

　　余未人：这书在美国还获了大奖——“班尼金奖”，就相当于出版印刷界的奥斯卡。北京雅昌去领的这个奖。

　　王小梅：外省做了吗？

　　余未人：后来，有几个省要做都没有做成，河南、广东还找过我“取经”，但没做成。

　　王小梅：他们为什么没做出来呢？

　　余未人：这个东西，必须有合适的人去做，还要全身心的投入才行。我是退休的人，我有时间，正好做我想做的事情。还有，贵州的东西特别丰富。像服装，他们不可能有贵州这样丰富的少数民族服饰。人是第一位，物是第二位。如果这两方面都有问题，有钱也做不出来。

　　王小梅：您跟冯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余未人：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他是主席，我是副主席之一。07

　　王小梅：说说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吧。

　　余未人：《亚鲁王》说得比较多了。《亚鲁王》不是我发现的，是紫云县苗族学子杨正江，他在贵州民院读书时，假期去参加葬礼，听见葬礼上有人唱诵，他就用苗文做了一些记录。但是他自己也不太明白唱的是什么。到了2009年，紫云县上报的非遗项目一个也没获批，安顺市级的都没有，更不要说省级和国家级的。卫雨（注：2008年任紫云自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调任文化局长，心里着急。他听说杨正江记了一些苗族的东西，就找他谈。杨正江第一次不知道局长的目的是什么，就没说。卫雨后来又找杨正江谈了一次，杨正江就说了葬礼上记录的这个唱诵。

　　紫云县文化局想用这个来申报非遗。但是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怎么报？拿不太准。卫雨就请了麻勇斌（注：1963年出生，苗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贵州省黔学研究院执行院长、贵州三线建设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委办公厅“服务决策专家库”专家，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杨培德和我，三个人去看看。杨培德将其定名为《亚鲁王》。麻勇斌在杨正江读大学时，就叮咛他要关注民间葬礼上的唱诵，并对他加以学业上的指导。他们二位都是苗学专家。我初步感觉到这些唱诵是一部苗族英雄史诗，可以申报民间文学类。不是民俗类。所以，主要是从民间文学这个方面去做。

　　王小梅：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余未人：就只有杨正江一个人会苗文记录。歌师只能口传。文革中把歌师作为“牛鬼蛇神”送去“小劳改”。这个名词我过去没听说过。原来，紫云“小劳改”是要自带口粮进去劳改。所以，歌师心有余悸，不敢说；另一方面，有些歌师比较保守，不愿传出来。

　　冯骥才派他的几名部下和山东电视台的樊宇（注：1964年出生，笔名凡雨，曾任民俗影像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360集大型电视系列片《中华民俗》总编导。）等三名摄影师，来到麻山摄录歌师的唱诵，段老师来拍照，唐娜对史诗做深入的田野调查。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2012年，余未人与冯骥才在人民大会堂发布会前探讨《亚鲁王》

　　后来，杨正江带领杨光应和吴斌两个苗人一起负责“亚鲁王”的搜集翻译。我想，紫云是个极贫县，要等国家经费，不知要到何时才能拨下来，我就借给他们8000块钱和一台数码相机，利用国庆节假期，让他们先下去搜集。他们下到麻山，住进了歌师家里。按照民俗举行杀鸡拜师仪式。仪式上要三人盲捡，捡到鸡肝的那一块，才能够领头学。杨正江天生有缘分，捡到了鸡肝。师父就收他为大徒弟了。那里太偏远。我与他联系，他得爬到山顶上去，才能发信息或打电话。

　　以后，就主要是杨正江在记录，另外两位，开始跟杨正江学苗文，很快学会了记音。《亚鲁王》主要以苗语西部方言区麻山次方言的几个土语流传，翻译成汉文倍加艰难。所谓翻译、整理，是把东郎用苗语思维、苗语唱诵的诗句译为中文读者能够阅读、理解的文本。其间必然贯穿了翻译者、整理者的思维逻辑、表达方式和审美观。

　　因为汉文化水平的差异，初学者笔译还是不尽如人意。杨正江的文学基础比较好，基本上能够胜任笔译。

　　王小梅：《亚鲁王》中间还有很多曲折的故事，比如说当时出苗汉双语那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操心哈。老是出不出来。

　　余未人：《亚鲁王》最初的意译本我没具体参与。在从苗文到汉文的翻译中，一些口头的苗文词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中文字词，于是，书面词、现代词趁虚而入。一百四十多个成语、书面语反复出现，致使庞大的书面文字群充斥了意译初稿。这种现象在过去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韵文的翻译整理中也多有出现，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使得那些作品也可以发表、出版、获奖。

　　我估计初稿过不了关。但交稿时间到了，心怀忐忑，只有硬着头皮交上去，心里也做好了被“毙”的准备。我交给民间文学专家刘锡诚和冯骥才两位先生看。刘锡诚一看就说不行，得重做。冯骥才也看了，他专门找我去谈话。他说：“这事情你没有参与？”我承认：“具体的文字，我没有参与。”“不行，你得亲自一个字一个词的做。”

　　没办法，2011年4月我介入了《亚鲁王》汉文本的整理，我给自己定下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五位东郎的原唱，和他们唱诵中传递的民间口传文学的审美观念。尽量保留其独特的知识系统，极力维护《亚鲁王》中的口头语言、口头词汇，把文化人所追求的书面文学的“修辞美”“韵律美”逐一清除，避免史诗的“书面文学化”。我把这喻为“捉虫”，将一百四十类虫子一一捉出，将《亚鲁王》史诗文本还原为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麻山东郎的口传风格。整理中对这些“虫子”如何界定，我更多的是靠数十年的文字直觉判断的。如何能就这个问题，在语言学、文字学、翻译学等方面深入研究，寻找规律，让更多的年轻学子掌握，是当下民间文学学科的课题之一。

　　

　　2016年，余未人在麻山会见苗族《亚鲁王》乐手，他们以演奏相迎

　　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日日夜夜，一天搞十几个小时，和杨正江通过QQ交流订正。他在紫云。紫云文化局在这方面又特别俭省，非上班时间，立刻断网。我对卫雨局长说了好几次，才解决下班和节假日不断网的问题。两个多月后，我才把文本整理出来，然后由中国民协交付中华书局出版。

　　中华书局的朱玲，是个优秀编辑，贵阳人。朱玲不懂苗文，但是，看到同一个苗文词的字母前后文不一样，她居然能够发现错误。我很佩服。

　　王小梅：搜集整理中也有许多故事。

　　余未人：有一次，是在麻山腹地戈腔村。当地传说那里曾经有叫做“嘿”的民族，是些小矮人，特别凶悍。寨子后面的山洞里面就埋有“嘿”的尸骨。于是，我请了贵州省考古所副所长李飞（注：1976年出生，云南搭理人。贵州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副馆长。长期致力于中国西南考古，2012-2017年主持海龙囤遗址发掘与整理工作。研究成果多次获贵州社科成果奖。2016年5月获中国考古学“金爵奖”。）去到那里。当地人很忌讳外人进去。杨正江就悄悄拿100元给了一个村民，让那人带李飞和杨正江进去，我们都在外面。进去后，李飞做了考察，明确是儿童的尸骨，并不是另外一个人种。就解答了这个问题。

　　看来也没事。但是带他们进去的那个苗人才三十出头，几个月以后就得暴病身亡。这事就传得很神秘了。后来这个寨子就不让普查，直到现在都没法进去普查。他们不欢迎这些外来人。

　　王小梅：《亚鲁王》的发现，您认为给贵州民族文化带来哪些影响？

　　余未人：影响之一，就是发现了苗语西部方言区的文化事项，当年没有进行普查，是个空白。《亚鲁王》的发现，再一次见证了贵州文化的丰富，推动了各地非遗的发现。影响之二，贵州的宣传文化部门逐渐重视了民族民间文化。20世纪90年代，我在省文联工作的时候，曾经多次提过，贵州省文化工作要能够在全国有一定地位，必须要抓民族民间文化，这是最有特色的东西。但这个意见没人听得进心，都认为要搞现代文化，才能与时俱进。影响之三，就是让国内外民间文学界对贵州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影响之四，《亚鲁王》促进了非遗普查中的思想解放。过去把这些当作封建迷信，是不能上台盘的东西。通过《亚鲁王》的发现，就让各级领导认识到民间文学是一座丰富的宝库。

　　王小梅：当时《亚鲁王》对贵州非遗是一个里程碑。

　　余未人：让各级的宣传文化部门重视了这个事情。为什么西部方言苗族的东西基本上没有普查呢？因为当年搞民间文艺三套集成，是由省文联负责的。省文联的苗族专家都是黔东南和湘西苗族，没有西部苗族。语言不通，所以就让普查留下了较多的空白，因此才会有《亚鲁王》《簪汪传》《米花古歌》，这一类苗族西部方言区的史诗、古歌，迟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才被发现。

　　王小梅：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余未人：没有被外界发现。

　　08

　　王小梅：《簪汪古歌》和《米花古歌》要说一下。

　　余未人：《簪汪古歌》现名《簪汪传》，是2010年发现的。当时贵阳市文化局组织我们几个非遗专家去清镇麦格乡新辟的一个旅游景点看看。我一看，没什么好玩儿的。我说，干脆我们到附近寨子走一下吧。市文化局的小舒就带我们去了猫寨的鬼师王老咪家。搞了《亚鲁王》以后，我就有了一种发现的欲望。我问：“你有没有那种可唱几天几夜的歌？”他说：“有啊！我都会唱啊！”就讲起来了。是四印苗的古歌，后来我给它定名《簪汪传》。以后，我们就想把这个做一个普查。但困难就更多，四印苗支系人口只有一两万，没有人会苗文。

　　《簪汪传》的价值是不亚于《亚鲁王》的，而且它在迁徙的路线方面很独到。它唱诵了一百四十多个地名，很具体的，从北方一站一站的迁到清镇这儿。大部分地名和今天的地名还能对应上，这是填补苗族迁徙历史空白的珍贵口传。亚鲁王的迁徙路线，不像《簪汪传》这么详尽。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