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乔木霍丽丽：清初女性流人“妻职”角色的呈现 ——以方拱乾《何陋居集》家事题材

栏目：科技资讯时间：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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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周乔木，文学博士，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医学研究。

　　霍丽丽，医学博士，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医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14ZDB076）；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年度项目“《何陋居集·甦庵集》史实研究”（16ZWB02）阶段性成果。

　　摘要

　　清代顺康之际的宁古塔，是流人眼中的绝域和死地。相比男性文化流人通过诗文创作实现的反复自我言说，女性流人却往往处于集体失声之中。方拱乾的《何陋居集》是一部最早描写清代宁古塔流人生活的诗集，其中包含较多数量的家事题材作品。从性别化视角对这些作品进行梳理，辅以家谱等相关资料为补充，可考察身为流人之妻的女性处“流”的态度和行为，以及在家庭战胜生存危机、疗治男性精神创伤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挖掘传统家族文化中“和妻子”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

　　方拱乾；何陋居集；妻职；流人文学

　　研究清初流放东北的女性行实，往往会受制于第一手文献的匮乏。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客观来说，女性多是作为男性流放者的附庸（如妻、女、奴婢等），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以及文人在流放中的书写多集中在男性自身，使得众多女性流放者被天然遮蔽；而从主观来说，则由于多数女性流放者不具有自我书写的意愿和能力，因而难以直接发声。还有一种情况是如陈之遴夫人徐灿（字湘苹）这样的才女，或因两度随夫被贬盛京的险恶遭际而加倍谨言慎行且倾心向佛，因此从其存世的《拙政园诗集》中也已很难发现流放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烟火气了。如此，我们仍需借助男性流人的书写来找寻她们的身影。但考察清初东北流人的诗文别集，会发现大量习见的仍是指向家庭之外、体现时事及社交功能的作品。在此情形下，黑龙江现存的明清时期最早诗集——方拱乾的《何陋居集》就具有了特殊意义：其家事题材作品使我们得以近距离观察方氏家庭中的女性形象。本文拟对此类作品中“妻”的形象加以梳理，从微观层面讨论士大夫在失去了 “甲第冠裳”之后，家庭在其延续生存和疗治精神创伤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乱世流放的不幸与“奇福”

　　方拱乾（1596-1666），字肃之，号坦庵，流放后改甦庵，安徽桐城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书法家，也是目前可追溯的、最早的宁古塔流人医家。因受清初三大案之一——顺治丁酉科场案的牵连，顺治十六年（1659）春，63岁的方拱乾和五个成年儿子先后被流放宁古塔，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底因认修京师城楼工程被赦归。

　　桐城凤仪里桂林方氏光启堂旧址

　　方拱乾一门曾享有“五子登科”的殊荣：长子方孝标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颇受顺治帝宠信；次子方亨咸官至御史，亦政声卓著；三子方育盛、四子方膏茂、五子方章钺皆在青年时代即考中举人。同时，方氏父子还是清初文坛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人物，如冒襄、王士禛、施闰章、宋琬等多与方氏父子交游。这样一个堪称传统社会光宗耀祖典范的父子群体，在丁酉科场案中被连根拔起，遭受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顺治十六年（1659）秋，方拱乾抵宁古塔后写给盛京流人的代书诗云：“乃至发白齿落、一无所成，身被恶名以出，竟不得与愚夫愚妇、局促龌龊、耕中华半亩之田！”（《寄广公赤公》）然而，方拱乾的外甥姚文燮却感叹方氏乱世中仍享有天之“奇福”：

　　丁酉毒螫之兴，一跌难支，忌者固谓万里玉门之出，生还绝少。虽至亲爱如甥等，刻刻思一见，亦恐终不得见……天之福公，盖不止以平福福公，而以奇福福公，示天之于公独厚也。

　　细读《何陋居集》可发现，方氏所享的“奇福”并非来自上天所赐，而更在于家庭的力量。方氏流放期间，关内大地仍处于乱世的动荡之中。正常的社会秩序被颠覆和破坏，到处弥漫着自虐和虐人的戾气。在江南地区，如钱谦益、冒襄等著名文人都遭遇到来自家族内部的祸事。而与他们对比明显的是，被清廷驱逐到绝域的方拱乾，在此一时期却在诗中感慨自己家庭伦理的难得保全，“负俗留伦理，蓬门孝弟存。万端归草莽，一线保乾坤”。（《宁古塔杂诗百首》之十九）

　　二、日用伦常中的女性精神

　　综合家谱、方志等文献和方拱乾在《何陋居集》《甦庵集》部分诗作提供的线索，可大体考证出方氏主要女性家庭成员的情况。方拱乾妻何氏和方孝标妻刘氏在家谱中皆有小传，从中可知二人在流放期间对维护家庭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氏（家谱称“何太淑人”，卷五十四《十三世内传》）出身桐城望族青山何氏“聚芝堂”，为崇祯朝武英殿大学士何如宠（字康侯）长女。在其操持下，方亨咸、方育盛、方章钺兄弟三人的妻子或出于何如宠一门，或为何氏近亲。其中，方亨咸娶何如宠之子、顺治时曾任江西赣州府知府的何应璜（字元瑜）之女；方章钺娶何如宠侄子、崇祯时官至吏部侍郎的何应奎（字任城）之女；方育盛则娶了何如宠次女的女儿，出身桐城望族麻溪吴氏，其父为崇祯时官至文华殿试中书舍人的吴日昶（字函三）；方膏茂娶崇祯时太仆寺丞汪之广之女。方拱乾的五个儿媳中只有长子方孝标妻刘氏（家谱称“刘淑人”，卷五十四《十四世内传》）出身不高，为桐城秀才刘鸿人（字雁先）之女。而刘鸿人年轻时即富才名，与方拱乾友情深厚，二人同在明末代表桐城青年才俊的“六骏”之列。综上可知，方家的儿媳多出身官宦世家，而作为婆婆的“何太淑人”对方氏一门家风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入门最早的方孝标妻“刘淑人”，《桐城桂林方氏家谱》称其面对“妯娌最多、淑人居长”的局面，流贬前在大家庭中已表现出“奉舅姑朝侍左右，夜分始散；事无大小，以身先之”的行为示范。

　　安徽省图书馆藏《桐城桂林方氏家谱》

　　根据现有材料，以上方氏门中六位妻子中，明确记载跟随丈夫流放到宁古塔的有方拱乾妻、方孝标妻和方章钺妻三人。其中，方拱乾妻和方孝标妻因丈夫受到优待而得以留居宁古塔城，而作为丁酉科场案的主要当事人，方章钺妻则随丈夫被流放到下面的石河村农庄，生活环境更为艰苦。方亨咸妻和方膏茂妻因照料年幼子女未能出关，一在桐城，一在南京。方育盛妻是否出关则尚待文献证明。另外，从《何陋居集》的相关作品看，流放宁古塔的尚有方拱乾的孙辈2人，以及少量的奴仆跟随。

　　流放的被迫闲居和宁古塔人烟稀少、冬季漫长的地域特点，使习惯向山水和交际场合寻找诗材的方拱乾，被迫眼光向内，转向家居环境这个相对狭小的空间。他开始用诗歌记录日常生活中一些令他感动或生出感悟的瞬间。借助其呈现的一个个琐碎的生活细节，我们得以具体观察到方氏家庭中，以“何太淑人”为代表的妻子处“流”的态度和行为。

　　（一）以俭德应对生存危机

　　顺治十六年七月，经过三个多月艰苦卓绝的跋涉，方氏一门终于抵达宁古塔。因为地里没有收获，粮食或靠购买或靠接济，有时甚至遭遇断粮的危险。《何陋居集》中，“何太淑人”就是在这样的生存困境里，出现在诗人的作品中。如《朝舂得米》：

　　病妻颜忽破，得意凌晨舂。斗稗米四升，奇羸欲盈钟。不独晚食饱，生理当从容。自怜遭逢偶，霜雪里微躬。此地岁素捻，我到遂病农。少小忝食禄，生不问祖庸。时闻长老语，稼穑亦在衷。老妻司管龠，田亩颇腴充。愧彼丞相女，乃饶贫家风。恭承太夫人，豸绣云锦丛。敝衣不曳地，数米及稑穜。用以训子媳，居富如御穷。举箸凛鬼神，盈满恐终凶。……饥饱随妇怀，我岁元长丰。

　　这是个不一般的凌晨，方拱乾抓取了病中妻子难得破颜一笑的瞬间：舂米的时候，竟然获得了四升稗子。欢喜之余，诗人愧疚地写到自己对农事的生疏。接着笔锋一转，开始赞美妻子在持家方面的才能。虽然是寥寥数笔，却已为“何太淑人”立了一篇小传：其出身名门，具有相府千金的高贵身份；她勤俭、孝顺、恭谨，并将这些美德带到方家，用以训导儿子、媳妇，从而形成方氏一门长久的家风。尾联“饥饱随妇怀，我岁元长丰”更显示出诗人对妻子长期以来主持家政的充分信任。

　　再如《数米》：

　　老妻常数米，棘手胜攒眉。但计终宵饱，宁烦出位思。调糜添豕息，莝草护牛疲。畸俗还随俗，劳劳任所为。

　　这是对妻子日常劳作细节的一个记录。珍贵的粮食，除了作为人的口粮外，还要节省出一些用作家畜的饲料，于是数米就成为“何太淑人”经常性的一个行为。这里，诗人选取了两个动词来描述数米时妻子的神情动作——“棘手”和“攒眉”，显示出妻子为维持艰难的生计而煞费苦心。

　　再如《老妻种葱盂中，笑而作此》：

　　老妻好种兰，栽灌必亲手。是时水仙花，甲坼与兰耦。疏土度瘠肥，相时揆先后。此地雪作秋，百卉青无有。寥寥畦畔葱，盘餐余十九。拔根置木碗，纷披短如帚。剪剔等奇葩，表新而芟朽。心知寡繁馨，青青聊自守。搴芳既无因，臭味复难偶。庭少杜甫松，门乏陶潜柳。贱蔬寄羁怀，寓目何好丑。杜蘅久萧条，江皋莫回首。

　　这又是一个小事件：“何太淑人”将盘中吃剩下的19根品相不好的葱栽种到木碗之中，神态认真、手法熟练，一如当日种植兰花与水仙的情景。与兰花相比，大葱并不高雅，还会散发难闻的臭味。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娱目，又何必强求好丑？妻子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也影响到诗人的心态。顺治十七年（1660）春天，方拱乾带领儿子们也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农耕生活。是年秋，他写下一首厚朴有味的《摘菜口号》来体现初识的田园之乐：

　　细雨绿光浮菜圃，晚烟青荚满花篮。老夫手种老妻摘，莫向冰盘问苦甘。

　　俭德，无形中化解了方氏的生存危机，使父子们即使过着“为农半似僧”、以“白水煮黄芽菜”招待客人的流贬生活，心态上并不见过度的失衡。这一点，对比一下吴兆骞在此一时期家书中频频向父母伸手要银钱度日的窘况，就可知患难中非常珍贵的从容生活态度与“何太淑人”长期倡导的“居富如御穷”的治家理念密切相关。

　　（二）积极营造家庭生机

　　来看顺治十七年（1660）初夏创作的《鸡雏》：

　　初移窗前花，瓣落毛衣里。旁有襁褓儿，欲攫足还跛。乳豕不负途，踯躅殊婀娜。家人尽破颜，衰颐亦觉可。何修久绝荤，蔬甲松厨火。畜此将安为？共祝孳息伙。多生纠结缘，自笑羁情颇。

　　这是一首古体诗，但更像一幅充满东北地域特色的室内画儿。窗前树上的几片花瓣被风吹到炕上刚刚孵出、毛茸茸的鸡雏身上。一旁蹒跚的小儿看到了，欲抓取这落下的花瓣而不得，不远处粉嫩嫩的小猪崽正憨态可掬地学步。见此情景，诗人忍不住和妻子、儿子、媳妇们一起笑了。和谐而充满生气的家庭氛围呼之欲出，这在众多风格悲壮苍凉的流人诗歌作品中实在罕见。特别是“畜此将安为？共祝孳息伙”两句议论，提示我们：信奉佛教的诗人一家，孵鸡、养小猪的目的不仅仅为了生存需要，更是给家里增添一些生机。对方氏父子而言，流放生活里最难忍的是与外面世界隔绝的死寂，而妻子们则通过自己的操劳和智慧使冷清寂寞的家变得生机勃勃。

　　《诗经·桃夭》篇言：“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家庭中“妇道”最本质的功能大概就是生育了，而这一点在流放时则更有着别样的意义。女性为流人生儿育女，延续血脉，使家庭完整，更给流人带来希望。顺治十八年（1661）夏，方章钺妻诞下一个男孩，作为祖父的方拱乾欣然作《章钺生子喜示》诗祝贺：

　　曾孙长汝且五岁，汝敢居然命是孙。累极所生幸男子，难余谁更说家门。山川气禀遐方异，弓冶传惟旧物存。名字筮来鸿渐吉，好凭刷羽向中原。

　　这首七律题目中有“喜示”二字，但仔细读来，却不是写给孩子的父亲，而是以这个刚出生的婴儿为读者的。流放之中的祖父没有条件给予他物质上珍贵的贺礼，这首诗就是一个礼物。诗中写道：通过虔诚地占卜，自己已为孙儿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祝愿他有一天能秉持白山黑水赋予的强健体魄而飞向关内中原大地，完成自己可能实现不了的归乡心愿。

　　（三）抚慰丈夫的精神创伤

　　 1.拥被夜话

　　当丈夫愿意开口倾诉的时候，为妻者能陪着聊天化解心事，似也是彰显“妇德”重要的一条。

　　来看《夜话》：

　　积雪残书灯烬寒，妻孥拥被话艰难。荣华当日无奢举，粗粝今朝犹旧餐。只恨修名翻堕甑，谁教持满自倾盘。荒原白草时相笑，悔杀阳葵几叶丹。

　　漫长的寒夜，方拱乾辗转无眠，与何氏夫人谈起眼下生活的艰难。他困惑当日荣华中并未奢侈度日，德行无亏，为何还要遭遇今日流放的命运？这亦是方氏子孙们发出的一个疑问，如果天道本就不公，那么修德向善还有什么意义？“谁教持满自倾盘”，显然，何氏夫人并未将这场祸事的原因归于外界的陷害，而是求诸于己，认为仍是自身福德不够，承载不了“五子登科”“父子国士”的荣宠，因而“持满自溢”。这颇具心理学所言“升华”的智慧：因为如果将流放事件归于外因，方氏一门上下难免怀有深深的怨气，从抱怨奸人陷害、到抱怨朝廷不公，甚而会陷入家庭内部的彼此抱怨。这不仅不利于平安度过眼下的坎坷，而且更难为未来家族的复兴积蓄力量。反之，将流放事件归于内因，则全家上下会更加恭谨勤勉地度日，更强调自身才学和德行修养的提高，长远看这才是远离灾祸、实现命运转机的根本。

　　《何陋居集》浙江图书馆藏康熙刻本书影

　　当然，这种夜话场面也不总关家族兴亡的严肃话题。有时也充满情趣。

　　如《邻家酿酒》：

　　邻家闻煮曲，香欲度墙来。老病本蕉叶，艰难况草莱。熟应明月尽，饮对雪花开。方法山妻问，何如故国醅？

　　流放第一年十一月的一个深夜，夫妇俩忽然闻到了邻居家煮曲酿酒的香味。既然无法入睡，妻子将话题引到诗人对酿酒方法的关注和关内佳酿的美好回忆上去，这样就暂解了诗人对饮酒的欲望。而从《何陋居集》透露的信息看，在第二年家中粮食有余的情况下，方拱乾终于也喝上了妻子自酿的美酒。

　　2.相伴读经

　　宗教是流人生活里不可分离的一味安慰剂，方氏诗作中亦常见到其以念佛参禅打发漫漫长日。方拱乾的学生李长祥在方拱乾《墓志铭》中云：“夫人亦解佛，公友人为公作文，谓‘经史相对如两学士，佛书相对如两头陀’。”与方氏一起流放的诗人吴兆骞，在写给父母的家信中也谈及“方年伯母每日诵《金刚》二卷，《法华》一卷，大士号四五千，《弥陀经》十卷，弥陀号四五千，真可谓勇猛”。“何太淑人”在费心筹谋世俗家事之外，借宗教活动安顿身心，从客观效果看，既可以与丈夫保持步调一致，似乎也是对下一代的媳妇们一种行为示范：日子是如此艰难，与其向男人们抱怨种种不如意或者进行女人之间的私密谈话，又或者将委曲憋闷在心里而不得宣泄，都不如将富余的精力交给神佛，通过虔诚的祈祷积功累德，静静等待命运的转机。

　　3.重启书香

　　在宁古塔的家穷到“屋不盈一笏，鸡毛笔杂牛马毛，磨稗子水作墨沈”（《何陋居集·自序》）的地步，这种情景很难令江南文人想象。但方家的妻子们却为自己的丈夫各买了一个在当地人看来无用的“奢侈品”——读书几。方氏父子借此重新拥有了独立的精神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助其疗治心灵创伤，熬过宁古塔漫长的冬日。

　　第一张读书几是初到宁古塔时请当地造船师傅打造的，由父子们共用。惊喜之余，方拱乾在几面上即兴题诗：

　　衰年对书如对友，拥几摊书书得偶。闭户三冬忍雪霜，开尊四座延花柳。重为告曰：几兮几兮，汝勿谓汝隘，吾将与汝游羲皇、搜禹穴、登鹫岭，而翱翔于天枢地轴之广大；汝勿谓汝朴，吾将与汝组织龙蛇、扢扬鸿骏、炳蔚虎豹，俾精光奕奕亘古烁今而莫可遏。……吁！几兮几兮洵堪侣，朝兮夕兮吾与汝。——《木几作成，歌书其面》

　　情绪一向平和内敛的方拱乾在这首诗中表现出了性情中狂与痴的一面。十年京城贰臣生活的刻意收敛锋芒，一年来遭遇流放横祸的绝望与哀伤，在他面对眼前朴实无华的读书几时才似乎真正得到了情感的释放。

　　此后，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孝标、亨咸以及育盛、膏茂兄弟都拥有了自己的读书几。而作为父亲的方拱乾，为他们每人都作了具有家训性质的《读书几歌》。方氏父子的学术和文学创作活动亦在这些读书几上展开，如方拱乾完成了杜诗批注的定本、《何陋居集》的大部分作品的创作。方孝标的《易学解》、方亨咸的《班马笔记》、方育盛的《其旋集》等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亦在此期间完成。从顺治十六年到顺治十八年，“龙眠父子”用近三年的时间，在宁古塔成功地“化流为隐”，将世人眼中的“绝域”终于活成了一片“世外桃源”。对此，方孝标在《先大夫诗后集后序一》中甚至将方氏的流放意义比作王阳明的“龙场悟道”：

　　至于遭患难而不以利害得失撄其心，理学自持，不易乎世，能忠信笃敬以化其邦之人，至道其子弟受学。有时寻山水奇胜，乐之若将终身。岁时酿酒醴合宾朋，以教礼让，此则阳明与先君子之同也。

　　三、余论：来自方氏家谱的映照与“和妻子”的当代价值

　　当代学者赵园在考察明末清初士大夫心态时有一个发现，“世乱时危，被一再谈论的，是妻子之为累”。“累”即拖累，是士人想急于摆脱而又难以摆脱的一种束缚。这一方面固然是士人的主观感受，但同时也从侧面说明平世里习惯了各种“公领域”社交场景的士人，一旦因“世乱时危”而被迫回归家庭这个“私领域”，应付种种现实问题时普遍存在的无力感。值得注意的是，方拱乾父子亦是他们中的一份子，且与同时代士人相比，方氏父子在易代鼎革之外还多了一重流放造成的“患难”。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不禁要问：方氏门中的女性何以没有成为丈夫的“拖累”，相反显示出如此强大而坚韧的救赎力量？

　　显然，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我们知道这并非一日之功。也就是说，方氏门中作为世家大族妻子所要求的高素质在平世中即有积累和体现，只不过她们的优秀在“流放”这一特殊情境下被进一步放大了。若想说清楚这一点，除了《何陋居集》中提供的艺术化和现时性表达，我们还需进一步寻找印证。这方面，《桐城桂林方氏家谱》为“何太淑人”和“刘淑人”所作的两篇传记提供了难得的文献佐证。

　　“何太淑人”传记揭示了方氏和何氏都倡导俭德的思想根源和实践途径：

　　（何太淑人）生平不好盛妆炫服，谓儿辈曰：“尝见祖父母、外祖父母贵列卿相，自壮至老，以及终身，小裣、内祫、中衣皆疏布。无改俭德，春秋之义也。”

　　宫詹公侍讲幄，隔夕肃衣冠。太淑人曰：“对君之服，敢同常衣？”必亲为浣濯，恐侍婢之或怠也。

　　儒家提倡俭德，本意即与“士”处患难的态度相关，且有着悠久的传统。《周易·否·象传》：“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三国王弼注云：“‘君子以俭德辟难’者，言君子于此否塞之时，以节俭为德，辟其危难，不可荣华其身，以居幸位。”当时运不佳时，君子的处世之道便是深自收敛，不仅主观上才美不外现，客观上外在的物质层面显然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招来祸事，因此更需要隐蔽而不张扬。

　　而值得讨论的是，俭德如何被士大夫从口头或笔端形式上的言说，进而内化为本人的行为方式和家庭的生活方式？显然，俭德是需要身体力行的。这方面，作为家庭中担负“主内”责任的妻子（以及后来成长为母亲）能否真心践行，无疑更具有实践层面的意义。“何太淑人”用自己“亲为浣濯”“不好盛妆炫服”的示范行为和向儿辈们讲述当年“贵列卿相”的方、何两家长辈，终身“小裣、内祫、中衣皆疏布”的故事，来在大家庭内部传递“俭德”。

　　再如促进大家庭的和谐。“何太淑人”传记写到“葬亲”一节：

　　及宫詹公为翰林，急请葬亲。凡买山筑墓、树松楸、置祭田，皆宫詹公独立自任，不旁贷于诸兄。而太淑人无吝色，无间言。

　　 “刘淑人”传记中亦写到作为长媳，其侍奉公婆的格外恭谨：

　　宫詹公侍讲幄，鸡初鸣，淑人晨省，皆庄立，无敢妄出一语；宫詹公好观书，尝漏尽，淑人必秉烛以竢，舅姑寝，始入室。

　　学士公充讲官，甚贫，虽家无余钱，必典衣以供二亲甘旨。

　　平世里形成的真正良好的家风会自然化解流放可能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两篇传记中，亦有相关记载足以启示后人：

　　行数千里，每遇险阻，（何太淑人）必下车策杖扶掖以行。一日涉河，大风雨，行李皆沾湿。奴仆辈或有怼言，而太淑人爇火为宫詹公燎衣自若。曰：“汝辈独不闻范蜀公言，此岂章惇所为乎？”

　　会家难，（刘淑人）奉舅姑东出关。流离道路，昼行复岭丛篁间，夜伏淖泥上。虎狼交迹，数千里之险，悲忧隐愍于心而不敢言，于学士公前则多方以解慰之。

　　从“何太淑人”的“燎衣自若”，到“刘淑人”的“多方以解慰之”，读者可体味出方氏的妻子们在这场家难中表现出的坚强和隐忍。相比落难的丈夫，她们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要承载更多的负重，而她们的付出与牺牲由本文篇首所言的原因而显得更为隐晦。

　　黑龙江省海林市长汀镇宁古塔旧城遗址

　　值得重视的是，正是这些女性的付出与牺牲，使方氏一门在遭遇流放绝域的巨大打击下并未出现“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连锁反应，试举三例为证。

　　一是家庭和谐延长了方拱乾父子的寿命。在明代，方氏家境最好的时候，从方拱乾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代都在62岁时去世。而方拱乾于康熙元年（1662）入关，南归后活到71岁才去世；“何太淑人”则在丈夫去世后继续激励方孝标兄弟四方游贷，最终如期完成北京城门楼工程，使方章钺一家得以留居关内。比方拱乾小4岁的“何太淑人”，卒于康熙二十年（1681），享年82岁。而“刘淑人”则在流寓播迁中与方孝标一起偕老，夫妇二人均享有近八十的高寿。

　　二是家庭和谐加强了方氏一门的凝聚力。方拱乾南归后客寓扬州，虽然生活贫困，一度以卖字贴补家用，但其七十寿诞时，散在南京、桐城、常州等地的各房儿孙百余口人纷纷赶过来给他祝寿。对此，方拱乾门生、清初著名遗民李长祥不禁感叹：“七十之期，诸子、诸孙、诸重孙、亲属、门下士，扬州城郭街市喧阗辐凑，动摇月余，盖盛矣。”

　　三是家庭和谐使方氏一门成功偿还了如山债务。方拱乾父子以认修北京城门楼工程来赎罪南归，债务的直接责任人是五子方章钺，但方拱乾夫妇动员起孝标、亨咸、育盛、膏茂等兄长帮他一起来还债。方章钺早已娶妻生子、自立门户，这种要求实际上已超出了“兄友弟恭”这个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所规定兄弟关系的“悌道”范围。在三年时间里，方孝标、方亨咸、方育盛等奔走各地，依靠各自的交游资源终于借来巨额工程款，完成了修城门的任务，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还债。这期间，方孝标的长子因过度奔波劳累而死。

　　在踏上流放路途之前，方拱乾次子方亨咸曾在狱中写给即将成年的儿子们一封家书，其中写道：

　　成家之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一门之内，不失雍熙之轨。妻子和合，父母其顺，则和妻子亦孝道也。若夫妇二心，其家必败。何者？彼此忿戾，则各不相顾。饮食衣服皆视若他家物，不为爱惜不为照管，中馈无主，内顾多忧，丈夫安能于盐米琐屑事事料理？而僮婢于此乘间窃利，且至分立门户，搬斗是非，无所不为，甚至儿女生分，为害不浅！……琴瑟静好，相敬如宾，同心合志，自然和气致祥……此中学问竟通圣贤。文王之兴周，首咏《关雎》，勿以家室为小道也。

　　 “和妻子”才能家道“和气致祥”“此中学问竟通圣贤”，桐城方氏于三百年前对这些家训箴言的身体力行，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了乱世流放的祸患，成就了时人羡慕不已的“奇福”。而当我们面对今日社会转型以及未来更多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家庭伦理状况的急剧变化和问题时，重新梳理这些古代文学作品和家族记忆就不仅仅是一种怀旧情绪使然。而家庭建设中“妻职”角色的到位和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其优先顺序甚至要超过“母职”。这其中既包括男性对妻子的真心尊重，也包括女性在承担“妻职”过程中的自我成长和反省。“勿以家室为小道”，古人的劝告并未过时，因为生活还在重复和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