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代表作【论文：白先勇及其创作的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I206 单位代码：

　　10304 学 术 学 位 硕 士 论 文 **勇及其创作的文化认同 申请人姓名：

　　*** 学号：

　　16010019 指导教师：

　　**教授 学科代码：

　　050100 学科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 学 科 专 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论文研究方向：

　　作家作品研究 论文完成日期 2018 年 10 月 30 日 南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白先勇及其创作的文化认同 Bai Xianyong and his cultural identity 院（系、所）：

　　文学院 申请学位：

　　文学硕士学位 （作家作品研究） 学科专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生姓名：

　　张晓彤 学号：16010019 指导教师：

　　范钦林教授 论文完成日期：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目 录 摘 要 Ⅰ Abstract Ⅲ 绪 论 1 第一章 将传统融入现代 3 第一节 生于传统的儒将之后 3 第二节 纯粹的生命底色 5 第三节 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 7 第二章 以现代检视传统 8 第一节 台湾的现代思潮与刊物 8 第二节 个体存在合理性的焦虑 10 第三节 对传统价值观的叛离 13 第三章 重唤失落的传统文化 16 第一节 文化原乡情结的萌醒 16 第二节 古典性的怀旧意象 18 第三节 中国化的宗教情结 22 第四章 古典昆曲的再生 24 第一节 昆曲的复兴之路 24 第二节 青春版《牡丹亭》的时代意义 25 结 语 30 参考文献 31 致 谢 33 在学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1 白先勇及其创作的文化认同 研究生：** 学科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教授 摘 要 白先勇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其特殊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注定与同时期的台湾作家有所不同。白先勇文化认同的形成之路是曲折的，随着他人生的不同阶段，历史的不同时期而改观。尽管是尊贵的将门之后，但是儿时在大陆度过的时光却深深地扎根在他心中，构成了最原始的生命底色，桂林时期他所经历的最淳朴的人文风情在他的一生中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成人之后，他成为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的弄潮儿，积极接触彼时时代最流行的产物现代文学，但是他的文化基础决定他在短暂的文化辨认后，又向更贴近他自身血液，与他本身的文化认同更为契合的传统文化回归了，白先勇的文化原乡情结在两岸三地的奔走中进一步萌发了。所以，本篇论文从传记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白先勇的文化认同是如何实现从传统转向现代，再从现代向传统回归的。

　　第一章：将传统融入现代。以传记学的角度，首先从他独特的家庭背景入手，在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之后，他身边的人和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远大于天生，白先勇也不例外。所以本章的前两节分别从这两个角度着手，主要探究的是他在大陆时期的“根”。第三节更是他对中华文化意识认同的转折点，生于忧患的特殊抗日时期人生背景让白先勇在对待外来文化侵入时能保持一个更加稳定的心态，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由衷认同之上。

　　第二章：用现代检视传统。在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思想风靡整个台湾，准确来说是整个世界。此时白先勇的人生轨迹已经回归台湾，他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弄潮儿，理所当然地经受了这场现代主义风暴的洗礼。作为现代思潮的领军人物，白先勇创办了影响力颇大的《现代文学》，对于整个台湾文学史价值珍贵。此时，现代主义文化认同已经侵入白先勇传统文化认同的头脑中，并激起了二者的碰撞，他开始对个体存在的合理性的焦虑产生了思考。个体和整个社会如何和谐共生？尤其是当这个个体不被社会所容纳的时候？白先勇独特的性取向让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更有共情。答案就是，为了个人的合理存在，要实现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叛离，当然叛离对象的前提是传统文化中对人性压制的一面。

　　第三章：重换失落的传统文化。在到了现代主义之风正盛的美国之后，白先勇更加深刻地了解了现代文化，看到了其隐形的缺点，在此同时，他内心深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仿佛渐渐苏醒了，在这里，我们称之为文化原乡情结。所以在他日后创作的《台北人》，《纽约客》之中，都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传统文化的气息。本章的二三节分别从怀旧意象和宗教情结两个方面来论述这种传统的回归。

　　第四章：古典昆曲的再生。从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上升到他的文学活动，青春版《牡丹亭》是典型的传统与现代的集大成者，更加能佐证白先勇的文化认同观念，他不是传统之子，也不是现代之后，他让古典昆曲再生的过程也是自身独特的文化观念升华的过程。

　　关键词：白先勇；

　　文化认同；

　　精神原乡；

　　传统与现代；

　　青春版《牡丹亭》 Bai Xianyong and his cultural identity POSTGRADUATE: Zhang Xiaotong SPECIALIZATI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a（Research direction of these writers and works） Directed by Prof. Fan Qinlin Abstract As the son of Bai Chongxi, a senior general of the Kuomintang, Bai Xianyong's special life experience is destined to be different from the Taiwanese writers of the same period. Bai Xianyong's way of forming his cultural identity is tortuous. It changes with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his life and history. Despite being a noble general, the time spent in the mainland as a child was deeply rooted in his heart and constituted the most primitive background of life. The simplest humanistic style he had experienced in Guilin was a brilliant brush in his life, although he becam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adults. Lang Chao Er actively contacted the most popular product of modern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but his cultural foundation decided that he returned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was closer to his own blood and more consistent with his own cultural identity after a short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Bai Xianyong's cultural hometown complex went further along the two sides and three places. It sprouted.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graphy and history,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how Bai Xianyong's cultural identity is realized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and then from the modern to the traditional. Behind this turn, his views on the value of life and the statu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world culture have reached a deeper thinking. Chapter one: integrating tradition into moder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graphy, first of all, starting from his unique family background, after a baby was born, the impact of the people and environment around him is far greater than natural, Bai Xianyong is no exception. Therefore, the first two sections of this chapter from these two angles, mainly to explore his "roots" in the mainland period. The third section is to aggravate the turning point of his whol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special life background of the anti-Japanese period born of hardship enables Bai Xianyong to maintain a more stable mentality in dealing with the invasion of foreign culture. All these are based on the sincer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econd chapter: the modern inspection tradition. In the 50s and 60s, modernist thought swept the whole of Taiwan, and it was the whole world. At this time, Bai Xianyong's life trajectory has returned to Taiwan. As a tide-maker walking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s, he has naturally undergone the baptism of the storm of modernism. As a leader of modern thought, Bai Xianyong founded the influential Modern Literature, which is valuable to the whol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aiwan. At this time, the modernist cultural identity has intruded into Bai Xianyong's tradi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stimulated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he began to think about the rationality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anxiety. How ca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hole society co-exist harmoniously? Especially when this individual is not accommodated by society? Bai Xianyong's unique sexual orientation made him more empathy i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The answer is that, for the sake of the rational existence of individuals, to realize the betrayal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of course, the premise of betrayal is the suppression of human nature in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hird chapter: to replace the lost traditional culture. After arr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modernism is prevailing, Bai Xianyong ha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ulture and has seen its hidden shortcomings. At the same time, his deep-seated recogn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eems to be gradually awakening. Here, we call it the cultural homeland complex. Therefore, in his later "Taipei Man" and "The New Yorker", there is always a breath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wo or three section of this chapter discusses the traditional regression from two aspects: Nostalgia image and religious complex. The fourth chapter: the regeneration of classical Kunqu Opera. From Bai Xianyong's literary creation to his literary activities, the Youth Edition of the Peony Pavilion is a typical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It is more proof of Bai Xianyong's cultural identity. He is not the son of tradition, nor is it after modern times. The process of his revival of classical Kunqu Opera is also the process of his own cultural concept sublim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identity; modern; tradition; return; Peony Pavilion. 绪 论 作为台湾，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白先勇曾被夏志清称赞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他一生一共创作了三十七篇短篇小说，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孽子》。他的短篇小说虽然简短，却构思精妙，情节并不曲折，却总能让人回味悠长。他选择的题材也并不算新颖，但是不断切换的“视角”却总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958年是白先勇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他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金大奶奶》，时隔两年，他与好友兼同学陈若曦、欧阳子共同创办了影响他们终生的杂志《现代文学》。此杂志将西方最前沿的现代思潮介绍给了台湾读者。1965年，白先勇在取得了爱荷华大学的硕士学位以后，便开始着手定居事宜，随后的岁月一边在圣塔芭芭拉教书一边进行文学创作，此时白先勇的文化认同已经由现代外放转向传统内敛了。在迈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他便彻底将生命重心放在了昆曲复兴之路上，回归中华传统文化的倾向愈发明显起来。对应着他人生经历的起伏转换，在他的作品上也有相关的映射。除去长篇小说《孽子》，他的三部短篇小说《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台北人》反映出白先勇的思想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徘徊。在《寂寞的十七岁》中充斥着幻想和意识流的涌动，带着些许夸张的现代主义风格横冲直撞，感伤情怀刺激着读者敏感的神经。《纽约客》作为他过渡时期的作品，写飘洋过海的大陆客在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渐渐迷失了自己的根之后，开始对“现代”的本质产生了质疑。作者在“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态度下，完成了他这个时期的文化认同。而《台北人》则是白先勇义无反顾投向传统怀抱的又一力作，从海峡那头后退而来的“遗民”自身就带有一丝怀旧的意味，作者借着这一特质，以此为回归传统的一个入口。除了三部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以外，白先勇还著有《慕然回首》、《树犹如此》、《第六根手指》等散文集，在这些散文集中零碎地涉及到作者的生平轶事，这些人生经历的跨度从白先勇的幼时一跃到他的中年，在每一时期都充分表述了作者对待文化的不同态度，很大程度上补充了白先勇一生文化认同态度转变的内在原因，本篇论文中也进行多次引证，使其不同人生阶段文化认同态度的转变更加有信服力。

　　本篇论文离不开传记学方法的探究，所以我选择了两本从传记学角度研究白先勇的著作，分别是刘俊教授的《情与美·白先勇传》和王玲玲、徐浮明的《最后的贵族——白先勇传》，作为探究白先勇生活背景的重要依据。之所以选这两部著作是因为二者的叙述风格不同，前者客观冷静，对白先勇一生事迹的容纳性更强，很少涉及到自身的主观评判，而后者则是用大量鲜明生动的语言描绘着白先勇的一生，仿佛是在以第三者的角度讲了一个故事，并且偶尔会穿插自己对其作品的理解，并作出相应的赏析。除此之外，对白先勇著作的评析作品对本篇论文也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这次选择的是在学术界影响颇大的两本，分别是白先勇的同学兼好友欧阳子的《王谢堂前的燕子》和刘俊的《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前者是将《台北人》中的十四篇小说分别独立出来，探析它们背后作者想表达的隐秘象征和架构，分析之精确巧妙让作者本人回头思考时都接连赞叹，而后者则是根据白先勇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主题的归类整理，在以人为核心的大主题下细分情感渴求，自我放逐，历史流变等子主题的深入探讨。这两本著作在我写论文的时候提供了很多帮助和灵感，让我领悟了作者背后很多意象运用的深意，并且体会到在他一生不同的时期对人文、文化的关怀的侧重点的偏重，这对本文主题有着启发性的作用。

　　对白先勇的研究论文是同这些评析著作几乎同步出现的，第一篇研究性的论文是1979年12月发表于广州《作品》上的《答读者问—关于白先勇的小说<思旧赋>》，自此开启了大陆台湾学术界对白先勇研究的热潮。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以白先勇为主题召开的会议，访谈难以计数，一开始只是围绕着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等流于表面的话题，后来便渐渐深入地进入了主题探究，写作技巧，创作流派等文学性主题的范围之内了。所以在如此浩瀚的研究论文中选择一个怎样新颖的切入点也是我思考了很久的，而我的灵感来源于白先勇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这句话完美地契合了我心中对白先勇的印象，他身上奇特的矛盾性吸引了我，作为一个走在时代前端的弄潮儿写出的东西却是在如此强烈深刻地缅怀历史，好像他的身体属于青年人，心灵却是属于老年人了。如果是他忠实的读者就会发现，虽然他执意用现代的方式来表达他内心的挣扎，但是他在民族之“根“上却是极其传统的。落地于生活，证据也随处可见，例如他对古典书籍的珍视，他自己承认《红楼梦》多年来都一直放在他的案边随时品读，再比如他对种花的坚持，这种从属于古代士大夫的习性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对父亲那个时代的缅怀自然不言而喻，还有最明显的就是他毕生推崇的昆曲事业，为了使昆曲更加普及，他在两岸三地不厌其烦的奔波，使其更加青春化，大众化，能被更多年轻观众所喜爱和接受。总而言之，他身上的这种矛盾性让我坚信从传统和现代这一对矛盾着手是恰切的。

　　在知网上搜索关于白先勇现代或者传统主题的论文有几百篇，但是切入的角度都是从微观角度论述的，如各自的背景，意象，写作技巧等等，这些微观的点不能连成一条宏观的线，而这条线就是本篇论文我想要论述的白先勇文化认同的写作之路。目前唯一一篇把白先勇作品中的传统和现代特征的转换联系起来的硕士论文就是安徽大学汪涓的《落叶归根——论白先勇小说从现代到传统的回归之路》。此篇文章把白先勇由现代到传统的回归过程（从作品分析角度）和背后的原因做了剖析，但我个人觉得仅仅是“回归”还不能完整概括白先勇的文化认同之路。因为白先勇并不是生来就有现代意识的，相反，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在如此正统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下，民族的“根系”文化才会深入脑髓，所以即使在经历猛烈的现代思潮洗礼的时候，白先勇并未随波逐流，他身体里的这股定力就是幼年时期奠定的基础，这在他向传统回归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是不可忽略的。所以我心中白先勇的文化认同之路的雏形就形成了：传统——现代——传统再回归。这条心路历程非常有意思，它不仅仅是发生在白先勇个人身上的，在当时有很多作家也经历了相同的历程，也就是说，这是归属于整个文学史的一种特有现象。但是每个作家背后的影响因素却是各不相同的，在此篇论文中讨论的白先勇更具特殊性，他独特的政治身份无论在何时拿出来讨论，都是有丰富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在此论文中，每一章节分别对应着白先勇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地理位置，以及各个阶段的代表作，无论是从历史学，传记学还是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更加一目了然。除此之外，在详细论述的时候还涉及到了哲学，宗教学，有助于更深入地探讨文化认同态度转变背后的客观推动因素。

　　第一章 将传统融入现代 第一节 生于传统的儒将之后 作为世界华文文学大文学圈中的台湾作家，白先勇生命的“根”却与之交错，尽管他的成名作《金大奶奶》，以及后来的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台北人》以及散文集《第六根手指》，《蓦然回首》等相继诞生于台湾，美国，又尽管他人生的大部分轨迹都未呈现在大陆的沃土之上，但是从白先勇后来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往昔的留恋难舍，对历史的今昔之感，全都与他少年时期的大陆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层关系。

　　白先勇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儒将之家，这是他此生第一个被动的选择，可也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他余生中无数个以此为根基的主动抉择。公元1937年8月16日，白先勇在广西南宁的小乐园医院呱呱坠地，究本朔源，他不是公众印象中的那个台湾作家或者旅美友人，他的根在大陆，正如其好友欧阳子所说，白先勇是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作家，尽管他日后的作品吸纳了西方的现代技巧，可是他所描绘的依然是中国人和中国故事。台湾著名剧作家姚一苇曾评论白先勇，说他“承袭了传统的情感，他是个地道的中国人。” 姚一苇.论白先勇的《游园惊梦》[J].台湾:文季月刊,1983(1). 白先勇的成熟创作期之所以选择从现代到传统的回归，除了因为自身的根在内陆之外，和其幼时的家庭环境也有着密切联系。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强调：“我们往往由于注意祖先的经验和成人生活的经验，却完全忽视了儿童期经验的重要。其实儿童期经验更有重视的必要，因为它们发生于尚未完全发展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重大的结果，正因为这个理由，也就更容易致病。”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89. 白先勇的童年经验深深影响他的成长，并且可以在日后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对应的原型。出生于传统的儒将之家，其历史感和沧桑感注定要伴随着白先勇的一生了。

　　父母作为子女童年经验的直接授予者，肩负的责任自然是最为重大的。对于白先勇来说，尽管父亲常年征战在外，较少参与他的童年经验，但我认为其父在白先勇的潜意识中占据了他并未意识到的重量，否则他也不会在长篇小说《孽子》里那么追求父辈的体谅和认同了。“寻父”这个主题自古至今热议不绝，父亲这个称谓已经远远超出了血缘象征父与子的矛盾也已经演化成了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与其说追逐父辈的认可，更可以说是追求社会的包容性，对边缘化个体的容纳度。“ 毁灭一个人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变成一个个体。”（英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96 白先勇自小的性别意识之所以让他陷入彷徨的境地，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得不到父亲白崇禧的认可，尽管拥有母亲的温柔，但父亲的沉默更让他陷入孤绝的境地，这不仅仅是父权的称霸，更是代表社会对个人的排斥，稍不留神就会让他陷入毁灭。于是他在自己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孽子》里，为在最深最黑的夜里孤独游走的孩子们重新建立了新公园，那是属于他们这些“个体”们的自由王国。白先勇曾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一方面，他是念四书五经长大的，所以很尊崇儒家思想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性的人，不拘泥于老一套的陈规旧俗，相信西方进步的科学与思想，要不然他怎么会派出不少部下去留学深造?他的这种思想在对儿女的教育上也体现了出来，他鼓励我们接受新教育，又让我们严格遵守儒家的家庭秩序与道德准则。” 丁莉.蚌病成珠:白先勇的悲剧心理透视[D].河南:郑州大学.2007. 白崇禧虽然在教育上较为开化，但是我们能从他到死为止也没有体谅儿子性取向这件事情看出，他还是个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传统之人。白崇禧少年时代经历了一夕之间的家道中落，于是发奋苦读，胸怀大志。有时夜深冻疮发作依然挑灯夜战，其母烧棉花暖脚以不至溃烂。然而他并未从文，是因为他突然有一天明白了“武取天下，文治天下”的道理，毅然从戎。这就是为什么儿子从水利系转为外文系的时候他不认可，因为古训有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是个儒将，尊重知识和文化，却在实用性上依然否定了儿子的文学梦，侧面证明了他是个实用主义者，思维上推崇理性至上。尽管他的孩子们在战乱中流离，他却未曾一刻放弃过对他们的教育，家庭教师更是不断，尽量让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白崇禧在《敬悼先室马佩璋夫人》一文中这样描写自己的儿女：“今则进德修业，均相当有成就。在十个子女中，有一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白先勇.《敬悼先室马佩璋夫人》 文中特别提到五子先勇是知名作家，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白崇禧虽出身名门，但家道中落的变动让他提前感受到了世事无常，早已没有大少爷娇生惯养的习气。他在日后也要求他的子女视仆人为家人，不可颐指气使，过分骄纵。所以日后厨子老央既是看顾白先勇的仆人，亦是给他讲些奇闻轶事，引领他入文学之门的第一任老师。由白崇禧对儿子白先勇学习以及做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白崇禧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至深，并潜移默化地将此转移至白先勇幼小的心灵深处。

　　如果是父母带给白先勇的是生命根基的滋润的话，那么经常修枝剪叶的可非顺嫂和老央莫属了。幼时因为肺病的长期隔离使白先勇的性格上莫名地染上了忧郁的成分，若不是他们二人的细心陪伴，幼儿的心智未见得闪出灵光。对日后的白先勇而言，老央还被视作第一个“小说启蒙老师”，在散文《蓦然回首》里，白先勇曾说到：“那段时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的最大的安慰。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 白先勇.《蓦然回首》[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26. 由此可见，白先勇对传统戏曲和小说的喜爱从幼时便埋下了种子，“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到了初中阶段，“一到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到尾，我看过数遍。……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斯人记》，徐訏的《风萧萧》不忍释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地看了过去。” 白先勇.《蓦然回首》[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26-27. 著名古典小说中的表达技巧，都对白先勇日后小说对传统的回归奠定了基础，甚至在美国爱荷华工作室学习写作技巧的时候依然能联想到自己的传统文化，“我又发现中国小说家大多擅长喜剧法，《红楼》，《水浒》，《金瓶》，《儒林》，莫不是以场景对话取胜，连篇累牍的描述及分析，并不多见。我研读过的伟大小说家，没有一个不是技巧高超的。” 白先勇.《蓦然回首》[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34. ，至于传统戏曲在白先勇的作品中更是不时流露，最典型的便是意识流手法书写的《游园惊梦》，将钱夫人对往昔的追忆融入进欲唱还休的戏曲之中，可谓小说技巧独具一格的创新了，虽运用了西方现代的笔法，可却毫不违和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的音乐元素，整篇文章若行云流水般，令人耳目一新。在1982年，《游园惊梦》搬上舞台，使文学呈现出来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2002年开始陆续推出青春版《牡丹亭》，使中国传统戏曲能更加年轻化和国际化。如果说老央提供了白先勇的文学灵感，那么对她的饮食起居悉心照料的顺嫂便是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在生活重压下的坦然，触动了他的生命底蕴，让他在家庭破落之时更能心境平和地去接受。在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中，便以顺嫂为原型，安插进《金大奶奶》和《思旧赋》。顺嫂总体来说是个传统家庭走出的女性，温柔而热情，但是她这一生都在倔强地放弃，本可以安稳地做个营长太太却不堪忍受丈夫纳妾出来自食其力，在得知自己患肾病的紧要关头不去治病而选择去香港肆意挥霍剩余的时日，这种面对生命开玩笑时的坦然令白先勇感到震动，这种坦然的态度反而变成了一种奢念，“在白先勇的女性世界中，这种坦然就是一种紧张，一种放弃”王玲玲,徐浮明.白先勇传--最后的贵族 [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 23. ，当人力不可为之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坦然以对吧，“她忽然张开瘦弱的手臂，将胖男人那颗大头颅，紧紧地搂进她的胸怀。”白先勇.台北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9.. 顺嫂的坦然也是一种慈悲，在白先勇家业衰败时给予了最实用的温暖。顺嫂在小说中的出现总是伴随着物是人非和太多的无可奈何，或许顺嫂生命中鲜活的那一面被白先勇刻意覆盖了，或许只有她那不悲不喜冷静坦然的人生态度才能救赎他。

　　在白先勇年幼的年龄，“家”这个概念赋予了他很多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父亲的威严固执，母亲的隐忍温和，老央对白先勇童年的传统文学启蒙，顺嫂的“坦然哲学”带给他灵魂的安宁，这些都默默增添了他生命的厚度。

　　第二节 纯粹的生命底色 桂林，可以说涵盖了白先勇儿时全部的生命背景和底色。那里诗意淳朴的自然风光，古典纯粹的民俗人情，在客观和主观上都更加熏染了白先勇性格中倾向于传统的那部分。所谓人杰地灵，在白先勇小说中出现的好些“机灵人儿”都摆脱不了桂林这个烙印，从侧面也能说明，白先勇认为桂林这座城市是有它独特的气质和灵魂在的。

　　虽受战乱的些许影响，但整体上桂林山清水秀的生活环境对白先勇儿时审美情操的培养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白，马两个大家族都长期居于桂林，在丈夫白崇禧应国民政府抗日之邀前去南京以后，马佩璋就成了全族人的主心骨，所以，生完孩子之后的她便立刻重返桂林。白家在桂林共有三处住所，分别在铁佛寺，风洞山，和西湖庄。他们首先搬进的是位于铁佛寺的住处，原因是其天然的地形优势，屋后有一个天然岩洞可以作为防空洞来躲避日本人突发的空袭。此处的旧房子虽然破旧甚至带着阴森，但对于幼时的白先勇，他却在此处度过了童年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期。“有人说童年的事难忘记，其实也不见得，我的童年一半在跟死神搏斗，病中岁月，并不值得怀念，倒是在我得病以前七岁的时候，在家乡桂林最后的那一年，有些琐事，却记得分外清楚。”白先勇.第六根手指[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3.. 时不时拉响的警报声，可供捉迷藏的防空洞，神秘莫测的老寺庙，这些奇怪的场景停留在白先勇的脑海里，让他觉得新奇又有趣。可能大人们觉得铁佛寺住处的环境实在不太吉利，不利于孩子们童年的成长，便又迁至风洞山的住处，日后白先勇在回忆往昔时会把风洞山写作风东山，更是凭添了一丝中国水墨画般的诗意。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小洋房，在这里的大院子中种满了各种花卉：牡丹花，玉兰花，菊花，晚香玉等等，花香扑鼻，不禁令人心旷神怡。幼时的审美熏陶在他成年后久居圣塔·芭芭拉，并且决定在“隐谷”安家落户后，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在斟酌房屋的花园改造时，白先勇认为“百花中我独钟茶花。茶花高贵，白茶雅洁，红茶秾丽，粉茶花俏生生、娇滴滴，自是惹人怜惜。即使不开化，一树碧亭亭，也是好看……意大利柏树占地不多，往空中发展，前途无量。三株意大利柏树日后抽发地傲视群伦，成为我花园的地标。”白先勇.树犹如此[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8. 于是，在好友王国祥的助力下，白先勇远在美国的家也生机勃勃起来，这样在白先勇写作的时候，一定会吸收到源自儿童时期那种最纯粹的灵感，毕竟桂林算是他的生命之乡，即使在他多年后频频回顾时，依旧能带给他灵魂的洗涤。在白先勇终生最大的成就青春版《牡丹亭》的服装设计中，牡丹，玫瑰等各类花种茂然盛开于华服之上，不能不说是儿时审美的影响。风洞山的花开花谢，终于盼来了白崇禧胜仗归来，马佩璋为其摆席贺功，慰劳风尘仆仆归来的父亲。一时宾客满座，分外热闹，父亲雄姿英发，母亲面若桃花，英雄美人的传说盛极一时。此情此景出现在白先勇日后的小说《秋思》之中，“她也笑得弯了下身去，对他说道：“欢迎将军，班师回朝——”他挽着她，他的披风吹得飘了起来，他的指挥刀，挂在他腰际，铮铮锵锵，闪亮的，一双带白铜刺的马靴踏得混响，挽着她，一同走进园子里，他擎着一杯烧酒，递到她唇边，满面笑容地低声唤道：芸香——满院子里那百多株盛开的“一捧雪”，都在他身后招翻得像一顷白浪奔腾的雪海一般。”白先勇.台北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54-155.. 除了淳朴的自然景观，桂林的风俗人情也充满着古色古香的独特韵味。香气腾腾的马肉米粉，热闹非凡的戏剧，都带给白先勇真正的家的感觉，成为灵魂的休憩之所。而对桂林人发自内心的喜爱和维护，在《花桥荣记》中的描绘便可见一斑：“说句老实话，不是我卫护我们桂林人，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也难怪，我们这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白先勇.台北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34. 对桂林以及桂林人的溢美之词跃然纸上，如果说世界上的美好事物总要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对于白先勇来说，桂林时期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处于儿童期的他天真无邪，并且这个时期还尚未沾染肺病，身体心灵尚且都自由，身处于这样一个无拘无束，山明水秀之地，不得不说，一定为他日后的创作累积了不少的灵感。说到桂林米粉，更是让白先勇魂牵梦绕，在《花桥荣记》中便是以米粉店老板娘的第三视角叙事，所谓的“花桥荣记”便是响当当的米粉店老字号，妇孺皆知。就因为开在桂林水车门外花桥头，因此得以命名。在作品中还冒出一个娇媚可人像粉团子一样的“米粉”丫头，真可谓是人杰地灵。在《玉卿嫂》中，容哥儿也经常带着庆生去哈盛强吃牛肉米粉，一吃就是四五碟，还常常瞒着母亲央求着玉卿嫂偷偷带他来。这些都能从侧面烘托出白先勇对童年时期桂林米粉的喜爱之情。除了吃米粉，看戏也算他儿时另外一大消遣活动了，由于他的大伯妈是剧院的大主顾，痴迷戏剧，所以也为白先勇兜着瓜子出入戏院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看武戏的时候，“黄霸天”和“樊江关”的刀枪便在空中胡乱挥舞，令人眼花缭乱；

　　看文戏的时候，白先勇便偷偷潜入戏台子后面，观看伶人们是怎么样用钗花打扮的。这样的看戏场景生动地融入进了《玉卿嫂》的戏台描写之中，作品里的容哥儿经常也会偷偷溜进后台，观察伶人们是怎样将五彩缤纷的颜料子往脸上涂抹的，从那时起，白先勇对色彩的敏感和对戏剧的热爱便初露端倪了。

　　与其说是桂林的美景，风俗人情令白先勇流连忘返，不如说是他一生频频回顾无法割舍的那份往日的荣耀和生命的尊严。真正让白先勇体会到戏如人生的酣畅之感的，便是奶奶的九十大寿，何应钦，史迪生等军界要员皆前来祝寿，城中的伶人也换上华服，孩子们个个穿着喜庆穿梭于酒席之中，一时宾客云集，令人目不暇接。人影幢幢，觥筹交错的热闹景象让人新生迷离之感，白家的威风和气派再次彰显无遗，即使是身处乱世，为了生计住在破败的防空洞，但是白家显赫的社会地位依旧在这淳朴原始的生命底色中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宴会之后，宾客陆续退去，所剩下的依旧是一栋破旧的老屋，仿佛之前的喧闹都并不属于这里，一切都像是一场梦境，此时的白先勇还未读过《红楼梦》，但是却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人生这种聚散都不由人的哀感。虽然在日后的作品里，如《谪仙记》，也描写过这种上层社会宾客如云，热闹非凡的场景，但是那种写到历史的兴亡之感，写到那种人走茶凉的凄惶的，便也只有《游园惊梦》了。作为当年南京红极一时的钱将军的夫人，再次出现在台湾窦夫人的宴会上时，虽然是个参与者，却早已是个局外人了。就像《台北人》扉页的《乌衣巷》，钱夫人已经是“旧时王谢堂前燕”了，属于她的时代已然过去，然而没有不会过时的人，窦夫人也终将会成为过去，所以，在桂林天真无邪的儿童生活的尾端，白先勇隐隐地触摸到了人生的这种无常，这种哀戚之感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他幼小的心中。

　　第三节 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 白先勇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抗战胜利后的民族文化意识，是一种民族自尊心在受尽磨难和屈辱后被极大满足的非常主观的中国本位思想。这种民族文化意识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父辈戎马倥偬一生的尊崇，另一方面则是反思带有独特历史疮疤的民族文化是如何吞噬被迫与之割裂的异乡人的。也就是说，白先勇在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上其实是很客观的。

　　在1944年，由于战火越烧越烈，白先勇搬到陪都重庆，天然地理环境导致到处都是雾气蒙蒙，一如每个人惨淡的心情，纷飞的炮火，从前线溃败的伤兵，大大小小的密集的防空洞，以至于白先勇日后回忆时感叹道：“对我来说，重庆是一个相当不友善的城市。”王玲玲,徐浮明.白先勇传--最后的贵族 [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 64. 好在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告一段落，愁云惨雾的山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对于白家更是如此，白先勇的母亲是最激动的，在外抗战多年的丈夫终于要衣锦还乡了，并且带着无比的荣耀和自豪，抗战胜利在中国人眼中不仅仅意味着炮火声中的解脱，更是意味着一种被深深满足的民族自尊心。

　　白先勇所推崇的文化，就是他们父辈输出的这种大气磅礴，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包含着深沉的民族自尊心，是与利益至上的西洋文明背道而驰的，是禁得起历史洪流反复冲刷的。

　　由于白崇禧是国民党一名声望颇高的将领，所以经常有军界人员环绕其周围，白先勇自然从小耳濡目染，在他日后的很多作品中都涉及刻画了各色军人形象，比如在《岁除》中落魄的赖副官，《一把青》中英年早逝的郭轸，《梁父吟》中孤独的朴公和骁勇善战的王孟养，《国葬》中老副官秦义方和生前威武的李浩然将军，《骨灰》中年轻时互为仇敌的大伯和鼎立表伯。除了早逝的年轻军官，他大部分刻画的都是老军人的形象。即使现今的状况已经满目疮痍，但是往昔的成就永远是金光熠熠，充满尊荣感的。白先勇对于父辈是有着天然的距离的，这遥远的距离包含着崇敬和追思。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白先勇跟随父母来到了六朝金粉的古都南京，不久后就去谒拜了庄严的中山陵，他日后回忆起的时候只记得一级一级的台阶无穷无尽，大家都敛声屏气，生怕撞破了这庄严的氛围。他看到了国父手写的“天下为公”的四个大字，瞻仰着开国之父肃静的遗容，令他万分激动。所以，这种深沉的民族情怀深深根植于他的心中，刘绍铭曾说，白先勇虽受益于西方名作却没有放弃本身的中国本位，而这种民族情怀就是他的本位，让他在39年后重返中山陵的那一刻不禁潸然泪下，在外漂泊多年的他乡之魂终于有所依傍。在《台北人》中，白先勇把《国葬》放在最末尾，也是有深刻寓意的。戎马一生的李浩然将军，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具血肉之躯，更是代表了民族文化之魂，文中写秦义方内心印象最深刻的一天便是李将军抗日胜利还都南京，带着众人去中山陵谒陵的那天。欧阳子认为，“李浩然这个人，继承国父的精神和遗志，一生抱持和我们国父同样的崇高理想，他和国父都是广东人，也是作者的一个暗示，此外，“广”“东”二字亦可解为“广大的东方”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30. ，所以好像也有文化方面的暗示意义。”在国葬的最后一幕，是集体士兵对着灵车致敬，他们致敬的对象并不简单是个具体的人，而是对这种民族文化的集体认同，是一种灵魂深处的敬意。在李将军的祭文里，这种民族精神的光辉贯穿在整个中华民族史当中：“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白先勇.台北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18. 历史不能忘，民族之魂不能丢，这就是白先勇的中国本位。

　　在民族文化精神兴衰之际，白先勇并未一味地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因为他深知，中华民族文化是带着特有的时代烙印，历史疮疤的。他认为勇于正视比大力宣扬更能体现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要不然就不会有《夜曲》，《骨灰》这两篇文章了。而中国特有的民族创伤又总是伴随着国共内战，疆土分裂，文化大革命这些独特的历史事件，像吕芳，鼎立表伯这样终生忠诚于国家和民族的人，却依旧被这个国家的政治漩涡所吞噬。在被自己的民族文化刺得遍体鳞伤以后，她们也并未转身痛恨祖国，却只是缄默了。在政治现状粉碎了民族理想之后，他们成为被自己祖国放逐的飘零者。吕芳丧失了生命热情，只想在美国安静地孤独终老，鼎立表伯把自己妻子的骨灰从大陆带来美国，只想随意找个地方安葬。他们本来怀着满腔热血想要建设国家，最终却从他们心爱的国家死命地出逃。戴天指出：“那种凝重的悲剧意味，嘲弄的并不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消沉，而是使中国文化受尽摧残、中国百姓尝遍屈辱的政治现实”。白先勇.骨灰[M].香港:华汉出版社,1990:210.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民族文化也自有其苦涩的一面，白先勇描画这些逼不得已飘零在外的异乡者的同时，内心是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难舍之情的，但凡民族文化可以使他们重拾信心，他们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奔赴回来的。正因为白先勇对民族文化的担当是如此沉重，对民族的忧患意识是如此浓烈，所以他才会基于民族传统的劣根性去积极反思，而不是一味地全盘否定。白先勇认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像中国那样在 20 世纪里仇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即使是曾经亡国的国家，亦不会对自己的文化加以清算、唾骂。” 林幸谦.白先勇小说的文化语境与历史书写[J]. 小说评论,2016(05):192-202. 总而言之，割断自身的民族传统是危险的，它会使整个民族陷入一种惶惶然的失根状态。

　　第二章 以现代检视传统 第一节 台湾现代思潮与刊物 白先勇说过，台湾现代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台湾本土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土壤和气候 。” 白先勇.台湾文学的两次浪潮兼答问[J].当代文坛报,1998(02). 土壤指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形态，是培育出现代思潮的根基所在；

　　而气候则是指酝酿已久的人文环境氛围，是使现代思想尽快瓜熟蒂落的催化剂。“土壤”的存在意义只是给现代思潮的出生提供一个客观可能，而“气候”才是人主观上对这种现状的消化方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动颠覆了传统价值观念，于是现代思潮像是对新社会形态的一种检验，更是一种叛逆。

　　归根究底，在“土壤”的根基中，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由于经济形态的变革而产生的，它是整个台湾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产物。台湾从六十年代开始，由讲究人情秩序的农业社会逐步向物质利益为先的工商业社会迈进，即使在政治思想上国民政府崇尚保守之风，但是经济现代化的政策推行必然要求思想上也同样与之保持同步。“现代主义是十九世纪工业文明以及兴起的中产阶级庸俗价值观的一个大反动，因此叛逆性特强，又因经过两次大战，战争瓦解了传统社会的传统价值，动摇了西方对人类、人生的信仰及信心，因此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对人类文明总持着悲观及怀疑的态度。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经历的战争及革命的破坏，比起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传统社会及传统价值更遭到了空前的毁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危机跟西方人的可谓旗鼓相当。” 白先勇.树犹如此[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7. 由此也可以看出，台湾在60年代的现代思潮更是在文化认同的迷茫和追寻中的必然产物。白先勇作为战后台湾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肩负着创建新世界新秩序乃至新的世界观的重任，因为之前属于父辈的那个旧世界已然崩塌瓦解，即使依然有所残存于这些后移民的身上，却仍旧是带着原始的创痛的。白先勇这一代人急需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观念，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的视角，才能保持自己完整的人格尊严。而在“气候”方面，从战后台湾的人文环境来看，涌入了一大批优秀的大陆学者，同时，台湾大学充斥着五四精神鲜活的气息，校长是“五四健将”傅斯年，白先勇后来转入的外文系有夏济安、朱立民、英千里，中文系有叶嘉莹、台静农，哲学系有吴康、殷海光等等。在台湾大学的所有人文学科中，外文系最热门，而且均水平优秀。既有台湾本土的，也有大陆撤退过来的，甚至还有一些东南亚“侨生”。除了白先勇以外，日后跟他共同创建《现代文学》的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等均在此列，可谓人才济济。

　　《现代文学》的创刊在白先勇的文学成就道路上有着重大的里程碑意义，他开始系统地接触，传播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包括在检视传统的态度上。在这个阶段，他的价值观也一度因为二者的激烈碰撞而摇摆不定。在1956年，夏济安创办了《文学杂志》，在台湾影响颇大。此杂志介绍了很多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并且倡导“朴实，理智，冷静”的风格。曾经作为浪漫主义拥簇者的他在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后，开始明白当今中国作家最大的写作弊病就是滥用热情，并在后来为白先勇指明写作方向：多看毛姆和莫泊桑。这就为白先勇日后凝练冷静的文风奠定了基础，其处女作《金大奶奶》便是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客观说来，《文学杂志》是《现代文学》的先驱。他的同学王文兴，陈若曦，老师夏济安，学长余光中等都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台大的外文系可谓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直到1959年春天，夏济安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夏济安的离去让《文学时代》这本杂志不再有灵魂。于是1959年9月，白先勇决定和他的同学们创办一本属于自己的杂志，他早有想法却一直没有来得及实现，真正要去落实的时候却发现事务琐碎又繁杂。首先去要内政部登记，然后是去找合适的印刷厂协商，他们印刷的量少又没什么钱可赚，自然很难谈得拢。紧接着，最重要的就是资金问题。还好白先勇的父母对他这种以文会友的方式表示尊重，给了他十万基金作为支持，可是在只能动用利息的前提下似乎显得杯水车薪。于是他把本金分别投入一家伸铁厂和纺织厂放高利贷，再加上其他同学打零工的微薄收入，这个财务问题总算是基本解决了。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都是他当时创办杂志的左膀右臂，后来成为他终身的挚友，欧阳子甚至在大病过后为他的《台北人》做了书评《王谢堂前的燕子》，内容鞭辟入里，让白先勇深为惊叹。陈若曦性格外向活泼，联系作家，办外交的事情她最拿手。欧阳子性格比较沉稳，做事细密不易出错，所以负责记账出纳。而王文兴头脑机灵，在团队中充当智囊团领袖的角色，第一期介绍卡夫卡便是他想出来的主意。1960年3月5日，《现代文学》终于创刊，成功问世。这群新生代们在《发刊词》明确表示了他们创刊的文学理念：“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近代艺术学派和潮流，批评和思想” 刘俊.白先勇传——情与美[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30. ，注重文学批评，“决定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刘俊.白先勇传——情与美[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30. ，既尊重传统又超越传统。白先勇和他的同学们身处外文系，自然对西方现代作品的译介得心应手，在《现代文学》创办的13年里，西方整个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家几乎都曾在其上出现过，比如卡夫卡，伍尔夫，艾略特等。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潮，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等等，也都做了系统的介绍。在文学批评方面，也很注重严肃批评之风的养成，因为既然要大量系统地引入，必然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译介外国文化的同时，也不忘古典文化的底蕴，白先勇在大一的时候便会经常去旁听中文系的课，“陶谢诗”，“庄子”，叶嘉莹的“诗选”，他均有涉猎。白先勇认为，一个国家新鲜的艺术形式统统都是受外来文化的刺激而应运产生的，无论是汤显祖的《牡丹亭》，还是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在佛教传入的影响下盛开的朵朵奇葩。而在六十年代的台湾，西方文学的影响对外文系的白先勇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几乎是势不可挡的，而在西方文学的诸多流派里，现代主义流派的冲击又是最大的。所以白先勇的态度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而是想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用现代去检视传统。

　　《现代文学》尽管是在政治体制很严苛的时代下诞生的，但是依旧为台湾六十年代的文学推波助澜，培养了不少时代新锐。除了白先勇，欧阳子这些早期元老，陈映真、施叔青、李昂、三毛、黄春明、奚淞等人更是在《现代文学》的见证下逐步成为知名作家，甚至有些是通过这本杂志才真正走上文学道路。

　　第二节 个体存在合理性的焦虑 如果说现代主义思潮在60年代席卷了整个台湾，那么其中最急湍的那个漩涡则非存在主义莫属了。白先勇结合当时台湾的社会现状和群众心理，将存在主义中对真实世界的体认与和解，对社会虚无氛围的理解以及叛逆精神的珍视提炼出来，这在台湾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白先勇当时非常喜欢一个存在主义画风的五月画会成员顾福生，他曾经在1960年这样描述过他的画：“是一张巨幅的人体,题为《疮疤》。背景 是抽象的,灰白底布着青苍的色块,画中人像也是半抽象的,是一个赤裸的男体,双手抱头,脸面遮掩,身体变形拉长,身体中央贴裱了一块粗麻,粗麻裂缝,如同一道开刀过后, 无法弥合的伤痕。那幅画对我产生相当大的震撼,至今印象尤深。画中的忧伤和绝望,是那样赤裸、坦诚,令人凛然生畏。” 白先勇.蓦然回首[ 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45. 在白先勇的描述中，隐约可以看到他对存在主义最初的体会，是作为战后第一代创建者所特有的迷茫和疼痛。六十年代的台湾百废待兴，国共内战所带来的创痛和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带来的精神摧残可谓是同样的切肤之痛，而存在主义则像顾福生的画里一样，没有去逃避，而是直面这满目疮痍，有一种坦诚的悲剧意味。鲁迅曾说过，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白先勇的存在主义人生观则是支撑着他去从已经毁灭的废墟里，去努力地打捞出有价值的东西。除了去重建价值坐标体系，存在主义更是有其反叛性的一面。他肯定存在主义文学中“对既有建制道德全盘否定的叛逆精神”, 和“丝丝缕缕的虚无情绪”,认为加缪的莫尔索式 荒谬英雄具有很强的颠覆性。而他与同道借存在主义的“虚无”宣泄不满,认为虚无就像魏晋乱世的恃酒佯狂,其实也是一种抗议的姿态。在白先勇眼中,存在主义虚无荒谬的内里具有可贵的反抗性。

　　白先勇.第六只手指[ M].上海: 文汇出版社,1999:190-191. 这个时期的白先勇具有敏锐的嗅觉和善于体谅的胸怀，他非常善于发现那些被传统道德逼到角落里的孤绝的人，并深刻地体会到他们难以言说的个体痛苦，他这些代写的苦难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传统文化意义的无声反抗，是对父权文化权威性的破格挑战。在吸收存在主义思想早期的白先勇，总是会去触摸一些“非常态”的领域，他的表达方式是扭曲的，压抑的，但是他的情感却是正常的，是在绝望背后渴望被人理解和关怀的最为正常的人类情感。而为什么如此正常的情感却要通过一个别扭的方式来表达呢？也许是因为他与众不同的性取向，也许是因为他天生的哀感，也许是因为他“后遗民”的创痛和战后第一代的迷茫，又也许是当时国民政府白色高压统治下寻求自由的渴望。这些杂糅的情绪融进了他早期的作品里，充满了叛逆又早慧的少年气息，现代性的检视在他的审美中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传统文化的认知在这个时期已经不能再为他带来心灵上的慰藉。

　　对于白先勇早期的现代主义作品，其中的人物往往因为个人价值实现的艰难，在主流社会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或者在性别认同中无法明确找到自身的定位等原因而产生迷茫空虚的情绪，白先勇恰恰是以此为突破口，采用现代主义的方式来完成对待传统的检视。夏志清曾对他描绘的人物性格特点做出以下描绘：“作者有意创造凭自己主观想象所认为更具真实性的成人世界。而这里面的‘畸人’都有这个特征: 一方面逃避现实，厌恶现实，一方面拼命想‘抓’住现实，在梦幻里，在自卑或强暴的举动中去找它。” 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 [M ]—— 《寂寞的十七岁》,允展文化 ,1998:2. 在白先勇的观念里，可触碰的客观世界反而是不真实的，人的主观意志，心理投射才是真实可感的。无论是一味自卑地消极堕落还是在欲望支配下去积极反抗，都是源自对个人存在合理性的一种焦虑。《黑虹》是白先勇第一篇尝试用意识流写作的短篇小说，由于叙述者视角没有完全隐匿，故事情节性也较为完整，所以意识的流动性不是很强，但这并不妨碍在意识的摇摆晃动中凸显主人公的存在焦虑。“她只觉得有一个暖暖的小嘴巴在啃着她的身体，拼命地吸，拼命地抽，吸得她全身都发疼。乳房上被啮得青一块，紫一块，有时奶头被咬破了，发了炎，肿得核桃那么大。一只只张牙舞爪的小手，一个个红的可怕的小嘴巴，拉、扯，把她两个乳房硬生生地拉得快垂到肚子上来。”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34. 在家庭主妇耿素棠混乱的臆想中，她把她的两个孩子完全当成了发了狂吸食她血肉的两只猛兽，没有丝毫母子温情可言，仿佛她的生活已经被他们消耗殆尽，所以当《萝累娜》中那颤抖又充满着柔情的歌声时，她陷入了迷思，那双青春里充满着忧伤的双眸就这么卒不及防地浮现在她的眼前。她开始迷惘，慌乱，一时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突然陷入现在这样的琐碎生活中的。自己是谁？两个孩子的母亲？任丈夫嫌恶呵斥的妻子？还是在黑暗里和一个陌生男子上床的轻佻女人？她就在这样的自我存在价值的否定中慢慢步入绝望的深渊，灵魂找不到可以寄存的归处。《藏在裤袋里的手》中的吕仲卿同样也是一个自卑迷失的主人公，只不过他的迷失是来缘于在现在的父权主宰世界里找不到自己位置，无法建立一个传统家庭的困境的悲哀。他那双一直放在裤袋里的手，就是象征着一直隐藏在他内心深处无法发挥出来的男性主体意识。在父权当道的主流社会，他对妻子玫宝执着的母性依恋使玫宝陷入烦躁和绝望，这种逆文化而行的状态让她觉得恶心不适，他对她的亲近也只换来“我受不了你这副窝囊样子，你懂不懂？我看见你就心里发紧。”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71. 吕仲卿的这种理想生活的向往更像是对历史的溯流，他追求的是人类一种更天然原始的生活状态，可这种“复古”的观念在当今显然是行不通的，落实到他的个体上则会带来家庭矛盾，夫妻失位。在不断现代化的世界里，是顺流而行还是往前追回到人类最原始的文化中探寻人类生存的价值呢？吕仲卿的迷茫同时也是白先勇自己的思考。在《寂寞的十七岁》里，主人公杨云峰是个孤独寂寞却又渴望世俗温暖的少年，在父辈的权威下他无法获得归属感，父亲的谩骂让他更加自卑寡言，只有像兄长般的魏伯飏才能给予他想要的那种人生温暖，令他产生一种暧昧的依赖情绪。而这种专属于青春期的单纯情愫却又很快地遭到了舆论的质疑，两人渐行渐远，杨云峰又退回到自己寂寞的壳中，想独自舔舐伤口。但是唐爱丽，一个自私独断的摧毁者，她是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的，她要把他最不能见光的伤口翻晒给所有人看，以此满足自己扭曲的自尊。杨云峰此时已经心灰意冷，觉得只有出家才能了却这些烦忧，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了“新公园”，至于他会不会像《孽子》里躲在黑暗中的孩子一样堕落下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经无法找到自己的心理定位，他的精神无所寄托，只能在黑漆漆的隧道中彷徨下去了。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都是人在迷茫中的对自我存在的消极探寻，那么《玉卿嫂》则是另一个极端，她是在激烈的欲望挣扎中渴望获得个人价值的存在感。人的生命在整体上被视作一种非理性的存在，个体是在对欲望的追寻中逐步确认自身价值的，这是存在主义对于欲望的阐释。而祥林嫂的痛苦来自于她的欲望，她的欲望之所以得不到满足是因为对人情感的掌控已经超出了她的能力范畴，她是在恐惧中崩溃的。萨特说人生是一种畏，它虽无对象却实际存在，因为未来不可知且有太多不确定性。对于玉卿嫂来说，她畏惧的不是庆生，而是承载她太多欲望的以后。“庆弟，你听着，只要你不变，苦死累死，我都心甘情愿，熬过一两年我攒了钱，我们就到乡下去，你好好地养病，我去守着你服侍你一辈子。”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5. 从头到尾，玉卿嫂都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施与者，她将自己的欲望和价值都强行加诸在庆生的身上，这种不对等的爱情关系是注定不会长久的，因为她早已经迷失了自我，她到底是一个高洁不屈的寡妇，还是一个关爱弟弟的姐姐，还是一个行踪隐秘的地下情人？这一切终于在金燕飞的出场之后彻底爆发了，“玉卿嫂一径想狠狠地管住庆生，好像恨不得拿条绳子把他拴在她裤腰带上，一举一动，她总要牢牢盯着。”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5. 通过“管”、“栓”、“盯”这些动词，便可看出她欲念的强烈。最终，玉卿嫂在自己的欲望中分解了自己，选择用这种最激烈的方式去感知自己的存在，殊不知这点可怜的存在也是建立在他者身上的，在殉情的时候，“玉卿嫂一只手紧紧地挽在庆生的颈子下，一边脸歪着贴在庆生的胸口上，连她那只白耳坠子也沾上了庆生喉咙管里流出来的血痕。”纯洁无暇的白耳环象征着高洁，优雅，有尊严的玉卿嫂的本我，而在此时，已然被流淌出来的欲念之血弄得浑浊不堪了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22. 由此可见，欲望的有无并不能成为白先勇现代主义习作中是否有价值的判断依据，这些作品的结局的指向都在证明一件事，那就是无论人处在欲念膨胀想要证明自我价值的阶段，还是处于在传统主流思想范围内犹疑徘徊的阶段，产生的迷茫的情绪在白先勇眼中才是有价值的。在这个价段，他花费的绝大篇幅都是在描述这种“非常态”的虚空渺茫的思想状态，这种心理感知的重要性在白先勇眼中远远比事实存在更为有意义和价值。

　　第三节 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叛离 白先勇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性别取向异于常人，也曾经一度非常迷茫与痛苦，在《写给阿青的一封信》中他写到，“而你发觉你爱慕的对象，竟如你同一性别，你一时惊惶失措，恐怕不是短期内所能平伏的。你无法告诉你父母，也不愿意告诉你的兄弟，就连你最亲近的朋友也许你都不肯让他知道。”白先勇.第六只手指[ M].上海: 文汇出版社,2004:41-42. 从这里我们便可以想象出来，白先勇在得知自己身体秘密的时候是多么的惶恐。然而这种心态并未持续很久，“当你发觉你的命运异于常人时，你只有去面对它、接受它。逃避、怨愤、自怜都无法解决你终身的难题。”白先勇.第六只手指[ M].上海: 文汇出版社,2004:43. 但是，白先勇也深刻意识到，他所认可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背道而驰的，并不是他有意标新立异，只是他天生的特殊身份就决定了他这一生的路都不会好走。他在有了自己的创见和既成的价值观之后，便去质疑起传统道德价值的正确性来，“他也可能什么既有的传统道德都不信，而在他的作品中创出一套他的小说世界特有的道德秩序——这种道德秩序也许不抵触我们既有的道德伦常，但也许离经叛道，冒大不韪。”颜呐.论白先勇对中国传统悲悯精神的传承和发展[D].陕西师范大学,2008. 《孽子》是他创造的第一部也是至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同性恋这片和传统思想冲突的世界里，他要给在深夜里，黑暗中独自徘徊的孩子们一点光亮和温暖。此节便以《孽子》为解剖对象，透视它背后是如何一步步实现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叛离。

　　在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历史观里，便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家和万事兴。家是一个社会单位，是构成社会和谐的最小尺度。而父亲则是家中一个重要的专制统治角色，具有不可抗的威严属性，父与子的关系便是封建伦理纲常中最基本的一种社会关系，父亲把自己生命中的寄托和延续的重任交付给自己的孩子，潜意识里这种期待是不可忤逆的，而作为生活在这种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孽子”们，他们本身就在背负着属于自己命运的十字架踽踽独行，自然无法满足父亲的期望，所以父亲在他们心中的权威就破灭了，他们需要从旧的传统中出逃，去寻找新的信仰替代。“寻父”主题早在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品《尤利西斯》中就已经出现过了，在人类的意识中，父亲不仅仅只是代表一个形象具体的血肉形象而已，他象征着一种可以遗传下去的勇气，力量，恒心，并且在下一辈的心中种下可以影响一生的种子。所以“儿子”寻找的“父亲”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个将个人融入集体，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我，李欧梵，王文兴三人，是台湾外省人的第二代，是在台湾教育的第一代;我们与父辈那个世界，完全不认同，他们的世界自有他们的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我们在台湾长大的一辈的世界，完全不同，彼此是两个世界，我们在台湾的世界，是自己去找的，而父代的知识辈领袖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方向，他们的那一套我们也不认同;我们在思想上是相当叛逆的。” 白先勇:白先勇自选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350. 对于白先勇这一辈处境尴尬的孩子们来说，父亲在他们实际价值观的树立中并不能给予太多的帮助，更多的是要他们自己去探寻。母亲角色也是同样重要的，在弗洛伊德关于影响男同性恋的因素中，排位第一的便是儿子对母亲的执念，俄狄浦斯情结一旦在儿子的心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就会更加亲近母亲，憎恶疏离父亲。除了先天因素，儿子有同性恋的行为往往是伴随着一个男性化的母亲和一个相对懦弱的父亲，这种搭配是与传统文化中的纲常伦理背道而驰的。所谓的男性化不是说长相粗糙，举止野蛮，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离经叛道”。她们往往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贤良形象，最为典型的是《孽子》中阿青的父母，他的母亲年纪尚幼便嫁给了大她二十岁的丈夫，在身心都得不到满足的前提下便在深夜和一个戏子私奔了，一夜之间平日里威风凛凛的父亲就转变成被遗弃者，而母亲成为一个挑战传统底线的“荡妇”形象。

　　在《孽子》中，白先勇描写的多数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反叛”都是“温情”的，即使是在写父与子，个人与社会这些不可逃避的尖锐矛盾的时候。作者虽然退居幕后，但却默默地把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形态展现在读者眼前，用润物细无声地手法冲击着大众的心理防线。《孽子》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作者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怀疑和审视，但是作者却是通过真诚地描述同性恋这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特殊群体来做出反击的，让读者可以了解到同性恋群体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也是人，也需要理解和关爱，甚至更能患难见真情，有着特殊的纽扣联结着对方的情况下，他们更加珍惜彼此的温情。在如此重情的人生观的映衬下，传统价值体系中则以冰冷的理为衡量标准，更残酷的是，这样的理丝毫不近人情，作者的态度虽未明确表示，可是却将两种标准赤裸裸地摊开在读者面前，高下立判。如果想在这部书里满足关于同性恋世界的猎奇心理，那么可要大失所望了。白先勇并未详细描写交欢之事，他也并未把这群在黑暗中的孩子视为多么奇特，却只是蘸取了平常又冷静的笔墨，点染出这群少年在沼泽中闪现的温暖的人性之光。他们的存在本身便是对传统价值体系的挑战，是情对理的瓦解，是被社会边缘化以后的叛逆。

　　这群社会最底层的“孽子”们，都是被主流价值社会所边缘化的弱势个体，彼此都有着难以诉说的生命隐痛，绝口不提身世。在白先勇的笔下，描述孽了们的种种叛逆姿态，可读来并不令人热血沸腾，反而有种心酸之感。这正是因为，“孽子”们的叛逆的目的并不是说想颠覆或者取代原有的价值观念，他们只是渴望着能和主流社会沟通，并获得对方的理解而已，披着“反叛”传统文化价值的外衣，实质上却是想和解。所以说《孽子》这部小说，它的表面是现代性的，骨子里却是想要回归传统的。然而传统社会给与他们的反馈却是残酷的，所以《孽子》是一部不得不靠拢现代的作品。在《孽子》众多受苦的孩子里，除了被父母遗弃或者天生身世凄惨以外，更为无奈的就是被父亲放逐了。因为这是后天人为的结果，他们本有被原谅的可能，但是传统观念的束缚制约了他们本应得到的来自父亲的精神支持和力量。李青的父亲是个被革职赋闲在家的老军人，过往的辉煌给予了他性格上的骄矜，被妻子背叛之后又得知儿子与实验室管理员私通，终于爆发将他逐出家门。小玉虽不是被生父驱逐，可他的继父在发现他十四岁与成年男子勾结之前一直对他和母亲颇为关怀，发现之后却不可饶恕地将小玉毒打一顿。龙子的父亲知道了他儿子和阿风的风流事之后。虽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暂且保住龙子的性命，却将他放逐美国十年，不肯原谅。就连整部书以仁爱形象示人的傅老爷子，也是因为自己的一腔偏见，导致自己优秀的军人儿子阿卫选择在他生日的那天自戕，成为他一辈子的心头之痛，也断送了阿卫的一生。在这部书里有很多象征，而父与子也是一对最大的隐喻。父亲将孩子驱逐出家门，本来是血脉至亲的关系，何苦反目成仇呢？父与子的矛盾，映射的其实是社会与个人的矛盾。如果说父亲象征的是整个传统伦理统治下的社会，那么孩子就是被这个主流社会所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孩子虽然被父亲驱逐出家门，可是骨血关系却是无法更改的事实，他们被迫独立，快速成长，却也在内心深处渴望着父亲的认同。否则李青不会把母亲的骨灰偷偷送回家，龙子不会在十年后父亲的葬礼出现，他们无法怨恨自己的父亲，甚至会体谅对方，选择原宥。在书的末尾，给傅老爷子送葬的场面更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王夔龙那一声声震天撼地的悲啸，随着夕辉的血浪，沸沸滚滚往山脚冲流下去，在那千茔百冢的山谷里，此起彼落地激荡着。于是我们六个人，由师傅领头，在那浴血般的夕阳影里，也一齐白纷纷地跪拜下去。” 白先勇.孽子[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411-412. 傅老爷子象征的是传统主流社会，在经历过“丧子”之痛以后，他开始原谅并且接纳了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这也算作者一个比较温情的构想吧，孩子们为父亲送葬，也是一个彼此原谅的态度，白先勇希望这个社会也能像傅老爷子一样，选择给这些黑暗中独自徘徊在街头的孩子们一丝温情和光亮，孩子们对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叛逆不是一种挑衅，而只是一种沟通形式。

　　而当沟通无效后，“孽子”们就只能想尽办法让自己在这条放逐之路中尽量不损耗自己的元气，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寻找一个精神与肉体共同的休憩所，在获得主流社会的价值认同之前能有尊严地活着，这同时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和自我价值的证明。史拉弟曾经示意：“亚当是被放逐者”，也就是说西方默认在人的生存源头就存在着一种回归家园的渴求。文本以主人公的被“放逐”开始，以人性的找寻和精神的“回归”为旨归，体现出浓厚的空间美学特质。“放逐地的一再变动，‘家’的定位朦胧，‘家’的方位不明，空间感的丧失等情景互为因果，这也是现代中国放逐者的处境。

　　袁良骏.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论辩［J］．河北学刊，1992( 1):70-75. 在白先勇的世界观里，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有着特定的形体概念，家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这对普通的孩子们来说，拥有一个可供接纳他们灵魂和肉体的家园并不是件难事，可是对于这群羽毛斑斓的“青春鸟”们来说，即使找到了临时的寄托所，也总是面临着被迫迁徙的命运。在《孽子》这部书中，总共分为四章，分别是放逐，在我们的王国里，安乐乡，那些青春鸟的行踪。这四章基本是按照时间空间的顺序来布置出场人物的，第一章放逐写的是李青由于猥亵事件被处分进而被父亲逐出家门，寥寥几句，简单带过，第四章写的是他们的安乐乡解散之后这些“青春鸟”们各自的出路。如果一定要说这些流浪的孩子的“家”的概念，则可以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寻找到蛛丝马迹。在第二章我们的王国里，出现了第一个可以暂时寄托他们灵魂的地方，“说起我们王国的疆域，其实狭小的可怜，长不过两三百公尺，宽不过百把公尺，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路新公园里那个长方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土地。” 白先勇.孽子[ 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7. 在这片土地里，他们不能拥有完整的人格尊严，只能等天黑互相交谈几句，给对方一些微不足道的温暖，并且只能在这里默默地把自己变成交易的一部分，他们的肉体每天都只能在不同地方的床上享受一点可怜的慰藉。即便是这么一个简陋的“家”却依然不能得到幸免，传统主流社会的容忍度对待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永远是严苛的，新公园里的孩子们在某一个漆黑的夜晚全都被关进了警察的拘留所，这个暂时的家园自然也就永远失去了。于是出现了第三章的安乐乡，一个真正能供他们精神肉体双重休憩，并且能让这些孩子体面生存的第二个家。这是一个隐藏在喧嚣下的地下酒馆，不是和他们同类的人很难发现的地方，生存下来靠的就是圈子里的口碑相传。有着体恤他们的傅老爷子的鼎力支持，这些孩子的勤奋肯干，酒馆的生意愈发红火起来，有了自己的营生，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尊严，这让他们在求爱的道路上也更有底气了，仿佛有了自己的根，站得更稳了。这些孩子们虽然被自己的家，被这个主流社会所放逐了，但是他们在颠沛流离的同时依然强烈地渴望着能有另一个新的家园可供他们休息，这个家要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更要是一个可以提供尊严的生活空间。

　　由此可见，白先勇是想通过“父与子”这对最传统的纲常矛盾抛出主流社会所输出的价值观对边缘化个体的伤害与排斥，作为被欺压的“孽子”们，行为上虽然只能被迫回归传统，通过默默进行自我价值的验证来无声反抗主流价值的恶意揣测与压榨，但是他们的心态却是一直保持着现代反叛性的，这个前提是永远不会更改的。

　　第三章 重唤失落的传统文化 第一节 文化原乡情结的萌醒 在白先勇的文化底色里，同时镌嵌着两种文化思想。一个是以国民党主导的正统的中国文化，但是这种文化在国共内战结束之时便宣告破产，作为“后移民”的白先勇只能暂时将其隐匿，接受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文化。众所周知，在这个文化范围中，俄苏文化是其显性文化，在政治上起到绝对的领军作用。除了俄苏文化，西方文化和封建文化也分别在中国文化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二者只能暂时退居到隐性文化的位置。怀揣着对西方文化的热忱的白先勇，在来到美国以后，反而患上了文化饥饿症，而让他饥饿的，便是封建文化中的精髓部分，他深深不能遗忘的文化原乡情结也正是来源于此。于是他打算开辟一条路径，重新回到传统文化的怀抱，而最优先的选择自然是封建文化中最为优秀，也最容易传播的中国戏剧。白先勇将他的余生都全部投入到《牡丹亭》的创作和发扬之中，以此来宣扬国粹，重燃民族之魂。

　　在白先勇出国前夕，母亲马佩璋却过世了，这给了他前所未有的人生打击。“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由此，我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大不可强求。” 白先勇.蓦然回首[ 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33. 在走坟的四十多天里，白先勇也见证了父亲日益形容枯槁起来。在飞往美国临登机的前一刻，戎马一生的父亲白崇禧竟然也在寒风中有些老泪纵横了，不善言表的父亲这次如此失态，似乎也预料到了这有可能是见儿子的最后一面了，双方都伤感不已。白先勇怀揣着对故乡的眷恋和丧母的悲痛来到了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开始时期两年的学业，哥哥姐姐们都在美国，再加上台湾同来的曾经一起创办《现代文学》的好友欧阳子和学长叶维廉，寂寞和孤独便稍稍减弱了一些。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坊”是一个独立的部门，但是在学科体系上是从属于英文系的，白先勇将在这里接受为期两年的创意写作培训，取得的学位是英文系的艺术硕士，在此期间，写作是学生们最要紧的任务，除此之外，还有掌握一门外语以及一些小说技巧。“《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香港——1960》、《安乐乡的一日》、《火岛执行》、《永远的尹雪艳》、《谪仙记》、《谪仙怨》这八篇作品作为白先勇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课程作业，在1963年至1965年间陆续写成。” 刘俊.白先勇传——情与美[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75. 在作者的隐藏态度里，可以看出白先勇心中的天平正在逐渐倾斜，整体风格已经慢慢向传统回归。在作家坊对西方十九、二十世纪文学及其理论的系统学习，使得白先勇对现代文学理解得更为透彻，不再仅仅是在台湾创办《现代文学》时的“闭门造车”了。珀西的《小说技巧》让他领悟到戏剧法和叙述法相辅相成的重要性，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则给他在塑造人物时提供了诸多灵感。在《蓦然回首》中他也承认很多中国小说家都更擅长运用戏剧法，如《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等等，无不是以生动的对话技巧引人入胜，增添场景感。

　　在爱荷华安定下来的这一年里，白先勇的乡愁情绪也日益浓重。随着对之前憧憬的西方文明的了解的进一步加深，他发现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竟日益加深，由于刚到台湾便面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所以白先勇对中国大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一知半解，现在终于有机会在爱荷华大学的图书馆里尽情翻阅了解了。鲁迅、钱钟书、巴金、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他都详细拜读过，左翼作家的书籍也有涉猎，在台湾的时候创办《现代文学》，介绍引进的都是西方文化，却万万没有想到好不容易来到西方求学，却反而深深地眷恋起自己的文化原乡来。“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所谓的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和信仰都得重新估计。” 白先勇.蓦然回首[ 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34. 而真正触动他民族感，作为一个异乡人的凄惶心情的，便是在Little Carnegie Hall播放的一个由外国人拍摄的关于中国民国史的纪录片，从辛亥革命跨越到抗日战争，无数鲜血和尸体映射在屏幕上，取代了文字符号，对白先勇内心的冲击让他在纽约的街头一时彷徨无主，内心苦涩，作为“弱国子民“却前来美国求学，强烈的民族感使他此时此刻更加思念自己的家和故乡，然而也并不是指桂林，台湾，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份深沉的牵挂和思念。在这种心理建设之上，白先勇开辟了“海外中国人”系列小说。在中西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反而更能找准自己的文化灵魂之所在。

　　在爱荷华第二个学期结束时，白先勇一个人只身前往芝加哥过圣诞节，便歇脚在密歇根湖边的一家小旅馆中，他沿着湖边漫步，岸边灯火通明，礼花齐放，一时之间便涌起万千身世之感：“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 白先勇.蓦然回首[ 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33. 在这种情感的波涛下，《芝加哥之死》在作者的脑海里逐渐成型。吴汉魂是一个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的人，他给自己的根源定位为中国人，可是却又“无汉魂”，他宁愿背井离乡蜷缩在美国一个逼仄潮湿的地下室，也不愿回到自己的故乡，他虽身处繁华的纽约，可是窗外的灯红酒绿却与他毫不相关。即使听到了母亲的死讯，做梦亲眼看见了那冰冷的发白的身体，依旧只是用手猛然推开。这一推，推走的不仅仅是他的母亲，更是生他育他的背后的整个传统文化体系，是他人生的根系所在。他以为自己要的是西方绚烂又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所以在六年博士毕业的那个夜晚，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近距离接触这么多年来他脑中绘画的这张蓝图。所以在看到妓女萝娜光鲜外表下最真实的内核的时候，他的胃翻涌起来：“在较亮的灯光下，吴汉魂发觉萝娜露在白亵衣外的肩胛上，皮肤皱得像块浮在牛奶面上的乳翳。萝娜转过身来，用手往头上一抹，将那毯红火的头发整个揪了下来。里面压在头上的，却是一片稀疏亚麻色的真发。”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43. 妓女萝娜就是他心中主观向往的西方文明，有着诱人又多彩的外表，虽然他也知道秦颖芬是真心实意地爱他，可是却还是选择了萝娜。秦颖芬在遥远的台湾翘首以盼，希望他能回来，她是他忠贞不二的情人，也是对他不离不弃的乳娘，秦颖芬代表的是有些拘谨的传统中国文化。吴汉魂的西方梦破灭了，他不知归属何处，纽约显然并不接纳他，可是要他回去，似乎也同样的艰难。多年的孤注一掷让他在面对梦想破碎的时候显得分外狼狈，似乎只有死亡才能让他获得一丝解脱。

　　这种背井离乡带给海外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迷茫同时渗入进白先勇这个时期的多篇作品之中，他把这种碰撞，矛盾摊开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评判，但是白先勇本身已经从对西方文化的探索，憧憬慢慢转变为对文化原乡的归属，依赖了，他开始知道一个人认清自己的根之所在，接受自己原生的文化背景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多么重要。所以在《上摩天轮去》的玫宝接受不了曾经对她那么温柔有加，热爱莫扎特贝多芬的充满文艺浪漫细胞的姐姐，怎么会去了美国就摇身一变，变成了整天只会满腹算计如何能嫁得出彩，游荡于各大社交场所，甚至把自己心爱的钢琴都扔掉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美国的工业社会所带给人的自私，冷漠已经在玫伦得身上应验，它轻松地洗刷掉了她身上原本农业社会所散发出的温暖真挚的人情味儿。同样在《安乐乡的一日》里，这种矛盾甚至爆发在最亲近的母女之间，依萍的丈夫伟成给她提供了最安逸的中产阶级太太的生活，在安乐乡里，人人都对他表示热情的友好态度，可是她还是敏锐地感到那种热情过于像对外来者的刻意关照，她内心深深意识到她的根并不属于这里，改变生活方式对她来说不像父女二人那样容易，反而更像一种艰难的磨合与适应。如果说像其他西方家庭妇女一样去做礼拜，接受伟成父女去打雪仗，傍晚坐在电视机前喝可乐看无聊的电视节目还在她可忍受的范围内，那么当她的女儿哭着从学校回来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便彻底击溃了她长久以来的心理防线。因为她潜意识里一直认为自己虽生活在遥远的美国，承受着被他人作为客人的疏离，但是她的根是永远扎根在中国的，正是有了这个信仰她才能坚定地活下去的。可是女儿说出的话深深地撼动了她长久以来的观念，她重重给了女儿一耳光。然而女儿依旧还是叫嚷着自己是美国人，并未改变观念，反而仇恨起她来，依萍感到痛苦，最令她痛苦的是根本没人体会到她的这种痛苦，电视里的资本主义广告永不停歇地播放着，她的女儿丈夫沉沦其中，但是她却没法割舍掉她的根，融入不了这场同化大潮中。而在《火岛之行》里，作者的批判态度显得更加明确。男主人公林刚生性慷慨，待人真挚，可是到头来却只能当别人的伴郎，女孩子个个喜欢他，但是却没有一个肯做他的女朋友。暑假来临，林刚又大方地当起向导，带着三个年轻女孩前往火岛游玩。林刚表现得极为绅士，周到又不失幽默，可是三个女孩却并没有心存感激，反而觉得她们本该凭借着年轻饱满的肉体和可爱的脸蛋无所顾忌地享受这些服务似的，她们并没有把林刚放在一个可适时给予回馈的平等位置，而是把林刚这种原始的，质朴的情感踩在脚下，把这一切都视为资本主义市场里的一项交易。像林刚这样有着真情内核的人便也只能无奈接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如“喂，别忘记今晚我要请你们去看雷电城的踢踏舞呢？”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99. 来尴尬地获得他人的接纳，似乎这种方式才能轻易获得他人的认可，成为社会的主流。在这种价值观引导的资本主义下的利己社会，林刚这种从属于农业制度下的拥有原始质朴情怀的人自然是要被淘汰的。作者其实是用了一个讽刺的手法表达他的苦涩和无奈，他在心底是厌弃整个西洋机器文明带来的人和人之间只会用物质衡量对方，并且无论何时都以自身物质利益为首要的这种现代化浪潮的。

　　白先勇在太平洋的另一岸，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安顿好自己的新家并且在加州大学获得任教资格以后便潜心写作，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将中西文化糅杂在一起进行批判反思的，开始慢慢找准自身的写作立场，对文化故乡的深深思念逐渐转为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一种对过往不能放手的执念，他知道，有些故事，此时不写，就可能再也没有写出来的机会了。于是本在进行《纽约客》创作的白先勇放下了手头的作品，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台北人》的创作，这里面形形色色的人物构筑了民国时代定格在白先勇脑中的社会众生相。

　　第二节 古典性的怀旧意象 同样是描画人物肖像，《台北人》中的人物就比《纽约客》中显得影影绰绰了许多，除了历史这层朦胧的面纱给予了他们独特的美感以外，很多古典性意象的出现也更是锦上添花，使得人物形象更趋饱满。在创作《台北人》的时候，白先勇脑子里不断地闯入在山明水秀的桂林，六朝烟粉的南京，前卫摩登的上海生活过的人和画面，所以在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不免总是抓住一些象征性的意象来渲染怀旧的情绪，这些意象在过往的烟云中沉浸出别有一番风味的古典美感。本篇论文将选取旗袍，花朵，月亮三个古典意象展开论述，还原白先勇作品中的古典氛围。

　　有人曾说过白先勇的《台北人》是把整个中华民国史回顾了一遍，提到民国，在作者笔下过的女子，上至将军夫人，下至酒馆舞女，都涉及到的一个古典性意象便是旗袍。在《台北人》的十四篇中，但凡涉及到了详细的女子肖像描写的，都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旗袍意象。在《永远的尹雪艳》中，尹雪艳浑身通白的女祭司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一径那么浅浅地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 白先勇.台北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 白色既象征着圣洁，又预示着距离感，尹雪艳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让人误以为亲切可以够得着，却又虚幻飘渺，伸出手去触碰，结果是空无一物。用蝉翼来比喻，更是突出其梦幻的，虚无的本质。因为，尹雪艳就是每个人的欲念在心中的投射。“那天尹雪艳着实装饰了一番，穿着一袭月白短袖的织锦旗袍，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盘扣。” 白先勇.台北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 可以看到，在描述尹雪艳穿着的旗袍的时候，无论是何种材质与剪裁，颜色都脱离不了白色，所以，衣服的颜色通常也是人物性格的投射。

　　在《一把青》中，作者运用了对比手法来突出女主人公朱青一生命运的坎坷，在新婚时期，她的衣着打扮是这样的：“朱青梳洗过了，换上一件杏黄色的薄绸长衫，头上还绾了一根苹果绿的丝带，嘴上也抹了一些口红，看着十分清新可喜。” 白先勇.台北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7. 衣着色彩整体偏淡，此时她的丈夫还没死，性格还是纯真简单的，此时的心情也是轻松愉悦的。可是丈夫死后，对她的精神打击是毁灭性的，所以师母多年后在台北重遇的朱青是这样的：“她穿了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一扭，全身的金属片便闪闪发光起来。” 白先勇.台北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2. 此时的朱青和之前早已判若两人，羞涩的少女气息早已褪去，甚至走向另一个浪荡的极端。紫色更蕴含着成熟的少妇风韵，紫色中夹杂着金片，更是洒脱非常，在偌大的舞台上摇晃的如鱼得水，这是之前的朱青想也不敢想的场景，然而，现在的她做到了。她在男人群中烟视媚行，说着无伤大雅的荤话，这身打扮在读者还未了解她后期转变之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她现在的外表充满了风情和轻松的气息，即使听闻情人的死讯依然能淡定地涂着指甲油，笑得明媚灿烂，似乎只有麻木才能减缓人生突如其来的疼痛。

　　《孤恋花》第一次看到娟娟，在一群狎客和舞女中显得格外出尘，似乎并不属于这个世界里：“娟娟立在房间的一角，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缎子旗袍，披着件小白褂子，一头垂肩的长发，腰肢扎得还有一捻。” 白先勇.台北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7. 娟娟本就瘦小寡言，作者给她穿了一身黑色的旗袍，整个人便更显得弱小瘦削，楚楚可怜的歌女形象便跃然纸上。配色简单，也并无点缀，更是符合她困窘的处境。然而在《秋思》中描写高贵的将军遗孀华夫人时，她的遗物为了贴合她的身份，却尽显奢华：“华夫人指向床那边，床上平铺着一袭宝蓝底起黑水纹的印度真丝旗袍。”真丝，印度，这些描述叠加到一起便可知道这身旗袍必定价值不菲，宝蓝叠加黑水纹，更显露出深厚的底蕴，尊贵又典雅，与华夫人的形象是契合的。

　　在《游园惊梦》中同为将军遗孀的钱夫人，在物是人非，由大陆辗转到台湾之后，穿的衣服也显得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