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子宫伦理与均等原则——“两性”对“第二性”的超越

　　

　　由法国女性主义代表安托瓦内特·福克写作、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女性学论集《两性》并不是如《第二性》一般的皇皇巨著，它的主体内容是由九篇福克在不同场合的演讲稿、访谈/对谈、学术报告及信件组成，前有两篇两版的作者自序，最后有作者后记，并附有法国亚洲艺术家联合会（UAAF）创始人何宇红谈及与福克及其“女性民主主义联盟”结缘的轶事与对福克思想的相关介绍。

　　

　　安托瓦内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 1936-2014）的名字对国内的读者应该很陌生，国内每一个追求自主自由的启蒙女性手里捧着的女性主义“圣经”或许是西蒙娜·波芙娃的《第二性》。波芙娃的名言“女性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已成滥觞，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两性》却针对此言提出了：“人生而有两性”，以此扭转女性—第二性的绝对他者位置，并将之作为继“自由、平等、博爱之后的第四大原则”。

　　二者分别从存在主义—唯物主义和本质主义-精神分析两条路径去探索现代女性的解放之路，相对于波伏娃的普遍主义女权主义，从文化建构角度为“第二性”追溯历史重负，福克则更坦然接纳属于女性自然的独特经验，提出“差异主义女权主义”：它立足于两性差异，聚焦于女性“生育”的经验事实，据此建立“女性学”——从生理、政治、法律到象征层面，建构新的女性主义伦理学，推动日常生活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体系的深刻变化。

　　20世纪，在经历两波女权主义运动后，现代女性逐步获得了财产权、选举权、教育权等基本人权，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的处境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40年代，女性主义“教母”波芙娃曾经寄希望于无产阶级革命来彻底改变女性的地位，但斯大林开启的苏联模式所激发的“性的反革命” 无情粉碎了这一幻想。70年代，受“毛主义”感召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考察团跨越广阔的亚欧大陆来到中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克里斯蒂娃带着惊诧的目光写下了《中国妇女》一书，她发现可以“顶半边天”的中国妇女雌雄莫辨，“女人”被抹除了，男与女都是国家权力渗透下、一起革命的“同志”——女人，是被历史与政治无偿征用的躯体。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阶级革命之外，还需要有一场尊重“女性气质”的人权革命。

　　同样在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感召下行动的福克，并不满足于解决女性的“面包”问题，她还伸进了观念—象征领域，在上述背景之下，显示出了根本性、长足性的意义。

　　《明天，均等》这篇在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的报告，福克梳理了世界范围内女性解放斗争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但同样描绘了女性依旧在遭受的水深火热。女性在获得独立的同时，也在遭遇着“贫困化”、“无权化”的困境，现实离理想中的自由与平等，还差着一个世纪的距离。少数的精英女性率先突破历史的瓶颈有了和男性对话的能力，但这不意味着女性权力/利得以下沉变成普遍的事实，更不意味着获取到财富与地位后的女性就能改变我们身处其中的厌女文化。或许，还需要点其他的什么。

　　《人生而有两性》是本书最为完整阐发福克思想的文章。在这篇讲座报告中，福克先是回顾了自己的生长史与生育史，以切身体验描述一名“女性”自我身份认同与解构的艰难历程。随即她又分别从象征层面、艺术与科学想象层面、经济社会层面、政治层面、法律层面和语言层面客观阐述“女性”解放与发展所遇到的障碍，指出其根本在于：性一元论—菲勒斯崇拜导致对女性生产力的盘剥、对女性创造价值的否定。“菲勒斯”一度是男性“勃起”的载体，是男性创造力和征服力的体现，“但它是以厌女症作为代价的，越来越成了让人类精神僵化、反常、贫瘠的因素”。

　　“菲勒斯逻各斯”中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带来的是黑格尔式非此即彼的主奴辩证法，在一方获得主体性的时候，另一方就势必成为奴仆。为了争夺那个无上的“一”的位置，历史必然以不断的冲突和不绝的杀戮为表现形式。而在父权制的历史境况下，所有的斗争原型——男与女，就呈现为女性的失败并长期陷于客体—奴隶的地位。

　　如何反转女性“身体—社会—精神”的恶劣处境，福克选择的是一条精神分析的路径：在透视了微观权力对女性的身心操控后，她要夺回女性最根本的权利——生育权。

　　针对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说”，她提出“子宫嫉妒说”来为女性的力比多与独特的身体体验——生育正名。女性就是女性，不是“被阉割”的“女儿子”、“假小子”，女性不需要因为自己的生育力而感到羞耻，进而性别倒错把自己想象成一名男性，更不需要把生育放进男权的价值维度里把自己矮化成生育机器。

　　相比于伍尔夫—波芙娃一脉的女性主义者，福克并不把生育当成枷锁、累赘，因为历史的原因将女性闭锁在家庭领域相夫教子，当下的女性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就拒绝生育，这难道不是对自己天生本领的一种辜负？难道不是对现状一种委曲求全的保守性策略？难道女人就甘愿做一个“未完成的”男人？

　　在忽视或忘记女性与男性的根本生理差异的情况下谈论男女平等，简单模糊文化上对“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划分，造就的不是“雌雄同体”的强人、完整的人，而是以贬抑女性、抹除女性真实存在的自毁式女权运动方案，这样的运动注定是不彻底的，会失败的。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女性需要认识并接纳真实的自己，反对盲目绝对的平等与机械的反本质主义，遵循的是“有差异的平等”原则，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平等”。

　　女性生出孩子，是可见的经验事实，女性生育力本毋庸置疑。但“在远古社会的某一阶段，人类的生育力信仰走上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制轨道……男性的生育器被认为是生命力的唯一源泉。”。男性剥夺女性生育力，把女性的子宫当做接受其“活种”的培育基地，是“对女性最初的暴力和奴役的根源所在”。

　　福克是勇敢的，她戳破男性生育力的神话，回到文明的起源处，声明“女性才是人类的起源”，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有可能从整个社会的男权结构—象征体系的根本处发生质变。毕竟“人类的起源决定其后来的发展，决定其发展的特征和方向”。

　　“子宫”不应该是神秘主义的、令人恐惧的对象，而是作为象征意义上的“文明的起源”、“人类的第一个家园”，“子宫”创造了“会说话的人”。“孕育生命”作为其他创造活动的隐喻原型，“子宫”由此获得了创造力的肯定。“女性拥有象征权力，男女才能拥有‘对话的可能’”。在福克对妊娠现象进行分析后，她提出“生育伦理”——将生育作为接纳与包容他者、民主利他的伦理范式：“妊娠，是人类文明的模式、人类普遍性的母体、伦理的原则和起源；妊娠，他者的肉体和精神受孕，一直是人类的主题；妊娠，转化成当下，走向一个可以梦想成真的未来，而不是乌托邦；妊娠，体现了对生命的重视、他律的经验，它可以将‘本我’替代‘无我’；妊娠，昭示一个新生命即将到来；妊娠，说到底是‘为后人着想’的范式，是‘伦理’和‘民主’的范式。”

　　这一由“子宫力比多”发展而来的“子宫伦理” 其实是第一波性革命中被发现的“母权伦理”的当代回声：“母亲的子宫是地母德墨忒尔在人间的化身，从每个女人子宫出生的兄弟姐妹，同时也是其他所有女人所生孩子的兄弟姐妹；人类生活的家园是不分三六九等的单一体，在这里，人类互相之间都是兄弟姐妹。……在实行母权制的民族中，人民普遍享有自由，人人平等，而母系原则的伦理性是自由与平等在这些民族非常普遍的基础。”

　　当然，福克在这里并不是强制每个女性都得以生育去证明自己的女性价值，她警惕因为对女性生育力的强调又把女性拉回“女性就是子宫”，把女性彻底物质化、自然化的腐朽腔调中，女性作为“自为”存在的“一性”，有权利自主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性。在承认、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利的同时，国家不得以此作为把女性“打回”家庭的借口，男性也不得强制女性为他传宗接代，法律要保障女性自愿堕胎的权利、不想生育的自由，不应该让女性从“父权”中逃脱后又被“子权”捆绑。

　　在这一点上，福克又是超越“母权”的。福克无意建立标签化女性、束缚女性的“母性”道德伦理。她提出将生育力纳入国家生产力的维度——女性担负着三重生产：人口的生产（这是最根本的）、家庭劳务的生产、公共经济的生产。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女性加入工作成为职业女性的越来越多，但这不应该成为职业女性歧视家庭妇女的原因，因为家庭劳务同样是一份不可替代的工作。

　　国家与社会必得给予女性在生育与家务方面的贡献同等的承认，这不应该成为进行“性别隔离”、使得女性困守在自身“内在性”的理由。进而，国家与社会需要为女性提供法律、经济上的保障，避免女性因为对这三重生产的兼顾而造成身心分裂、无暇自顾的两难境况。

　　女性承担的这三重劳动，为国家、为人类提供了“三重活力”，福克顺应此提出了“3D理论”——“人口（démographie）、发展（développement）、民主（démocratie）”来理论化女性的根本贡献。人类璀璨的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需要创造者，而创造创造者的是接纳着他者（男性精子）并产出他者（孩子）的女性——女性传承着馈赠，传承着不绝的创造力——在这个基础上，女性才是真正的“第一性”。

　　在打破“一”的迷思后，根深蒂固的崇男价值观——与它对举的则是“厌女症的瘟疫”，才有可能动摇、被摧毁。“孕育”所蕴含的主客体融合性、二元共存的内涵被昭示出来：它所要求的是打破自我中心的那喀索斯式自恋、改变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停止相互嫉妒的精神想象，代之以建立在感恩情感基础上的新人类契约：尊重彼此差异又能平等结盟。

　　但福克是不满足于“平等”的——正如前文描述的那样，一刀切的平等带来的是女性的迷失，她在最后的篇章提出了“质的均等”的概念，是指以性别差异研究前提来设计男性与女性共同发展的政治计划。“均等，意味着平等加上繁衍的异质性。”“只有在一个紧密融合的平等之外，均等才能抵达女性伦理价值形成的阶段。”

　　女性主义运动不是女性本身的自说自话，这一契约和原则，是前进中的女性对男性的一次盛情邀约。男女性本就“生乃同源”，没有理由不携手共进。“男人和女人，不是相属关系，而是她们一起共属于爱欲。在爱之中，才有可能容纳差异，并打破‘一’的钳制。性不一定与爱相关，但爱欲一定是性的真理，我之中有他，他之中有我，……女人……天生就是一位抵抗者，一位解构者，一位对丰富多彩秉持开放立场的包容者，她……扩展了人们之于革命的真正理解。”在相互杀戮、彼此替代的发展模式之外，福克提供了和平共处、共同创造这一选项——由一阴加一阳，孕育出新的一阴或一阳，生生不息，多元共在。

　　福克描绘的这一副“两性共存”的图景体现的纯阴—阳的相处模型，对于广大的酷儿群体的相处与生育可能着墨却不很多。在后记中，福克提到支持同性父母借助医疗辅助生殖技术或者代孕的方式参与到“生育”的事业里，还提到支持代孕——把赠予的伦理范式又往外推了一圈，认为那是妇女间的联盟。

　　在理想之境到来之前，从现实层面看，我们无法忽视现实代孕情况中出现的黑色贸易以及代孕女性所遭受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风险。尤其在整个男权结构未发生真正变革之前，代孕妈妈更大可能是沦为传宗接代观念、阶级剥削下的牺牲品，而那个租用她人子宫的妻子，会成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合谋者，最后导向的可能不是女性之间团结有爱的联盟，而是上层女性对下层女性的功利征用。

　　进行理论建设的同时，福克并不忽略身体力行。她创建“精神分析和政治”小组，创立女性民主联盟，开办女性出版社，还建立各种女性研究所完善“女性学”的学科建设。她在各种人权会议、妇女大会上为女性权益大声呼吁，为从法律上保障妇女解放运动成果不遗余力建言献策。福克以毕生之力推进女性事业，在行文中不断透露出延续“母系谱系”的意愿，以此延续女权主义的火种。进入了中国读者视野的福克，不知是否能遇到知音人，延续着她的进路继续前往，或许，我们将会一同“创造出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迷人的性别关系。”

　　参考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