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写作中的伦理困境

　　阎牡丹 作家曹乃谦在温家窑风景系列中，表达了生存极限下骇人的破坏伦理的故事，但因为使用第三人称叙事，便变得稍微不那么刺眼，而在其另一本名叫《佛的孤独》的小说集中，其使用第一人称写作的一篇关于母亲的故事，却使我惊骇不已，其中，他写到了这个叫换梅的母亲的妓女经历。如果这部小说以其母亲为原型，则我甚至无法判断，身为自己的血缘至亲，其隐私界限在哪里，好在我是一个受过基本文学阅读教育的人，我知道虚构的权力有很多可以被豁免的领域。 曹乃谦是作家唯阿很喜欢的朋友，大概是同为警察有恰好对文学投入了难以赎回的深情的缘故，他们的私交也很好。有一次，唯阿和我谈起了写作中的诸多困惑，当我提出写作的伦理困境时，他认为是一个十分值得讨论的话题，他马上想到曹乃谦。 东亚作家在写作中的伦理困境似乎更加醒目，大江健三郎偏偏是一个经常向这一困境挑战的人，他的《个人的体验》，就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的智障儿子出生之后他作为父亲的内心挣扎，作者以惊人的才华驾驭着他的叙述，却在作品结尾方面遭到个许多同行的指责，比如以物哀为美的三岛由纪夫，就认为这个大团圆的、伦理正确的结局，很是做作。这部小说的故事，和作家本人的生活重叠度十分高，尽管作家本人在生活中已经做出了事实选择，然而他的同行们似乎认为，生活中做出的事实，也不等于作品的真实。 其实我个人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就从伦理的角度感到十分难受，尽管小说中的那位学院讲师最终选择和残疾儿子一起成长，面对苦难，但其中因为突如其来的巨大遭遇而做出的种种突破道德的行为，其中赤裸的心里展示，包括作为亲生父亲杀死婴儿的念头，依然强烈地刺激着我。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小说的第一人称。 即使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他依然继续着这种冒险和挑战，他继续以第一人称“虚构”自己的生活，包括智障还在带来的夫妻困境，以及极端绝望中的叔嫂乱伦等。大江健三郎的果断和勇敢，达到了吓人的程度。 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作家莫言依然在解释他所遇到的这方面的困境，并且赞扬了亲人们的大度，《丰乳肥臀》司马氏面临两难困境，她必须履行生育天职，然而丈夫却没有生育能力，她必须依靠非法的性行为才能达到生育的可能，以至于她和六七个男人发生关系，生下一大堆孩子，然后终其一生承担养育之责。 即使在今天的道德语境下，莫言胆敢将这本书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也就是以如此强烈的仪式感将这样一本连书名都冒渎”道德“的作品，与自己已经仙逝的母亲联系起来，确实不是一般的勇敢。事实上，丰乳肥臀，是作为承载苦难的地母早已经定格的形象，她不断地被索取，又不断地被猥亵，农业文明中的女性配偶，无不以这种形象为优选，然而在我们同样的语境中，却从中读出猥亵之感，正是这种文化悖论的结果——它使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野草》中的那篇《颓败线的颤动》。莫言很喜欢第一人称，又往往很喜欢冒犯伦理，从《红高粱》到《蛙》，莫不突破者伦常上的禁忌，以至于他要感谢亲人们的宽宏大量。 尽管没有使用第一人称，但贾平凹的《废都》，也给他带来了道德上的尴尬，这部小说中过强的代入感，使得贾平凹自身都要在题跋上做出一些交代。无论如何，庄之碟的作家身份，很容易将读者带入到那个虚构的淫乐世界中。想想中国作家周围的一大堆来自农村和市井中的恰好认识字的亲友，也是醉了。 之所以强调东亚作家的这种困境，是因为我有个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被道德广泛覆盖和裹挟的世界中，相比西方作家，道德对我们的捆绑，明显要强烈太多，我们的道德覆盖面，明显要宽广很多，以至于我们遮蔽了太多人性中应该正视的内容。我们在道德禁忌中长大，其中的第一监护人就是周遭世界的亲朋好友，尤其是来自亲伦的压力，更糟糕的是，“虚构”这个概念，对我们汉语的读者似乎不太起多大作用，我们在阅读中更喜欢寻找原型，以捕捉现实中的真实原型为快乐，其中最为使人诧异的莫过于“西门庆故居”都能出现。 前两天我看到贾平凹女儿一篇文章，大概是讲自己从来不读父亲的文字，我以为是真实可信的，一方面熟人之间没有那么高涨的阅读热情，另一方面，孩子的趣味，可能完全不在父亲这里，“束之高阁”是一个惯常的做法。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这更提醒我们，个体独立存在之难，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呗亲情高度关注和窥视的世界中。 我经常翻阅那些污秽作家，比如亨利米勒，这又是一个习惯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作家，其中的恣肆众所周知，而且他也从来不忌讳别人将其作品理解为自传，另一个让我惊诧的作家，便是布考斯基，他有一篇十分离谱的小说，讲述父亲死亡后，他穿着父亲的衣服，端着父亲的烟斗，与父亲的情妇在酒醉中同床的故事，布考斯基展示人内心的阴暗，毫不遮掩，但不妨碍很多读者将他理解为正直的人。作家的的职责之一，也许就是提醒人们正视这些阴暗。 列维-斯特劳斯的考察，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伊甸园的存在，在那些我们意识之外的岛屿世界里，准确无疑地存在着另一些人，他们赤裸的存在，表明他们还没有走出伊甸园，因此“道德”这个字眼，我们根本无从强加到他们身上。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上帝并未专门指定我们这个世界的伦理道德是唯一合法的。作为伦理道德多义性的一种，我们所谓的伦理道德，只不过是自我界定的一种理解而已。 那些突破了伦理困境的作家，实质上是突破了内心“分别心”的界限，而突破了“分别心”的界限，才有可能达到理解作为整体的人所需要的那种悲悯的能力，在真正悲悯情感的支配之下，并没有生死禁忌和淫亵二字存在，没有专门针对熟人圈子的那种网开一面的温和的禁忌，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关于相关词语的使用：正直的作家，都会坦率地使用人类传承和广泛使用的那些最下流的字眼，以准确恰当地表现人的情感和境遇，当需要面对这些字眼来陈述一些事实，却总是绕着弯子的写作者，显然不具备作为一个作家正视世界的强大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