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谍影：讲述冷战中残酷的谍战陷阱与凄美爱情

　　第2页 :前言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审查这部作品的人即使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正确地认定，这部书从始至终都是虚构的，与个人经历无关，而且相应地，也不会造成安全问题。然而，世界范围内的舆论可不是这么认为，他们异口同声地判定，这部书中的故事不仅是真实事件，还更传递来自另一个“冷战”阵营的信息。被这一论断吓坏了的我怀着敬畏观察事态的发展，随着一个接一个的专家宣称这部书里讲的是一个真实事件，这部书逐渐登上了畅销榜，并在榜单上停留了很长时间。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敬畏逐渐演变为了一种无力的愤怒感。

　　愤怒，是因为自从我的这部小说出版那天起，我就意识到我会永远被看作一名间谍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仅仅在那个秘密的世界里做过一丁点事情并把这些写下来的正常作家。但当时的记者对此完全不知情。对他们而言，我是一名凭空冒出来的英国间谍，讲述着间谍世界的真实景象，我越否认就越是增加了其中的谜团。

　　偏偏我的小说读者们都深深地迷恋着“007”系列，正迫切渴望着来点儿007 以外的新鲜故事，于是这个谜团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这时我受到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关注，可唯一的问题在于，我压根儿就不相信那套让我获得关注的宣传说辞。虽然我未作任何反对，但我仍然不喜欢。可即便我想反对，我也说不出什么能改变这一趋势的东西。而且我也不确定自己是真的想反对。

　　在1960 年代—而且直至今天—英国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一直是国家机密，这绝对无可指摘。任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的行为都是犯罪。而情报机构则可能会在他们认为合适时选择泄露出一个名字。他们或许会展示一两个情报巨头来让我们小小见识下他们的无所不知和开放度—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前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被泄露出来对他们而言只能意味着灾难。

　　不管怎样，我都有我自己的顾虑。我和之前的雇主没有任何过节，事实上我们相处得颇为融洽。这本小说在美国扬名几个月后，我现身于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我虽然很紧张，但一直在诚实地否认着：不，不，我从来没当过间谍。但是，那次经历却是一场噩梦，毫无疑问。当一位有消息来源的美国记者嘲讽地告诉我说，一位目前在任的英国情报机构上层对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官员透露说，我一直是在职的英国情报人员，这让原本的谜团更加说不清了。而且这位记者还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众多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的同行好友，这样一来，现场的所有人就都知道我是在撒谎。

　　五十年来，自此之后的每一次采访似乎都是为刺穿我的伪装、找到那个并不存在的真相而进行的努力，也许这便是为何我这么讨厌采访的原因吧。

　　***

　　《柏林谍影》是一种任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想象力最终因我对政治的厌恶和个人的困惑而终结。五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将这部书与我自身的经历联系到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在伦敦机场的一次无言的相遇。当时一名军人模样的中年男子穿着沾有污点的雨衣筋疲力尽地将一把混着外国硬币的钱甩到了吧台上，用粗砺的爱尔兰口音给自己点了杯苏格兰威士忌，他告诉酒保说那点钱能倒多少就倒多少。在那一瞬间，阿历克·利玛斯这个人物形象诞生了。虽然我的记性不太靠得住，但这便是我所能记起的。如今，我把这部小说看作发生在我内心中的一次未能被掩饰好的爆炸，这次“爆炸”之后，我的人生就此改写。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内心爆炸，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没错，没错，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已经断断续续地为情报机构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为有了这十年而变得完整，我一直为自己太年幼没有参加“二战”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是靠发战争财发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

　　不过，虽然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也不至于才疏学浅，而且在进入英国情报机构许久之前，我就具备了一种编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促使我将信将疑地将各种事实收集起来。在我的情报机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经历过什么危险的事，事实上，这份工作经常让我感到无聊透顶。否则，我的雇主也不会允许我的小说出版，虽然后来他们一定为自己做出的这一决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觉得太多的人太把这本小说当真了，还因为任何英国情报人员会做出叛国之举的暗示，在他们看来都对情报机构的伦理原则造成了贬损，而且会不利于情报人员的招募工作，进而会伤及英国的国家利益，最后这一项指控可真有些夸大其辞

　　这部小说并不是“真实事件”的证明—我都重复了多少遍了？—就在于它被出版了。一位雇佣了我的情报部门前任主管甚至曾经公开宣称，我对情报工作的贡献微乎其微，对此我深信不疑。对于这部小说记录了“所发生的唯一一次血腥的双重间谍行动”的说法，另一位前任主管也说事实绝非如此，但他认为这部小说很有趣。可问题就在于，当真正的情报人员走出来做出明确的澄清时，公众偏偏认定他们都在说谎。这使得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做的解释全都白费。

　　然而，如若不是情报机构在我年轻时雇佣了我，也一样会有不知哪个倒霉的机构把我招募进去，过几年之后，我也一样会发表我的作品闯出我自己的路来。

　　***

　　那么，这部小说的深层背景，还有在“二战”结束十五年之后依旧弥漫在东西两个德国每一处角落的景象、气味和声音，都是从何而来的呢？利玛斯所在的柏林便是人类自身愚昧和历史悖论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1960年代初，身处英国驻波恩大使馆的有限范围内，我观察着这个国度，偶尔我也会走出大使馆更近距离地观察它。我见证了柏林墙从一排带刺的铁丝网变成了用空心煤渣砖垒起的厚墙，见证了“冷战”的堡垒从“二战”仍未冷却的灰烬上拔地而起。我当时绝对没有意识到世界正从一场战争进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因为在情报世界中，从来就只有一场战争。对于东西方两个阵营中的强硬派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一个插曲。现在，插曲结束了，他们可以继续双方原来的战争了。这场战争始自1917 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虽然交战的双方改换好几次名目，但这场战争一直在进行着。

　　如果阿历克·利玛斯发现在西方的情报机构里遇到了一些声名狼藉的同事的话，那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些有着辉煌履历的前纳粹分子不仅得到了盟国的宽容，更因为他们的反共前科而得到了盟国的宠溺。组建西德情报机构时，谁是美国心目中担任机构头目的最优人选呢？是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Gehlen）将军，他曾在希特勒的军队里担任要职，在东线战场与苏联军队的交锋中陷入了困境。预料到德国的战败，盖伦召集起了他的人马，在第一时间向美国人投降，美国人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他。被收编后，盖伦机智地弃用了“将军”这个头衔，而成了“博士先生”。

　　但是，要将盖伦和他的人马安置在哪里呢？美国人决定把盖伦及其手下安置在巴伐利亚一个名为普拉克的舒适村庄，距离慕尼黑八英里，很方便就可以到达那里的情报机构总部。那么，他们为博士先生挑选的那幢空出来的美丽乡间宅邸之前又是归谁所有呢？答案是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希特勒最为信任的私人秘书。当这位元首选择在这附近修建自己的府邸时，他的亲密战友立刻将他们各自的宅子建在元首家周围。盖伦和他的手下便被安置在这座曾属于马丁·鲍曼的别墅里。现在，这座建筑则成为了受巴伐利亚州政府保护的历史文物。就在几年前，承蒙现任德国联邦情报局某位上层的照顾，我有幸以私人名义到那里参观。在我看来，会议室里摆放的1830年代家具和屋后花园里新艺术风格的雕像很值得一看。但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从地窖里盘旋而起的巨大暗色楼梯，以及一座与元首宅邸中那座类似的地堡，地堡设施齐全，只不过小了些而已。

　　利玛斯是普拉克村的常客吗？他别无选择。没有联邦德国情报局的配合，深入东德的情报行动根本无法实施。在利玛斯多次常规到访中，他也许还会遇到颇受博士先生器重的反情报长官、曾经的纳粹党卫军和帝国保安部成员海因茨·菲尔夫（HeinzFelfe）？他一定见过菲尔夫。菲尔夫可是一位传奇人物，不就是他单枪匹马地揭露了一堆苏联间谍的身份吗？没错，是他毫不奇怪。当人们发现他本身也是一名苏联间谍后，他因此而获刑十四年。后来，他被用来交换被苏联逮捕的一些不走运的西德谍报人员。利玛斯知晓通过“黄金”行动获取的“特别材料”吗？耗资巨大的黄金行动是由美英两国情报部门共同合作的一项秘密行动，行动内容包括在地下架设一段长达一英里的窃听电缆隧道，这条隧道深入到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地下，将窃听电缆接入俄国人的通信电缆中。早在隧道开挖前，苏联方面便已经获知了黄金行动的全部内容，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苏联间谍就是英国人乔治·布雷克（George Blake），他曾经在朝鲜战争被俘，还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骄傲。

　　然而，如果俄国人没有让自己的间谍暴露并故意让美英两国继续窃听自己的通信的话（这种假设本身就站不住脚），黄金行动的很多设计师如今一定会使我们认为这项行动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建设上的胜利，而且还是一次成功的情报偷袭呢。又过了两年，甚至连金·菲尔比（Kim Philby），这位有望成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情报明星，也被发现原来是苏联间谍。所以，怪不得利玛斯会在伦敦机场给自己要了杯烈性的苏格兰威士忌来平复那愁苦的心绪。英国情报机构内部几近被苏联间谍攻陷，造成的损失需要付出整整一代人来弥补，但利玛斯依然保持着坚定的忠诚。他知道这点吗？我想，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十分清楚。

　　而且我认为我一定也深知这一点，否则我就不会在几年之后以此为背景写出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

　　《柏林谍影》的价值—或是它的过错，这要看你从哪个方面来看了—并不在于这部小说是真实事件，而在于这个故事让人信服。世界上很多人都经历过故事里的梦魇，因为五十年后，我们面对的仍然是那个相同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既能正当捍卫西方的价值观同时又不会将其丢弃呢？我在书中虚构的英国情报机构头目—我给他起名“掌控”—对答案毫不怀疑：在我看来，不能仅仅因为你的政府实行的是仁慈的政策，你就不会像你的敌人那般残忍无情，不是吗？

　　今天，还是这个人，牙齿和头发打理得更加精致，衣着更为考究，在为伊拉克发生的灾难般的非法战争辩解着，在为使用中世纪式的酷刑手段作为21世纪首选审问方法提供正当的理由，或是在捍卫精神变态持有半自动武器的权利，以及给使用无人飞机毫无风险地刺杀某位假想敌及其周围任何不幸的人寻找借口。或者，作为某个公司的忠实雇员，正向我们保证，吸烟不会伤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健康，而且有大银行机构来为那里的公众利益服务。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学到了什么？细想了一下，我发现并不多。除了一点，情报世界与我们所在的世界的道德并无二致。

　　约翰·勒卡雷

　　2013年4月

　　第3页 :1 检查站

　　1 检查站

　　那个美国人又递给利玛斯一杯咖啡，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去睡一会儿呢？只要他一来，我们就打电话通知你。”

　　利玛斯没有回答，眼光透过检查站的窗户，注视着前方空旷的街道。

　　“先生，你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啊。也许他以后什么时候能来。一有消息我们就会让警察和你们特工部门联系，那样你二十分钟内就能赶到这里。”

　　“不。”利玛斯说，“天快黑了。”

　　“可你不可能一直等下去啊，按计划他已经晚了九个小时。”

　　“你要是想走，你就先走吧。你这次表现很好。”利玛斯又加了一句，“我会和克莱姆说的，你的表现非常好。”

　　“那你还要等多长时间？”

　　“等到他为止。”利玛斯走到瞭望窗口前，站在两名一动不动的警察之间。他们的望远镜都对着东德的检查站。

　　“他在等天黑下来。”利玛斯咕哝道，“我了解他。”

　　“今天早上你还说他会和上班的工人一起过来的。”

　　利玛斯转身面对他。

　　“特工不像飞机航班，他们是没有时刻表的。他暴露了，正在惊慌中逃亡。蒙特在追捕他，行动正在进行着。他现在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就让他来选择过关的时间吧。”

　　那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想走又觉得还没到时候。

　　岗亭里电话铃响了。他们等着，都警觉起来。一个警察用德语说：“黑色欧宝车，型号是‘创纪录’，挂联邦德国牌照。”

　　“光线不够，他不会看那么远吧。他是瞎猜的。”美国人低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蒙特是怎么发现他的？”

　　“闭嘴。”窗前的利玛斯说。一名警察离开岗亭走向距分界线两米处的沙袋掩体。路上白色的分界线和网球场上的边界线类似。另一名警察直到他的同伴蹲到掩体中的座式望远镜后面，才放下手中的望远镜。他接着从门边的挂钩上取下钢盔，认真地戴到头上。检查站的探照灯突然亮了起来，照在他们前方的路上，像是舞台上的聚光灯。

　　警察开始说话了，利玛斯用心听着。

　　“车停在第一道关口。车上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现被送到人民警察检查站接受证件检查。”他们默默地等待着。

　　“他说什么？”那美国人问。利玛斯没有回答。他拿起一副备用望远镜，开始紧盯着东德检查站那边。

　　“证件检查完毕。被放行至第二道关口。”

　　“利玛斯先生，那是你等的人吗？”美国人坚持问道，“我要打电话给特工处。”

　　“等等。”

　　“车在哪里？在干什么？”

　　“货币检查，海关里。”利玛斯急促地说。

　　利玛斯看着那辆车。驾驶席门边有两个民警，一个检查，问话，另一个站在旁边等着。还有一个绕着车走动，他在车后备箱处停下，接着走回驾驶员处拿钥匙，最后打开了车后备箱。他朝里看了看，关上后备箱，又把钥匙还了回去。接着他向前走了三十码，走到分界线附近的关口。那里只有一名东德守卫，暮色中能看到他穿着皮靴和马裤的矮胖身影。那两个人站在一起说话，在探照灯的亮光下，他们显得有些不自然。

　　前面两个民警做了一个例行公事的手势，给车放行。车开到了分界线处的两名守卫边，又停了下来。他们走到驾驶座门边，又开始了问话。最后，他们好像不太情愿地把车放行到西德这边来了。

　　“你不是在等个男人吗，利玛斯先生？”美国人问道。

　　“是的，等的是个男人。”

　　利玛斯把衣领竖起，走进十月的寒风中。他又记起了那群人，在岗亭里时并没有想起这些令人迷惑的人。每次人群的组成都不同，可表情却总是一样。他们就像车祸现场的围观者，没人知道事故起因，也不知道怎样帮忙。探照灯的光束中，烟雾、灰尘泛起，不断地划破黑幕。

　　利玛斯走到车边，对那女人说：“他在哪里？”

　　“他们来抓他时，他逃了。骑自行车走的。他们肯定还没有发现我。”

　　“他去了哪里？”

　　“我们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有间房子，下面是个酒吧。他在那里放了些东西，钱和证件什么的。我想他会去那里，然后才过来。”

　　“今天晚上？”

　　“他说是今天晚上过来。其他人都被抓了，保罗、维莱克和兰瑟，还有所罗门。他的处境很危险。”

　　利玛斯默默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兰瑟也被抓了？”

　　“就在昨天晚上。”

　　一名警察站到利玛斯身后。

　　“你不能停在这里。”他说，“交叉路口不能被阻塞。”

　　利玛斯稍稍转过身。

　　“滚开。”他叫道。德国警察愣住了，这时那女人开口说：“上车吧，我们停到拐角去。”

　　他上车坐到她旁边，她把车慢慢地开到了一条岔路上。

　　“我不知道你还有车。”他说。

　　“是我丈夫的车。”她淡淡地答道，“卡尔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有丈夫吧？”利玛斯没有说话。“我丈夫和我都在一家光学公司工作。他们让我们来这边做生意。卡尔告诉你们的是我结婚前的名字，他并不想让我和…………你们有什么瓜葛。”

　　利玛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

　　“你要有个住的地方。”他说。他说话的声调很沉闷。“在阿尔布莱特－丢勒大街上有间公寓，靠近美术馆，门牌是28A。那里面什么都有。他一过来我就打电话给你。”

　　“我要和你一起在这里等。”

　　“我也不在这里等了。你去公寓吧，我会打电话给你。现在等在这里没有意义。”

　　“可他说要在这里过关的。”

　　利玛斯吃惊地看着她。

　　“他亲口对你说的？”

　　“是的。他认识这里的一个民警，是他房东的儿子，这可能会对他有用。这也是他选择从这个检查口过来的原因。”

　　“他告诉你的？”

　　“他信任我，什么都告诉了我。”

　　“天哪。”

　　他把钥匙给她，回到了岗亭内，把寒冷抛到了身后。他进去时，里面的警察正在交头接耳。见他进来，那个块头大点的警察还做作地背过身去。

　　“对不起，”利玛斯说，“我不应该对你态度不好。”他打开一只陈旧的公文包，在里面摸了一会儿才摸出要找的东西：半瓶威士忌。年长一些的警察点头接过酒，给几个杯子里分别倒了半杯酒，再掺上咖啡。

　　“那个美国人去哪里了？”利玛斯问。

　　“谁？”

　　“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孩子，刚才和我在一起的。”

　　“睡觉去了。”年长的警察说，他们都笑了起来。

　　利玛斯放下杯子问他们：

　　“需要开枪掩护对面来的人时，你们有什么规定吗？我是说那种要逃过来的人。”

　　“我们只有在对方民警的子弹打到我们这边时，才能还以火力掩护。”

　　“也就是说，人没有过分界线，你们是不能开枪的？”

　　年长的警察说：“那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提供火力掩护，怎么称呼您？”

　　“汤姆斯。”利玛斯回答说，“我叫汤姆斯。”他们握了握手，同时两名警察也各自报了姓名。

　　“我们无法提供火力掩护，是这样的，上头说如果我们开枪，会引起战争的。”

　　“他们瞎说。”年轻的警察借着酒劲说了一句，“如果联军不在这里，柏林墙早就没了。”

　　“那柏林也就丢了。”年长的警察咕哝道。

　　“我今晚有个人要从对面过来。”利玛斯突然说。

　　“这里？从这个检查口过？”

　　“让他过来事关重要。蒙特的人正在追捕他。”

　　“柏林墙还是有地方可以爬过来的。”年轻的警察说。

　　“那不适合他，他要从对面蒙混过关。他有证件，但不知道证件还是不是有效。他会骑自行车过来。”

　　岗亭里只有一盏灯，是配着绿色灯罩的阅读灯。可探照灯的亮光，像明亮的月光一样，洒满了岗亭里面。黑暗降临，四周一片寂静。他们小声交谈着，像是怕人偷听似的。利玛斯走到窗前，等待着。前方的路穿过柏林墙，一道用煤渣砖和铁丝网构成的墙，丑陋而肮脏。在惨淡的黄色灯光下，它像是集中营的一角。柏林墙的两边是还没有被修复的柏林城，尽管满目都是战争废墟，却已被隔成两半。

　　那个可恨的女人，卡尔为她还对我撒谎，利玛斯这样想着。也不能说他们撒谎，他们是故意隐瞒，全世界的间谍都这样。你教他们怎样欺骗、掩饰，他们就反过来骗你。卡尔只提起过她一次，是去年在舒尔茨大街吃饭后说起的。那时候正是卡尔大有斩获的阶段，头儿想要见见他。头儿总在成功的时候出现。他们三人，利玛斯、头儿和卡尔，一起共进了晚餐。卡尔就喜欢那种事情，他出现的时候打扮得整整齐齐，戴着礼帽，一副很正经的模样。头儿和他握手的时间足有五分钟。头儿说：“卡尔，见到你真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利玛斯站在边上看着，心里想：“这样一来，我们一年又要多付给他几百块钱了。”吃完饭后，头儿又使劲地和卡尔握手，不停地点头，暗示他必须走了，像是要去继续他神圣的冒险，然后才上了他那辆有专职司机的车。头儿一走，卡尔就笑了，利玛斯和他一起笑了起来。直到他们喝完香槟，他们还在笑话头儿。后来在卡尔的坚持下，他们去了一家酒吧，艾尔维拉已在那里等他们，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金发女人，非常厉害。

　　“阿历克，这是我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事情了。”卡尔说。可利玛斯还是非常生气，不久他们就吵了起来。

　　“她到底知道多少？她是什么人？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卡尔生气地拒绝回答。自那以后，事情开始变得不顺。利玛斯尽力改变工作程序，不时更换接头地点和接头暗号。可卡尔对此很反感，他知道利玛斯那样做的原因，却就是不喜欢。

　　“如果你不信任她，那也为时已晚。”卡尔这样说。利玛斯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再多说。但那以后，利玛斯做事非常谨慎了。他很多事情都不再和卡尔说了，更多地运用间谍的敷衍战术。现在那个女人就在那边车里，她什么都知道，整个间谍网的情况都了解，隐藏地点也清楚，总之没有她不知道的。利玛斯为此不止一次发誓再也不相信任何特工人员了。

　　他走到电话边，拨打他公寓的电话号码。那边的马莎太太接电话。

　　“我们在丢勒大街那里要有客人入住。”利玛斯说，“一男一女。”

　　“是夫妻吗？”马莎问。

　　“差不多吧。”利玛斯说。对方发出刺耳的笑声。当他挂上电话时，一名警察转身叫他。

　　“汤姆斯先生，快看。”利玛斯走到了观察窗前。

　　“一个男的。汤姆斯先生。”年轻的警察低声说，“骑自行车来的。”利玛斯拿起了望远镜。

　　是卡尔，尽管离得很远，能肯定是卡尔的身影。他穿了一件旧风衣，推着他的自行车。他成功了，利玛斯想，他肯定没问题了。现在他已经通过证件检查，仅剩下海关检查。利玛斯看到卡尔把自行车靠到栏杆上，悠闲地走到海关检查岗亭边。不要演得过火，他想。卡尔终于出来了，对岗亭里的人愉快地挥了挥手，红白相间的栏杆慢慢地被抬了起来。他通过了，正向他们这边走来，他成功了。当然前面分界线的地方，还站着一名民警。

　　就在那时，卡尔似乎听到什么声音，感觉到了危险。稍稍回头看了看，在自行车上弓着腰，开始拼命地蹬了起来。分界线处的那名警卫转过身来，看着卡尔。突然之间探照灯全亮了起来，白色的灯光异常明亮，跟踪照着卡尔，就像照着在汽车大灯下逃窜的兔子一样。警报声响了起来，时高时低，混杂着各种疯狂的喊叫。利玛斯前面的两名警察单腿着地，敏捷地将他们的自动步枪子弹上膛，透过沙袋掩体的射击孔开始瞄准。

　　那个东德卫兵开枪了，很小心地仅把子弹射到自己的边界内。第一发子弹像是把卡尔向前推了一把，第二发又似乎把他向后拉。惊奇的是他还在向前移动，还骑着自行车从卫兵边通过。卫兵再次开枪，这时他才倒下，摔在了路上。他们清楚地听到自行车摔在路上的声音。利玛斯祈祷他死了。

　　第4页 :2 圆场@

　　2 圆场@

　　@圆场(circus)是勒卡雷小说中英国情报机构的代称，这个虚构的机构坐落在实有的地名剑桥圆场（Cambrdge Circus）。——编者注

　　他看着滕珀尔霍夫机场的跑道渐渐下沉。

　　利玛斯不是一个沉思型的人，不是那种想得太多太复杂的人。可他知道他的事业完蛋了，从此以后他只有承受这个现实，就像人们必须面对癌症和坐牢一样。他清楚过去的一切都无法弥补。失败就像死亡一样无可回避，他只有把怨恨放在心里，坚持度过被冷落的日子。他能撑到现在，和大多数人相比时间不能算短，可最后还是被打败了。据说狗没了牙就活不下去，现在利玛斯的牙齿也被拔光了：是蒙特拔光了他的牙齿。

　　如果早十年，他还可以另选行当，比如在剑桥圆场的某座大楼里做个文员。那样的话，利玛斯可以工作到岁数很大的时候才退休，可利玛斯根本就不是能那样生活的人。就像让一名赛马选手改行做精算师一样，让利玛斯放弃特工行动而去从事枯燥的政府文案工作，对他来说太为难了。之前他一直长驻柏林，知道人事部门每年年底都要审查他的档案。说他顽固、任性、藐视规则等。他那时就知道有一天会有麻烦的。情报工作有个准则，那就是结果决定一切，政府也赞许那样的准则。利玛斯在蒙特出现之前，也曾成绩斐然。

　　利玛斯不知道在何时感到了蒙特对他的威胁。

　　汉斯－迪爱特－蒙特，四十二年前出生于莱比锡。利玛斯看过他卷宗里的照片，面孔棱角分明，面无表情，有着一头金发。利玛斯知道他是怎样地爬到了“部门”第二把交椅，并且成为行动部门的实际领导。利玛斯是从雷迈克和其他叛逃者那里了解到这些的，雷迈克作为东德党中央的成员，和蒙特同在保密工作委员会工作。雷迈克对蒙特一直心存畏惧。事实上，雷迈克一暴露，蒙特就杀了他。

　　蒙特直到1959年还只是“部门”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他那时以东德钢铁业代表团成员为掩护，在伦敦从事间谍活动。他在谋杀了两名他们自己的雇员后，匆忙地逃回东德得以保命。那以后一年内他音信全无，接着又突然出现在莱比锡的“部门”总部，任行动保障处负责人，负责为特别行动提供经费、设备和人员。那年年底，“部门”内部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苏联联络官的人数和影响力被大大削减，几个老派人物以思想问题被清洗，同时有三个人物登场：费德勒成为反间谍处的首脑，雅恩接替蒙特，蒙特又上了一个台阶，任行动部副处长，那年他才四十一岁。他们的工作作风开始有所改变了。利玛斯损失的第一名特工是个女孩。她只是特工组织中的小人物，起传递信息的作用。他们在她离开一家西柏林电影院时，当街用枪打死了她。警察一直没有抓到凶手，起初利玛斯还倾向于认为她的被害是个意外，和她特工身份无关。一个月后，德累斯顿的一名铁路搬运工，也是彼得?吉勒姆组织内一名被废弃的特工，在一条铁路线边被杀死并被肢解。利玛斯明白那不可能再是意外了。不久，利玛斯控制的另一个特工小组的两名成员被逮捕，他们很快都被判处了死刑。事态就那样无情而折磨人地发展着。

　　现在他们又杀了卡尔，利玛斯也就失去了最后一名有价值的特工，他只有空手离开柏林，就像他当初刚来柏林白手起家一样。蒙特赢了。

　　利玛斯个子不高，有着厚密的花白头发，身材不错，像一名游泳运动员。他很强壮，看他那厚实的肩背，结实的脖颈和粗壮的双手，就知道他很有力气。他的穿着习惯和他的性格相似，都注重实用性。就算选择偶尔戴的眼镜，也都是带钢丝边框的。他的西装基本上都是化纤材料的，也不配穿西装背心。他最喜欢穿的还是那种领口有纽扣的美式衬衫，以及橡胶底的山羊皮皮鞋。

　　他的面孔棱角分明，薄嘴唇边的人纹透出坚毅，很能吸引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有人说他有着爱尔兰人的小眼睛。从外貌上，别人很难对他定位。如果他走进伦敦的高级会所，看门的一定会认为他是会所的成员之一。事实上，在柏林的夜总会里，他总被安排到最好的位置上。他看上去像个很难惹的人，绝不会充当冤大头，但也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绅士。

　　飞机上的空姐对他很感兴趣，猜他是英国北方人（是在北方待过），有钱（未必）。她估计他的年龄在五十岁（差不多吧）。她还猜他是单身（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实际上，他在很久之前就离了婚，孩子都十几岁了。城里有家很奇特的私人银行会定期给那些孩子付赡养费。

　　“您还要再来一杯威士忌吗？”那名空姐问他，“要的话，就要抓紧，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就到伦敦了。”

　　“不要了。”他没有看她，而是看着窗外肯特郡的灰绿色田野。

　　福里到机场接他，开车送他进市区。

　　“头儿对卡尔的事情很不开心。”他看了一眼边上坐着的利玛斯说。利玛斯点了点头。

　　“是怎么回事？”福里问。

　　“他中枪了。蒙特他们干的。”

　　“被打死了？”

　　“我想是吧。被打死了最好。他差一点就过了关。如果他能再沉稳些，对方也许就更难断定他了。实际上当时他已经通过了检查，可‘部门’的人正好赶到。他们拉响警报，一名民警在他离分界线二十码的地方开枪击中他。他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

　　“可怜的家伙。”

　　“是啊。”利玛斯说。

　　福里不喜欢利玛斯，这一点就算被利玛斯知道他也不在乎。福里是那种所谓的俱乐部男人，喜欢扎着显身份的领带，很得意自己的运动才能，有大人物的派头。他从心底里认为利玛斯不可靠，利玛斯则觉得他是个蠢货。

　　“你现在在哪个部门？”

　　“人事部。”

　　“喜欢吗？”

　　“棒极了。”

　　“我会去哪里？坐冷板凳？”

　　“还是让头儿告诉你吧，伙计。”

　　“你知道了？”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对不起，伙计。”福里答道。一时间利玛斯差点发火，可转念一想，也许福里根本就不知道呢。

　　“好吧，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我要自己在伦敦找住的地方吗？”

　　福里抓抓耳朵。“不会吧，伙计，不会的。”

　　“不会？谢天谢地。”他们把车停在剑桥圆场附近的一个计费车位上，一起走进了圆场大楼。

　　“你还没有通行证吧？你最好填张会客单，伙计。”

　　“我们是什么时候要求出示通行证的？麦考尔和我熟得不能再熟了。”

　　“就是做个样子，你也知道，圆场人越来越多了。”

　　利玛斯没有说话，他对麦考尔点了点头，没出示通行证，就径直进了电梯。

　　头儿像医生检查骨骼一样，小心翼翼地和他握手。

　　“你肯定累坏了吧，”他用歉疚的口气说，“快坐下。”声音还是乏味难听，依旧那样卖弄着斯文。

　　利玛斯在椅子上坐下，面对一只橄榄绿的加热器，加热器上面放着一碗水。

　　“你觉得冷吗？”头儿问道。他在加热器前弯下腰，搓了搓双手。他黑色的夹克衫里穿着一件棕色的旧羊毛开衫。利玛斯想起了头儿的妻子，那个叫曼迪的小个子蠢女人，她似乎认为她丈夫在煤炭管理委员会之类的部门工作。头儿以前说过，那件毛衣是他妻子给他织的。

　　“天气太干燥，人不舒服。”头儿接着说，“冷倒是不冷了，可空气又太干，同样对人体非常不利。”他走到桌边，按了一下按钮。“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咖啡来。”他说，“吉妮不在，就不太方便。他们给我临时找了个姑娘顶她，真是麻烦。”

　　他比利玛斯印象中的更矮一些，最多一样高。还是那种貌似超然、自命清高的神情。他那种循规蹈矩的作风和利玛斯完全不同。他有着例行公事的微笑，转弯抹角的表达，而且对他坚守的行为准则，还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架势。依然是那样的陈腐。

　　他从桌上拿过来一包香烟，递给利玛斯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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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烟会越来越贵。”他说。利玛斯应付地点了点头。头儿把那包香烟放进自己口袋，坐了下来。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利玛斯先说话了。

　　“雷迈克死了。”

　　“是啊，是那样的。”头儿说，口气像是在鼓励利玛斯，“很不幸，太…………我估计是那个女的使他暴露了——那个叫艾尔维拉的？”

　　“我想是的。”利玛斯不会问他是怎么知道艾尔维拉那个人的。

　　“是蒙特让人打死了他。”头儿加了一句。

　　“是的。”

　　头儿起身去房间里找烟灰缸。拿来一只后，放在他们坐的椅子之间的地上，不是很方便的位置。

　　“你当时有什么感受？我是说他们向雷迈克开枪的时候。你当时就在现场，对吧？”

　　利玛斯耸了耸肩。“我当时非常气愤。”他说。

　　头儿用一只手撑着头，眼睛半开半闭。“你的感受肯定不止那一点吧。你不觉得沮丧？有那些情绪才正常嘛。”

　　“我是很泄气，那有什么奇怪？”

　　“就一个男人来说，你对雷迈克印象好吗？”

　　“还好吧。”利玛斯有点无助地说，“现在再说那件事没有什么意思。”他又加了一句。

　　“雷迈克被害后的那个晚上，你是怎么度过的？”

　　“喂，这算什么事情啊？”利玛斯激动地问道，“你到底要说什么？”

　　“雷迈克是最后一个，”头儿若有所思地说，“他是一系列被害者中的最后一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第一个被杀的是名姑娘，她参加婚礼后，从电影院里出来时被枪杀。接着是德累斯顿的那个人，再后来吉娜被捕。一个接一个，就像侦探小说里的那十个小黑人。保罗、维莱克和兰瑟都死了以后，最后轮到了雷迈克。”他露出轻蔑的微笑。“这样的代价不算小啊。我想你是不是已经受够了？”

　　“受够了？什么意思？”

　　“我想你是不是觉得很疲惫，需要好好休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随你的便。”利玛斯最终说了一句。

　　“我们这一行是不讲怜悯的，是不是？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我们相互配合，曾度过不少艰难的时光。可不能再那样继续下去了…………人不能一直待在寒冷之中，有必要从寒冷中归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利玛斯眼里似乎又出现了那个场面。鹿特丹郊外漫长的公路，又长又直，在山丘中穿过，路上是一队队行走的难民。远处有架小飞机飞来，人们停下来看着它。飞机飞来了，像是擦着小山飞来。炸弹在路上炸开了，一片混乱，好似地狱。

　　“我不想再兜圈子了。”利玛斯最后说道，“你现在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在寒冷中再坚持一会儿。”利玛斯没有说话。头儿就接着说了下去：“按照我的理解，我们的工作有个准则，那就是从不主动进攻。你认为这样对吗？”

　　利玛斯点了点头，尽可能地少说话。

　　“我们在和对手较量中，总是处于守势。不能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和对手较量是为了让普通大众能安全平静地生活。这样说，是不是太浪漫了？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时也用些很毒辣的手段。”他像个孩子似的笑了笑，“在这个特殊的领域，我们对欺骗有各自的衡量标准。无论如何，现实和理想还是有差距的，是不是？”

　　利玛斯听糊涂了。以前他也碰到过听头儿说一大堆废话后才谈正题。可头儿刚才说的那些话，却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

　　“我是说必须把现实的工作方式和最佳的方式比较一下。我想我方和对方在战后的工作方式变得越来越相似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政府的政策比较宽厚，我们在工作中就可以心慈手软。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他低声笑了笑。“决不能心慈手软。”他说。

　　我的天啊，利玛斯心里叫道，这么一大堆该死的说教。他到底要说什么？

　　“所以啊，”头儿接着说，“我就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除掉蒙特…………对，除掉他。”说完，他生气地转向门口。“为什么该死的咖啡还没有送来？”

　　头儿走到门前，开门和外面什么地方坐着的姑娘说话。回来时他说：“我真的认为有机会就要除掉他。”

　　“为什么？我们在东德的内线全没了，一个不剩。你刚才也说过，雷迈克是最后一个。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了。”

　　头儿坐下来，盯着自己的双手看了一会儿。

　　“也不能这样说。”他终于开口说话，“不过详细情况我就不说了。”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告诉我，”头儿接着说，“你是不是对间谍工作厌倦了？不好意思，我可能问过你这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那也是我们这一行可以理解的心理。就像飞机设计师要考虑金属疲劳问题一样，我们特工人员也有疲劳和厌倦，我觉得两者很有可比性。如果你真的厌倦了我们这一行，请直说。”

　　利玛斯想着早上乘飞机回伦敦的情况，依然沉思着。

　　“如果你真的厌倦了，”头儿加了一句，“我们就要另想办法去对付蒙特。我想的是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段。”

　　门外的姑娘送来了咖啡。她把托盘放在桌上，倒好两杯咖啡。头儿等到她出门，才开口说话。

　　“真是个傻姑娘。”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好像再也找不到好的女秘书似的。要是吉妮没有在这段时间休假就好了。”他郁闷地搅了一会儿咖啡。

　　“我们必须让蒙特吃点苦头。”他说，“你说，你是不是喝酒喝得很多？我是指威士忌之类的烈性酒。”

　　利玛斯觉得自己对头儿还是很不了解。

　　“我平常是喝点酒，不过从不过量。”

　　头儿理解地点了点头。“你对蒙特了解多少？”

　　“他是个杀手。他在这里待过一两年，是东德钢铁业代表团的长驻人员。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行动顾问，叫曼斯顿。”

　　“一点不错。”

　　“蒙特那时候发展了一名特工，一个外交人员的妻子。后来他杀了那个女的。”

　　“他还试图杀害乔治?史迈利。当然把那个女人的丈夫也杀了。他是个非常可恨的人，曾经加入过希特勒的青年团等组织。他不是那种知识型的共产党员，而是冷战的急先锋。”

　　“和我们一样。”利玛斯冷淡地说了一句。头儿没有笑。

　　“乔治?史迈利对这件事情很了解，可他已经离开了。尽管如此，我希望你去找他。他目前在研究十七世纪的德国，住在切尔西，就在斯隆广场后面的贝瓦特街，你熟悉那里吗？”

　　“是的。”

　　“吉勒姆当时也参与了，他现在就在四号楼一楼。你驻外期间这里的变化还不小。”

　　“是啊。”

　　“你花个一两天和他们见见面，他们知道我的想法。如果你愿意的话，去我家度周末吧。”他连忙又加了一句，“我妻子要去照顾她的母亲，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谢谢，我很愿意。”

　　“这样我们可以在放松的环境下谈事情了，会很开心的。我想你可能会有个赚大钱的机会，而且赚到的钱全归你。”

　　“谢谢。”

　　“当然，如果你还愿意去干…………没有觉得厌倦或有其他什么情绪。”

　　“如果是要去杀蒙特的话，我很愿意干。”

　　“你真的愿意？”头儿礼貌地问道。他仔细地打量了利玛斯一会儿才说：“是啊，我真的觉得你行。但你千万不要勉强自己。我想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恨情仇都是过眼云烟。有些事情过去了，留下的仅是些不愉快的记忆，人们不愿意再提起的记忆。我冒昧地问一下，对卡尔?雷迈克被枪杀这件事，是不是就给你这种感觉？你对蒙特没有恨，你对卡尔也没有爱，你只是有一种深深的挫折感…………他们告诉我说，那天你一夜没睡，一直在柏林的大街上行走。是那样的吗？”

　　“我是出去散步了。”

　　“散步散了一夜？”

　　“是的。”

　　“艾尔维拉情况怎么样？”

　　“谁知道…………我现在只想和蒙特算账。”他说。

　　“好，很好。另外，如果你见到这里的老朋友，我想你最好也不要和他们谈起这件事情。事实上，”头儿停顿了一下，“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就让这里的人认为我们对你很不好吧。要做一件事情，那就开个好头吧。”

　　第6页 :3 堕落

　　3 堕落

　　利玛斯开始坐冷板凳了，人们对此并不觉得意外。不少人说，柏林站的工作这几年来都很失败，当然应该有人来承担责任。另外，他年纪大了，也不适合再执行任务，毕竟特工人员的反应能力应该和网球运动员一样出色。利玛斯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不错，这个大家也知道。那时他在挪威和荷兰的工作开展得还可以。那里的工作结束后，上面给了他一块奖章就打发了他。当然后来他又被征召进来。只是可惜了他的退休金了，太可惜了。这些话是会计科的爱尔西透露出来的。她在食堂里对人说，可怜的利玛斯因为离职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以后的退休金只有四百镑一年。爱尔西觉得这个规定应该改一改，不管怎么说利玛斯都做过特别工作。可财政部的人对这种事情盯得很紧，比以前紧多了，即便以前在曼斯顿掌权的那段困难时期，情况也比现在好得多，所以会计科也没有办法。

　　人们向新进的人员说，利玛斯是个老派人物，喜欢打打杀杀，接受的是古板的旧式教育。上头对利玛斯也做得有点过分，毕竟他精通德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并且荷兰语也讲得很不错。他并不那么保守。尽管他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

　　利玛斯的工作合同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所以上头把他安排到资金调配部混日子。资金调配部和会计科不同，它负责向国外调拨资金、为特工人员和特别行动提供财力支援。这个部门的大部分工作由一个办公室打杂的就可以完成，只有个别涉及高度机密的工作除外。所以资金调配部被大家归类为供人养老的部门。

　　利玛斯开始堕落了。

　　一个人变坏，一般都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可利玛斯的情况是个例外。他在同事的眼里，很快就从一个有荣誉感的男人，急速地变为一个令人讨厌的酒鬼，整个过程也就只有几个月。酒鬼会做出一些特别的傻事，他们在没有喝醉的情况下，也会做些难以理喻的事情。而利玛斯变坏的速度快得惊人，他变得不守信用，经常从文秘人员那里借点小钱，却从来不还。还时常找些拙劣的借口，迟到早退。起初同事们还迁就他，也许是因为他的堕落让大家不舒服，就像乞丐和残疾人让人不舒服一样。人们厌恶那些不正常的人，是怕他们自己也变得不正常。最后，由于利玛斯的健忘、无礼和怪异，他被同事们孤立了。

　　让大家惊奇的是，利玛斯对坐冷板凳毫不在意。他的意志好像在突然间崩溃了。新来的文秘人员觉得特工人员都不是凡人，人们这时就会以利玛斯为反面典型，告诫那些新来的人。他对自己的外貌举止越来越不注意，他去供低级职员进餐的食堂吃饭，据说他在那里偷着喝酒。他变得很孤立，变成一个无用武之地的可怜虫，就像一个不许下水的游泳运动员，或者一个不让上台的演员。

　　有人说他在柏林犯了错误，他手下的特工被人一网打尽。大家也不是很清楚，只是都觉得对他的处罚太严厉了。连人事部那个以做事辣手著名的人，也觉得上头对利玛斯有些不公。人们从他身边走过时，会对他指指点点，就像人们见到过气的运动员那样。人们会说：“那就是利玛斯，他在柏林栽了跟头。现在变得自暴自弃了。”

　　不久后的一天，他消失了，没有和任何人告别，甚至和头儿都没有打招呼。在大家看来，那也没什么奇怪的。离开特工这个行当的人，本来就不会有什么欢送仪式。尽管如此，利玛斯的消失还是有些突然。人们了解到，他是在工作合同到期前离开的。会计科的爱尔西透露了一点点消息说，利玛斯把他工资账户里的钱都提走了，据爱尔西的意思，利玛斯肯定是个人财务方面出了问题。其实他的退休金在月底就可以领了，爱尔西不肯透露退休金有多少，但肯定有四位数，利玛斯真是个倒霉蛋。他的国民保险卡已经寄出了，人事部有他的地址。爱尔西当时还用轻蔑的口气加了一句：当然了，人事部是绝不肯透露他的地址的。

　　有关利玛斯有经济问题的说法开始流传，不知道是谁传言说：利玛斯的突然离开和资金调配部的账目出问题有关。有一大笔钱不见了（据在电话总机房工作的某位女士讲，那笔钱高达四位数），后来虽然大部分钱被追回，上头还是把利玛斯的退休金给扣了。还有人说他们不相信那是真的，他们说，如果阿历克真要盗用资金的话，也不会傻到偷总部的钱，他应该有很多别的办法搞到钱。认为他偷钱也是正常的事情，只是偷的方法应该会更高明一些。而那些不太认同利玛斯有犯罪倾向的人，则把原因归结为他酗酒成性，需要支付大笔的离婚赡养费。还有就是他原来驻国外有津贴，现在收入减少了，所以当他手上掌握大量资金的时候，想到自己没几天就退休了，他才做出那样的傻事。不过大家都同意一点，那就是：如果阿历克真的手脚不干净，那他就永远完蛋了。离职安置部门不会管他的，人事部门也不会给他发推荐信。那是令大多数工作人员胆寒的情况。盗用公款是人事部门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也是最不可能被宽恕的罪行。如果阿历克真的偷了总部的钱，人事部门会恨他恨到死，就算他死了也不会给他一块裹尸布。

　　他走后一两周，有人开始关心他的下落。可他以前的朋友都早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他已经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人，不断地攻击特工这个行当及其管理层。用他的话来说，特工部门就像一家大兵管理的俱乐部。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美国人和他们的情报部门。和对东德“部门”的仇视比起来，他好像更恨美、英的特工部门，尽管他很少提及东德的“部门”。他还暗示是美、英的特工部门出卖了他在柏林建立起来的组织。他着魔似的攻击，想以此获得心理平衡，结果使那些本来了解他的人，甚至对他印象还不错的人，都和他断绝了关系。利玛斯的离开也没人太当回事，人们很快就忘却了他，去关注新的热点了。

　　他的房间又小又脏，棕色的墙壁上挂着一些照片。房间对着三座仓库的灰色后墙，为了美观，那边的墙上还画了几扇假窗户。仓库顶上还住着一个意大利人家，那家人是晚上吵架，早上拍地毯，没有安宁的时候。利玛斯没什么心思收拾房间，只是买了灯罩装上，用两条床单把房东提供的格子麻布换了。其他的利玛斯都不管了，还用着那些简陋的花布窗帘、磨损的棕色地毯和笨重的粗木家具，弄得房间像船工的招待所。平时他花一先令从那个黄色的破热水器上取开水。

　　他需要去打工，因为他没钱，一点钱也没有。看来他因为缺钱而挪用公款的事情是真的了。为此，特工部门对利玛斯也没有做什么合适的安置。他自己起初想在工商行当找个工作，曾有一家工业黏着剂厂商考虑过他申请担当的经理助理和人事主管工作。尽管他没有以前工作单位的推荐信，没有从业经验，那家厂还是以六百镑的年薪雇用了他。他在那家厂工作一周后，厂里鱼油的味道已经把他衣服和头发都熏得臭烘烘的，怎么都无法去除，连呼吸都像有一股死鱼的味道。结果利玛斯干脆把头发剃得非常短，还把他最好的两套西装都扔了。接下来一周他开始了新的工作，到郊区向家庭主妇们推销百科全书。可他不是那种容易被家庭主妇们所接受的人，主妇们不喜欢他，也就不会买他的百科全书。每天夜里他都很疲惫地回到住处，夹着一套没人要的百科全书。一周下来，他只有打电话给卖书的公司，说他一套也没有卖出去。对方丝毫没有觉得奇怪，只是提醒他必须把样书送还，双方结束关系。利玛斯一怒之下，扔下书就走出了打电话的电话厅。他跑到一家酒吧，喝了很多很多的酒。因为付不起二十五先令的酒钱，还对一位想帮他的女人大喊大叫，结果他被人从酒吧里扔了出去。酒吧的人发誓再也不让他进门，可一星期后他们就忘了以前的誓言。利玛斯在那一带开始小有名气了。

　　人们时常能看到他步履蹒跚地从楼里出来。他话很少，没有朋友，男女朋友都没有，狗都不认识他。人们猜测他生活中有了麻烦，可能是逃婚出来的，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不知道东西的价格，别人告诉他也记不住。找零钱的时候，往往要把身上的口袋先摸个遍。买东西从来不记得带篮子，总是买口袋装东西。人们不喜欢他的出现，为他的行为觉得遗憾。人们还觉得他脏，因为他常常不刮胡子，穿的衬衫也肮脏破烂。

　　住在撒得贝雷大街的一位叫迈凯德太太的女人每星期去他那里打扫一次房间，可他从来没对她的劳动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她是街坊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话传得很快，因为那里做生意的人也需要了解附近的居民，从而决定能不能赊账给某人。关于赊账的问题，迈凯德太太的意见是不能赊给利玛斯。她说，利玛斯从来没人给他寄信，大家都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他没有任何照片，只有很少几本书；她说他还有一本外国书，书还很脏。按她的估计，他剩下的钱很少了，很快就会变成十足的穷光蛋。她知道他每周四去领救济金。贝瓦特街的住户商家都受到提醒，没有必要再提醒一遍了。人们听迈凯德太太说，他酒喝得很多，酒吧的人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酒保和女清洁工不存在赊账的问题，可他们的消息传到了那些可以赊账的人们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