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资料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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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历代服饰历史资料】

　　（赵子建）

　　简目

　　•中华服饰的起源

　　•夏商西周时期的服饰艺术

　　•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艺术

　　•秦汉时期的服饰艺术

　　•隋唐五代的服饰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艺术

　　•宋代的服饰艺术

　　•辽• 金• 西夏• 元代的服饰艺术

　　•明代的服饰艺术

　　•清代及近代服饰艺术的变迁

　　•中华服饰的起源

　　名称: 人类远祖演化的历程

　　内容介绍

　　人类一直关心自己发展的历史，在科学未发达的时候，神话传说是解说人类起源的依据，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神创论”。在西方流传的是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出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飞禽走兽，再用圣土造出第一个男人亚当，又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出一个女人夏娃。他们听信蛇的怂恿，偷吃禁果，而知善恶羞耻，于是扯下无花果的叶子遮蔽下身，这便是衣服的雏形。人体解剖学证明男性的肋骨并不比女人少一根，而羞耻观念是文明社会才产生的。因此，关于亚当夏娃的故事仅仅是一种神话。

　　在中国也流传着一种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三国时（公元220年至280年），徐整根据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流传的神话著录于《三五历记》和《五运历年记》中。说远古时乾坤未开，像个混沌的“鸡蛋”，这“鸡蛋”中生长了一个盘古，他在“鸡蛋”里生长了一万八千年，此阶段，天每日长高一丈，地每日增厚一丈，盘古每日长高一丈，到过了一万八千年时，盘古突然死去，他的气化成风云，他的声化成雷霆，他的右眼化成太阳，他的左眼化成月亮，他的四肢五体化成五岳四海，血液化成江河，筋脉化为地理，肌肉化为田土，发须化为星辰，皮毛化为草木，齿骨化为金石，精髓化为珠宝……

　　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时，应劭在《风俗通》里记载女娲氏抟黄土造人的故事：说在天地初开时，未有人民，女娲乃抟黄土造人，因忙不过来，后来就把草绳粘上泥土做人，结果用黄土做成的人变成富贵的人，草绳做成的人变成贫庸的人。中国的神话更富于原始的想象性，那富贵贫庸的观念，自然更是后代人编造的。“神创论”流传了几千年，到1859年，英国人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出版《物种起源》（一译《物种原始》）一书，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从而摧毁了唯心主义的“神创论”。近一百年来，又有人提出“水族动物”（如鲸、海豚、水生猿等）进化为人类的说法；人由外界星球输入地球的说法；根据印度史诗和地下发现经过核放射的化石推测地球人类已经历几度文明，上一次文明即毁于核武器的说法，但这些说法在学术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根据进化论和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所得到的科学结论，人类的祖先是一些从树上来到地面生活的古猿。古人类学家在非洲肯尼亚的特南堡发现的腊玛古猿化石证明远在距今约1400万年至800万年之前，猿的一支——腊玛古猿开始了向人类演化的路程，到400万年前至500万年前，人的远祖南方古猿才从古猿中分化出来。由南方古猿演化到现代人，又经过了直立原人——智人（我国的河套人、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等）——现代人等历史阶段，在智人阶段（距今30万年至5万年内），人们开始用兽皮裹身御寒，这是人类向创造衣服迈出的第一步。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性地发明纺织和缝纫技术，根据功能需要和审美要求来制造适体的服装，则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已有7000余年的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古人类发源地之一

　　内容介绍

　　中国云南开远县小龙潭煤系和禄丰县石灰坝都发现过古猿的化石，地层为一千万年前第三纪之上新世早期。在湖北建始县和东巴县、郧县都发现了南猿的化石，年代距今300万年至100万年，属于旧石器早期的中段（旧石器时期大约始于300万年前的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的早期，新生代第四纪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更新世从300万年前至一万年前，属旧石器时代。全新世从一万年前至今，新石器时代是从全新世的初期开始的），南猿已制造石器。

　　中国的直立原人，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距今170万年，称为元谋人。1986年又在四川巫山发现，距今180万年，称为巫山人。元谋人已经用石英制造刮削器之类的工具，已经知道用火，因为发现了集中数量很多的炭屑，而且炭屑往往与动物化石并存，与山西芮城匼（kē音科）河遗址，陕西蓝田公主岭遗址及北京周口店遗址所发现的灰烬情形相似，不像是自然界的野火。元谋人用火的时代比北京人用火要早100万年。

　　人类直立行走和火的使用，都与服饰的起源有关联，在人类不会直立行走和用火以前，人身上的毛皮和兽类身上的毛皮一样起着护体作用，而当人类学会手脚分工，直立行走，并能用火烧烤食物、用火取暖，便加快促使智力发展，体毛退化，最终导致创造衣物护体御寒，并美化生活。

　　名称: 中华原始服饰艺术

　　内容介绍

　　当地球经过最后一次严寒的冰期——大理冰期之后，迎来了全新世冰后期温暖的气候环境，中华祖先继承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积累的经验，开始了农耕畜牧，改变被动向大自然觅取食物为主动生产繁殖生活资源，他们营造房屋，改变穴居野处的居住方式，男子出外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从事采集、制陶、发明纺麻、养蚕缫丝、纺织毛、麻、丝布、缝制衣服。改变了原始的裸态生活，进步为戴冠穿衣、佩戴首饰的文明生活。在我国已公布的全国7000余处较大规模的新石器遗址中均有石纺轮出土，如山西芮城县西王村仰韶文化遗址晚期地层原始工具石纺轮、陶纺轮的发现，湖北天门石家河发现的大量陶纺轮，形式不下10种，多数还绘有花纹。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都发现过织布的工具骨梭、木机刀及机具卷布轴等。

　　名称: 中华原始服饰的发祥期

　　内容介绍

　　在距今五万年前至六万年前大理冰期之际，我国旧石器文化已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人的本身已从直立原人、智人演化到现代人阶段，石器工具已有极大的发展，这时对石质的选择已从石英石、燧石、砾石等扩大到更精美的石墨、玛瑙、水晶石、玉髓、黑曜石等，石器造型已根据使用效率来加工，促进了渔猎采集的进步，使获取食物更为容易，因此他们能有闲暇时间制造各种装饰品来装扮自己。如在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曾出土穿孔的兽牙和穿孔的蚌饰及骨针，这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骨针，距今已有45000年。河北原阳虎头梁遗址曾出土有穿孔的贝壳，钻孔石珠，鸵鸟蛋壳和鸟骨制作的扁珠，若干扁珠的内孔和外缘相当光滑，说明曾长期佩戴过。到36000年前山西朔县峙峪曾出土用墨石制成的椭圆形扁平光滑有孔的装饰品，用水晶石制成斧形的小石刀。山西下川文化有玛瑙、玉髓、黑曜石等矽质石料的石器。

　　距今25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正是中国服装史的发祥期，这时人们已用骨针缝制兽皮的衣服，并用兽牙、骨管、石珠等作成串饰进行装扮。这里曾发现穿孔的兽牙125枚，以獾的犬齿为多，狐狸的犬齿次之，并有鹿、狸、艾鼬的牙齿和一枚虎牙，均在牙根一端用尖状器刮挖成孔，出土时，发现有五枚穿孔的兽牙是排列成半圆形的，显然是原来穿在一起的串饰。另有骨管、带孔蚌壳、青鱼上眼耳、砾石、石珠10余枚，其小孔是从两面对钻的，这是钻孔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山顶洞出土了一枚磨得很细长，一端尖锐，另一端有直径1毫米（已残）的针孔的骨针，针长82毫米，针粗直径3.1毫米至3.3毫米，这是缝制兽皮衣服的工具，缝线可能是用动物韧带劈开的丝筋，我国鄂伦春族人还保留了这种古老的方法。山顶洞人佩戴的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带有红色，似乎他们的穿戴是用赤铁矿研磨的红色粉末染过的。山顶洞人不仅关心生活的美，而且也表现了对死者的关怀，他们把死去的亲人加以埋葬并举行仪式，还在死者身边撒下红色赤铁矿粉末。红色在原始人意识中是血液的象征，失去血液便失去生命，使用红色有祈求再生之意，说明原始人的色彩观念是和原始宗教观念交织在一起的。

　　名称: 中国人创造衣服迈出的第一步

　　内容介绍

　　根据地球环境考古，在旧石器时代所处的更新世，全球发生过5次以上的冰期。中国的5次冰期由早到晚为龙川冰期、鄱阳冰期、大姑冰期、庐山冰期、大理冰期。中国直立原人元谋人和西侯度人处于寒冷的龙川冰期，他们已经知道用火取暖。到50万年前的北京人时期，智力已大为发展，当时正处于温暖的大姑——庐山间冰期。北京人已使用数以万计的石器，包括砍斫（zhuó音浊）器、刮削器、盘状器、锥状器等。他们采用朴树籽，狩猎肿骨鹿、野鸡、古仓鼠、剑齿虎、葛氏斑鹿、沙鸡等为食，用火烧烤食物、照明、取暖、驱兽。他们还利用兽骨做成水瓢、棍棒、枪矛、骨锤等工具。据此分析，当隆冬季节严寒袭来的时候，北京人自然也会懂得用兽皮来护身御寒。

　　我国山西阳高许家窑村东南的梨益沟发现距今10万年前旧石器中期的许家窑文化，当时处于庐山——大理间冰期，同层石器和石片有两万多件，原料有石英、石英岩、燧石、蛋白石、水晶等。其中蛋白石（opal）为珍贵宝石，水晶（rockcrystal）为半珍贵宝石。石器一般细小，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小石钻、石球等，还把细石器镶嵌在木柄或骨柄上制成“复合工具”。有一种形如拇指盖的刮削器在后来的细石器中常见。石球的数量不下1500个，有的是成堆发现的，可能为狩猎用的“投石索”，即将两三个石球用绳索系连在绳端，用手旋转绳索，朝野兽打去，将兽腿缠住，南美人、爱斯基摩人都使用这种方法。投石索又关系到人类对野生纤维的利用，因为后来做衣料的编织物，是从利用野生纤维搓制绳索开始的。

　　•夏商西周时期的服饰艺术

　　名称: 中国奴隶社会服饰文化的考古发现

　　内容介绍

　　服装材料如丝绸、麻布、葛布、裘皮等都不能长期保存，因此考古发现的直接材料是极稀有的。但古代的人物雕刻或绘画，也可作为间接材料，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服装的款式及纹样。

　　（一）夏代的纺织遗迹

　　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晚期遗址中曾发现过一个被人工半割切过的蚕茧，之后又在另一新石器遗址发现一块染成朱红色的麻布，可知夏代已用丝绸、麻布作衣料，并用朱砂染色。至于夏代服装款式，目前尚未发现形象资料。

　　（二）商代的纺织遗迹

　　在河南安阳出土的一把铜钺上曾发现麻布、绢、缣和雷纹绮的印痕，此铜钺现藏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据维维•锡尔万（VIVISYLWAN）女士分析，回纹绮为四枚菱形斜纹织花，平纹织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把商代附有雷纹条花绮残痕的青玉曲内戈，陈娟娟女士分析该雷纹条花绮系四枚异向纬斜纹显花，平纹织地。纹样是由平排连续的雷纹与三根平行线组合的横条图案，布局匀称。这两件商代纹绮残痕，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织花丝绸文物标本。丝绸织花技术是我们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一项杰出贡献。

　　（三）商代的着装人物资料

　　图2-27是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玉人，头戴高巾帽，穿右衽交领窄袖衣，腰束绅带，前身腰间系有一条象征权力的〓，自然下垂。〓的下端呈斧口形，寓有斧能断割之意。又称为黻或芾（fèi音费）。后世将〓的款式加阔，就变为蔽膝裙。此玉人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弗格美术馆。

　　图2-28是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商墓出土的商代贵族石雕残像，和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据此复原的商代奴隶主贵族石雕造像。衣为右衽、交领、窄袖，衣长齐膝。腰束绅带，前身有〓自腰间下垂，〓的下端呈钝角形，〓和腰带均有叠胜纹作装饰，衣领及袖口、衣裳下边均饰有勾连纹。足胫间刻有缠绕纹，似为古代的"逼"，即为胫衣或行縢。头部原像已缺，复原像头戴帽箍。此像服饰极华丽。

　　图2-30是河南安阳四盘磨村出土商代奴隶主贵族石雕像，头戴帽箍，穿大翻领窄袖上衣，如《淮南子》所说"有冒而绻领者。"下身穿裤。上衣前面饰牛角形兽面纹，肩及背饰有目纹，其他部位饰有变体雷纹。上衣与裤子如何分界，雕像交待不清楚。

　　通过前述几种图，可以看到商代奴隶主贵族的男式服装领型，至少有交领、圆领、大翻领等多种形式。袖子一般均为窄袖型。衣长一般齐膝上下。下身有裤子或胫衣。脚履多圆头式。商代奴隶主贵族戴的帽子，有帽箍和加卷筒形装饰的帽箍，此外还有一种羽状高冠。在战争场面则戴青铜胄，胄顶有铜管可以插饰羽毛。

　　商代妇女服装目前资料不多。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商代透雕玉人佩，玉人身部已经作变形处理，所以不能了解衣服款式。但头部非常写实，头上戴帽箍，头发往后梳，并在头顶两侧梳发髻，其余鬓发自然向下垂，两鬓发尾微向上卷成螫尾形。在发髻上插对称的〓（guàn音惯）形发笄。《诗经•齐风•甫田》："婉兮娈兮，总角〓兮。"后来的角〓就是两个叉角髻。《诗经•小雅•都人士》："彼君子女，卷发如虿。"虿即螫虫。可见上述那种发型自商周以后，一直都是未成年男女的发式。

　　（四）周代的纺织遗迹

　　西周的高级服装材料，已用织锦和刺绣。西周的织锦残片，在辽宁朝阳早期西周墓，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都曾发现。后者经密已达每厘米112根，纬密每厘米32根。经线是多种彩色的，由经线显现花纹，故称为"经锦"。据《释名•释采帛》解析，锦的价格贵重如金，故锦字从帛从金。《范子计然》记载齐国锦绣，"上价匹二万（钱），中万，下五千。"一般绢帛"匹值七百钱"。价格相差达15倍。《诗经•郑风•丰》："裳锦絅裳，衣锦絅衣。"就是说锦的价贵，穿锦裳锦衣时，外面罩着麻裳和麻衣以保护之。西周刺绣的实物残痕，已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伯墓中发现。是在染过色的丝帛上用黄线绣出花纹轮廓，再用毛笔蘸朱砂、石黄、褐色、棕色涂绘成花纹。出土时色彩仍非常鲜明，但出土时无法与泥土分离。在新疆地区则长于纺织毛布，哈密五堡曾发现色彩鲜丽的方格彩罽，并有用毛布缝制的长袍出土，此袍通长135厘米，无领、窄袖、袖口和底襟镶毛带，出土时穿于死者身上，腰间束带。年代均与西周时期相当。

　　（五）周代的着装人物资料

　　西周时期的服饰资料，至今出土甚少。从这一时期的玉人来看，西周的冠帽已较商代复杂多样，造型华丽。至于服装款式，目前见到的以右衽、窄袖，长至脚踝，腰间束带的为多，也有长与坐齐的。因形象资料见得不多，难以作概括性的论述。

　　名称: 王权的标志___“十二章”服饰纹样

　　内容介绍

　　奴隶社会的服饰纹样是奴隶制社会精神文化的一个方面，纹样内容的政治意义大于审美意义。最重要的纹样为国王衮服上面的十二章，十二章最早的记载见于《尚书•益稷篇》：“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段话原来没有标点，如果断句不同，就可引出不同的解析。前汉时按孔安国的解析是：日、月、星辰为三辰，与山、龙、华（草华）、虫（雉）以五采画于衣服旌旗。藻、水草有纹者，火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为两已相背。综合起来，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他把粉和米分列为二章，不列入宗彝，如再把华与虫分为二章，合起来就成为十三章而不是十二章了，这是他说得不明确的地方。

　　后汉马融把华虫合为一章，其余说法与孔安国相同，明确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为十二章。这个说法被《续汉书•舆服志》所采纳，后来《晋书•舆服》、《宋书•礼志》、《南齐书•舆服志》也都相同。但这种说法又与《周官》五冕中毳冕衣服画虎彝蜼（weǐ音伟，长尾猴）彝的制度相矛盾。

　　后汉郑玄诠《周官》司服条提出另一种说法：“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绣，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观焉，华虫五色之虫，缋人职曰：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以章之谓是也，希读为絺，或作黹，字之误也，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于旌旗，所谓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龙，次二曰山，次三曰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缋，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为绣。则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画以雉，谓华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画虎蜼，谓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则粉米无画，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衣无文，裳刺黻而已。”这样，郑玄把作缋宗彝解析为宗彝里面缋画，同时《周官》毳冕中的虎彝蜼彝合在上面，即于宗彝上画上虎蜼之形，从而把《尚书》十二章与《周官》五冕内容相结合。虽然有的学者批评郑玄解析得勉强，但自梁朝起采用了郑玄的学说，《隋书•礼仪》六，追记梁朝服制，皇帝“衣则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画以为绘。裳则藻、粉米、黼、黻以为绣，凡十二章。”到隋唐成为定式，一直流行到清代。

　　隋顾彪在《尚书疏》中说：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取其能兴雷雨，龙取其变化无方，华取文章，雉取耿介，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洁白，米取能养，黼取能断，黻取善恶相背。

　　宋聂崇义在他的《三礼图•衮冕条》说：以日月星辰画于旌旗，所谓三辰旌旗，昭其明也……龙能变化，取其神，山取其人所仰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古宗庙彝尊，名以虎、蜼，画于宗彝，因号虎蜼为宗彝，虎取其严猛，蜼取其智，遇雨以尾塞鼻，是其智也。又同书“毳冕条”说：藻水草也，取其文，如华虫之义，粉米取其洁，又取其养人也……黼诸文亦作斧，案绘人职据其色而言，白与黑谓之黼，若据绣于物上，即为金斧之文，近刃白，近銎（qióng音穷）黑，则曰斧，取金斧断割之义也。青与黑为黻，形则两已相背，取臣民背恶向善，亦取君臣离合之义。

　　“十二章”纹样的题材，不是奴隶社会才有的。人类在原始社会生存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观察到日、月、星辰预示气象的变化，山能提供原始人以生活资源，弓和斧是劳动生产的工具，火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粉米是农业耕作的果实，虎、蜼（长尾猴）、华虫（雉鸡）是原始人狩猎活动接触的对象，龙是中国许多原始氏族崇拜的图腾对象，黻纹是原始人对于宇宙对立统一规律认识的抽象。所以在中国原始彩陶文化中，日纹、星纹、日月山组合纹、火纹、粮食纹、鸟纹、蟠龙纹、弓形纹、斧纹、水藻纹等早已出现。到了奴隶社会，由于奴隶主阶级支配着物质生产的资料，同时也就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雉鸡）、虎、蜼（长尾猴）、藻、粉米、黼（斧）、黻（〓）等题材被统治阶级用作象征统治权威的标志，是不足为奇的现象。

　　关于“十二章”的起源，中外学者都引用《虞书•益稷》篇所记帝舜的一段话为根据。《虞书》是周代史官追记的，但“十二章”中除宗彝在夏代以前尚未出现，可以存疑。其他纹样，早已分见于各地彩陶文化中，甘肃临洮出土的半山型彩陶人形器盖已用人首蛇身的意念来装饰衣服，湖南澧县出土的龙山文化透雕玉佩已有龙纹的题材，至商代在出土的玉、石、青铜奴隶主人物造像衣服纹饰中，龙纹已多次出现，如河南安阳出土商代奴隶主服装，双臂多饰降龙、双腿多饰升龙，胸前饰正面龙头，领及后背饰黻纹，其纹饰的大布局和后世皇帝之龙袍大体接近。在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出土的商代蜀王铜像，所穿为另一种形式的龙袍。据《考工记•辀人》有“龙旂九游”的记载，意思说画龙于衣，以祭宗庙。龙袍这种象征最高统治者的服装的出现，是中国服饰艺术从原始宗教观念为主导演化到以政治伦理观念为主导的重要标志。“十二章”则是中国儒家学派服饰理论体系的核心。

　　中国奴隶制社会到战国时期宣告解体，但“十二章”纹样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具有巩固统治阶级皇权的功能，一直为历代封建皇帝所传承。

　　从图2-8至图2-15可知，十二章纹样当是原始社会各部落精神文化的聚合，龙在原始社会是自然力崇拜的产物，到奴隶社会转化为祖神崇拜的对象，故商代龙纹在头上常长有两只且（即祖字）形角。

　　名称: 服饰资料之阶级垄断

　　内容介绍

　　奴隶主阶级把服饰作为“礼”的内容，把服饰功能提高到突出的地位，服饰的职能除蔽体之外，被当作“分贵贱，别等威”的工具，所以对服饰资料的生产、管理、分配、使用都极为重视。从夏朝起，王宫里就设有从事蚕事劳动的女奴。商代王室设有典管蚕事的女官——女蚕。到西周，政府设有庞大的官工作坊，从事服饰生活资料的生产。主管纺织的“典妇功”与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合称国之六职。周朝政府在各部门设有专门管理王室服饰生活资料的官吏。如：天官冢宰下属设有

　　玉府：管理王室燕居之服（常服）和玉器。

　　司裘：管理国王的各种祭礼、射礼所穿的皮裘服装。

　　掌皮：管理裘皮、毛毡的加工。

　　典丝：管理丝绸的生产。

　　典枲：管理麻类纺织生产。

　　内司服：管理王后的六种礼服。

　　追师：管理王后的首服（头饰）等。

　　缝人：管理王宫缝纫加工。

　　屦人：管理国王、王后所穿的鞋靴。

　　染人：管理染练丝帛。

　　宫人、幂人和幕人：管理宫寝帷幕及陈设用布和装饰用布。地官司徒下属设有

　　闾师：管理征收布帛。

　　羽人：管理征收羽毛。当时盔帽、车、旗等均用染色的羽毛为饰。

　　掌葛：管理征收麻布、葛布。

　　掌染草：管理征收染草染料。春官宗伯下属有

　　典瑞：管理王宫服饰玉器。

　　司服：管理国王各种吉、凶礼服。

　　巾车：管理国王、王后各种公车的装饰。

　　司常：管理国王、诸侯、公卿的旗帜。

　　家宗人：管理家祭礼节及衣服、宫室、车旗的禁令。夏官司马下属

　　弁师：管理国王在不同场合所戴的冕冠、弁帽。秋官司寇下属

　　大行人：管理公、侯、伯、子、男在各种场合的服饰制度。

　　小行人：管理接待国家宾客的礼节。

　　凡是比较高级的染织品、刺绣品及装饰用品，从原料、成品的征收、加工制作及分配使用，都受奴隶主政权严格的控制。

　　名称: 奴隶社会的章服制度

　　内容介绍

　　奴隶社会的章服制度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服饰史由原始社会以巫术象征过渡到以政治伦理为基础的王权象征的重要历史时期。

　　我国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分布在各地的原始氏族部落，由于地理环境、生活劳动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服饰文化。这种差异不是人为的制度形成的。到了奴隶制社会，由于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根本对立，奴隶主阶级不仅垄断了服饰资料，而且为了稳定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秩序，规定了等级制度和相应的章服制度。

　　奴隶社会把国王称作“天子”，他是奴隶制国家最高的统帅，奴隶社会的章服制度，也以国王的冕服为中心，这种章服制度的形成，也是逐步发展和逐渐完备的。

　　（一）礼服

　　《论语》有“子曰，禹，吾无间然矣，恶衣服而致美黼（fǔ音府）冕”就是说夏禹平时生活节俭，但在祭祀时，则穿华美的礼服——黼冕，以表示对神的崇敬。

　　《商书》有“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的告诫，表示国王有至高的权力。殷墟甲骨文中有王、臣、牧、奴、夷、王令等文字，表示阶级等级制度已经形成。《商书•太甲》有“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表明奴隶主贵族穿了冕服举行祭礼。

　　以上两例史料，说明夏、商两代已有冕服。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又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说明夏商周三代服制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各有变革和发展。夏代称冕冠为收，殷代名为〓，周代名为爵弁，夏代的冕冠纯黑而赤，前小后大，商代的冕冠黑而微白，前大后小，周代黑而赤，如爵头之色，前小后大，这是后汉蔡邕在《独断》中的说法。在孔子看来，周代的章服制度是理想完美的。《周礼•春官》有“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王之吉服则兖冕，享先公飨射则〓（bì音蔽）冕，祀四望山川则毳（cuì音翠）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则玄冕。”说明国王在举行各种祭祀时，要根据典礼的轻重，分别穿六种不同格式的冕服。总称六冕。所谓冕服，就是由冕冠和礼服配成的服装。六冕的内容如下：

　　①大裘冕（王祀昊天上帝的礼服）：为冕与中单、大裘、玄衣、纁裳配套。纁即黄赤色，玄即青黑色，玄与纁象征天与地的色彩，上衣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花纹，下裳绣藻、火、粉米、宗彝、黼、黻六章花纹。共十二章。

　　②兖冕（王之吉服）：为冕与中单、玄衣、纁裳配套，上衣绘龙、山、华虫、火、宗彝五章花纹，下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花纹，共九章。

　　③〓冕（王祭先公与飨射的礼服）：与中单、玄衣、纁裳配套，上衣绘华虫、火、宗彝三章花纹，下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花纹，共七章。

　　④毳冕（王祀四望山川的礼服）：与中单、玄衣、纁裳配套，衣绘宗彝、藻、粉米三章花纹，裳绣黼、黻二章花纹，共五章。

　　⑤希冕（王祭社稷先王的礼服）：与中单、玄衣、纁裳配套，衣绣粉米一章花纹，裳绣黼、黻二章花纹。希是绣的意思，故上下均用绣。

　　⑥玄冕（王祭群小即祀林泽坟衍四方百物的礼服）：与中单、玄衣、纁裳配套，衣不加章饰，裳绣黻一章花纹。

　　此外，六冕还与大带、革带、韨、佩绶、赤舄（Xì音戏）等相配，并因服用者身份地位高低，在花纹等方面加以区别。

　　冕冠的形式，商周时期尚缺少直接资料，儒家经典《礼记•玉藻》记载：“天子玉藻十有二旒（liú音刘），前后邃延，龙卷以祭。”说明天子的冕冠有玉藻十二旒，悬于延板前后，衣服上有卷龙纹为饰。进一步具体的描述，见于汉唐儒家著述，至唐代更有帝王图的形象留传至今，就更加明白了。大体上说，冕冠的基本款式是在一个圆筒式的帽卷上面，覆盖一块冕板（称为延或綖），冕板的尺寸有说广八寸，长一尺六寸的，也有说广七寸，长一尺二寸或长六寸八寸的，以前一说法较多。冕板装在帽卷上，后面比前面应高出一寸，使呈向前倾斜之势，即有前俯之状，象征国王应关怀百姓的含义，冕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冕板以木为体，上涂玄色象征天，下涂纁色以象征地。冕板前圆后方，也是天地的象征。前后各悬12旒，每旒贯12块五彩玉，按朱、白、苍、黄、玄的顺次排列，每块玉相间距离各1寸，每旒长12寸。用五彩丝绳为藻，以藻穿玉，以玉饰藻，故称“玉藻”，象征着五行生克及岁月运转。后来玉藻也有用白珠来做的。帽卷以木作中干，即胎架，后来改用竹丝、玉草（夏）或皮革（冬）作成筒状胎架，外裱黑纱，里衬红绢，左右两侧各开一个孔纽，用来穿插玉笄，使冕冠能与发髻相插结。帽卷底部有帽圈，叫作武。从玉笄两端垂黈纩（tǒukuàng黄色丝绵做成的球状装饰）于两耳旁边，也有称它为“瑱”或“充耳”的说法，总之是表示国王不能轻信谗言。这就是《汉书•东方朔传》所讲的“冕而前施，所以蔽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及《大戴礼•子张问入官篇》所讲的“黈纩塞耳，所以弇听也。”天子玉瑱，诸后以石。从武上横贯左右而下的，是一条纮，即长长的天河带。冕冠的形制，世代相传承，历代皇帝不过是在承袭古制的前提下，加一些更改罢了。

　　冕冠的旒数按典礼轻重和服用者的身份而有区别，按典礼轻重来分，天子祀上帝的大裘冕和天子吉服的衮冕用12旒；天子享先公服〓冕用9旒，每旒贯玉9颗；天子祀四望山川服毳冕用7旒，每旒贯玉7颗；天子祭社稷五祀服希冕，用5旒，每旒贯玉5颗；天子祭群小服玄冕，用3旒，每旒贯玉3颗。按服用者的身份地位分，只有天子的衮冕用12旒，每旒贯玉12颗。公之服只能低于天子的衮冕用9旒，每旒贯玉9颗；侯伯只能服〓冕，用7旒，每旒贯玉7颗；子男只能服毳冕，用5旒，每旒贯玉5颗；卿、大夫服玄冕，按官位高低玄冕又有6旒、4旒、2旒的区别，三公以下只用前旒，没有后旒。凡是地位高的人可以穿低于规定的礼服，而地位低的人不允许越位穿高于规定的礼服，否则要受到惩罚。

　　周代国王的礼服除以上6种冕服之外，还有4种弁服，即用于视朝时的皮弁、兵事的韦弁、田猎的冠弁和士助君祭的爵弁。皮弁形如复杯，系白鹿皮所做的尖顶瓜皮帽，天子以五采玉12饰其缝中，白衣素裳。天子在一般政事活动时所戴。韦弁赤色，配赤衣赤裳，晋代韦弁如皮弁，为尖顶式。冠弁就是委貌冠，也称皮冠，配缁布衣素裳。爵弁为无旒，无前低之势的冕冠，较冕冠次一等，配玄衣纁裳，不加章采。

　　周代王后的礼服与国王的礼服相配衬，也和国王冕服那样分成6种规格。《周礼•天官》下：“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袆衣、揄狄（一作翟）、阙狄、鞠衣、展衣、禄衣、素纱。”其中前3种为祭服，袆衣是玄色加彩绘的衣服，揄狄青色，阙狄赤色，鞠衣桑黄色，展衣白色，禄衣黑色。揄狄和阙狄是用彩绢刻成雉鸡之形，加以彩绘，缝于衣上作装饰。6种衣服都用素纱内衣为配。女性的礼服采用上衣与下裳不分的袍式，表示妇女贵情感专一。这6种礼服的头饰也是不同的。《周礼•天官》下：“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其中以副最盛饰，编和次次之，所谓副是在头上加戴假发和全副华丽的首饰，编是在加戴假发的基础上加一些首饰，次是把原有的头发梳编打扮使之美化。追是动词，衡和笄是约发用的饰品，追衡笄是指在头发上插上约发用的衡和笄。也有人把追释为玉石饰物，衡悬于两旁当耳之处，笄贯于发髻之中。此外，男子固定冠帽的笄也叫衡笄。

　　（二）一般服装

　　1.玄端

　　自天子至士皆可穿，为国家的法服，天子平时燕居之服。诸侯祭宗庙也穿玄端，大夫、士早上入庙，叩见父母也穿这种衣服，玄端衣袂和衣长都是2.2尺，正幅正裁，玄色，无纹饰，以其端正，故名为玄端。诸侯的玄端与玄冠（委貌冠）素裳相配，上士亦配素裳，中士配黄裳，下士配前玄后黄的杂裳，并用缁（黑）带佩系如裳之色的〓（bì音毕）。

　　2.深衣

　　一般用白布制作，深衣是上衣与下裳连成一起的长衣服，但儒家学者为了继承上代传统观念，按规矩在裁剪时仍把上衣与下裳分开来裁，然后又缝接成长衣，以表示尊重祖宗的法度。下裳用6幅，每幅又交解为二，共裁成12幅，以应每年有12个月的含义。这12幅有的是斜角对裁的，裁片一头宽、一头窄，窄的一头叫做“有杀”。在裳的右后衽上，用斜裁的裁片缝接，接出一个斜三角形，穿的时候围绕于后腰上，称为“续衽钩边”。这种款式就像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的那种“曲裾”袍的样子，但具体的裁法，书上的说法也不一致。据《深衣篇》记载，深衣是君王、诸侯、文臣、武将、士大夫都能穿的，诸侯在参加夕祭时就不穿朝服而穿深衣。在儒家理论上，说深衣的袖圆似规，领方似矩，背后垂直如绳，下摆平衡似权，符合规、矩、绳、权、衡五种原理，所以深衣是比朝服次一等的服装。庶人则用它当作“吉服”来穿。深衣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3.袍

　　袍也是上衣和下裳连成一体的长衣服，但有夹层，夹层里装有御寒的旧棉絮。如果夹层所装的是新棉絮，则称为“茧”。若装的是劣质的絮头或细碎枲麻充数的，称之为“缊”在周代，袍是作为一种生活便装，而不作为礼服的。军队战士也穿袍。《诗•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是描写秦国军队在供应困难的冬天，共同合披袍服克服寒冷的诗篇

　　4.襦

　　襦是袍式之短者，即比袍短一些的棉衣。如果是质料很粗陋的襦衣，则称为“褐”。褐是劳动人民的服装。《诗•豳风》：“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5.裘

　　甲骨文的裘字写作〓，占籀（zhòu音宙）文写作〓。《说文解字》说：“裘之制毛在外，故像毛。”中华祖先最早用来御寒的衣服就是兽皮，使用兽皮做衣已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原始的兽皮未经硝化处理，皮质发硬而且有臭味，商周时不仅早已掌握熟皮的方法，而且懂得各种兽皮的性质。例如天子的大裘采用黑羔皮来做。大人贵族穿锦衣狐裘，《诗•秦风》：“君子至止，锦衣狐裘。”狐裘中又以白狐裘为珍贵。其次为黄狐裘、青狐裘、麛〓（míní）裘、虎裘、貉裘，再次为狼皮、狗皮、老羊皮等。狐裘除本身柔软温暖之外，还有“狐死守丘”的说法，说狐死后头朝洞穴一方，有不忘其本的象征意义。天子、诸侯的裘用全裘不加袖饰，下卿、大夫则以豹皮饰作袖端。此类裘衣毛朝外穿，天子、诸侯、卿大夫在裘外披罩衣（裼衣），天子白狐裘的裼衣用锦，诸侯、卿大夫上朝时要再穿朝服。士以下需人无裼衣。

　　（三）舄履

　　商周时代男女穿的鞋子是一样的，周朝政府设“屦人”来管理王和后的鞋子，它们有赤舄、黑舄，赤繶（yì音意）黄繶青句（〓）、素履、葛履种种形式。屦是单底的，舄是双底的。屦是牙底相接处所镶的赤色或黄色缝条。句是屦和舄头部的鞋鼻子，国王的双底鞋--舄可分三等，赤舄为上，白舄、黑舄次之。王后的双底鞋以玄舄为上，青舄、赤舄次之。王后穿鞠衣、展衣、褖衣时则穿单底的屦。素履用白丝绸制作，葛履用葛布制作，是夏天穿的鞋子。

　　（四）军戎服

　　商周时期的军队已用铜盔和革甲等作为防身的装备，来武装指挥官和执行攻坚战术的部队。目前考古发现的有商代铜盔、周代青铜盔和青铜胸甲。周代有“司甲”的官员，掌管甲衣的生产。由“函人”来监管制造。分为犀甲、兕甲、合甲三种，犀甲用犀革制造，将犀革分割成长方块横排，以带绦穿连分别串接成与胸、背、肩部宽度相适应的甲片单元，每一单元称为“一属”。然后将甲片单元一属接一属的排叠，以带绦穿连成甲衣，犀甲用七属即够甲衣的长度。兕（野牛）甲比犀甲坚固，切块较犀甲大，用六属即够甲衣的长度。合甲是连皮带肉的厚革，特别坚固，割切更困难，故切块又比兕甲更大，用五属即够甲衣的长度。《考工记》说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盔帽最先以皮革缝制。青铜冶炼技术兴起以后，出现了铜盔和由铜片串接或铜环扣接的铜铠甲。用铜片串接的叫片甲，用铜环扣锁的叫锁甲。甲衣也可加漆，用黑漆或红漆以及其他颜色。在甲里再垫一层丝绵的称为练甲，穿甲的战士称甲士。甲衣外面还可再披裹各种颜色的外衣，称为衷甲。由各种鲜明的颜色的衣甲和旗帜，组成威严的军阵。色彩不但可以助振军威，激励斗志，而且也便于识别兵种及官兵的身份，有利于军事指挥。此外，商周时期的铜盔顶端往往留有插羽毛的孔管，古时往往插鹖鸟的羽毛来象征勇猛。因鹖鸟凶猛好斗，至死不怯。

　　•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艺术

　　名称: 春秋战国时期的首饰佩饰

　　内容介绍

　　春秋战国时期的首饰佩饰

　　首饰和佩饰是服装中最具光彩的组成部分，从服饰艺术的历史来看，首饰和佩饰比衣服渊源更早，春秋战国时期继承商周社会的传统，首饰和佩饰除形式的装饰美和材质的珍贵之外，也带有礼教表征德操和社会等级地位的内涵，至于工艺技巧则发展到更加精美的程度。

　　1.发饰

　　（1）笄是固定发髻的用具，原始社会普遍使用，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实物，用木笄、玉笄、竹笄等。据《仪礼》等书记载，女子年满15岁便视为成人，如已许嫁便可梳髻插笄。如未许嫁，到20岁时也要举行笄礼。女子成年叫及笄。

　　（2）梳篦是梳理头发的用具，也把梳篦插在头发上作装饰，春秋战国梳篦的形状，背部呈圆弧形，身部有对称纹饰。山西侯马出土春秋时人纹陶范中女子的头上插着双角形篦，其背部作弯角形，与商周的梳篦背上缘近乎平直，背正中有突起物不同。故也有人认为是角形冠。春秋战国时期的实物，有河南淅川春秋墓的玉梳、山西长治分水岭春秋墓的竹梳、湖北江陵拍马山和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的木梳等。庐芹斋《中国古玉展览目录》所载两件战国玉梳的形状也如此。再往后，梳的形状就向扁长而低的形状变化，梳齿也更多了，更便于使用。

　　2.耳饰

　　玦小型的玦是古代从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耳饰，春秋战国的玉玦，有圆形缺口素面无纹的，有雕琢成纹饰的，有呈柱状加缺口的。中山国战国墓出土有夔龙首黄玉玦一件，广东曲江石峡墓出土有圆廓外4个半月形突饰的玉玦，玦的外形有呈柱形的，有呈椭圆形孔不居中的，有上宽下窄椭圆的。湖南耒阳市一处距耒水600米的山坡上的春秋时越人墓出土水晶玦一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径19.5厘米的大玦，那是一种佩玦而非耳饰，象征决断。如《白虎通》所说：“君子能决断则佩玦。”《史记》记叙楚汉相争，在鸿门宴上，范增要楚霸王杀刘邦，几次用眼睛盯着项羽，并三次举所佩玉玦向项羽示意，项羽没有理会。说明秦汉时期仍有在腰间佩玦的习惯。1983年在河南光山县宝相寺春秋早期黄君孟墓出土龙纹玉玦一双。战国时期的耳坠制作已很精美。

　　3.颈饰

　　颈饰是原始社会就很普遍的装饰，春秋战国时代的颈饰出土不少，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颈饰，其中一件系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组成，其余为〓形器及一小系璧。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绿松石1518粒，均有穿孔，大小不一，装一盒中，又有穿孔骨珠139粒。排作两圈，每隔两排4颗小的，用1颗大的将两排联在一起，串成大小相间、单双相联的形状。山西侯马上马村春秋墓出土两玉串，大的一串由玛瑙珠、骨珠、玉珠、玉环、玉兽等20枚组成，珠的形状有枣形的、管状的、珠形的、六棱形的、长方形的，都有穿孔。小的由11枚组成，形式质料相同，出土时置于人架胸部。河北怀来北辛堡两座燕国墓，一座出土绿松石串珠264枚，另一座出土1975枚。前墓所出除少数较大外，多数都很小，有的如绿豆、有的如粟粒，且都有穿孔，出于人架颈部。后墓所出除绿松石外，还有白石制成。战国中山国王墓出土玛瑙项链2串，1串222粒，1串74粒，管形。1951年以来，先后在山东曲阜鲁故城，河南辉县固围村，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4.臂饰

　　玉瑗玉瑗是我国从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臂饰，扁圆而有大孔，即扁圆环形。瑗同援义，其孔大，便于二人抓握相援。战国玉瑗形状与新石器时代的瑗的区别，是战国玉瑗纹饰渐多，有些作纽丝纹的玉瑗，肉部中央加厚，两边变薄，剖面如枣核形。纹饰以縠纹和云雷纹为多。也有变化成一条首尾相接的龙形或变化成筒形的。

　　在河南洛阳中州路春秋第三期墓出土1件由13颗大小，形状不同的小玉珠和1颗小玉〓串连而成的腕饰，出土时置于人架腕部。

　　5.指环

　　山西侯马上马村春秋墓出土2件血红色的玛瑙指环，断面呈六角形。玛瑙古称琼，又称赤玉。《说文》：“琼，赤玉也”《后汉书•东夷传》：谓扶余、挹娄出赤玉，扶余、挹娄在东北，产玛瑙，有“玛瑙无红一世穷”的说法。

　　6.腰饰带钩

　　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曾多次出土玉带钩，大多出于人架下肢部位。商周时期的腰带多为丝帛所制的宽带，《诗•曹风•鸬鸠》：“淑人君子，其带伊丝。”郑笺：“谓素丝大带，有杂色饰者。”大带又名绅带，《礼记•玉藻》说绅带的长度“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绅即丝带束紧腰部后下垂的部分。女子的腰带也用丝质，下垂部分名襳褵（Xian音先，li音离）。女子的长腰带名绸缪，打成环状结易于解开的叫纽，打紧死结不好解开的叫缔。因在绅带上不好勾挂佩饰，所以又束革带。开初革带两头是用短丝绳和环系结，并不美观，只有贫贱的人才把革带束在外面，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把革带束在里面，再在外面束绅带。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华夏民族采用铜带钩固定在革带的一端上，只要把带钩勾住革带另一端的环或孔眼，就能把革带勾住。使用非常方便，而且美观，所以就把革带直接束在外面来了。古文献记载春秋时齐国管仲追赶齐桓公，拔箭向齐桓公射去，正好射中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国的国君，他知道管仲有才能，不记前仇，重用管仲，终于完成霸业的故事。《淮南子•说林训》所记，“满堂之坐，视钩各异”，都说明革带已经露在外面。在这种情况下，革带的制作也越来越精美华丽，后来不但把带鞓（tīng音汀）漆上颜色，还镶嵌金玉装饰。从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早在西周晚至春秋早期山东蓬莱村里集墓就有方形素面铜带钩出土。春秋中期的铜带钩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淅川下寺、湖南湘乡韶山灌区、陕西宝鸡茹家庄、北京怀柔等地墓葬均有出土。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春秋墓和陕西凤翔高庄10号春秋墓曾出土金带钩、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大墓有玉带钩、铜环与玉瑗、玉璜和回形玉饰组成的佩饰同出。到战国时期，也有带钩与环同出的情形，如河南汲县5号战国墓铁带钩与骨环同出，6号战国墓青铜嵌绿松石的带钩与羊脂玉环同出，安阳大司空村131号战国墓人架腹部有铜带钩与玉髓环套合在一起。因此腰带带钩的功用就有数种，一种是横装于带端用来搭接革带两端的，一种是与环相配直挂在革带上勾挂佩饰的。另有一种较长的衣钩可装于衣服肩部勾挂衣领或装于衣领勾挂衣服肩部，这种衣钩至今仍在和尚的袈裟上使用。

　　战国时期的带钩，材质高贵，工艺精美，制作十分考究。形式有多种变化，但钩体都作S形，下面有柱。其形制有八种类型：

　　第一种：体像螳螂之腹，钩短，作龙首或鸟首形，下有圆柱，近于一端，柱顶圆形。

　　第二种：腹作方形，钩短作兽首形，下方有方柱，近于一端，柱顶较城粗大。

　　第三种：身短钩长。

　　第四种：身长方形，钩短，柱方，柱在中央。

　　第五种：腹宽有一短钩，背有柱。

　　第六种：体作圆形、细长颈、短钩，下有圆柱。

　　第七种：体作动物形。

　　第八种：体作琵琶形。

　　带钩的材料有玉质的、金银的、青铜的、铁的。工艺制作除雕镂花纹外，有的在青铜上镶嵌绿松石，有的在铜或银上鎏金，有的在铜、铁上错金嵌银，即金银错工艺。1951年在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出土的包金嵌琉璃银带钩，长18.4厘米、宽4.9厘米，呈琵琶形底，银托面包金组成浮雕兽首，两侧缠绕着二龙，至钩端合为龙首，口衔状若鸭首的白玉带钩，两侧有二鹦鹉，钩背嵌三縠纹白玉玦，两端的玦中嵌琉璃珠，玲珑透剔，包金镶玉，文饰繁华，雍容华贵，现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1965年在江苏涟水三里墩战国墓出土的交龙金带钩，端为兽头，柄阴刻二夔龙，钩身透雕成兽形，原嵌有黑色料珠，系用铸造、透雕、剔刻法制成的。此件长12厘米，重275克。现由南京博物院收藏。另1件长7厘米，重56克。在山东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猿形银带钩，通长16.7厘米，猿作振臂回首跨进状，身微拱，极为生动。目嵌蓝色料珠，通体贴金，背面有一圆钮。1978年在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4个金带钩，各长10厘米，是用铸造法制作，钩似鸭首、鼓腹、光素无纹，腹下为一圆钮。现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的两次发掘中，就出土铜带钩60件，形制多样。四川昭化出土1件战国金银错犀牛带钩，全体布满花纹。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发现5件金银错铁带钩，2个圆柱形，3个扁条形、满身嵌错金银三角云纹和斜条卷云纹，扁条形带钩中有2个镶有黄金和青玉，每条镶三角形与方形黄金4块，方形玉3块，金与玉相间排列于带钩背部，金块表面浮雕几条互相缠绕的蛟龙，铁表面呈青黑色，很少锈蚀。1978年在河北平山中山国王陪葬墓曾出土玉带钩。以上所介绍的，都是华夏地区所使用的带钩的情况。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吸收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服式来推行服装改革，强化军队的战斗力的故事，已在前面叙述。过去研究中国服饰史的学者，常说我国古代的带钩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从胡服中吸收过来的，此说从时间上推算是讲不通的，因为赵武灵王比齐桓公晚300年，是战国中期的人，而带钩在春秋中期已普遍应用了。

　　在我国北方居住的匈奴、东胡等族也在革带上使用一种类似带钩的金属装置，即在鞓上装一种斗兽纹铜饰牌而用铜鐍扣结。鐍是有舌或有喙状突起的环状物，可用来固定带子。匈奴带鐍在相当春秋晚期的墓中已有发现，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和毛庆沟匈奴墓中都出土过圆形带鐍，当中有供穿带用的孔，前部有喙状突起，尾部有钮孔。这种鐍每条带上只出1枚，其作用相当于带扣。国内外出土很多匈奴、东胡式铜器（也称鄂尔多斯式铜器）中的透雕带扣，很多都铸有喙状突起和穿带子的孔，这种突起物常因使用损耗而不十分明显，加上透雕的斗兽纹极为繁复生动，因而往往被人忽略，而把它们当作单纯的饰牌，年代可从春秋晚期延续到东汉。这类革带在用鐍扣结和鞓的装饰牌等方面都与中原革带的带钩不同，因而是另一系统的带饰。在古代文献中称它们为鲜卑、师比、胥纸、犀毗、私纰头等。《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又引张宴说：“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带即突厥的革带，鲜卑相当蒙古语的〓obar《〓•五爪虎》，因鲜卑人崇拜它，把它用作本部族的名称，并铸其形于革带上作为装饰。

　　7.佩玉

　　《礼记•玉藻》讲：“古之君子必佩玉。”“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人问子贡，人们为何重玉而轻石，是否玉少而石多？子贡去问孔子，孔子答道：“玉之美，有如君子之德。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guì音贵），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许慎《说文》：“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sai音腮）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所以统治阶级都有佩玉，佩有全佩（大佩，也称杂佩）、组佩，及礼制以外的装饰性玉佩。全佩由珩、璜、琚、瑀、冲牙等组合。其组合方式，宋以来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考证和推测，由于佩制失传已两千余年，至今仍难以定论，郭沫若先生考证了1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出于洛阳金村，全长约42厘米的战国金链舞女士玉佩，它以金链贯穿玉质舞女及璜、管、冲牙等组成佩饰。两舞女短发覆额、两鬓有盛鬋，衣长曳地，博带，各扬一袂于头上作舞。冲牙为双首龙形，佩末端悬龙形双璜，此佩可挂于颈部垂于胸前。郭沫若先生认为：“古人制器偏重保守，而玉佩尤关于礼仪，举凡奇风异俗必不易采入。此玉佩以蜺龙为冲牙双璜，足征其保守；而以长袖盛鬋之舞姬为双珩之饰，尤足证此种习俗必已成为礼节而失其奇异者也。”（《金文丛考》“释亢黄”）。战国全佩在河南辉县也出土过两件，于玉瑗上悬挂左右两个珩，左右珩下各挂一个璜，中央从瑗上直接悬挂一个冲牙，垂于珩和璜之间。以上出土的全佩，与《三礼图》等书所画全佩形制并不相符。1992年山西曲沃县晋侯墓地出土的整套玉佩，与《三礼图》所述差距更远，说明儒家关于服装礼制的论述，很多主观成分。

　　组佩是将数件佩玉用彩组串联悬挂于革带上，春秋战国时期佩是如何挂法，文献记载也不具体，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战国墓出土10件组佩彩绘俑，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形象资料。是组佩彩绘俑中的4件，其中1件高64厘米，身穿交领右衽直裾袍，宽袖，袖口呈胡状，饰菱纹缘，腰悬穿珠，玉璜、玉璧、彩结、彩环组佩，后背腰束黄、红相间的三角纹锦带，衣襟内露鲜艳的内衣，气度不凡。这组彩绘俑不过是执事人员身份，组佩形制简单，通过它们可以想象佩挂琳琅的墓主人该是何等风光！湖北江陵纪南城武昌义地6号战国楚墓出土彩绘偏衣木俑，在胸部以下左右各垂挂一组玉佩，于玉璜间有方形圆形玉相隔组合。属于组佩之类。

　　装饰性玉佩包括生肖形玉佩，如人纹佩、龙纹佩、鸟纹佩、兽纹佩等，这类玉佩比商周时期细腻精美，逐渐演变为佩璜和系璧。更为精巧绝伦的则是镂空活环套扣的玉佩，例如：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青玉4节佩，长9.5厘米，宽7.2厘米，厚0.4厘米，系由3个透空的活环套扣连，可开可合；3个活环上饰有首尾相连的蛇纹，4节佩皆镂空，饰有不同姿态的龙和两头龙，最上面1节有穿孔可系佩挂。同墓出土的玉多节佩，通长48.5厘米，最宽8.5厘米，全器可分解成5组，插榫接合后可成一器，接合后可展可合，共26节，均由活环套接。其中有4个活环套由金属材料的接榫插接而成，可以拆卸。有8个环套是镂空的，不能拆卸。通体饰有龙纹和勾连纹，精巧无比。这两件玉佩均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1件玉4节环套佩，作群龙相蟠。1978年河北平山战国中期中山国王陪葬墓出土三龙环形玉佩，径6.4厘米，三龙透空雕镂，作侧身回顾状，极为玲珑活泼。由河北省文研所收藏。1977年安徽省长丰县杨公乡战国晚期墓出土两件玉佩，1件为镂空龙凤合体形佩，高11.5厘米、长21.4厘米、厚0.9厘米，身躯作〓形回转，两端一为龙头，一为凤首。身上饰有凸起的縠纹，腹部有穿系用的圆穿。另1件为青玉镂空两头龙凤纹佩，横宽15.4厘米，高6.8厘米，厚O.3厘米，在卧弓形双头龙腹下空间，填饰柔美的双凤，粗细对照，更具韵味。这两件玉佩现由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8.佩璜和纽座系璧

　　佩璜和纽座系璧都是礼器以外的、更具有审美的赏玩性和装饰性的佩玉，风格优美。商代已经有人纹、鸟纹、鱼纹、兽纹的佩璜，这种形式一直流传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佩璜纹饰日趋繁复，题材多龙凤蟠螭云纹，周身施饰。同时，玉珩、玉觿、玉璧及其他玉佩、玉饰的纹饰也日趋繁缛华丽，工技美巧。系璧《说文》称之为〓，是小型的璧、环、瑗的总称，最早系璧作为连接几个器物的媒介，大多无纹饰，春秋时随着青铜器物轻型化的趋向，系璧也成为单独的佩饰而多施纹饰。但作为璧的圆形是保留着的，一般在圆形周围附加装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战国双凤纽座白玉系璧，是极其瑰丽的艺术珍品。在洛阳中州路春秋墓，山彪镇与琉璃阁战国墓也有系璧出土。

　　9.金属工艺装饰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金属工艺加工已经掌握了焊接榫铆、刻划、镶嵌、鎏金、镂空、失蜡浇铸、金银错嵌等技术，制作各种精美的器物。金属工艺加工技艺不仅在华夏地区发展，在北方匈奴族地区，金属工艺也很先进。1972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1件战国鹰鸟顶金冠（可能是匈奴王冠），由冠顶和冠带两部分组合而成，鹰鸟冠顶高7.1厘米，重192克，雄鹰展翅立于半球冠顶中央，其下为厚金片捶打的半球面体，饰有四狼与盘角羊咬斗的纹饰。鹰的头部、颈部镶有两块绿松石，头与尾可以左右摇动。冠带径16.5厘米，重1022.4克，由3条半圆形金条组合，从前面看，冠带上下是2条绳纹饰边，这2条金条饰边的中间有榫铆相互接合，从后面看，另有1条金条围过来与前面2条金条榫铆连接成圆环形帽圈，再在圆环左右分别装饰虎、盘角羊、马等动物浮雕，与冠顶组合成金冠，二者可以拆卸组装。与此同时还出土两件战国四虎咬牛纹装饰金牌，各长12.7厘米，宽7.4厘米。一件重238克，另一件重204克。牛四肢平展居中卧地，四虎成对，正在咬牛的颈部和腹部，牛则用角刺穿虎耳。

　　名称: 春秋战国时期的服装款式

　　内容介绍

　　考古发现的服装实物是最直接的材料，但服装是很难长期保存到今天的，因此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服装款式，除出土服装实物外，还要依靠出土的人物雕塑、绘画等间接资料作为补充。

　　1.湖北江陵马山战国楚墓出土的服装实物：

　　（1）袍类裁法有正裁、斜裁两种。

　　正裁法：袍分上衣下裳两部分，上衣正裁共8片，正身2片宽各32厘米，双袖各3片，宽42厘米、43厘米、45厘米。以上8片拼合之后，再从下边缝合。在双袖与正身相接的腋下，另拼一块长37厘米、宽24厘米的长方形，便于手臂上下活动。领缘用纬起花的绦带做成，正裁，至大襟部分向下延伸44厘米。下裳正裁共5片，大、小襟正面两片各宽45厘米，其他三片各宽41厘米。裾缘下摆缘直裁另拼缝。

　　斜裁法：上衣部分正身和双袖均斜裁，共8片，宽度23厘米、26厘米、17厘米，袖缘、领缘也斜裁。下裳正裁共8片，每片宽20厘米至37厘米不等。

　　袍的款式有三种类型。

　　第一型后领下凹，前领为三角形交领。两袖下斜向外收杀，袖筒最宽处在腋下，小袖口。此型尺寸较小，比较实用。

　　第二型两袖平直，宽袖口，短袖筒。后领直起，前领为交领（三角形）。衣身较宽松，为罩于表面的袍服。

　　第三型长袖，袖下部呈弧状（袖下面的弧线称为“胡”，据《后汉书•舆服志》说它是仿效牛的颈项下有垂胡之形而设计的）。衣身宽松，有华贵的风度。此种款式至西汉仍继续流行。

　　以上三种类型，均为交领、右衽、直裾式，上衣与下裳连为一体。另外观察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帛画人物与木俑，尚有衣襟右侧向后身呈三角形延伸的曲裾袍式，实物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有所发现。

　　（2）禅衣交领、右衽、直裾，上衣与下裳相连，双袖呈胡状。

　　（3）夹衣衣长及膝，交领、右衽、直裾，上衣与下裳相连。

　　（4）〓（qiū音秋）衣是一种短袖式对襟衣，〓字可与裯字相通。用整块衣料上部左右剪开，叠成双袖，下部左右内折成两襟，再用绣绢镶领，两襟、下摆、袖口等缘而成。两襟对中（对襟式），腰与下摆等宽，凹后领。原件尺寸很小，是为殉葬所特制，置于小竹笥中，外系竹签自名〓衣。

　　（5）单裙下摆稍大于裙腰，裙面用8片缝拼，宽分别为27厘米、27厘米、27.5厘米、26厘米、27厘米、24厘米、27厘米、26厘米，下摆缘宽12.5厘米。

　　（6）绵袴由袴腰和袴脚两部分组成，袴腰4片，每只袴脚连上2片，每片宽30.5厘米，长45厘米。袴脚左右各2片，其中1片用整幅绢，宽50厘米，长61厘米。另1片用半幅绢，宽25厘米，长59厘米。袴脚上部一侧拼入1块长12厘米，宽20厘米的长方形袴裆，1条宽边与袴腰相接。1条边缝在袴脚上，折叠成三角形，展开呈漏斗状。袴脚下部拼有1块长32厘米，宽9厘米的条纹袴边，做成小袴口，袴脚的各拼缝处均镶嵌丝绦。绣绢作面料，深黄绢里。袴脚上部与袴腰相连。但两裆不相连。后腰敞开形成开裆。袴腰宽0.5厘米，袴长116厘米。

　　（7）帽展开呈不规则圆台形，折叠时呈前高后低，顶部外凸，上有圆孔。帽后里侧装有组带两束，应是帽系。幅高18.5厘米，前边长25厘米，后边长40厘米。面料红棕色绢，里料深黄色绢；大菱形纹锦镶边。

　　（8）麻鞋前端尖头半圆形，侧视呈缓坡状，里层用草编，表层用麻布髹黑漆；再在外包锦面。鞋底用麻线编结，从中向外逐圈编绕27圈。底下编成许多乳钉状线结。长23厘米，高5厘米。

　　2.各地出土有关春秋战国时期服饰的间接材料。

　　有关春秋战国时期服饰的间接资料很多，现在选择一些服装结构比较清晰的人物雕刻、绘画形象，供读者参考。

　　图3-23是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漆奁装饰人物纹，所绘人物虽极简练，但作风非常写实。其在中间坐者在室内，为观舞的主人。立者在室外作舞蹈表演，所穿大袖、宽下摆、V字形交领长袍，腰间紧束腰带，体态秀美。《尸子》：“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此漆奁人物画所表现的，也正是细腰的装束。此外，所有人物衣着领口、袖口、下摆及腰带均为白色，可能是在深色袍子之内衬穿白色衬衣。头冠虽不清楚，但都有缨带下垂，系于颌下。

　　图3-24至图3-25是河南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两件战国长袖曲裾袍舞女玉雕，式样均为交领、右衽，袍长曳地，腰束大带。

　　图3-26是湖南长沙仰天湖战国楚墓出土女木俑，穿绘绣交领右衽曲裾袍，领及衽边均饰以较宽的锦缘。

　　图3-27为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彩绘木俑，多数穿直裾袍，只有一个穿曲裾袍。袍式长者曳地，短者及踝，袍裾沿边均镶锦缘。袍身纹饰为雷纹和重菱纹，重菱纹又称为“杯纹”，因它形似双耳漆杯，或称为“长命纹”，取长寿吉利的含义。

　　图3-28是河南洛阳金村韩墓出土战国青铜玩雀女孩，上衣为立领式，立领是在领窝加领座才能制成的。裙裳长仅及膝，为中短裙。腰间束有珰的革带，革带上挂着悬有组玉佩的组带。足穿革靴，发分左右梳两条长辫。用现代人的审美眼光来看，也是颇为时髦的。图中柱上的小雀是后人加上去的。

　　图3-29是河北燕下都战国遗址出土铜人，穿右衽矩形交领长袍，腰束革带，用带钩扣接。

　　图3-30是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驭龙升天图帛画，画着一个男子驾一条龙，龙前是鱼，龙后是鹭鹚鸟，表示能入海或升天。男子头戴切云冠，长缨结于颌下，腰束大带，袍式宽松、广袖、曲裾，长可掩足。即当时的深衣。

　　图3-31是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少女龙凤帛画。画一女子合手祈祷，身穿广袖宽松曳地曲裾长袍，袖身肥大，袖口缩敛，下侧弧线成垂胡状，腰束大带，与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所出土帛画中驾龙男子的袍式基本相同。

　　《尔雅•释衣》谓袖身扩大部分为“袪”，袖口缩敛部分为“袂”，这种袖式后来称为“琵琶袖”。袍与衫的区别，在于有没有袖口，有袖口的为袍，无袖口的为衫。

　　图3-32是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编钟虡（jù音据）中层的铜人，上衣是矩形交领、紧身、窄袖、衣襟下摆左长右短呈曲波形弯曲，领缘有几何花边为饰。下穿折裥裙裳，裙裳左右两侧各有一条几何纹直条图案为饰。裙的长度短者及膝，长者及地。均穿于上衣之内。腰间束革带，挂有垂缨及心形囊。腰右侧佩短剑。头戴上宽下紧的平顶帽，为仪仗乐队的装束。

　　图3-33至图3-35是几组战国楚墓出土的组佩俑，当时诸侯礼聘及祭天祀神所穿礼服都佩玉，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图3-38是河北平山三汲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玉人，均穿左衽、矩形交领、窄袖上衣，大方格纹面料中长裙，裙长及踝。发式或总发于顶，在顶上梳髻。或作披发式，头发后垂于背。有的在头上插戴高高的牛角形梳冠为饰，颇与今苗族姑娘的角形银冠相似。为古代鲜虞族人服饰。

　　商代以马驾车，古代以马狩猎或驱逐侵犯牛羊的狼群，战国七国中原战争中才有大规模骑兵，故以为起始于战国赵武灵王，骑兵代替战车，象征运动速度增强，《简子》议兵说楚军“轻利僄遬（速），率（骤）如飘风”。“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战国策•齐策一》齐军“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孙子兵法》“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始（静）如处女……后（动）如脱兔”。《史记•白起列传》：“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楚亦有骑兵一万，《古禽经》“鹖冠，武士服之，像其勇也”。应劭《汉官仪》：“虎贲，冠插鹖尾，鹖，鸷鸟中之果劲者也，每所攫撮应爪摧碎。尾上当所贡”。《续汉书》：“羽林左右监皆冠武冠，加双鹖尾”。穿虎纹锦裤。

　　名称: 中华服饰文化变革的第一个浪潮

　　内容介绍

　　中华服饰文化变革的第一个浪潮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暴虐无道，又逢地震与旱灾，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申侯联络泾渭流域的游牧民族犬戎杀死周幽王，由周平王即替王位。周平王即位后，受犬戎军事威胁，被迫由镐京（今西安西南沣水东岸）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就进入春秋时期。当时由于铁工具的使用，原本依靠周王朝封地维持经济的小国，纷纷开荒拓地，发展粮食和桑、麻生产，国力逐渐强盛，脱离了对周王朝的依赖。周王朝遂告衰微，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礼治”，从而走向崩溃。奴隶社会政治体制的解体，改变了社会的传统观念，这一切，马上就在服饰文化中反映出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各个方面。

　　（一）服饰用料之发展

　　商周时期，高级的服装用料如丝帛、绢、缣、绮、锦、绣和精细的麻织物都由大奴隶主贵族所专用，周朝政府设有专门的官吏，掌管生产、保管和供应，商人是不许穿用的。春秋战国时期，齐鲁等地由于农业和纺织原料、染料及纺织手工业迅速发展，纺织原料、染料和纺织品的流通领域不断扩大，这些地区有些经营丝帛或染料贸易的大商人，手中掌握大量物资，他们的财富可与“千户侯”相比，人们称他们为“素封”。他们和大贵族、大官僚交往，有些人甚至能左右诸侯的政治，例如春秋末年孔子的弟子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大商人和诸侯贵族一样，“食必梁肉，衣必文绣”。打破了“工商食官”的格局，大大促进了纺织生产的发展。当时《禹贡》一书记载的“九州”中，除生产麻、葛等纺织品外，丝织品生产已遍及兖、青、徐、扬、荆、豫等州。兖州（指今山东兖州、济南、青州之西北境及旧东昌府）所产“织文”，是彩色织花的丝织品。青州（指今山东胶东济南境兼有辽河以东之地）所产〓（yan音掩）丝，即野蚕丝。青州目前仍盛产柞蚕丝。徐州（指今江苏旧徐州府及邳县、山东旧兖州府、安徽之宿迁、泗县）产玄纤（黑色薄绸）、缟（极薄的绸类）。扬州（指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境内）产织贝（据注解为锦类织物）。荆州（指今湖南、湖北、四川重庆、贵州遵义、思南、铜仁、思州、石阡及广西全境）产玄（青黑色）、纁（红黑色）、玑组（穿绣珠子的丝带）。豫州（今河南省）产纤（细绸子）、纩（丝绵）。春秋战国时期，土地肥沃，生产技术领先的齐、鲁一带，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我国丝绸生产的中心地区，这一带桑麻普野，妇女们手艺精巧，她们能织善绣，产品行销各地，故齐国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陈留襄邑出产的锦，有美锦、文锦、重锦、纯锦的名称。而质薄精细的丝绸，则有“齐纨鲁缟”的美名，这些都是春秋以来著名的产品。它们的出现，既改变了服装用料的成分，也改变了衣服用料社会分配的格局。

　　（二）服装色彩观念的改变

　　按周代奴隶主贵族的传统，色彩也有尊卑的区别，青、赤、黄、白、黑是正色，象征高贵，正色是礼服的色彩。绀（红青色）、红（赤之浅者）、缥（淡青色）、紫、骝（骝liú音留）黄是间色，象征卑贱，只能作为便服、内衣、衣服衬里及妇女和平民的服色。统治阶级则要按照礼制规定，根据级位高低和政事活动的内容，选配相称的服装色彩。公元前六世纪，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姜小白，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却喜欢穿紫袍。《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齐桓公好衣紫，国人皆好服之，致五素不得一紫。”《史记•苏代遗燕王书》：“齐紫，败素也，而价十倍。”齐桓公这样一位名声显赫的政治领袖竟然穿间色的紫袍，这在当时是对传统色彩观念的逆反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又那么重大，自然是对传统礼教的沉重打击。大约100年后，维护旧礼教的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还重申他对紫色抱有恶感，是因为紫色夺走了朱色的地位《论语》：“恶紫之夺朱也。”但色彩作用于人的生理和心理美感是基于色彩具有美的自然属性为前提，由于紫色具有稳重、华贵的性格特征，在色彩心理学上紫色被视为权威的象征，后来紫色一直上升为富贵的色彩；唐代韩愈（公元768年至824年）《送区弘南归》“佩服上色紫与绯”的诗句，也说明了这一点。

　　（三）服装配套结构的变革

　　商周以来的传统服装，一般为襦、裤、深衣、下裳配套，或与上衣下裳配套；裳穿于襦、裤、深衣之外。裤为不加连裆的套裤，只有两条裤管，穿时套在胫上，也称胫衣。《说文•系部》：“绔，胫衣也。”段玉裁注：“今所谓套绔也，左右各一，分衣两胫。”这种服装配套极为繁复，在表现穿衣人身份地位的装身功能方面，具有特定的审美意义。但穿着费时，对人体运动也极不方便，尤其不能适应战争骑射的强度运动。春秋时期，位于西北的赵国，经常与东胡（今内蒙古南部、热河北部及辽宁一带）、娄烦（今山西西部）两个相邻的民族发生军事冲突。这两个民族都善于骑马矢射，能在崎岖的山谷地带出没，而中原民族习于车战，即便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善于用兵，也只能在平地采用防御阻挡，而无法驾战车进入山谷地带进行对敌征战。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训练骑兵制敌取胜。而要发展骑兵，就需进行服装改革，具体的做法是学习胡服，吸收东胡族及娄烦人的军人服式，废弃传统的上衣下裳，将传统的套裤改成有前后裆，将裤管连为一体的裤子，古时称为“穷绔”或“绲裆绔”，这种裤子便于私溺，裆不缝缀，用带系缚。将两裆缝合的满裆裤，古代称为裈（kūn音坤）或〓（kūn音坤）。用3尺布（约合现在70厘米）裁成不需缝合的短裤，称为犊鼻裈。合裆裤能够保护大腿和臀部肌肉皮肤在骑马时少受摩擦，而且不用再在裤外加裳，即可外出，在功能上是极大的改进。赵武灵王进行服装改革，在中华服饰史上是一件巨大的功绩，但他在当时也遭到一些保守派的反对，理由是“不合先王礼法”。赵武灵王以“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对保守派进行了批驳，并得到赵国族人中的长者肥义的支持，坚持“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的观点，毅然决定服装改革，从而建立骑兵，强化了赵国军队的战斗力，陆续攻灭中山国，攻破林胡、娄烦，国势大盛。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春秋战国直至汉代，社会上层人物囿于传统审美观念，仍然保持宽襦大裳的服式，只有军人及劳动人民下身单着裈而不加裳。西汉司马相如与四川临邛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相恋，遭到卓王孙反对，并断绝对文君的供养，司马相如和文君逃到成都，不久回到临邛，在卓王孙家门对门卖酒，让文君当垆，相如脱去外衣，在大庭广众面前只穿了一条犊鼻裈洗涤酒具，弄得卓王孙尴尬不堪。

　　（四）工艺技术的发展

　　在周代服饰制度中，头冠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周代规定凡吉礼应穿15升以上的细纺织品所制的吉服，遇丧礼只穿15升以下的粗纺织品所制的凶服，而做帽子得用30升的细麻布。因为用麻布作头冠是纪念老传统的古礼。这里的“升”，是指纺织品经线的密度，古代布帛通幅宽度是有规定标准的，按《汉书•食货志》记载，布帛的标准规格为“宽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在幅宽二尺二寸之内的经线数如果是80根，即为1升。如果是80根的2倍，即为2升。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战国铜尺1尺长合23厘米，则战国纺织品的标准幅宽2.2尺，合50.6厘米，此数据与出土战国至汉、唐的一般织物幅宽相近。30升布的总经线数为30升×80根＝2400根，2400根÷50.6厘米（幅宽）≈47.43根/厘米，得知30升布的经线密度为每厘米约47.43根。这个密度比现今市场出卖的白细布要细密一倍，而与现代丝绸的细密度相当。把麻纤维精纺到这样精细的程度，其手工难度是很大的。春秋时期由于桑蚕丝生产发展，用30升的丝织品做帽子不但价廉，而且物美，所以人们都采用丝织品代替细麻布。以维护旧礼教为理想的孔子也在《论语•子罕》中讲道：“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意为用细麻布做帽子，是礼所规定的。眼下丝绸比细麻布更便宜，我也跟大家一样改用丝绸来做。）前面已经介绍的关于服装色彩观念的变化，也和当时染色技术的发展，利用植物染料紫草根染紫有关。

　　名称: 春秋战国时期的服装材料

　　内容介绍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室衰微，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争雄，提倡耕织，富商大贾的城市手工业作坊与官营作坊并存，农村男耕女织，已初步形成封建经济的模式。当时齐、鲁地区先进的织绣技艺，逐渐向其他地区流传。刘向《说苑》：“鲁人善织履，妻善织缟，而徙于越。”《左传》成公二年，记楚人伐齐，侵入鲁之阳桥，鲁人赂以执斫（匠人），执针（刺绣缝纫工）、织纴（织缯帛工）各百人请盟。今湖南、湖北、河南各省战国时期楚墓先后出土许多织绣文物和服装，技艺水平极为高超。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战国中期的衣物35件和一批纺织品，保存极为完好，出土时色彩如新，为研究战国服饰艺术提供了宝贵的直接资料。其中服装用料有：

　　1.绢为纹平素织物。一般经纬不加捻，有的织后经过煮炼，有的经过捶砑处理，光泽较好，细绢作面料用，粗绢作里子用。幅宽在49厘米至50.5厘米之间。经纬密度每厘米60根至100根的29件，100根至120根的12件，120根以上的6件，最细的达每厘米经164根，纬64根。

　　2.绨为平纹素织物。经纬双股合成，加每米约500次的S捻。经纬密度每厘米为经80根，纬10根。织物厚度0.7毫米至0.8毫米，作鞋面用。

　　3.方孔纱为假纱组织织物。经纬密度有每厘米经25根、纬16根，及经17根、纬16根两种。幅宽32.2厘米，幅边宽0.25厘米。

　　4.素罗为绞纱组织织物。经纬丝均加强捻，捻度约每米3000至3500次，S捻。经纬密度每厘米经40根、纬42根，以4根经丝为1组，互相纠绞成芝麻形纱孔。幅宽43.5厘米至46.5厘米，两边各有0.35厘米的平纹边。边经每厘米142根。

　　5.彩条纹绮以深红、黑、土黄三种经丝相间排成宽1.3厘米至1.5厘米的彩条，其中深红、土黄色经丝在彩条区内又分粗细两种，一隔一相间排列。细经平织，粗经在起花时按三上一下的织法织出浮长线，相邻的两根粗经浮长点相同。其余不起花部分平织，纬丝棕色。这种彩条纹绮经刺绣加工后作衣服镶边料之用。

　　6.锦分二色锦和三色锦，均系经丝起花的经锦。组织为经两重组织，经密一般高于纬密3倍或更多。每厘米经密84根至150根，纬密24根至54根。经丝一般比纬丝粗。有些锦的经丝加弱捻，个别加强捻。幅宽在45厘米至50.5厘米之间。边宽0.7厘米×2。三色锦质地比二色锦厚实。作衣服面料、衣物镶边料及衾面之用。

　　名称: 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纹样

　　内容介绍

　　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纹样是从商周奴隶社会的装饰纹样传统基础上演化而来，商周时期的装饰纹样造型，强调夸张和变形，结构以几何框架为依据作中轴对称，将图案严紧地适合在几何框架之内，特别夸张动物的头、角、眼、鼻、口、爪等部位，以直线为主，弧线为辅的轮廓线表现出一种整体划一，严峻狞厉的美学风貌，象征着奴隶主阶级政权的威严和神秘，这是奴隶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时代风格。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社会思潮的活跃，装饰艺术风格也由传统的封闭转向开放式，造型由变形走向写实，轮廓结构由直线主调走向自由曲线主调，艺术格调由静止凝重走向活泼生动。但商周时期的矩形、三角形几何骨骼和对称手法，春秋战国时期仍继续运用，不过不受几何骨骼的拘束，往往把这些几何骨骼作为统一布局的依据，但并不作为“作用性骨骼”。即图案纹样可以根据创作意图超越几何框架的边界，灵活处理。以湖北江陵马山砖厂和长沙烈士公园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刺绣纹样为例，题材除龙凤、动物、几何纹等传统题材外，写实与变形相结合的穿枝花草、藤蔓纹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题材。穿枝花草、藤蔓和活泼而富于浪漫色彩的鸟兽动物纹穿插结合，穿枝花草、藤蔓就顺着图案骨骼、矩形骨骼、菱形骨骼、对角线骨骼铺开生长，起着“非作用性骨骼”（即不是死板显露的几何骨骼）的作用。它们穿插自由，有的顺着骨骼线反复连续，有的将图案中转隔断，有的作左右对称连续，有的作上下对称连续，有的按上下、左右错开1/2的位置作移位对称连续，穿枝花草、藤蔓既起装饰作用，又起骨骼作用。在枝蔓交错的大小空位，则以鸟兽动物纹填补装饰。动物纹样往往头部写实，而身部经过简化，有的直接与藤蔓结为一体，有的彼此缠叠，有的写实形与变形体共存，有的数种或数个动物合成一体，有的动物体与植物体共生，以丰富优美和多样的形式，把动植物变体与几何骨骼结合，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服饰纹样设计思想的高度活跃和成熟。由于按几何骨骼对位布局，灵活运用同位对称与移位对称结合等方法，又打破几何骨骼的框架界限，因而纹样既有严整的数序条例，又有灵巧的穿插变化，虽然结构十分繁复，层层穿插重叠，仍然繁而不乱。此外，几何纹也很流行。

　　战国时期服饰纹样的题材，具有一定的象征含义，当时最为流行的龙凤既寓意宫廷昌隆，又象征婚姻美满。鹤与鹿都象征长寿。翟鸟是后妃身份的标志，鸱鸺（猫头鹰）象征胜利之神，以上题材多用于刺绣中。丝织纹样因受提花工艺的限制，战国时多限于菱形纹、方棋纹、复合菱形纹及在这类几何纹内填充人物、车马、动物等的变体纹样。限于篇幅，本书未能全部收入这些精美绝伦的纹样。

　　•秦汉时期的服饰艺术

　　名称: 秦汉时期的首饰和佩饰

　　内容介绍

　　秦汉时期的首饰和佩饰

　　1.发饰

　　（1）笄、簪、钗、华胜、擿（zhi音掷）

　　古代妇女一向用笄固定发髻，簪是笄的发展，在头部盛加纹饰，可用金、玉、牙、玳瑁等制作，常常作成凤凰、孔雀的形状。湖南长沙左家塘曾出土秦代一件有七叉的骨簪。华胜是制成花草之状插于髻上或缀于额前的装饰。汉时在华胜上贴金叶或贴上翡翠鸟毛，使之呈现闪光的翠绿色，这种工艺称为贴翠。明清时皇后所戴凤冠，仍使用贴翠工艺，这种工艺方法可与镶嵌宝石翡翠的工艺媲美。擿是将头部做成可以搔头的簪子。《西京杂志》记载，汉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簪，唐人诗云：“婵娟人堕玉搔头。”也指这种簪子。《续汉书•舆服志》：“耳珰垂珠，簪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以华胜。”玳瑁产于我国黄海、东海、南海、热带、亚热带沿海，海龟属，其甲质板呈黄赭半透明状，可作首饰。古人贵妇发型以高大为美。《后汉书•马廖传》上太后疏里说：“闻长安语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当时妇女常于真发中掺接假发梳成高大的发髻，插入数枝笄簪将它固定，也有用假发做成假髻直接戴在头上，再以笄簪固定的，称为“副贰”，还有一种以假发和帛巾做成帽子般的假髻，白天往头上一戴，晚上可以取下来，称为蔮、蔮或帼。《释名•释首饰》谓“恢廓复髻上也，鲁人曰頍，齐人曰幌。”把〓戴在头上，两旁用镊横簪以固定之。这类假髻的形制可能有很多变化，但文献资料讲得不具体。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軚侯利苍夫人的发髻，作髻时于真发末端加接假发，梳成盘髻式样，上插三枝梳形笄，分别为长19.5厘米、宽2厘米，有11个梳齿的玳瑁笄，长24厘米、宽2.5厘米，有15个梳齿的角笄和用20枝竹签分三束。再在距顶端1.7厘米处用丝线缠扎而成的竹笄，笄头有朱绘花纹（这三枝梳形笄并非梳头的工具，但可以搔头，可能就是擿了）。前额及两鬓有长宽约1厘米、厚0.2厘米，涂朱或朱地涂黑、镶金或侧面贴金叶的木花饰品。就是当时用金属丝编联起来作额前装饰的华胜。另外还有一个用黑色蚕丝做成的假髻，盛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汉代妇女还有一种圆形加双耳的胜，江苏邗江汉墓曾出土，东汉画像西王母常戴饰此物。

　　古代梳妆高大的假髻，必有支撑假髻的工具，在四川宝兴瓦西沟东汉墓人架头部出土一件长12.5厘米、宽10.4厘米呈独脚钗状的铁饰件，上端以两股细铁条横弯成弧形，外有细铁丝缠绕，可能就是一件假髻支撑器。另在湖南衡阳东汉墓发现了双股的银钗，长19厘米。

　　（2）梳篦

　　湖北江陵出土几件秦木质彩绘角抵图木篦，马蹄形，上绘人物纹样。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的梳篦是象牙制成，均作马蹄形，长均8.8厘米，宽均5.9厘米，梳20齿，篦47齿，细密均匀。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和湖北江陵纪南城出土的西汉木梳，背平直，上面有四个装饰纽。

　　步摇冠与步摇簪

　　《续汉书•舆服志》记皇后服制：“假结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有翼的狮）、南山丰大特（牛）六兽，所谓副笄六珈者。爵兽皆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云。”文中所说的山题，就是额上正面的装饰版。所谓副笄六珈的副，就是覆的意思，珈是加的意思，全文的解析就是覆在头上的假髻用笄固定之外，还要另加熊、虎、赤罴、天鹿、辟邪、牛等六种动物的饰片为饰。再与孔雀、黄金山题、九种华胜及用白珠穿成桂枝般的装饰和白珠做成的耳珰配套，绕以翡翠华云，金碧辉煌。当走动的时候，那白珠桂枝和耳珰随着脚步摇动，能够化静为动，扩大视觉空间，更加引人注目，其进一步的发展，就演变为后世的凤冠。《晋书•慕容廆传》记载，魏初燕，戴多冠步摇冠，鲜卑族也仿着使用。辽宁北票、朝阳等地发现过北朝花蔓状和花树状的冠顶金饰，走动时就能摇动。

　　步摇簪是在簪顶挂珠玉垂饰的簪子，《释名》：“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也。”又《后汉书•舆服志》集解：“汉之步摇以金为凤，下有邸，前有笄，缀五彩玉以垂下，行则动摇。”

　　在上古时期，首饰所用的珠，多为玉珠、骨珠。河南郑州铭功路商墓曾出土一千多颗蚌珠，到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大量开采蚌珠，《尚书•禹贡》就有“淮夷瑸珠”的记载。广西合浦县位于南海北部海湾，据汉杨孚《异物志》说：“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艺文类聚》八十四）《后汉书•孟尝君传》说到合浦的宰守多贪秽，残苛剥削珠□□民逐渐把珠蚌转移到相邻的南越边境去，合浦就不产珍珠了，变得十分贫困。孟尝君到合浦采取了许多便民措施，珠民们又慢慢地把珠蚌带回合浦养殖，合浦又重新富裕起来。这就是有名的“合浦珠还”的故事。《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有食客三千，上客都穿珠履，说明珍珠的使用已很普遍。由于珍珠出自海底，所以古人认为它能防御火灾。有些文献中说到有辟尘珠、辟寒珠、夜光珠、记事珠等等，则是一种神秘夸张的说法。

　　2.耳饰

　　（1）瑱

　　《说文》：“瑱，以玉充耳者。”又说：“珥，瑱也。”《长沙发掘报告》记录西汉后期的玉瑱，白色、无光泽，蕈形，一端较大，一端较小，中腰内凹。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琉璃瑱和骨瑱十九件，有十二件是上小下大腰细如喇叭形，中间穿一孔的。色有深蓝、浅蓝、绿等，半透明。另有七件中部如喇叭形而上端成锥状，下端成珠状，身上无孔，无色透明像玻璃。

　　（2）珰

　　《释名•释首饰》：“穿耳施珠曰珰。”汉末建安时代的《孔雀东南飞》描写女主人鸡叫起身，“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明月珰从字义可知是圆形发光的饰物。贵州黔西东汉墓出土两件以银片制成的圆球状耳铃，下端开口，上端背上焊有直径1.2厘米的小圆环，称它为明月珰未尝不可。河南洛阳烧沟汉墓曾出土喇叭形玻璃耳珰，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藏。日本原田淑人在《汉六朝の服饰》中收有耳珰照片，为凹腰圆筒形，下面带有小铃。

　　（3）耳环（玦）

　　我国穿耳戴环的风俗古已有之。秦汉时期汉族地区耳环出土不多。《南史•林邑国传》：“穿耳贯小环，自林邑、扶南诸国皆然。”考古发现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戴耳环。1972年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出土16副玉耳环，每副玉片数不等，有多达20余片的。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在一座墓中发现石耳环14片，7片相叠为一组，14片正好是一副耳环。该地出土青铜装饰人物中，戴大耳环的形象也常发现。

　　（4）耳坠

　　辽宁西丰乐善乡西岔沟西汉匈奴墓出土不少耳坠，但每墓只出1件，通常以两根金丝拧成双股绳状，至尽端分开，一股拗曲成钩，以便挂在耳上，另一股则捶成为扁叶状，用以遮蔽耳孔。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沟畔西汉匈奴墓出土金玉耳坠，金珰上饰兽纹，玉饰镂雕变体龙虎纹，黄金与白玉交辉，极其精美。

　　3.颈饰

　　在广西合浦西汉墓曾出土玛瑙珠的项链。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西汉滇王王族墓及广西汉墓曾出土玛瑙〓珠，串起来也都是颈饰。石寨山13号西汉墓出土的玛瑙串饰由16件腰圆形〓管串成，其中有一颗〓管上有10道白色平行线，是用蚀花法加工而成，方法是用一种植物嫩叶与石碱捣成浆液，画于已磨光的〓管上加热处理而成。石寨山西汉滇王王族墓还出土由绿玉〓和绿玉珠串成的颈饰，以及由形状不规则的绿松石及孔雀石制成的串饰。云南江川李家山滇王王族墓有的用玉石串饰覆盖尸体，覆盖面长达一米多，宽60厘米至70厘米的。广东徐闻东汉墓出土的5串饰，由83颗大小长短不一的玉〓管串成。

　　加工精美的金质项链在湖南长沙五里牌东汉墓出土，由三种不同形状的193颗金珠串组，第一种50颗是由细小如苋菜籽的金粒分三圈粘聚而成，靠近中圈的金粒稍大。第二种23颗是用小金管联结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