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头后，我是谁？

　　▲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教授

　　任何研究都有相应的规范、程序和制度设计。如果换头术属于器官移植的范畴，就应当按照《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草案）》和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来规范和实施。

　　不过，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似乎并没有把头颅移植包括在器官移植中。

　　该条例称，“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

　　尽管该条例有“等器官”的表述，意味着也可以把头颅当作器官来看待，但是，“异体头身重建”概念或术语的提出，其实就是在否定换头术属于器官移植。

　　原因很明显。

　　除了头颅的全身各器官，如果移植到受（患）者的身上，无论从功能上还是属性上，都是属于受者的，即便移植了多个器官，它们也都融入到受者的机体中，并完全成为受者全部生理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是，如果换头，则意味着大部分和全部置换人的所有功能。

　　表面上看，头颅是一个器官，但它却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器官，包含眼、耳、鼻、嘴、舌、脸和大小脑，不仅是容貌、颜值和个体识别的重要部位，也是各种感觉认知功能器官和综合体。

　　此外，头颅还是一个全局器官，因为大脑是人的思维、言语、性格、人格和所有行为的发动者、组织者、启动者、指挥者、协调者和统率者。

　　

　　▲意大利神经学家塞尔焦·卡纳韦罗

　　如果头颅移植成功，也意味着会完全彻底改变一个人。

　　张三的头移植到李四的躯体上，就让李四在言行上改变成了张三，反之则是张三变成了李四。

　　与其说换头术属于器官移植，不如说换头术是“换人”，与无论哪一种器官移植相比，都是局部与全体、树木与森林、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已经突破了器官移植的“奇点”，因此难以归属到传统的器官移植中。

　　从外形上看，如果允许换头并成功，则新产生的人是一种嵌合体。

　　迄今，这样的嵌合体只是存在于神话故事里，现实中并不存在。例如，在中国神话中，人兽嵌合体就很多，如伏羲、女娲、祝融、共工和蚩尤等。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卷二《陆判》中，也讲了一个恐怖的“换头术”故事：陆判官给书生朱尔旦换了一个心脏后，令其文思大进，科举高中。而后，书生提到妻子不够漂亮，陆判官又为朱妻换上了一颗美人头。

　　

　　▲科幻电影中的换头术

　　由于换头其实就是换人，在技术上要达到成功涉及很多因素，如神经连接和功能、血供、免疫排异。仅以神经连接而言，迄今世界上都没有任何人能在脊髓断离后成功接通同一人的脊髓。

　　所以，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WFNS）称：“目前，脊髓横断后，头与身体不能建立神经联系。在实现脊髓离断后的神经再生之前，头颅移植在伦理上不可接受，也在科学上没有意义。”

　　换头需要给出充分的理由

　　换头需要给出充分的理由

　　但是，如果科学研究证实可以成功地实现脊髓断离后的神经接通和再生，是不是就可以进行换头术了呢？

　　正在进行换头术试验的医生给出的理由是，这是科学探索，也是挽救病人的生命，而且医学的发展就是在不断争议中前进，例如最初的肾移植、心脏移植都受到批评，但后来还是成功了。

　　也许，坚持换头术的医生们给出的理由是充分的，但细究起来，似乎还是缺少足够的说服力。至少要获得伦理委员会的采信，才有可能批准这样的手术。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提出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需要遵守的多项准则，其中有几条准则至关重要：

　　人体试验绝对需要受试者的知情同意；

　　试验应当对社会有利，又是非做不可的；

　　人体试验前要先经动物实验；

　　要避免给受试者带来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及创伤；

　　估计受试者有可能死亡或残废的，不准进行试验；

　　试验的危险性不超过人道主义的重要性等。

　　“估计受试者有可能死亡或残废的，不准进行试验”应当是黄金标准，换句话说，不能保证患者存活的试验就不应当进行。

　　

　　▲肾移植、心脏移植等也曾颇受争议

　　第一例心脏移植就遵循了次优原则，或者说是非做不可的原则。

　　1967年12月21日，以克里斯蒂安·N·巴纳德为首的5名外科医生小组，在南非开普敦的格鲁特·舒尔（Groote Schuur）医院，对53岁的杂货商路易·华什坎斯基进行世界上首次心脏移植，采用的是一名在车祸中丧生的25岁妇女的供体心脏。

　　当时，华什坎斯基患终末期缺血性心脏病，而且心脏病持续发作，专业评估是，华什坎斯基只有几天的生存期。

　　在这种病人马上就会死亡的情况下，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或许能救其一命，并且即便不能救命，也能让病人的生存期延长，心脏移植试验手术才被批准。

　　心脏移植后，华什坎斯基活了18天，至少比其不移植心脏多活了些日子。这是遵循了次优原则。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首例心脏移植也遵循了黄金标准，也就是评估心脏移植可能救活华什坎斯基，反之“有可能死亡或残废的，不准进行试验”。

　　心脏移植后，华什坎斯基是因为染上肺炎并发症，病情不断恶化最终不治而亡，直到死亡前一刻，那颗移植的心脏还在患者的体内强烈地跳动着。

　　

　　▲“心脏移植之父”—— 克里斯蒂安·巴纳德

　　今天，无论是哪种器官移植，以及无论是什么医疗手段和技术，都需要有适应症。也就是评估治疗手段和技术是否适用于患者的病症，核心便是是否安全和遵循黄金原则、次优原则。

　　例如，现在的心脏移植的适应症是，终末期心力衰竭，经系统的内科治疗或常规外科手术均无法使其治愈。如果不进行心脏移植，预测寿命达到1年的可能性小于50%。

　　但换头术的适应症是什么，却无法说清。

　　很有可能是，没有适应症，也即没有适宜的病人和疾病做这样的手术，因为头颅移植完全不同于其他器官移植，断头之后就是死亡。

　　这比起之前的任何疾病来，都是最次的选择，而非最优和次优选择。

　　不进行换头术，病人还不会死亡，但是一切下头颅，就可能马上死亡。

　　此前，俄罗斯的瓦列里?斯皮里多诺夫同意进行换头术，他患的是运动神经元和肌肉逐渐退化的先天性脊髓肌肉萎缩症，最终会因无法呼吸而死亡。

　　

　　▲30岁的斯皮里多诺夫因罹患先天性肌肉萎缩症，曾希望成为第一个接受头部移植的人

　　后来斯皮里多诺夫又变卦了，称将采取传统疗法改善自己的肌肉萎缩症状。

　　显然，连斯皮里多诺夫也知道，自己的病不是换头术的适应症。不换头还可以多活几年，尽管是赖活，但一换头就可能马上死，尽管可能是好死。

　　换头后，“我是谁？”

　　换头后，“我是谁？”

　　假如换头术获得批准，并且也获得成功，那么，在身首异处后，活下来的人是李四还是张三？

　　这既涉及个体的身份认定，同样事关个体行为的伦理和准则。

　　如果把李四的头颅换到张三的躯体上，首先意味着张三的死亡，因为张三的头没有了。

　　这个李四张三的嵌合体会认定自己是李四，也即康德所谓的“统觉”认定为自我。我思故我在嘛！

　　不过，这样的判断和认知很快会陷入现实、心理和深度意识（哲学）的混乱中。

　　当李四在镜子或他人的眼光中看到自我后，其自我意识将首先发生混乱，无法辨认镜子中的自我。虽然镜子中的头颅和面貌还是李四，但从身材看，李四却难以认出自我，因为这不是李四所熟悉的自己的身材。

　　这就可能造成李四自我认知的困惑，甚至退化。

　　当李四从镜子中只认识自己的相貌而不认识自己的躯体时，以及通过他熟悉的人不敢辨认他的目光时，他一定会困惑：我是谁？

　　

　　▲图示为1970年美国神经外科医生罗伯特·怀特博士将一只猴子的头移植到另一只猴子身上

　　即便能认知到自己因实施换头术有了另一个躯体，李四也会产生认同的痛苦，甚至排斥自我，在潜意识里会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这个躯体不是“我”，也就变得认不出“我”来。

　　认不出自我当然会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从“本我”（原始欲望自然表现的自我）到“超我”（社会行为准则，包括伦理和法律的规定的自我）。

　　如果李四是男性，过去的本来身材健壮，腹肌6块凸显无遗，但现在配置了张三肥胖的身体，甚至是大腹便便，李四的大脑和意识当然会对自己现有的身体反感甚至排斥。

　　如果李四是女性，过去的身材原本苗条婀娜，但移植到肥胖富态的张三的躯体上，也会令李四反感和排斥（当然，如果好相反，李四的大脑和意识可能会接受）。

　　不过，再到“超我”的阶段，就更不好玩了。

　　

　　▲卡纳韦罗讲解他的头颅移植计划

　　当李四张三的嵌合体与妻子或丈夫做爱，或者另找配偶时，很难确定张三躯体的愉悦能否传递到李四的大脑并产生欣快感；或者是李四的大脑本来就排斥，认为是他人的躯体在与配偶做爱，有违伦理和法律的意识也会由然产生。

　　随之而来的是，如果有后代，这个后代是李四还是张三的？

　　从自我意识来看，李四当然会认为孩子是自己的，但是从遗传的本质看，生殖细胞，无论是精子还是卵子都来自张三的躯体，也就是张三的后代，并且在相貌上肯定像张三，而不像李四。李四会不会认为自己被戴了绿帽？

　　换头术当然可以试验，如果是真正造福于人的科学研究当然是谁也阻挡不了。

　　但是，对于用换头来创造“异体头身重建人”，需要不同于器官移植的管理、规定和程序，更需要社会给予“异体头身重建人”以法律地位，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