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空白处，皆有新可能——读福柯关于gay问题访谈两篇

　　历史上同性恋的哲学家大概不乏其人，但是既是同性恋而又能对此问题此身份不逃避、不暧昧，直接反思，勇敢批判，且掀起了大波澜的，福柯恐怕是第一人。

　　当然了，「历史上的同性恋哲学家」这句话，福柯如果看了，恐怕会不以为然。在福柯的判断里，两个男人在一起并非就是同性恋，同性恋尤其是一个现代社会与权力监管的产物。福柯会说，希腊人既没有同性恋的「概念」，也没有同性恋的「经验」。现代社会中对性行为一分为二——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划分，对于希腊-罗马时代并不适用。

　　在这里，「当事人意识」是比能够在历史中自由往来穿梭、作事后诸葛的我们的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更加具有优先性的准则。同样的事情，由于「当事人意识」的不同，就对于当时的历史呈现了不同的面貌。尊重「当事人意识」，从处在历史现场之中心的现成概念与现成经验入手，处理那些更容易受到观念与环境影响的身份意识问题，就是为了抵抗一种相对主义的普遍历史书写：每个时代都从自己所站立的那个普遍主义立场出发改写或重写全部的历史。如果每个时代都宣称自己的世界历史书写是具有普遍性的，那么复数的普遍性至少从消极意义上证明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相对主义之命运。

　　对于希腊人来说，把性行为一分为二划分成「同」与「异」这样的思维范式是陌生的，希腊人关心的不是性行为的相处模式与同异划分，而是实际性行为中的「主-被动」位置：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是否可以和胡须都没长出来的年轻小伙子具有爱恋关系？

　　换句话说，「当代意识」中，我们看到两个人在大街上手牵手，我们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判断是「这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但是对于「当事人意识」来说，他们会首先想到：「谁在相处中处于被动，谁在相处中处于主动？」如果说同性恋的禁忌观念的形成来自于首先从「同性」还是「异性」对现象进行归纳总结，那完全不思及这种性恋爱模式划分的希腊人自然不具有同性恋的经验或者概念。

　　在1981，1982年的两篇访谈里（"Entretien avec M. Foucult", "Le triomphe social du plaisir sexuel: une conversation avec Michel Foucult"），福柯分别对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同性恋问题与现代低地国家的同性权利斗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普遍的流行观点是古希腊男风盛行，是同性恋者的天堂。

　　福柯拒绝承认这种宽容文化的历史合法性，这恐怕更多的是一种后来人的自由浪漫之想象。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当我们只能够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意识——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宽容还是迫害，平等还是歧视，自由还是监视——来处理历史上的身份问题时，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篡改「当事人意识」。把事情简单化的第一步就在于轻易把历史人物的「当事人意识」还原成主观臆断，而复杂性开始于用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运作模式来思考历史。

　　如果说现代的性意识起源自各种禁止，尤其是性的禁忌的观念（同性与异性的划分背后是一种禁忌与常态的规则），那么我们就不能用关于性的禁忌的观念来处理古代历史。福柯说：「我相信应该用另一种方式对待事物，也就是说把历史处理为经验的家族，生活的诸种模式，把历史处理为根据年龄或者其他，相同性别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多种多样的类型。换句话说，不应该是索多玛的惩罚去充当历史的模型。」（p 1105，Dit et écrit）

　　实际上，这句话的深刻性在于，我们不是通过没有历史的虚无的自由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模式，我们是通过历史上的自由的生活模式的启迪来打破现代社会给予我们的意识束缚，创造新的社会关系，而不是被重新编织进现代社会的法律-家庭-婚姻这一制度化的关系中：性行为不开始于一种「对淫乱的惩罚」——尽管当下中国同性恋的启蒙是开端于这种「歧视或者宽容」的社会生活氛围中。而且，哪怕是「对淫乱的去污名化」仍然不过是在另一个层次上深深嵌套在「索多玛的惩罚」这个性行为的认知模式中。把不正常的东西说成是正常，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关于「正常」的话语模式。

　　在第二篇访谈中，主持人谈到了「性解放」：人们越来越少大而化之地谈论某种性上的自由，人们将之明确化为权利：「女性的权利」，「同性恋的权利」，「gay的权利」。在当时的北欧国家中，这种争取合法权利的运动远远领先其他地区。但是主持人的问题却颇耐人寻味，他说：在同性恋还是被简单粗暴摒弃于法律之外的国家，一切都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做什么——争取我们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北欧这些已经获得权利的国家中，「gay的权利之未来呈现出不同的方式」。

　　换句话说，gay的问题难道仅仅就是争取合法权益吗？当同性恋的权利与异性恋一样，获得了法律的承认，这是事情的圆满结束，还是说西方文化中制度化关系模式的又一次对他异性关系的成功收编？

　　在这里，福柯对西方的「关系伦理」有着精彩的判断与批判。

　　主持人说，在低地国家中（比如荷兰，丹麦，比利时），法律越来越削弱家庭的权利而允许人们自由与那些他感到与之有剧烈联系性的关系进行合法链接，比如说继承人的权利，不再是按照异性恋的模式处理，同性恋人之间也可以继承财产。

　　福柯对此点评到：「这是个很有趣的例子，但是它只代表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因为如果人们要求同性恋制造出一个婚姻空间，为此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才能够得到承认，这种已经取得的进步就太过单薄。」（p1128）

　　「重新尝试把同性恋爱引入到社会关系的普遍规范性当中来」——这是一种选择。或者说，这是「水浒模式」。宋江最后带领一帮也许对招安没有明确意识的英雄好汉，进入朝廷。从水浒，荒凉偏僻无人管之水边，进入到剿匪的位置中，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实性自身的悲剧。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有挑战者，然而挑战者不过都是为了当皇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福柯眼中支配西方的那种制度化、法律化、权利化的「关系伦理」恰恰恰与我们中国实行了两千年的亲疏有别、尊卑有差、上下不等的「等级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不在内容上有相似处，然而在发挥一种把一切异质性事物吸纳入自身，把差异同一化，把反叛者招安这一点上，都显示出了巨大的漩涡涡力。绝对的支配中心造成了边缘只能通过进入中心而舍弃自己边缘的身份，而不能在边缘自身中创造中心。

　　「不！我们要逃出一切现成社会中已经给予给我们的关系的可能类型的衡量，在一切虚空空间中创造新的关系可能性」——这是另一种选择。

　　在「关系性的权利」之外，是否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呢？

　　福柯的意思不是创造一种「亚文化」，而是一种新型伦理与新型生活方式，一种不会被压缩到制度化的法律关系之中的伦常关系。福柯寄托在gay身上的未来，绝对不是那种「gay婚姻合法化」的招安模式（尽管福柯当然不会排斥它），而是一种能够与西方制度化关系分庭抗礼的伦理关系。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福柯不喜欢Homosexualité(同性恋)这个词，他希望大家用gay来指称同性恋，甚至是Monosexualité(单性恋)，就是要用gay这个词语中的力量去消除被Homosexualité这个词所承载的历史的权力。

　　那么，与一个同性别的人做爱意味什么呢？意味我是同性恋吗？

　　那么，水浒好汉逼上梁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匪徒作乱？

　　我们总是不自觉被那个支配性的关系模式异化了自己的思维，形成一种定式，从而助长那个根本上要招安我们的权力的嚣张气焰。我们争取合法权利看似是我们胜利了，其实不过就像是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民主党人被议会政治招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路线一样，重新回到西方文化的正常性规范模式中来。

　　福柯说：「与一个相同性别的人做爱自然而然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选择，一系列其他的价值和选择，哪怕这些价值和选择现在还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Il s'agit de créer des formes culturelles.

　　关键是要创造另一种文化形式，而不是重新回到由禁忌、压抑、合法化、法律化编织而成的西方制度化伦理中去。

　　福柯说，gay的文化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同性恋者选择另一个同性恋者的文化。

　　这句话特别振聋发聩。与一个同性别的人睡觉不是简单证明我是同性恋这一简单事实，作为同性恋，也不只是为了寻找另一个同性恋，与之做爱。与同性别的人做爱是一系列的选择开端，这一系列的选择到底是把我们导引到在西方占据支配地位的制度化法律化关系之外，婚姻与亲属关系之外，引导到一种新型生活方式之中，还是重新招安到一种稳定安全不乏远景的现成社会关系中呢——这本身就包含在我们的选择之中。

　　主持人问福柯：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有种种东西阻碍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那怎么办？

　　这时候福柯说了一句我以为颇妙的话。

　　「Oui, mais c'est là qu'il y a quelque chose de neuf à faire」

　　对啊，但正是在这儿我们可以创造新事物。

　　也许有一天当别人问：「你是同性恋吗？」就像问「你是单身狗吗？」一样自然轻松，我们回答：「是，我是同性恋」就像说「我喜欢异性」一样不需担心忌讳，但是在这种「我是同性恋」确证中难道就没有一种陷阱？我们每一次确认：「是的，我是同性恋」难道就跟宋江能够振振有词地说：「是，我是反贼，但我现在效忠朝廷」有什么差别？人们为什么要赞同这种「说出选择」的义务？我们有没有屈服于现成的生活方式，缺乏一种创造关系伦理的冒险之精神？

　　我在阅读福柯的访谈的时候，脑子里总出现一个中国人的身影，他就是谭嗣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嗣同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冲决了由五伦建立起来的礼教的网罗，就像福柯要求废除一种制度化关系伦理，且在其中看到权力对生命的操纵一样，批判礼教的谭嗣同对吃人的支配性关系伦理也有切肤之痛；福柯把希望寄予gay，希望gay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不同以往的生活模式，换言之，在伦理的角色中获得一种新的自由，谭嗣同则把理想托给「朋友」。他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丝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故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兄弟与朋友之道差近，可为其次。余皆为三纲所蒙蔽，如地狱矣。《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49-350页

　　正是现代资产阶级中伦理关系对人生的压抑、逼迫、招安、规训，使得福柯在同性恋身上看到更多：他不只是把同性恋看成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现象从而进行研究的冷冰冰的历史学家，他首先是西方文化的批判者，在批判西方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借助历史，从消极面讲使得我们可以领悟：原来历史不只是我们现在的历史的这个样子，生活不仅是按照现在历史的规定而盲从，历史的別的样子需要从历史的另一张脸来看；从积极面上来说，我们可以自由学习其他的新的生活方式，希腊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关于同性恋爱的法外之地的乌托邦想象，而是一种松动我们当下僵化的「同性」「异性」划分的新的性行为生活模式。

　　福柯说：「我们应该用性行为（Sexualité）去发现，创造崭新的诸关系。」（p 1114）

　　être gay, c'est être en devenir.

　　我们不是gay，我们要成为gay。

　　不是实现任何一种现成的支配性的权力要求与指定的伦理关系，而是创造一些新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