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必读】罗兰·巴特的四个关键思想

　　导读

　　罗兰·巴特是现代文学及文化理论的关键人物之一。从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符号学，从结构主义到文本性，从文学文本到艺术之物如电影、摄影、音乐，罗兰·巴特提出并发展了许多概念。今天，罗兰·巴特的关键思想已成为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领域的重要思想，几乎反映了当代文学及文化理论的变迁。

　　

　　写作应从资产阶级文化中解放

　　并创造出批评的距离

　　让-保罗·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领路人，主张“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人有自由去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他在《什么是文学？》（1947）中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设定了文学史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即作者要求读者唤起他自己的自由，相应地，读者亦要求作者对他提出这种要求。但是，萨特认为现代作家所期望的，通过文学表达来“介入”人类和社会的自由并没有实现。现代作家的读者（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读者（普罗大众）。基于此，萨特提出一种现代文学史，主张采用一种非交流的技巧以抨击现代文学的读者，但他并未解释什么才是真正的“介入”的文学。

　　罗兰·巴特在1975年的一次访谈中声称“是萨特引领我进入现代文学”，并在其后通过语言、风格与写作三者的关系对法国文学史进行历史性分析，修正了萨特的观点。在罗兰·巴特笔下，语言是“制约性媒介”，风格由作者的身体不自主产生，写作（又称为形式）是作者群体共同拥有的一系列编码。语言与风格由既定的文学语言结构决定，而写作是可以选择的。作者能够选择过去已发明的、各种不同的写作形式去回应现实。于是，写作的意义不体现在表达的观点，而体现在观点的表达上。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介入”的文学？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中描绘了一种暂时介入的、自由的写作模式——零度写作，指的是作者努力去除一切文学表征（实质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将自己从资产阶级文化的套语与现存语言结构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写作模式。但罗兰·巴特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模式并不能长久存在。写作赋予作家“介入”的能力时，也在“逐渐凝固”成“文学”，并最终被主流文化同化、吸收，被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权力吸纳麾下。该观点与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的概念相似。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各种文化产品吸纳到自身消费主义和商品化的过程，使意识形态在文化产品中表现“自然化”。

　　近几年兴起的知识付费，正展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同化作用在当今互联网上的隐蔽形态。在信息量爆发、免费低质信息泛滥的语境下，知识付费能够帮助用户降低内容筛选的时间成本和注意力成本，害怕被时代抛弃引发的群体性知识焦虑亦激发出中产阶级强烈的学习动机，提升了用户的付费意愿。但从目前的知识付费市场看，用户愿意为之付费的知识主要是工具性、快餐化、碎片式的轻知识。这种“速成”知识的贩卖，售卖的并非某一领域的知识，而是一种“感觉自己很努力”的幻觉，消费之后获得的是一种轻易幻灭的精神慰藉与满足感。也就是说，知识付费实质上被标准化的技术复制磨平了差异，沿袭了文化工业批量炮制、商品化、伪个性化等特征，于是文化沦为了商品。

　　其后，罗兰·巴特从布莱希特戏剧的表演风格（即营造“间离效果”或“疏离效果”）与本质（即抵制观众与剧中人物产生认同）中受到启发，继续拓展关于“零度写作”的观点，强调当代应通过多种不同的写作形式创造出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陌生感、距离感，即主张“距离化写作”。

　　资产阶级文化在同化文学语言结构时

　　具有极强的顽固性

　　“神话”既具有虚构的含义，也指涉那些看似自然的、永恒的故事、真理与价值观。罗兰·巴特认为现代社会神话通过“符号”发挥作用，并采用“神话”这一术语论证了资产阶级文化将写作吸收进既有文学结构这一事实，即资产阶级文化以意识形态功能为特色，通过否定历史和文化差异，将写作本质化为一种普遍的、永恒的观念。

　　追溯罗兰·巴特的思想源流，可以发现其关于符号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言理论深受索绪尔的影响。索绪尔所研究的语言包括一个能指、一个所指以及两者的结合：符号，罗兰·巴特将其称之为一级符号系统并在《流行体系》中将其与神话学中的“符号”区别开来。举例来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公益广告文案为“我见过最美的印迹，是你脱去防护后脸上的压痕”。在一级符号系统中，句子是能指，概念是所指，医护人员脸上的压痕是符号。而神话发挥的作用在于将一级符号系统中的能指提升至二级符号系统，将“医护人员脸上的压痕”这一符号转化为“公益广告文案”这一新的所指和“激发人们对疫情中医护人员的关注”这一新的符号的能指，于是揭示了符号的双重性（可用图1表示）。能指（句子所指（概念符号（医护人员脸上的压痕 能指所指（公益广告文案符号（激发人们对疫情中医护人员的关注

　　图1

　　相比于《符号学原理》、《今日神话》等注重对现代符号体系进行符号学分析的著作，罗兰·巴特在结构主义领域更关注对叙事作品的文本性分析。1964年，罗兰·巴特作为“新批评”的代表人物受到雷蒙德·皮卡尔的抨击，并于1966年出版《批评与真理》一书进行回应。他强调了语言结构对批评的意义，并指出以皮卡尔为代表的“旧批评”理论家以既有的传统价值观为原则，本身依赖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想要将自身标榜为是客观且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

　　通过《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导论》可以更清晰了解罗兰·巴特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他将其与语言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层面相对应，关注低层级是何以被纳入高层级。巴特提出，叙事作品由低到高包含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三个描写层次。在他的描述中，功能层包含叙事的所有元素，具有分布类功能与“迹象”（indices）两种功能，正如现代小说中的人物未被直接命名，而通过许多功能性细节激活已被熟知的系列并被迹象化为特定的角色模式，从而进入行为层，再由叙述层调节叙事的编码与实践。在巴特笔下，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通过揭示被隐藏的对人造符号系统的依赖，实现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批判关于作者的传统观念

　　推崇作者的死亡与读者的诞生

　　到了巴特的后结构主义时期，其先前的著作《流行体系》与《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导论》被认为建立在可疑的符号之上。这时，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观点经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娃介绍，吸引了巴特的目光。德里达认为，所有关于结构的思想都离不开一种可被称之为“中心”的概念。以文学作品为例，传统观念将作者置身于文学作品的中心，认为作者是作品产生的根源，亦是文本意义的来源。“中心”固然存在，但语言中关于意义的游戏永不休止。这一观念影响了巴特在《符号帝国》中的书写模式。他将日本解读为文本，认为其一个空洞的符号帝国，意义在符号中漂浮而没有最终指向。这亦是巴特所推崇的、逃离套语化逻辑的“白色写作”所被期望达到的效果。

　　1968年，巴特的文章《作者之死》被广泛阅读。文中他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以男性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把上帝、父亲、作者等形象神秘化，以促进文本的解码进而实现对他者的驯服。在这里，作者使意义稳定化，拥有将现代西方价值观加之于文本中，进而压制意义多样性的权力。其后，米哈伊尔·巴赫金对于语言的对话性问题的探讨，使巴特受到启发，得以突破关于作者的传统观念进行写作并建立、完善自己的文本理论。其著名论断“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指向了作者的价值所在——文学作品的目标不在于使读者成为消费者，而是文本的生产者。通过对读者、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进行全新理解，巴特亦指出了文本的意义生成模式。他认为文本不过是能指的游戏，能指在狂欢中自我繁殖，这种繁殖状态就是文本的意义。

　　巴特关于“作者之死”的观点在当今充满表达欲的社交媒体环境中亦体现得淋漓尽致。2019年，暑期档热播剧《陈情令》改编自耽美玄幻小说《魔道祖师》，观看《陈情令》的不同受众群体对剧情的解读颇有多样性与主动性。B站饭制视频《当我们全家一起看陈情令会发生什么》通过多视角展示了爸爸、妈妈、直男弟弟与作为耽美迷群的“我”迥然不同的观剧感受：“爸爸”体会到少年仗剑走天涯、匡扶正义的热血情怀；“妈妈”感悟到主角魏无羡与两位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直男弟弟”领会到魏无羡、蓝忘机、江澄三人之间的兄弟情；“我”则沉醉于欣赏魏无羡与蓝忘机两位男性之间的恋爱情感。通过此例可发现，不同个体会将文化产品中的情感表达按照自己既有的认知结构再重新组装、匹配，很显然，这与巴特在《S/Z》中提出的“可写性文本”有关，正如巴特所认为的，当作品完成后，作者创作的本意已不再重要，“读者的重生”与“能指的狂欢”才是最大的意义。

　　

　　注重文本创作-阅读接受与生命存在

　　所具有的某种内在联系

　　巴特在他1970年代的写作中不断抵制被自然化了的语言所具有的暴力性与专断性，并将性爱、欲望和快感等主题纳入自身写作，关注“身体”的地位，试图解除知识性语言对“享受”、“愉悦”等概念的长期压迫，把文本理论推进到了享乐主义的领域。

　　在《文本的愉悦》中，巴特将文本隐喻为“身体的形式”，“身体”既指文本的身体，亦指人的身体，是一个纯粹的欲望组合。他进一步将文本区分为愉悦文本和享乐文本，将语言的愉悦与人体器官的享乐（比如口福）搀合在一起，并把“愉悦”描述为“某种中性之物”，因为愉悦并非是可耻且无道德的，而是具有对保守的社会话语的反抗性倾向。从阅读接受的角度看，阅读的愉悦通常来自构成传统文化的文本，享乐文本则动摇了读者的传统价值观念，使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陷入危机”。在这两种文本中，巴特突出了他对享乐文本的欣赏，认为这种文本散发着伦理禁忌的气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恋人絮语》则由80个情境构成，以解构的符号学方式阐明了恋爱中相思、等待、依恋、妒忌、争吵等诸种状态的无序性与非理性化。在“墨镜”这一词条下，可以看到恋爱中的男女会反复揣度要在对方面前遮掩自己几分的痴情与痛苦，烦恼恋爱究竟是彼此牺牲还是锦上添花。巴特通过对比孩童与成人之间的不同心态，描绘了情侣之间欲语还休、举棋不定的挣扎心理。

　　我既想显得可怜，又想显得了不起，同时既想当一个孩子，又当一个成人。于是，我便下赌注，我便冒险——因为对这副不常用得以墨镜，对方也许压根儿就什么也不问......事实上，对方也许看不出任何符号迹象。

　　——[法]罗兰·巴特《恋人絮语》，汪耀进、武佩荣译

　　事实上，“墨镜”作为现代人服饰的表征之一，是掩饰心理的表现，与当今社交媒体平台上网络用户寻求表现欲与隐私安全之间的平衡有着相似之处。用户在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进行自我表露与进行人际交往时，会对社交媒体的安全性产生担忧。从巴恩斯的“隐私悖论”来看，人们既担心隐私被侵犯，又会主动公开个人信息，出现“知行不协调”的现象。究其原因，披露行为的潜在危害是一种抽象性的假设，而自我披露所带来的好处却是具体的、即时的，包括人际关系的维持、社会资本的报偿等。但隐私体现了我们不受他人打扰、侵犯、为难的私人空间的欲求，用户心理、平台利益、法律规范都在时刻威胁着网络用户的个人隐私安全。为此，应提高用户自身的信息安全意识与平台“私权力”运行的透明度，辅以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如此方能响应习总书记所强调的“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思潮中，罗兰·巴特无疑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文论思想将科学理性与批判精神有机融合，以“结构”、“文本”、“符号”为核心，以语言符号形式为分析对象，形成的符号理论、文本理论等对大众文化批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罗兰·巴特

　　参考文献

　　[1]格雷厄姆·艾伦著,杨晓文译.导读巴特[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2]张祎星.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01):25-29.

　　[3]谢龙新.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体系与叙事转向[J].江西社会科学,2010(03):4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