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范文10篇

　　文子范文篇1

　　王利器先生认为，《文子》一书添加“老子曰”字样，盖自开元年间始也。他的证据是日本古钞本《群书治要》及日本天明五年尾张国刻末，其引文自章头提行另起者，率未冠以“老子曰”字样。而唐玄宗时敦煌卷子中有“老子曰”出现。

　　笔者认为，“老子曰”这种格式的出现是比较早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北魏李暹为“文子”作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前人已证文子与计然是孑然不同的两个人，而李暹《文子传》所言文子“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和今本《文子》以“老子曰”为主的形式以及为十二篇的结构正相吻合，《郡斋读书志》又曰：“按刘向录《文子》九篇而已，《唐志》录暹注已于今篇次同，其析之欤？”是不是李暹造作了一个新的《文子》而又借为“文子”立传来掩人耳目呢?无论如何，李暹所见到的《文子》已经和今本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老子曰”与“老子遗言”互为注脚，无可辩驳，它出现的下限，应该是李暹见到《文子》的年代。《郡斋读书志》中说：“李暹师事僧般若支流，盖元魏人也”。《群书治要》本为各种书籍的节录和摘要，把那些明显不属于《道德经》范围的内容收录其中，而去掉“老子曰”子样最自然不过。

　　曾达辉先生认为，《文子》在南北朝和唐初尚有异本，到唐代天宝元年（742）封《文子》魏《通玄真经》後，老子语录形式的《文子》便定于一尊。（8）笔者深以为然。李唐王朝在很长时期内以道教为国教，唐太宗尊老子为李氏始祖，唐玄宗封《文子》为《通玄真经》之外，还把《文子》和《老子》、《庄子》、《列子》一道列入科举教育体系，并置博士、助教、学生员讲习这些经典。《文子》在唐代受到了空前的推崇，这肯定和它通篇皆有“老子曰”有极大关系。

　　还有些学者通过今本《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接近于马王堆帛书本甚至郭店竹简本而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但是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相对应的上下文中，《淮南子》引用《老子》的哪句话，今本《文子》就引用哪句话，只不过个别字词略有出入而已，而且往往是关键的语词都和通行本（王本）一致。如前文所述，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的地方，如果《淮南子》没有引老子而今本《文子》引了《老子》，往往会造成上下文的脱节，由此更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

　　五、关于《文子》被引用的问题

　　笔者一直以为《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的一些内容，但《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先秦至汉初思想资料的汇编，很多内容在《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甚至《论语》中找到源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竹简《文子》和《淮南子》之间的一些直接关系。

　　0198以壹异，知足以知权，疆（强）足以蜀立，节□

　　竹简《文子》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财,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素书·正道》

　　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

　　《说苑·指武》

　　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

　　《淮南子·泰族训》

　　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众，惠足以怀远，智足以知权，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信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守职不废，处义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人豪也。

　　《文子·上礼》

　　这些材料相互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淮南子》综合了多种材料，而今本《文子》在和《淮南子》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出现了几处纰缪，首先是漏掉了“信足以一异”，其次是“豪”、“杰”的顺序颠倒。再有是以“明于天地之道”概括“明于天道，察于地理”，以及“者”、“而”等虚词的省略等细节上的差异。今本《文子》“智足以知权”和竹简《文子》一致，但是又漏掉了“强足以独立”。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种情况，就是0198号竹简不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是类似于一起出土的“儒家者言”。不管怎么样，它的内容为《淮南子》所部分称引是可靠的，但比照之下，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十）中列举了《文子》被诸多文献所“取”的情况，李学勤先生业已指出，这些古书都没有明说征引《文子》，究竟是谁袭取谁，难于证实。有些文句是流行的格言，也可能为大家所共用。然而，参考《文子》中的上下文，和《淮南子》加以比较，并核实其他的文献，我们发现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是难以翻案的。

　　“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王氏认为《荀子》取之。

　　这句话在今本《文子·上德》中是第3章第5小节，该章共有92小节，其中前1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山训》，后面的7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淮南子》的材料来源众多是公认的，但《淮南子》一般保持了所引用材料的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老子曰”。王氏提到的这句话在《荀子·劝学》、《大戴礼记·劝学》和《史记·龟策列传》都出现过，这些文献中“珠生渊”都写作“渊生珠”，《淮南子·说山训》和《荀子》、《大戴礼记》都有“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抑秣”的典故，但是《淮南子》又添加了其他的很多典故，这些典故在今本《文子》中一概没有。但是《淮南子·说山训》最后的结论：“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蚯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咘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在今本《文子》中也是连续的两节（也可以看成一节），只是个别文字不同。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的抄袭在上下文的对比和多种文献的参照下更加清楚。

　　“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文子·上德》）王氏认为郑昌取之。

　　《汉书·盖宽饶传》：记载郑昌上书颂宽饶之言：“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盐铁论·崇礼》记载贤良之言：“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也。”《风俗通义·正失》：“《传》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长。”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盐铁论》载此文，以为出自《春秋》，当是《春秋》的今文家说。汉人引传，往往冠以本经的名称，这是当时的通例。”《盐铁论》的编定和盖宽饶的活动时期都是在汉宣帝时期，《盐铁论》的编者桓宽又是治《春秋》的专家，（见《汉书·郑弘传·赞》）他所指出的出处应该是非常可靠的，换言之，郑昌所引用的也肯定不是《文子》中的话。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文子·上仁》），王氏认为枚乘取之。

　　《汉书·枚乘传》枚乘谏吴王之言“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枚乘之言在《说苑·正谏》中被完整引用，流传极广。《淮南子·泰族训》是化用了枚乘之言，而《文子·上仁》却是抄袭了《淮南子·泰族训》。因为“铢铢”、“寸寸”在《淮南子·泰族训》是单声词，在《文子·上仁》也是单声词，《文子·上仁》中的这句话以及《上仁》中的这一章完全见于《淮南子·泰族训》。其中，《淮南子·泰族训》有关章节中的孔子之语和黄帝之言，在《文子·上仁》中都被当成了“老子曰”的内容，而《淮南子·泰族训》所引黄帝之言：“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等内容又见于《吕氏春秋·应同》，相比之下，《淮南子·泰族训》是引用《吕氏春秋·应同》，而《文子》则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泰族训》，并作了篡改。

　　“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文子·上德》），王氏认为汲黯取之。

　　《汉书·汲黯传》记载汲黯对汉武帝之言“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

　　颜师古《汉书注》已经指出这句话是出自《曾子》的，王应麟认为汲长孺学黄老之言，用《文子》之语，颜师古注应当重新考虑。而王先谦认为颜师古注应当是有依据的，不能因为世传《曾子》没有这句话怀疑颜注。李学勤先生补充说，这句话也见于《淮南子》，汲黯所说也可能源自《淮南子》。而就是《文子·上德》这段与《淮南子》对应的文字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出今本《文子》抄袭《淮南子》的铁证。

　　老子曰学于常枞，见舌而守柔，仰视屋树，退而目川，观影而知持后，故圣人曰无因循，常后而不先，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

　　《文子·上德》

　　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而知持后矣。故圣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

　　《淮南子·缪称训》

　　“老子曰学于常”一个“曰”字如何暴露了造作者的粗糙且不论，“观影而持后”在《列子·说符》中是子列子学习壶丘子林的内容，在《淮南子·缪称训》中同样保留了“列子学壶子”的字样，在今本《文子》中却被一起作为“老子曰”的内容。而《文子·上德》第一章中“故其身治治者”在《淮南子·缪称训》第一章中是“故其心治者”，联系上下文，当然是“心”字是而“身”学非。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临河欲鱼，不如归而织网”（《文子·上德》），王氏认为董仲舒取之。

　　董仲舒《对策》曰：“古人有言，临河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董仲舒传》，《汉书·礼乐志》“退”作“归”。）《淮南子·说林》：“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而织网。”这句话显然是一句古老的格言，董仲舒和《淮南子》都予以引用，说董仲舒引用了《文子》中的话没有根据。

　　“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文子·道德》）王氏认为魏相取之。

　　《汉书·魏相传》记载魏相元康年间上书谏出击匈奴：“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魏相所引之言可以说是出自《文子》，和竹简以及今本都大体一致。《吴子·图国》也把起兵的性质分为五钟：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淮南子·兵略》也有：“五兵不历，天下莫之敢当”之语，其中的“五兵”是五种兵器。但《文子》所讲的“五兵”的具体内容，又不见于《淮南子》。

　　“欲治之主不世出”。（《文子·下德》）王氏认为王吉取之。

　　《汉书·王吉传》记载王吉上疏谏昌邑王刘贺之言：“欲治之主不世出。”这句话又见于《淮南子·泰族》，说王吉引用了《文子》中的话也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今本《文子·下德》该章内容以及与之连续的第一章的内容，几乎完全见于《淮南子·泰族训》，语句的顺序都毫厘不爽，我们只能说是《文子·下德》摘抄了《淮南子·泰族训》。

　　《文选》（卷四五）引班固《答宾戏》：“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王氏认为是班固取自《文子》。

　　这句话非常著名，而且“著作权”一般就是属于班固的。今本《文子·自然》有“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之语，又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和班固所言主谓颠倒。也就说，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而和班固所言不同。

　　老子曰：……神农形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传卖，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非以贪禄慕位，将欲事起于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体不勤，思虑不困，于事求赡者，未之闻也。

　　《文子·自然》

　　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观之，则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

　　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霉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胑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闻也。

　　《淮南子·修务训》

　　对比一下以上两段文字，就可以发现，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修务训》，把《淮南子·修务训》中的两层意思变成了一个意思，而且《淮南子·修务训》中明确说：“闻传书曰”，而在今本《文子》中都成了“老子曰”，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汉书·刑法志》曰：“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王氏认为取自《文子》。

　　《文子·下德》有“文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之语，《淮南子·缪称训》作“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实际上，《文子·下德》有关章节的内容和《淮南子·兵略训》中的部分内容相对应，还是可以看出《文子·下德》的抄袭痕迹，《汉书·刑法志》讨论“文德”与“威武”的关系，文意顺畅，即使是引用了有关古籍，也是作了修正，而不像今本《文子》那样“专心”地抄袭《淮南子》。

　　“人之将疾，必先厌鱼肉之味；国之将亡，必先恶忠臣之语”。王氏认为《越绝》、《刘子》取之于《文子》。

　　传世本《文子·微明》“厌”多作“甘”，《治要》作“不甘”。《越绝书·德序外传记》：“传曰：‘人之将死，恶闻酒肉之味；邦之将亡，恶闻忠臣之气。’”《太平御览》卷七三八引为《尹子》之语，《太平御览》卷四五九及《艺文类聚》均引为《晏子》之语，“甘”并作“不甘”。这句话不见于《淮南子》，究竟出于何处，是难以确定的。

　　“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文子·符言》）王氏认为明德后取之。

　　明德后即汉明帝刘庄皇后马氏，《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建初二年，明德马皇后报汉章帝曰：“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文子·符言》该章主体内容完全见于《淮南子·人间训》，

　　老子曰：德少而宠多者讥，才下而位高者危，无大功而有厚禄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损，或损之而益。众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圣人知病之为利，利之为病。故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掘藏之家其后必殃，夫大利者反为害，天之道也。

　　《文子·符言》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禽于晋阳，申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与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人间训》

　　《淮南子·人间训》是讨论“三危”的问题，并举了大量例证，文意连贯，而在《文子》中所有例子一概没有，而提出了“讥、危、微”的问题，《淮南子》中的“病病”在《文子》中成了“不知病病”，造成了文意乖悖。同样可以证明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三国志·吴·陆抗传》：“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王氏认为陆抗取自《文子》。

　　《文子·上礼》：“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制愚，智同则有数这禽无数。”与《淮南子·兵略训》基本一致，而《淮南子·兵略训》内容丰富，主题突出，前后连贯，申述用兵时“必先脩诸己，而后求诸人”的原则与方法，并说：“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今本《文子》的主题则是“以奇用兵”，内容简略，前后脱节，并说：“以未治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应火，以水应水也。”显然，是《文子》把《淮南子》中的“己”改成了“以”，这种改窜同样证明了《淮南子》被今本《文子》抄袭的情况。

　　何休注《春秋》，用“乳犬攫虎，伏鸡搏狸”之语。（《公羊解诂·庄公十二年》）王氏认为也是取自《文子》。

　　《文子·上德》“乳犬之噬虎，伏鸡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又见于《淮南子·说林训》。因为《文子》这一段的内容绝大部分都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我们同样有理由推断是《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孙星衍《问字堂集·文子序》以为范蠡遗文种书“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语出自《文子》，也是没有根据的。

　　今本《文子·上德》篇虽然有“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之语，但这句话在《淮南子·说林训》中同样能找到。实际上，前文已述，《上德》篇中绝大部分类似格言、警句的内容都能在《淮南子》的《说林》或《说山》中找到，我们同样有充分理由证明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比如《淮南子·说林训》引《庄子·胠箧》之言“唇竭而止寒”，在今本《文子》中变成了“唇亡而齿寒”，“道以无有为体”之语在《淮南子》中是“魄”与“魂”的对话，《说山训》中这个对话层层递进，被摘抄以后则看不出原来的递进关系。“举枉与直”一说在《说山训》中又是孔子说季孙氏之言，今本《文子》同样删掉了对话的主人公和其它一些内容。可见，抄袭的痕迹是掩盖不了的。

　　总之，两汉时期，只有魏相引“五兵”说可以确定是引用了《文子》，《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其他的绝大部分材料只能证明《淮南子》取材的广泛性，仔细对比一下，也可以进一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行为。至于《韩非子·外储说》“齐王问文子曰”的内容，笔者已辩明它不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

　　《刘子》也引用了《淮南子》中的很多资料，说明《淮南子》在魏晋南北朝时开始受到注意，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但《刘子》对《淮南子》的材料都作了消化，成为自己立论的有机部分，而今本《文子》却基本上是“搬运工”式的抄袭，比较一下《刘子》、《淮南子》、今本《文子》中共有的资料，不难发现今本《文子》还是和《淮南子》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只有在个别地方的个别字句类似于《刘子》，更可以证明《文子》抄袭《淮南子》的事实，我们实在无法替它开脱。

　　李厚诚先生最近撰文，列举了大量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书的文献，认为《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批评了“不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就是《淮南子》抄袭了今本《文子》”的“逻辑预设”。（9）实际上，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书是两码事，而且，汉代引用《文子》的材料，只有魏相的一些言论较为可靠。魏相所引用的资料在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中都能找到，但不见于《淮南子》。而《文子》被明确和较为频繁地引用，已经是魏晋隋唐时代了，但被引用的内容绝大部分又见于《淮南子》。这种情况，也正好可以说明，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完成于魏晋时代。而“《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这样的逻辑预设，忽视了今本《文子》与《淮南子》不是一点、一篇相近，而是今本《文子》近80%的内容都能从《淮南子》中找到原文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六、《淮南子》和今本《文子》如何对应

　　今本《文子·道德》篇，问答部分和非问答部分相互间隔、问答部分和《淮南子》没有干系而和竹简《文子》相对应。非问答部分全部见于《淮南子》而和竹简《文子》没有干系。正如胡文辉先生所言，这里只有一种可能，即今本《文子》是以古本为基础，抄袭《淮南子》中有关联的语句，以“老子曰”的形式附后古本《文子》各章之后，相反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10）

　　除《道德》篇以外的回答内容在《淮南子》中也都能找到出处，但问答的主人公全被改头换面，或问答的内容显然是根据上下文设计出来的。胡文辉先生已经检索出了其间的对应关系。曾达辉先生也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这一问题。

　　1．《道原》：第五章孔子问道，老子曰——《道应训》齧缺问道于被衣。

　　2．《微明》第二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白公问于孔子。

　　3．《微明》第三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惠子为惠王为国法。

　　4．《上仁》第四章“文子问治国之本，老子曰”——《道应训》楚王问詹何曰……

　　5．《上仁》第五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成王问政于尹佚曰……

　　6．《上仁》第十二章“文子问……老子曰”——《齐俗训》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

　　7．《上义》第六章“文子问曰：老子曰”——《主术训》法者天下之度量。

　　对于以上的对应以及其他地方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改窜还需要对照其他文献予以“暴光”。

　　《淮南子》中“齧缺问道于被衣”，又见于《庄子·知北游》；“白公问于孔子”又见于《吕氏春秋·精谕》、《列子·说符》；“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又见于《吕氏春秋·淫辞》；“楚庄王问于詹何”又见于《吕氏春秋·执一》、《列子·说符》；而《上仁》第四章中尚有“父不能教子”之语，在《淮南子·道应》《庄子·天道》都是齐恒公与轮扁的对话，在《韩诗外传》中是楚成王与轮扁的对话，原文是“臣不能以教臣之子”或“臣不能以喻臣之子”。“成王问政于尹佚”，又见于《说苑·政理》。相比之下，《淮南子》与其他古书中对话的主人公并无大的变化，而在今本《文子》中却被窜改为文、老或老、孔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容也被删节，缩编，所导致的文意纰缪不胜枚举。而且《淮南子》在这些对话之后引用《老子》的什么话，在今本《文子》中也是引用《老子》的什么话。最多在前后文句上作一些损益。这更说明今本《文子》是直接抄袭《淮南子》的。

　　《上仁》第十二章有“文子问仁、义、礼，何以为薄于道德也”？“老子”所“答”，绝大部分来自《淮南子·齐俗训》中讲仁、义、礼的性质及其功用的内容，可谓答非所问。这一章中有“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之语不见于《淮南子》，而且和问题有呼应之处，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但本章的主要部分来自《淮南子》也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淮南子》中的这些内容和“文子”所提的问题是不相干的。

　　《上义》第六章“文子问曰：法所安生？”老子所答法生于义云云全部来自《淮南子·主术训》，在《淮南子·主术训》中是先讨论法的性质和功用，然后再讨论法的来由，而今本《文子》则颠倒了顺序，“文子”所提的问题显然是根据内容而设计的。

　　《精诚》第二十一章“文子曰”第一段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其中南荣趎见老子又见于《庄子·庚桑楚》和贾谊《新书》，尤其是《新书》和《淮南子》比较接近。这一章其余大部分内容不见于《淮南子》，今本《文子》在这里写成“文子曰”，颇为特殊，可能也保留了古本《文子》的材料，但同样抄袭了《淮南子》的内容作为补充。

　　《微明》第一章系《淮南子·道应训》中“无为”和“无始”答“太请”问话的摘抄，“太清”他们的对话又来自《庄子·知北游》。《微明》第四章系《道应训》田骈答齐王之语的摘抄。而田骈答齐王之语则来自《吕氏春秋·执一》。《微明》第七章系摘抄《道应训》中赵襄子之言及后人的评论，而赵襄子之言及有关评论在《吕氏春秋·慎大》和《列子·说符》中都有记载。《微明》第十九章第一段系摘抄《道应训》中石乞人对白公语，而石乞（人）所言又来自《吕氏春秋·分职》。《下德》第六章第一段系摘抄屈子对吴起之言，而屈、吴的讨论又见于《说苑·指武》。

　　《符言》第二十一章系摘抄孙叔敖、孤丘丈人的对话而来，而孙叔敖他们的讨论在《庄子·田子方》、《荀子·尧问》、《韩诗外传》、《列子·说符》、《说苑·敬慎》中都有记载。这些对话中《淮南子》和其他文献相比，对话的主人公和内容都是基本相同。但《淮南子》在引用这些材料之后都引用《老子》中的某句话以为总结，今本《文子》把诸多主人公一概删去，只摘抄他们对话内容。而且所引《老子》之语和《淮南子》毫无二致，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下德》一篇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抄自《淮南子·道应训》，最典型的就是中山公子牟与詹子的对话在《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审为》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为《淮南子》在所本，《淮南子·道应》在引用“知和曰常”时明确指出“故老子曰”，而今本《文子》中却把中山公子年与詹子的对话统统改成了“老子曰”。而且使文意断裂，不知所云。也是在《下德》中，有关“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以及“逆德”、“凶器”的讨论在《淮南子·道应》中是吴起与屈宜若的对话，这些对话在今本《文子》中同样一概改为“老子曰”。想证明不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的确很困难。

　　今本《文子》除了对《淮南子》的人物改头换面以外，还特意“虚化”一些具体的人物，因为具体的人物总是和具体的言论、具体的典故、具体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今本《文子》的这种虚化只能证明它的抄袭。

　　以《文子·上礼》为例

　　第三章：“老子曰：昔者之圣王，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淮南子·泰族训》：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今本《文子》把“五帝三王”虚化为“圣王”，而且丢失了“必用参五”的重要信息。

　　第三章：圣人初作乐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民怀德。

　　《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

　　显然也是今本《文子》概括了《淮南子》，把神农、夔、尧虚化为“圣人”，禹、契、后稷、皋陶都成了被举荐的“贤人”。有关神农作琴的事件、夔作乐的目的、以及贤者和不肖者都心怀感激等诸多信息也被舍弃了。

　　第七章：老子曰：世之将丧性命，犹阴气之所起也，主暗昧而不明，道废而不行，德灭而不扬，举事戾于天，发号逆四时。

　　天下不合而为一家，诸侯制法，各异习俗，悖拔其根而弃其本，凿五刑，为刻削，争于锥刀之末，斩刈百姓，尽其太半……自此之后，天下未尝得安其性命，乐其习俗也。

　　贤圣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进其智，远者怀其德，天下混而为一。

　　《淮南子·览冥训》：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故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不合而为一家。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

　　在《淮南子·览冥训》有关的段落中，讨论了从黄帝到“当今”的社会状况，进而批评汉初仍然流行的法家思想。在今本《文子》中，直接把“逮至夏桀之时”改为“世之将丧性命”；把“晚世之时，七国异族”和“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一并虚化为“天下不合而为一家”；把“故自三代以后者”虚化为“自此之后”；把“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虚化为“贤圣勃然而起”。其中，“天下不合而为一家”也不是今本《文子》的发明，而是把《淮南子》的一个结尾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开头。同时，今本《文子》又舍弃了《淮南子》中的很多重要信息。今本《文子》的这种改动一方面使《淮南子》原文的主旨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证明不是《淮南子》解释了《文子》，而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在马王堆帛书中发现《道原》这篇古佚书的时候，唐兰先生就提到了今本《文子·道原》和它的联系。（11）但是，如前所述，今本《文子·道原》中把《淮南子·道应训》中齧缺与被衣的对话的成了“孔子”与“老子”的对话，难逃抄袭之名。但这一篇中也有《淮南子》中所没有的内容。所以我更倾向于《淮南子》受了帛书《道原》的影响，但是综合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及哲学的资料而作了大量发挥和引申。而今本《文子》却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考察帛书《道原》和今本《文子·道原》还是要把见于《淮南子》中的材料搁在一边。

　　王利器先生在《文子疏义序》中虽然提到竹简《文子》，“始于1995年12月公之于世”。但他说“读其已缀辑之残篇如《道原》篇，以及其余可识别之奇零字句。”似乎没有注意到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对应最多的是在《道德》篇，而且他在书中也没有引用竹简《文子》的资料。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没有来得及充分吸收竹简《文子》的内容。

　　而所谓的今本《文子》胜于《淮南子》之处，一是较《淮南子》胜于《文子》者少得多，二是今本《文子》中保存了《淮南子》较早期传本的内容，三是今本《文子》在抄袭时作出了一些修改，根本不足以推翻今本《文子》的影响，而今本《文子》又直接抄袭了《淮南子》无论如何，《淮南子》都没有抄袭的性质，而今本《文子》却难逃此罪名。

　　以此为基础，研究《文子》的基本资料首先当然首属竹简本了，尽管残缺、但至关重要，其次是今本《文子》中不见于《淮南子》而和竹简《文子》有呼应的材料，再次是今本《文子》中可见于《淮南子》也和竹简《文子》没有呼应的材料，至于那些本属《淮南子》材料，暂时把它们物归原主，而不要把它们当成《文子》的内容而大引特引、大讲特讲，以免进一步的混乱。《文子》资料的价值应该不在于它的多少，而在于它的可靠性，我们不难出现，剔除了《淮南子》中能找到的材料，《文子》的内容还是丰富而独特的。只不过更“纯洁”一些了。

　　至于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在个别文句上的差异，完全可以看作是今本《文子》在抄袭过程中所作的损益，而不一定是所谓“《淮南子》别本”的“窜入”（更何况《淮南子》的“别本”也是《淮南子》），《淮南子》也不会主动“窜入”《文子》，《文子》中“窜入”和“编入”了太多的《淮南子》的内容，我们只能说它是“抄袭”，而不能根据某一种逻辑假设来歪曲那些材料。同时，面对众多的材料，也需要提纲挈领，而不能被材料所包围，我们不能人为地使本来清楚的问题复杂化，造成一头雾水的局面。

　　所以说，《淮南子》和《文子》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淮南子》有可能称引而不是抄袭了古本《文子》，今本《文子》却大量抄袭了《淮南子》，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可以总结为：大量拷贝、删节摘录、改头换面、概括虚化、弄巧成拙五条二十个字，每一条都可以找出确凿的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今本《文子》的定型最晚是在北魏时期，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肯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但并不一定是一次性完成的。很可能最早的时候有人引入《淮南子》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古本《文子》的附议，（比如，《道德篇》中非问答体的部分）而后人则在这个基础上大量抄袭了《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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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曾达辉：今本《文子》真伪考，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李厚诚先生引用何志华先生的考证，认为竹简《文子》和《淮南子》有多处一致，但对照起来只有0198号简文和《淮南子》有部分接近。

　　（9）同注（4）。

　　文子范文篇2

　　一、古书流传的复杂性与班固《汉书·艺文志》之注的再考察

　　从《汉书·艺文志》的导言来看，孔子之后学术流派很多，书籍的命运多舛，书籍的来源驳杂：

　　《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藩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王葆玹先生指出，汉成帝时篇籍大增，各种书的藏本颇多，“刘向自恃为《谷梁》学名家及朝野公认的宿学通儒，又属刘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以及与元成两帝接近的便利条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统，与经学的其它派系分庭抗礼。他所拟订的篇次、篇数都是与旧本不同的，就连书名也要重新拟就”。[1]

　　在“真伪纷争”、“藩灭文章”、“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求遗书于天下”的背景下，书籍的流传、创作、整理都会受到影响，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需要仔细辨别。那些出土文献诚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篡改，但在下葬之前又经历了那些变故呢？所以需要认真考究。

　　具体到《汉书·艺文志》中所着录的37种道家著作，根据作者的虚实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本上属于著者原创或注释前人作品的，如《老子》、《庄子》、《管子》、《田子》、《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刘向《说老子》等。

　　2、基本上属于依托或可以怀疑是依托的作品，《黄帝君臣》、《力牧》、《杂黄帝》等班固已明言“起六国时”，或“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六国时贤者所作”。而在《太公》之注中，班固说：“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有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那么《伊尹》、《辛甲》、《鬻子》三本书的情况又如何呢？本文认为书名与作者的身世要有所区别。比如“伊尹”是“汤相”，但《伊尹》这本书是不是伊尹本人所着，就需要谨慎对待了。而“辛甲”是“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两人的身世都是有据可察的，但他们是不是就是《辛甲》、《鬻子》的作者还是可以怀疑的。“孔子之前没有私家著作”的学术标尺已经被动摇。但“春秋以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2]的判断还是可信的。更何况，“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3]比较温和的说法应该是《伊尹》、《辛甲》、《鬻子》和《太公》一样是依托于他们的事迹、言论，并做了引申、发挥和附会的书。

　　有鉴于此，不能仅仅以《汉书·艺文志》来考量班固之前的文献，反之，有必要以先秦以来的文献来考量班固所作的注释。

　　二、众多“文子”考索

　　春秋战国时期以"文子"为名者屡见不鲜，而冠以姓，仅在《左传》、《国语》中就能找到十六个之多，遍布晋卫齐鲁诸国，且身份各不相同。严灵峰先生业已考证这些"文子"都不可能是《文子》一书的作者。[4]

　　刘向《列仙传》：“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黄老言，居潜山下。”《大戴礼·卫将军文子》中有文子、子贡、孔子三人的对话，其中不乏“文子曰……”的内容，主要是卫将军文子追问子贡孔子七十余弟子中“孰为贤也”，另外还有孔子对于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的评论，其中还提到了晋大夫赵武，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赵氏孤儿，这个赵武也叫"文子"[5]，可见“文子”其人多矣，究竟哪一个和《文子》一书有瓜葛需谨慎对待。

　　三、文子：“老子弟子”的疑窦

　　关于文子，班固《汉志》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王充《论衡·自然篇》也把老子和文子看成师徒关系，以为：“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谴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葛洪《抱朴子内篇·释滞》："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着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

　　钱穆先生业已指出：

　　今按庄子好言老子，其所称老子弟子，如南荣、庚桑楚、杨子居之徒，虽云空言无事实，亦述之详矣。顾独不及文子。其它诸子亦无言文子者。太史公载诸子，亦缺文子。[6]

　　钱穆先生还提到：

　　《孟荀传索引》引《别录》：“墨子书有文子，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则非与孔子同时之文子也。

　　钱穆先生在《老子杂辨》一文中又说：“老子弟子文子乃尹文之误”，并认为《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所提到的文子“盖即尹文子”。

　　班固注《汉书·艺文志》，还记载了一位“老子弟子”，他是《蜎子》一书的作者，班固注曰“名渊，楚人，老子弟子”。这个名“渊”的人，一般都认为就是环渊。《史记·孟荀列传》：“环渊，楚人”，和田骈、接子、慎到等人都是稷下先生，“皆学黄老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并且各有著作。《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这些人在宣王时“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班固并没有把田骈、接子、慎到等人视为老子弟子，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班固所见到的《蜎子》一书中有“学于老子”之类的话。正如王博先生所言，“谓此人述老子可也，谓其为老子弟子则非也。”[7]

　　而竹简《文子》中，没有文子和老子的答问，更看不出文子是老子弟子的痕迹，王博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班固等以文子为老子弟子，实无证据。传世本《文子·道德篇》中有“平王问文子曰：‘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今贤人虽有道，而遭淫乱之世’”，可为文子师从老子之证，但遗憾的是，竹简《文子》适有此段。0880号：“王曰：人主唯（虽）贤，而曹（遭）淫暴之世……”而无“吾闻子得道于老聃”句，可知此为后人增益，非原文之旧。[8]

　　由此可以推断，班固所见到的《文子》中，与八角廊竹简不同，其中有“吾闻子得道于老聃”的字眼。

　　至于钱穆先生所提到的文子“盖即尹文子”的假说，因为《汉书·艺文志》名家类着录《尹文子》一篇，注曰：“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尹文子显然也不是老子弟子，更不是“文子”。

　　可见，班固所言“称周平王问”是否误读暂且不论，但以“文子”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却有误读的可能，其出发点无非是《文子》书中对《老子》思想多有申述而已。王充、葛洪等因袭班固之言，唐代则把文子封为通玄真人。加之传世本《文子·道德篇》中有“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之语，造成了一连串的“误读”，使“平王”与“文子”的问题日益扑朔迷离。考虑到竹简《文子》的思想和《庄子》外杂篇中的黄老思想多有契合之处，我们更有理由推断“文子”不是老子弟子。

　　四、文子：与平王“势不两立”

　　辨明“文子”不是老子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既然文子和平王答问，那么文子是不是平王之臣呢？班固的《汉书·古今人年表》中确有“文子”其人。《古今人年表》横向是古今人所属的道德等级，纵向则是时间序列，文子列在秦襄公之后，同属“中中”一等，在周平王宜臼稍前。而秦襄王与周平王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史记·秦本纪》记载：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歧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歧、丰之地，秦能攻遂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秦襄王为周平王救难，率兵力战，又护送周平王迁都雒邑；周平王则对襄公赐爵封侯，二人相互起誓。周平王东迁赖秦襄公之力，秦襄公立国乃周平王之封。这样看来与秦襄公同时的文子，和周平王问答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王博先生认为“文子固为平王朝中之臣，似不必自后世求之”：

　　道家之书，本多依托之言，如《伊尹》设为伊尹、商汤问答，《鬻子》设为鬻子、周文王问答，以及帛书《黄帝四经》设为黄帝与太山稽、果童、力黑的问答等，其言行事迹历史中虽无有，然人物关系从不混乱，并无“关公战秦琼”之例。以此知平王固为依托，文子亦然。[9]

　　正如王博先生所言，“道家之书，本多依托之言”。但是，“伊尹”在竹简《文子》中就被提到。伊尹的言行在《世纪·殷本纪》中更有明确记载：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

　　实际上，伊尹在春秋战国的诸子著作中被屡屡提起。

　　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是故汤以胞人笼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庄子·庚桑楚》

　　《孟子》一书中提到伊尹的有22次之多。

　　而力牧，《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至于鬻子，《史记·楚世家》所言：“鬻熊子事文王”，也可以作为鬻子与周文王答问的依据。

　　回头再看文子与平王的问题。现有的文献中，从春秋到汉武帝时期，只有三个平王事迹可考：周平王、楚平王、梁平王。楚平王和周平王在《古今人年表中》都列入“下下愚”一等，《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平王被汉武帝评价为“无良师傅，故陷于不义”。三人在位的时间都很长，如果确有“文子”其人，且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和思想，在史书上不可能没有记载。可见，“文子”并非平王之臣。班固把“文子”列入古今人表，无非是文子是和“平王”答问者，而这个“平王”，又被班固当成了周平王，所以把文子和秦襄王搁在了一起。

　　五、文子：非辛文子

　　关于文子身世的最有影响的说法，当数“辛文子”说。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大概生活于北魏时期的李暹为《文子》一书作注，且有文子之传流行于世，其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云"。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这一说法流传甚广，李善、徐灵府、孙星衍都持这一看法。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序》还补充说："文子，晋之公孙，姓辛氏，字计然，文子其号。家雎之葵丘，属宋地，一称宋钘，师老子学，早闻大道，著书十二篇曰《文子》"，"楚平王聘而问道，范蠡从而师事之，勾践位以大夫，佐越平吴，功成不有，退隐封禹之地，登云仙去，吴兴计筹之阴乃其古处"。

　　《史记》中有范蠡师计然之语。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范子》之语见于马总《意林》卷一，其中谈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名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着，其行浩浩，其心泛泛，不肯自显诸侯。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同利也''''。"

　　《意林》另录《范子》十二卷，"并是阴阳历数也"。可见，作为范蠡之师的辛文子可能是阴阳学派的重要人物，和作为老子之徒"祖述黄老，宪章玄虚"的文子显然不是一个人，《汉书·古今人表》“文子”之后又有“辛有”之名，后人所“文子姓辛氏”的推测，很可能是把两人混同起来了。洪迈《容斋随笔》辨曰：

　　唐贞元中，马总所述《意林》一书，抄类诸子百余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着，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据此则计然姓名出处，皎然可见，裴因注《史记》，亦知引《范子》。《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为计然，师古盖未能尽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谓《范子》所称计然。但其书一切以老子为宗，略无与范蠡谋议之事，《意林》所编《文子》正与此同，所谓《范子》，乃别是一书，亦十二卷。马总只载其叙计然及他三事，云：“余并阴阳历数，故不取。”则与《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说误也。《唐·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宋濂也认为：“计然与范蠡言皆权谋术数，具载于书，绝与此异”。他推论说：

　　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欤？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说，误指为《范子计然》十五卷欤？[10]

　　洪迈、宋濂等人的论证是确切而可靠的。《范子计然》一书《新唐书·经籍志》列入农家，在贾思勰《齐民要术》已有所引用，鲁迅先生做过《范子计然》的辑佚本，学者认为计然的言论中“真有见地的是他对经济问题的见解”。[11]

　　六、“文子”其人的两种可能

　　1、自著其书的文子：

　　这个“文子”应该同时满足两个属性：

　　（1）从《文子》其书的内在思想来看，文子应该是道家思想的重要传人。

　　（2）与此相适应，文子其人作为重要的思想家，如果是秦汉人，一般会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如果是先秦人，《庄子》、《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韩非子》、《淮南子》等著名的学术文献中，应该有他的蛛丝马迹。但是，目前所见到的文献中，要论证文子是老子弟子或者平王之臣是有困难的。

　　2、著者自隐其名，而伪托“文子”，又有三种可能，

　　1)被伪托的文子是“公共人物”，则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该文子名望不可不高；

　　B、该文子是和思想界不可没有瓜葛；

　　C、该文子和道家不可没有联系。2)被伪托的“文子”确有其人，但只是和作者有特殊关系，比如父子或是师徒。这种情况几乎可以排除，因为对其父其师的纪念还不如明确记载他们的言行。3）被伪托的文子也是子虚午有，那唯一的解释就是春秋以降，文献中叫“文子”的人俯拾皆是，著者信手拈来。因为要阐释和发挥道家的思想，所以挂在“老子弟子”的名下。而那个“平王”，无非是“处淫暴之世，而欲化久乱之民”的君主的代名词。这个君主是某诸侯国的君主，还是“天下”的君主，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考虑到文子不是寓言式的著作，这种可能性也可以暂时排除。

　　七、文子与田文的特殊关系

　　1、田文又称文子

　　田文称“文子”，是有确凿证据的。《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国君田婴。”《战国策·魏策》：“犀首许诺。于是东见田婴，与之约结，招文子而相之魏”。“（犀首）谓魏王曰：‘今所患者，齐也。婴子言行于齐王，王欲得齐，则胡不招文子而相之？彼必务以齐事王。’王曰：‘善’。因招文子而相之。”《史记·范雎列传》；“诸侯见齐之疲敝，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

　　2、此文子名望最高

　　田文是战国四君子中名望最高的，相齐、秦、魏三国，一度“中立于诸侯”，“世传其好客自喜”。

　　3、齐国与道家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孟尝君本人的言行也和道家思想有内在联系

　　孟尝君之父靖郭君田婴听从了门客“海大鱼”（“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的讽喻，放弃了“城于薛”的念头。靖郭君还重用为众人所诟病的齐貌辨，齐貌辨后来果然立了大功。《战国策》这样评价：“当是时，靖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为沮。”（齐一）

　　孟尝君在齐国被评价为“善为事矣，转祸为功”。在士人的心目中“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孟尝君养士“无弃人”，鸡鸣狗盗之徒就是著名的例子；夏侯章更是通过诋毁孟尝君的方式抬高孟尝君的声望，“以身为孟尝君，岂得持言也”。（齐三）其门客冯欢收债于薛，损“有余”而补“不足”，一方面分别欠债人的“有余”（富给者）和“不足”（贫穷者），一方面分析孟尝君本人的“有余”（珍宝、狗马、美人）和“不足（寡有者以义耳）”，烧毁了卷契，并营造了“狡兔之三窟”，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

　　颜斶说齐宣王去华取实，强调“矜功不立，虚愿不至”，说明“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并直接引用老子的话；“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之本与？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傅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宣王很受震动，“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颜斶却表示：“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战国策》评论说：“斶知足矣，归反朴，则终身不辱也”（齐四）这样典型的道家思想在齐国得到认可，说明齐国有深厚的道家土壤。

　　4、田文入诸子

　　更主要的是，田文被看成是重要的思想家，和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鉼、邓析、惠施并列在一起，《韩诗外传》卷四云：

　　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鉼、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

　　“田文入诸子”（王葆玹先生语），这在四君子中，加上稍晚一点的文信君吕不韦，也是绝无仅有的。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5、齐王问文子，文子即田文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必罚〉一节中说：

　　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

　　这是属于“经”的内容，在下文“说”的部分，对此有明确的解释：齐王问于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

　　按照《韩非子》的评论，田文肯定有很多“说法”，“称若兽鹿”应该是其中之一。马骕就是引用这段话作为“孟尝君相齐”的内容之一。[12]钱穆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绎史》谓是文子即田文，田文岂肯为是言哉？”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田文是田婴的一个“贱妾”冒着“不利于父母”的风险所偷偷生下来的，他最初受到田婴的重用，就是提出门下士人待遇太差：

　　文曰："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短褐，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嗳。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于是婴乃礼文，使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许之。婴卒，谥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

　　孟尝君本人得以确立太子的地位，取代其父亲的位置，是靠着“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而他一生的功名都和善待门客息息相关。他的门客被“厚遇”时忠心耿耿，自杀和杀人在所不惜，出谋划策更不在话下,甚至于受过他的门客的恩惠的人，为了证明孟尝君没有谋反而自杀；而当他被废时，众多门客一哄而散，用“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再恰当不过：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愍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愍王，愍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愍王乃惊，而踪迹验问，孟尝君果无反谋，乃复召孟尝君。

　　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

　　由此看来，齐王所问，“称若兽鹿”的文子就是田文。

　　严灵峰先生认为“著《文子》书者，可能自隐无名，托名‘文子’。其书其书既属于君、臣与师、生问对题材，则其书当系门人和后学所记述，并非自著。”我们认为严先生的这个论断是公允而可信的。严先生同时认为：

　　齐宣王时，稷下学士且“数百千人”，除田骈，接子等七十六人之外，其它多被埋没，而“文子”可能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学黄老道德之术”，“自著书，言治乱之事”。目前出土的竹简《文子》，也许就是这位“稷下隐名的文子”所为。[13]

　　这里有一个矛盾，如果这个“文子”“自著书，言治乱之事”，如环渊、田骈、接子、慎到等人，被“隐名”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但这个矛盾的出现，更加证明了“文子”是被委托的对象，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认为这个被委托的“文子”，就是指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田文。

　　关于“文”姓，《姓觿》引《世本》曰：“田文之后”，宋濂所谓“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欤”，也说明“文子”和田文有密切关系。

　　八、关于“平王”

　　讨论《文子》一书，不能不涉及“平王”的问题。八角廊残简《文子》有38处“平王”，传世本《文子》《道德》篇亦有“平王问”之语，同样未见“周”字。《汉书·艺文志》“《文子》”之下班固注认为《文子》称周平王是"似伪托者也"。黄震以周平王与文子相去甚远为由论证《文子》之伪，姚际恒认为称"周平王"是伪托而《文子》一书不是伪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氏涉笔》认为"其称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为周平时人，非也。"孙星衍认为班固误读《文子》把楚平王当成了周平王。但是，孙星衍的假说仍然有很大漏洞。

　　1、“平王”：与“文子”的势不两立：

　　如班固所言按图索骥，文子是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称周平王问是委托。从现有资料来看，在《论语》中提到的公叔文子、季文子、孔文子、陈文子等与孔子同时的“文子”都是大夫、将军、上卿之类的贵族或大臣，不可能是老子弟子。

　　这个平王如果是楚平王，实际上他的时代要晚于孔子，老子的弟子不可能和他答问。

　　著名的政治家文种是楚国人，《史记正义》云：“大夫种，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时为宛令。”江瑔在《读子巵言》中认为“文子即文种。古人所未言，自余始发之，颇足惊世。”他认为自己的意见“发千古所未发，窃喜不为古人所欺”。但文种身前身后都没有称文子的记载，他的主要活动都是在越国，几乎没有机会和楚平王答问，也和思想界没有什么关联。江瑔认为文种是“老子弟子”，跟随老子到了函谷关，老子西行而文种入越，目前还没有文献为这一猜想提供线索。

　　还有一位和孔子同时的“文子”，是齐庄公时代的田文子须无，和晏婴一起参与政事，也不可能是老子弟子。“文子卒，生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楚平王是在齐庄公去世的二十年之后才取得王位，二人也不可能答问。

　　2、从“平王曰”的格式看“平王”非实指

　　《文子》一书从未提及平王是哪个平王，但是屡次出现“平王问”、“平王曰”的格式，史书中记载帝王诸侯的言论，一般都是“某（国名）王曰”或“王曰”，这是直接引语的格式，或者说是类似于现场的纪录。而谥号则是死后所加，后来者如果以其谥号为称呼，则属于间接引语，依托其名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所以，分别出了“平王”和“平王问”、“平王曰”之间的微妙差别，可以使我们多一条思路。再考虑到文献之中有平王的地方无文子，有文子的地方无平王，颇有“势不两立”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依托就不是“好象”而是比较肯定的了。至少他们中间有一人是伪托。

　　3、伪托“平王”的例证：

　　《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引《说苑》：“高平王谴使者从魏文侯贷粟”，向承周《说苑校证》案：“‘高平王’乃当时隐语，犹《庄子》书言‘监河侯’之比”。此“高平王”更是无稽可靠。

　　4、如果“文子”是指孟尝君的话，“平王”又是谁呢？有四种可能：

　　A、齐襄王。根据是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中有“南攻平陵”之说，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战国策·齐一》中均写为“南攻襄陵”，在《史记·魏世家》和《竹书纪年》中写作“围我襄陵”。说明“平”和“襄”有互换的可能，是否的确如此，还需要进一步的落实，但至少是多了一条线索。

　　B、泛指“齐王”。“齐”和“平”义同互换。

　　C、暗指战国末期死后无谥的某诸侯王。

　　D、泛指“处淫暴之世，而欲化久乱之民”的君主。

　　九、平王与文子可能的身份

　　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来看，道家多依托之作。结合文献资料与《文子》本身的体例，及平王与文子“势不两立”的情势，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作者自隐其名，依托文子阐释道家思想，这个“文子”就是田文，而依托“平王”言明时世。[14]采用问答体的形式，主要是为了行文的方便。[15]

　　注释：

　　[1]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51页。

　　[2]余嘉锡：《古书通例·古书书名之研究》。

　　[3]余嘉锡：《古书通例·古书不题撰人》。

　　[4]严灵峰：《定州竹简<文子>残本试探》，《哲学与文化》1997年第2期。但这些“文子”的形象都不错。比如《论语·公冶长》所提到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孔文子。《礼记·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天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史记·鲁周公》记载季文子被评价为“有义”、“廉忠”。赵文子（武）在《礼记·檀弓》等处也受到多方面的称赞。

　　[5]见《史记·赵世家》。

　　[6]钱穆：《老子杂辨》十二《老子弟子文子乃尹文之误》。

　　[7]王博：《关于〈文子〉的几个问题》,《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

　　[8]王博：《关于〈文子〉的几个问题》,《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

　　[9]王博：《关于〈文子〉的几个问题》,《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

　　[10]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六十二《诸子辨》。

　　[11]顾农：《关于鲁迅辑本<范子计然>等五种》，《文献》2000年第4期。

　　[12]《绎史》卷一三三《孟尝君相齐》。

　　[13]严灵峰：《定州竹简<文子>残本试探》，《哲学与文化》1997年第2期。

　　文子范文篇3

　　（1）保护地棚室设施。在不适宜植物生长发育的寒冷、高温、多雨季节，人为创造适宜植物生长发育的微环境所采用的定型设施。

　　（2）日光温室。由采光和保温维护结构组成，以塑料薄膜为透明覆盖材料，东西向延长，在寒冷季节主要依靠获取和蓄积太阳辐射能进行蔬菜生产的单栋温室。

　　（3）塑料棚。采用塑料薄膜覆盖的拱圆形棚，其骨架常用木、钢材或复合材料建造而成。

　　（4）育苗设施的规格要求。①育苗温室：矢高2.8~3.5m，跨度6~8m，长度不限。②塑料中棚：矢高1.5~2.0m，跨度4~6m，长度不限。③塑料大棚：矢高2.5~3.0m，跨度6~12m，长度30~60m。

　　2栽培季节

　　春秋栽培：年初育苗，3月下旬定植，6月至9月中下旬上市；春夏种植：春季育苗定植，夏季采收；夏秋种植：夏季育苗定植，秋季采收。

　　3品种选择

　　选用抗病性强、品质好、商品性好、产量高的优良品种和杂交种，如齐杂茄2号、沈茄系列、黑又亮、黑珊瑚、日本紫长茄。

　　4育苗

　　4.1种子处理

　　用50~55℃热水烫种15min，并不断搅动种子使其受热均匀，待水温降至25~30℃时浸种8h。出水后用黄砂搓洗2~3遍，投洗干净后进行变温处理。白天放在20℃条件下12h，夜间放在0~2℃下12h，连续处理7d即可播种4.2播种

　　床土配制为：葱蒜地表土或肥沃大田土4份，腐熟有机草炭土5份，腐熟大粪面1份混匀筛细。分苗移植营养土配制为：葱蒜地表土或肥沃大田土5份，腐熟的草炭土或陈马粪3份，细砂或炉灰2份，1m3营养土加入大粪面25kg、二铵2kg、过磷酸钙3kg，充分混拌后装入营养钵。温室育苗，厢（盘）或床播种，分苗移植到8cm×8cm营养钵内。苗龄80~90d。

　　4.3苗期管理

　　播种后白天温度保持在30~35℃，夜间25℃。当有70%苗出土时立即降温，白天25℃，夜间15~17℃。2片真叶时分苗移植到营养钵中。采用嫁接技术育苗的茄子砧木移到（10~12）cm×（10~12）cm营养钵中，接穗移到苗床内株行距6cm×6cm即可。移植缓苗后进行根外追肥，用0.3%磷酸二氢钾或0.3%尿素喷叶。

　　5定植

　　在定植前30~35d扣棚烤地。化冻后整地，并施足优质有机肥作底肥。起垄或高畦覆膜。行距50~60cm，株距30~35cm。采用嫁接技术的株行距要加大，应在65cm×（45~50）cm。

　　6田间管理

　　定植后缓苗前不通风或通小风。白天温度保持在28~30℃，夜间保持在15~18℃；缓苗后至开花结果期，白天温度为25~28℃，夜间15℃以上。定植7d后浇1次缓苗水。门茄瞪眼时浇1次水，并随水追施发酵好的鸡粪水。门茄采收后浇1次鸡粪水，1次清水，交替进行。门茄开始膨大时进行整枝打叶，摘除门杈以下的腋芽、叶片及病叶。7月上旬（入伏前后）在“四面斗”处10cm长刈头，刀口呈斜面。7d后选健壮枝条苗7~8个。刈头后在垄帮破开，重施1次有机肥。

　　7病虫害防治

　　病害主要有茄子黄萎病、茄子褐纹病、茄子绵疫病等，虫害主要有红蜘蛛。采用嫁接技术防治黄萎病效果十分明显，砧木选用“托鲁巴姆”。防治茄子褐纹病，在结果后开始喷洒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防治茄子绵疫病，在发病初期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600倍液，或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500倍液，7~10d喷1次，连喷2~3次。防治红蜘蛛用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25%蛾螨灵1000倍液，或5%尼索郎乳油1500倍液喷雾。8采收

　　根据生长条件和市场需求及时采收。

　　论文关键词保护地棚室；茄子；栽培技术

　　论文摘要从保护地棚室设施、环境、技术要求以及茄子栽培的选种、育苗、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介绍了保护地棚室茄子栽培技术，以期为保护地棚室茄子栽培提供技术参考。

　　参考文献

　　[1]杜韧强，于晶霞，刘丽芬.日光温室茄子早熟高产栽培技术[J].山东蔬菜，2008（10）：26.

　　文子范文篇4

　　摘要：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他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孔子孟子诠释美学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孟子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曾子和孔子嫡孙子思先后担当起了继承与传播儒学思想的重任。如果说，孔子在他的时代，用“舍我其谁”的自信来巩固宗法制度下的一整套观念体系，那么同样可以说，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儒学思想也需要适应时展的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诠释体系。处于战国时期的孟子，在儒学思想史上，就承担起了发展儒家思想的重任。

　　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使儒家思想保持了自身的活力。他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以下只注篇名）自诩，从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和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角度，强化了孔子“仁”的理论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生存价值的一种理想与信念。因此，他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孔子的思想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但却与之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在客观上起了丰富、开拓和深化儒家理论见解作用。本文着重就孟子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做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从孔子解诗到孟子解诗

　　在儒学传统中，《诗经》是重要的文献典籍，相传孔子曾对《诗经》做了整理，《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他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运用于教学活动中，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的。

　　把《诗经》作为教材来要求学生学习和理解，体现出孔子对《诗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一般说来，后世学者把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当作孔子论诗的纲领，但对这句话的理解，事实上是存在分歧的。近人匡亚明说：“‘思无邪’，本是《鲁颂·駉》一诗中形容牧马人吆喝着叫马不要乱跑的意思（‘思’系虚词，吆喝声，‘邪’同斜，合起来即‘呕唷！不要乱跑！’）却被用为比喻思想正派。”[1]而把“思无邪”理解为“思想感情的诚正”，也只能看作是后来的学者用自己的观念去对孔子的话作符合自己思想观念的解释，这里姑不详论。在《论语》中，多处专门论述到《诗》，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诗》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作综合地论述；另一种是对《诗》里的具体诗句的理解和阐述。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在社会政治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几乎可以说，他是把《诗经》当作立身之本来看待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认为，学诗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仁人君子的必备条件或先决条件，从学《诗》起步（即“兴”），然后才能进一步学习“礼”和“乐”。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就是对学《诗》的具体作用的阐述。朱熹对“兴”的解释是“感发志意”，也是从《诗》对人的正确健康的情感和思想的形成，产生启发、诱导、陶冶等作用来加以解说的。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教诲的：“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他还对儿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孔子是从维护“礼”的目的出发，来教育学生和自己的儿子的，在他看来，用《诗经》里的诗句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其对个人的素养而言，是“不学《诗》，无以言”，即可以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时说话有所依据，显示出符合“礼”的修养；而学习《诗》里面所提供的经验、原则，又可以作为政治活动中的决策依据，增加自己的施政经验，增强自己的施政能力，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所以，在孔子的理论中，《诗经》的价值是很具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也就是说，他把《诗经》里的诗歌，当作“仁”的教本和“礼”的规范，让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孔子从这一原则出发，可以把《诗》里的许多诗句都往“礼”与“仁”的思想观念上去解说，对那些借《诗》里的诗句，能够举一反三地加以理解的学生，也就倍加赞赏。“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在一般人看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都只是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现象的描述，可是到了孔子的眼里，就都带有强烈的“礼”与“仁”的色彩，而且他的那些得意门生，居然也能够顺着他的思路，从普通的诗句里找到了“礼”与“仁”的深刻内涵。

　　这种解诗的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来说，可以是一种理论预设，他们在孔子的仁学思想的前提下，借助于《诗》的素材，演绎出无所不在的“礼”与“仁”的观念，丛强化了“礼”与“仁”的无所不在。但孔子对《诗》的这些零散的解说，只是一些即兴的发挥，有时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比如说，从子贡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再到《诗》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中间的联系在哪里呢？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孔子从“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的原则出发，来解释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正是达到这种“和”的境界的一种途径。这样的解诗方法，在一般人看来，确有些匪夷所思，但又自有其牵想妙得的合理性的一面。

　　而正是孟子，才从孔子的那些一言半语中看到了儒家诗学见解的闪光，并且把它上升为一般的美学原则来加以推导与总结，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诗学理论。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肯定，孟子是否正是从子贡和子夏的颖悟中看出了儒学思想的精髓，因为他曾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尽心下》）而子贡和子夏对《诗》的理解，正表明了他们具有“言近而指远”、“守约而施博”的过人的智慧，他们都能够从《诗》里面所描述的极其浅近的小事中，引伸出对“礼”与“仁”的深刻领会，并进而理解其中所包含的至大至深的“道”。

　　对孔子的这种解《诗》的方法，孟子做出了这样的理论上的概括：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

　　在孟子看来，对诗句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对字面意义上，根据诗句里的片言只字，就望文生义地作机械的理解，从而损害诗的含义。而是需要用自己的领会和感悟，去探求诗的真正的蕴涵，才能把握住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读诗与解诗的人的这种领会和感悟，是从自身的理解出发的，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说的：“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孟子依据孔子解《诗》的实践提出的这一理论主张，实际上包含着现代解释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理解的“前结构”理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2]以子贡和子夏对《诗》的理解而论，他们都是从“礼”与“仁”的“前结构”出发来给定了，是以儒家“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的“礼”与“仁”的理论作为前提的。至于他们得出的结论，又可以看作是《诗》的特定视界（即“志”）和解《诗》者的特定视界（即“意”）这两个不同的视界的相互融合。

　　孟子的“以意逆志”这一解《诗》理论，在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不是单纯从对诗的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解释诗的精蕴，而是把孔子解诗原则和方法，理解成为一种教育手段，以《诗》作为一种教育的素材，强化人们对孔子“礼”与“仁”的理解，显示出了那种思想教育功能的无所不在。

　　事实上，孟子对《诗》的解说，同孔子所持的方法有着十分相似之处。比如，他在与公孙丑的一段对话中，就讨论了对《小雅·小弁》的理解：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者，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笑谈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告子上》）

　　传说《小雅·小弁》这首诗，是被周幽王废立了的太子宜臼的老师写的，以此来抒发宜臼的哀伤和怨恨。孟子从宜臼的怨恨中看到的是“亲亲”（热爱亲人），而既然是热爱亲人，那就是一种“仁”的表现。宜臼的怨恨为什么又会是出于对亲人的热爱呢？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从孔子的“仁”的观点看来，是因为宜臼对其父周幽王不合“礼”制的行为有怨恨，而发抒出这种怨恨，正是出于对其父王的爱戴。孟子不也是转弯抹角地“以意（己意）”揣摩（“逆”）了《小弁》作者的“志”吗？

　　内在的人格之美的升华

　　孔子从“仁”的思想出发，想努力塑造出一种完善的儒者的人格，以挽救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颓势。他对人的内在精神的美做出过许多论述，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以“仁”和“义”来武装。他以“松柏”来做比喻：“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赞扬了在社会大变迁的过程中，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顽强挺立，不屈不挠，从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经典性的精神意象。

　　对君子人格上、精神上的美的形成，孔子就以“仁”为核心，做了这样的概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其中“义”是最本质的精神；在实行这种“义”的时候，需要符合“礼”的要求；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则应当表现出谦逊的态度；而诚实守信则是他成熟的标志。在《论语·颜渊》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在他看来，“义”是和正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义”，就有了做人的根本，因此，他还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他把内在的正直和仁义作为君子内在所固有的品质，认为这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即使在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的处境和条件下，孔子也特别推崇那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他对自己的精神境界做了这样的描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因此，他也特别推崇他的得意弟子颜渊：“贤者，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者，回也！”（《论语·雍也》）从“仁”出发，在“礼”的制约下，达到“义”，于是一切行为就会都符合了道德的规范。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种以仁义来塑造“君子”形象的思想，他把孔子提出的“仁义”是人的内在本质的人格之美的理论，进一步上升到了生命的价值的高度，作出了形象的发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这样一来，“义”就成为人的行为的最高的规范，据此，他就说出了这样掷地有声的话：“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在他看来，“仁”是天下最宽广的住宅；“礼”是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义”是天下最广阔的“大道”，有了这几样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说孔子是从人与外在社会的联系中应当保持的态度出发，来阐述一个君子对不仁不义的行为应当采取的立场，从而保持自身的纯洁，那么也不难看出，孟子则是把孔子“仁义”的思想，从个人的道德修养的角度作了生动形象的发挥，使它成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从而强化了君子的人格主体的内在力量。他不是被动地应对，去抵制客观世界里违背“仁义”的事对自己的诱惑，而是主动的排拒这种诱惑，让它根本不可能对自己产生诱惑。这样做，不是就可以像孔子所说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了吗？

　　而这种“义”的力量又是无所不在的，在孔子看来，一个能够称得上“君子”的人，需要十分重视人的内在精神的培养，使他的人格力量在言行的正派中表现出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他强调了正派的品格、高尚的道德是可以具有感染力和召唤力的，有了这样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就形成了他的人格的魅力。有了这种正气，就可以做到无所忧虑，无所畏惧：“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他还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他把刚强、坚定、质朴和说话谨慎都列入“仁”的精神内涵。这种人，就可以做到“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至于怎样才能达到“正”和“刚”呢？孟子从人的自身修养的角度，用“浩然之气”来加以概括：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上》）

　　在这里，孟子对人格之美的形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君子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只能来源于自身的正气，也就是“浩然之气”，它要靠自身的正直去培养，把它与“义”和“道”结合起来，在长期的修养中获得，而不能靠一蹴而就。他用这种“浩然之气”，把孔子所说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