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伟文 ｜ 高科技伦理研究的兴起

　　在经济上具有高投入、高风险与高回报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各国通过官、产、学、研相互合作建立起各种层次的创新体系。

　　知识密集与学科融合。高科技是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革命（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和20世纪下半叶的新科技革命（如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相结合的产物，并通过学科交叉和融合发展出新的生长点。

　　高科技不仅意味着科技发展与经济进步，更带来各种新的伦理风险，使人们卷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伦理冲突与道德抉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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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的伦理影响

　　高科技的伦理影响可分为四个层面：

　　对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影响。有些高科技如核武器明显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环境，另一些如转基因技术则有可能存在这方面的危害。

　　对权利和利益的影响。高科技的发展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知识与技能的更新，相关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可能受到显见和潜在的影响。例如，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不同的国家、区域、群体和个人之间出现了数字鸿沟，掌握并易于接近信息资源的一方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反之就会处于劣势。

　　对生活方式与文化的影响。很多高科技如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促使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必然伴随着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对既有观念的冲击。

　　对人类尊严与基本权利的影响。在有些情况下，高科技在手段上的高度有效性可能会与“以人为目的”相冲突，如果对技术上的可能性不加以限制，它们就有可能危及人类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例如，克隆人和人兽嵌合体的研究就明显有损人类的尊严，而不加限制的信息监控必然导致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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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伦理问题的特征

　　高科技伦理问题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

　　震撼性。有些高科技带来的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就可能会对伦理价值带来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如核武器、克隆人等。

　　风险性。高科技所带来的风险不仅表现为作为“潜在的副作用”的技术风险随时可能发生（如“切尔诺贝利无处不在”的事实），更体现为由集体不负责导致的系统风险——在高科技创新和运用的各个环节中充满了各种相互分离的因果链，处在每个孤立的因果链中的人们“可以做某些事情，并且一直做下去，不必考虑对之应负的个人责任”。

　　深远性和难以预见性。高科技的很多负面影响在时间上远远超过了世代，空间影响甚至已经超越地球，有的还具有不可逆性。高科技并不是客观真理应用，大多数高科技是探索性的和不成熟的，其技术后果和伦理价值影响难以预见。

　　高科技伦理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核伦理、环境伦理和生命伦理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计算机与信息网络伦理研究备受关注，同时克隆、干细胞、臭氧层空洞、全球变暖等新的话题将生命伦理和环境伦理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进入21世纪以来，纳米技术、芯片植入等新兴技术成为高科技伦理研究的热点。其间，著名的人类基因组工程将伦理纳入其研究计划。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成立了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COMEST），并启动了科技伦理计划，先后推出的报告涉及太空开发、环境、生命科学、纳米技术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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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伦理研究的主要类型

　　高科技伦理研究可以分为三类：

　　描述性研究，即对具体的高科技活动进行批判性的反思，透过风险与效益分析、权利与利益分析和文化与价值分析揭示其中的价值伦理问题，其中包括案例研究。

　　规范性研究，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建立伦理规范的可能，包括对已有规范的选择、新规范的引入、对规范的诠释等方面。

　　预防性研究，即从预防性原则出发，探讨如何消除和减少高科技导致的伦理上无法接受的负面影响。显然，这三类研究可以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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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伦理研究的现实目标

　　高科技伦理研究并非纯粹的学术研究，而应该延伸到以下现实目标：

　　增进认识，即通过对高科技所负载的伦理价值的揭示，增进科技共同体、科研机构、科技管理部门以及社会公众的科技伦理意识；

　　制定标准，即通过科技专家、哲学与社会科学专家、科技管理专家的对话与跨学科研究，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具有规范性与引导性的科技伦理原则规范体系，并以科技伦理指南的形式予以发布；

　　培养能力，即培养科技共同体、科研机构、科技管理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在实践中反思、预见伦理问题并进行伦理抉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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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伦理研究的基本框架

　　布丁格（Thomas F. Budinger）等最近提出的解决伦理困境的4A策略可以作为高科技伦理研究的基本框架：

　　把握事实（Acquire Facts）：具体准确地把握新的科技伦理问题中所涉及的特定的科学事实及其价值伦理内涵，分析其中涌现出的伦理冲突的实质，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与出发点。

　　寻求替代（Alternatives）：在把握科学事实与伦理冲突的实质的基础上，寻求克服、限制和缓冲特定伦理问题的替代性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方案。

　　进行评估（Assessment）：在尊重科学事实和廓清伦理冲突的基础上，通过跨学科研究与对话对替代性的科研与应用方案进行评估与选择。

　　动态行动（Action）：在评估与选择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行动，并根据科技发展进行动态调整。

　　显然，在这个框架中的灵魂是其所坚持的基本价值观和伦理立场。

　　（四）新兴技术的伦理问题：以纳米技术为例

　　新兴技术是高科技的前沿，也是高科技伦理的前沿。新兴技术的发展动力来自其产业和经济前景，只要一种新兴技术在伦理上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如克隆人），它们就会成为高科技竞争的焦点。但同时，科技界和管理者也意识到，新兴技术可能产生一些无法预见的危害，有必要引入相应的伦理和政策约束机制。

　　纳米技术是指在纳米数量级（10-9米）下的设计与制造技术，由于这一数量级接近分子大小，纳米技术成为融合物理、化学、生物的前沿技术。与其发展相关的伦理问题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是政策类：

　　纳米技术的国家竞争与伦理政策约束的矛盾；

　　纳米技术是否会加大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

　　其二是预言类：

　　纳米技术可能制造出可复制的生物分子，导致对自然界的不可逆破坏；

　　运用纳米技术可以实现器官的人工替代和人类功能的人工增强，人类将成为后人类；

　　可以运用纳米技术直接复制人脑或人。

　　其三是现实类：

　　纳米微粒可能导致人体伤害和环境破坏，如何通过风险评估、产品标识等方式减少这些危害；

　　纳米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纳米技术服务于公众福利之间的矛盾；

　　应该如何向公众披露纳米技术的可能危害；

　　如何制止纳米技术的恐怖主义运用。显然，第三类问题是纳米技术伦理研究的重点。

　　对纳米技术这种新兴技术的伦理研究往往会遭遇到预见悖论：即在一个新兴技术出现之初，人们对其后果所知有限，针对潜在风险的控制与干预很难获得公众支持；而等到人们对此技术的成本、效益和风险皆有所了解后，改变起来十分困难，代价会相当昂贵。同时，还会遇到理解悖论：不论是专家还是公众，对新兴技术在不同方面的可能危害的反应程度不一，如在基因工程问题上，人们对转基因治疗较乐观，对转基因食物则较保守，但问题是这种态度本身是否与事实相符。

　　【本文原载甘绍平、余涌主编《应用伦理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四章科技伦理。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取授权，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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