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论文集锦9篇

　　人文地理论文范文1

　　人文精神是基于对文化内在价值和意义的自觉，通过行动实现价值取向、人生意义和人的责任并以和谐互动的态度对待个人和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1]。其核心是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类的无限关怀。它贯穿于全部人类历史，融会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于言、行、情、理等，负载于各种具体事物。

　　人文素养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2]。同时又通过人的语言、行动外显出来。人文素养是素养教育的核心内容。

　　二、人文精神教育的重要性

　　人文素养教育，在几千年前的中、西方教育家孔子、柏拉图等人那里，就是一个重要议题，后来，历代大教育家也都对此有过或多或少的研究和思考[3]。

　　关于人文素养、人文精神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的研究，1984年，美国人文科学促进会就发表过《挽救我们的精神遗产——高等教育人文科学报告书》，对衰微不振的人文素养教育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呼吁加强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性。原美国圣母大学校长赫斯柏（T.Hesburgh）指出，完整的教育应同时包括“学习做事”和“学习做人”两大部分[4]。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也指出：“没有人文教育，人类将堕入科技进步带来的文化黑暗及社会灭亡的深渊！”[5]国内学者江苏省高邮师范学校陈友兴指出：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当代地理教学的基本构成理念，理应使我们在地理教育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6]。

　　三、湘潭乡土人文精神的特征和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湘潭乡土人文精神的特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经几千年之风雨，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乡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特质的主心骨，其一脉相承造就了民族文化生命的主力。乡土文化为一民族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本乡本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7]。

　　湘潭的发展也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洗礼，其文化构成具有自己独特的乡土民族特点，特别是湘潭的人文资源很丰富，也很独特。就因为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湘潭的历史悠久长远。湘潭自古以来便是湖中重要的商业中心，早在17世纪就是全国著名的“米市”和“药都”。湘潭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全国重要的粮猪生产基地，因盛产湘莲被称为“中国湘莲之乡”。湘潭是新中国重要的机电工业基地，现以形成以冶金、机电、纺织、化工、建材为主体并极具竞争力的支柱产业。湘潭人文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均很丰富，但两者比较而言，其人文特色更鲜明。湘潭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和重镇，历史上人才辈出。全市在国际国内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有30多位，不仅有无产阶级革命家、、黄公略、罗亦农、陈赓、谭政以及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秋瑾、刘道一等，而且有一代国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历史上留下的宅地、墓冢、碑坊、亭台、寺庙等许多纪念性建筑，构成了堪称无价之宝的人文资源。湘潭市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湘潭市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锰矿基地，其电解二氧化锰产量占全球的70％，中国第一辆城市轻轨车、第一台315吨自升塔式起重机、第一辆最大牵引力和最大吨位的工矿电力机车均出自于此。

　　从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湘潭的人文资源中，一个较大的特色堪称为品位高：有部级优秀旅游城市一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一处、国家森林公园1处，省级风景名胜区2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10处，市县级40处。名山11座，名水4处，名泉1处。国家及省级民俗民间艺术4项。文化方面又以“湘莲文化”、“湘军文化”、“湖湘文化”、“宋窑文化”、“白石文化”，特别是以“思想”为代表。

　　湘潭乡土人文文化的根本特性，或者说它的个性到底是什么呢？“独立根性”是湘潭乡土人文文化的根本特性，也是湘潭乡土人文文化作为湖湘文化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根本所在，是湖湘人的气质、风气、价值观等的集中体现。“独立根性”的主要表现即在于“湘潭历代知识精英均焕发着一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而不囿于陈见的创新精神。在旅游地理教学中能够正确的运用这些湘潭乡土地理的文化知识，就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生活的热情和人生的信念，树立伟大的人生奋斗的目标。

　　（二）湘潭乡土人文精神形成的原因

　　首先我们认为湘潭乡土人文精神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一个学派，而是长期以来在现今湘潭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从地理原因上分析，湘潭市位于湖南中部、湘江中游,湘潭地处丘陵地带，古代交通不便，长江以南为吴、楚两大诸侯国的封地。两国未立之时，这里都是蛮族居住的地方。湘潭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湖湘文化的前身就是楚蛮文化。这种带有原始野性的“蛮”，使得湘潭人民作风强悍、性格强悍、急躁、脾气倔强，这种人不易被外人接受且易招人排斥，故人人带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这也使得湘潭人具有彪悍的性情且同乡间易于团结。从气候原因上分析，也能看出湘潭人文文化的特殊性：湘潭的地形西北、南两面环山，冬季：凛冽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集而不得散发。而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方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这也使得培养了湘潭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从形成的背景环境上分析，湘潭人文精神形成的真正的原因是一种湖南人的人文精神的影响。古时政治严苛，文人骚客一个不小心就被贬流放！湖南人以博怀全方位的接受了他们。湖南人在当时由蛮人一下子接受到了当时的主流文化。流放的地方，中国很多。但没有一处使得被贬流放者将自身的文化理念完整的保留下来！从楚辞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中跳动的情感和不畏困苦的精神。从“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中忠君爱国的思想。从张朱会讲“先察时后涵养”与“经世致用”中。这些构成了湖南的地域文化，而真正应提倡的是具有兼容并包的博怀的湖南的人文精神。正是在这种湖湘文化精神的笼罩下，湘潭成为了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诞生了、、陈赓、谭政、萧三、齐白石、张天翼等英才；也产生过杨度、刘道一、曾国藩等非凡的历史人物。

　　随着长株潭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湘潭将与长沙、株洲共同构筑省经济实力最雄厚的“金三角”，人文文化将更优越。湘潭交通便捷，通信和城市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配套，投资环境优良；具有雄厚的科技优势，拥有湘潭大学等5所高校和15所中等专业学校，拥有科研机构280多家；湘潭自然资源、人文景观十分丰富，拥有韶山、乌石等驰名中外的人文景观，以及湘江、水府庙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景色。

　　四、乡土人文精神的培养

　　所谓乡土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指通过乡土文化的传授，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其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养成可以通过乡土文化知识学习的途径来获得，包括乡土广博的文化知识滋养、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等。这一教育既重视由外而内的乡土文化生成，更强调自我体验与心灵觉悟，归根结底，它使人理解并重视人生的意义，并给家乡以及社会多一份人文关怀，这样也在根本上体现了教育的本质[8]。

　　湘潭乡土人文文化底蕴下的人文精神，应该包括崇尚道德、爱国爱家、自强不息、厚道宽容和爱岗敬业等精神。如上述所知：湘潭乡土文化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湘潭乡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湘潭乡土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湘潭乡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主要原因。如何继承这些优秀的人文精神呢？当然先要学习，后才能继承。因此，在旅游地理中渗透这些乡土精神，并且能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精神上来继承，学习实质，学习精髓,那对于我们培养一代人有着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鸿秋.试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人文素养教育[J].现代技术开发，2001，（10）：8-9.

　　[2]施玉滨.21世纪青年的人文素养教育与中华文化[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3）：133-137.

　　[3]潘艺林.论人文素养教育的三级功能[J].有色金属高教研究，1997，（4）：5-7.

　　[4]郭为藩.科技时代的人文教育[M].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3-4.

　　[5]吴绍春.加强人文素养教育，迎接21世纪挑战[J].石油教育，1998，（9）：6-8.

　　[6]陈友兴.地理教育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J].地理教学，2002，（3）：18-19.

　　[7]王财印.教学原理[M].台北：心理出版社，2004：23-24

　　[8]刘桂侠，仇奔波.新形势、新体会新标准、新理念[J].中地参，2003，（6）.

　　人文地理论文范文2

　　【关键词】楼观台；人文地理；道与旅游

　　一

　　楼观台是老子撰著《道德经》的地方，《道德经》是道教尊奉的最高圣典。道教之道，由于《道德经》与楼观的特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称之为楼观之道。楼观之道或者说楼观的特殊道缘，使楼观台成为闻名华夏、举世瞩目的人文地理胜地与研究个案对象。研究楼观台的人文地理涵义，既可以极大地提升人文地理学的思想幅度，又益于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考察“道”的运行踪迹，还可能使“人文”与“地理”的关系原理获取一个难得的解释学境域与观察角度。

　　楼观台的人文地理涵义，包括三个基本方面或层面：一是作为老子《道德经》的撰著地，楼观台首先是宗教信义的圣地；二是作为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皇家道院”，楼观台又是历史文化的胜地；三是由于宗教信义圣地与历史文化胜地的巨大蕴含与影响力，楼观台目前的最大直观现实是，它已从宗教圣地与文化胜地，变成为松竹葱茏、旅游业发达的经济产地。宗教圣地、文化胜地与经济产地可以概括楼观台最基本的人文地理涵义。

　　二

　　楼观台作为经济产地的主业是旅游。旅游从直观上看是游客的大地旅行活动，是从家居范围走向外部世界的人生履历，自然也是包括“吃、住、行、购、访”等在内的现代消费行为。“消费”是现代旅游的鲜明特征，也是现代大众旅游与古典人文旅游（例如徐霞客）的基本分野。旅游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消费行为，现代消费是旅游行为的本质。作为一种现代消费行为，对旅游的研究应纳入文化经济学与文化心理学的视野。除现代消费性外，旅游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甚至可以看成社会文化身份与身体文化语言。而无论是经济学中的消费性还是行为理论中的文化性或者身体语言中的社会性，它们无不牵涉一个更为基源性的前提概念：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一个人文学科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神学家汉斯·昆等人提出的，在中国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学者也多与基督宗教文化有关，如刘小枫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与尤西林的《人文学科与现代性》。这一直观的现象向我们表明了两点：其一，现代性与时间性、历史相关，但实质是要厘定心性、气质、精神、信仰、价值诸问题；其二，现代性突显出了当代人类生活的一种全然不同于既往的方式、性质与追求。先看现代性与时间性、历史的相关方面：现代性的突出，在欧美大致上也是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社会文化为问题背景，其时间的上限应该不会超过二战时期；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现代性概念的“拿来”也就仅仅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事情。在欧美，导致现代性现象与问题的因素甚多，依我们的感知，则主要基于三点：一是二战之后的和平年代的经济积累，财富相对盈余，使消费生活有了现实前提；二是基督教对欧美的伦理支撑出现危机，尼采所谓“上帝已死”，茨威格所谓《昨日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卡特《我们面临的道德危机》，都是一些最突出的显著例证；三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高速进展——尤其交通工具、信息技术的大量丰富成果，使人们的地理空间、世间图景与大地旅游成为日常意识与普通需求。

　　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突出，时间上则更为短促，情形更显复杂，问题也更加特殊和难以消化。如从时间上看，它基本上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它的大背景是闭关锁国时代的结束；它的大前提是“实用主义”（黑猫白猫论），作为国家核心价值观和理论策略对当代中国人心的深层塑制和影响。所谓“改革”，即从“以政治为中心”转到“以经济为中心”；所谓“开放”，即从政治为中心的独断封闭转到经济为中心的向世界开放。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二十多年前，普通平民百姓到楼观台的旅游基本上是没有。三十多年前呢，道人还俗、道观废弃、道教遭批，作为现代旅游对象的楼观台根本上就不存在。当前已经游人如织、蓬勃兴旺的围绕楼观台道教文化的旅游业，也就是它的现代旅游经济学涵义，30年前，或者说20年前，或者是根本不存在（30年前），或者是基本不存在（20年前）。那么，楼观台道教文化的旅游业，显然就是极为突出、极端赫然的现代性现象，也就必须置于相应的现代性问题背景，才可能获得一种比较深层的理性把握视野。

　　在楼观台今日的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收入应当是旅游门票。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2008年“五一”黄金周，楼观台仅门票收入就是“90万元”；而仅仅30年前的时代，对于一个古老道观而言，这无疑是极大的经济收入数字，甚至是天文数字；但在今天却是统计数字、经济数字、极为普通的收入数额了。在前往楼观台的旅游者当中，虽然不乏有专业考察的学者、朝圣的信徒、行政的管理长官，但基本的人群应该是中层（白领）普通游客，是普通的城市人与“中产者”。由于至今尚未有楼观台旅客的基本统计分析资料，使我们对楼观台旅游无法作出更为具体深入的文化经济学与文化心理学描述；换句话说，我们的探讨只是宏观定性研究而不是细部定量分析。总结起来，我们对楼观台作为经济产地的定性结论如下：第一，楼观台的经济收入，主要源于旅游业；第二，旅游是一种现代消费与文化行为；就中国而言，旅游乃是城市文化与“中产阶层以上”的生活支付；第三，现代性是考察楼观旅游的基本境遇与思想高点；第四，现代性给楼观台最深刻地注入了旅游与经济内容，现代性使楼观台的人文地理概念浓重地打上了经济伦理烙印。

　　三

　　楼观台的人文地理涵义，其第二个基本视角与维度是历史文化内容。就历史性而言，楼观台首先是一个文化胜地。就现代性而言，楼观台作为旅游业与经济产地，其与翠华山、兵马俑甚至与鞋帽厂相比，并无不同。虽同为旅游景点，就历史文化而言，楼观台亦不同于翠华山与兵马俑——翠华山是以自然风光、地貌特征取胜，楼观台则以文化品质、历史悠久著称；兵马俑在现代考古发掘之前，天不知人不晓，毫无“历史”可言，楼观台却在现代旅游兴起之前，已深沉言说、皇家御封，有着独特殊胜的“历史”。

　　楼观台作为老子《道德经》的撰著地，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中国道家与道教的诞生地与发祥地。作为中国道家思想的诞生地与发祥地，楼观台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末期，即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距今将近三千年了。楼观台在老子著书之前，本为周大夫关伊结楼望气、研究气象天文之地——也许楼观在当时乃周朝的国家天文台；史料阙如，此论暂置。老子与关伊的思想结交，却不乏史料、文献可考，如太史公《史记》即明言曰：‘‘老子修其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之久，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伊喜曰：‘子将隐矣，疆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据记载，唐武德三年（620年），唐高祖亲诣楼观老君洞，降诏改楼观台为宗圣观。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改宗圣观为宗圣宫。元朝立国之初，元世祖忽必烈三降诏书，敕令重修楼观，经历10年修葺，气势宏伟壮观，并更名“宗圣宫”，沿袭唐宗圣观之名，以示老子护佑国福之意。今楼观台存有元朝《终南山古楼观宗圣宫图》碑；近年，在此基础上，西安旅游集团投入两千多万元，拓地百余亩，将宗圣宫主轴东移，错位修复，建北山门，三清殿、紫云楼，使古楼观又出现了一个园林景观幽雅，人文内涵丰富的旅游景区。

　　唐、元两朝改古楼观为宗圣（观）宫，虽未尽人文本体的自然真理，却折射出两个重大信息：其一，既曰“圣旨”，则反映出唐代和元朝两朝君主帝王明确将老子视作“圣人”，而“圣”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本价值与最高目标。其二，既然皇家御封、皇帝亲诣，则表明了楼观台的皇家身份与国家品质，尊贵之极不待言矣！与皇帝国戚、国家御封相比，楼观台更多的还有文人墨客、文宗国士的寻坊与礼赞。李白、白居易、苏轼不仅访问楼观，且留有诗篇，苏轼写道：“此台一览秦川小，不待传经意已空”。周秦遗迹、汉唐古址，六十余处。著名者有老子说经台、关伊望星楼、始皇清庙、武帝仙台等，知名碑刻有唐·欧阳询《大唐宗圣观记》，元·高文祥《古老子》篆刻等。古籍最终的总结是：“关中河山百二，以终南为最胜，终南千峰耸翠，以楼观为最佳”。

　　楼观作为历史文化胜地，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悠久性；二是持续性；三是高阶性。楼观台作为老子《道德经》的创作地与发祥地，对道教与道家思想而言，其发源意义与创始地位赫然独立、自不待言，即使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格局亦源远流长、意味深远。楼观的历史文化不仅悠久古老，且呈现持续性特征：春秋创立以降，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以至当代，皇亲帝王、文宗国士，访谒不绝、代不乏人、密集宛然。楼观历史文化的高阶性，仅举出唐、元两朝皇帝的“宗圣”遗迹与李白、苏轼文宗国士的千古篇章，也许就足够了。这应该是楼观台作为现代性旅游业与经济产地，所不同于其它而独具的历史文化内涵吧。然而，楼观台最为本质性的人文地理内涵，却既不是历史文化方面，更非经济旅游方面，而由宗教思想的独特地位所决定。

　　四

　　楼观台最为本质与独特的人文地理内涵是：它是老子《道德经》的撰著地，是中国道家与道教思想的发祥地。在此意义上，楼观全可以与佛教的灵鹫山、伊斯兰教的麦加、基督教的白冷城相互媲美，比较阐释。老子不同于佛教等宗教创始人的地方在于：他没有选择普传道法、亲授面命、成为教祖，而是通过撰写五千言，通过《道德经》函授门人、成为道祖。老子的独特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道德经》的文本崇拜、而轻视了楼观台的道本研究。《老子》的文本注释，从汉魏的河上公、王弼，到今日的李、赵、王、张，不绝如缕，汗牛充栋；书写的文字符号兼跨楷、隶、篆。仅就纯粹的文本研究而言，我们愿意提出三点方法论建议：其一，研究者必须明白自己所据文本的基本历史线索，长处与短处，贡献与局限；必须在此基础上有开放的比较阐释意识，闭门造车，郢书燕说，不足为训；其二，符号文本的摸索与田野考察，考古发现的统一性要求。也就是说《道德经》的文本阅释与楼观台的人文田野的结合意识，应该必备；释经与朝圣是统一性的。其三，文本解读与道本修练的统一原则。《道德经》开首告诫我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可道之外的常道与可名之外的常名，即在文本之外与语言之外，即是需要修炼把握的地方。我们应该明白，老子的“道”不单纯是一个“言说符号”（文化）与概念（哲学），它还是一种信仰与宗教：前者是以“道”为家园的道家，后者有以“道”设教的道教。就楼观而言，它既是道教思想根源《道德经》的发源地，又是道教楼观派、八仙等高道的修真地，更是今日中国道协主席任法融道长的长住地与活着的信仰凭证！

　　历史上的楼观派，显于北朝及隋初，至唐尤盛，元代并于全真道。《历代真仙体道通鉴》载：三国咸熙（264-265）初，道士梁谌事郑履道法师于楼观，至晋永兴二年（305）， 老君命真人尹轨降于楼观，授梁谌 “炼气隐形之法”、“水石还丹术”及采服日月黄华法。至南北朝时，北朝道士多止于楼观，为当时道坛重地，遂形成楼观派。该派尊《老子五千文》，尤尊灵宝部经，传三一法，内外丹兼修。梁谌撰有《楼观先生本行内传》等著。道教著名的八仙学派亦与楼观渊源甚深。楼观台现存有吕祖洞。吕祖为八仙之一，唐代著名高道。唐朝的国都为长安，长安亦为当时道教的活动中心。吕洞宾在楼观的修炼行迹，极为殊胜，据《大道行》介绍，为把握人体内密的生命线，三千弟子，死去八百，壮观雄烈，感地动天。吕祖与楼观派亦渊源极深，前述楼观派“尤重灵宝部经”，吕洞宾两大基本著述之一即《灵宝毕法》，其中明言为“终南山所得。”吕洞宾的《灵宝毕法》给楼观台注入了盛唐气韵，盛唐也因此被烙上楼观灵宝的高妙道德。楼观真乃福地：它的道长即今日的中国道协会长任法融大师。

　　作为当代中国道协会长，任法融大师长期修行于楼观台，诚为楼观护法大师，极大提升着楼观作为宗教圣地的位置与形象。任道长在楼观撰有《道德经释义》、《周易参同契释义》等经典著述，道高德厚，贡献社稷，生动的谱写了楼观新时代的历史文化。他审时度势，极具开放意识与创新精神，给楼观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现代气氛：今日的楼观，修竹耸翠，宫观宏伟，松柏青绿，烟火长盛，既宁静幽深，又繁荣兴盛；积现代性、历史性与思想性（宗教性）为一体，聚旅游经济、文化产业与个体修行为一炉。任道长一方面青灯经典，一方面为社稷贤达；一方面内观道法，一方面手机通讯；一方面以书会友，广接贤士；一方面提挚天地，把握阴阳——诚楼观台历史、文化、思想三位一体的当代化身，诚楼观台经济产地，文化胜地与宗教圣地三大人文地理内涵的人格代表与生命象征。

　　【参考文献】

　　【1】任法融：道德经释义，三秦出版社，2003

　　【2】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广西师大，2005

　　【3】王晓朝、杨熙楠：经济与伦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4】张五常：佃农理论，商务印书馆，2002

　　【5】克兰（美）：文化生产，译林出版社，2002

　　【6】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人文地理论文范文3

　　关键词：金融危机;房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1引言

　　目前,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已波及全球并不断影响到实体经济,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巨大的挑战。在许多世界著名的金融巨头宣布破产的同时,经济危机在各个行业领域中传播,极大的影响了房地产行业。在中国,近几年来房地产行业的泡沫不断膨胀,许多城市房价虚高。然而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和房地产泡沫渐渐破裂,众多房地产企业面临着日益巨大的资金压力。那么,面对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该如何通过这次危机带来的影响发现并应对当前房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也是需要面对的挑战。

　　2当前中国房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房地产行业具有专业性强、风险高、投资额大、投资回收期长、工作关系复杂等特点,是人才密集型行业。从趋势上看,房地产行业的竞争已经转入了人才的竞争。当前,房地产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2.1从业人员众多,但综合型经营人才及专业化经营人才紧缺。房地产行业作为一个朝阳产业,真正形成一个行业不过是最近几年的时间,客观上决定不可能积累大量综合型经营及专业化经营人才。加之在利润的刺激下,大批房地产公司一下涌出,使得房地产行业从业人数骤增,但综合型经营人才及专业化经营人才由于需要长时间成长,不可能在短期内满足行业发展需要。目前,我国房地产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学历水平集中在初中到大专之间,占从业人数的85.9%,整体学历结构偏低。高学历,经验丰富的中高级管理人才,缺口在25%左右。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客观上要求房地产企业提高自身人员素质以应对经济危机,从而加剧了房地产企业对综合型经营人才及专业化经营人才的需求。

　　2.2注重“选人”,忽视“育人”,人才流动率高。目前,虽然房地产企业都已经充分认识到人才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由于目前房地产企业以项目运作为主,周期短、见效快,企业宁愿付给有经验、能上手的应聘者多一倍甚至几倍的薪资,也不愿意自己培养人才。这就造成了多数企业往往只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引进人才这一点,简单认为只要把需要的人才吸引进来就可以了,而忽略了如何更好的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因此,在房地产企业就出现了引进来人才却留不住,甚至于原有人才还大量流失的局面。

　　2.3人力资源管理的观念、管理思路和手段相对滞后。目前许多房地产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仅仅行使着办理人事关系、审批工资计划、管理人事档案等静态管理职能,就其职能、发挥的作用而言,与把人力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和管理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此外,有相当数量的房地产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还停留在简单地对员工进行考勤、分配、奖惩等方面的控制与限制,尚未提升到“以人为本”的高度上来。对员工多是靠制度约束和强制,还属“对立式管理”,缺少运用人本管理思维来发挥员工工作潜能和积极性的“互动式情感管理”。

　　2.4缺乏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在房地产企业一般都偏重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而忽视了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的引进。尽管很多企业都设有专门的人事部门,但很多人事管理人员还只停留在整理档案、年终评定等这些程序化、公式化的工作上,缺少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大多数人也没有经过专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学习,而这样的人力资源管理队伍必然难以适应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

　　3改进房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几点建议

　　3.1结合企业的发展需要和员工工作内容、职业生涯规划,为其设计培训和开发的系统计划,提供员工开发技能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从而提高房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要特别重视综合型经营人才及专业化经营人才的培养,为其搭建职业发展平台。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要注意为他们创造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机会,给每一名综合型经营人才及专业化经营人才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成长时间,使其具有工作成就感并能逐步成长。

　　3.2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吸引、留住、激励人才。目前房地产企业跳槽现象频繁,如何吸引人才,保留核心人才,适度降低员工流失率,提升员工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为此,房地产企业应做到人力资源招聘和市场对接,多渠道、全方位引进选拔任用人才;建立动态、公平的绩效考核与薪酬体系;注重科学有效的培训,开发人力资源,为员工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

　　3.3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彻底转变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房地产企业要确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路。通过人本管理,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由“外部激励”向“自我激励”转变;管理者实现由强制管理向情感管理的转变。通过管理思路、方法、手段的根本转变,达到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目的。同时,企业应树立“大人力资源观”,强调以系统、全局的观点来看待人力资源问题,把人力资源管理纳入企业发展的战略,使它与企业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紧密结合,以达到短期内促进企业业绩提升,长期推动企业战略实现的目标。

　　3.4注重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及先进人力资源管理工具的引进。现在,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领导逐步意识到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也逐步加大了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例如,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e-HR系统帮助房地产行业人力资源管理者找到更新角度、更新方法的途径。并通过软件的实施,增加员工的参与管理意识,提高企业文化。

　　4结语

　　总之,人力资源管理已成为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方面,房地产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驾驭自己的市场经营活动,求得经济效益的提高,不仅要提高财力、物力方面的竞争力,更要关注企业人才方面的竞争力。特别是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作为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必须要未雨绸缪,随时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和方法,为企业迎接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李迎春.浅析房地产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J].山西科技,2009,(1)

　　[2]聂芳,任佩瑜.关于加强房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探析[J].商场现代化,2007,(12)

　　[3]刘香毅.房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策略[J].华东经济管理,2006,(8)

　　[4]杨玉萍.房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分析[J].企业家天地,2008,(4)

　　人文地理论文范文4

　　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人类的过量介入导致，而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是人类过于索求自然的主因。尤其在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前提下更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特征。所以要说明一个地区人口的多少，主要是以人口与耕地承载力的比例为标准，而不是取决于以人口与总面积之比的人口密度。当然由于耕地质量的优劣与所处地区的地质、地貌、气候、水文等自然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社会分配等因素相关联，所以人地矛盾在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之间不是一个能够简单考察的问题。尤其是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农耕社会中，人地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变化过程。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西北的土地资源有着丰富的绝对量和短缺的相对量。也就是相对于西北来说，“人多地少”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里“地大”并非“物博”，因自然限制因素的影响，以及西北地区脆弱带的明显特征[1]，决定了大部分土地资源的不可利用性，许多地方因地理生态环境恶劣，人类尚不能生存。另外，人们单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开发和垦殖的一些地方，原本就属于生态脆弱带，没有人类活动尚能维系平衡，一旦稍有活动，生态环境就“力不能支”，导致恶化。所以一般认为的环境对于人口的承载量，指的是某一地区环境条件和资源所能维持的人口数量。[2]

　　清初以来实施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大爆炸。自此之后，人口呈几何级数倍增，以至于各级官府不得不大力发展尚未开发地区的经济，移民就宽乡。但这种以开发促进经济为主导的行为，忽视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尤其是忽视了生态脆弱区土地生态资源的相对承载能力，造成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当然这在民以食为天的农本思想为指导的时代，是不可能意识到的。清代西北各地的人口虽然都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具体情况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到底这一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对生态环境带来哪些影响，需要逐一考察。

　　一、内蒙古、陕西人地矛盾与生态环境

　　内蒙古人地矛盾的出现，主要是大量外来人口的移入而导致的垦殖力度的加大。内蒙古与陕北、甘肃、宁夏交界的长城内外，自古以来就是农牧交界地带，明清以来，农业垦殖的范围不断扩大，但种植范围主要分布在南部长城沿边和黄河沿岸，农耕地也比较分散。但随着汉族农业人口大量移居，先是内蒙古地区南部的垦殖力度加大，农业垦殖区域也逐渐扩展，并趋于集中。这一地方人口主要来自山西、陕北和甘肃，山西人自土默特沿黄河西进，陕北人越长城沿长城50里界地耕种，甘肃人自宁夏越黄河进入东岸耕种。尤其是陕西北部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相继迁居漠南蒙古西部地区从事农垦种植，而原本从事游牧经济的蒙古人，也逐渐掌握了农耕技术，在草原上建起一些新垦区，也有一些蒙古贵族招徕汉族从事耕种，从中收取租金，当然其中也不乏政府政策行为的导引。所有上述行为最终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人口大规模的增加。据统计，乾隆四十一年（1776），内蒙古有人口185.5万人。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人口增加到229万[3]，净增了43万多。为此，嘉庆帝也很伤脑筋，在查禁关内人口大量外徙内蒙古时说道：“流民出口，节经降旨查禁，……以致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4]。河套地区，在“乾隆以后，山、陕贫民日以西渐，租种蒙地，人民渐合”[5]。随着人口繁衍，至光绪年间，设置五原厅以管辖。有清一代，内蒙古的人口整体呈现增加的趋势。二是造成了草原面积的不断缩小和农牧界限的北移。大致在乾隆中期时，鄂尔多斯已经成为内蒙古的一个农业区，只是农耕地比较分散。但至清末时，农业已成为许多地方发展的经济部门。察哈尔左翼四旗、归化城土默特旗、伊盟的达拉特旗、准噶尔旗都成了农业区，畜牧业已经消失或残余很少。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旗、察哈尔的右翼四旗，农业经济已经占到一半。伊克昭盟四旗及阿拉善、额济纳二旗西部荒漠地区，因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依然为单纯的畜牧业经济。

　　当然，纵观这一区域在人口增加后的农业垦殖，还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和特点。回溯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时，陕西布政使司统计的垦田数额已经达到3,000多万亩。入清后的垦殖，又将陕北地方的垦殖拓荒向迤北的鄂尔多斯草原延展，不过这时候的垦荒是限制在边墙50里以内，也即今毛乌素沙漠境内。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起，开始允许民人在边外合伙种地，但不准携家带口定居生产，只能春出秋归，像大雁一样以季节的变化而往来奔波，故被称为“雁行”。这种垦殖的力度虽然不大，但也使得新农垦区不断向草原扩展，前后踵继之，一发不可收拾。至康熙末年，“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有汉人足迹”[6]。雍正十年（1730），因“鄂尔多斯荒歉，复准蒙古情愿招民人越界种地，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7]，招致了陕北人大量出口外垦殖，尤其破坏了毛乌素沙漠植被和水源变化。乾隆元年延绥镇总兵奏称：“榆林、神木等处边口，越种蒙古余闲套地越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8]。至乾隆三十三年，陕西府谷县人民租种五堡口外蒙古鄂尔多斯地土已成规模，分布于黄甫口外、清水口外、木瓜口外、孤山口外和镇羌口外一带，共租蒙古地计“牛二千二百二十六犋，每年共租银三千八百六十六两四钱五分，共租一千九百七十一石一斗一升一合”[9]。土默特二旗在乾隆初年尚有13295顷牧场，至乾隆三十七年又开垦2244顷80亩。至嘉庆五年时统计，又垦1450顷78亩。延续到清末，垦田总数已经达到78974顷38亩。[10]河套地区，至光绪三十年（1904），放垦中后套各旗共报垦9709顷，其中达拉特旗3960顷，杭锦旗4018顷，乌拉特西公旗1731顷[11]。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原本就属于草原荒漠地带，天然植被以荒漠为主。草原破坏和荒漠面积的不断扩大，势必改变原本的生态系统，使草原沙化、退化。新生成的生态系统，尽管在短时期能维持当时人的生产与生活，但已经是原本生态系统的变弱，一遇荒年，人死地荒。光绪年间时俄人波兹德涅耶夫亲眼目击了内蒙中部地区因荒歉致使数百座村庄居民走空，房舍拆光，耕地在垦殖不久后抛荒。[12]荒歉使已经弱化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永远失去了自我恢复的机制而走向大面积的沙化。这些历史欠帐最终遗留给后人，成为今天沙漠化的导因。

　　清代陕西北部和关中地区的人口增加也带来了明显的生态变化。陕北榆林地区因自明中叶以来的开垦，沙化现象就已在加重。清初以后，为了开垦这里的草原，又有大量的人口迁入。雍正九年（1731年）升榆林道为府。至嘉庆二十五年，陕北高原上的人口已增加到3,400万。如果说在雍正十三年陕北地区的人口密度还仅为1.68－4.97/平方公里，到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密度骤增至20.59－46.01/平方公里。[13]而此时陕北榆林周围及其以南的生态状况又如何呢？从当时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延长“地瘠民贫，寸步皆山，坡高岭陡，耕种艰难。且土性干燥，雨泽稍有不调，禾苗即行枯槁，加以人事不齐，即丰年之岁，所获尚不及平原之半”[14]。府谷“其地土瘠沙深，山高水冷，沟渠难资灌溉。”[15]怀远则“四面重山，全无树木。境内无地可耕者，皆租蒙古田亩”[16]。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面对规模增长的人口，在丘陵沟壑区已垦辟殆尽之时，只有发展到山垦，沙漠化进一步加剧，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已不可逆转。采伐和垦辟已经从离石——延安——庆阳以南的阔叶乔木区，发展到岱海——榆林——靖边一线以南的疏林灌丛草原区，引起自然生态系统的倾斜。[17]客观地说，生态环境恶化是一个长时段的非线性过程，过度攫取和破坏的历史欠帐积累是生态环境整体系统走向失衡的重要因素。入清后一如既往的垦殖活动犹如“雪上加霜”，共同诱发着陕北边外与蒙古草原区域土地资源生态的变迁。而这一生态惨遭破坏的恶果则不可避免地在清中叶后爆发。据有关学者研究，在同治五年（1866）以前，位于陕北地区西南部的子午岭，垦殖指数已高达25％－30％，侵蚀强度相当于今延安一带，而年侵蚀模数已达到8000－1000顿/平方公里[18]，水土流失已经十分严重。这就充分体现了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退化的不可逆性和积累性。一旦退化发生，依靠自然演进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人工恢复在经济上代价太大，因此，这种退化往往会成为历史的包袱遗留给未来。[19]成为今天陕北地区沙漠化的导因。

　　清代陕西人口增长最为明显的地方为陕南，随着农耕地需求量的加大，导致了对生态的影响力也最大。陕南移民浪潮的到达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和道光二年（1822）两个时期。[20]仅乾隆四十三和四十四两年（1778和1779年），流入汉中地区的难民就达十万之多。陕西巡抚毕沅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兴安所辖的平利等6县，“通计地方四千余里，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21]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延亙南山，水土饶益。“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群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22]仅州县妥善安置者男妇不下10余万人。兴安府属汉阴、安康、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七县厅的人口有1,239,700余口，仅安康一县的人数就达到“三十八万九千三百余名口”[23]，人口如潮水般涌进山区，为生存而垦殖，以至于乾隆四十七年兴安升州为府。道光八年前后，湖、陕、豫三省地方的“抚按藩臬”在清理流民问题时，就清出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而且“皆给予闲旷田亩，令其开垦以供赋役，建设群县以统治之”[24]。

　　对于流民大量涌入老林的根源，可以说与这里的生态资源优势有极大的关系。编纂《湖广通志》的曾熙就说：“惟荆襄迤西多长山大谷，土壤腴沃，物产富穰。寒者易以为衣，饥者易以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趋之，往岁流民潜居，去而复来固其所也。为政者奈何，违天地之利而拂民之性乎。”[25]以极其朴素的言语道出了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人要利用自然，并与自然相依为命，为了人类的生存，人利用自然的主动性即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不过我们无不遗憾地说，“长山大谷”，可能仅适合森林树木生长，但如果开辟为耕地，就会改变原生态系统，导致恶化。为此人类尽管投入更多的肥料、水分和劳力，但并不能遏制已经在日益退化的土壤生态，只有听任自然的审判。同治早期的回乱，光绪五年和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的旱灾饥荒，给各县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损失，由此又导致了老林区土壤肥力的总耗竭。所以从陕西省道光三年（1823）后人口增加和光绪五年后人口减少变化可以看出，后者年份的人口数字减少，侵蚀、过度开发山坡地和森林所造成的耕地逐步变质和资源流失，也即生态恶化恐怕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光绪九年陕西巡抚也承认，叛乱之后，客民流离失所，不知何去何从。由于人烟稀少，工价高而谷价低，田地复荒。[26]时人仇继恒也曾说道：“盖深岩老林，刬削既遍，濯濯牛山，生意尽矣。山坡险峻，平土既稀，小民狃于目前，不复为十年树木之计，此生计所日蹙也。”[27]在边远山村的人口减少现象尤为明显，又导致农业经济整体生态系统的恶化。

　　二、甘肃、新疆人地矛盾与生态环境

　　清代甘肃人口变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垦殖实边的需要。河西敦煌的移民始于雍正四年。敦煌户口在汉代称极盛，但其后历经沧桑，至清初时“……敦煌无土著矣，又久之而逃亡者死于四方矣，不得不迁民以实之”。雍正二年始于敦煌设沙州所。四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巡边至沙州，相度地利，请改所为沙州卫，而人烟甚稀，不成村落，乃招甘肃皋兰等县无业穷民2400户，开垦屯种，沿途给口粮、皮衣、盘费，及到敦煌借予牛具籽种房价。又念陇上穷民初到关外，尚未耕种，由公家借支七月口粮。与此同时，陕西署督查郎阿于雍正七年十一月奏称，先后招往安西、沙州等处地方屯垦民户共405户，逐渐使敦煌户口日渐繁盛，以至于“关外县治当首屈一指”，“知其土著之百无一二”[28]。

　　河西的安西地方自雍正年间设卫所后，也“陆续招户安插，多寡不等。……而陕甘两省居多”。至乾隆年间，已经是“屯垦日兴，田畴弥望，闾阎乐业，地方渐有起色”。户口尤其增加。据载“原招余丁九十家，现增至一百八十六户”。其余如沙州卫、柳沟卫、靖远卫、赤金卫的户数也有所增加。[29]就瓜州来看，原居住于吐鲁番的额敏和卓率其众男妇大小不下万口来归，暂时安置于哈密之塔尔纳沁。雍正十一年，又安插于瓜州，分筑五堡居住。“各如其户口之多寡，盖造房屋。约计安插以来搬移之费，赏赉之需，以及马匹项不下数百万金。”[30]前后共给籽种八千石，计地四万亩。卖给瓜州附近一千石籽种地种植瓜果。又从安西镇营调遣兵弁疏通开凿新旧渠道。但上述垦种只会是短期效益，生态恶化很快就会显现。试以有同样生态环境的新疆巴里坤一带为例。乾隆二十四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在谈及新疆哈喇和卓、哈喇沙尔等地的耕地问题时就说到这里的耕地在种植数年后，地力较之初种时渐觉浅薄，人们只好“分半休耕”[31]。采取粗放的耕作方式。所以，看似暂时安置了人口，实则长远地破坏了脆弱区生态，使土地利用率更加低下。

　　河西酒泉地方的人口变化，据梁份的《茹公渠记》：清初肃州一带，“地加辟，粟加多，而民加众。”[32]武威地方也如是。这里在乾隆时期就“曾徙他处户口以实之，山陕客此者恒家焉”。所以，这里虽地燥风寒，但生齿日繁，乐业者众。从户口的增减来看：明洪武中有户五千四百八十，口三万九千八百一十五；嘉靖中户二千六百九十三，口九千三百五十四；清初在城居民户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七，口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七；在野居民户三万八千二百三十八，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三十。[33]翻开河西地方志，均有着“户口日增”，“倍于往昔”的记载，人口增加成为一种趋势，相应的农业生态条件却不能成正比。

　　武威西部的永昌县有着较好的生态条件，有名的昌宁湖，平衍数百里，在康雍乾时期就大量移民开垦。但随着垦殖和人口的迅速增加，生态也逐渐恶化。至乾隆初年，因土瘠水源不足，官方停办屯垦。康雍乾三朝该县的人口数字显示增长的趋势。康熙六十年，这里有3,376户、25,839口；雍正十三年有5,685户，39,837口；乾隆十四年有7,925户，54,054口。[34]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47.8％。与此相反的是农业生态恶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能够给人口增长带来粮食生产的土地减少。雍正十年该县有熟地5,518顷87亩；到雍正十三年开报碱潮冲压土地的中地107顷30亩，下地1,688顷88亩；至乾隆三年全县熟地仅为3,722顷68亩。[35]实有熟耕地减少32.5％。

　　至乾隆四十三年张掖的人口“增长较明代四五十倍有余”。是年甘州府有民户“二十八万四百七十口，屯户五十二万九千七十”。而明代，甘州五卫的人口也不过“三万八百八十三人”[36]。人口大规模的增长，无疑加重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和资源的消耗程度，对农业生态环境有害。为减轻甘州地区的农业人口压力，使农业生态趋于平衡，在乾隆二十七至四十三年的时间里，多次迁徙农户往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屯种。乾隆二十七年正月，迁徙张掖、东乐、山丹共播种地民200户，男妇大小770口，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二十九年十月，派拨张掖县户民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350户，男妇大小1,387口；三十二年派拨张掖县户民赴木垒、奇台、西吉尔玛泰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300户，男妇大小1,173口；三十三年，派拨张掖县户民再次赴木垒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150户，男妇大小542口；三十四年，派拨张掖县户民再次赴木垒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100户，男妇大小474口；三十五年，总督明山奉命会堪木垒一路安插民户屯田，……自东西吉尔玛泰至特纳格尔先安11堡，开垦4万余亩。三十六年十二月，派拨户民赴吉木萨东北古城等处屯田，张掖、山丹、抚夷共拨种地民100户，男妇大小536口；四十一年十二月，派拨民互再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张掖、山丹共拨种地民140户，男妇大小596口；四十二年十二月，派拨户民赴迪化州、古城等处屯田，抚夷厅、东乐二处共拨种地民44户，男妇大小187口；四十三年九月，派拨张掖县户民再赴迪化州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120户，男妇大小533口。[37]以上共派拨种地民1,504户，男妇大小6,198口。当然，地方官府减缓甘州地区的人口压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祖祖辈辈不断的垦殖，造成了甘州地区沙化程度的加重。乾隆后期，甘州府学教授王学潜在其“弱水流沙辩”中，就提到甘州的沙化问题，认为流沙已经自甘州四周侵逼田园和庐舍。[38]

　　清代人口增加，人地矛盾是导致整个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因。甘肃镇番在明嘉靖中有人口1,871户，3,363口；乾隆三十年（1765），户数增加至5,693；道光五年（1825）有16,756户，184,542人。人口呈现增长趋势，而土地利用率却得不到提高。原额共地1,240顷27亩，经雍正、乾隆二朝开垦、豁免等地亩外，至道光年间实有地亩3,782顷42亩。有限的土地资源，难以承载无限增长的人口，这种现象正如镇番县志编纂者所述：“国朝休养生息一百八十余年之久，户口较昔日增十倍，土田仅增二倍，而以二倍之田养十倍之民”[39]真切反映出人口负载量过重的现象。

　　当然，在人口增加的主流形式下，所出现的小区域范围内的人口稀疏现象，也与一定的人类或自然的活动相关联，一般也是处在生态失衡的状况下或原本就是生态极脆弱区。就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失衡而言，随着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恢复，人口又呈现逐渐增加的势头。在生态极脆弱区，除了人类的活动外，又完全取决于原本的自然生态环境。甘肃金县的情况就如同前者，在同治兵燹后，民生凋敝，户口甚稀。至光绪九年以后土地渐辟，人口有所增加，共有61792丁口。[40]光绪二十一年，自狄道、河州逃来难民489户，男女大丁口1614名，男女小丁口948名。次年，给其中266户难民发给熟荒地耕种。[41]表明人口数有所恢复的同时，农业生态环境也趋于新的稳定。而甘肃崇信则完全属后一种的情形。光绪年间，崇信县共有人口3000户，21200余丁。“荒野零星，不成村落，大半栖身窑洞，山腰岩顶状类蜂房。十余岁童男童女无襦袴以蔽体者比比皆是。县治区域东西仅五十里，河水侵占川地无多，西近安口窑，东邻泾川县，居民度日艰难，纯以负贩下苦为生活；迤北则地势硗确；迤南则跬步皆山。同治兵燹后，土著凋零，客籍居十分之三，结草为屋，陶穴以居，朝来暮去，求一殷实人家而不可得，连年水旱冰雹频仍。……十室九空，户口亦有所不及。”[42]

　　清代新疆的人口相对还是稀疏的，但也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新疆人口的增加除去因为军事需要而大量实行兵屯外，自乾隆以后，内地百姓大量的移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前所述，新疆垦殖中的大量人口主要招自甘肃河西各府州县，垦殖主要集中在巴里坤至乌鲁木齐、绥来、玛纳斯沿线地区，据统计，乾隆五十一年，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一带有人口112000人，至嘉庆二十四年增加到182000人，增长率为14.82%。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的人口数为232000，增长率为11.63％。[43]此外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分布农垦。伊犁附近主要集中了回屯和遣犯屯田。回屯的垦民多来自新疆南路的阿克苏、库车、乌什、沙雅尔、赛里木等维族地方，仅就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的时间里，共迁徙人口6383户。[44]遣戍犯人往新疆，是清初扩大垦殖的一种手段，也成为新疆人口增加的一个原因。自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八年，新疆遣屯人数已达五六千，仅伊犁一地，已“积有三千数百名”。[45]

　　按新疆辽阔地域，在清初的移民屯垦活动中，不应该有人地相争的矛盾。但事实上，新疆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沙漠戈壁占去了新疆土地面积的大部分，再者，气候干旱，土壤生理干旱现象普遍，无充足水源供给的盆地，不可能成为人口密集的地区，平原地带的土地，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盐碱现象。所以新疆人居处所和生产活动被限制于面积并不辽阔的绿洲之上。而雪山融水成了发展绿洲垦殖的关键，无水便无垦殖。水资源的严重蒸发和渗漏等几项叠加，似乎新疆与西北的其他几个省份一样，也同样存在人地矛盾。在这里引用一组解放后新疆人口密度的统计数字，做进一步解释。据统计，新疆全省的范围内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93人，而绿洲之上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34人。[46]这足以说明新疆生态环境的脆弱和土地人口承载力的最大限制因素。

　　新疆绿洲农业的垦殖不论是在北疆还是南疆，因生态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需要有雪山融水为灌溉农田的前提条件，这也成为新疆垦殖农业的一个特点。不过，随着人口增加后垦殖力度的加大，水利灌溉工程增多，引水路径加长。再加之在干燥沙漠戈壁中的蒸发和渗漏，水资源的高耗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清代的地方文献中，关于引水灌溉和缺水的记载还是很多的。“雪山自古积雪，冰雪之水，自山阳而下，冬夏涌流，散漫于南路各城，以资灌溉。”[47]又“雪峰冰岭，蜿蜒数十里，立夏以后，日炙雪融，分酾为渠，涓涓不竭，十里五里，伏地潜行，沟洫纵横，川泉萦注。南北两疆之地，无不倚之为利赖者。”[48]而“凡水所到之地，皆可耕种，故无水即无田”[49]。在库车地区，“天少雨，岁不过微雨一阵，或竟无雨。耕种皆资水灌，无井泉”[50]。所以，仅就新疆农业缺水的这一生态脆弱现象而言，也具有其特点。而且南北疆生态环境各有千秋，农业多存在于南疆，又以西部居多，集中分布在克孜河、叶尔羌河、盖孜河、阿克苏河流域面积内。北疆则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不过在乌鲁木齐和塔城等绿洲地带，在清代也被大量的开垦。南疆绿洲之水利，皆引于远处的雪山融水，渠道蜿蜒漫长，在到达绿洲以前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而这些地段又多是沙碛，水渠渗漏严重，尽管当地的老百姓采用“用毛毡内垫，外涂灰土以通水道”[51]，或用木槽接应的办法[52]，但事实上水资源还是白白被渗入沙碛。这正如曾在中国西北地区任领事的鲍戈亚夫连斯基对绿洲地区的塔里木河所总结的那样，“大概是它流经如此炎热的地区，又尽是沙漠的缘故。一部分水无疑要被沙漠吸去，而更大一部分水则消耗于这一炎热地区的自然蒸发，最后还有许多水被沿岸居民用来灌溉果园和耕地了”[53]。水资源减少后，必然导致已经开垦土地的干旱沙化。

　　新疆天山以北的巴里坤一带生态的恶化，就是因过度开垦导致的。比如乾隆三十八年时“额垦成熟地七百八十四顷三十六亩二分七厘。……迨后或安插湖广民人，渊泉、玉门、敦煌三县民人，招移商民互有加增，亦有递减之处，咸丰初……计额征粮则只三千四百三十五石七斗零，垦熟地不过四百七十八顷一亩三分。自经兵燹，户口既多孓遗，田地亦多荒芜”。光绪三十四年实垦成熟地虽有41202亩，但荒芜的土地也不少，“实在荒地二万四千二百六十四亩，东西路荒地多系砂砾石子，兼乏水渠灌溉或形高水不能流润，或下洼渠道壅塞，水不能畅流。北路荒地下湿碱潮，不堪耕种。东路荒地共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二亩”[54]。

　　地属乌鲁木齐境的阜康县，自乾隆以来不断的垦殖，“乾隆二十九年至四十一年，计县垦地四百三十五顷四十七亩。四十二年至嘉庆五年，垦地一百五十三顷八十七亩”。清中叶以后，垦殖力度更大，“至道光中，县境殆少荒田。咸同之际，计地增至一十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亩”，但真正能够耕种“之田尚不及原数之半”[55]。田地荒芜，生态恶化完全显现。

　　三、青海、宁夏人地矛盾与生态环境

　　入清以来，青海地区由于经济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在行政上形成两套系统，即以西宁府为中心的三县四厅划归甘肃管辖；其余部分，由理藩院下设的西宁办事大臣管辖。这一辖区的蒙藏民族又以控制管理程度的轻重和经济类型的不同分为种地纳粮、畜牧缴银的“熟、生番”和游牧无定地、受管理控制差的“野番”。由此，官方在统计人口时，除按上述的行政辖区进行有效统计外，也存在着游牧地带的估计数。故而清代青海人口统计数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不准确性，不过所反映的发展趋势却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顺治二年官方统计的以西宁府为中心的人口数为109,490人，至乾隆十一年，增加到245,735人，在1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1.24倍。[56]其后，由于属县变动而引起人口增减，但总体上呈现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到咸丰年间，人口增加极其明显。咸丰元年，全国人口达到4.3亿余，是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的最高峰。而西宁府人口增长趋势与全国人口的增长趋势是耦合的，据不完全统计，咸丰三年（1853年）时，西宁府三县四厅有人口874,418人，为历史高峰。[57]但在总数中，并没有包括西宁府属各县周围的藏族人口，如申中13族，上扎尔17族，隆旺、珍珠等族就有4,500人。此外尚有难以统计的西部牧业区的蒙古族和藏族等人口。大约估算，有40万左右。[58]统而计之，总人口数约120余万人。[59]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口又增加3.56倍。与此相适应的是人们对土地的利用率也呈比例增长。顺治年间，西宁府三县四厅有屯番地669,079亩，经历年开垦，到道光二十三年时有屯番耕地1,687,890.6亩。[60]耕地新增量达一倍多。但必须正视的是相对于人口增加这个变量，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又是一个相对的衡量，以一个持续膨胀的人口变量冲击一个相对有限的耕地衡量的结果，必然导致人地系统的破裂。所以，加速发展的人口，给自然资源存量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威胁。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来表示资源的消耗量，但人类过量索取资源后自然界的报复却是十分明显和严酷的。自1860年开始长达10余年的以青海撒拉族、回族为中心的西北回民起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无须言表的，接蹱而至的1876—1879年的连续三年大旱，无疑是自然生态恶化的总爆发。伴随生态系统失衡，人类生存的环境也在恶化，死亡、逃散也就成为人口减少的必然结果。至光绪三十四年，西宁府辖的人口数减少到361,255口。[61]比咸丰三年少50多万人，减少率为58.69%。至清末时，基本保持在367,737人。[62]

　　与上述相同时期的西部牧业区人口也有一些粗略的记载可查。青海蒙古人口在雍正年间入册时有17000余户，[63]后因青海草原草场生态恶化所引发的民族纷争而导致衰落，至嘉庆十五年，人口减少至6,812户，有32,660口。[64]与其相反的是青海藏族人口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例如环青海湖居住的刚咱等藏族在咸丰八年有人口1,747户，18,420人。至清末发展到5,000余户。[65]

　　宁夏北部在清初以前还是大片草原，进入清代，随着人口猛增，北部引黄灌区被开发的同时并不断地向北延伸，农牧经济交替拉锯的结果，使农业经济和人口也迅速向北扩散。雍正年间，就招徕移民万余家到查汉托护等新垦区落户，乾隆八年，又招徕移民3500多户至平罗一带开垦。[66]乾隆四十五年，宁夏府所在的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灵州、中卫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135万。[67]到嘉庆年间达到了141万人。[68]这一时期，黄灌区肥沃的土地吸引着大量的人们前往垦种，以平罗县为例，道光年间有169,056人，而且“所招户口俱系宁夏、宁朔、灵州、中卫、固原等处”[69]。宁夏境内的人口大量北移，使北部农牧交界地带北移，这一形势缓解了一时的人地矛盾，但从根本上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加剧了荒漠草原的沙化程度。

　　宁夏南部地区的人口也呈现递增的趋势。明末时的海刺堡城，在入清时期还是牧地，但由于“帮课已革，军务不兴，十余年流移渐返”，人口增加极快，尤其是“狄、渭、清、秦，流寓日继”。随之，行政设置也扩大，设置海城茶盐厅。由于人口增长和发展规模较快，至同治十二年，改设为海城县。十三年，“招抚清水、秦安回民七百余户，迁插于南乡鸡子、石嘴王昭、陶家四堡”[70]。光绪年间，河州“游民潜来占荒”，每致滋事。

　　清中期以后，宁夏人口的减少与同光时期的兵燹有极大的关系，当然与战火之后生态环境的恶化关系密切。史籍记载：“频年兵燹，孓遗仅存，往往数十里人烟绝无”。“清初宁夏户口最为繁盛，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之变，十室九空”[71]。至宣统时，宁夏“各地人仅及乾隆以前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72]。当然人地关系是一对矛盾，但兵燹以后的人口减少，并不能说明人口和耕地比例趋于均衡，因为相应的耕地亩数也因战乱而荒废，甚至很有可能导致整体农业生态的失衡。19世纪70-90年代以后，宁夏地区的自然灾害程度加深，就反映了垦殖过度所带来的后果。

　　以上将除内蒙、新疆和陕西而外的甘青宁分区人口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分述，以下从宏观的角度，列表对清代甘青宁人口变化加以说明。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今甘青宁三省的地理范围皆在行政上统属于甘肃，自1929年起，三省方才分省办公。故而，清代的甘肃包括今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地区。

　　清代甘青宁人口变化表（府、直隶州、厅）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甘肃通志稿》卷二十五《民族五·户口》。

　　备注：⒈*乾隆时期平凉、泾州为实有户口数，其余为科赋人丁数，故为不完全统计数，似为偏少。据《清文献通考》载：乾隆十四年甘肃有人丁579,526，以后节年增长。二十二年为5,941,699；三十六年为13,215,891；四十八年为15,159,101。

　　⒉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271载，康熙五十二年时，原额民丁390,298，屯丁56,139。至嘉庆年间滋生民丁11,145,352（含镇西府迪化直隶州所辖各县人口138,811），屯丁4,277,667口，统计为2,338,160户（含镇西府迪化直隶州所辖各县17,410户），民屯名15,423,019口。

　　在上列人口数的统计过程中，我们发现乾隆朝和嘉庆朝的原额人丁数基本是一致的，相差并不大，而人口数悬殊的拉大，均在人口“滋生”这一关节点上。以兰州府民丁数为例，在乾隆年间原额民丁122,122人，嘉庆朝则为127,360人。前者滋生3,273人，后者则滋生2,189,321人。[73]统计甘肃8府5直隶州总人口数，乾隆朝为355.9万人（当然尚未包括38,276户番民人数，若以每户5口计，则有191,380人，总数为375.1万），嘉庆朝为1357.7万人，增加了仅1,000万人。人口呈现出指数级数增长规律。当然这种增长是与人们在清前期最初的开发活动相关联的，这一时期，呈指数增长的人口数量对资源的耗竭及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正在持续进行中，生态的恶化也处于渐变的过程中。一旦区域自然承受能力减弱，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失衡，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人口的减少。所以清中叶以降，伴随甘肃生态失衡的加剧，自然灾害频发，人口锐减。至清末时仅保持在490万人左右，减少幅度之大，也令人惊讶。

　　总之，从西北人口增减和人地矛盾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人口增减随生态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在人口增加到一个高峰后，必然在天灾或人祸的动荡中减少，之后又在移民、垦殖及实行大量经济投入的优惠政策中逐渐实现新系统的再生，其整个过程又显现了生态系统的重新调整和恢复。不过这种系统破坏后再恢复的过程不仅具有很强的滞后性，而且还将弱化区域应付生态进一步失衡的能力，更加显现区域脆弱性的特征。当然系统的自组织恢复也将会是长时期的，人类还将更大化地投入成本，同时也就会更大化地消耗资源存量，从而更加速生态恶化的趋势。

　　注释

　　1]赵永国：《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带环境灾害特征的部分研究》，《灾害学》1991年第4期。西北区域处于我国季风边缘脆弱带的部分大致为：横向指宁夏南部、甘肃中东部、陕北、青海东部等的农牧结合处；纵向穿越宁夏、甘肃直至川滇交界。

　　[2]陈静生等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4页。

　　[3]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0页。

　　[4]《清仁宗实录》卷二三六，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壬子。

　　[5]冯际隆编：《调查河套报告书》第46、47、159页。

　　[6]《调查河套报告书》第219页。

　　[7]民国《河套图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8]《清高宗室录》卷十五，乾隆元年三月丁巳。

　　[9]乾隆《府谷县志》卷之二《田赋》。

　　[10]（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160页。

　　[11]《调查河套报告书》第46、47、159页。

　　[12]《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第45页。

　　[13]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第28、34页。

　　[14]卢坤：《秦疆治略·延长县》。

　　[15]卢坤：《秦疆治略·府谷县》。

　　[16]卢坤：《秦疆治略·怀远县》。

　　[17]鲁枢元等编：黄河文化丛书——《黄河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18]唐克丽等：《黄土高原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人民黄河》1994年第2期。

　　[19]戴星翼：《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第49页。

　　[20]道光《石泉县志》卷二。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21]毕沅：《兴安升府疏》，《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

　　[22]毕沅：《陕省农田水利牧畜疏》，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户政十一·农政上》。

　　[23]道光《陕西志辑要》卷五《省志·户口》（道光七年），具体人口数：汉阴厅有男女大小共十二万三千三百余名口；平利县有男女大小共十七万八千六百余名口；安康县有男女大小共三十八万九千三百余名口；洵阳县有二十四万三千五百余名口；白河县有九万四百余名口；紫阳县有十二万六千七百余名口；石泉县有八万七千九百余名口。统计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七百余名口。数字与卢坤《秦疆治略》所载的道光三年人口数同。

　　[24]《经理流民》，道光《宁陕厅志》卷四《艺文》，道光九年刻本。

　　[25]《经理流民》，道光《宁陕厅志》卷四《艺文》。

　　[26]《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

　　[27]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卷下《出境货物》，关中丛书本。

　　[28]《甘宁青历代大事纪》卷十五。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兰州俊华印书馆排印，1937年。

　　[29]常钧：《敦煌杂钞》，《敦煌随笔》卷下《户口田亩总数》，禹贡学会据传抄本印，1937年。沙州卫原招户民二千四百五户，柳沟卫原招户民余丁二百一十九户，靖远卫原招户民五百六十一户，赤金卫原招户民二百七十五户，余丁五十三户。又柳、靖、赤兵屯原地新招屯民二百二十户，附近兵屯余地新招屯民八十二户。柳属佛家营新地新招屯民九十二户，赤金试种官屯新招屯民七十户。

　　[30]《敦煌随笔》卷上《回民五堡》。

　　[31]《清高宗实录》卷六Ο一，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壬戌。

　　[32]民国《甘肃通志稿》卷三四《民政四·水利二》。

　　[33]乾隆《武威县志·户口》，《五凉考志六德集全志》本，简称《五凉全志》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中国方志丛书》，1976年。

　　[34]乾隆《永昌县志·户口》。

　　[35]乾隆《永昌县志·田亩》。

　　[36]乾隆《甘州府志》卷六《户口》，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37]乾隆《甘州府志》卷三《国朝辑略》。

　　[38]王学潜：《弱水流沙辩》，乾隆《甘州府志》卷十四《艺文·中》。

　　[39]道光《镇番县志》卷三《田赋考·物产·附》。道光五年刊本。

　　[40]光绪《金县新志·田赋志·户口》，光绪三十四年抄本，《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三十四，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发行，1990年。此丛书包括《西北稀见方志文献》、《西北史地文献》等部分。以下均标明卷数。

　　[41]光绪《金县新志·田赋志·蠲赈》。

　　[42]高镜寰：《上巡抚使为地方奇苦无力筹设警备队详》，《崇信县志》卷四《艺文志》，民国十五年重修手抄本。

　　[4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

　　[44]《钦定新疆识略·屯务》卷六。

　　人文地理论文范文5

　　香港人和内地客的冲突

　　媒介关于部分香港人和内地客冲突的报道，展现了香港人较为典型的“文化休克”症状，其中或者表现出激烈、夸张，或者表现出冷淡、滞缓：

　　2012年1月，“D&G拍照事件”、“双非孕妇”和“游客地铁进食”接连激发香港和内地民间情绪对立；两周后，北大教授孔庆东发表“部分香港人是狗”的报复性言论，香港反讽性“蝗虫”广告针锋相对地刊登；2月3日，7名愤怒的香港青年上街唱“蝗虫歌”围攻内地游客。

　　2012年9月15日和16日，数百名示威者在港铁上水站，抗议内地水客破坏上水安宁及秩序。不过，活动中有人举起疑似回归前的港英旗帜，更声称要“香港自治”，与一些香港居民发生口角，居民怒斥他们浑水摸鱼“搞”，令抗议变味。香港《经济日报》的分析称，“上水车站抗议事件”是继“D&G拍照事件”后，又一次香港与内地文化矛盾的爆发点。

　　2013年1月29日，约三十名“香港自治运动”成员及网民在港铁旺角东站外发起“光复香港，还我奶粉”签名示威行动，参与者手持“不限自由行，香港快陆沉”的标语，多次高呼“走私贼，滚！”的口号，甚至围攻辱骂内地旅客为“Chinese pig”。

　　香港人“文化休克”之休克

　　梳理一下“文化休克”的根脉，也许有利于我们拆解香港人和内地客心灵中的隐形围墙。

　　1954年，美国人类学家卡莱沃·奥伯格首次在他的博士论文《克林基特印第安人的社会经济》中提出“文化休克”的概念。1960年，奥伯格提出自己的“U形模式”（U-cure Model），这是解释文化适应的流行模式，该模式认为一个人在异文化旅居时，必然会经历一段困难和起伏才能获得舒适感和平常感，文化适应大体有四个基本阶段：“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和适应期。”①但是，我们如果简单套用奥伯格的上述理论解释2012年（甚至延续至今）香港人和内地客的文化冲突，显然会陷入理论的尴尬：首先，大多数学者谈论的“文化休克”现象都是针对进入陌生异文化环境时，东道文化对其产生的心理冲击，香港人身处本港，能遭遇“文化休克”吗？其次，香港早在1997年即回归，在经历长达15年之久的“文化适应”后，还在“休克”吗？

　　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的名作《社会学之思》（Thinking Sociologically）中进一步优化了“文化休克”理论。他解释说，由于进入陌生文化或遭遇陌生人闯入，“我们已有的生活方式，曾经给我们安全感和使我们感到舒适的生活方式，现在被挑战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们被要求的，关于它进行辩论、要求解释和证明的东西，它不是自证的，所以，它看起来不再是安全的”。②“文化休克”理论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这为我们深入思考香港人和内地客的冲突提供了不少新思路。固然，香港人身处本港，但是其“遭遇陌生人闯入”时，不同样遭遇了“文化休克”？而且我们能感觉到他们“休克”的症状已经相当严重——从整版“蝗虫”广告到“蝗虫歌”，再到围攻辱骂内地旅客“Chinese pig”……如果我们再结合古拉霍恩的“W形模式”（1963年古拉霍恩提出的描述文化适应过程的“W形模式”，其在“U形模式”的基础上，添加了人们在重新回到本文化环境时，个体必然会经历的“返回本文化休克”阶段和再度社会化阶段），对香港人的“文化休克”现象会有更全面的理解：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香港开始成为英属殖民地，港英政府的文化策略是偏重教育港人做“遵纪守法”的公民，鼓励认同英国文化。直到1997年之前，按照奥伯格的“U形模式”，在英国文化的濡染下，港人经历了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三个阶段后，已经完全进入适应期。香港回归后，港人本应该由殖民性“文化休克”再进入“返回本文化休克”阶段。但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成功过渡，“马照跑，舞照跳”，香港人返回本“文化休克”的进程明显滞缓；然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香港和内地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大大提速的“香港自由行”本来是刺激疲软香港经济的强心剂，不过也成为“遭遇陌生人闯入”的“返回本‘文化休克’”的催化剂。毋庸讳言，如果说香港人的“蝗虫歌”是“文化休克”的过敏反应，那么内地客的“地铁进食”则是“文化休克”滞缓反应。

　　拆解心灵的围墙

　　“文化休克”其实并不可怕，跨文化传播学者对此现象已经开出很多的“文化适应”药方。现在有针对性地总结如下：

　　1.克服“族群中心主义”

　　有学者将“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翻译为“我族中心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姆·奇·萨姆纳第一个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族群中心主义”者在判断事物时以自身文化为中心，对其他文化一概按照自身文化的标准来评判“好”“坏”。萨姆纳还把“族群中心主义”区分为两部分：“一方面认为自己的群体是优等的，另一方面认为其他群体是劣等的。认为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也是比较自然的心态，问题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依此就给其他文化加注‘劣等’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因此族群中心主义阻挡了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妨碍了跨文化交流的进行。”③“蝗虫”广告之后，导演张坚庭曾在《明报》撰文说：“当香港人以生活习惯差异作为根据攻击诋毁同文同种的同胞时，我们煽动仇恨的借口比种族歧视还要恶劣。”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弗兰斯·博厄斯就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化解“族群中心主义”的隔膜。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包容社会文化中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我们认识到差异不可避免，以“和而不同”的心态接受差异，进而从差异中对比学习，那么我们跨文化的敏感意识会不断增加，彼此的沟通交流也会自然顺畅。当然，香港人和内地客都要积极做文化相对主义者。

　　2.克服“刻板印象”

　　很多香港人认为内地消费者是香港物价飞涨的罪魁祸首，而更糟糕的是某些内地客没有表现出与富裕程度相匹配的文明：内地客不排队、大声说话、随地吐痰。这就是传播学中“刻板印象”的典型体现。

　　1922年，“刻板印象”（stereotype）首先由美国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提出。李普曼用这一概念，起初是描述法官基于他人民族身份对其进行不公正的审判，如今这个词语已经广泛用于对任何群体身份，如种族、性别、身份，甚至家庭、职业等做出的正面或负面判断。

　　西方学者将“刻板印象”的不准确性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刻板印象’将某种文化特点进行简单归类并推及每一个人，推导圈外人同一性结论，从而忽略其个体差异；第二，通常对某一文化的‘刻板印象’都是夸大、不准确的；第三，因人们态度不同（或积极，或消极），对其他文化的‘刻板印象’所造成的误读或夸大的程度也不同。”④

　　“刻板印象”会使我们在跨文化交流时，用“他们”将自己与其他文化人分开，夸大我与他者文化的差异，并认为他们的文化都不好，尤其是自己处于消极状态时，过分夸大他者文化的劣势，最终导致“偏见”产生，造成沟通障碍，甚至使两种文化间的人们彼此形同陌路，不相往来。

　　要克服“刻板印象”，必须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认识到任何“刻板印象”都不可能适用于该群体中的所有成员——白马是马，但是绝对不是所有的马都是白的；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要以挑剔的目光审视“刻板印象”，进而更加客观地评价自己的文化。

　　3.树立“对话的倾听”意识

　　“对话的倾听”（dialogic listening）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约翰·斯图尔特和米尔特·托马斯逐步完善形成的。该理论强调对话时，“倾听”和“说话”应平等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依托，不单纯地说，或者单纯地听。根据斯图尔特和托马斯的解释，要做到“对话的倾听”，需要满足四方面的要求：“第一，把对话视为一种共享活动，或者说，将对话的焦点置于‘我们的’立场以及对话本身可能产生的结果上；第二，强调参与对话的开放、活跃的态度，特别是要求传播者之间建立一种相互谦让、信任的关系；第三，关注那些发生在传播者之间的具体事物，而不是关注发生在对方脑海里的事情；第四，应当首先关注当下的目标，而不是去留意未来或过去的目标。”⑤应该说，对抗没有出路，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香港人和内地客同根同族都是中国人，只有通过有效的平等对话，才能真正推倒心灵之墙，重新建筑和谐沟通之桥。

　　注释：

　　①William B Gudykunst and Young Yun Kim：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M]，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2002），pp378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高华等译：《通过社会学去思考》[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③陈雪飞：《跨文化传播交流论》[M]，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

　　④安然等：《跨文化传播与适应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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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教材对人文意识的挖掘和渗透不够地理教材中蕴含着大量的与人文精神有关的地理知识，地理教师要善于挖掘，加强地理教学的人文教育功能，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此外，发掘教材的过程中，还要加强对学生人文意识的渗透。而在现实中这方面做的不足：教师对教材研究的深度还停留在表面；对学生人文意识的渗透培养意识较弱。如以我国森林覆盖率的变化时代变化4000年前远古时代2200年前战国时期1100年前唐代1840年前后民国时期建国初期现今覆盖率<60%46%33%17%8.6%12.51%16.55%资料来源：中国木业资源。我国森林总面积世界第5位，但人均森林面积仅占世界第119位；我国森林总蓄积量占世界第8位，但每公顷平均蓄积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按人均计算人均蓄积量更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人均森林蓄积量为71.8立方米，而我国的人均森林蓄积量仅为8.6立方米。我国森林覆盖率低，引起大量土地沙化、荒漠化，使得我国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些数据的变化说明了什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森林的减少对我国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的影响。这样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3]。

　　二、地理教学中人文精神的培养途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得以空前提高，世界经济也得以快速的发展和高度的繁荣，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崇拜自然到改造自然甚至征服自然，人地关系也由和谐到不断地恶化，大自然在赋予我们生命、给于我们资源的同时却得不到我们应有的尊重和呵护。大自然也以它特有的方式在给人类敲警钟，森林资源、水资源不断减少，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土壤盐碱化等环境问题不断增多，洪涝、干旱、台风、海啸、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不断加剧。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不仅是发展问题，也是道德伦理问题。因此，在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资源观、环境观，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自身的人文素养，更是关系到人类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将中学地理人文精神教育作为地理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归宿点。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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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公司发起人是指负责公司筹备事务的人。在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对外代表设立中的公司，对内执行设立事务。如果公司依法成立，则发起行为经创立大会确认后，自始由公司承受其产生的权利义务；如果公司未能依法成立，则发起人应就其发起行为对第三人负连带责任。正是基于发起人的这一特殊法律主体，本文试从其定义、条件和资格及权利和义务来阐述对其法律地位的思考。 [关键词]：发起人；条件和资格；权利和义务；法律地位 一、发起人的概述 （一）发起人的概念 公司发起人，是指参与公司设立活动，认缴出资（股份），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有的教材上有更为具体的定义“发起人，又称创办人，是指为成立公司而筹备设立事务的人，他们发起订立公司协议，提出设立公司申请，并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且对公司设立承担责任，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后当然的成为公司的首批股东。” （二）发起人的条件和资格 公司设立行为是一系列法律行为的组合，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从而，实施这一行为的主体也必须有一定的资格限制。一般而言，发起人的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发起人既可以是自然人，可以是法人，还可以是国家授权的部门及其他经济组织； 2、发起人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者不能成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我国，《公司法》对行为能力欠缺者能否充任公司发起人并无明确规定，流行的法学观念认为：公司发起人必须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充任公司发起人。还有学者建议在公司法修订过程中将该主张“法条化”。即修改《公司法》时，应明确规定“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得为公司的设立人”； 3、若发起人是法人时，该法人所参与设立的公司的业务范围应与其原来从事的业务范围大体一致； 4、发起人中须有半数以上的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具备上述四个条件的发起人，就可以依法在我国境内行使公司设立的一系列行为。 二、发起人的权利、义务 发起人作为设立中公司的代表和执行机构，其权限有一定的限度，具体来说，发起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属于其作为设立中公司代表的权限范围内，其行为效果才当然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而并非发起人在设立阶段一切行为的法律后果都当然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根据法律的规定，归纳如下： （一）发起人的权利 《公司法》对发起人的权利未予明确规定，归纳主要有： 第一，有权选择对公司的出资方式，可以是货币，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对以货币以外的方式所作出资必须进行估价且不得高估，而其他认股人或股东则只能以货币方式出资； 第二，有权将其设立公司过程中所支出的费用申请公司创立大会的审核、通过，并列入公司费用； 第三，有权基于其发起行为从公司获得劳务报酬； 第四，发起人投资的股份可以成为优先股； 第五，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其他特殊权利，如发起人可以优先认购新股等。 （二）发起人的义务 发起人的义务主要是承担公司筹办事务，具体分为两方面义务，即一般性义务和在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时的特殊义务。 一般性义务包括：联合法定人数的发起人制定公司章程；对所设立公司的经济效益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论证；依法认购股份和缴足出资，如果以货币以外的出资方式抵作股款，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等义务。 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时的特殊义务包括：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递交募股申请并报送有关文件；制作招股说明书，经营估算书，认购书等文件，并公告招股说明书；分别与依法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及银行签订股份承销协议及代收股款协议；应当自股款缴足之日起三十日内主持召开公司创立大会，并在创立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将会议日期通知各认股人或者予以公告等义务。 除上述义务外，我国法律还明确规定了发起人在公司不能成立或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发起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三、发起人的法律地位 发起人的法律地位是指发起人在筹组设立公司时与正在筹备中的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成立后的公司之间的关系。 在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对外代表设立中的公司，对内执行公司设立任务。如果公司依法成立，而发起行为又经公司创立大会的确认，则发起行为视为公司本身的行为，由此而产生的权利义务，自始由公司承受。如果公司未能依法成立，为了保障交易安全，各发起人应当就设立公司所为的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对第三人负连带责任。这一连带责任的规定理论依据来自于发起人合伙这一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发起人之间是一种合伙关系，各发起人都是权利义务的主体。所以各国公司法均规定公司不成立时，由全体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前述公司成立后发起人的行为经创立大会确认自始由公司承受，则是因为公司一经成立，发起人便消灭，而设立中的公司与设立后的公司其实体是同一的，因而发起人在设立公司过程中取得的权利义务，应当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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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湿地的植物种植一般在春季或者秋季进行，管理及日常维护，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1植物栽种初期的管理人工湿地植物栽种初期的管理首先是要保证它有较高的存活率，湿地植物栽种的最佳时节是春季，这种季节，温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