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村小姑渡”、“子女虽幼，不共圊溷，不共湢浴”……关于徽州教育的历史故事，听徽

　　黄山市社科联、黄山交广联手打造徽文化融媒体宣传品牌《阅读徽州》可视化直播新一期节目9月10日下午15:30—16:30 播出徽学专家、徽州师范学校校长方光禄作客黄山交广直播室和你一起了解“徽州教育”这背后，都有哪些徽州教育故事呢感谢交通银行黄山分行的赞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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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仪徽州”是徽州传统社会的典型特质之一。“礼仪”之风由何而来？《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仓廪实”与“知礼节”之间，尚需诸多链条，而教育是其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环。徽州“名臣辈出”、史称“东南邹鲁”、徽商“称雄商界”，无一不是徽州教育在徽州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点击视频，了解祁门宋代知县徐拱辰“金杯悬赏”小故事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了徽州教育发展的分期，唐宋以降徽州教育发展的原因与特点，今天，我们具体聊聊徽州教育的三种基本形式：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一、徽州人的家庭教育

　　人的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均不可或缺。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把儿童比作大理石，把它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六位雕塑家：家庭，学校，儿童所在的集体，儿童本人，书籍，偶然出现的因素。其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教育人的起点和基点。《学记》说：“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善冶者之子见父辈冶碎金熔铸，能依此理缀兽皮为裘；善制弓者之子见父辈弯竹木为弓，能依此理编柳枝为箕。意义之一是因受家庭环境薰陶，职业容易传承；意义之二是晚辈暂时不如先辈。《三字经》更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典型事例。告诫后人“养不教，父之过”。徽州的家庭教育也较早受到关注。首先，家庭教育教什么？当然有教文字甚至经书的。如南宋末年，歙县人方回年方六岁，就与兄长及堂兄弟跟其叔读书，后才成著名诗人。休宁人陈栎才三岁，其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五岁进了县立小学。实际上，更多家庭教育体现在日常行为规范即礼仪教育上，这也是传统徽州家庭重视品德修养教育的体现。徽州族谱普遍记载了大量家训、家规，很多是日常行为细节的规范。如语言辞令，这是人际交往工具，也是思想、情操和文化修养的镜子。“是故齐家者，谨言语之为贵”。祁门河间凌氏家训“谨言语”的要求是：“古之君子，居丧不言乐，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妇女。对父兄，则言慈爱；接卑幼，则言孝敬。”即便对底层“臧获”“下走”（奴婢与走卒）言语，“亦必以道”。规范行为举止也是徽州孩童礼仪教育重要一项。“古之君子，上堂则声必扬，入户则视必下。以头容则直，以手容则恭，以足容则重。推而至于饮食起居，莫不以礼。”祁门河间凌氏也告诫孩童，不惟父兄当敬，伯父、叔父，从兄、族兄，推及姑姊妹族“亦莫不然”。作为晚辈，须随行、隅坐、恭听、慎应，“见必衣冠，不敢露顶跣足；遇必拱立，不敢径行过越。”若正逢骑马坐轿，也“须下行礼，俟尊长过，方得自便”。徽州宗族对女性行为要求更高。歙县潭渡黄氏家训要求：“子女虽幼，不共圊溷，不共湢浴”；“无故不出中门，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年及八岁者，不许随母至外家”，“其余姻亲，除本房至亲外，俱不许相见”。我国古代推崇礼治和仁政，敬老成为行政要求。《礼记》：“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颁禽隆诸长者”，即五十以上老人不必打猎，但分配猎物时可得优厚的一份。徽州宗族对于孝敬长辈十分在意，歙县潭渡黄氏家训中对敬老要求很具体：第一层次是赡养：“事亲当尽心奉养，其四季衣衾，均须制备。三时饮馔，务要洁精。设家贫不能供办，即菽、水尚可承欢，戏彩亦堪博笑，但必竭力尽心，不可吝财惜物。”第二层次是体贴：“当思老年之人，其目多苦于昏，不能远视；其耳多苦于背，不能远听；其两手既苦于强硬，不能自为抑搔疴痒。又苦于怯弱，不能自为携提器物，抑且齿落不能饮啖，足软不能步履，易饥易饱，怕热怕寒。为人子者，固当时时在旁扶持，刻刻在侧服侍。”第三层次是心理安抚：“当体老亲性情，大约记远而忘近，易怒而难喜。且涕唾痰涎虽污秽不免，而偏畏人憎嫌；议论筹画皆迂远难行，而偏喜人商量。又去日已多，来日渐少，易动悲伤，难生欢悦，是以喜人亲近而恨人疏远。况念子念孙，多忧多戚。为人子者，须体此意。当时刻不离亲侧，于服劳奉养之余，为之譬喻宽解，以博亲之欢心。” （孝子黄香、黄芮）

　　点击视频，了解徽州人尊重知识、“敬惜字纸 ”小故事 其次，徽州家庭教育怎么教？方式很多，除阅读文献，还有以下数端：一是父母自为榜样、率先垂范。祁门河间凌氏立有家训十则，其中“家范”列为第二，即是对家长要求，因“家长之身，系一家观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即家长是一家之主、一家之范，倘若家长律己不严，行为无道，又怎能让妻子儿女行为有道呢？二是环境熏陶。清雍正时歙县潭渡黄氏家训要求“子弟五岁以上，每谒祖讲书，及忌辰祭祀，务令在旁观看学习，使之见惯。”祭祀是徽州各族大事，香烟缭绕，氛围庄严，行事有规，颇有几分神秘感。男性子嗣年方五岁，就须旁观，想必此等情境在孩童懵懂记忆中植下异样的因子。三是借助于神灵震慑力量。孩童年纪小、经验缺、常率性而为，道理讲述常常显得苍白。而借助就连大人也常怀恐惧之心而面对之的超自然力量，会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如某地逆子常打骂父母，结果遭雷劈而亡。口耳相传的传说，常令孩童行为收敛不少。清末婺源詹鸣铎在其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第一回也有类似回忆：“祖母劝我吃粥，我不肯吃，后以打雷鸣等语骗之，乃吃。”四是创编故事，借事喻理。徽州民间广泛流传着诸多故事。不乏宣喻礼仪道义的典型。如歙县王村镇“小姑渡”传说：王村有个“鸡箩”村，张家有位小姑娘，二八年华，勤劳善良。父亲看护山林，哥哥在苏杭做生意，嫂嫂善待婆婆，料理家务事，一家人生活平平安安。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嫂嫂高烧昏迷，请来老中医诊后开方，附近小药铺缺少一味退烧药，需到屯溪购买，小姑娘单人匹马出山抓药。走时万里无云，赶了60里路到王村渡口，渡船在对岸。老天说变就变，暴风骤雨，渡船不能过河。小姑娘急了，冒雨跪在河滩石子上对天哭诉：“老天爷，行行好吧，我嫂嫂平日孝敬公婆，和睦邻里，是个百里难挑一的好人，现在她得急病，我要过河抓药，风不能再刮了，雨不能再下了。”说罢，果然风止、云散、雨停，太阳出来了，小姑娘顺顺当当过了渡，抓了药。后人知道小姑娘真情感动天地，故将王村渡改叫“小姑渡”。这类故事传扬，对恪守道义者也是一种鼓励！最后，徽州家庭教育结果怎么样？胡适成才可以看作徽州家教成功的典范。三岁时，其父为他编写四言韵文《学为人诗》，开首便是“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入塾后，其母是慈母又兼严父：“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眼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胡适年届不惑时，他依然感叹自己“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认为“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二、徽州的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显得宽泛而隐晦。民间风俗、歌舞，地下潜流式的法术、宗教，士人组织文艺活动等，均有教化之功。徽州社会教育常见的教育方式如：一是里老宣讲。明朝朱元璋要求城乡各坊、里、厢创设申明、旌善两亭，由里老剖决争讼、彰善抑恶，定期向编户宣讲《大诰》《大明律》《圣谕》六事（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清朝也推行讲约制度，各地设讲约处所，选老成者为约正，每月朔望，齐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条，使里人知法守制。歙县潭渡黄康先承族众公推为约正，大力行之：“孟夏初一为始，每月朔、望，任事者齐集春晖堂，竭诚演习，先期鸣锣，通知族众。是日辰、巳二刻，每甲长率本甲十人，同诣约所，肃静拱听。礼毕，方许各散。”有小本经营质疑听讲必至误事，他认为：“每月止二日，每日止二时，妨业恐不在此。况吾里本源孝行，素为各乡推羡。迩来浇薄竞炽，直道难容，良由一二作俑，不即劝惩，横流至今，殊堪扼掔。幸际此举，正挽回风俗之机。若不及时偷暇遵明谕，听格言，则习与性成，罔知三尺，其弊可胜言哉？”二是戏曲劝善。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渗透效果要明显，戏曲就是载体。明代戏曲家、祁门人郑之珍为“以言救世”，将传统的孝顺礼教，结合佛教故事，“敷之声歌，使有耳者之共闻；著之形象，使有目者之共观”。《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面世，“虽愚夫愚妇靡不悚恻涕洟、感悟通晓矣”。演出前后诸多禁忌作用也不可小视。宗族张挂榜文、鸣锣晓谕，不仅清洁村容，还禁渔猎、停杀生，防范制止赌博、偷盗、强买强卖、吵架斗殴。广泛调动村民参与宗族与村落活动热情，也借助民众群体性无意识强化礼仪道德的内化。三是宗族活动。在徽州，社会教育领域的礼仪教育多以宗法活动为途径。每年墓祭、祠祭极为关注。明万历休宁县松萝门吕氏宗族祭祀家规对参与清明祭祀族众要求：“是日，子孙各司其事，洁其礼物，务尽其诚，齐往各祖坟上祭扫，咸归。次日张挂世祖宋集贤院学士、刑部侍郎文仲公真容，焚香礼拜，子孙各序昭穆，不许参前越后。拜毕，宣读圣谕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合族而食因对物质基础、组织能力等有更高要求，在徽州仅有为数不多的宗族能坚持。明万历《歙北黄山谢氏家规》规定，该族冠、婚、寿日会席，“不拘何门，但依五代时江州陈氏家教为法”。江州义门陈氏是唐宋时以人口七百、十世同居而名闻全国的宗族。谢氏规定：“自今入席，子弟坐席，务要端正，毋学小人手舞足蹈，毋许因酒而席中喧哗大叫，固宜肃静，以听席中尊长者之言。长者出，而后出。”新年初一大早，族内男丁齐聚宗族祭拜是为团拜。为营造庄严肃穆的氛围，各族也都有团拜礼仪。清乾隆歙县东门许氏家规明确：“元旦五鼓，拜谒家庙。族人少长咸集，鼓三通，礼生唱礼，挨次序立，四拜。礼毕，照行埒排列昭穆，相与对拜。毕，尊行立，次行拜，尊行答揖退；次行立，第三行拜，次行答揖退。以次挨行递拜，毋许参差不齐及不拜者，查出议罚。拜毕，以次列坐而饮，饮三行，揖而退。”奖罚分明是徽州宗族提升教化成效的重要手段。黟县环山余氏《家规提纲》制定了详尽的奖惩细则与执行办法：立《劝惩簿》四扇，族内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有隐德异行者，列为一等；务本力穑、勤俭干家，为第二等；能迁善改过，不得罪乡党、宗族者，为第三等。每月朔，告庙毕，即书之《善录》。族有违规扑罚者随事轻重，每月朔，告庙毕，即书之《记过簿》。造牌二扇，一刻“劝”，一刻“惩”，下空一截。族中有善、有过者，直书，挂于祠堂，一月方易，庶知善善恶恶之戒。 三、徽州的学校教育

　　学校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清朝末年源自西方的近代学校兴起之前，徽州学校大体有三类。一是塾学，二是官学（县学和府学），三是书院。首先看塾学。私塾的教学内容是思想性与实用性兼备。儒家伦理的传递主要反映在蒙学教材中。朱熹编了童蒙教材《小学》，列举历代圣贤洒扫、应对、进退、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事迹，说明如何才能具备安身立命的基本品德要求。婺源人胡炳文的《纯正蒙求》，休宁人陈栎的《历代蒙求》，淳安人方逢辰的《名物蒙求》都是较有水平的童蒙读物，一直用到清末。民间塾师自编的《四言杂字》《六言杂字》等，儒家伦理要求依然是其灵魂所在。如：“父母在堂奉养，衣食随时进呈。勿使饥饿冷冻，便是为人孝心。”实用性首先是识字，传统而普及的初级识字读物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塾师自编教材。自编教材各有特色。或偏重于日用：“丈尺斤两，升斗秤量。”或偏重于伦理：“孝敬父母，和睦村乡。”或偏重于风土：“省府州县衙卫，街坊市镇乡村。”或偏重于历史：“夏禹恭承天命，帝位传与子孙。”或偏重于社会：“普天下，农为本，徽俗之人生意盛。”识记这些生活常用字对于强化私塾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提升塾师声誉是很有作用的。写作是识字后专门训练的技能。有写信：除格式合规、语句通顺、意义准确外，最难把握的是因致信对象不同而出现的用词之异；有写契约，借、卖、租、典，分家、遗嘱、诉讼等，无一不具。文学性较浓厚的有贴近生活、要求不高的日记，也有要求稍高的命题作文。对联、赋诗因有字数、词义、音韵等限制，初习者难以把握，乃从对句开始训练，由两字对如三槐——五桂，继而三字如一声雷——三级浪，四字如万朵春花——一轮秋月，再五字如绿水滔滔去——红潮涌涌来。与生活相关的技能还有计算。明中期后，珠算地位凸显。常见的如《蒙学算法正宗》，介绍算盘及拨珠常识、单位换算、各项歌诀、训练方法以及各类题目，特别是丈量土地歌诀、盘量仓窖歌等都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此外，村党之中，起八字、看风水、看病都是村众普遍需求，识字者往往是所求对象。塾师中就有不少此类身怀绝技者。据《胡适自传》，胡适之母冯顺弟婚配的两份“八字”就是当地塾师开的。塾师们在服务坐馆附近民众的同时，也会在课余对个别生徒传授少许。塾师是支撑蒙学的核心要素，来源多元。统计县志有关记载发现：一是塾师中有功名者占据一定比例，以秀才为多，可见对于科举前景渺茫的诸生而言，授徒是可以接受的一种职业选择。二是不少塾师执教一生，家境萧然，意味着束脩有限，大多仅能勉强维持家庭生计。三是绝大多数塾师的坐馆之地就在家乡或附近，跨县任教者少见。选聘塾师主要看社会评价。较有影响的塾师大体有三种来源。一是科举中式者。南宋休宁洪里人程卓中了进士，“初第而归，四方学子，不远千里，执经席下”，盛况空前。各地新中秀才也常有学东致送聘书。二是候任官员。明清两朝，官员出身繁多，候任不仅常见且时间不短，受聘以作临时过渡者有之。胡适第一位塾师胡玠也是因拣选了阜阳县训导才将家塾交给胡适族兄的。三是致仕或罢归官员。南宋休宁进士朱权由惠州知州致仕已74岁，在生命最后四年还在家乡开馆，“学者来从，不远千里，率百余人”。明清两朝，还有少数女性也充当蒙学塾师。私塾教学方式是个别教学。1949年春的歙县北乡，私塾虽不再教“三百千”而是改教“洋书”，但教法依旧：“先生先通知学生，该谁上课了。该学生双手捧着课本，恭恭敬敬地站立在先生面前，将课本用双手递给先生。先生……手指课本，先生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一般要教两三遍以上，最后，学生要念一遍。先生根据学生念的情况，或全部、或段落、或个别字句，重复教过后，才允许学生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因此，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体现较好。但缺点是简单随意。元末明初朝鲜汉语课本《老乞大》提及学堂每日功课：清晨到学里，师傅上了文书，放学，到家里吃饭罢，却到学里写仿书，写仿书罢对句，对句罢吟诗，吟诗罢师傅前讲书。这是当时我国私塾教学的常态。数百年之后清末民初的徽州，此类场景依然每天在塾学中上演。如胡适在绩溪上庄：“我们的功课很松，四叔往往在出门之前，给我们‘上一进书’，叫我们自己念；他到天将黑时，回来一趟，把我们的习字纸加了圈，放了学。”私塾对生徒的管理有合适的方式，如类似于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小先生制”，即《老乞大》提及的塾学里的“学长”。以大管小，但也常被滥用。民国初年绩溪人汪静之的“老师每天下午要去抽鸦片两小时，他出去时叫我代课，叫我管管他们，教教他们，其实他们同我一样大。”而体罚则是私塾最常用也最不合理的手段。或罚站，或用戒方敲打。一些私塾先生给表现良好的生徒奖励，有一种叫“状元牌”，也不过是朱笔写“免手三板”字样的白纸块。汪静之父母甚至为了爱子免受一次挨打，居然选择退学。其次看官学。官学直接教学与管理人员是学官，多由朝廷委派，各朝官名、人数稍有差异。宋时，府学置教授、学正、学录、直学各一员。元朝路儒学设教授、学正、学录、训导各一员。明朝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清朝，学官压缩，仅设正七品教授一员，从八品训导一员。宋代，县学置学正、学录、直学、学谕、长谕等官。元及明初，皆教谕二员，训导二员。清朝仅设教谕一员正八品，训导一员从八品。各朝府学、县学生员数量变化也大。北宋、元时，府学生员数无明确规定。明洪武始规定生员定额40员，后屡有所增。明清两代徽州府学生员中，廪生40名，增生40名，附生25名。县学生员明代有定额，清朝时，歙、休、黟都是廪生20名，增生20名，附生20名，武生15名；唯绩溪附生、武生只有16名和12名。咸丰五年，上谕“黟县士民奋勇杀贼，深明大义，著加学额，奉准部议，加文武学定额各二名。”“后于捐输军饷案内恩加文武学定额各十名。”故从同治元年始，黟县学定额文生32名。府、县学生员的挑选，主要是考试，一般年十五以上，熟读《论语》《孟子》等经典，且需人材挺拔，容貌整齐。每一位生员都经过守令亲身相视，如有形象不佳、口齿含糊者，会被黜退。   （“同、田、贯、日”为合格）生员入学之后的学习，清嘉庆以前比较正规。不仅明确学习内容有经、史、礼、律、书、乐、射、算，还规定基本日常作息：每日早晚师生到堂行恭揖礼，“侵晨，学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晡后，学射。有余力，或习为诏诰、笺表、碑版传记之属。”甚至细致到每项的具体要求：如习射，“树鹄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习书，“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以上。”考试是检验生员学习成效的重要手段，月课、季考多由学官主持，知府、知县间或参与。清朝规定：“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外，不应月课三次者戒饬，无故终年不应者黜革。”当然，对生员而言，最不能轻视的是由省级学官主持、一般三年两试的岁试与科试，既是童生入学资格考试（考取即成秀才），也是在学生员博取前程的重要依据。明代规定，生员按岁考成绩分六等：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皆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则廪、增递降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黜革。虽然五、六等罕见，但仅凭借补缺一项就能给予生员足够的动力。但嘉庆以后就很废弛了。“为政以课士为先”，这是不少地方守令、学官的理念。明嘉靖时休宁县教谕夏邦瑞，廉洁自奉，“衙斋萧然”。当年老致仕批文到署，“诸生方会课，扼腕欲退。瑞无纤毫动，促诸生完课，始罢。”盘缠无多，“士大夫争醵金赠，瑞不概受。”文学家田艺蘅曾任歙县训导，他性情孤高，但对生员既无私也有情：“弟子贽一无所受，贫者辄赠之。”当然，在清嘉庆后，微薄的俸薪常使学官处于“槁饿为难”境地，“于诸生索贽礼、勒结费”，不一而足。整个学风颇为颓败。生员日后发展，固然与儒学管理有关，但也与生员个人自觉及性情不无关系。宋朝婺源人汪藻在徽州府学就学时，“数独于炉亭中，避人为文，同舍迫而观之，乃拟草制词，众笑之。”想想一介小秀才的现实与翰林学士文笔之间差距，众人“笑之”是多么自然。但正是这汪藻，后来果然高中进士，身居翰苑，“为代言之最”。总体看，府学、县学生徒出路有多条，才华出众者可中举甚至中进士；次者也有进国子监的机会，获得做官的资格；当然，更多的是在地方上任教，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中，成为地方乡绅的主体，为徽州乡村治理充当了重要角色。最后看书院。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但此时书院均为修书之地，非后世所称士子肄业之所。就目前所见资料，徽州最早出现的书院是北宋景德四年胡忠在绩溪龙井（今宅坦村）为训育乡族子弟而创建的桂枝书院。有趣的是，不少书院并非办在县城，而在风景秀美的乡间，如休宁浯田的商山书院，龙源的东山精舍；绩溪仁里的翚阳书院。歙县石门的枫林书院，石耳山的初山精舍，深渡的凤池书院。黟县渔亭的中天书院、林历山的淋沥书院。若以书院经费持续提供者来看，书院可分五类。第一类是私立书院。个人独创，主要服务于家庭或家族，以塾学为主，也可能惠及同乡异姓。歙县雄村竹山书院由曹翰屏独力创办。还有官员捐俸禄创办，如明万历绩溪知县陈嘉策创建鹿苹书馆。这类书院一般规模较小，存续时间较短。第二类是官立书院。如徽州府斗山书院，明朝思想家湛若水讲学于此，大学士许国重建，知府曹鼎望重建。直至咸同时才毁于兵燹。紫阳书院历次修葺，主事者均为当地官府要员，修葺经费也多为公费。第三类是公立书院。兴建缘于出资者共同意愿，这在徽州书院中数量较多。如明代黟县渔亭中天书院、林历山淋沥书院，均为志同道合的庠生创建。也有除同道信念外，还融入师生情谊。歙县师山书院创建是“元郑玉门人鲍元康等以受业者众，玉所居至不能容，乃相与即其地为之。”又如明末黟县李希士“复欲创桃源书院于石门、墨岭之间，以馆四方学者”。其学生余心、金声等72人为谢师恩，捐资兴建桃源书院。虽此时李已谢世，但“考道之士，云蒸鳞集。仿佛紫阳规模”。第四类是官倡公立，与单纯公立不同，一是倡导者身份为当地政府要员，出资者尽管也出于兴学、公益初念，但不排除也受官府一定的压力。二是捐助者涉及面与参与人数要比单纯公立既广也多。三是官倡公立书院更有承续优势。如休宁明万历时，六县轮流主持书院讲会，休宁因无官办书院，不得不商借寺庙或宗祠。知县祝世禄乃召集士绅，择定万安万岁山，捐建还古书院。其后书院历次重修，也无不有缙绅捐输的身影。第五类是官办民助。与官倡公立相比，官资在书院创办与延续期间占比更重一些。清乾隆时，歙商有意捐资拓展紫阳书院，委托曹文埴出面。因紫阳书院地址狭窄，经费也颇有盈余，曹文埴倡议复建原紫阳书院，名古紫阳书院。淮盐商捐银八千，但“九阅月功未竟而度支告乏”，盐商领袖鲍志道再“出己资三千”，工程始得告竣。但古紫阳书院随后维持其存在的日常膏火经费，则“据各商禀请于淮南杂项下每年拨给膏火库平银三千七百二十两”，两项比较，官资所占比重要大得多。黟县碧阳书院的创办情形相同。 

　　启示一、教育发展与否，首先受国家发展、社会安定、政府支持诸因素影响；二、教育发展与否，与当地经济状况相关；三、教育发展与否，与民众支持状况相关；四、教育发展与否，与教师质量高低相关；五、教育发展与否，与教育理念、方式是否先进相关；六、教育贡献大小，与教育是否关注“全人”的发展相关。

　　撰稿 | 方光禄文字整理 | 黄山交广全媒体记者 方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