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书院（泰山书院）

　　清唐仲冕《泰山书院三贤祠附宋赵两先生记》云：“自宋孙明复先生教授泰山，学者翕然宗之……盖今世所指讲书堂，既泰山上书院也。后人祀孙、石师弟并安定，为三贤祠，由来已久。”（《陶山文集》卷七）

　　《泰山石刻》附录云：“泰山书院，在凌汉峰西南，所谓上书堂也。孙明复讲书处，门人之高第者石介、刘牧、姜潜、张泂、李縕。其北有授经台，西有讲书台及景贤、侍立祝石遗迹。

　　明嘉靖年间按察佥事卢问之妥孙、石灵位于此，颜曰“仰德堂”。后合祀胡瑗，称“三贤祠”。

　　

　　高山仰止堂清康熙学政黄叔琳、乾隆知府蒋尚思、嘉庆邑人赵起鲁相继重修。

　　清道光巳丑（1829）徐清惠公宗干令泰，增祀宋焘、赵国麟，称五贤祠。

　　《岱联拾遗·五贤祠》记祠旧貌云：“在普照寺西北，旧名三贤祠，祠崇祀孙明复、石守道、胡安定三先生，正殿横匾为‘高山仰止’四字，款署‘乾隆巳未（1739）五月之吉，特授中宪大夫知泰安府事军功加二级蒋尚思题’。

　　正殿西为仰德堂，横匾题“信道遗规”四字。跋云：“宋景祐四年（1037），明复先生作讲堂与泰山之阳，而为之记，题曰‘信道’废圯久矣。今始复其旧规云。时嘉庆丁巳（1797）夏，赐进士出身泰安府教授李席珍题”。又横匾刻“泰山书院”五字，跋云：“孙明复先生初建泰山书院，临岳祠，后移置于此。故世称上书院。今恐名迹就失，爰小住以志前微。嘉庆丁巳（1797）初秋休宁金棨谨识”。

　　景祐二年冬(1035)，石介在原籍奉符(今泰安市)筹建泰山书院，敦请孙复主持书院的教学，自己甘愿作为门徒而尊之为师。起初在泰安城内岱庙汉柏院，名曰信道堂。此时年过不惑的孙复退居泰山之阳坐坛讲学，作《信道堂记》以志其事，称其志在于发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

　　据金代大学士党怀英记：“初，两先生筑室泰山下，以为学馆，属大辟岳祠，壖基甫迫，乃北途山麓，而以旧馆为柏林地，岁分施钱，为养士之费，学者至今赖之。”

　　孙复、石介又来到泰山南麓、六朝古刹普照寺西北旧为唐朝诗人周朴庵名曰栖真观，整顿院落，淋溉草木，聚徒讲学。泰山书院之名，见于康定元年（1040）石介的《泰山书院记》一文。记中石介尊称孙复为“泰山先生”，把他与孟子相提并论，说他“于泰山之阳起学舍齐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而居之”（《徂徕集》卷19）。这篇记文曾刻石碑立于讲堂西边的石壁上。史称泰山上书院。岱庙信道堂称泰山下书院。

　　庆历二年（1042）夏，石介居丧期满，由杜衍推荐入国子监直讲。同年十一月，在范仲淹等人的推荐下，孙复入国子监，弟子们也相继出山为官，泰山书院停止授业活动。泰山书院的学术、道德传播到国家最高学府，原来仅有的二三十人的国子监骤增至数千人，宋初太学由此兴盛。

　　泰山书院历时八年，其规模虽不及白鹿、石鼓、应天府、岳麓等著名书院，但其历史地位极为重要，在泰山以至山东地区倡明复兴儒学，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立下了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他们不仅以自身行为树立了一代学风，在儒学理论上也颇多建树，成为宋朝理学酝酿时期的先驱。

　　

　　泰山书院朱熹把胡瑗、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中说：“宋兴八十年矣，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经，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朱喜）有伊川（程颐）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充分说明在开启理学上的积极作用。扩大影响

　　

　　泰山先生交游社会名流与地方名士，争取他们的各种支持，以扩大书院的影响。孙复、石介等人与当时位居高官的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杜衍等一直书信往还，保持着密切联系。李迪在复丞相职后把侄女许配给孙复。那位性情鲠挺。“不轻易许人”的孔道辅，见到书院师生之礼俨然，十分佩服，曾多次来书院访问。奉符知县马永伯与石介是同年进士，也诗文酬和，过从密切。授业儒术

　　

　　徂徕先生招徒授业，讲习儒术。书院声誉既起，四方士子闻风而趋。除《泰山书院记》提到的以外。还有杜默、张续、

　　李常、李堂、徐盾等人。在教学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子、史、集诸书。孙复讲学尤其重视《周易》、《春秋》。石介说：“先生尝以谓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泰山书院记》）。石介也讲授过《尚书》、《周易》等经典。学术交流

　　

　　安定先生

　　

　　泰山书院

　　开展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活动。在讲学活动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撰写学术著作。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易说》六十四篇及《春秋总论》、《尧权议》、《舜制议》、《文王论》、《董仲舒论》、《四皓论》、《扬子辩》等均成 于此时。石介也完成了《易解口义》十卷及其它文著。郓州儒学家士建中、曲阜孔道辅等人也曾应邀来书院讲学。这些活动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空气，开阔了学生眼界，提高了学生思辩能力。为国荐才

　　推荐学生到各地任官。孙、石等人主张积极入世，用世之心极切，所谓“一寸丹心如见用，便为灰烬亦无辞”（孙复诗《蜡烛》）。在与高官显宦的书信中，荐才请用的占相当数量。除孙、石二人互荐外，学生中几乎没有未受到荐举的。

　　“不惑专注，自寻义理”

　　泰山学派推动了疑经学风的形成。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及其经典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对经典不敢有怀疑，甚至对经师们所作的注疏也不敢怀疑。儒家学说在汉唐儒者手中便成了僵死的条文。到宋代，泰山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研究儒家经典时，抛开前人成说，自寻义理，表现出独立的见解。

　　孙复以治《春秋》名世，著《春秋尊王发微》。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得于经之本义为多。”晁公武评价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时说：“不取传注”，“其言简而义详”。陈振孙也称赞其“不惑传注、不为曲说，真切简易”。

　　泰山学派的核心人物石介对经学很有研究。认为韩愈死后数百年，异端肆行，邪说蔓引，注疏已严重背离先儒经典，不足为解经的凭据。泰山学派对汉唐注疏的认识，推动了宋代疑经改经学风的形成，逐渐使汉唐注疏之学转向义理之学。

　　提升孟子

　　泰山学派推崇孟子。孟子在宋以前的地位并不高。唐以前，孟子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一般的儒者，“孔孟之道”是后来的事。泰山学派在孟子地位的提升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中，把孟子看作是“道统”链条中继孔子之后的首要环节。他说：“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孙明复小集》）。

　　

　　泰山书院石介，把孟子抬得更高。石介倡言“道统”，把孟子看作是自孔子之后“道”的承继者。他认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孔子之后，“道”的发展出现断接，至孟子，始又发扬光大。石介在当时政局及学术界都颇具影响，以其为核心的泰山学派的尊孟言行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学术取向。在泰山学派的努力推动下，孟子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孟子的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宋神宗元丰年间，学统四起，学派纷出，洛学、关学、新学各派都尊崇孟子，自此，孟子与孔子得以相提并论，人们遂把孟子的学说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斥佛、道

　　

　　洗心亭泰山学派以卫道士身份极力排斥佛、道，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以儒家正统思想自居的泰山学派，极力倡导《道统》，意在复兴儒学。在泰山讲学时的居所曰“信道堂”，表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捍卫孔子之道。面对佛、老对儒学的冲击，奋起而作《儒辱》。

　　石介在排佛老方面甚为激进，写有《怪说》、《中国论》、《辨惑》、《读原道》、《尊韩》等文章，抨击佛道，捍卫儒学。石介排佛道有两面旗帜，一是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具体说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二是夷夏之辩，石介把佛、道称为“夷教”、“胡教”，提出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教其教、各礼其礼的解决办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圣人之道，实现“中国一教”。以孙复、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对佛老的排斥，捍卫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开源理学

　　

　　泰山书院泰山学派与理学的形成关系。理学是宋学的主流，其形成是儒学复兴的标志。人们在追溯理学思想渊源时，无不肯定胡瑗、孙复、石介“泰山三先生”的开山作用。鉴于晚唐五代以来佛老之学凌驾于儒学之上的社会状况，为重建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泰山书院一反汉唐注疏之学的死板和僵化，力倡恢复先秦儒家的干政职能，讲学授徒，对改变视教育为利禄之途的教育体制发挥了重大作用。

　　全祖望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孙复、石介等崛起于泰山，他们努力探索弘扬光大儒学的途径，认为要理解经旨，必须从探求义理入手，不拘前人之学，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强调探求儒家经典的宏旨大义，即人们常说的“理”或“理达”。泰山学派躬身力行的实践和探索，实开“义理之学”之先河。

　　

　　冯玉祥隐居泰山书院

　　在泰山明代地方名士李汝桂的育英书院、宋焘的青岩书院、清代赵国麟的泰山书院、徐肇显的徐公书院、徐大榕的岱麓书院、许莲君的怀德书院、唐仲冕的泰山书院等等，无一不打出泰山书院的精神旗帜，成为“能使鲁人皆好学“风气的体现，更使古老的泰山书院成为一方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