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波｜“妇人乳婴”形象身份考——以南宋李嵩画作为例

栏目：科技资讯时间：2023-08-07

　　古代美术

　　Ancient Art

　　“妇人乳婴”形象身份考

　　——以南宋李嵩画作为例

　　台州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特聘教授｜张廷波

　　摘要：南宋画家李嵩多幅作品中出现的“妇人乳婴”形象，一直被研究者认为是宋代妇女在乳哺自己的儿女，并有不少学者依据该形象推演有关宋代女性社会地位、两性关系等社会学层面问题。甚至据此认为宋代社会高度开放，女性地位已获得显著提升。鉴于上述研究状态，笔者梳理了相关文献，立足两宋社会及历史背景，对宋代妇女身份及行为规范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宋代妇女并无在面对远道而来的货郎与悬丝傀儡艺人时大方袒乳育婴之可能。结合宋代社会历史背景考察图像形态及情境寓意，学界对李嵩笔下“妇人”很可能已形成误读，其真实身份应为宋代高度职业化的乳母。

　　学界对两宋绘画中“妇人乳婴”形象之已有研究近乎一致认为宋代存世绢本画作，如李嵩《市担婴戏图》（图1）、《骷髅幻戏图》（图2）、《货郎图》（图3、4）中“妇人乳婴”形象是民间妇人在乳哺子女。以《骷髅幻戏图》为例，马卿认为乳婴女子正在思念故去的丈夫，她的丈夫可能是位民间艺人。廖奔则认为画的是傀儡戏艺人为维持生计拖家带口走街串巷卖艺的情景。后来的不少研究者也都采用该观点。黄小峰则认为是旅途中歇脚的妇人在一边哺育幼儿一边观赏悬丝傀儡表演。汤雯雯则认为画中人物的身份是货郎或傀儡艺人及其妻儿。施莉亚认为大骷髅与身后哺乳女子应是一家人出游场景，且为贵族之家。更有研究者甚至据此进行大胆推断，认为这种妇女当街哺乳之行为表现出宋代社会的包容与开放，进而呈现出宋代两性关系的平等与对视。

　　针对已有研究，笔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考察，认为上述理解相对简单，未能将图象回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下进行考证。宋代社会实际并没有那么包容与开放，尤其南宋之后，理学影响日重，对女性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行为规范有着严苛要求。宋代妇女并无当街袒露双乳、哺育孩童的可能。实际上，在任何社会环境中，普通妇人都难以随意于陌生人面前袒乳育婴。因此，对于李嵩作品中的“妇人乳婴”形象有必要进行重新考证。

　　图1 李嵩《市担婴戏图》中国画

　　25.8 cm×27.6cm 南宋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2 李嵩《骷髅幻戏图》中国画

　　26.3 cm×26.5cm 南宋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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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李嵩《货郎图》中国画

　　25.5cm×70.4cm 南宋北京故宫博物院

　　一、图像梳理与形态归类分析

　　宋代艺术中留存至今不少“妇人乳婴”形象，除李嵩《骷髅幻戏图》《货郎图》《市担婴戏图》外，绢本绘画亦有王居正《纺车图》，雕塑则有重庆大足北山122号、大足石门山9号、《素烧喂乳妇人像》、大足石篆山1号龛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形象大多伴随婴戏、孩童活动出现，其保育幼儿的意图十分明显。妇人形象则突出强调母性特征，如身材丰满，体态健硕，袒露双乳，衣着宽松。她们常大方地当众敞怀喂乳，即使没有哺乳，也常将襦裙领口拉得很低，露出大半个饱满的乳房，彰显女性对于保育与养护的寓意。由于人物造型在刻意凸显母性特征，如丰满的双乳、肥硕的腰臀、略带夸张的姿态，与一般宋画中矜持、内敛、沉静、纤弱，偏于保守的侍女及贵妇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从分类研究的角度考察，如王居正《纺车图》（图5）中妇人基本背对观众，或因忙于手中活计，又无奈怀中婴儿饥饿啼哭才背对观者乳哺，因而只描绘了一个育婴动态，并未作细节刻画。画中妇人形象不仅符合母亲的身份与心理，且明显区别于宋代常见的“妇人乳婴”形象中丰乳肥臀、圆润饱满、衣着宽松等特点，显出淳朴、消瘦的乡村妇女特征。这与大足石窟雕像、雕塑《素烧喂乳妇人像》，李嵩《货郎婴戏图》与《骷髅幻戏图》中的“妇人乳婴”形象产生明显差异，因此《纺车图》描绘的应为民间妇女在哺育子女。

　　而如李嵩《市担婴戏图》与《骷髅幻戏图》，画中妇人几乎直面观者袒乳育婴。梳理现有研究，目前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李嵩笔下“妇人乳婴”形象也是母亲在哺育孩子。然而，在两宋历史环境与社会背景下，理学发展与社会伦理对于彼时妇女行为有着严苛要求，如美国学者伊沛霞认为，“宋朝吸引学者的原因在于它是妇女的处境明显趋向变坏的时代。……古代社会多数妇女的活动场所是在家庭以内的”。因此，彼时妇女可以在陌生人面前毫无顾忌地乳哺幼儿的可能性值得商榷。

　　学界在研究《骷髅幻戏图》时，常将关注点聚焦“骷髅幻戏”，往往缺少对画中“妇人乳婴”形象的深入解读。然而，二者同处一个空间显然值得讨论。倘若仅仅认为画中“妇人乳婴”是普通旅人歇脚时观看悬丝骷髅表演，或推想为画中妇人怀念已故丈夫时的视觉幻象，显然难以令人信服。而李嵩笔下的妇人形象，无论衣着、体态、形貌均高度一致，甚至呈现类型化与风格化特点，这显然值得深入考证。（图6、7、8、9）

　　图4 李嵩《货郎图》中国画

　　26.4cm×26.7cm 南宋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5 王居正《纺车图》中国画

　　26.2cm×69cm 北宋北京故宫博物院

　　二、宋代妇人社会身份与行为规范

　　在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思想自古有着根深蒂固的土壤。尤其在两宋社会环境下，普通妇人当众哺乳，特别是当着远道而来的表演艺人或市担货郎袒胸喂乳之可能极小。对妇女行为规范之约束，传统礼教从一开始便有严格规定。汉代是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如《礼记·内则》即规定：“礼始于谨夫妇。为宫言，辩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闾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左传》亦言：“君子曰：非礼也。妇人迎送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而如汉代墓室反复出现的“妇人启门”形象，该形象流传至宋金时期又被大量沿袭。据李清泉考证，该形象正是由于汉代出现了两部女教经典刘向《列女传》与班昭《女诫》后才逐渐形成的。其目的正是为约束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自主权，甚至认为女子出门都属“非礼”。汉代业已出现皇帝对妇人贞节之褒奖，贾贵荣认为汉代所重视的贞节观主要体现在考量妇人对自己丈夫的忠贞程度方面。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佛老之说的兴起导致传统伦理与贞节观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但张华《女史箴》中“人咸知修其容，而莫知饰其性”“欢不可以渎，宠不可以专”“翼翼矜矜，福所以兴”，以及顾恺之《女史箴图》中“冯媛挡熊”“婕妤辞辇”“女史司箴敢告庶姬”仍处处体现着对女性行为的约束与劝诫。

　　自唐玄宗时起，《女孝经》文本再度风行，以至于后蜀名画家石恪都为之专门配成《女孝经像》八则。唐德宗以后，宋氏姐妹的《女论语》则更具典范意义，其开篇即言：“凡为女子，先学立身，……内外各异，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中唐以后，以韩愈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文人开始推崇重振儒学，亦奠定了宋代理学兴盛之基础，更为规范女性行为与思想培植了土壤。

　　图6 李嵩《市担婴戏图》中的妇人乳婴

　　图7 李嵩《货郎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中的妇女与婴儿

　　图8 李嵩《货郎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中的妇女与婴儿

　　图9 李嵩《货郎图》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本）中的妇女与婴儿

　　到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便水到渠成，并进一步确立了系列社会规范，成为构架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与行为之准绳。其中，对女性的要求尤为严苛。司马光《涑水家议》《家范》、魏了翁《鹤山集》、戴侗《六书故》中都包含大量在“家规”“家范”约束之下的女教内容。以上文献几乎都同时收录了宋代与儿子说话都不出寝门的女性守贞典范敬姜的故事。日本学者佐竹靖彦认为，《清明上河图》之所以找不到女性形象，实际正是宋代男外女内观念的反映。尤其司马光的《涑水家议》在阐释《礼记》基础上更对男女内外之别作出严格规范，“凡为宫室，必辩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身出，必拥蔽其面”。故而，“宋代‘妇人治寝门之内’，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共识” 。

　　在宋代二程的伦理观中，关系到家庭安危的夫妇之伦成为中心论题。尽管现有文献也记载了宋代女性是具有一定自主权与人身自由权的，且无论皇室、贵族还是平民，都有过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情况，以及如范仲淹、王安石等士大夫也曾提倡妇人改嫁。但不少研究者也注意到，在宋代男子纳妾较为随意，却对女性提出更多角色要求。且制定了许多对女性极为不利的规则，如“夫有出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程颐说：“妻不贤，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尝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为丑行，遂不敢为。古人如此，妻有不善，便当出也”。正如朱瑞熙所认为，“跟唐代尤其是唐代中叶以前相比,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有较多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夫权得到加强,女性的自主权进一步被剥夺。”谭志儒也发现，在宋代的石刻铭文中还能看到一些针对妇女行为约束的家规和乡约。如男子可以凭借一些条例直接“休妻”，而妇女如出现妇德失当就要被处死。因此他认为宋代妇女的一切社会活动应是对于家庭与男性依附之下的外在体现。于是，在上述社会环境下，家庭妇女的行为必然会变得畏首畏尾，略有不当便会成为影响夫妻和睦与家庭稳定之因素，甚至影响到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

　　三、宋代妇人当街喂乳可能性

　　在宋代儒学家们所强调的家国天下中，家庭和睦与伦理道德有序成为社稷稳定与天下久治之基础。这显然是对儒家经典《大学》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一步发挥与继承。因此他们极其强调夫妇之伦的重要性。尽管二程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夫妇二者，应在彼此尊重前提下维系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如提倡“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有天下国家者, 未有不自齐家始”。“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则天下定矣”。然而，当进一步阐释到如何才能做到夫妻关系稳定时，二程却主张妇女应绝对服从丈夫，“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唱随之礼，此常理也”。因此，他们看重的恰恰是妇人守贞的重要性。作为女性，对自身隐秘部位的掩藏与保护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守贞之重要一环。

　　男权社会视女性为私有财产，妇女守贞便被提到极高位置，尤其看重对于女性隐私部位的隐藏与保护。王雪认为，宋代男子为实现使女性单方面守贞的目标，最方便的方式便是禁锢女性的身体。宋时女子对于身体的掩藏与保护主要表现在裹足、留发与束胸。相对而言，留发受传统思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影响。由于伤发有违孝道，因而关涉“妇容妇德”，所以带有一定程度的女子自主性。但裹脚与束胸则完全是出于男权主导之下，畸形审美、占有欲望、女子不外出思想，以及将女性视为私有财产加以隐藏与独享观念影响所致。

　　自汉代始，《礼记·正义》便对女性隐蔽自身，以隔绝与男性的接触有明确规定，“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向，……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女子已嫁而返，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至宋代则更严格，规定即使女子不得不出门，也必修以盖头遮蔽上半身，如宋笔记《清波杂志》载：“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俗谓之盖头，盖唐帷帽之制也”。但王雪认为，宋代女子出门所用盖头与唐时有明显区别，不仅要遮盖面貌，还要遮住整个上半身，进而掩藏女子体态。

　　在礼教文化规范下，对于将女性视为私有财产的男性审美而言，裹足具有极大象征意味。男子对于女子纤纤细步，三寸金莲的着迷甚至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中便见端倪。而滥觞于南唐，成风于宋代的裹足，使得小脚成为女子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女子身上一个极其隐秘的部位，甚至连睡觉时都要用布包起来，连自己丈夫都难得一见。 “甚且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缠足作为女性的道德约束形式，成为“遮蔽守贞”身体观的重要体现。胸部作为妇女重要性别特征，尤其受到格外重视。因此，对该部位的隐藏比缠足更有过之。以至于千余年间古代女性深受其害，“缠足旧弊仅伤人之足，束乳更伤人之胸及肺，伤足为人身之害尤小，伤胸及肺为人之害更大而深也”。胡适甚至痛心疾首地说，“假使个个女子都束胸，以后都不可以做人的母亲了”。可见，宋代普通家庭妇人意欲在陌生人面前袒露身体，显然已违背伦理道德规范，而于陌生人面前袒胸露乳则几乎不可想象。

　　宋代不仅对于女性道德与行为准则制定了严苛要求，且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各种约束，女子稍有不慎便会受到严格制裁。司马光曾反复主张：“若妻实犯礼而出之,乃义也。”这种“出妻”的行为，在宋代很多地区被视为合理并加以倡导。上述情形下，宋代妇女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男子的私有财产，甚至附庸。因而，其言行绝无可能不顾及礼仪与社会舆论。正常情况下，宋代女子见到陌生男子都会礼貌回避，又怎会袒露双乳当街育儿。尤其南宋，“男女授受不亲”的观点早已深入人心。李清照《点绛唇》便生动描写出宋代女子在面对陌生男子时的羞涩与胆怯：“毗罢秋千，起来墉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多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概上所述，宋代女性社会身份带有明显依附性与约束性，显然无法做到个人行为不必考虑社会舆论与男性心理认可度。“对于传统中国妇女来说，她们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通过家庭地位以及道德品质来决定其社会地位的”，这一观点较为中肯地表达了一种在考虑到文化语境与社会环境前提之下的身份定位。即使在现代社会，女性已拥有高度自主权与身份自由的环境下，也不可能随意于陌生人面前袒乳育婴，更何况是在宋代。“作为个体的妇女，其社会地位的评价标准往往依据其言行生活的准则”。

　　在上述女性行为严苛规范与约束的社会环境下，对于严格尊重社会习俗，秉持严谨写实态度的院画家李嵩而言，其笔下却能够频繁出现立于街头袒胸喂乳的妇人形象，则说明宋代妇人之中显然有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甚至可以大方的于“五里单堠，十里双堠”的官道之侧，在陌生人面前袒乳育婴，且并不觉羞涩与难为情。因此，该形象的特殊角色与不同于普通妇人的身份便值得我们深入考证。

　　图10 李嵩《骷髅幻戏图》中的妇人乳婴

　　四、宋代乳母的职业化形态

　　宋代乳母的职业化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有研究认为，宋代乳母行业呈现职业化特点，皇室、贵族，甚至慈善机构都有着大量雇用乳母的情况。乳母在宋代不仅演变为一种职业，广泛存在于中上层家庭日常生活中，且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社会群体。《宋会要辑稿》记载，“当是时有司观望，奉行失当，于居养、安济皆给衣被器用，专雇乳母及女使之类，资给过厚”。可见宋代官办慈幼保育机构也在雇佣乳母进行幼孤救助，足见乳母这一群体已具备相当数量与规模。

　　乳母作为特殊社会群体，尤其伴随唐宋以来中上阶层妇人不愿亲自哺乳之风愈发盛行，到宋代便进入一种高度职业化状态。“唐宋以后，雇用乳母的阶层有下移的倾向，即不再限于皇室及大贵族，更多的一般富裕家庭也开始雇用”。更有学者指出，宋代乳母规模与数量已大大超越前代，尤其中上层社会雇佣乳母几成风尚。宋代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记载，“世俗之家，妇人产后复乳其子，产既损气已甚，乳又伤血至深，蠹命耗神，莫极于此”。这种观点，在宋代应具代表性，且在娇贵的上层社会颇为流行。因此，中上层家庭便大量雇用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奴婢与女佣充当乳母。“寺观奴婢和佣人成为唐代乳母的新来源，其社会角色除传统的乳哺参与家务劳动外，还有辅助教育的功能”。有学者也关注到无论宫廷还是民间，由唐入宋以婢仆充任乳母的现象十分突出。

　　至于宋代女性不愿哺乳的原因，除上文所述怕哺乳损伤身体损耗元气，觉得哺乳过于辛劳外，有学者指出，生育子嗣以巩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成为中上层家庭妇女的普遍想法，但哺乳中的女性难以短期内立刻怀孕，因此急于再次怀孕也成为她们不愿哺乳的重要原因。宋代周辉《清波杂记》甚至记载了宋儒特别表彰杨诚斋夫人罗氏：“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饥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诚何心哉！’”可见宋代中上层妇人亲自哺乳并不普遍。

　　即使宋代妇人存在亲自哺育的行为，但如上文所述，在宋代女性行为有着严苛规范背景下，也应是在家中或僻静处悄悄进行，并无可能开放到在驿道之侧，陌生人面前袒乳育婴。但对于高度职业化的乳母而言，进入中上层家庭后，尽管在居住、衣着与饮食等方面获得了极大改善，却并不意味着未曾接受过良好教育与行为规范的她们，能够改变自己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因此，她们仍旧可以不用顾及礼教规范对于女性行为的约束，甚至可以旁若无人的当街乳哺。

　　五、乳母身份与妇人乳婴关系

　　宋代乳母作为高度成熟的职业，实际已呈现规范化运作状态，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乳母中介工作的“牙媪”。可见，乳母的职业化身份显然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而她们本人也很坦然地进行了自我身份界定，否则中介无法顺利寻找到她们。从乳母的自我身份认定看，对于出身下层且具有典型职业化特点的女性而言，露出丰乳或胸部微露并不会让她们觉得难为情。宋代乳母作为一种职业在逐渐商品化，尤其皇室和贵族的乳母主要来源于奴婢，属于贱民阶层，身份地位低下。她们往往出身寒微，所受文化与成长环境都不算好，且未受过较为严格的礼教训练，因此生活相对随意。

　　宋代妇科名医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还记载了选择乳母的标准：

　　“又择乳母，须精神爽健，情性和悦，肌肉充肥，无诸疾病，知寒温之宜，能调节乳食，妳汁浓白，则可以饲儿。”

　　由此可见“精神爽健，情性和悦，肌肉充肥”是选择乳母极为看重的条件，也成为乳母形象的重要表征。而当我们把李嵩《市担婴戏图》《货郎图》《骷髅幻戏图》中的妇人形象与宋代《素烧喂乳妇女》雕塑，以及大足石刻中的“妇人乳婴”形象进行直接比较时，几乎能够确认她们之间存在明显相似性。（图10）她们共同呈现面相饱满圆润、衣着宽松、身材肥硕、精神爽健、袒胸露乳、怀抱婴儿、坦然哺育等共同特点，这与宋代选择乳母的标准如出一辙。上述形态特点显然与上文所述，在两宋社会环境下，在严格礼教约束与行为规范限定下的宋代女性有着明显差异。更与我们在两宋美术史中所见普通女性纤弱、瘦削、娇柔、胸脯扁平等特点截然不同。

　　显然，这一形象在宋代实际已成为一种典型性的创作题材。宋代不仅留下了如重庆大足石刻、《素烧喂乳妇女》雕塑、李嵩笔下的妇人乳婴等乳母形象资料，现有文献也可证明从唐代起乳母即已作为一种主题，成为类型化的图像创作形式，甚至还得到画史上重要艺术家的青睐。如《宣和画谱》记载唐代画家张萱：“旧称萱作《贵公子夜游》《宫中乞巧》《乳母抱婴儿》《按羯鼓》等图。”尽管张萱这幅《乳母抱婴儿图》已不传，但我们能够确认的是，以“乳母”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此时已成为对一种绘画样式的命名方式。

　　此外，以乳母为画题之名，甚至直接被记录于重庆大足石刻的雕像题记。如大足北塔50号题记：“奶子等任氏二娘年二十五岁，达妳吴氏年二十岁，虎妳□氏年三十六岁，佛保妳王氏年二十八岁，杨僧妳文氏年二十六岁，闰师妳王氏年三十岁,佛儿妳邓氏年二十八岁。”“妳”即“奶”之异体字，为乳母之俗称。《博雅》：“嬭妳，国母也，女蟹切。今俗谓乳母为妳，汉人谓母媪姥，凡此皆一音之转也。”明代焦竑《俗书刊误》载：“乳母曰嬭，一作妳，俗作奶，按韵书无奶字。”

　　在医疗条件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在幼儿夭折率极高，很多孩童到八九岁还有夭折危险的情境下，乳母甚至成为关乎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在父母看来，她们甚至已成为幼儿真正意义上的守护神。她们一般与主家立券约定雇值与雇期，担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保证他们健康成长的约定。她们年轻时给孩子哺乳，一些乳母会将孩子带至成人，甚至陪小姐出嫁，又帮忙照顾第三代。宋代小说中常常出现的老乳母形象，实际已成为一个家庭的重要成员。有学者甚至认为，由于宋代皇子夭折率一直居高不下，因此进入皇室的乳母几乎都享受到了极为尊贵的礼遇。尤其是养育了皇帝的乳母不仅得到“国夫人”的尊贵殊荣与封赏，且恩泽家族，使得整个家族从底层跻身上流社会。

　　六、皇子早夭、皇室家族病之下的图像祈福

　　宋代皇室一直存在较为严重的子女夭折率居高不下问题，且南宋明显高于北宋。尤其是李嵩所历光、宁、理三朝，夭折比率极为惊人，分别为83.44%、100%与75%，皇子的夭亡率近乎100%。（表1）很多皇子长到八九岁仍面临夭折危险，子嗣能否顺利长大甚至成为皇室头等大事。可以想见，两宋皇室为保全皇子性命应是想尽各种办法。

　　表1 两宋皇帝子女夭折数量统计表

　　从《骷髅幻戏图》作者李嵩供职画院的宁、理朝看，文献载宋宁宗属鲁钝型精神发育迟滞，周密《癸辛杂识》载，“宁宗不慧讷于言，每北使入见，或阴使宦者代答”。和宁宗的鲁钝相比，理宗无子，过继的皇位继承者度宗赵禥精神发育迟滞程度更为严重。不仅语言能力底下，理解力也很差。《宋史》载，“理宗问今日讲何经，答之是，则赐坐赐茶；否则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则继以怒，明日须更覆讲”。上述情境在赵宋王朝进入尾声时，伴随内忧外患，无异于雪上加霜。黄小峰认为宋代皇室利用图像进行祛病避祸，祈求延年益寿，逢凶化吉的祈愿行为十分普遍。

　　今天我们仍能通过考察文献了解两宋皇室为保育幼儿、驱病避祸几乎想尽各种办法。其中以图影造像作为保育幼儿，祈福多子的手段最为常见。如宋仁宗赵祯由于两位皇子豫王、鄂王相继夭折，为祈求早生皇子，于景祐四年（1037）二月，“置赤帝像于宫中祈嗣”。哲宗唯一的皇子与三岁的爱女仅隔四日先后夭折，这对哲宗打击无疑致命，“自皇子薨，即不御殿，辅臣等同入札子乞对，不许”。刘婷玉的研究阐述了南宋由于皇子早夭极为普遍，造成皇室企图用婴戏图祈福多子。尤其是李嵩创作生涯最为成熟的宁、理二朝，皇子近乎全部夭折。1210年之前，宁宗所生6个皇子均不过周岁即先后夭折，这无疑使得整个皇宫，甚至整个天下都笼罩在恐怖气氛与疫病阴霾之下。于是便在嘉泰三年（1203）九月，下诏图绘祭祀感生帝、太子星、庶子星以驱邪避祸。施莉亚也认为，无论是出于政府对收养弃子的救助，还是皇室出于祈福多子，此一时期的婴戏图广为盛行，均与此有关。现存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无款团扇《百子图》，黄小峰认为此图是目前存世最早、最为可信的宋代皇家御制“百子图”。由于画中罕见地绘入了女童形象，因此很可能是皇室授意画院为怀念逝去的年幼公主而制。在一种以男孩为传统图式的百子图中，有意绘入女孩形象，显然已是明显在强调对于女童的重视与保护。同样是服务于南宋宁、理宗时期的院画家陈清波，所绘《瑶台步月图》描绘的正是宫中女眷于七夕之夜，手捧摩睺罗的祈祷景象，根据摩睺罗众所周知的求子宜男用途，所祈祷内容便可想而知。

　　亦如汪圣铎所认为的，尽管相比于前代，宋代皇室医疗体系有了很大改观，不仅有专为皇室服务的御医系统，还有兼顾皇室内外隶属太常寺的太医系统，但宋代皇室仍存在较为严重的皇子夭折率居高不下，皇帝寿命不长等问题。疾病的阴霾几乎从未飞离宋代皇宫上空。史泠歌认为，和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最高的群体。如北宋的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至南宋时高宗赵构，皆有着与皇室先祖相似的病症，所占比例为57％以上。 “和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家族普遍具有肥胖、脑血管、高血压等遗传疾病，及压抑的宫廷生活等环境因素影响，使脑血管疾病成为宋代皇帝们最常见的疾病，且具有言语障碍、行动不便等共同特征”。如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死因一直备受关注，不少研究者认为，其并非被太宗所害，而是死于狂躁症或脑溢血。还有学者认为，宋太祖是猝死于饮酒过度。更有甚者认为，赵氏皇族的精神病、脑血管病等家族遗传病，拖垮了整个赵宋王朝，而并非“重文轻武”或“君主专制”。

　　毫无疑问，古代医疗条件的局限性是导致幼年皇子早夭的重要因素。而在医疗条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职业乳母便被视为守护皇子最重要的依靠。末代皇帝溥仪晚年曾回忆，皇宫中任何女人死亡所带给他的悲痛，都远不及将他抚养长大的乳母被赶出皇宫时令他悲痛欲绝。可见，陪伴皇帝长大的乳母在皇帝心目中有着怎样重要的位置。这也恰恰成为能够将宋代皇帝顺利抚养长大的乳母，几乎无一例外的均获得无上尊荣的重要原因。而供职于画院的院画家李嵩，其笔下多次出现的“妇人乳婴”恰恰应是乳母形象。而妇人身旁孩童婴戏场景中多子祈福，保育幼婴的图像寓意也就跃然于笔端。

　　七、结语

　　在考察两宋社会环境下，因为普通妇人行为规范之严苛约束与伦理道德之束缚，基本可确知，宋代普通妇人面对陌生男子当街哺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而，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宋代院画家李嵩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妇人乳婴”形象，是宋代普通妇女在乳哺幼儿的观点，值得商榷。

　　由唐入宋，由于中上层社会中女子愈发不愿亲身哺乳，致使乳母作为一种特殊身份逐渐进入职业化状态。而宋代文献中所载乳母选择条件，又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宋代艺术中频繁出现的“妇人乳婴”形象。其圆润饱满、丰乳肥臀、身材健硕等共性特征，与两宋绘画中瘦弱纤细的普通女子形象构成鲜明对比，从而也在向我们证明着，乳母形象或已成为一个专门创作主题风行于两宋。

　　在医疗条件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幼儿夭折率极高，乳母甚至成为一个中上层家庭孩童能否健康长大的关键性因素。而作为经历了光、宁、理三朝的院画家李嵩而言，我们尤须注意，此时皇室子女夭亡比率极为严重，皇子几乎全部夭折。为保育幼儿，皇室甚至想尽一切多子祈福、祛病庇佑之法，其中图影造像极为常见。如此情境之下，作为院画家的李嵩，其笔下多次出现“妇人乳婴”形象，且与文献记载高度一致，并呈现类型化特点，实际正是以乳母为原型，而其保育幼儿、驱病庇护意图也就趋于明显。(注释从略详参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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