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边境与社群：瑞属波美拉尼亚真的“瑞典”吗？（1648-1815）

　　原文引用信息：?nnerfors, Andreas. (2011). Borders and Communities: Was Swedish Pomerania Really Swedish? (1648-1815) Frontières et communautés : La Poméranie suédoise fut-elle vraiment suédoise ? (1648-1815). Revue d’ Histoire Nordique. 11.

　　在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与维也纳和约之间，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是由瑞典君主以共主邦联的形式所统治的。尽管绝大多数波罗的海对岸的省份都在大北方战争之后失去了，但残留下的一点滨海领土——瑞属波美拉尼亚的港口城镇施特拉尔松德以及学院城镇格赖夫斯瓦尔德直到1815年都还在瑞典手中。本文将探究这一地区的文化地位在从启蒙运动与早期浪漫主义时代直到拿破仑战争的暴力这一时段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遭遇（encounter）与认识（identification）。是否有一种“瑞典性”的概念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边界而存在？多民族混合地区又有哪些构成特征？文化交换与转移的主体又是哪些人？

　　关键词：瑞典，瑞属波美拉尼亚，波罗的海省份，瑞典性，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文化转移，语言边界，德意志与瑞典，身份认同/认识，格赖夫斯瓦尔德，施特拉尔松德

　　?n t?nker jag mig var provinsi samma f?rger, som jag minns fr?n kartans bj?rta gr?nser […] 看着地图上那些明晰的边境我仍旧能够回想起每一个省份它们都涂画着同一种颜色卡尔·斯诺伊尔斯基，《瑞典地图》（"Sveriges karta"）（1880）

　　在瑞典史学界存在着一种隐性的认知：瑞典民族国家的巩固是在那些终结了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的条约得以签订之后才开始的。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在欧洲大陆上、在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各种军事冒险都画上了句号，瑞典人才能够重新作为一个个体把目光放回到自己身上。“植物学之王”林奈对瑞典的动植物进行了系统命名，吟游诗人卡尔·米凯尔·贝尔曼（Carl Michael Bellman）俘获了整个斯德哥尔摩的心并建立了瑞典的声乐传统，古斯塔夫三世以瑞典学院、皇家歌剧院和皇家剧院这样极度中央集权化的机构为瑞典文化奠定了基础。略显疯狂的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放弃了芬兰和在德意志仅剩的一点领土。这时历史的车轮便已经转到了1809年，大移民潮与工业化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的彼端。

　　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现代瑞典一跃从历史的垃圾堆当中翻身成为欧洲成功叙事的典范。尽管与挪威结成同君联合，但瑞典性（svenskhet）与瑞典文化还是开始，并且至今依然被认知为一种鲜明的、代代相传的固有特征。19世纪末期民族主义时代的诗人卡尔·斯诺伊尔斯基（Carl Snoilsky，1841-1903）除了写过诗颂扬瑞典的国境线之外，还曾经出版过一系列历史诗集《瑞典印象》（Svenska bilder，1886）。曾经属于瑞典的不来梅-费尔登、因格尔曼兰和爱沙尼亚都不在这套民族主义叙事之内。瑞属波美拉尼亚尽管曾被瑞典统治了167年（1648-1815），其身影却也没有出现在这些印象当中。芬兰，过去瑞典王国的东半部分，在斯诺伊尔斯基的诗中仅仅被一笔带过：“极北之地，一道血红伤痕/苍茫大地向俄罗斯洞开”（“L?ngst upp i norr ett blodr?tt snitt/d?r vidtog Ryssland tomt och vitt”）。芬兰在斯诺伊尔斯基的时代仍然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是在1809年那场悲剧性的战争当中失去的，因此这片地广人稀的雪原就很容易成为集体感伤的源头。有趣的是，《瑞典地图》这首诗被包含在了《尼尔斯骑鹅旅行记》（Nils Holgerssons underbara resa genom Sverige）许多版本的序言当中。作为对他调皮捣蛋的惩罚，尼尔斯，来自瑞典南部——原属于丹麦的——斯科讷省的一个小男孩被法术变成了小矮人。尼尔斯和他家养的鹅与一群野鹅一起从南到北探索了整个瑞典。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f）以这本著作（二者都被印在了瑞典20克朗纸币上以示纪念）赢得了瑞典小学地理课教科书的竞标。几代瑞典儿童都深受她的著作影响，因为在1905年瑞挪联合解体之后，这本书不仅以总体上的，更是以地方上的刻板印象将瑞典的民族印象统一了起来。不过，《骑鹅旅行记》中精彩的一章却受到了波美拉尼亚传说中波罗的海之城维内塔（Vineta）的影响。一只波罗的海白鹳“艾尔门里希先生”（Herr Ermenrich）带尼尔斯来到了一座百年只有一天会从海底升起的城市。这是全书中唯一一次提到位于1905年之前瑞典“聚合国家”（conglomerate state）以外的领土。与挪威的联合解体让瑞典更加有必要定义自身的民族性，而这对此后瑞典历史被感知的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像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中所展现的这种还原主义叙事对严肃的史学史研究而言只不过是单纯的睡前故事而已。与此相反，我们应当提出，通过对“瑞典性”这一概念进行更广泛的探索，将能够避免一直以来支配着瑞典史学界的方法论民族主义陷阱。

　　作为一个横跨多地的王国对瑞典带来的文化影响——对“瑞典性”的多元化解读——并没有随着大多数语言、宗教、法律各不相同的领土丧失之后就此终结。“瑞典文化”一直都处在不断被重新解释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单一、稳定而同质化的连续体。在1721年之后，瑞属波美拉尼亚（直到1803年为止还包括梅克伦堡的维斯马镇）是瑞典仅剩的跨波罗的海省份，因此将1815年波美拉尼亚被割让给普鲁士之前的瑞典称之为一个聚合国家是说得通的。瑞典文化与瑞典性对这些德国属地上的居民而言意味着什么呢？瑞属波美拉尼亚究竟有多“瑞典”，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政治关系。法律，公共行政结构与代表机构仅仅构成了多元瑞典性当中的一个层面。文化上的定义与自我定义是个体进行自我反思的产物，而不同的个体有时候却可以处在彼此不同且相互矛盾的立场上。基于大量前人未曾触及的史料，我在之前的论文《瑞属波美拉尼亚：文化遭遇与认识，1720-1815》当中勾勒出了德国属地知识分子文化当中对瑞典之认识的基盘。我的论点是，这种认识是由波美拉尼亚同时处于两种文化的影响范围内这一特殊地位而决定的：一方面是德意志教育与宗教文化，另一方面则是瑞典的。在18世纪早期，波美拉尼亚人对于接受瑞典性这一概念所产生的分歧和抵抗更为显著。然而，启蒙运动时期的话语强调媒体文化与组织化社交，这就创造了一种在其中对瑞典的归属感能够得到积极解释的集会场所或空间。双方关系的不断发展（这也得到了交通等现实因素的促成）使得文化和谐的程度日渐增长。在瑞典政治统治行将就木之时，波美拉尼亚知识分子已经能够利用自身双重文化的能力充当北欧与德意志文化之间的中介，并积极推动文化转移。在这个拿破仑战争与神圣罗马帝国解体的时代，亲近瑞典既可以创造一种带连字符的（瑞典-德意志）身份认同，也可以成为一种基于对日耳曼“北方”的共同认知的新德意志民族思想的载体。170年来对瑞典性解释的不断变化就是这篇文章将要讨论的主题，其中将详细阐述下面的观点：“瑞典”，“瑞典人”与“瑞典性”都是可以在不同语境中产生不同含义的概念。民族国家的桎梏模糊了我们对这个曾经的聚合王国，以及对新的多元文化与全球化社会的解释。

　　在1628年与汉萨同盟都市施特拉尔松德签署了一份防御条约之后，瑞典君主于两年后接管了波美拉尼亚公国和吕根亲王领事实上的统治权。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波美拉尼亚损失惨重。1638年，有斯拉夫血统的波美拉尼亚公爵家族绝嗣，勃兰登堡选侯（也就是后来的普鲁士）宣称对其爵位具有正当继承权，但瑞典君主却保留了临时管制波美拉尼亚的权力，其中一大原因是作为帮助德意志新教联盟作战的补偿。由此，瑞典武力夺权（jus belli）的事实便被写入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当中，克里斯蒂娜女王也成为了波美拉尼亚公爵家族绝嗣后首位派驻代表统治此地的瑞典君主。换而言之，波美拉尼亚公国仍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有着自己的法律，并没有像丹麦的斯科讷、布莱金厄与哈兰诸省一样被整合成为瑞典的一部分。在波美拉尼亚，由一位总督担任瑞典君主的代表。由于瑞典王室普法尔茨-茨魏布吕肯家族来自德国，因此神罗皇帝便能够欣然将波美拉尼亚、维斯马/诺伊克洛斯特，不来梅-费尔登/维尔德斯豪森以及汉堡主教座堂会区“永久”封赐给瑞典国王。然而这个“永久”其实只持续了半个世纪。1670年瑞典和勃兰登堡就已经就波美拉尼亚爵位的继承权爆发过一场战争了。在1676年的圣日耳曼和约中，瑞典将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移交给了普鲁士。不过最大规模的割地还是在大北方战争之后，除去瑞属波美拉尼亚和维斯马（以及诺伊克洛斯特的飞地和波埃尔岛），所有跨波罗的海的省份都失去了。波美拉尼亚则遭到普俄丹三国军队占领，丹麦国王从1715年到1720年正式管理瑞典领土。不过在1721年1月，权力被交还给了瑞典。波美拉尼亚省府斯德丁与其他领土都被移交给普鲁士，吕根岛以南的港镇施特拉尔松德成为了1815年之前总督与皇家省府的行在。政治代表只体现在一个叫做Landtag（地方议会）的议事会当中，贵族与城市代表都会在其中出席，苦心孤诣地维护着他们那些足以追溯到中世纪时代的特权，地方行政也十分复杂，遵循着几个世纪以来的行事常规。然而，瑞典王室的确带来了一些革新。在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首的一系列条约中，瑞典在其德意志属地得到了限制上诉（jus de non appelando）的特权，这就意味着瑞典王室与其德国臣民之间的法律争端既不能被上诉到神圣罗马帝国法院，也不能被上诉到瑞典皇家法院，而是由瑞典君主在维斯马设立的瑞典德意志属地最高法院进行终审裁决。并且作为当地诸侯，瑞典君主还享有许多豁免权，或称“公爵法”（jus ducalia）。

　　自从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于1456年建立以来就已经开始吸引瑞典的学生前来，在1648年之后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在18世纪尤为明显。这所大学甚至在与隆德大学（1666年建立）争夺来自瑞典南部的生源。在整个18世纪，差别化的学位考试标准持续不断地引发着冲突。这所学校的许多教授都是瑞典出身。瑞典王室与贵族都拥有地产，因此他们还有权在自己领地上的教区任命牧师，其中许多也都是瑞典人。施特拉尔松德也是几个军团的驻地，军官与士兵中都包括瑞典人。军队当中的司法完全按照瑞典军法进行。瑞典军阶制度也得到了引入。来自瑞属波美拉尼亚的船舶经纪人与船长往往归化加入瑞典的港口城镇，例如卡尔斯克鲁纳和斯德哥尔摩。也许斯德哥尔摩的许多贸易公司都足以称之为瑞属波美拉尼亚的商人家族企业。18世纪瑞典与瑞属波美拉尼亚之间的文化纽带也大大加深了。在1718年到1771年间的“自由时代”，瑞典常常被人们当作实现理性社会转型的优秀模范。随着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国王与路易莎·乌尔丽卡公主（腓特烈大帝的妹妹）的联姻而开启的瑞典-普鲁士关系在瑞属波美拉尼亚得到了十分正面的评价，这为他们的儿子古斯塔夫三世于1771年即位后掀起的“古斯塔夫主义”热潮铺平了道路。在格赖夫斯瓦尔德与施特拉尔松德建立起了亲瑞的共济会会所，当地杂志也开始用德语报道瑞典新闻。因此，整整一代人都受到了亲近瑞典与北方的影响。科学、艺术与文学作品都因为同时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而获益良多，尤其是在早期浪漫主义时代。在瑞典控制波美拉尼亚的最后一个世纪中，当地与“母国”的联系更加得到深化。政治，行政，军事，个人与经济方面的接触都有所增加，波美拉尼亚自1630年以来便是瑞典属地这一点更加助益了双方的联系。“瑞典文化”究竟是什么，它在波美拉尼亚的地位又有着何种特征？如果“瑞典文化”指的是民族浪漫主义画家卡尔·拉尔松（Carl Larsson，1853-1919）的画作中展现出的那种理想化的印象，那么在波美拉尼亚想必是很难找到这种瑞典影响的。然而，我们可以假定在19世纪末民族国家巩固之前，“瑞典性”是一个接受解释与改变的概念，正如它在21世纪初一般。那么，又是什么构成了瑞典聚合王国的“瑞典性”呢？

　　民族学家林德-劳尔森（Linde Laursen）在对美国加州的“丹麦村”索夫昂（Solvang）进行的一次人类学研究当中宣称，虽然这座小镇与丹麦的联系以及对丹麦文化的理解都十分模糊，但在其中已经构建了一种丹麦民族认同的理想形象。根据林德-劳尔森的观点，研究人员不应当死板地维护传统，也不应当定义什么才是对文化的正确解释。如果将这种假设应用于瑞典王国的史学研究当中，就不可能确定波美拉尼亚对瑞典性的定义是否正确了。历史的主角与他们的自我形象必须得到认真对待。但是，试图确定一个自我定义是否“真正”具有瑞典性，则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应该以哪个版本的“瑞典性”对其进行理解呢？谁有权定义参考的标准？理想化的，真正的民族浪漫主义的印象又是什么呢？到底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模式”乌托邦，还是瑞典犯罪小说描写的敌托邦？认为“瑞典文化”只是政府行政结构、政治代表或者司法结构的反映，这种观点恰恰反映了一种对文化的狭隘视角。挪威文化人类学家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Eriksen）使用“认识”（identification）这个术语来取代“身份”（identity），因为，对于“文化”这个词而言，“身份”可能会暗含一种强加于某人之上，一成不变地传递给下一代的意思。如果将瑞典性与“瑞典文化”看作是动态的而不是固定的现象，就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人们对这些概念的定义。认识是一个进行时的过程，与跟其他人，镜子中的“他者”的互动有关。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关系产生于文化接触当中。聚合王国的存在必然鼓励文化遭遇、自省与比较。也许这样的过程并不像在我们当代的多元文化社会当中那样先进，但二者之间仍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正式层面上，波美拉尼亚的“瑞典性”是定于一尊、不容讨论的。社会各层人员都有义务向瑞典国王宣誓效忠，因此他们便是瑞典的臣民。瑞属波美拉尼亚职业精英圈子当中的部分成员借由贵族身份、政治官位或家族纽带等手段，从而更加接近中央权力的文化氛围，其他一些社会团体则会因经济原因申请瑞典城市的市民权，或者归化加入瑞典。早在15世纪末波美拉尼亚与瑞典之间就根据“原住民权利”（indigenous right）针对相互接受公民权身份达成了双边协定。不管是在两国之间互相移民、在其中某地设立办事处或从事某种职业，出身都不应成为障碍。

　　除去这种正式层面上与瑞典之间的联系，认识的过程也并不一定不会伴随着摩擦。不过摩擦恰好能够透露出一个概念的价值和重要性所在。政治上来讲波美拉尼亚人都是瑞典臣民，但文化角度上他们也是瑞典人吗？波美拉尼亚人对瑞典性的解读是否与斯德哥尔摩的中央政府相一致？如果不是，二者之间又存在多大的分歧？列强时代瑞典的自我认识包含了一系列意识形态的立场。正统路德宗信仰长久以来都占据着支配地位。“哥特起源论”（Gothicism）是一种对瑞典人起源半传说半历史的解释，它影响了瑞典的史学史，还包括诸如公法这样的政治概念。这些理念构成了独特的“瑞典”知识分子文化的背景。作为瑞典的臣民，必须表现出对瑞典这个大国的意识形态信条的忠诚。这就需要捍卫正统的路德宗信仰，支持“哥特起源论”的史观，并接受瑞典的法律与司法体系。

　　自然法理论很有可能加速了欧洲民族与人群之间的分化。在与其相关的论述当中，古典时代的体液理论得到了重新引入：希腊医学家盖伦指出人体由四种体液构成，四种体液的平衡决定了人的性情（以及随之进行的医学治疗），因此气候，尤其是空气，以及营养等同样也会对人的个性、智力特征与习惯产生影响。在这种理论于17世纪末被整合入欧洲诸国的话语体系当中时，是朝着对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不利的方向的。从哥特起源论的史观对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这种对瑞典人集体品性的恶意评判应当得到坚决抨击。当然，很难看出瑞典帝国的所有领土都有被强制要求追随权力核心的价值观。虽然这些省份都与瑞典君主有着官方联系，但瑞典的价值观却往往与当地的知识分子文化并不相容。

　　不过，瑞属波美拉尼亚的知识分子仍然有着足够的动机来接纳瑞典中央的一些意识形态基础。例如，在1700年左右，波美拉尼亚教会的领袖约翰·弗里德里希·迈耶（Johann Friedrich Mayer，1650-1712）就猛烈攻击了虔诚派运动，后者对路德宗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然而在丹麦于1715到1720年占领波美拉尼亚期间，许多同情虔诚派的教授都被授予了教职，为正统信仰之争埋下了祸根。此外，虔诚派注重内在的宗教虔诚，阻碍了对历史、自然科学、艺术、音乐和文学经典的研究。巴洛克文化的优雅与博学遭到了宗教狂热的压制。

　　这就是克里斯蒂安·内特尔布拉特（Christian Nettelbladt，1696-1775）在1725年从斯德哥尔摩来到格赖夫斯瓦尔德，并最终获得法学教授职位时遇到的文化氛围。他是一位梅克伦堡移民之子，他的父亲在斯德哥尔摩创立了一家十分成功的进出口贸易企业。内特尔布拉特家族属于一群德国出身的成功商人团体——“船桥帮”（Skeppsbroadeln），他们是斯德哥尔摩的经济贵族。不过，克里斯蒂安对经商毫无兴趣，他在瑞典和德国投身于北欧史、神学与法学研究，这是瑞典列强时代知识分子风气的典型产物。他的内兄弟耶雷米亚斯·帕普克（Jeremias Papke，1672-1755）则是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将极大的兴趣都聚集在了当今我们会称之为物理的领域之上。也许正是他对系统研究方法的倾向以及学术严谨性促成了他对瑞典路德宗正统信仰的强烈拥护。帕普克经历了过波美拉尼亚从瑞典管制到丹麦管制的过渡时期，因而决心在瑞典王权回归后加强宗教秩序。就在此时，正统派与虔诚派之间爆发了一场令人筋疲力竭的冲突。毫无疑问，宗教信仰是“瑞典性”的一个标志，而波美拉尼亚人当时并不倾向于将其作为自我定义的一部分。正统信仰的主要支持者也遭到了巨大的反对。

　　另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相当敏感的领域就是历史。内特尔布拉特试图通过考古发掘向他的波美拉尼亚同侪证明波美拉尼亚人在血统上源自北欧。瑞典和波美拉尼亚殡葬传统的相似被用来当作将瑞典法律引入此地的论据。然而发掘工作遭到了大规模反对，于是这一计划不得不被废弃。从一篇论文和两封关于这个话题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波美拉尼亚人拒绝接受哥特起源论对他们历史的解读。当在吕根岛发现一块符文石时，内特尔布拉特认为它很有用，因为这为证明波美拉尼亚和北欧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在欧洲的法学界，历史是法律标准与条文的主要来源。这是一门重要的二级学科，它使人们对中世纪的记录和条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在瑞典，它也成为了与罗马法之间的分界线。哥特起源论主张欧洲文明源自大洪水后就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哥特人。为与丹麦竞争，瑞典将自己标榜为哥特人的正统继承者。罗马法则被认为是作为后来者的拉丁人与教宗施加的影响，必须从北欧法律材料中予以去除，从而研究“原初”的哥特法律源流。虽然在德国法学家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倾向，不过罗马法在神圣罗马帝国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内特尔布拉特在一系列的学术论文中质疑了罗马法的有效性，这引起了他波美拉尼亚同侪的反对。此外，他还支持瑞典法学家卡洛勒斯·隆迪乌斯（Carolus Lundius），后者主张君主的绝对权力。几十年来，瑞属波美拉尼亚的庄园都相对瑞典王室享受着特权和独立。在自己的行省当中培养一种敌对的法学理论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最令人沮丧的可能要数波美拉尼亚第一本学术期刊《瑞典丛书》（Schwedische Bibliothec，1728-1735）的出版了。内特尔布拉特主要在这本书中出版北欧史料，但他自称也在报道波美拉尼亚的学术生活，并发表了对发表在格赖夫斯瓦尔德的一些作品的评论，其中包含了对作者的批评，使其成为了内特尔布拉特抒发他的各种争端的论坛。然而，在《瑞典丛书》的第二期当中，内特尔布拉特甚至从根本上反驳了气候决定论，其中包括盖伦的四体液说——古典时代的学者认为集体品质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克里斯托弗·奥古斯特·霍伊曼（Christoph August Heumann，1681-1763）是一位来自哈雷的教授，他广受虔诚派的推崇，在自己的著作《哲学志》（Acta Philosophorum，1715-1726）中运用了这种对文化差异的解释。瑞典人的智力才能与创造力遭到了质疑，因为他们认为气候寒冷的地理区域会阻碍哲学精神的产生。这种早期版本的气候决定论最终甚至被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运用到了政治哲学当中，遭到了瑞典和丹麦知识分子的一致反对。内特尔布拉特对霍伊曼的攻击往好了说也是相当刻薄，而且这种对瑞典宣示的忠诚也激怒了他的波美拉尼亚同僚。

　　十年之后，瑞属波美拉尼亚移民约翰·弗里德里希·克吕格（Johann Friedrich Krüger，1707-1777）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对民族性的验证》（Untersuchung des Temperaments einer gantzen Nation，1737）中批评了霍伊曼和其他作家，这部作品对瑞典及其国家认同进行了非常正面的描绘。但是在克吕格的家乡，内特尔布拉特对“瑞典人”的拥护却并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内特尔布拉特的案例表明，瑞典列强时代的文化价值观并不会促成正面的认识。

　　不过风气很快就会转变。早在那时，克吕格的上述著作就已经能够表现波美拉尼亚人在“自由时代”对瑞典的正面感知了。瑞典作为大国的意识形态要求的是在宗教、史学与法律方面的盲从，而自由时代瑞典社会的进步却被描述为成功的典型。克吕格驳斥了假定一个民族有着基于外部固定因素的共同集体特征的主张。相反，他认为社会的国家机构才是应当值得注意的。有关于瑞典的统治，他都加以了最为有利的描述：基本上没有哪个地方对待德国人比瑞典还要好了。……来自各个阶层（in allen St?nden）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都能够在瑞典找到赚钱的门路、实现就业；其中一些人甚至能够从一无所有当中被擢升至与王国的诸侯同列。……一些贵族的血统就是来自德国，许多德国人直至今日仍然在瑞典的权柄下蒙受礼遇。

　　克吕格在他的作品中讲求经验主义，而不是抽象的演绎。这个年代总有一种对自然科学推动社会进步能力（过分）强烈的信任。对人与人之间差异的推测将会被经验事实，最好是统计数据所取代。在这几十年间，面向受过教育的读者的期刊和出版物都会出版统计数据，这将成为现代社会学与社会责任治理的基础。受教育的团体和学术机构成为启蒙时代进步信念的推动者。就是在此，门外汉和专家同样都能够超出现有机构的垂直层级之外，聚集在水平网络中讨论科学、医学、技术与伦理问题。173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Kungliga Vetenskapsakademien，KVA）正式组建，仅仅一年后格赖夫斯瓦尔德就成立了皇家德意志社团（K?nigl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KDG）。于皇家德意志社团举行集会的文化圈子开始出版第一份面向受教育读者的期刊，而后这发展为长达七十年间用德语对瑞典相关话题进行的持续报道。1743年，期刊《波美拉尼亚学术新闻》（Pommersche Nachrichten von gelehrten Sachen）在其首页上添加了瑞典王国的纹章。一方面这显示了这份刊物与瑞典王室之间的宪法联系，不过选取这个标志也是因为它明确象征了皇家对科学进步与批判性价值判断的保护，而这正是这份刊物的主要侧重点。皇家德意志社团的活动和出版物总是在格赖夫斯瓦尔德进行审查，并且首先由德国新闻界审查。在1750年之后，瑞典新闻的正面内涵得到强化，因为它常常被理解为一种理性思想得到发展的标志。换而言之，与“瑞典”，“瑞典人”与“瑞典性”相关联的事物在启蒙运动期间发生了变化。人们能够自愿分享观点，而不必担心被大国强加的意识形态所威胁或者侵犯。数学教授安德里亚斯·迈耶（Andreas Mayer）在被选入瑞典皇家科学院时说他的心“毫无雕饰地属于瑞典”。学院则评价迈耶说得很好，紧跟时代的潮流。当迈耶和同时代的其他一些波美拉尼亚人如此自称时，他们指的可能更多是一种文化融合，而不是政治效忠。瑞典性所代表的含义如今已不仅仅局限于忠诚。

　　在启蒙运动期间，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定义微妙地逐渐从被动、忠实的臣民演变为主动参与、积极献身的爱国者，这由此标志着朝向现代（1789年后）民主制公民社会下的公民迈出的一大步。一个瑞典的“臣民”所代表的含义与瑞典的“爱国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后者会积极出力改善自己的国家以及社会的福利。一位爱国者将会主动做出对自己，同时也是对国家而言最好的选择，臣民则只能被动接受，仅仅是因为别无选择才成为瑞典人。格赖夫斯瓦尔德的一位历史教授约翰·格奥尔格·彼得·莫勒（Johann Georg Peter M?ller，1729-1808）自认为是忠于瑞典王室的爱国者。他积极推动了瑞典文化在神圣罗马帝国（以及更远的地方）的传播，为此所做的努力包括但不限于在1782年出版了一本瑞德词典，它直到19世纪还是交流的标准。莫勒在这本词典的序言当中写道：“命运将我安排在陛下的国家当中，作为一名长久以来心目中的瑞典人，我不能不热爱并练习这门已为诸多有天赋者所使用的语言。”最后，有必要强调的是，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场所创造了一些不受（原始）民族内涵所限制的区域。从1761年开始，共济会在波美拉尼亚成立分会，聚集了来自瑞典和当地的会员。共济会的仪式、宴会和祝酒辞成为了分享共同价值观的载体。

　　波美拉尼亚在文化上对瑞典性这一概念的第三种再解释发生在早期浪漫主义时代。在18世纪初，这暗示了一种基于神话历史解释与宗教的划分方法，而在启蒙运动期间，这种解释又接纳了启蒙价值观。然而，早期浪漫主义把兴趣投向了人类的起源。在被认为是高地苏格兰诗人莪相（Ossian）所著的诗歌中（实际上是由詹姆斯·麦佛森（James Macpherson）创作的），已经含蓄地提出，未经玷污的自然状态能够孕育出不受文明腐蚀的表达方式（这也与卢梭对自然的态度完全一致）。对人类起源的探索导致了对欧洲主要文化边界的重大修正，这种修正或许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孟德斯鸠与其他气候决定论的追随者认为，欧洲大陆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一个由自然条件产生的政府形式：寒冷气候对应民主政体，炎热气候对应专制政体，温和气候对应开明君主政体。孟德斯鸠将德国、法国和英国都归于第三个分区，而斯堪的纳维亚则被划入了民主区。然而，在早期浪漫主义时代，这种对人类起源的发现引发了对拉丁/罗马南方与日耳曼北方的二元划分。在这方面德国的浪漫主义就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迹象：我们可能会发现Nordsehnsucht（对北方的向往）与对意大利的理想化的痕迹同时出现。虽然如此，罗马帝国疆界以北的土地仍然被视为自然的统一体，而罗马境内的文化则常常被描述为人工雕琢、形式主义且颓废。这种对立日益强烈，最终导致了浪漫主义美学与古典主义美学的决裂。第一次、也是最主要的一次紧张局势的缓解发生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当时的战争不仅被视为两个不同的欧洲势力联盟之间的战争，而且被描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潜在的二分法可能为法国和德国相互之间的“宿敌”形象铺平了道路，这种敌对一直持续到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才结束。

　　瑞典性这一概念被重新定义为“北欧性”的自然组成部分，至少在瑞属波美拉尼亚作家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看来是这样。对他来说，瑞典人是钢铁的民族，因此他们的政府形式就反映了这种自然条件。在他写于1804-1805年的瑞典游记中，有好几个地方都表达了想要参与他认为是一种“人们之间的亲密接触”的愿望。而在他看来，“德意志”代表的是一盘散沙，缺乏传统和特征性表达。因此，瑞典人的身份可以代表一种补偿。阿恩特与同样出生在波美拉尼亚的瑞典国民、神秘的德意志浪漫主义艺术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以及其他德意志知识分子共同寻找德意志的新形象。在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这种发现活动大大加强，并且受到了邻近的定义模糊的“北方”概念的启发，在这个“北方”上可以投射出各种概念。自文艺复兴以来，日耳曼人就以罗马作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神话历史自我印象。古老、尚武且操持美德的日耳曼人被塔西佗理想化地认为构成了一种对罗马帝国的威胁，此时罗马的权力已经日渐衰微。此外，卢梭也以塔西佗来否定艺术和科学对文明的影响。提升自然环境的地位是德意志自我定义的一部分，但在19世纪它被扩展到包括北欧的各种泛日耳曼的组成部分。瑞典被认为是一个先进的姐妹国家，并且阿恩特在1806年的辩论小册子《时代精神》（Geist der Zeit）当中预言瑞典未来将会迎来强盛的年代。浪漫主义的概念加速了原始民族主义形成的进程。欧洲各国都发现了自己的特征，并把兴趣放在了民间传说、故事以及本土的民族神话上。对于波美拉尼亚的人们来说，这将涉及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把“波美拉尼亚”作为更大的德意志/日耳曼文化集体的一部分。这似乎必然伴随着与代表“外国文化”的瑞典文化分离。但是，矛盾的是，一个人属于哪种文化这个问题似乎并不会以明确的“是”或“否”，而是以“同时”来回答。这两种文化的一部分都融入了一种自我印象当中，今天我们将会称之为“连字符身份认同”（hyphenated-identity），而历史上的主体将这种身份表达为“两栖的存在”（amphibious existence）。

　　在瑞典与波美拉尼亚政治纽带存续的最后几十年中，双方相互之间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克里斯蒂安·埃伦费里德·魏格尔（Christian Ehrenfried Weigel，1779-1848），作家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最好的朋友，将他的行医场所从施特拉尔松德搬到了斯德哥尔摩。魏格尔最终被任命为皇家医学院（瑞典最高医疗管理机构）的院长。生于乌普萨拉城外的雅各布·瓦伦尼乌斯（Jacob Wallenius，1761-1817）在波美拉尼亚成为图书管理员、教授和牧师，他对归属感的矛盾情感被引用成为了本章节的标题。他在格赖夫斯瓦尔德与当地人组成家庭，通过信件与自传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了他对德意志/波美拉尼亚认同的日益加深以及对瑞典的疏远。他1785年抵达波美拉尼亚，并在1791年最后一次前往瑞典。就在这次旅行之前，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在格赖夫斯瓦尔德感到的陌生感。但当地居民的热情好客，尤其是瓦利尼乌斯在当地共济会所“Zu den drei Greifen”的会员身份为他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他有了新的相遇，也有了找到新同胞的感觉。在他的瑞典之行中，瓦伦尼乌斯描述了自己由于着装被当作外国人/德国人的故事。他在抱怨渡船开得慢时巧妙地打出了德国牌，但这身衣服也让他无法出席法庭。回到乌普萨拉的老家后，瓦伦尼乌斯反思了自己的双重身份：外国人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接纳。同胞则会收到热爱，特别是来自熟人和朋友的。对我来说，这一切都集于一身。我既是朋友又是熟人，既是外国人又是本地人。这就意味着我非常快乐——我知道如何认识这种快乐。在斯德哥尔摩的德国教堂用餐时，我被安排在一家德意志-瑞典公司的中间，因为我算是某种两栖的人。最后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里。我对坐在桌边的瑞典女士说德语，她也用德语回应。

　　然而，就算在1815年瑞典统治结束后，波美拉尼亚人也保持了这种文化两栖的形象。直到1828年，贵族军官卡尔·弗雷德里克·伯恩哈德·冯·德·兰肯·瓦肯尼茨（Carl Fredrik Bernhard von der Lancken Wakenitz ）还写道:“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两栖的状态了。我想要么当个蛋，要么当个鸡……要么当个完全的瑞典人，要么当个完全的普鲁士人，”并在稍后写道，“我现在所处的这种位于瑞典国王和普鲁士国王之间的两栖状态使我无法忍受。”

　　瑞典文化是如何在波美拉尼亚传播的？它又对提高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产生了哪些正面作用？文化能力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长达几十年的过程的产物。波美拉尼亚对瑞典及其事务的熟悉程度在瑞典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当中有所增长。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双方在瑞典列强时代的正式政治纽带，而个人和家庭都从这种处境中获益。“普通”的波美拉尼亚人由于强制宣誓效忠瑞典王室作为当地的统治者而成为了瑞典的臣民。虽然这个省并不按照瑞典法律管理，但特殊场合的祷词（例如皇室成员的出生、逝世甚至遇难的时候），特别是圣经经文和教会年历中所用的箴言、为特殊用途而举行的捐款或施舍（有时是为了“全国”的用途，例如救灾）还有政府法规，都被从瑞典语翻译为德语，连在波美拉尼亚最小的教区都得到了公开宣传。这样就创造出了一种共同的命运和价值观，将最偏远地区的教会与更广泛的关于瑞典政权的集体叙事联系起来。一些波美拉尼亚人在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的情况下就掌握了一些瑞典语技能。像Stralsundischer Relations-Courier这样的期刊从1689年起就一直在报道来自瑞典的政治新闻。这一发展与邮政服务的改善密切相关，当时有一艘邮船穿越波罗的海定期来往在于斯塔德和施特拉尔松德之间。这些沟通渠道在1720年后进一步得到加强。意识形态的对立得到克服后，瑞属波美拉尼亚的精英们便意识到他们可以从与瑞典更紧密的关系当中获利。通过对受教育者和媒体之间有组织的社会互动进行深入分析，能够清晰地显示出其中的模式。波美拉尼亚人非常渴望成为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他们对瑞典著名科学家的著作（以及后来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翻译。共济会文化使同属于其中的瑞典人和波美拉尼亚人能够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下相遇。在高档周刊《评论新闻》（Critische Nachrichten，1750-1807）和后续的出版物中，大量关于瑞典的内容反复出现，就像在政治报纸《施特拉尔松德报》（Stralsundische Zeitung，成立于1762年）当中一样。这个时代的中心人物是约翰·卡尔·德纳特（Johann Carl D?hnert，1719-1785）。他是一群能够读写瑞典文的图书管理员之首，教授瑞典历史和法律，并且还是由瑞典人建立的共济会分会的领袖，或者说是尊主（Worshipful Master）。他同样也是《评论新闻》周刊的出版者。德纳特的前任就是之前提到过的约翰·格奥尔格·彼得·莫勒，他在瑞典生活了10年，因此人脉很广。当地的大学教授瑞典历史，后来还开始教授瑞典语言和文学。18世纪下半叶，瑞典语-德语翻译家的队伍得到了稳步壮大。其结果是，不仅严肃出版物和小说，一些更普通的书籍也得到了翻译，比如凯萨·瓦里（Cajsa Warg）的烹饪书《家务伴侣》（Hjelpreda i hushallningen）。它包含了大多数今日所称的典型瑞典菜的食谱，就像德国出版的《瑞典烹饪手册》（Schwedisches Kochbuch）一样，它也在波美拉尼亚推出了好几版。

　　最广义上的文学在也成为传达瑞典文化的桥梁，并且成为了分散在全省各地的各种“瑞典文化孤岛”当中文化实践的一种的生活经验。这些孤岛中包括瑞典贵族家庭的庄园，施特拉尔松德的瑞典驻军，格赖夫斯瓦尔德的瑞典学生联谊会，以及在波美拉尼亚定居的瑞典家庭。如果将这些孤岛解释为将瑞典文化视作政治建制之文化的空间，也许就能够说瑞典文化已渗透到波美拉尼亚社会的其他层面，这个社会也试图对其进行吸收和模仿。例如，雅各布·瓦伦尼乌斯曾写到过他与须伦谢纳家族（Kuylenstiernas）共同参与的圣诞节庆祝活动，须伦谢纳家族是一个瑞典贵族家庭，他们的地产位于格赖夫斯瓦尔德以东的普里齐尔（Pritzier）庄园：“所有人都在讲瑞典语，上的菜也全是瑞典菜，从里到外都是瑞典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在他的波美拉尼亚同胞中发现了瑞典人的许多其他特点，其中之一就是瑞典传统的圣诞礼物，julklapp（直译为“圣诞敲门”：在这种习俗中送礼人匿名把礼物投掷到收礼人的门上），直到1936年一份人类学研究才证实这种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波美拉尼亚的通婚现象也十分普遍——瓦伦尼乌斯自己的婚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可能成为文化实践进行交流的空间。要对“连字符认同”进行解释，就需要对多个领域进行考量。

　　尽管拿破仑战争和新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瑞属波美拉尼亚人对连字符身份认同的表达似乎一直保持了稳定。在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解体之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曾经试过将瑞属波美拉尼亚整合入瑞典本土。但是对波美拉尼亚人而言这有些越界了：受到瑞典的统治（“Zugeh?rigkeit”）与成为瑞典的一部分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波美拉尼亚代表团1810年在厄勒布鲁的国会会议上所提出的观点。如果她没有被用来当作瑞丹普三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的话，这种对波美拉尼亚领土与瑞典之间关系的定义甚至可能会延续到维也纳会议之后。瑞典与挪威组成了联合，丹麦获得波美拉尼亚作为补偿，但随即就用其与普鲁士交换了荷尔斯泰因的领土。普鲁士对波美拉尼亚的占领远非亲普派论调（borussophile），也即普鲁士民族叙事当中所错误描述的那般自然。波美拉尼亚失去了作为瑞典与德国之间享有特权的中介与枢纽的地位，在普鲁士的统治下，它在工业化的回潮当中退化为一个边缘的二流省份，这可能能够解释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在波美拉尼亚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部分原因。

　　在1720到1815年之间，瑞属波美拉尼亚都同时处于多重文化影响之下。瑞典性以一种进行时的方式得到持续的再解释。历史学家托尔比约恩·恩格（Torbj?rn Eng）将瑞典帝国的特征描述为“表达的聚合”，作为类比，也许我们也能说瑞典文化同样能够与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涵义相联系。恩格指出，“瑞典帝国领土的概念就像一个国家的概念一样，并非永恒不变的，而是千变万化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波美拉尼亚属于瑞典期间，瑞典性被赋予了多层涵义。这个省的全体居民都是瑞典臣民，其中有些人则根据法律以外的理由将自己定义为瑞典人。与瑞典的政治关系的宪法基础自1648年就已奠定，然而，文化的普遍发展导致了持续的认识、再解释和重新定义。很多被认为属于典型瑞典文化特征的习俗都在波美拉尼亚人当中流行。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基于归属感的假设，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隶属关系。用许兰德-埃里克森的话来说，整个多领土国家或聚合王国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相互交叠的社群所组成的动态系统”。当两种文化相遇时，就形成了两个社群之间的边界。无论是在政治组织、法律文化、宗教还是教育领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才会被迫将某一事物定义为属于其中一方或另外一方。然而，这种认识的过程本质上意味着边界是双向交叉的：作为一种想象产物的“他者”必须建构出来，这样才能够理解，或者说至少处理它。如果有可能找到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其统一特征，社区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就可以理解了；这样一来它们就可能会构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著名概念，“想象的共同体”。

　　在由修辞和象征性惯例所决定的随意文学当中，人们在寻求一种共同点来代表瑞典王国各地之间的社群。像是“从（波美拉尼亚的）佩讷河到北冰洋，从波罗的海星罗棋布的诸岛发出的团结一致的声音”这样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普遍的。作为波美拉尼亚的信使，海王星号经常穿越波罗的海的波涛来传达同情的欢呼或是哀悼。人们也常常将国王夫妇描述为关怀瑞典各地的父母，全体臣民都有义务为了共同的君主而祈祷、哀悼或欢呼。1720年后的施特拉尔松德盾徽展现了瑞典狮和波美拉尼亚狮鹫，这一形象在瑞典统治的剩余时期多次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纹章在纳粹时期是被禁止的，因为它并没有代表这座汉萨同盟城市真正的“德意志”特征。从前公式化的表达被更复杂的表达方式所取代，其显著特征是文化遭遇推动了转移和超越。

　　在跨文化地区中，不同的文化通过相互影响从而跨越了边界线。当地的氛围促进了翻译和文化转移，这被理解为潜藏着思想交流的过程，能够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研究。在瑞属波美拉尼亚的案例中，跨文化背景是启蒙运动知识分子文化典型元素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1720年至1815年间，在瑞属波美拉尼亚有一群20到25人的知识分子参与了从德语到瑞典语的翻译工作，瑞典语到德语的翻译情况也是亦然。报纸、期刊和书籍中的交叉引用培养了当地人对瑞典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和熟悉度。家庭关系和贸易关系、受教育者的网络和组织化社会相互作用，加上政府对这类问题的关心，更支持了这一趋势。为瑞典王国服务的职业对许多波美拉尼亚人来说十分具有吸引力。总之，所有这一切都创造出了丰富的文化跨氛围。其中至少有四个要素是最为突出的：即时转移。新闻、书评、学术著作以及其他作品都是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文化的，这就需求快速高效的翻译手段，并建立一种相互关联的氛围。这种转移的效率也取决于交通运输的便捷程度。对比推理。两种文化之间被建构出了永恒的对立。我们能够在许多领域的文献中寻得对比推理的踪迹：法律，政治，经济以及文学（诗歌）。共存主题。由于跨文化地区的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使之相互共存便不仅仅成为一个政治与经济上的任务，同时也成为了许多不同种类文字创作的主题。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作者与读者。由于跨文化的背景，作者与读者都发展出了多文化的经验，这使他们能够读写具有跨文化内涵的文字。

　　除了瑞属波美拉尼亚文化所具有的这些特点，跨文化地区的其他显著特征还包括移民、通婚、流落与“连字符认同”，这些要素都能够在瑞属波美拉尼亚丰富的史料当中找到，它们对我们理解瑞典多元领土帝国内的文化多样性而言也十分重要。如果将这种现象的显著特征与同质化的瑞典民族国家进行对比，就可能会发现瑞典文化及其形式曾经是十分多样化且丰富的。这种多样性与丰富同样也是今日瑞典多元文化社会的标志。早期近代与后现代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介于二者之间的则是当代的“空位期”，以及它那压倒性的同质化压力。对“瑞典性”这一概念的史学研究需要更为广泛的语料。今天我们定义为“瑞典性”的这个概念在过去包括了远比今天多得多的引申含义，并且过去它也得到了更加可变的解释。首先，民族国家的巩固使这个概念变得僵化，并将其纳入一系列特别的尺度规范当中。由于瑞典的史学史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因此，拆解它所产生的坚固混合体的任务还有待于完成。对民族或文化身份的描述被当做是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下这个后现代与全球化的时代已经解构了文化的同质性。过去时代的形象被塑造为理想化的田园牧歌，有着清晰的结构和井然的社会秩序，我们的时代则被描述为与之毫不相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根源被投射到了一个伪造的黄金时代之上。我想通过指出什么更有可能是“瑞典性”当中既毫不相干又相互统一的元素所组成的连续体来对这一观点进行反驳。瑞典目前的疆域范围只形成了一个世纪多一点，她所经历过的每一个领土阶段都留下了各自的文化印记。移民、融合与文化冲突一直是瑞典人的特征。它的本质是由一系列有时看起来相互矛盾的品质所组成的。民族国家的辩护者声称存在的某种“瑞典性”的统一概念从来没有存在过，现在也不存在。瑞属波美拉尼亚的瑞典性是以其他至今仍然有效的前提和定义为基础而建构出来的。

　　在1648年到1815年之间，波罗的海沿岸的瑞属波美拉尼亚受到瑞典君主的统治。在1720年之后，它成为了波罗的海对岸仅剩的瑞典省份。这里既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也属于瑞典的疆域。在文化层面上，这种地位造成了双重的影响。瑞典史学史倾向于在对近代瑞典性与瑞典文化的概念当中消除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但是正如这个地区的政治地位导致了“表达与概念的聚合”，文化观念的语义场同样也仍然是接受重新解释与多样化定义的。本文确认了在瑞典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发生在瑞属波美拉尼亚的过程。在第一阶段中，瑞典列强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哥特起源论与正统新教信仰仍然是确切的瑞典自我定义的主要组成部分。法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内特尔布拉特（1696-1775）就是这个阶段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不懈对抗着他眼中那些对瑞典历史以及气候的错误认知，并宣扬瑞典在这方面的优越性。内特尔布拉特试图说服波美拉尼亚人属于北欧文化，但遭到了他们的拒绝。瑞典文化的概念在这一阶段还尚未超出政治的层面。

　　在内特尔布拉特离开之后，新的一代人取代了他的位置，开启了缓和与合意的阶段。分享共同的启蒙价值让旧日的冲突烟消云散。面向受教育读者和成员的期刊和社团得以建立。报纸开始报道瑞典新闻，波罗的海两岸的学社都在同时吸纳瑞典和波美拉尼亚出身的成员。“身为瑞典人”的概念被认知为积极参与以理性和开明的方法建设社会。在文学与史学史领域，波美拉尼亚与瑞典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一种确定的模式。在瑞典统治的最后阶段，一代作家、艺术家与史学家独立形成了自己对于瑞典与北欧的看法。这源于一种新的美学，以及遍及整个欧洲的灾难性的政治发展。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德意志知识分子被迫对自己的身份做出答复。突然之间，北欧模式就成为了德意志自我定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波美拉尼亚人的浪漫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瑞典最后一个行省的控制权被移交给了普鲁士。

　　对瑞典的认同过程和被视作是真正的瑞典人才会具有的价值观的确立只有通过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文化能力才有可能实现。瑞典历史和语言都在波美拉尼亚得到教授和书写，大约有20名翻译人员从事信息的跨文化传递。越来越多的种间通婚可能促进了这一进程。此外，这里还存在几个“瑞典孤岛”，这可能也是瑞典文化传播的原因之一。在瑞典统治末期，波美拉尼亚人有可能会选择连字符身份认同。瑞属波美拉尼亚具备成为跨文化地区的一切先决条件，其地位创造了一种即时转移、对比推理、共存模式和多元文化能力的气氛。始于1905年的瑞典民族国家建设过程奠定了瑞典文化的定义，但历史实际是，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符号意义上，瑞典性与瑞典文化的概念在此之前都是丰富多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前现代和（多元文化的）后现代之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在现代性的桎梏之内，在其同质化的压力之下，文化被定义为固定不变的，而不是一个持续的、多变的过程。瑞属波美拉尼亚对瑞典与瑞典性的定义必须作为多领土政权所促成的一项变化而得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