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认为萨特拖了法国哲学的后腿？

　　萨特百年诞辰的时候法国有新闻周刊专号以“萨特总是搞错吗？”作主题。在最讨厌的哲学家的问题里有人回答萨特把法国人全都教成了装逼犯。怎么理解萨特的“错误”？

　　因为大多数介绍萨特存在主义的通识读物都会迅速略过《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重点关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或者小说《恶心》（Nausea）等知名度更高的作品。

　　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让人轻松进入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核心概念，但问题是，这样就忽略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复杂性。

　　知道萨特的“人要受自由之罪”并“需要付出一生的时间来争取自己的自由”是一回事，而理解这些想法背后对于意识本质的特殊哲学见解却是另一回事。

　　如果题主的兴趣在于哲学的复杂度与多变性，那就必须从《存在与虚无》说起。

　　萨特的出发点非常简单：

　　我思，故我存在。这是寻求真理的最好的出发点。在这个表达中，意识的绝对真理开始意识到了自己。这种自知的意识也反映在萨特使用的术语中：他将意识叫作“自为之物”（Being for-itself），将其他一切都称为 “自在之物”（Being in-itself)。

　　这个观点并不陌生，它实际上是笛卡尔观点的20世纪升级版。

　　然而当萨特搬出了自己对于意识的理论后，情况就完全变了样。

　　他认为自为之物的定义是虚无——完整性的缺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意识是一种存在，它的本质是对自己缺失的意识。”

　　在没有其他背景知识的情况下，这句话听上去极其难懂，但不妨先来看一下萨特提出的关于意识的意向性问题 （intentionality of consciousness），也许能对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有一些帮助。

　　意向性指的是意识的指向性，意识总是针对某件事情而产生的。

　　这个基本的观点不难理解。意识从各种层面来说都必须针对一个对象，比如说，一个人可以了解一只狗，想要一个冰淇淋，评判一场竞技比赛，记住一场生日宴会，或是凝视一次日落。

　　这个观点最早在19世纪由弗朗兹·布伦塔诺 ( Franz Brentano ）提出，他的原话是：

　　经院哲学家认为精神是对不存在的客体的意识，即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是朝向某种对象的轨迹。……所以精神活动也包含了客体……在表达中，某物被呈现；在判断中，某物被肯定或是被否定；在爱中，某物被爱；在恨中，某物被恨；等等。萨特将上述观点进行了延伸，他认为意识的指向性意味着意识和意识对象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欲望和欲望的对象间、憎恶和憎恶的对象间、沉思和沉思的对象间等等都存在着这样的鸿沟。

　　意识的虚无就在于：意识的对象并不符合意识本身。

　　上达观点和萨特的名言“人要受自由之罪”有着紧密的联系。自由就是对意识的既定秩序的拆解，这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永远可能以其他方式存在。

　　我们可以将意识想象成一个自由漂流物：自为之物在挣脱了束缚以后可以对它的对象施展任何态度，这时它是绝对自由的。

　　综上，英国哲学家玛丽·沃诺克（Mary Warnock）指出，在萨特的观念中，“在自为之物的最中心处，我们不仅找到了自由，也找到了虚无”。

　　因此，自为之物是缺乏内核的，这样便有了存在主义的核心观点——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无法与自己保持统一，致使它无法成为一个自在之物。这便是萨特所说的，自为之物不是它所是，而是它所不是。

　　和人类永远相隔两处的并不只有我们的过去，也有我们未达到的可能性的总和，这种可能性包含了已经逝去的和没有逝去的。自为之物的绝对自由正是在这种没有任何束缚的断层中才能被找到。

　　萨特认为人始终与自由背道而驰，我们能意识到自己在根本上的自由，但是必须不断做出选择，而做出了选择以后，我们既不能依赖永恒的自由也不能依赖暂时的自由，这使我们产生 “焦虑”。

　　人会采取一些策略来否认自己根本的自由，这就是他著名的“自欺”（bad faith）理论。为了更好地理解“焦虑”和“自欺”的概念，来看一下萨特是如何分析眩晕 （vertigo）这一精神状态的。

　　萨特称眩晕就是某种程度上的焦虑：

　　我所担心的不是自己坠落到悬崖下，而是担心自己就要坠落悬崖。假设你正走在一条山间小道上，旁边就是万丈深渊，你会感到分外恐惧。你便体会到了人类在世界中和一草一木并没有太大差别，同样也受物理法则约束，并因而感到恐惧。如果一不小心失足，你就要葬身于此了。因此，除非你有自杀的倾向，不然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最小化风险，你的行动很可能是走在离悬崖最远的那一边。

　　所以，你把对未来的预测强加于现状以逃避恐惧，或者用萨特的话来说，你只是把客观的可能性——坠落悬崖的可能——强加在自己的可能性之上。

　　然而，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你被过去和未来的虚无所分隔。因此，你在某一时刻做出避免坠崖的行动绝不保证你在下一时刻不会想把自己摔下悬崖去。

　　萨特说：

　　我焦虑的根本原因来自行为的无限可能性。这意味着当我用动机推动行动时，会发现这些动机不够有效。当我被对悬崖的恐惧所困扰时，我也意识到恐惧并不对我可能采取的行动起决定性作用。所以造成焦虑的根本原因是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认知。广义来说，这是一种永恒的不确定性，而罪魁祸首就是存在于最中心处的虚无。

　　萨特认为，对于焦虑的标准反应便是“自欺”，其本质是对存在完满性的追求。我们往往通过将自己看作一种非人的事物而达成这一目标。

　　借助这种手段，我们获得了自在之物的确定性，并就此将自己从自由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完全解放。

　　《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包含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自欺”例证，其中最有名的是关于一个咖啡厅服务员的。这个咖啡厅服务员努力将自己定义为一名服务员，但最终由于他角色扮演得太过完美而背叛了这一虚幻的身份。

　　这些例证我们不一一细看，而是通过萨特的小说《恶心》来宏观地探讨一下他是如何阐释“严肃精神”和自欺的。

　　对于萨特来说，严肃的态度 “认为现实指的是外部世界，而非个人?严肃的人把自己与现实联结起来的程度取决于他融入外部世界的程度”。

　　具体来讲，这样的人认为独立的客观现实支配着他的行为和价值观，他对自己的定义完全来自他所珍视的权利义务价值网络。

　　在《恶心》中，萨特对布维尔(Bouville）市民的描述将这种严肃展现得淋漓尽致：

　　国防部政府要员帕克姆的儿子让·帕克姆??总能履行自己的义务，作为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官员的所有义务。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权利提出要求：作为一个孩子，他有被无微不至地抚养长大、继承家族美名和生意的权利；作为一个丈夫，他有被温柔的情感包囊以及被照料的权利；作为一个父亲，他有被尊重敬仰的权利；作为一个官员，他有被绝对服从的权利。在萨特笔下，市民们的现实来自于自身之外：来自一家之主的位置；来自商业成就；来自教养和德行；来自可以完美解释世界的知识。

　　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特定身份，将自己和所属的社会网络的价值观捆绑在一起，把自由的诉求遮蔽了起来。

　　对于这些市民，或是其他采取“自欺”策略以逃避自由的人来说，很不幸，绝对自由的意识不是我们想摒弃就能摒弃的，因为这种意识被深深地烙在了我们的意识结构中。

　　一个服务员可以扮演服务员的角色，一个打老婆的丈夫也可以骗自己说他的恶行完全是被暴力的冲动所左右，但是这些借口无一幸免地都会被我们内心中的虚无所吞噬。

　　意识和意识的对象之间永远有断裂，我们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做着选择，然而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还有其他无数种备选的存在。

　　如果我们都在“经受着自由之罪”，那唯一能做的就是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应该以自由之名为自己做出选择，这就是生活的真正意义。

　　我们的选择绝不来自上帝的旨意、道德的约束、政治的义务或者任何其他的外因，相反，如果我们的选择是在“没有任何其他帮助和借口” 下完成的，我们才真正在为自己做出选择，其他的任何想法都是在自欺欺人。

　　放张帅照haha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