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理论实践——人是女人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明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

　　——西蒙娜·波伏娃

　　女性议题确乎是渗透到层层面面了，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女权主义的互联网狂欢已然轰轰烈烈震荡了数年，而在新自由主义走向它超新星的闪耀的尽头时刻、在金融资产阶级的神经中枢夜夜笙歌、科层资产阶级战战兢兢地享用贡品时，女性的平均薪资也的确是稳中向好地下降了，法权和社会期待在催促着娜拉快快回家，于是结婚的结婚、骂人的骂人、盗窃的盗窃......但一切变化都在这不变中起着变化。

　　由于最近发生了几起恶劣的性别迫害的事件，关于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张力使它短暂地奔涌而出，这张力时刻撕裂着我的行动、扬弃着我的观念，于是将一些想法整理起来诉之于文。

　　（一）平权主义不存在

　　曾经看到过一个提问：一个未成年的少女面对成年男性的性侵、性虐待和精神控制该怎么办。这问题实质上是在隐喻现实中的形形色色的性侵行为和可能性。基于作为普遍话语的人道主义，在这些文明安宁的回答者中，没有人会宣称这个少女应该坐以待毙，没人会认同那个犯下罪恶的男性，但是在回答者中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一种是在前面提到的前提下，将“怎么办”理解为“自卫”，而把自为的矛盾核心指向少女自己，他们的理由非常符合“女权主义”这个符号的基本要求：女性必须要自立自强，必须掌握自我保护的力量，成为人生和社会的强者，这样在面对这种或软或硬的性迫害时，才能有勇气说不，有能力逃脱，因此，责任在于少女本身，因为她们没能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性，甚至时“女权主义者”。我点开了这些回答者的信息，无一例外都是男性；而另一种声音的主体同样就是女性，她们认为：女性在一种原始状态中本来就无法对抗更加身强力壮的男性，且对于一个少女（未满十四岁）来说，要求她有自保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显然是无稽之谈，全部责任应当在于加害者，而不能去苛责受害者，“怎么办”在于这个社会究竟如何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给予更全面的安全保障。

　　这些人具有着一个特征，即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或者“男权主义者”，他们都强调自己首先是“人”，是平权主义者，但在这个标签下却潜藏着对一个基本的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6月10日在唐山发生的多名男性对一名女性进行的暴力案件，以及上海的砍人事件，是对后一种观点的某种程度上的确证，即使是健全的成年女性，也没有办法在脱离了一定社会关系下实现那种受到反复提及的自立和强大，毋宁说，失去对象性，没有任何人能够实现这种自足，更何况在面对暴力事件时，对象已然出现在主体面前了，拒斥女性作为实际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女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究其根本来说，是失掉了作为这个人的定在，而将具体的、现实的女人抽象为了连在观念上都缺乏其规定性的女人的空泛能指，在这个意义上的“女人”与“男人”所表达的意思没有任何不同。许多男性平权主义者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十八世纪以来的原子化抽象人的虚构罢了。

　　必须承认一个前提，女性平权主义者断然不会放弃承认，女性自身必须取得自立、自足的能力，这同样是女性主义者的基本诉求之一，这是一切女性话语的底层逻辑。但是在公共话语场域中，却放弃了这种本真性的表达，而承认自身的弱势地位，将姿态放低，转而要求共同体的“保护”，正是这一点引来了男性平权主义者们的批评，他们认为这让会使女性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共同体和他人，譬如某些经济部门、资产阶级中的性需求者、乃至被公认为是父权制滥觞的家庭。这不会对女性寻求自己掌握命运的行动起到任何积极的影响，它助长了女性为了一时的安稳，失去了获得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总体财富的份额的能力，这是男性平权主义者的“为你好”的调子的鲜明的主旋律。

　　要清楚，为什么女性必然要寻求社会的庇护——因为就价值层面，社会本应成为一切人的庇护所，也即一切人应当为一切人提供安全和自由的保障，即使是以自然主义为基础来确立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形而上学家卢梭，也不得不承认人必须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以扬弃掉过去的“玷污灵魂”的互相倾轧的专制时代，那么大大小小的鲁滨逊的故事只能造成美学上的假象。女性作为现实的从事着感性活动的人，她所具有的唯一的定在，就是她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存在，她首先是存在，这存在被社会生产关系、法权和意识形态所结构起来，而这一切结构本身，就是政治力量。因此，女性的争取自立和自足，就是获得改变社会生产关系、法权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并使之不断向着有利于实现女性利益的方向变革。因此，“呼吁社会的保护”，并不是寻求保护，而是斗争，是政治斗争，是这场斗争的环节和策略。而呼吁保护的目的是获取女性的政治的“普遍性话语”，这个普遍性话语恰恰是与“性别平权主义”的普遍性相重合的。

　　因此要谈一谈“普遍性”本身。普遍性意味着有一种权力意志（主人能指）来将一切范畴化的存在者统摄起来，进而建立起观念上的秩序井然的形而上学，便抵达了所谓“真理”，而现代性的失败揭示，一切形而上学不过是暴力支配的话语罢了，是尼采之重获酒神精神的“超人”对于向柏拉图的奴隶道德顶礼膜拜的“末人”的统治；是马克思之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普遍性话语意味着它必须消除一切“不一致性”，以满足思维与存在的无头脑的同一，然而生活世界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遵循那样一套玄思的游戏的，纯粹存在以承认自己的“不存在”而走向有、无和变易的基本矛盾运动来成为存在，即使是思维本身，也必然以自反性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因此，这种辩证法会通过击毁一切封闭的普遍性话语来证明：普遍性话语本身不存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正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是‘不依赖’于他们的......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来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也即，一切普遍性不过是最“特殊”的特殊性，是一众特殊性中唯一可以以最特殊的“普遍”自居的特殊性，它表现为从生产活动的场所——市民社会异化为国家，并将其设立为“公共管理的机构”。齐泽克谈到，黑格尔的“整体性”就是“并非全部”，这与拉康之“真理乃并非全部”指涉相同。绝对知识必须放弃这种父性权威的大全，才能承认存在者的自我扬弃，而这个扬弃史本身就是“实体”。否则，它则是霸权性的叙事。正如列宁针对考茨基的“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展开的激烈批判时说到：“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

　　也就是说，“平权主义”作为普遍性的概念，作为共识，不过是男性秩序的拥护者和女性利益的诉求者进行“阵地战” 的话语空间罢了，它把基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抽象人原则（它本身就是中心化的普遍概念）的虚构确立下来，在它的工事上反复争夺着属于代表男性利益与女性利益的旗帜。未对现实存在加以反思的男性作为父权制象征意义上的统治者，现实生活中的不同程度的剥削者，男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者，会在直觉上感受到不利于这套秩序的要素，然后以垄断“平权主义”来维护现有父权制结构。而女性则活生生地感受到了这结构中的不一致性，政治共同体本身已经以平权主义作为政治正确，它与男性们的立场相同，不过是“男性和女性共同的敌人是两性中的‘败类’”“只需要完善法律，实现男女在人格上的平等”这样的老生常谈，但当女性自身不能凝结为政治力量时，这种以男性为政治力量的等级制就无法被扬弃，那么平权主义就不过是空话罢了。正如，女性真正想为了具体的女人要求社会做出改变时，这种政治请愿会遭到反对，这是父权制借男权主义者的柔风细雨进行实质的supress。于是女性出于共同的性别体验和心理，自发地为真正符合女性利益的言论发声，由于“女权主义” 思潮的尖锐性，无法实现普遍性，因此一部分以平权主义自居，所以才会出现，平权主义者本身会因性别而划分为两派，他们的分裂在于，他们各自都不是平权主义者，因为“平权主义”和平权主义者本身并不存在。

　　（二）作为意识形态史的性的辩证法

　　女性是意识形态，女性同时就是意识形态的更迭。

　　不仅仅平权主义者不存在，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一般人”也不存在，只有在不同的实践活动中被建构起的特殊的“一般人”，正因为他是现实的实践的产物，所以他必须将自身范畴化，反过来用普遍性话语来定义它自身。萨特的存在主义宣称：存在先于本质，他的高明在于，存在不可全部还原为知识，它总还有剩余，“本质”就总归是社会的建构物，它力图自认为普遍性，进而变为役使人放弃自由的纯意识形态。而后他却走向了一种人道主义。人在生存论的意义上，是绝对自由的，但他作为个人，只有通过走向死亡（消解主体性）来实现其存在，除此之外，他只能，也必须通过不断扬弃他的“本质”，以在这缝隙中求得自由。唯物主义者认为：承认人首先是存在物这意味着，人因此必须是一种具体的存在物，那么他又不得不因主客体的无时无刻的矛盾而丧失掉这种自由，进而去追求它。

　　性的辩证法具有二阶性，它是辩证法在性关系上的运用，它以社会实践为出发点，揭示性别发生的一般过程。在这里，我将它的揭示对象选定为一切交往形式的表象和结果——社会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利用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一种看似粗暴的二分，将观念的存在划分为意识形态与科学，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将矛头直指存在主义，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种近乎于独断论的表达，使得对于“科学”这一概念极易出现误读，以为阿尔都塞倒退回科学实在论的地步去了。如果回到前头对于普遍性的批判，不难得出判断：只有一种科学，那就是辩证法。而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在于当时语境下，理论家必须头脑清晰地抛弃掉各种幻想，而对意识形态进行不间断的抽离和冷峻揭露。而作为科学的辩证法，本身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扬弃史、发展史。意识形态就是在一定的生产形态下所必然产生的人的形形色色的观念，人一旦参与实践，必须生成特定的观念，它是物质本身的反映，是物质借以自我认识、自我改造的中介，如果它不一个受到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浸淫，那么它只能是失去任何思维的器官的堆砌。因此，辩证法不是声称夺取意识形态在脑海中的观念的地盘的宣战者，而是二阶地对它地发生机制进行拆解，它产生于一种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冲击，进而带来结构框架的更新。这种更迭隐含着，物质力量的斗争，代表着历史的自我扬弃。因此马克思说：“只有一种科学，就是历史科学。”一切生动的内在规定性就在这样的对立面的发生过程中产生了。

　　阿尔都塞将人称为“无头的主体”，这在于，人无论如何都首先是一个工人、农民、男人、女人、厨子、小业主......这取决于他此刻的实践单元，例如我现在在打字，那么我是一个“正在打字的某东西”。回到性别主体上，当下的性别的观念，来源于这个人长着何种性器官，但本质上早以与这种生理性别不同了。动物学意义的人产生于社会实践，因此，前社会、前性征化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人无法直接设想出“亚当”和“夏娃”去建构完全由生理性决定的那种原初的纯粹性关系。人的纯生理性作为潜能影响着社会分工，也即社会性别以生理性别为中介，发展起与它截然不同的男性性与女性性。而受到性器官带来的生理性征，只能作为一种因素置于性别议题的讨论之中，否则就是陷入到了庸俗的行为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之中。

　　性别史是这样一个过程：性分工产生性政治、二者的结构和具体的性关系产生同构的性的意识形态、性制度。在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后，过去的氏族群婚制度演变为对偶婚制，氏族纽带的解体，发展起各种形式的家庭，与家庭的诞生相伴随的是，是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毋宁说，家庭的全部意义，在于容纳这种新生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家庭（家族）的天然性，是由于以血缘凝结起的人的生产生活的首要的共同体，在氏族时代，它同样是人的全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它走向家庭后，它的全部关系的各方面分裂为市民社会—家庭—国家的三个单元。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将这三种划分清晰的描述出来，它认为家庭与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内在依存性，而国家作为伦理阶段的外在必然性，扬弃二者以实现客观精神。他道出的逻辑是：国家的存在以家庭和市民社会为要素。但并非是国家决定了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反过来，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市民社会的私有制的分工体系，伴随着的是家庭的父权制，二者在时间上几乎同时出现、在逻辑上则具有同构性。一切关系都是权力关系，主客体的对立是暴力性的支配，因此，当社会分工存在时，一个人的私有物就总还是他依靠这个权力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支配他者或他物；因此，只要存在着两个人，二者必然是某种权力关系，因而是政治关系，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由于生理因素，当男性在分工上占据优势地位、男性在小范围内使用暴力的能力强于女性时，必然体现为男性直观的在总体上对女性的支配。父权制是这种支配与私有制相结合的产物、私有制的第一个存在方式便是占有性伴侣和维持他本身生存的他物，也便是家庭和父权制。家庭自诞生初，便是他圈养性奴隶的场所，只要私有制没有被扬弃，那么在它之下的家庭就始终是护卫这种性奴役（当然它可能会扬弃掉生理性别）的港湾。

　　由此，婚姻也就是缔结主奴关系的卖身契，是妻子对丈夫的长期卖淫，它附加了私有制所要求的传殖的功能。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提到：“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根本没有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一切建基于一夫一妻制的经济基础，都促使着这对卖淫关系日趋完备。所以有了男耕女织的性的劳动分工，就不再妨碍小脚女人的出现。而对于婚姻所产生的所有浪漫幻想，都是在编制维持父权制的表象，正向封建领主一定要传颂骑士守护着它被赋予灵性的土地的诗意一样。

　　家庭历史性的存在，为分散的性政治走向全新的性制度和性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父权制主要可以划分为父权主义的生产关系、父权主义政治制度和父权主义意识形态，三者互相促进，并在永恒的矛盾中不断试图寻求一种平衡；纵向分为父权、夫权、君权和三者的抽象的综合——男权。在此不再一一展开。它们具有着同一个特点：以单一的中心能指（权力意志）缝合起秩序，建立起明确的辐射关系的等级制，归置每一种存在的地位。这种结构相应地生成了男性作为“笛卡尔主体”的一系列生存方式，这里暂不展开。这种一元论表示的是社会存在被整体主义所代表，促使了存在者的同质化。它同样也是私有制的发展方向：即由过去的不同占有物和各种通货转向同一、同质，并追求无线增值的符号——货币，它的最终形态所承载的内容就是资本。

　　无论是家庭内或外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都被这种中心主义所贯穿。男性秩序主导的经济形式（私有制）要求女性必须作为附属物服从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分工体系（市民社会）的调配以实现社会再生产能力的最大化，并为之形成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来确证和保卫它。例如人口再生产，便会产生种种导致女性更多地进行生育的制度——一夫多妻制、嫡庶分野的制度、宗法制；便会产生各种多子多福的观念——天主教禁止堕胎的宣传、儒家意识形态云云。

　　当人的历史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历史，男性性和女性性本身也就愈发不可被还原为纯粹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一方面弱化了，例如生产工具对人力的代替使女性在生产能力上与男性的差距逐渐减小乃至超出。而另一方面，它带来的性别观念的差异则则远远拉大了。

　　性关系天然表现为性交关系，这种本真的活动被认为是“原乐”，然而它隐喻并建构着着全部其他性关系。性交表现为男性“纳入”女体，“纳入”表明自居为主体而外在地占有对象，也就是当人们以“纳入”的动作来指代性交时，性交就意味着男性将女性作为身体而客体化，因此，性交是原初的性暴力，并随着性统治的日渐加深，根植于人们的思维当中。“一切都和性有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会时常对一些平常物做性化的联想，又会不自觉将性交和性征作为能指运用到各方面。性欲不大关乎与性器官摩擦带来的快感，而是由性幻想带来的心理的兴奋，这种性幻想尤其构成了男性产生性欲的要素，依靠阳具本身追求的性欲和达到的性高潮是匮乏的，但现实还是产生了为满足男性无底洞般的性欲的纷繁复杂的色情产品，性幻想主要来自于其他的权力关系的倒错或支配欲的满足，它是人对一切其他爱欲的幻想的投射，因此有人热衷于有关NTR等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不道德”的色情消费品。

　　性交象征的私有制下的所有物的归属的“契约”，由此产生了“交配权”和性道德，它反过来压抑着性欲望，而越是使性交成为社会禁忌，就越是强化这种对女性的占有权，则越造成男权社会对女体的渴望，打破性道德的冲动和行动就越强烈，于是性道德发展为性伦理，继续加大这种压抑，于是某一范围内，纲常礼教和混乱的男女关系、黄色笑话就同时存在、同时发展起来了。这样一种辩证关系，是性的意识形态和以及男性性和女性性得以发展深化的原因。

　　这使得在文明时代以来，女性逐渐成为了必须自我欺骗、自我承认的病理化的受虐狂，必须接受丰富的自我异化的方面：将自身偶然获得的性器官和女体异化为男性性享乐的工具，这工具进而异化成各种各样例如“扬州瘦马”这样比喻的名词；从身体中异化出其他生命，被父姓家族占有以实现私有财产的自为的延续；从脸颊和身材中异化出千奇百怪的审美元素，被社会的美学享乐机制所占有，被人们写成诗、画成画、变成洗不掉的厚厚脂粉。在资本主义自称人人平等的时代，这种父权制在总体上并没有被彻底革除掉，而是发展了。例如，女性更加成为了美学的被剥削者，被更加奇异瑰丽的衣衫和工业技术抽去本该鲜活的魂魄，被资产阶级用以创造增殖、而躯壳则成为资产阶级的性玩具，以换取增殖出的、从自身异化出的营养物，以维持身体和自我意识的基本生存。这就是“女性性”。

　　（三）纯粹的阳具与真正的阳具

　　与之对应的“男性性”，同样是男性异化的产物，它就是“笛卡尔式主体”的“我”，具象化为“阳具”。

　　纯粹的阳具指男性实际意义的性器官，它是一个纯粹的偶然性，意味着这个主体可以进行“纳入”的活动，它能够分泌某种激素来使它获得一种反应力，而它却成了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社会的男性身份的确证，由于它生活在父权社会中，阳具也就失去其本真性，被赋予全新的符号学意义：它首先被告知它的使命是在性交中对女性施行暴力的支配，此时它还只具有其生理性；而后就是社会反复强调，它承载着它的拥有者的主体性——男性气概，这要求它必须足够强壮，最好时刻保持坚挺，否则这位“男性”便不被社会所承认，重点在于，阳具被赋予的暴力性，就是一元论的权力意志的内核。这个内核就构成了父权制度自身的阳具，而父权制的各方面的存在，就都成为了社会化的、真正的阳具。

　　笛卡尔用以建构全部“确切可信的知识”的起点是“我思”，它是一切天赋观念的来源，这种理性主义被认为是启蒙精神和现代性的发轫，但它同时也是由于男性话语的排他性。以独断的“我思”为中心，去设立客观世界，这是意味着主体性的高扬，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但这种觉醒必须以完全外在地占有对象为前提，这与男权主义理念是契合和互相敦促、互相印证的，这种主体性构成了父权社会下男性的自我认知。比如男性在少年阶段的“中二病”，实际是将“我”等同于全世界的唯我论、青春期自我意识过剩，是“世界”以我为中心的唯意志主义、对军事和权力斗争故事的痴迷、成年后容易在暴力机关的宣传下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他必须以作为男性为荣，否则就什么都不是。

　　之前反复提到，私有制和父权制互为组成部分，二者也共同沿用着相同的一元论结构，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中心化达到极致，把一切存在符号化为资本，这意味着男性精神在这个时代到达巅峰，例如理性主义在资本主义被强化为科学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军工信息技术再生产的认识论；作为私人部门进行统一管理的算法的中枢云端。这种男性性的彻底实现，以至于它甚至可以直接扬弃生理性别，而依靠另外一种标准指认何为男性、何为女性。即在资本主义等级制中，具有优势地位的，被认为是男人，而受到劳动和精神剥削的，则成为了女人。对女性资产阶级或其打手们，通常被形容为“比男人而男人”，而经潦倒的或者依附于他人生存的男性则被耻笑为“娘们”“凤凰男”。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扬弃了全部潜在的真正的父权制。

　　然而这也意味着，父权制本身将被扬弃，它的内部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父权制的基本要求（基于本真的阳具）和父权制的彻底实现（长出真正的阳具）之间的矛盾，注定了父权制本身必然失败：父权制自身必须将本真的阳具作为中介，而它的新的形态要求它放弃这个“根基”，那么就会造成传统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存在，生理上的男性必须努力按照全社会的阳具崇拜不停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他以自己作为男人而感到荣耀，因为他的确直接拥有着阳具，但是他却不能全部获得它，因为他可能是个穷人，可能他的“那活儿”不够大，他没办法通过购买来占有女性，社会的自我认知就是社会的存在，社会无法认知到他的阳具，他便被社会阉割。他为着重新长出它，就必须利用自己的仅剩的身体去使用暴力，这体现在社会上的暴力案件的罪犯多是底层男性，其中很多人其实能够勉强维持住温饱，但还是选择杀人、抢劫和强奸，其实是对自身的性压抑的最后的释放。因此，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下，不是阳具长在了男人的身上，而是男人长在了阳具上。

　　这样来看唐山的暴力事件，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一种社会性丧失下的原始的性关系，男性可以依仗身体优势戕害女性——恰恰相反，它表明这一众男性的阉割恐惧，他们在某一方面受到了资本主义等级制的基本压抑，而为彰显“男子气概”而必须使自己回归臆想出来的“动物本能”，而这本能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应激性反映，这种行为正是社会的系统性症结。

　　这种传统父权制和真正的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体现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国家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意志的直接的、表象性的汇集，其表象性受到惯性反动地捍卫着传统父权制，因此人们会自然察觉到法权意志与生理的男性（旧男性）的利益相符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利用各种方法引导男子的阳刚之气和女子的阴柔之美，这引起了生理的女性（旧女性）的反对，她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被认证为了男性（新男性），她们拥有着权力（power），并期待着获得更大的权力，而传统父权制损害了她们的利益，因此她们要领导新的政治运动来反对它，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父权制借资产阶级女性来完成自我更新，这场运动被冠名为“女权主义”。它以将女性依靠生理性普遍化，来将最本真的女性——生理和社会身份皆为女性的群体纳入到这场资本主义大改良当中，一部分只希望能够减少啃噬自己的寄生兽减轻痛苦，一部分则期待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长出阳具。这就形成了一个对子：

　　1. 传统父权制—生理的男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或前现代社会—法权—民族主义

　　2. 资本主义父权制—生理的女性和社会身份的男性—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世界主义或逆向民族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者是女人——人是女人

　　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主义一定要做出泾渭分明的分类，因为不同的女性主义思潮之间的差别，或许比某种女性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差别还要大，这个逻辑仍然是开篇的对普遍性问题的分析。

　　这里做一个概念的整理和界定：以传统父权制的生理划分为性别的界定标准的，就是“旧女性”和“旧男性”的旧性别范畴；以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社会性别身份即具有资本主义符号学优势的，就是“新女性”和“新男性”的新性别范畴——也即，在新性别秩序下，资产阶级就是男性，无产阶级就是女性。这种划分并不意味着它直接对应着现实的资本家或者工人，而意味着，女性并非是某一种“性别”，而是新的历史力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额旨趣所在。这种对应关系表明，女性代表着性别秩序中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代表着性别秩序中的女性。这种新性别的划分，冲破了父权制本身的框架，扬弃了从前的体系内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其历史的合题。

　　女性（无产阶级）作为新生的历史力量的规定性是，她是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在生产能力、生活方式、思维框架和意识形态与一切父权制直接对立，并寻求扬弃掉它。它具体表现在，（1）承认生理性别的偶然性，并不将它作为确立性征的标准；（2）一切旧有的男性性和女性性将被革除，无论是旧女性，还是新女性，都不受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心理上的系统的和全部的压迫；（3）旧男性将在观念上（对于它来说，观念的就是实质的）、新男性在实质上不复存在；（4）性别本身不再作为性别意识形态机器的产品先在地灌输到每个人的观念当中，性别意识形态机器本身不复存在。而向着未来敞开的性别的建构完全依靠主体自身的自由而全面地性别探索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性别身份并不来得比她在一种劳动中的主体性更加受人关注。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新人，必须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她们看来，被资产阶级所豢养的媒体和知识分子们所宣扬的“女权标杆”，对工人运动采取了残酷镇压的“铁娘子”撒切尔，是彻头彻尾的父权制的拥趸和强壮的男人。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绝不是任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发出的向女性兜售赎罪券的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包括生理上的男性）的一切行动，都不是为了购买赎罪券，都不是以将自身崇高化借以洗刷罪恶感。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必须首先是一个女人、必须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总而言之，必须首先是一个新人。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作为这样的新人，必须首先作为实践者去完全中介这个历史运动，为了中介这个历史运动，她必须首先去做点什么和说点什么，因为她就是这个辩证法的每一个环节，否则她就什么都不是。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一切父权制的末日，终将会同样扬弃掉“女人”这个身份，而死硬的走向毁灭的“男人”们，会在临终前仍然以“女人”的称呼辱骂着所有走向新的历史时代的人，那么就把这个空乏无聊的词汇索性接受下来，然后嗤笑地向世界宣布：

　　“人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