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好在哪？

　　这部电影格局很大说的东西很多，有很多方面内涵不只一个，不同的角度有很多。只抛砖引玉，从角度上去理解。若从程蝶衣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不断被抛弃的故事。被母亲、被师哥、被继承者、被时代、被自己钟情一生的事业、……不断抛弃，最终放弃自我的故事。

　　若从段小楼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小人物如何自以为是，最终葬送了所有，乃至身心的故事。若从菊仙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爱上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故事。若从小四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既生瑜何生亮的故事。

　　这部剧每个人都有他完整故事，脉络清晰，相互交织，最终汇聚在一起变成了霸王别姬这部剧的总体框架。作为华语巅峰之作，可以说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完成度颇高。致使后来者无法超越的一部电影。

　　如果纯粹从电影艺术的角度去看，我个人认为，《霸王别姬》并不值得人们无上限的赞誉。只能说陈凯歌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彼时只要拍中国的阴暗面，在欧洲各大电影节上总能拿到各类大奖，陈凯歌迎合了一个时代的潮流，《霸王别姬》也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唯一金棕榈奖获得作品。

　　其实在我看来，戛纳这样的电影节和诺贝尔文学奖类似，本质上其实是西方人玩的，但在各种因缘际会之下，陈凯歌和莫言凭借这类揭露阴暗面的题材作品走入了西方人的视线里。要说这种作品其实不只是中国，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一样受国际电影节的欢迎，如伊朗、尼日利亚、巴西、印度尼西亚等。

　　要知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西方最好的时代，西方人与其说尊重艺术，不如说是面这些电影中的社会暴力、贫富差距、剥削腐败等问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审视。这和中国人现在喜欢看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地方的脏乱差如出一辙。

　　在千禧年之后，西方开始逐渐走下坡路，难民问题、金融危机、暴恐问题、民粹主义、种族骚乱等等，看似这些问题关联性不大，在我看来，本质都还是经济问题。也因此第三世界的苦难电影一时间失去了市场，西方人终于不再关心别人过得有多痛苦了。而中国的导演同样也嗅到了这样的味道，从前那种苦难影片，一时间消失不少，如李扬这样坚持拍的，已经成为绝唱。至于为何如此，拍电影是要花钱的，西方人不给掏钱了，还有什么必要冒着被封杀的风险趟浑水。

　　一时间新一代的导演们如娄烨、路学长、王小帅、贾樟柯等人开始关注他们那一代人的成长与迷茫，不再聚焦民族苦难。

　　但是《霸王别姬》的艺术成就仍旧有的，张进战说“我们中国将来一定会有一部当代电影史，前面有个概论，什么第五代中国导演，翻过篇第一章肯定有陈凯歌和他的《霸王别姬》。”这句话毫不夸张，无论这部电影的艺术化是否失真，它贯穿了中国一百年的历史，类似于此片的国产电影，我还没有看到过，其历史地位绝对是无可厚非的。

　　《霸王别姬》不仅仅反应的是一代名伶的凄惨遭遇，更是中国近代史上朝代更换的缩影以及动乱年代中一代中国文艺人的命运轮廓。张国荣塑造下的程蝶衣反应了一代中国人对自我命运的挣扎拼搏，以及时代大背景下的无可奈何。这二者的矛盾成就了程蝶衣“乱世不佳人”的形象，也深刻表明了“我命由天不由我”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历史格局。

　　圣经有语：“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我想，如果程蝶衣遇到耶稣，他应该是耶稣膝下最虔诚的信徒。他是哀恸的人，在动乱年代当京剧被残害时，他捶胸疾呼，可惜得到的不是安慰，却是鞭子恶狠狠的抽打。他是温柔的人，他对师哥不离不弃，可世俗之下，师哥却选择了背叛。他也是饥渴慕义的人，他对京剧执着追求，艰苦练功，可到最后却因为这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悲死剑下。他是怜恤人的人，在他从太监住所出来时，见不得弃婴啼哭便收养回家，却不知为后来悲剧打下了伏笔，最终他没有蒙受怜恤，反而遭到反噬。他同样是为义受压迫的人，在众口一词要对京剧改头换面时，他仍旧坚持认为京剧的样子就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样子，天国没有迎接他，转身之间进了人间炼狱。

　　回顾程蝶衣的一生，他似乎秉承了耶稣教义中所有美好的品格，可是我们很难说他是个有福之人。我想，在乱世之中，耶稣口中的“有福人”不是必得福报，而是必遭磨难。哀恸的人有难了，因为他们必遭凌辱；温柔的人有难了，因为他们必遭抛弃；饥渴慕义的人有难了，因为他们必得压迫；怜恤人的人有难了，因为他们必被反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难了，因为炼狱就在眼前。

　　程蝶衣虽然不是耶稣的信徒，但胜似信徒。他没有如西方人那样因为对神的敬畏而努力成为好人，他身上的善良和纯粹是与生俱来的。对待师哥的感情，他曾经真的以为二人能够天长地久，一直相伴下去；对待京剧事业，他没有什么家国天下的杂音，只是因为青木懂京剧，因此他愿意表演切磋；面对新时代的现代京剧，他极力维护传统，根本考虑不到当时的动乱氛围。

　　程蝶衣一生都纯粹地活着，但乱世并不会对一个纯粹者垂青，悲剧似乎成了乱世中纯粹者固有的宿命。在陈蝶衣被国军因汉奸罪抓走后，菊仙曾经如此评价他，“你这个师弟呀，也不知道这世道跟他找别扭呢，还是他跟这个世道找别扭。总是轻省不了，早晚还得出乱子！”陈蝶衣是无辜的，他一辈子都坚持着对处世和艺术的纯粹追求，既没有学着菊仙那样左右逢源，也没有如段小楼那样为了自己好好活着，抛弃京剧以及揭发最亲密的人，如果一定要定罪，那也应该是世道的罪过。

　　世道虽然不公，但程蝶衣从未屈服。他代表着一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对待艺术的执着，这份执着既有不与世道同流合污的傲然品格，也有对待人生的从一而终。

　　

　　程蝶衣化茧成蝶过程是异常艰辛的，京剧如此，我想，中国其他的文艺行当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批中国人历来没有工匠精神，为图利不惜粗制滥造，我想说，在陈蝶衣身上其实可以很好地驳斥这种论调。某些如罗永浩之流崇拜德国、日本的工艺精良，嘲笑中国人的工艺时，为什么不想想中国那些极致烧制的瓷器、窈窕隽美的旗袍和丝绸、浑然天成的园林建筑？文化上我们也是追求一丝不苟的，那些字斟句酌的诗词、风格迥异的书法、细致有韵的画作等等。

　　就京剧一业而言，从业者们自幼苦练，夙兴夜寐，寒暑不断，一练就是十几年，一干就是一辈子。就像小癞子看到名角受人欢迎时说的那样，“得挨多少打呀。”中国人素来有“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说法，这些人干一行，爱一行，从一而终做一辈子，这份付出和坚持又是其他国家如何能够比拟的！

　　

　　程蝶衣的一生是所有中国文艺工作者的人生缩影。小豆子逃跑到外面后，看到京剧名角受人吹捧的场面，对京剧有了新的认识，这次事件影响了他一生。重新回到喜福成科班后，面对师傅的毒打，小豆子一声不吭。之后师傅用“霸王别姬”的故事告诉小豆子，做人应该从一而终，自个儿成全自个儿。于是，小豆子自己扇自己巴掌，让自己长记性。在后来的日子里，师哥段小楼玩过蛐蛐儿，卖过西瓜，可程蝶衣无论世道怎么乱，他都秉持着初心，表演着京剧。程蝶衣的精神代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面对动乱年代，他们从来不放弃初心，兢兢业业地用一生来实践他们对艺术的从一而终。

　　在解放之后迎来十年动乱时，曾经不可一世的段小楼早已被时代磨没了脾气，他不仅仅将程蝶衣骂得体无完肤，更羞辱菊仙是妓女，说自己从来没有爱过她。在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人都变了，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唯有程蝶衣这样的纯粹者还存在着真正的灵魂。

　　

　　程蝶衣听到段小楼的批判彻底疯癫了，他站起来向周围人喊着，“你当今儿个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不是，不对！是咱们自个儿一步一步，一步步走到这步田地来的。”程蝶衣说自己已不是人了，但殊不知，在电影镜头里只有他一个人是真的人。周围那帮喊打喊杀的小年轻们不过是被口号冲昏头脑的政治机器，为了自己活命而违背良心揭发亲人的段小楼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畜生，其他京剧脸谱底下的人们一言不发、不敢作为，只有程蝶衣一个人站起来大声疾呼，告诉人们京剧要亡，告诉人们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错的。

　　

　　程蝶衣把错误归结到了菊仙一个人身上，他认为在段小楼沾上菊仙的那一刻，所有的一切就已经注定了要完。纵观陈蝶衣的一生其实都有这种个人主义的痴相，他从来没有思考过一个人命运的凄惨是时代巨变的结果。清朝虽然亡了，但他仍旧给太监表演；日本人来了，他也因青木懂他，愿意表演；国军到了，他仍旧表演；解放后，他当然还要不遗余力地表演。每个时代对他来说，可能都是一种样子，但具体到周围的每个人，那对他来说才是重中之重。

　　他爱段小楼，他讨厌菊仙，他把袁世卿当成生活避难时的知己，他把日本军官青木当作传播京剧的入口。可这些观念与现实都是抵触的。在世俗观念面前，程蝶衣不能爱段小楼；在段小楼面前，程蝶衣不能讨厌菊仙；在人民群众面前，他不能把袁世卿当成知己；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也不能说青木一句好话。这是一代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纯粹，也是大时代背景下注定了的悲剧宿命。

　　

　　程蝶衣的一生惨境在当下这个时代仍旧值得警示。一个时代需要发展，尊重文艺是不能忽视的。我们不能用政治去限制一个文艺人对艺术的追求，也不能用世俗偏见去敌视文艺人的私生活。但愿世态安稳，人心纯良，大家都能就艺术论艺术，让文艺人有一片纯粹的精神世界，让他们好好活着，免受摧残。乱世之中虽然不能有佳人，但太平盛世总能给佳人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