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在曲折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按照研究发展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6年；从1977年到现在。长期以来，不论研究和教学，中国近代史下限到五四运动前，此后为中国现代史。相应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下限也止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本文所论重在五四运动之前，兼及五四运动以后，特予说明。

　　（一）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1月，上海时代书局出版了斐民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简史》。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思想发展的历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

　　1955年，石峻、任继愈、朱伯昆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贡献主要在于为建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做了有益的尝试。作者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对象和内容，学习和研究思想史的目的，中国近代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发展的路线等问题。该书的出版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问题展开了讨论。王忍之、徐宗勉指出《提纲》存在三方面的缺憾：一是研究客体不全面。文章认为，《提纲》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是正确的，而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新经济、新阶级和新的政治力量，是中国近代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则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们只是中国近代新的先进的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近代中国除了有新的进步的思想，还有反映旧经济、旧政治的反动思想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的奴化思想。《提纲》把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历史归结为革命思想路线和改良主义思想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研究和讨论进步的思想在跟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整个过程，也是片面的；因为前者的斗争只是新的进步思想内部的斗争，后者的斗争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二是思想发展的脉络不完整。编者没有系统地说明各个时期思想的继承关系，形成为思潮及思潮的发展和衰落过程，而是更多地逐一介绍思想家的思想，缺乏对整个思潮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论述，这样便不能深刻全面地把握社会思想的全貌。三是没有充分揭示思想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内在联系。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缺乏深入具体的说明，没有充分说明思想是如何产生、发展的（1）。

　　上述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的，不仅弥补了《提纲》中存在的某些不足，而且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也有促进作用。如新旧思想的斗争、思想家与思潮的关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等问题，一直是以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问题，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这一阶段里，没有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面世，而人物思想的研究却颇为活跃。除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论文外，还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北京大学哲学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和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这些论文涉及的人物很广泛，不仅重要人物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思想有不少研究，次要人物如冯桂芬、宋恕等的思想也有所研究。其中有些论文对人物思想的论析有独到见解，颇有学术价值。广泛而有一定深度的人物思想研究，有助于后来人物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为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人物思想研究中，对有些人物的思想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关于龚自珍的政治、经济思想是否有资本主义倾向，魏源思想的阶级属性，冯桂芬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改良主义者还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康有为《大同书》成书年代和评价，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评价，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等问题。应该说，当时还颇有学术争鸣的气氛，在不少问题上都能展开讨论，各抒己见。但是从以是列举的争论的问题来看，不难发现主要是关于人物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反映了思路相对狭隘，而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理解、把握也存在简单化的偏向。1965年，有些刊物对孙思白的《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的批判，突出地表现了在“左”的路线影响下的教条主义、简单化的倾向。至于“文革”中“四人帮”为了政治需要大搞评法批儒，在此影响下出现的文章将龚自珍、魏源、章太炎等思想家都纳入儒法斗争中，定之为法家，加以随意渲染，这是对学术的严重扭曲，极不严肃。

　　在专门的思想史领域，也有研究成果出版。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是第一部论述近代经济思想的专著。而关于改良主义思想研究的成果有叶蠖生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中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和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两部专著。《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一书，系统考察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兴起和没落的历史，把它分为四个阶段：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60年代为酝酿时期，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封建主义正统思想中开始分化出来，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从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是改良主义思想的发生和初步发展时期，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政治上主张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经济上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运动是高涨时期，康、梁等人把改良主义思想推向了高潮，并发展为政治运动；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没落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少数人仍然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并对民主革命思想进行攻击，在双方论战中，改良主义思想被击败，影响逐渐缩小。作者的论断并不都准确，但在分析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思想家时纵横对比，寻同求异，颇能切中肯綮，找出各自的特征。

　　系统论述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的是刘大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页》。该文通过对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魏源、姚莹、包世臣、张穆等人的研究，指出他们敢于正视现实，揭露批判腐朽的封建制度，主张对列强的侵略进行抵抗，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道。这种思想潮流，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端。作者在文章中还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对封建主义思想的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的论战，“五四”前一部分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三次高潮，它们都是朝着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指出的方向进行的（2）。

　　（二）

　　思想史研究者自身的思想解放，是思想史研究的先决条件。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破除了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开始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努力用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发表的有关论著可谓目不暇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以前无法比拟的。

　　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与前一阶段明显不同的是一批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在框架结构上，这些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这里可以分为三个小段：1.大致从1978年到80年代末，其系统主要由思想家构成；2.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变为以思潮为主；3.近二三年来，中国思想史著述的下限，由五四运动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

　　1、1978年至80年代末

　　1978年，侯外庐上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出版。该书虽名为哲学史，实际重心在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注重从哲学角度探求人物思想根源，从根基上把握思想的渊源，说明其思想变化的轨迹。第二，注意揭示每个时期的思想与当时许会历史的有机的本质的联系，比较深刻地说明思想产生的原因，准确把握各个时期思想的特征并作深入细致的剖析。第三，关注近代西方哲学社会思想的输入对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书中除分散介绍有关内容外，特别对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输入及其思想影响设立一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它们的思想和在国内传播的情形，这些对于全面理解近代思想是必不可少的。作者还注意到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的早期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等，论述了这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科学家对传统天命观的批判。第四，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近代各时期的落后反动思想，并论述了它们和进步思想的斗争情况。由于这部书是在“文革”后期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写作的，对人对事的某些评价现在看来有简单化、不客观之处。但是，它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和系统著作的撰写产生的积极影响，则不应低估。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之后出现的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大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从80年代初开始，一批著作陆续出版。比较早的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其后便是桑咸之、林翘翘和宝成关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等，约有十余部著作。至于论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有关人物的政治思想的论文，则数量更多。这些努力对于推进和完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著作揭示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总的趋势，认为近代政治思想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国家观及维护这种国家观的君权神授说和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的批判和摒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国家观形成发展，并经过实践最终失败的历史。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另一个主线便是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护国家主权、抵抗外来侵略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基本问题，近代任何先进的思想家大都对此提出过主张，并努力进行了实践，但最终都没有能够实现其思想主张。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特点，首先是纷繁复杂。在短短的80年间走过了欧洲几百年的思想历程，社会政治思想从封建主义跃进到社会主义，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当思想的主流正汹涌澎湃之时，潜伏的支流也已潺潺流动初现端倪。今日进步思想战线的旗手，明日已沦为落后思想的护兵。有继承传统的，有借鉴外来的，有糅和中西的，政治思想成为缤纷异彩、五光十色的万花筒。其次是肤浅粗糙。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针对迫切的救亡图存的政治问题而提出的。现实斗争的紧迫性没有给思想家们留有足够的条件来构筑他们的理论体系，往往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方案已经形成之后才去找哲学的支撑点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便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多年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在逐渐扩大，从主要重视资产阶级扩展到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农民阶级，甚至资料甚少的义和团政治思想也受到关注；从占主流的进步政治思想延伸到相当长时期里居于统治地位的落后反动的政治思想。评价也更客观、更实事求是，如对无政府主义，既指出它的消极作用，也肯定它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反对专制主义、批判封建文化、初步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做的贡献。在写法上，有以派别人物为主的，也有以思潮为主的，有总体上宏观的论述，也有个案微观的透视。当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就存在较大的分歧，这是要进一步努力的。

　　随着一批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学术界对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金冲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介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应该在四个方面加以突破。1.把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重点来研究。2.在时间上应该重点研究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的20多年，因为这20多年是思想浪潮汹涌澎拜的时期。3.要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关系。4.要研究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各种重要流派，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思想流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着重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界对中国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3）。作者的这些见解正切中当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例如，过去我们总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在哲学思想上一般倾向于唯物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在政治思想上必定是落后的，因此在研究先进人物时总是搜寻其唯物主义的成分，而忽略了这其中的复杂性。这些确实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这期间，人们对近代思想史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如汪林茂认为，在近代中国的进步思想潮流中，有四个新旧交替的转折点并各有其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发出了“更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首次冲击了封建统治者死守的陈腐信条，成为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先驱。冯桂芬上续龚、魏之绪，进一步具体地表达了学习西方的主张，开启了改良主义的先河。唐才常在变法运动失败后，开始了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战斗，但对改良思想却割舍不了。辛亥革命失败后，朱执信的思想开始突破旧三民主主义的体系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是特定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这些论断是否都符合客观实际，自可讨论，但毕竟提出了问题，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4）。

　　1988年，张锡勤和李华兴著的同名《中国近代思想史》先后出版。两书都比较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全貌，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点。1.两书都清晰地展示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脉络和发展趋势。2.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思想的变迁。张锡勤认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对自身传统文化再认识、再评价，进行清理改造的过程。李华兴认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器物层次??制度层次??思想文化层次。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深化的过程。近代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们最终认识到，只有提高民族素质，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变革，才能够推进中国的社会变革。虽然两位作者注意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从文化的深层考察思想的变化。3.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如两书都对洋务运动作了一定的评介。不过二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张著认为近代中国寻找前途出路经历了包括洋务思潮的六种思潮；而李著则认为近代中国有三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其中并不包括洋务思潮。这些都是以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所没有的。

　　2、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如果说1978年到80年代末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是以思想家或以思想家为主兼及社会思潮为框架，那么80年代末以后的著作的框架则几乎都是社会思潮。

　　还在50年代，王忍之等人在其文章中即论述了思想家和思潮关系问题。“文革”后，侯外庐在其《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开始用“社会思潮”来总括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并对某些思潮的特征做了概述。80年代末，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最重要的是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在社会上就形成不同的思潮，有主流、有支流、有潜流和逆流，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图画。尽管社会思潮潮起潮落，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

　　较早以“思潮”来命书名、论述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因此，该书“主要以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作者正是以此为上线，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改革思想和爱国维新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虽然也还存在着只写几种进步思潮是否就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进的线索和规律性等问题，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稍后，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一书出版。书中虽然只限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一个时段，不是全部中国近代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多数都包括在内了。书中对于思潮的归类，自有其特点，但也有可推敲之处。如爱国主义，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脊梁，贯穿始终，体现于各种思潮之中，单列一类，与其他思潮并列，是否妥贴，似可斟酌。

　　90年代中期，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增多。如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而于思潮分类，也大同小异。这里难以一一介绍，只以其中在框架上有所不同的两种著作为例。

　　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结构上有其特色，它不限于对思潮的依次论述，而且把它们当作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处理。该书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开端、主线、流程和终结；2.关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社会意识、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巨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关系；3.关于几种重大社会思潮的起因、内容、演变及影响。这就避免了由依时期、分派别重点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变而依序论述各个思潮的不足。尽管论述的深度以及有些论断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但毕竟较只是依序阐述各个思潮为丰满。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12篇专论，其内容与上述的一些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所论的11种思潮是：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比较而言，这些思潮中虽也有政治思潮，但更偏重的是哲学、文化思潮。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关注和侧重的方面也难免会有所不同。在1l种思潮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编者在后记中已作了说明，理由似可成立。不过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大，而在一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著作中却没有它的位置，未尝不是缺陷。

　　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史，大多属政治思想史，如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王金、李子文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前者1984年出版，是一部较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专著。该书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级、政党、团体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建国问题，各种建国纲领和方针的提出及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内容。该书从而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种建国理论与主张的相互关系与斗争为基本线索，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后者是90年代初出版的。该书改变了通史体例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写法，按照思想出现的先后，系统地论述了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四种主要思想。作者的目的是力求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体分别完整系统地显示出来，并由此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这种写法，自有其长处。不过30年间的政治思想错综复杂。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只反映几种主要思想。点虽突出，面却较窄。

　　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一书，不以“史”命名而有其特点。该书以纪事本末的编辑体例，论述了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让具有影响的20余种政治思想。不仅阐述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而且作了分析和评价，多有新意。

　　3、近二三年来的研究

　　上述诸多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除高瑞泉主编的一种外，其下限都止于五四运动。然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去年以来新出版的两部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下限则是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998年版），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其特点主要有：1.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完整性及其演变发展的轨道，正确地把握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流和方向，揭示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是近代社会思潮的中心，爱国主义则是这些社会思潮的原动力，而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最终取得主导地位。同时也顾及中间和反动的思潮，并把它们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民众心理的嬗变联系起来考察。2.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思潮。作者认为，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是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中西文化，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书中以较多的篇幅来评述文化领域中的思潮与论争，这在其他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其中的神秘主义、非基督教等思想现象更少有人注意。

　　由彭明、程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出版于1999年。该书的特色首先在于将思潮看作是由从低到高的认识序列互相联结而成的精神体系，把思想史研究的主轴从人物分析转向更为广阔的群体意识分析。其次，在百年思潮的演进过程问题上，提出了具有新意的划分阶段的见解，认为随着时代主导意识的变化和发展，中国近代思潮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1.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多种改革思潮的萌动时期；2.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对传统思想的否定时期；3.从五四运动前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是思想界重新调整思考方向和发生深刻的分化组合的时期；4.从30年代中期到新中国建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开花结果的时期。上述阶段划分的把握是否恰当，当然还可以研究，但此前还不曾有人作过这样明确的叙述，应该说是有进展的。再次，提出了“一部中国近代思潮史，本质上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史”，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颇有新意的。

　　（三）

　　从1977年到现在的第二阶段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除去系统的著作大量出版，取得显著成绩外，对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和专门思想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

　　在思想家研究方面，较早较集中地体现于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该书着重论述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时代代表性的9个人物。但作者并不只是停留于思想家的个案研究，而是把代表人物和思潮“结合和统一起来论述”，着重论述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太平天国、改良派、革命派三大进步思潮。作者还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反动派的思想“是同样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这个陈旧不堪的意识形态在近代条件下，却极为顽强地通过变换各种方式阻挠着历史行程的前进”。李泽厚的另一著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该书主要论述了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也涉及学术论战、文艺思想等问题。学术界对其中有些论断有较多争议。例如，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就有不少学者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来看，恰恰是救亡引进了启蒙。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人物思想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著作也为数不少。除人物传记涉及思想方面外，专门研究人物思想的专著，如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章太炎的思想等都有多部问世。由于人物研究另有专题评析，当会涉及其思想，这里不作具体介绍。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文革”前的人物思想研究注重两点：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必是唯物主义或倾向于唯物上义的，而唯心主义定是反动、落后者的思想特征；二是以阶级成份决定思想状况。“文革”后纠正了这种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研究者认为唯心主义在近代进步思想界长期占主导地位，它也是进步思想家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各自阶级利益的不同，各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是不相同的。但仅仅注意及此是不够的，因为同一阶级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思想倾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探求思想家的思想，还必须从其个人的经历、思想渊源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既看到共性，也要认识其个性。对于研究人物思想，这些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空前广泛，各个专门思想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几乎涵盖了近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思想有赵靖、易梦虹重新修订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多种著作，法律思想有张晋藩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等，哲学思想有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史学思想有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佛学思想有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军事思想有吴信忠、张云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新闻思想有胡大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文艺思想有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等。这里不可能一一阐述，仅就几种专题思想史的研究加以评介。

　　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是近代民主思想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1.该书所反映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内容丰富，比较全面，不仅论述民主政体的思想，还包括一切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以及其他各种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的发生、发展，各自的特点、影响。2.指出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重点在反对专制主义，但与近代民主思想有相通之处，是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历史依据。中国民主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不但否定专制制度，更为近代民主国家和人民权利描绘了蓝图。3.全面地考察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演进历程，认为它经历了酝酿、产生、发展、成熟和转变五大阶段，其间又经过了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四个交替否定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思想认识路径，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特点。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最早是从御侮强国的目的出发而采用西方议会制度的，它较民族资本主义的进程超前出现。这样使近代民主思想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持点，影响了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吸收，对于看似与救国没有直接联系的自由平等思想则相对冷落。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更高地举起了民主的大旗，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并将使民主制度进一步趋向完善。尽管书中的论断未必都能为研究者所认同，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在认真研究基础上撰写的有独到之处的学术专著。

　　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专著有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和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等。对于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特点以及它存在的缺陷，各书都作了一定的探讨，对传统民族主义的特点和缺点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近代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发生了重要变化。陶绪在书中考察了传统民族观念及其在晚清的变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传统民族观念中有的内容因不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而被淘汰，有的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新的近代民族意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来源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直接原因是中国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罗福惠在书中论述了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乡村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近代民族斗争的巨大影响。虽然他们限于阶级地位和认识水平不可能找到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但却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唐文权在书中则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是政治的，而且还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思想。这拓展了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范围。

　　对于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近20年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而发表的成果较多。在那些系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中，差不多都辟专章论述无政府主义思潮。此外，还出版了4部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著作：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路哲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它们在对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发展线索的认识上虽稍有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传入时期，1907年至五四运动前后为形成、发展时期，1923年到1941年为破灭时期。其中蒋俊、李兴芝的著作就是按照无政府主义思想从传入到尾声的发展变化线索顺序撰述的，脉络清晰，比较系统。作者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特点的思想派别，它不仅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口号，而且还发表了一定的反封建和要求民主的言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态度是可取的。而汤庭芬的著作则横向分析解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具有明显的专题性研究性质。这几部著作都是在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此前已有一批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有学术价值的，如胡绳武、金冲及的《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杨天石、王学庄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张磊、余炎光的《论刘师复》等。这些研究，有助于后来专门研究的深入和专著的出版。

　　较早的近代伦理思想史专著是1984年出版的张锡勤等撰写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随后是1993年出版的徐顺教等主编的《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和张岂之、陈国庆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前二书着重于人物伦理思想研究，所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物的伦理思想。后一书的下限至五四运动，在体例上有所突破，兼顾对社会伦理思潮和著名思想家的论述。作者对近代伦理思想发展的脉络作了清晰的阐述，明确地提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产生于洋务运动，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并认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兼采中西伦理道德精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由于民族生死存亡始终为最急迫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伦理思想的建设不能成为主题”。书中还就一些理论性较强、难度较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中国近代以来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应当如何建构，它应当是怎样的理论形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近代伦理学说中的精品怎样结合等问题，的确值得探讨，它的提出对于近代伦理思想以至近代思想史的深入研究都是有助益的。

　　（四）

　　新中国建立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本世纪前50年所无法比拟的。也可以说，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建立起来，并不断地发展的。论文和专著为数都很多，不用说读不过来，要摸清楚也不容易。本文为了把研究情况讲得具体些，不能不举若干著作或论文为例以说明问题，意不存褒贬。或许有些论著更具代表性，由于不了解或疏漏，而没有提到，只好表示歉意了。在文章即将结束时，提出几点思考：

　　第一，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从系统性著作发展的情况来看，经历了由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主要按思潮分类论述，由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潮史的变化。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

　　顾名思义，思想史的内容广泛，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政治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而社会思潮或社会思想不应等同于政治思想，它也只是思想史中的一个方面。不过就现已出版的著作而言，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主要都是写政治思想。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着被瓜分、亡国的危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时代的主题，政治思想突出是不奇怪的。但是突出不是唯一的，它不能涵盖全部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是什么，意见也不一致。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是这个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尤其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看来这还需要加以探讨。

　　第二，90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以“社会思潮”命名。但什么是社会思潮，研究者的说法也不一样。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所谓社会思潮，就是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层、阶级或整个民族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指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潮。这两种说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里还牵涉到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例如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有的学者是这样界定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继承和相互碰撞与融和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5）。这个定义，跟前两种关于社会思潮的界定也不一样。就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来说，它的范围是什么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从以著名思想家及其代表作的依序论述，到着重对各种思潮依序论述，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突破，但是，也还不能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体例结构就已经完善了。因为以思潮为序与按思想家排列存在着类似的局限，民间思想则很少或没有反映。

　　第四，历史和历史人物是客观存在的，而研究者都有其主观观念，要做到实事求是地、准确地评析人物的思想并不容易。由于依据的主要文献是历史人物留下的文集，加上研究过程中容易产生偏爱，好的思想加以拔高，不好的思想则为之开脱、辩解，这种状况应力求避免。

　　注释：

　　（1）《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哲学研究》1956年第1期。

　　（2）《新建设》1962年第12期。

　　（3）《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286页。

　　（4）汪林茂：《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四个转折点》，《求是学刊》1985年第5期。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2

　　［关键词］周公旦；中国西北；政治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4-0005-05

　　在中国历史上，继夏、商之后出现的长达800多年的周王朝，是由活动于关陇地区的姬姓小邦国发迹而创建的。姬周邦国之能够灭殷，建立起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政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周族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强权人物周公旦的卓越贡献。

　　周公旦又称周公，他在政治思想上吸收了远古前代的一些成果，结合自己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提炼出一个以王权授受为核心，以王权延续为目的，以社会、行政规范为保障措施的政治思想新模式，不仅确保了西周一朝的绵延，而且在尔后3000年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也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在这之前，无论是数不胜数的部落制邦国，还是大范围统一的夏、商王朝，都或者没有政治思想，或者只有零星的思想片断；而在这之后，中国的政治思想不论怎样发展演变，其基本模式始终摆脱不了周公提供的框架。

　　一、“政本于天、天命可革”的王权思想

　　公元前1027年，武王联合西部各友邦灭商以后不久就去世了。成王年幼继立，周公旦辅政。这时候，周朝任命管理商王故地的纣王之子武庚，联合周王派去监视他的“三监”（指管叔、蔡叔及霍叔）发动叛乱，周公率兵东征，血战三年才将其镇压下去，稳住了西周的统治。周公辅政期间，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殷何以亡，周何以兴，给新建立的王朝寻找合法性，同时为其王权的永存找到理论依据。于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天命论”。

　　“天命论”是周公的创造。这是因为：其一，“天”的概念尽管前代已经存在，也有作为至上神称呼的，①但那只是偶然的说法，并不是政治家的核心概念，将天作为核心概念来用是从周朝、周公开始的。“命”即天命，纣王说他有命在天就是天命论，反映晚商时代天命论已经萌芽。到了周公那里，又颇带创意地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核心概念。

　　其二，商朝的上帝或天只有保护王权的功能，而且只保护商王一家一族的王权，未见上帝或天改变主意，转而授命予异姓帝王的思想。周公最早提出天既能给人以王权，又能夺取已经给予的王权转授给他姓之人，从而让一个失去天命的王朝灭亡，这就是“唯命不于常”，② “天休于宁（文）王，兴我小邦周”，③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④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⑤等说法的思想基础。此类说法还有很多，它在当时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思想。

　　其三，周公认为，上帝不会随意授命予人，而是有条件地只授给那些有德的人：“天命靡常，唯德是依。”⑥就是说天命并不是固定地给予任何人，有德则予之，无德则夺之，它随着有德无德而更换门户。周公通过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论证了他的天命论，认为：“有夏不适逸……大淫有辞……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夏朝末代国王桀不能节制逸乐，骄奢淫逸，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歪行辩护，因此上天废止了给予他的大命，并予以严厉惩罚，让殷人的先祖成汤灭夏建商，选有才干的人治理四方。周公继续说，现在商王纣又不遵奉天命，失德失民，所以上天再一次剥夺了殷人手中掌握的天命，将其交给了周人：“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⑧ “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⑨ “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⑩上天不再眷爱于殷的原因，是因为殷纣王像夏桀一样骄奢淫侈而无休止。可见夏、商的灭亡，“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即不是老天无缘无故地收回成命，抛弃夏、商，而是其统治者自己作孽的结果。

　　其四，周公还将民本思想引入天命论。天怎样知晓帝王有德无德而决定天命的予夺呢？周公认为这得看民心的向背。“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上天会通过民众的耳朵听，通过民众的眼睛看，依据小民的安乐与否，而确定对于帝王的态度及天命的予夺。

　　周公的“天命论”是一个崭新、系统而又完整的神学思想体系，它是对殷人以帝（天）为其一族独擅的保护神观念的修改。它不仅以此成功地解释了夏、商、周朝代兴替的原因，起了稳定社会人心的作用，而且“为后世儒家政治哲学开了先河，为中国政治权威设下了民意人心的规制与约束”。???

　　二、“臣权王授、天子独尊”的思想

　　天命更改的思想为周灭商而王天下提供了令时人折服的理论依据，然而，周公天命思想的深层意思是说，上帝给予天命的只是周天子，而不包括诸侯等任何臣下。天子是天的元子，也是惟一、天下独尊的。故天子在“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的时候，“曰予一人”。???将周公的天子独尊、超越一切的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就形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观念。这样，所有臣下，包括诸侯、卿大夫、士的权力，就都来源于天子，是周天子给予的。观念上如此，现实政治生活也是如此：只有经过周天子授民、授疆土和授给一定名号，赐予礼器的诸侯邦国，才是名正言顺、为社会所接受的。

　　为了体现和落实天子独尊、臣权王授的理念，周公又提出了宗法和分封的思想：

　　（一）宗法思想

　　按照这一思想，人的肉体生命是父母给的，父母又有他们的父母，社会人群的这种亲属血缘关系是人与生俱来的最重要的关系。孝亲、尊祖、慈幼、敬长，也就是人们最早形成的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周公对康叔的训词《康诰》中有“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的话。意思是说，最大的恶行，莫过于对长辈不孝和对同辈亲属的不和好。周公将这种人们处理家庭关系的原则改造加工，提炼概括为更加理论化、政治化、普遍化的原则，然后将它推广应用到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去，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立下了一块坚固的基石。商代虽然也有宗法制，但商代的宗法制不分嫡庶，应用于政治地位的继承仍会发生嫡与庶的互相争夺。为了更加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周公将宗法制的亲属关系进一步细化，又作了一些硬性的规定。比如同是子女，规定男尊女卑，嫡贵庶贱。嫡长子又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他在家族内是大宗，有主祭先祖的尊贵和承继父位的特权。其余诸子是小宗，他们只能陪祭、助祭和受封较小的职位。由此自然地引申出诸子、小宗必须尊敬、服从元（长）子、大宗的理论和规定。西周时期，经过周公改进的宗法制尚只是一种有形的等级制度，而到了儒家学派形成以后，就进一步将周公的宗法制和宗法思想与君主专制制度结合起来，与基层的家族组织结合起来，形成王（皇）位、部分官位和家族财产继承的指导原则。同时，儒家倡导的孝悌伦理、家国同构、忠君爱国思想等观念也是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形成和推广开来的。

　　为了提高宗法统治者的神秘性和政治威望，周公还在政治思想上继承殷人的做法，通过祭祀的形式，将为周王朝的建立作出过开创性贡献的先祖提升到与天一样高的地位，让这些亡灵陪祀天帝：“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就这样，通过家国同体、天人一致的逻辑虚构，将由祖宗创立的象征国家权力的社稷顺理成章地说成是天命，将它的执行者叫作天子。于是便形成是人就得尊祖，尊祖同于敬天，尊祖、敬天就得尊敬祖宗（天）的元子即天子这样的逻辑。天子是继祖而立，奉天承命，替天行道的，他上通天、祖，下临万民，称“予一人”，自然应受到天下臣民的绝对服从，这就是宗法思想的核心和实质。宗法思想的积极意义和作用，是它为当时的家族和社会政治领域财产、权力的平稳转移和继承清除了障碍，有利于防止两代人在权利、财产交接中的纠纷、争夺和生死搏斗，同时确保了非常时期的社会稳定和民众免遭灾难，这是它的积极意义。但这一制度在最高政治人选上择长不择贤，因而在我国政治史上又往往成为政权争夺、骨肉相残的根源，这一消极面殆为周公始料所不及。

　　（二）分封思想

　　与宗法思想和宗法制一样，分封思想和分封制也是为国家权力、财产分配以及加强行政统治而提出的。

　　武王建国不久就死去了，接着发生了以武庚、“三监”为首的大规模叛乱活动，周公经过三年的血战才将叛乱平息下去，但如何加强对殷遗民及原殷统区的有效统治，是摆在周朝最高统治者面前的大问题，照搬殷朝的纯宗族统治、派人监督不行，凭武力强制也不行。于是，周公及其统治集团乃总结前代及周初分封的历史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化，使它与畿甸要荒的方国制相配合，形成周朝独有的地方基层统治模式，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分封制是以宗法制为基础，分别派出周朝宗姓和异姓功臣，从殷商残余势力强大的中原殷旧地开始，延至齐、燕、淮、汉等东方、北方和南方新开疆域，分土建国，形成一个个地方性小王国，作为周朝中央统治地方的据点。包括管、蔡、、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等方国。???据《荀子?儒效篇》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朝的分封思想和分封制不必由周公一人提出和完善化，但周公的确是倡导、创建和推行分封制的核心人物。分封制的实施对稳定和巩固周朝的统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也被后世各封建王朝不同程度地所继承，其影响十分深远。

　　三、“明德慎罚”的思想

　　“德”的概念是西周时期确定的。西周以前不见有“德”字，这个字大量出现于反映西周历史的《周书》等古籍中，其中不少就反映周公的德治思想。据郭沫若先生考证，金文的“德”字首见于西周成王时的《班簋》，康王时的《大盂鼎》等彝铭中。???“明德慎罚”就是由周公提出的卓越的政治思想。

　　周公认为，天授大命于人主，是为了让他治理民众。那么，人主怎样治民才符合天意呢？他提出的一个原则就是“明德慎罚”。明德，既是对统治者自身政治修养和素质的根本要求及规范，又是其治民的出发点。德指一切符合“天命”的思想行为，如敬天、尊祖、爱民、诚信、无逸、施教、慎刑等。其中慎刑是有德的表现，而不仅仅是一个治理方法问题。周公告诫成王等统治者要以夏、商的灭亡为鉴戒，他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夏、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说只有按德行事，才能祈求天命的长久，保住祖宗的基业。为此，他反复提示最高统治者要“疾敬德”，而要敬德，就必须从“保民”、“康民”、“裕民”的根本性大事做起，其积极意义不言自明。在《尚书?康诰》中，周公提出“明德慎罚”的治民原则及遵守这一原则的方式。他殷切地告诫说：“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要“裕民”、“民宁”、“恫矜乃身，敬哉”。恫，痛也。矜，病也。是说最高统治者应该关心民间疾苦，努力使民康健、富裕、安宁，把民众的痛苦看作自身的病痛。因为“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即想知道天是不是真的佑助你，只要通过“民”情就可以察知。在《酒诰》中，他还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意思是说，水只能照见人的外貌，民人的状况才能反映统治者的政治德行，故“民监”比“水监”更重要。统治者要以民众作为镜子，看看自己的政策措施行为是否得当，并时时记住殷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自己的政治行为中有所警惕。

　　为了使民康、宁、裕，就要“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要“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即要抱着敬畏的态度，了解民众的疾苦和要求，多给他们以关爱。看来周公从夏、商的灭亡中，引出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来警戒本族的统治者。

　　刑罚是治民的必要手段，是德治的补充。民犯法要罚，但又要“敬明乃罚”，“用其义刑义杀”，即该杀的杀，不该杀的坚决不杀，要按照“常典”、“正刑”办事，“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用刑要从治民、教化的善意出发，而不能滥用刑法，更不能找借口虐民。用刑，要使受刑者心服而无怨恨，不可感情用事，滥施淫威，以刑结怨于百姓。只有这样，“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即用刑切当，民众心悦诚服，就会勤于劳作，相勉守法，不再犯上作乱。这是用刑的目的，也是以罚辅德的最佳境界。

　　为了做到慎罚，还要为判案留下宽裕的时间，使断案人员反复考虑5～10天，即所谓：“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查办罪犯时慎之又慎，才能准确无误，而使刑平民和。当然，对于“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不畏死，罔弗憝”的暴民及“不孝不友”的“元恶大憝”，应严加惩处，“刑兹无赦”，???决不可以怜悯。对于“不率大戛”，“乃别播敷，造民大誉……矜厥君”，???即不按国家大法办事，另搞一套，以诈言欺骗群众，猎取个人声誉，而置其君于不义的官员，要将其迅速地依法惩处。

　　此外，他还从总结夏、商以及文王执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出实行德治时选用贤人的重要性。指出选任官员要从处理政务、治理民众、准确执法三方面进行考察，嘱望后继之君在选官时以此为准则。

　　“明德慎罚”的思想是周公政治思想中最具创新性、学术性和规律性的一种思想，也是他思想中最有光彩的亮点之一。西周以前，人们或者已有了朦胧的道德观念，但尚没有这样的文字形式，直到夏、商时代，仍然是尚力不尚德，即缺乏德治观念。周公提出的“德”的概念和“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原则，既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崭新时代――尚德而不是尚力时代的到来，又说明“德治”的思想从一开头就是以“法治”为辅助的。德治和法治密切地相结合，符合国家治理的规律性，是其后中国3000年一以贯之的治国法则，对此，周公的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四、“礼乐”思想

　　如果说德治或明德慎罚讲的是国家治理的思想原则，那么“礼乐”思想强调的就是贯彻德治原则、实行国家治理的行为规范和工具系统。中国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有礼乐了。《易?系辞下》云，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是说伏羲氏首先确定了原始社会先民的婚姻礼仪形式。传说中又有伏羲氏灼土为埙，制作琴瑟和乐曲的故事，并说由伏羲氏制作的乐曲名叫《驾辩》或《扶来》、《立基》。???由此以降，炎帝时代的乐舞有《咸池》。黄帝时代有《云门》，颛顼有《承云》或《六茎》，帝喾有《九招》、《六列》、《六英》，唐尧有《大章》，虞舜有《韶》，夏禹有《大夏》，商汤有《大》，……只是在商代以前，礼和乐都是敬神祀祖用的，而不用于一般的礼仪场合。《说文》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记?郊特牲》记载历代祭祀好尚时说：“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所有这些都说明从传说到商朝统治时期，礼乐都是敬神娱神的仪式、工具，而未尝与一般的社会人事相挂钩。

　　周公的贡献，就在于他汇集、总结了历代的礼乐思想和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地推而广之，将前人敬神娱神的礼乐改造应用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宣扬道德理想和教化上来，这就是所谓制礼作乐。现存《周礼》（又叫《周官》）、《仪礼》、《礼记》三部书（即所谓“三礼”），尽管是后人编辑成书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公及时代的礼制思想和国家制度。《周礼》介绍周朝的职官制度和国家建制，《仪礼》记载贵族生活的礼仪规范，《礼记》则是关于礼乐文化的论文集。三种书比较集中、真实地反映了周公的礼乐思想。“三礼”的语言文字，部分条目内容难免有西周以后各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的润色、调整和补充，甚至有按照官制、礼乐制度的新变化而加的修改，但“三礼”的基本思想当是与周公紧密相关的。《左传》云：“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史记?鲁周公世家》云：“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类似记载还见于《逸周书》等。这些权威性著作的记载，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说服力，不能随意否定；何况近几十年来的考古资料，也一再地证实《周礼》的相关记载。

　　由“三礼”反映的各种礼仪形式，包括士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射（乡射、大射）礼、朝礼、聘礼、觐礼、飨礼、丧礼、祭礼、军礼等，以及与这些礼仪形式相配套的乐、舞、歌诗，在特殊的环境下，会从思想情绪，行为仪节等方面营造出一种十分和谐的气氛，从而不知不觉地将人们纳入封建等级制及其道德规范，确保了施政管理的顺畅。正如孔子所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只有礼与乐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协调的人文工具系统，才能确保政治气氛的和谐和国家政令的畅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继周公之后，礼乐文化被儒家所吸收，变成儒学躯体的主干了。

　　五、周公政治思想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 他的政治思想上承远古、夏、商之洪荒，下开周秦汉唐的新纪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对此，且让我们引用一段启良先生的评述。他说：“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以商周之际为界，划分为两大阶段最为合适。原因是，此时的中国文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是全方位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周以前，先民为部落社会，处于英雄时代，尚力不尚德，精神世界神人相通，信奉的是自然宗教。而西周初年，由于周公旦的制礼作乐，英雄时代始告结束，政治伦理化神秘化，自然宗教转变为伦理宗教。可以说，尔后三千年的文明模式，基本上是在周初定型的。”???启良先生关于关于中国文明时期的断代以及他对西周前后中国社会性质、西周以后伦理性质的论断还可以继续讨论，但他对周公历史功绩的概括和评价是很准确的。

　　周公树立了3000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这一历史性贡献是通过他对儒学及其他学术派别的影响实现的。周公的文化创新深刻地感动和启导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孔子对周朝文化和周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生于鲁，长于鲁，而鲁国又是周公的封地，由周公制定的周礼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传播，正是在这一有利条件下，孔子“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这是说，孔子在全面地继承周文化和周公伦理道德、礼乐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说。我们知道，他的学说被汉武帝以后历代统治者都遵奉为主导性的政治思想，这样就使周公的政治思想借助于儒学的载体一直流传下来，并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儒学继承了周公的政治思想，周公的思想形成和产生于宗周即今陕西西安一带，从这一点上说，儒学形成于山东的曲阜，其政治思想渊源于中国西北，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周公的政治思想通过儒家也影响到其他各学派的思想家。钱穆先生说：“先秦学术，惟儒、墨两派。墨启于儒，儒原于故史。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要而言之，法原于儒，而道启于墨。农家为墨道作介，阴阳为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支裔，小说又名之别派。而诸家之学，交互融合，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达。”???这就是说，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其曲折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大都受到儒学的影响，而儒学又是周公思想的嫡传，各学派或直接汲取儒学营养；或借用周公的思想文化概念，赋予其新的含义；或作为批评的对像，从而直接、间接地受到周公思想的影响。例如墨家的“非乐”、“天志”，名家的“天”、“名”、“实”，阴阳家的“德”、“阴阳”，道家的“道德”、“孝慈”，法家的“法”、“亲”、“圣人”等，都与儒学或周公的思想概念有联系，明显地受到其影响。至于像法家主张的用法制整顿社会秩序的思维模式，那简直就是周公、孔子主张的用礼乐治理社会的思维模式的翻版。

　　20世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提出了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的概念，他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在印度，这是优波尼沙和佛陀的时代，如在中国一样，所有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祆教提出它挑战式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先知们奋起：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希腊产生了荷马，哲学家如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悲剧诗人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这些名字仅仅说明这个巨大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个世纪之内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雅斯贝尔的这一观点得到学界的重视，在我国学术界经常被人们所提起。然而如果说孔子、老子及其他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是雅斯贝尔所谓世界“轴心时代”中国的代表人物，那么，比这个“轴心时代”上限还早200年的周公，就应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当之无愧的学术鼻祖了。难怪杨向奎先生评价周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说：“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在中国西北的远古历史上，出现像周公这样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并不是偶然的。其一，从文化传统看，西北大地尤其渭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夏禹等氏族社会的英雄人物，都出生在渭河或黄河上游一带，之后才向东游动，进入中原和东部、北部、南部等地区。他们在西北地区建立的部落制国家和经济、文化活动，为周公的政治文化创造提供了深厚的历文化积淀，是周公政治思想文化创新取之不尽的资源。其二，从家族渊源看，周族自后稷以来，十数代（或数十代）人都生活在西北的关中、陇东、丰镐（今陕西西安市西）等地区，熟悉这里的自然环境、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又有在夏、商王朝从政以及灭商，建立统一国家的政治经验，这为周公的思想创新提供了家族的智慧和动力。其三，从现实需要看，周族建立的国家与夏、商王朝一样，都是广土众民的统一政权，同类的政权必有相通的治理之道。西周建立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治理和维护新政权，使其长治久安。因此，夏何以亡，商何以兴？商何以亡，周何以兴？这些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明显地摆在周人和周公面前，迫使他们必须立即作出解释、提出解决的方案。聪明睿智的周公，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大声疾呼地提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的口号。并用自己的才智，从总结历史经验切入，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亟需，经过全面、深入和周密的理论思维，终于总结、提炼、加工、改造出了切合当时社会实际的思想理论成果。

　　［注 释］

　　??如《尚书?西伯戡黎》中记载纣王说“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说“天既讫我殷命”，“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故天弃我”，“天曷不降威”等。其中的“天”，都是指最高神，但商代将最高神一般称作帝或上帝。

　　???????????????????《尚书?康诰》。

　　??《尚书?大诰》。

　　??《尚书?梓材》。

　　??????《尚书?多士》。

　　?????《尚书?酒诰》。

　　???《尚书?多方》。

　　???《尚书?泰誓中》。

　　???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1页。

　　???《礼记?曲礼下》。

　　???《史记》卷28《封禅书》。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6页。

　　???《尚书?召诰》。《史记?周本纪》及同书《鲁周公世家》云周公作此文，旧注以为召公所作，本文取前说。

　　???《尚书?无逸》。

　　???《尚书?康诰》：“丕，大也。蔽，判断。要，察也。”

　　???晋王嘉《拾遗记》云：“庖牺氏灼土为埙。”魏谯周《古史考》云：“伏羲作琴。”《礼记?曲礼》正义云：伏羲“作琴瑟以为乐”。汉王逸《楚辞章句》云：“伏羲作瑟，造驾辩之曲。”《楚辞?大招》云：“伏羲驾辩。”《礼记?乐记》正义引《孝经纬?援神契》云：“伏羲乐名《扶来》，亦曰《立基》。”

　　???《荀子》卷13《礼论》。

　　???《春秋左传注疏》卷20，文公十八年。

　　???《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

　　???《礼记?仲尼燕居》。

　　???启良：《中国文明史》上册《代序》，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论语》卷2《八佾》。

　　???《论语》卷4《述而》。

　　???《淮南子》卷21《要略》。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自序》第23页。

　　???见《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3

　　【关键词】多元主义；消极自由；伯林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5-101-01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被公认为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其《两种自由概念> -文与哈耶克、波普尔和塔尔蒙的著作一起被约翰?格雷列为1944年之后自由主义获得“复兴”的标志之一。近十几年来，伯林的白由主义思想被中国学者广泛引入国内，其中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对中国学术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伯林在该文中认为消极白由可以通过多元主义证成。他认为价值的多元不可以通约为某个单一价值，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消极自由就变得十分重要，故自由主义应该拥抱消极自由。

　　一、伯林的论证思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伯林是如何从主张价值多元论到主张消极自由的。

　　“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他目的之牺牲的世界。的确，正是因为处在这样的状况中，人们才给予自由选择以那么大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他们能够确信在某个完美的、人们在地球上可以实现的状态中，他们所追求的那些目的绝不会相互冲突，那么选择的必然性与巨大的痛苦就会消失，自由选择的核心重要性也会随之消失。”

　　伯林在这段话中强调了不受他人干预，并自由作出选择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争议与分歧的世界之中，人类的目标是多样化的，而这些目标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如果我们试图采用某个特定的价值或者“善”来统领我们的生活，这就违背了我们作为自由主体的原则。伯林把这样的违背称为“形而上学的一元论”，伯林虽然认为“一元论以及对单一标准的信念，无论是对于理智还是对于情绪，常常是一个深刻的满足之源”，但是伯林也深刻的意识到“形而上学的一元论”会在道德和政治实践中造成巨大的人性灾难。所以伯林这样说：“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含的‘消极的’自由标准，在我看来，比那些在纪律严明的威权式结构中寻求阶级、人民或整个人类的‘积极的’自我控制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显得更真实也更加人道。”

　　二、对伯林论证思路的批判

　　那么多元主义真的可以直接推导出消极自由的重要性吗？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而对此推导提出思考。

　　首先，我们假设多元主义的存在是真实的。假如我们处于废除种族制度之后的南非，我们不得不而临两个选择：一是对过去犯下种族迫害之罪的人进行一场公正的审判，二是对种族迫害者施以仁慈之心。按照伯林的看法，这两个选择没有一个可以公度的标准，我们无法稍加检视便可决定两者之间何者为高，那么作出哪个选择甚至不就可以通过投掷硬币正反而来决定吗？也许思考的时间会久些，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在公正与仁慈之间作出最后的抉择。其次，我们假设多元主义是假的。伯林批评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在这种价值不冲突、可通约的社会中，人们的选择不再具有重要性。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假如我们存在于一个相当封闭的政教合一社会中（排除君主强行决定民众信仰何种宗教的讨论情况），某种宗教支配了人们生活的每个环节，也成为人们做各种决定的标准。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我们的选择还有意义吗？我认为选择的意义依然很重要。因为人觉得自己的选择有意义，是因为宗教信仰直指了内心。试想，如果连遵循已经成为我生命部分的信仰而作出抉择都没有意义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有意义？

　　三、结语

　　通过对上述正反两个方而的论证，我们发现从多元主义中是不能直接证成消极白由的，两者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那么消极自由的基础是什么呢？在前而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消极自由的基础在于个体的主观选择意愿，而这恰好就是积极白由的核心。我想伯林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他亲身体会到了20世纪形而上学一元论带来的极权主义危害，而期望从多元主义中找到消极白由的土壤。

　　值得一提的是，伯林在晚年（1988年）的访谈中明确地否认了多元主义和消极自由之间的逻辑关联：“多元论和自由主义是互不相同甚至也互不交叉的两个概念。有各种不属于多元论的白由主义理论。我既相信自由主义，也相信多元论，而这两者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

　　虽然多元主义和消极自由没有白明的关系，但是伯林开辟了多元主义的思想道路和推动了多元主义的思考方式，鼓舞了当代道德哲学中的价值多元主义运动。

　　参考文献：

　　[l]GaliPeau Claude J. Isaiah Berlin's Liberalism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瑚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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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英]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

　　[5][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M]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02

　　[6][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M].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M].彭淮栋，译人民出版社，2010.

　　[8][美]列奥-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4

　　关键词: 清代末期 保守主义 产生背景 派别

　　十九世纪末的清王朝在风云际会、变化万千的世界格局中已是风雨飘摇,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在西方各种思潮的不断冲击下也出现了罅隙,于是,保守主义者们便纷纷力图补救,虽然他们因各种原因形成不同的派别,所采取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却都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一、保守主义的产生背景

　　孔子在与其弟子讨论三代文物制度的变迁及其未来趋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演变,大体上正是循着这一不断自我变化,同时又始终保持其主题格局的渐进道路展开的。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许多类似“汉承秦制”、“唐继隋制”的词语。老子也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可见损益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在中华民族的心底扎下了根。而损益这种凸显延续性与渐进性的变革方式,也正是中国古代保守主义者们所倡导的。

　　儒家文化浸润中国两千余年,其道统地位已根深蒂固。自清季以前,凡读书识字之人无不以儒徒自居,无不以儒家道统为尊。近代中西接触频繁,宗旨和信仰皆与儒家思想不同的西方思潮涌动,不断冲击着道统的尊崇地位。士大夫,这一儒家之卫道士阶层遂并起而击之。清季中国动乱,清政府与洋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士大夫的保守主义信念便寄托于往昔之光辉时代,这更促成了清季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但是,在保卫儒家道统的同时,卫道士们又不能不接触西方的种种思潮,思想或多或少会有所变化,从而形成了特有的保守主义。

　　二、清季保守主义的派别

　　在西方,保守主义者被分为朴素的保守主义者、变革中的保守主义者和反思的保守主义者三类。清季的保守主义虽然不能完全对应西方的分法,但是却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联系。

　　清季的保守主义者们根据所处时间与对待西方思潮态度的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顽固派

　　顽固派指的是那些狭义的保守主义者们。他们墨守陈规,面对西方思潮的冲击而不愿有任何改变,甚至连广义保守主义者的损益思想都在其对西方文明的抵抗中一并摒弃。

　　保守主义的顽固派由来已久,自宋明理学成为儒学正统,其所强调的“华夷之辨”、“忠君爱国”和对气节的严格要求等观念就深深地印在了士大夫的内心深处,并牢牢地禁锢住了士大夫们的思想。当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中国大门,逼迫清政府陆续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时,传统士大夫们才不情愿地开始正眼看待西方,对外本能的排斥性是顽固派最基本的一个特点。

　　中国古代教育是遵循着儒家道统的,其格外强调夷夏之辨与儒家的正统地位,这正是滋生保守主义顽固派的土壤。明清取士全凭八股,而八股考试文法细密,忌讳甚多,士子们稍不注意,便会违反考试原则和试卷格式而使自己数十年的寒窗苦读一朝散尽。所以,士子们在多年的举业生涯中养成了一种循规蹈矩的习惯。他们自小就受这种保守方式与内容的教育,性格自然也受到了极深的影响。

　　顽固派是儒家道统最坚实的捍卫者,也是最重视礼仪道德的传统士大夫,他们坚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条,认定外来的西方科技都只是奇技淫巧,而以道治天下才是正途。“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便是其应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答复。

　　2.清流派

　　清流亦称清议,原指封建社会那些不当权,但有名望,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而言。晚清的清流派还包括了朝廷大员,如李鸿藻、张佩纶、张之洞等。

　　历史上,每当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之时,清流派总会挺身而出,力图补偏救弊,“挽狂澜于既倒”,这已形成了一种传统。晚清的清流派也是如此。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封建统治日趋败坏。外部列强环绕,屡屡窥伺,内部则“吏治日偷,民生日窘,怨恫交作,灾害频仍”。严峻的社会危机促使部分具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乘古之遗风再次形成清流派。晚清的清流派不同于顽固派那样全盘否认、拒绝一切西方的东西,而是批判地接受部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清流派赞同洋务派顺应西学东渐的潮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实现中国船坚炮利的设想,却又因洋务派在对外交涉中的妥协退让和洋务运动的收效甚微而对洋务派成员多有抨击。

　　与洋务派比,清流派讨论的更多是时务,其共有的重心则在攘夷。攘夷和尊王一样,都是从儒学传统中延续出来的,所以,当时的攘夷虽然是“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对于外来逼迫的直接回应,而其旨意和理由则是历史里的中国人所固有和旧有的”。

　　甲申易枢后,随着恭亲王奕D的下台,朝廷内部慈禧与奕D相互牵制的平衡局面被打破,清流派失去了作为双方权力制约工具的作用,所以其成员先后因为种种理由被贬斥或发配,清流派也因之没落。

　　3.洋务派

　　用西方保守主义分类可以将洋务派划为“反思的保守主义者”,为了将其与后来的维新派相区别,我在这里暂时将其命名为“前期反思的保守主义者”。

　　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起源于中国接二连三地败于西方列强,在面对西方列强的科技制度而不得不承认其先进的一部分士大夫中,产生了一些调和思想,他们大致考虑到中西双方文化之优点,即便有强调本土文化优越之嫌,实质上也“绝无拒斥外来文化之意”,于是渐渐形成如“西学源出中国说”、“运会说”、“托古改制论”、“中体西用论”等。其中唯有“中体西用论”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与深度最大,而其也成为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起源思想。张之洞的《劝学篇》虽认为西学为用,惟狭义之教,即儒教,则张氏绝对认为乃不变之体,民权亦自不能接受。张之洞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洋务派人士的心态,其中的保守主义意味与损益的态度也极为凸显。

　　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分为“自强”与“求富”两个阶段,其演变大致是因为自强之路不顺而自然地追究其原因并引出了“求富”这一先决条件。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此时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苦心经营十余年的成果瞬间灰飞烟灭,洋务运动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洋务派遂渐渐低落,其成员有的转向寻求更深层次改革的维新派,而有的则就此消寂,转向了更为保守的文化复古主义。

　　4.维新派

　　甲午战争败绩,洋务运动失败,士大夫们再次审视“求富”这一“器”的层面。在“器”层面上不断地探索,却又不断地失败,这使得一部分士大夫开始向“体”的层面发出疑问,进行探究。

　　严复的《天演论》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引进中国,使国人意识到中国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危机感蔓延了整个中国,从而催生出一批渴望国家强盛的深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士人。他们从洋务运动的失败中意识到仅靠“器”的改变是不能使中国强大的,只有在“体”上进行变革,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然而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士子,固其对“体”的变革并不是以排斥君权为基础的,他们选择了“君主立宪”这一比较折中的西方资本主义政体作为其努力的目标。

　　1898年,维新派人士组建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保国”是“保皇”之延伸,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宗族社会,国家的一系列行政构建都与宗族紧密不可分,在儒家尊王思想下的皇帝与国家趋于统一,“保国”则更多地被赋予了一种“保皇”的意义。“保种”则凸显出“夷夏之辨”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之广,这也正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屡屡在外族压迫下仍能散发出勃勃生机的原因。而“保种”的提出,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萌发的先声。“保教”则更为直接地体现出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潮的融合。“孔教”的提法是康有为的独创,从名称来看,它融合了西方的教派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尊孔思想。而康有为创“孔教”之名,则有两重目的:其一,以其对抗过激的革命思潮;其二,以其为契机,实施其改革措施,以图减少变法阻力。“保国,保种、保教”,总的更倾向于保守,这也正是维新派改革的最终目的――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及在其影响下的清王朝。

　　三、结语

　　清代末期的保守主义是在“夷夏之辨”、“尊王攘夷”等传统思想的惯性下,自然产生出的一种排斥与本土文化不相符甚至相抵牾的外来文化的本能。在传统小农社会的中国,宗族国家的长久盛行,使得保守主义长期浸润国人,成为一种民族性格。再加之历史上中国屡次遭受外族统治,但传统文化总是在保守主义者的努力之下得以延存,并且在不断损益的过程中同化了异族文化,保持长久的繁荣。因此,中国在五千年的风雨中渐渐成为了一个保守主义的国家。中国因保守主义,总能够“病树前头万木春”,不至于丧失民族文化;而却也因保守主义在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大潮中渐渐落后,而终于遭受危机。

　　参考文献:

　　[1]赵慧峰.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2]杨国荣.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

　　[3]杨国荣.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徘徨.三联书店,2008.

　　[4]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5]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

　　[8]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美]约翰?凯克斯著.应奇,葛水林译.为保守主义辩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0]王莲英.李鸿藻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业论文,2006.

　　[11][英]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历史研究,2000,(3).

　　[12]张立胜晚清守旧派官僚集团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5

　　【关键词】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中国政治学会

　　一

　　中国古代的政治学遗产非常丰富。四千多年来，在政治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它积累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国家长期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经验，并且绝大部分被完整地用文字保存了下来。当然，其中有许多是过时了，但更多的却是直至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瑰宝。

　　近代西方政治学被介绍到中国来，是从19世纪末叶开始的。

　　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兴起时，中国人通过洋务派的鼓吹、宣传，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些了解。但是通过译书、著书、杂志、报刊大规模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等理念和议会、政党等等国家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则是清末维新运动时的事。当时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严复因曾留学英国，故译、著尤多。戊戌变法，虽以六君子遇难而告终，但兴学堂、开书局、办报纸的维新风气，却不可遏止。这时，政治学在西方也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政治学》、《政治学史》命名的著作，在欧美及日本均陆续出版。中国维新之士，也就及时地翻译过来在中国传播。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4年间，中国翻印出版西方政治学的专著就有66本之多。其中，美国伯盖斯所著《政治学》就有“译书汇编”社（1900年）和上海作新社（1902年）两种中译本；德国那特kēng＠①所著《政治学》，也有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两种中译本。此外，还有英国赖烈的《政治原论》，美国威尔逊的《政治泛论》，日本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以及日本浮田和民的《政治学史》等等。[1]

　　1898年（光绪24年），也就是戊戌政变这一年的12月，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它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到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政治科”。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随后，陆续兴办起来的大学都设立了政治学系。到1948年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当时全国100余所大学中已有40几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在这些大学政治学系中教书的著名教授有：张慰慈、高一涵、钱端升、张忠绂、浦薛风、张奚若、张汇文、萧公权、蒋延黻、周鲠生、李亚农、萨孟武、邓初民、楼邦彦、吴恩裕、王铁崖等。[2]

　　这时期出版的政治学专著，比较著名的有：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钱端升的《中国政府》、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浦薛风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等等。其中如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问题的较有影响的著作。

　　此外，中国的政治学者们还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分别在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召开过三届年会，至1946年，拥有会员140人。当时积极发起建立或参与活动的中国政治学会的老一代政治学家有王世杰、钱端升、浦薛风、周鲠生、萧公权、张汇文、张奚若、钱昌照、许德珩等。

　　总起来说，1949年以前，中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曾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也培养了一些政治学方面的专业人才。但是当时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就更少。第二，培养出来的学生，除去极少数幸运者毕业后有机会出国深造，回来在大学找个教职教政治学外，其余大部分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找工作非常困难。

　　前面提到，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已有一些政治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问题，存在着一些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用西方政治学教科书为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没有政治学的结论；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同样有一个完整的政治学体系。我认为以上两种看法，都未免有失偏颇。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是政治学的理论。它要解决的主要是政治实践问题。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思想问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理论，因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所在，即：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的、富裕的、民主的、适宜人性发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研究，它涉及面虽然很广，但关键问题却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正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的就是政治学的问题。

　　关于政治学的定义，是一个老话题。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学者见仁见智，他们对政治学的概念各有不同的界说。但其中也有共识，即都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但从国家政权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方面，即夺取国家政权和巩固发展国家政权。前者是如何革命的问题，后者是如何建设的问题。在西方的政治学著作中，着重研究的是如何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问题，例如研究比较宪法、行政学、行政法、政党、决策过程、政府机制运作等等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着重研究的却是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例如革命理论、革命战略与策略、革命方式与手段等等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政治学的内容，但各有侧重。这是客观需要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都是革命者，他们当时着重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如何组织起来，从反动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看到过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只能凭着天才的预见，提出一些抽象的原则。这些抽象原则，有些是符合实际的，有些却是错误的。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预见100多年后社会的发展，事先给后人留下锦囊妙计；而他们生前也不会想到，100多年后会有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从他们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当作治世的灵丹妙药。因为脱离实际，背诵教条，这本是马克思主义之大忌。那么列宁又如何呢？列宁领导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但共产党掌握政权只有七年，列宁就逝世了。而且那七年确实是内忧外患的七年，因此，列宁来不及总结社会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