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有大义 笔下有乾坤

　　原标题：胸中有大义 笔下有乾坤

　　作者：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宁波大学教授 南志刚

　　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胸怀、气度、学养、才情，必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领略大义、追求大义、实践大义，需要有正气、浩气。有正气、有浩气、有大义，就不会缺乏担当意识、责任意识、为民情怀，就不难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高度肯定文艺工作巨大成就，殷切希望文艺工作者“坚持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要求文艺工作者“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这一典型的中国话语，引发文艺界热烈反响。

　　“义”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尤其为儒家所重视。《论语》中就多次提到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信近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孟子将“义”看作是人性之本，认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在先秦儒家经典的深刻影响下，经过后代思想家不断阐发，“义”已经成为中国传统人格评价的重要标尺，并贯穿于一切“人为”活动的评判，作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表现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作为与“利”相对应的概念，“义”首先意味着对“利”的一种超越。君子修身重义，能够超越“利”的诱惑和羁绊，不以获利作为人生目标，不计个人之得失；即使在获取利益的时候，也要以“义”为先，“义”然后“利”，是为正当之利。一个作家、艺术家，如果将文学艺术创造与个人的物质欲望捆绑在一起，与个人的利害得失“休戚相关”，则很难完成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利”有远近，“义”有大小，关乎个体修身养性，是为小义；关乎国家民族老百姓命运前途，是为大义。大义自小义而来，又能够超越个体，行之远方。“胸中有大义”，就是把个人与国家、民族、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急天下之所急，忧天下之所忧。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在中国历史上，“胸中有大义”代有其人。孔夫子面对“礼崩乐坏”之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躬亲实践，建构秩序伦理。屈原著《离骚》，从个人不平到家国之忧，以生命实践“虽九死而犹未悔”。太史公发愤著书，超越个人生命悲剧，进入深邃博大的历史写作实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匡时救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因为“胸中有大义”，他们的伟大作品“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赢得了后世的敬仰。

　　乾卦是六十四卦之首，乾下乾上，元亨利贞，乃为至阳，“乃统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为六十四卦之二，坤下坤上，乃为至阴，象征土地万物生长，“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坤就是天地之间、阴阳之变，乃天地万物运转变化之两端，含蕴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胸襟宽广，气象博大。“文章天下事，得失寸心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笔下有乾坤”需要文学艺术家俯仰天地之间，体察万物之变，用大胸怀、大气象，书写内蕴丰富的伟大作品。《天问》问遍天地宇宙、人文始末。《前赤壁赋》由个人生命之叹，进入宇宙万物永恒的体察，在变与不变之间，实现生命超越。用张载的话说，“笔下有乾坤”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乾坤意味着博大，乾坤意味着变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古人笔下有古人之乾坤，今人当书写今人之乾坤。20世纪中国和世界经历了太多变化，面对诸多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中国文学尚缺乏“笔下有乾坤”之作。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学书写，欧洲文学、俄罗斯文学产生了一批气派宏大、影响深远的经典巨著，而中国作家的相关书写，尚不能令人满意。相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更加触目惊心，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暴行，且日本极右势力一直企图抹煞、否认，面对这一具有深刻历史教训和现实指向的大事件，中国文学长期处于“缺席”状态，不免令人费解。我们需要敢于触碰历史重大题材的大胸怀，呼唤厚重的历史意识、深刻的现实思考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相结合的伟大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的社会变革，也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伟大实践必将给文化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品。”

　　文学艺术是艰苦的创造性活动，是从文学艺术家个人修身开始，走向艺术表现的一个动态过程，是人格结构与艺术风格的互联互动。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胸怀、气度、学养、才情，必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胸中有大义”，才能“笔下有乾坤”。领略大义、追求大义、实践大义，需要有正气、浩气。孟子善养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塞于天地之间”；文天祥笃定“天地有正气”；孙中山主张“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有正气、有浩气、有大义，就不会缺乏担当意识、责任意识、为民情怀，就不难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

　　[责任编辑:赵伟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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