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与严复《天演论》之关系 第三部分 人类社会中的生存斗争

　　严复【天演论】用现代心理学来解读，就存在一下明显的认知偏差

　　1.幻想性错觉是指当碰到随机的图像或声音时，会下意识认为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看到白云的形状时会联想到恐龙，热熔炉之中的耶稣，或者听到声音响起时就认为来了短信，这些都是幻想性错觉。以上两点的共通之处是刺激物本身是客观中立并无任何暗示性意义的;这些意义的来源不过是观测者自己的主观认知。当时西方国家要求与大清朝通商与贸易的时候，中国文化意识空间还在古老的天朝与附属外夷的关系思想中，认为西方社会的通商要求是蔑视、摧毁中国文化的权威与地位，是要夺取大清的江山。

　　2.自验预言自验预言是指自我用行为来应验自认为会出现的结果。一个自验预言是由其自身使其成真的。自验预言是心理学上一个很利器——给你灌输一个观点，最终你因为坚信这个观点而让其变为现实。有趣实例：经济衰退就是一种自验预言。因为得有两个季度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才能形成经济衰退，而你自己在这六个月中是感觉不到其正在衰退的。但不幸的是，在GDP刚开始初露低迷时，就有媒体报道可能要经济谁退了，人们惊慌失措并引发了一连串事件，最终真的就导致了经济衰退。19世纪中国文化的亡国灭种意识，就是一种【自我预言】的潜意识的压迫感，其实在洋务运动时期，大清朝已经是世界GDP的大国，当时这种【自我预言】的不自信，导致了甲午战争无法聚集全国的力量，拼死一战，以至于割让台湾，让日本实现了崛起。

　　3.成见效应成见效应是指通过对个人某一点的好坏来管中窥豹，形成对其总体的看法。这种偏见在职员表现评估中常有发生。【成见效应】最明显的就是【洋为中用】。严复的【成见效应】导致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以至于【天演论】引发了了中国历史的大革命的到来。

　　4.羊群心理是指倾向于放弃自我意见而随大流，以此来感到安全和防止冲突。羊群心理最普遍的形式是“暴民心理”，主要来自于同辈的压力。羊群心理揭示了时尚之所以可以流行的原因。服饰，汽车，嗜好，风格这些种种都能得到一些群体的共鸣，并引发时尚潮流。

　　中国文化是一种权威引导与智慧的文化，也就是最典型的【羊群心理】，中国人最怕他人说自己【标新立异】【别出心裁】了

　　第五部分(1)

　　人类社会中的生存斗争

　　（1888年）

　　·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Human Society ·

　　所谓自然，是绵延不绝、丰富多彩的一连串事件。它既向好奇的观察者展现了宏伟壮丽的景象，又向他们提供了层出不穷、引人入胜的无穷奥秘。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限定于知识分子关心的那一面，自然似乎就是一个美丽而又和谐的整体，是完美无缺的逻辑程序的化身，过去的某些前提一定会得出未来的必然结论。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看得那么崇高，而是从更人性化的角度去看待它；如果允许我们的道德感情去影响我们的判断，允许我们像相互批评一样去批评我们伟大的自然母亲——那么我们的结论，至少对感性自然而言，就不那么讨人喜欢了。

　　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些仔细研究过高级动物所展示出来的生命现象的人看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条——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不啻是对可能性的恶意中伤。实际上，它不过是在证明先验理论家厚颜无耻的众多证据上再增加一条证据而已——这些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上帝的先验理论家发现，假设上帝一定是受与他们一样的动机驱使的，这不存在任何困难。他们确信，假如还有其他的路可走，上帝也不会使无尽的苦难成为他的造物的必需品，可敬的哲学家也会像上帝那样做的。

　　但是，即便是自然神论在那个历史悠久的命题——感性自然总体上是受善意原则支配的——中所表达的审慎的乐观主义，也没有能够经受起自然事实的公正考验。毫无疑问，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感性自然提供的大量例子表明，存在许多精心设计用于趋乐避苦的灵巧装置，而且说这些灵巧装置都是善意的证据，也是恰当的。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自然中同样还有无数的安排，其必然结果是制造痛苦，说它们是恶意的证据，为何就不恰当了呢？

　　如果说在鹿的身体组织结构里，可以看到大量在人类手工制品中可被称为技艺的东西，这些技艺使鹿能够成功地逃脱猛兽的袭击，那么至少在狼的机体装置中也含有同样的技艺，使狼能够跟踪鹿，并迟早把鹿逮住。在科学冰冷的灯光下，鹿和狼是同样美妙的。此外，如果说二者都是无意识的机械装置，那么赞赏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就站不住脚了。可是当狼伤害鹿时，却会唤起我们的道德同情心。我们把像鹿的人说成是天真善良的，把像狼的人说成是邪恶歹毒的；我们称赞保护鹿并助其逃生的人勇敢而富同情心，而批评帮助狼虐杀鹿的人卑鄙残酷。可以肯定，如果我们把这些判断移植到完全处于人的世界之外的自然，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不偏不倚。这样一来，善良的右手帮助鹿，邪恶的左手纵容狼，善良与邪恶相互抵消。自然过程似乎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2)

　　感性世界的每个部分存在的类似事实，迫使我们接受这一结论。然而，由于它不仅与普遍存在的偏见相左，而且唤起了人们对痛苦的本能反感，于是有人匠心独运，发明种种逃避之法。

　　神学的观点告诉我们，这是一段考验期，大自然表面上的不公平和不道德，不久以后就会得到补偿。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在大量感性生物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去实现这种补偿。在人类出现之前，食草动物就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而且一直遭受食肉动物的折磨和吞食。我觉得，没有谁会当真相信，一代又一代的食草动物的灵魂会幸福永生，并因此而得到补偿，而食肉动物的灵魂则住在狗窝一样的地方，既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丁点带肉的骨头。此外，从道德的观点看，事物的最后阶段总不如最初阶段。如果确有证据表明世界是设计出来的，那么无论食肉动物多么残忍嗜血，它们的行为也不过是服从其特定的构造而已。再者，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同样承受着衰老、疾病和过度繁殖所带来的不幸，因此二者都完全有权利要求得到补偿。

　　另一方面，进化论告诉我们，生存斗争虽然残酷，但最终结果还是好的，并且祖先遭受的痛苦也因后代的不断完善得到了补偿——这样一想，我们就得到了安慰。如果按中国人的说法，今世能还前世的债，那么上述论证还是有点道理的，否则我们就不清楚，在数百万年后，始祖马的后代在德比马赛(3)中获胜，始祖马遭受的不幸会从中得到什么补偿。此外，把进化想象为一种稳定的不断完善的趋势，是错误的。毫无疑问，进化的确是生命体不断改变以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但改变的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取决于环境的性质。倒退的变异与前进的变异，同样是有可能的。如果确如自然哲学家所说，我们的星球处于熔化状态，而且像太阳一样正在逐步冷却，那么总有一天，进化意味着适应普遍的冬季。除了在南北两极冰雪里生长的硅藻，以及能把雪染红的雪衣藻这类简单的低等生物体外，其他各种生命形态都会灭绝。如果地球是从太热而只能供养最低等生物的状态，朝向太冷而不允许其他生命体存在的状态演化，那么地球表面的生命过程，与迫击炮射出的炮弹的轨迹就没有什么两样。因而，下行的部分与上升的部分同属于进化的总过程。

　　从道德家的角度来看，动物世界所处的阶段，与古罗马角斗场的情形大致相当。精心喂养的生物被派去角斗，最强壮、最敏捷、最狡猾的活下来改天继续角斗。观众不必表示不满，因为不用给钱。观众必须承认，角斗士展示出来的技巧和训练水平是令人惊叹的。但是，如果他不能明白，角斗士必须忍受的或多或少的痛苦，对失败者和胜利者来说都是一种奖赏，那么他最好闭上眼睛。既然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在进行这种盛大的竞赛，而且每分钟要进行成千上万次；既然我们的耳朵足够尖，就不必下到地狱之门去听——

　　叹息声、哭泣声、凄厉的叫苦声，

　　或高或低，还有混杂在叫声中的拍手声。(4)

　　这样一来，如果这个世界似乎由善意所统治，那么肯定与约翰·霍华德(5)的善意是不一样的。

　　然而，古巴比伦人却明智地将他们的伟大女神伊什塔尔奉为大自然的化身。伊什塔尔兼具阿芙罗狄忒(6)和阿瑞斯(7)的品质——对她可怕的一面，既不要忽视，也不要佯装掩饰，这只是她的一面而已。如果说莱布尼兹的乐观主义是愚蠢但令人愉快的美梦，那么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就是梦魇，而且因其骇人听闻更加显得愚蠢。的确，令人不快的错误是错中之错。

　　这个世界也许不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但说它是最坏的也是在胡说八道。一个精疲力竭的酒色之徒，可能觉得太阳底下没好事；一个未经世事的自负少年，可能因得不到天上的月亮，就悲观呻吟，发泄不满。但是，在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看来，不容置疑的是，尽管人生苦多乐少，但人类能够过着、也愿意过着、而且事实上也的确过着相当满意的生活——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所努力寻求的生活。假如每24小时中有1小时，神经痛或极度的精神忧郁光顾我们所有的人——许多精力相当充沛的人在吃过苦头之后就知道，这种假设并不是多余的——生命的重负将陡然增加，而生命的一般过程却无大碍。但凡有点人性的人，都会发现，与上述痛苦比起来，再坏的境况也是值得过下去的。

　　还有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提出“感性自然的过程受恶的支配”这一假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太多的快乐，即便是那些最纯粹、最美好的快乐，也是奢侈品；作为生命动因的那一点点善，显然是多余的，可以说，它们已变成了生命中讨价还价的东西。对体验过快乐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快乐比自然美、艺术尤其是音乐所带来的快乐更加令人神魂颠倒。但是，它们是进化的产物，而不是进化的因素，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它们可能只为一小部分人所知。

　　整个问题的结论似乎是，假如在这个世界上善神不能想怎样就怎样，那么恶神也不能。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一样，是与感性存在的种种事实不相符的。如果我们期望按人的想法去描绘自然过程，假定它原本就想成为现在的样子，那么我们必须说，它的统治原则是理智的而不是道德的，它是一个伴随着快乐和痛苦的、物质化的逻辑过程，其作用方式在多数情形中，与道德赏罚毫无关系。落在正直的人和不正直的人身上的雨是一样的，西罗亚楼(8)倒塌时压死的人，并不比其邻居更有罪——东方人在表达同样信念时，似乎也是这种腔调。

　　从严格意义上说，“自然”意指现象世界的总和，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社会与艺术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将自然中的人工制品视为特殊的东西是实用的，因而把社会看作像艺术那样是与自然不同的东西也是有益处的。既然社会与自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定的道德目的，那么进行这种区分不仅更可取，甚至不可或缺。于是，产生了这种情况：社会成员或公民这些伦理人的做法，与野蛮的原始人或纯粹作为动物王国成员的那些非伦理人的做法背道而驰。后者为生存而斗争，像所有动物一样至死方休，前者倾其所能去完成限制生存斗争的目标。(9)

　　人类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过程，与狼和鹿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过程相比，看不出有什么更高的道德目标。不论人类留下的史前遗迹多么不完整，但其提供的证据可以明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已知的最古老文明还没有产生之前的成千上万年里，人只是极为低等的野兽。他们同敌人和竞争者作斗争，捕食比他们更弱小、更笨拙的动物。历经上千代，他们出生，不加节制地繁殖，然后死去——与獴犸、野牛、狮子、鬣狗一道，以同样的方式求生。从道德的立场看，他们与那些尚未直立而多毛的同胞一样，既不应该受到赞扬也不应该受到责备。

　　原始人也和野兽一样，最弱小、最愚蠢的人被淘汰，而那些最强壮、最精明的人，由于最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但在其他意义上不一定是最好的），得以生存下来。生活就是无休止的不受限制的斗争。在有限且短暂的家庭关系之外，个体对全体的霍布斯式的战争，是生存的常态。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在进化大河中，用力击水、奋力挣扎，尽全力将头部伸出水面，既不去想从哪儿来，也不去想往哪儿去。

　　从另一个角度说，文明史，也就是说社会史，记录了人类为摆脱这种状态所做的各种尝试。当人们第一次用和睦相处的状态取代相互作战的状态，且不论推动他们迈出这一步的动机是什么，社会由此而产生了。但在建立和平的过程中，人们显然对生存斗争进行了限制。在社会成员之间，不论怎样，是不准决一死战的。在接下来的所有社会形态中，几近于完美的社会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受到最严厉的限制。

　　原始的野蛮人，拜伊什塔尔为师，凡是自己喜欢的，全都据为己有，凡是与其作对的，只要能力所及，一律杀死。相反，伦理人的理想是，把他的行为自由限制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范围之内，追求公共福利如同追求自己的福利，把公共福利真正视为自身福利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平既是他的目的，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把生活建立在或多或少彻底的自我克制之上，即反对不受限制的生存斗争。他尽力从非道德的进化原则自由驰骋的动物王国中挣脱出来，努力去建立一个受道德进化的原则约束的人的王国，因为社会不仅有一个道德目标，而且完美的社会生活就是道德的化身。

　　然而，伦理人追求道德目标的努力，绝对没有消除（或者几乎没有改变）驱使自然人踏上非道德之路的根深蒂固的机体冲动。引起生存斗争的必要条件，是那种人与其他生物共有的倾向，即无节制地进行繁殖，尽管它不是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增长与繁殖”是一条比传统的“十诫”还要古老得多的戒律。这也许是绝大多数人出自本能、发自内心服从的仅有一条戒律。但是，在文明社会，这种服从的必然结果是，生存斗争——个体对全体的战争——以最激烈的方式卷土重来，而减少或废除这种战争原本是社会组织的首要目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传说的亚特兰蒂斯(10)历史上的某个时期，食品充足，正好能够满足全部人口的需要，生产日用品的工匠数量，恰好是农夫生产的剩余食品能够养活的人口数量。由于在上述传说的基础上添加一些特异的想象，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是极为善良的，把整体利益视为个人的最高目标。在那块幸福的土地上，自然人最终臣服于伦理人。那儿没有竞争，人人勤劳，为大家效力；无人爱慕虚荣，也无人贪得无厌，也不存在相互敌视；生存斗争被彻底消除，太平盛世终于到来。但是，显而易见，这种状态只有在人口数量固定的情况下，才能永久地维持下去。假如增加10张嘴，按照最初的假定，以前的食物仅够养活那些人，这样一来，必然会有人挨饿。亚特兰蒂斯社会也许是一个人间天堂，整个民族也许都是些不需忏悔的正义之人，但最终肯定有人挨饿。不顾后果的伊什塔尔，非道德的造物主，会撕裂这个伦理结构。我曾经和一个非常出色的内科医师(11)谈到过自愈力，他说：“胡说！自然十之八九不想救活人类，她想把人类送进它的棺材里。”造物主伊什塔尔对社会的结局，同样没有什么同情心：“胡说！她什么都不想要，只想为她心爱的最强者要一个公平的场所，让他自由驰骋。”

　　亚特兰蒂斯社会也许是一个“乌有之乡”，但是，这个传说描述的对抗性倾向，存在于曾经建立的任何一个社会之中，而且显然在未来的社会组织中依然会赢得上风。历史学家把矛头指向统治者的贪婪和野心、被统治者的恣意暴乱，指向财富和奢华的消极影响，指向占据人类大部分时间的毁灭性战争，认为这些是国家衰落、古老文明没落的原因，显然这是用道德观念来看待历史。毫无疑问，各种不道德的动机曾大量出现，但只是构成这些事件的次要原因。其实在表面的混乱之下，隐藏着根深蒂固的冲动——不加节制的繁殖。在腓尼基和古希腊派出的大批海外殖民中，在拉丁人的祭祀(12)中，在冲破欧洲古老文明边境的高卢人和条顿人的人流中，在近几个时期大批蒙古游牧部落的来回迁徙中，都凸显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古罗马一直存在的耕地问题和波利尼西亚岛上的武士社会(13)，同样彰显了其中存在的人口问题。

　　在古代社会，杀婴是一种惯例和合法行为，在现今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如此。饥荒、瘟疫和战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生存斗争的常见因素，它们以粗野、残忍的方式来减轻人口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但是，在更高级的文明中，私德和公德的进步已在稳步清除这些障碍。我们宣布，对杀婴者，要按谋杀罪予以惩处；颁布法令（尽管不是非常完善），不许有人饿死；把各种可预防的原因造成的死亡推定为谋杀，并竭尽所能消除瘟疫；谴责战争，视尚武精神为邪恶，不厌其烦地宣扬和平的福祉和勤勉的纯真德行。在文明扩张时期，连政治家和商人都能做到这种程度。净化了的心灵，期望着理想的“上帝之城”——当每个人都达到无我的境界，一心追求道德完善的时候，和平真正成为世界的主宰，各民族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都能和平相处，生存斗争彻底绝迹。

　　人的本性，在一定的环境中，是否能够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乃至是否能够确实朝着这种状态迈进，这个问题根本不必讨论。但是我承认，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我的职责是把握现在。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只要自然人不加限制地增长和繁殖，只要和平和勤勉还没有得到认可而且成为必需，那么生存斗争就会总是像在战争体制下那样惨烈地进行。假如伊什塔尔统治人类，她也会同时要求人祭。

　　让我们看看国内的情况。70年来，由于我国相比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国家，干扰少一些，有利的条件多一些，因而和平和勤勉在我们这里得以弘扬。克利萨斯(14)的财富，在我们积聚的财富面前根本不算什么，而我们的繁荣也令世界上其他国家十分羡慕。但是复仇女神并没有忘记克利萨斯，难道她把我们给忘了？

　　我想不会。现在，我们岛上住着3600万人，每年大约增加30万人。(15)也就是说，大约每100秒增加一个新生儿，要求同我们一起分享维持生存的共有物品。目前，本国的土地产出养活一半的人口都不够，另一半人口的供给必须从粮食生产国那里购买。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以换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能够生产为他们所需要的，又比他们自己生产的更好的东西，主要就是制造品——工业产品。

　　拿破仑一世的无礼指责，是有切实根据的。我国是一个店铺之国，而且在饥饿的威胁下，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店铺之国。然而，其他国家也有开店铺的需要，有些店铺还出售与我们一样的商品。我们的顾客自然希望自己的产品能换到最多和最好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商品不如我们竞争者的商品，又假如顾客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神智健全，那么顾客就没有理由不更青睐竞争者的商品。假如后一种情形持久大量地发生，那么不久就会有五六百万国民没有饭吃。我们清楚棉花灾荒是什么情形，因此，我们大致能想象，缺少顾客会是什么样子。

　　按伦理标准来判断，没有什么比我们目睹自己所处的境况更让人不满意的了。尽管不彻底，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实现和平共处这一社会组织的主要目标。为论证起见，可以假定，我们想要的只是无害且值得称颂的东西，即享受诚实劳动的成果。瞧，事实上，我们不由自主地在和可能跟我们一样和平友好的邻居进行生存斗争，相互残杀。我们追求和平，但不为和平去奔波。我们的道德本性不过是要寻求与整体利益相协调，而我们的非道德本性公开宣称按照古老精妙的苏格兰家训行事：“在我挨饿之前，你应该先饿死。”(16)那好，让我们走出幻想。只要不受限制的繁殖继续下去，没有一种社会组织——不论它是曾经被设计，还是可能被设计的，即便严格分配财富——能将趋于毁灭的社会解救出来，因为内部繁殖所引起的生存斗争，会以最剧烈的方式进行，达到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另外，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这种永无休止的竞争，将对人的道德感造成巨大的冲击。位于社会负极的一方，其痛苦越积越深；与之相反，位于社会正极的一方，其财富越积越大，这是多么令人厌恶的现象。只要伊什塔尔还在为所欲为，那么这种状态一定会保持下去，而且会持续恶化。这就是真正的斯芬克斯之谜，凡是没有解开谜底的国家，迟早会被自己生出的怪物所吞噬。

　　依我之见，现在对我们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似乎是如何赢得时间。正如日耳曼人的格言所说：“时间会给你忠告。”我们子孙中的聪明人，可能知道怎样从我们眼下的绝境中走出来。

　　我们的邻居和对手跟我们一样，都是伊什塔尔的奴隶，因此对他们心怀仇恨是很愚蠢的；但是，假如必须有人饿死，现代社会也没有特尔斐神殿的神谕，可以让各国求得指示，知道谁是牺牲者。我们都可以去碰碰运气，假若我们逃脱了厄运，总会有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原本就该我们逃脱，“一切皆由前定”。(17)

　　为此，还是好好考察一下靠劳动获救的必要条件才是上策。必要条件有两个：一是家喻户晓的，几乎没有必要刻意去坚持；另一个表面上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在理论和实践上，它经常在我们的视线之外。那个显而易见的条件是：我们的产品应该比别人的产品更好。消费者挑选我们的商品，而不是竞争对手的商品，理由只有一个：我们的商品在价格上更便宜。这意味着我们在生产商品时，必须利用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必须更加勤勉，而且生产成本并没有相应的增加。由于劳动力的价格在产品成本中占很大比重，因而工资的比例必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的确，廉价产品和廉价劳动力绝不是同义语；但产品要保持廉价，工资增长就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也是事实。因此，廉价，以及廉价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度的劳动力价格，是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

　　如果人们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显然第二个条件与第一个条件一样，是不可或缺的。这个条件就是社会稳定。当生活保持原样，社会成员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与人们合情合理的期待一致，社会就是稳定的。一般说来，人类极少关心统治方式或思考各种理想模式——除了大众认为他们成长起来的环境可能给他们造成现世的痛苦或来世的惩罚，或两者兼而有之，否则没有什么真正能够激起他们去打破常规，铤而走险地进行反抗。但是，一旦他们有此想法，社会就将危机四伏，犹如一包炸药，只需一点火星就会爆炸，那时社会又重新陷入野蛮的混乱状态。

　　不言而喻，当劳动力的价格降到临界点以下，工人必然陷入法国人用强调语气所说的“la misère（处于悲惨之中的）”状况，我实在想不出与之完全对应的英语单词。在这种境况下，食品、保暖品和衣服等这些仅仅能够维持身体正常运转的东西都不能得到；在这种境况下，男人、女人和小孩被迫挤在窝棚里，斯文扫地，甚至连维持健康生存的起码条件也不可能得到；在这种境况下，能够获得的快乐也只有酗酒和滥交而已；在这种境况下，饥饿、疾病、发育迟缓、道德堕落纷纷出现，痛苦以复利的速度累积；在这种境况下，即使老老实实地不停劳作，其前景也不过是过着无法战胜饥饿的穷苦生活，最后以一座草坟了此一生。

　　只要社会上有天生懒惰、生性恶毒的人，有因病或因意外事故而丧失劳动力的人，有父母双亡在世上无依无靠的人，那么，在每个大的人类集合体中，不可避免地总会有一定比例的社会成员生活在“绝望的泥沼(18)”。只要这个比例是在可容忍的限度内，人类就能够妥善处理；即使比例有所上升，但只要是上述原因引起的，那么人类可以也必须耐心忍受。但是，如果社会组织不但不去减缓这种趋势，反而予以保持和强化，如果某一社会秩序明显地在惩善扬恶，那么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琢磨，是尝试一种新试验的时候了。动物人一旦发现伦理人使其陷入绝望的泥沼，就会重新恢复古老的统治，宣布无政府状态。实质上，这种建议将使社会秩序重返混乱状态，再次开始残酷的生存斗争。

　　凡是了解所有大型工业中心人口状况的人，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知道，这里人口众多而且还在不断增长，极度悲惨的状况占绝对统治地位。我并不自诩具备慈善家的品质，我也极为厌恶各种煽情的说辞——我是一个博物学家，只是努力去研究那些多少在我知识范围之内的事实，以及被丰富的证据进一步显示的事实。在工业发达的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大型制造业城市不是聚集着大量生活在上述悲惨境况下的人群，还有更多的人在社会泥沼的边缘挣扎，一旦对他们产品的需求下降，他们就极易陷入绝望的泥沼之中。而且，身处泥沼中的人数以及正向泥沼下滑的人数，虽然数目已经十分庞大，但随着人口的每一次增加，还会持续不断地上升。在我看来，以上这些不过是清楚明白的事实。

　　无需论证就很清楚，一个正在如此迅速稳步地积聚腐烂的社会，是没有希望在工业竞争中获胜的。

　　智力、知识和技能毫无疑问是成功的条件，但是，除非它们立于诚实、活力和善意等人类必备的体能和德性之上，除非它们受到人们渴望得到的奖赏的激励，否则会有什么用呢？如果一个人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身心发育不良，意志消沉，信心尽失，难道还有理由指望他具备上述品质吗？

　　因此，工业人口的生产能力要获得充分而又持久的发展，必须有一个与之匹配的社会组织，并以这个社会组织为基础——这种社会组织向工业人口提供必要的身心福利，扬善抑恶。自然科学和宗教热忱很少能够携手合作，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倒是志同道合。再缺乏同情心的博物学家，也不得不钦佩已故的沙夫茨伯里伯爵(19)这样的社会改革家的洞察力和献身精神。在最近出版的遗著《生平与书信》中，沙夫茨伯里伯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五十年前工人阶级状况的生动图画，也描绘了一幅我国工业由于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而正在自掘坟墓的生动图画。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好像没有鼓舞人心的进步迹象，旨在改进贫民阶层身心福利的投入，过去和现在也都没有稳步的增长。卫生方面的改革家，像大多数我有幸认识的改革家一样，似乎需要给他们注射一针大剂量的诸如道德古柯那样的狂热剂，好让他们尽职尽责地工作。此外，他们无疑犯过许多错误。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应该着力改善我国工业人口的生活环境，改进人口稠密街区的排水装置，提供浴室、洗衣房和健身场馆，培养节俭习惯，提供公共图书馆等教育和娱乐设施。这些措施不仅在慈善家的眼里是值得称道的，而且是工业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我看来，只能凭借这些手段，我们才有望控制工业社会不断滑向极为悲惨的状态的趋势，直到智力和道德的进步引领人们去消除引发这种趋势的根源。如果说实现上述安排肯定会增加生产成本，由此使生产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那么我斗胆说，首先我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但是，如果真是那样，其结果就是，工业社会不得不面临一种两难选择，选择其中任何一种，都预示着有毁灭的危险。

　　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能付给国民充足的劳动报酬，可能国民身心健康，社会安定，但是也可能由于其产品价高而在工业竞争中失利。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付给国民充足的劳动报酬，那么国民身心一定变得不健康，社会也不安定——尽管在工业竞争中，由于其产品廉价，这个国家可能获得暂时的成功，但在历经可怕的痛苦和退步之后，它最终必然会落得一个完全毁灭的下场。

　　好吧，如果这两种情况是我们唯一可能的选择，那么就让我们为自己和孩子们选择前者。而且，假如不得不饿死的话，也要死得有个人样。但是，我不相信，一个由身心健康、充满活力、受过教育而且能够自我管理的人所组成的稳定社会，还会遭受灭顶之灾。此外，他们不可能受到许多具有同样品质的竞争者的困扰——再说，我们确实应该相信他们会找到战胜对手的办法。

　　假如人们身心健康和社会秩序稳定这两个工业持久发展的必要条件都具备，那么剩下要考虑的就是获取知识和技术的方法，因为没有它们，即使具备上述条件，在竞赛场上也不能获胜。请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做。一个庞大的初等教育体系在我国已经实施60年了，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都接受了初等教育。我认为不用怀疑，从整体上看，这一体系运转良好，其间接作用和直接作用都十分巨大。但是，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它也显示出了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缺陷：似乎它们只是为了满足以往社会状况的需要。有一种普遍而且在我看来是极为公允的抱怨，即与书本打交道太多，而实践得太少。我是最不愿意缩减早期教育，把小学变成商铺的附属品的。我之所以响应大家的意见，批评我国初等教育书本气和学究气太重，与其说是为了工业利益，不如说是为了拓宽文化的范围。

　　就算没有诸如工业这类事情，一个不培养观察能力，既不训练眼睛也不训练手，完全忽视最常见的自然真理的教育体系，可能仍会被合理地视为存在着不可思议的缺点。在我国的现行教育中，的确缺乏指导和训练，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恰恰是最重要的——如此说来，这种缺点差不多就是一种犯罪，尤其是在弥补这种缺陷并不存在什么实际困难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不普遍传授绘画，实在没有道理可言，因为，绘画对眼睛、手都是一种极好的训练。艺术家是天生的，不是培养的，但是，可以教每个人去画立面图、平面图和截面图。出于训练的目的，罐子、盘子与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20)一样合适，甚至还更合适。所需的工具也不昂贵，而且画上述物品，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几乎能像算术那样得到简便而又严格的检验。这些画要么对了，要么错了——如果画错了，可以让学生看看它们错在哪儿。从工业的观点来看，绘画有着更深层次的价值，因为在一切行业中，须臾离不开绘画能力。其次，除了缺乏合格的教师，实在找不出什么好的理由来解释，为何不把传授科学的基本知识列入普通教育的范围。再说，这种教育也不需要买什么昂贵精细的设备。蜡烛、粉笔、小孩玩的水枪这些最普通的东西，到了精通业务的教师手里，也许就成为引领孩子们走进科学王国的起点，一直达到他们能力的极限。在这一旅程中，孩子们的观察和推理能力得到了有效的训练。如果结果表明，实物教学课无足轻重、没有什么作用，那也不是实物教学课的过错，而是教师的过错，错在他没有发现，要教给学生一点点，教师须有一大片——还错在他对此全然不知。没有发现这一点，也不是教师的过错，而是广泛盛行的那种可恶的教师培训体系的过错。(21)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我不认为，建议在普通教育的现有课程中增加这些内容，仅仅是为了工业利益。在伊顿中学传授基本的科学与绘画知识是必要的（我很高兴地说，在那里二者已成为日常科目），对那些最普通的小学来说，也同样是必要的。这两门课程的重要性在技工教育中得到强化，不仅是因为从中学到的知识和技术——虽然没有多少——对学生以后的生活仍然有实际用途，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成为通常所说的“技工教育”这种特殊训练的入门课程。

　　我想，刚才说的最后一个目标可归为三个主要方面的需求：（1）传授特别适用于工业事业的相关科学及艺术的基本原理，可称为初级科学教育；（2）传授与技术教育相关的应用科学和艺术的内容；（3）培养传授上述两方面内容的教师；（4）人才发现机制。

　　上述每一方面，我们都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有很多事情有待完成。如果基础教育按所建议的方式加以改进，我想学校董事会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他们也有能力做好这些事情。但是，学校董事会成员是选举产生的，受此影响，就无法保证他们适于处理科学或技术教育问题，再说，也没有必要强迫他们去做他们不爱做的事情，因为会有其他组织机构去做，这些组织不仅更适于做这项工作，而且已经实实在在地做了。

　　在普及初级科学教育方面，科学与艺术局(22)是这些组织中的主要力量。为了在广大民众中传授基本的科学知识，在最近的25年间，它比本国或其他国家的任何组织所做的都要多。在自然科学的教育方面，它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人民大学。在我国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学开设培训班，免费向穷人开放，只要穷人光顾它们就行。在最近的25年里，科学与艺术局所开设的班级已遍布全国各地，向所有的人开放，并向穷人传授科学与艺术知识。“大学推广运动”说明，那些历史更为悠久的学术团体发现，跟着做是适宜的。

　　在严格意义上，技术教育变得必不可少有以下两个原因。古老的学徒制已经坍塌，部分是由于工业生活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部分是由于职业不再是“手艺”活，不再是靠师傅传给徒弟的行业绝活了。发明不断改变着我国工业的面貌，结果“绝活”、“老经验”等越来越不重要，而掌握可以成功应对新环境的知识原理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在整个社会中，带四五个徒弟的“师傅”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手下有40个、400个甚至4000个工人的“雇主”；以前可以在店铺学到的那些零零碎碎的技术知识，工厂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于是，以前由师傅提供的指导，完全被技术学校的系统教学所取代。

　　在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许多这类的机构，规模有大有小，完备程度有高有低，从城市行业协会建立的庞大体系，到规模最小的地方技术学校，更不用说艺术学会（后来被城市行业协会接管）等举办的技术培训班了。此外，推动这些机构不断增加、扩大规模的各种运动，不仅范围在迅速扩大，而且越来越有力度。但是，在技术教育的最佳方式上，还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因而普遍希望加以解决。有两条路似乎是行得通的：一是设立专门的技术学校，为全日制学生日后的就业开设系统详细的教学课程；二是开办技术业余培训班，尤其是夜校，就一些专题开设一系列课程，主要针对那些已经从事某一行业或在商店工作的人。

　　毫无疑问，我们建议的第一项，即技术学校这条路，成本是很高的。至于技工教育，常常会遭到技工们的反对，因为他们不是在职业状态中学习，容易养成一些外行习性，对于实际业务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但是，如果这类学校附属于某一工厂，接受雇主的管理，而这个雇主又希望训练一支高水平的工人后备军，那么上述反对意见就不成立了。此外，这类学校在培养未来的雇主和高级雇员方面的作用更大，这一点大家也不会有什么疑问。但是，很显然，这类学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他们必须尽快挣钱养家糊口。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业余班，特别是夜校，把它作为技工技术教育的重要手段。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怀疑这种业余班的巨大作用了，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寻求各种途径加快发展。

　　就像所有其他有关社会组织的问题一样，我们眼下也面临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效仿国外所采取的方法，敦促国家负起责任来，建立起庞大的技术教育体系。然而，许多个人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则持另一种意见。他们费尽口舌，不仅谴责和反对中央政府插手这类事情，也谴责和反对将地方征收的那一点点税金用于技术教育。无论如何，我国政府最好不要干预纯粹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对此我深信不疑。尽管我个人坚决倾向于个人主义者，但我得出上述结论纯粹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事实上，我的个人主义是属于有点感情用事的那一类，有时候我想，如果它不是被倡导得那么强烈，我会更加坚定地拥护它。(23)我没能看到(24)，文明社会仅仅只是一个为实现道德目标——也就是社会成员的利益——而成立的社团，所以它采取的措施应该要有利于实现公意所认定的整体利益。而靠多数人投票无法对社会中的善与恶进行科学的检验——很不幸，这句话太正确了。但是，在实践中，它是我们能够适用的唯一的检验方法，拒绝采用它就意味着实行无政府主义。有史以来，最专制的政权与最自由的共和国一样，均建立在多数意志的基础之上（通常屈服于一小撮人的意志）。法律是多数人意见的表达，而且它是法律而不仅仅是意见，因为多数人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将它予以实施。

　　与最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一样，我坚信，每个人在各个方面都享有行为自由，只要其行为不影响他人的自由。但是，我无法把政治学的这一伟大归纳与通常从中得出的这个实际结论联系起来：政府——人民的法人——没有权利干预任何事情，除非是为了实施审判和对外防御。在我看来，每个社会都会适当地让其成员享有一定量的自由，但这个量不是一个常量，不是“先验”地从所谓“自然权利”这一虚构的东西中推演出来的——但是，它一定是被环境决定的，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深信，很明显，社会机体的组织越高级、越复杂，每个成员的生活与社会整体生活的联系就越紧密；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不再仅仅是利己主义的，也不再或轻或重地干涉他人的自由，那么他的自由度就越大。

　　假如一个垦荒者，他家方圆十英里内都没有邻居，为了消灭害虫，他决定一把火将房子夷为平地。这时，如果没有保险部门的介入，法律没有必要干涉他的行为自由，因为他的行为无损于其他任何人。但是，如果住在大街上的居民做同样的事情，政府就应该毫无疑义地将其定为犯罪，并进行相应处罚，因为这种行为确实妨害了邻居的自由，而且后果严重。所以，下面这种说法也许站得住脚：在人口稀少、出产富庶的农业国，强制人们接受教育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一种暴政。但是，当一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制造业国家，正与竞争者进行着生存斗争时，无知的人就会变成一种负担，因此就对其同伴们的自由造成了侵害，也成为阻碍他们成功的障碍。在这种情形下，教育费用实际上就是一种为了防御目的而征收的战争税。

　　政府行为经常出错，一直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我相信，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不觉得，这一说法只适用于描述“人民的法人”的行为，而不适于描述个人的行为。世上最睿智、最冷静的人，即使他只想从一块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他也不可能走一条笔直的路——他总是会犯点错误，而且总是在自我纠正。如果一个个人主义者有底气说，他的人生轨迹不那么波澜起伏，我只能诚心恭喜他了。无论掌舵人怎么做，船总会有点偏航。如果因为政府行为只能做到大致正确就要废除政府行为，那在我看来，这与彻底废除掌舵人没有什么两样。个人主义者质疑：“为什么要剥夺我的财产让别人的孩子受教育？”人们经常提出这种质疑，似乎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也许确实如此，但我发现很难明白为什么应该如此。我所在的教区要我为很多我从未路过的马路支付修路费和路灯费，那我也可以申辩说，这是在剥夺我的财产给其他人铺平道路、驱走黑暗——恐怕地方当局不会采纳我的申辩。我必须承认，我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要采纳。

　　我的见识不足称道，但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只是一个微微发红的小不点，嘴里肯定没有含着一把金匙子，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识别的抽象或具体的“权利”，以及任何财产。如果没有把我当做鬼哭狼嚎的讨厌鬼一脚踩死，那么阻止这场灾难的，要么是出于天生的仁爱之情，虽然我并未做过什么事情，可以换来这份仁爱，要么是出于对法律的敬畏，即我所降生的这个社会远在我出生前，费尽艰辛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假如我受到抚养，得到关心，接受教育，不像浪子一样四处游荡，我确实不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么而得到这些好处。假如我现在还有一些财产，这使我想到，尽管我的薪水是我劳动的正当所得，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其称为我的财产——但是，如果没有我生前的祖祖辈辈用血汗创造的社会组织，我所谓的财产恐怕只有一把燧石斧和一间破草屋，而且即便是这些东西，也只有在没有更强壮的野蛮人当道的情况下，才会属于我。

　　因此，如果这个无偿为我服务的社会，反过来要求我做一些事情帮助它存续下去，即使是为他人的孩子受教育作点贡献，不管我多么倾向于个人主义，但要我说“不”，我确实感到羞于启齿。假如我不感到羞耻，那么我就不能说，社会把这一道德义务变为法律义务，对我是不公正的。让所有的负担都由任劳任怨的马来承担，恰恰是不公正的。

　　由此看来，反对为教育事业征税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是，在为技术学校和培训班征税的问题上，我认为征收地方税是一个实际有效的办法。我国的工业人口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城镇和地区，这些地区是技术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此外，只有在这些地区，才能够找到实实在在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些人完全有望成为合格的评判员，能看清楚工业急需什么，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依我看，技术训练的各种方式目前还处于实验阶段，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适应其所在地区的专门特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不是“强有力的管理”，而是需要进行可能犯错但令人欢欣、充满希望的尝试，这得花2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我们不走弯路，就谢天谢地了。

　　政府在上次会议上提出的议案，没有通过，但在我看来，这一议案的原则是很明智的。有些人反对，是由于误解了它。这一议案实质上是建议允许地方政府为技术教育征税，但条件是，任何相关计划都应提交给科学与艺术局，并由该局宣布这个计划是否符合议会的意图。

　　有人开始大喊大叫，说这个议案是提议把技术教育一股脑儿地交给科学与艺术局管理。然而实际上，科学与艺术局既没有被赋予创设权，更没有过问细节的权力，其唯一的功能就是裁决提交的计划是否属于“技术教育”的范围。从某一点说，这种控制显然是必要的。没有一个议会，当然也包括我国的议会，在没有采取措施对自主征税的权力加以限制的情况下，将这种权力下放。在法律上对技术教育进行定义不大可行，把问题留给审计长在法庭上来解决也不足称道。唯一的选择是将决定权交给适当的政府部门。如果有人问：既然本地民众就是最好的评判者，还有必要进行这种控制吗？答案很明显：地区和地区不同，在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格拉斯哥这样的地区，让民众按照自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也许是稳妥的，但是，在一些小城镇，由于那些具有不同思维方式的有识之士未必会参与充分讨论，因而民众很容易成为异想天开者的牺牲品。

　　假如要创办中等科学教育、开办技术学校、举办相应的培训班，还须提供第三种必需品，即好的教师。不仅要引进好教师，还要让好教师留下来。

　　按照现在普通师范学院里时兴的方式，是培养不出称职的科技教师的——再怎么强调这一事实，都不会过分。满脑子的书本知识，并不是讲授科学科目的教师所需要的——事实上，与其说这种知识是有害的，不如说它是无用的。毫无疑问，教师的脑子里应该装满知识，但不仅仅是学问；他的知识应该是在实验室里学到的，而不是在图书馆里学到的。令人欣慰的是，在伦敦市和首都以外的一些地区都开展了这类培训，目前最紧要的事情，首先是要让这种培训变得可亲可爱，然后让它变得必不可少。但是，当这些训练有素的人去当教师的时候，我们就得想到，教师这一职业并不是一个有利可图和在其他方面富有吸引力的职业，因此，要把好的教师留下来，明智的做法就是为他们提供特别的优厚待遇。不过，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细节，就没有必要深入讨论了。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一种人才机制，让那些天生就特别适宜在工业生产的高级部门工作的人，担任一定的职位，从而服务于社会。假如我们所有的教育经费，即便只是每年从伐木汲水者中挑选一个具有科学或发明天赋的人，使他有机会将其天赋发挥到极致，那也是一笔丰厚的投资。假如从我国每年新增的数十万人口中找到这样一个小孩，把他从悲惨的深渊或豪宅的温床中拖出来，教育他献身于服务公众的事业，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为此，我们已经采取设立奖学金等措施，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迈进。

　　在前面简要阐述的工业发展计划，不是康德所说的“白日做梦(25)”，也不是乌托邦哲学家脑中织就的蜘蛛网。在我国许多地区，这一计划或多或少已基本成形，在制造业发达的地区（如科什里），有一些面积不大也不富裕的小镇，在这些小镇里，由于一些精力充沛又具有公德心的人，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去推进这一计划，因而它几乎得到了全部实施，并且已实施一段时间了。这说明，这件事是能够做的，我也拿出充分的理由让人们相信，这件事是必须做的，而且如果我们希望在工业大战中站稳脚跟，就得赶紧去做。我相信，当这一计划的必要性不仅对从事工业生活中的实际事务的人来说是一目了然的，而且对一些旁观者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时候，这一计划就会得到实施。

　　或许，我有必要补充一句。技术教育不是医治社会疾病的万能药方，它不过是帮助病人脱离生命危险的一剂药物而已。

　　眼外科医生会建议即将失明的白内障患者做手术，但他不会向病人保证，这也会治好他的痛风病。我可以将这一比喻作进一步引申，那位外科医生告诉病人，一份猪排和勃艮第红酒可能使他丧命，尽管他完全可以向病人建议，改变生活方式以摆脱体质紊乱，但他没有这样做，也是情有可原的。

　　布斯先生问我：“你自己为什么不提出一个计划？”事实上，他的话根本不能反驳我的观点：他的疗法是病人的催命符。（在1891年1月出版的《社会疾病与糟糕疗方》中所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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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一部分原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第五部分“社会疾病与糟糕疗方”（Social Disease and Worse Remedies）中的“导言”，考虑到该部分内容与赫胥黎在罗马尼斯讲座上的演讲内容存在着紧密联系，故作为独立的一部分译出。参见本书“导读二”的有关说明。——译者注

　　(2) 严复《天演论》下卷“论五·天刑”的第二段话，明显出自赫胥黎的这段英文原文。据此，可以肯定，严复在著译《天演论》时，手中的英文文本是这本论文集的全本。——译者注

　　(3) Derby，“德比”是英国小城德比郡（Derby）。1870年，德比12世伯爵爱德华·斯塔利创立了一种马赛：两匹来自德比郡且年龄相同（3岁）、体重相同的赛马进行比赛，赛程为1.5英里，称为“德比大战”。渐渐地，“德比”被引申到其他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译者注

　　(4) 意大利文“sospiri pianti，ed alti guai. Voci alte e fioche，e suon di man con elle”，出自但丁《神曲·地狱篇》。——译者注

　　(5) John Howard，1726—1790年，英国人，著有《英格兰和威尔斯监狱的状况以及部分外国监狱的报告》，被称为“监狱改革之父”。——译者注

　　(6) Aphrodite，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译者注

　　(7) Ares，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译者注

　　(8) Tower of Siloam，根据圣经的说法，西罗亚楼是一座位于耶路撒冷南部的古老的塔，在耶稣时期倒塌，压死了18个人。——译者注

　　(9) 读者会发现，这段话是罗马尼斯演讲中的观点的简要叙述。

　　(10) Atlantis，传说中拥有高度文明的古老大陆，又称作大西洲。对亚特兰蒂斯的最早描述，见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两篇对话——《蒂迈欧篇》和《克利梯阿斯篇》。亚特兰蒂斯是否真正存在过，至今仍然没有定论。——译者注

　　(11) 已故的W．古尔先生。

　　(12) 原文为拉丁语“ver sacrum”，意为：春之祭。盛行于早期意大利国家，特别是萨宾尼（Sabines）地区。——译者注

　　(13) 武士从贵族中挑选，要求禁欲。原文“Arreoi”一词来自于达尔文的书信，标准拼写为“Areoi”。——译者注

　　(14) Croesus，公元前六世纪小亚细亚古国吕底亚国国王，以富有著称。——译者注

　　(15) 这些数字是近似数。在1881年，我国人口总计35241482人，超过了1871年的3396103人。在这十年期间（1871—1881）平均每年增加339610人。一个历年共有525600分钟。

　　(16) “Thou shalt starve ere I want”，源自苏格兰的克兰斯顿家族（Clan Cranstoun）的家训“Thou shalt want ere I want”。——译者注

　　(17) 原文为拉丁文“Securus judicat orbis”，此句引自圣奥古斯丁的著作。——译者注

　　(18) Slough of Despond，也译为“灰心潭”，出自英国著名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的《天路历程》。——译者注

　　(19) Lord Shaftesbury，1671—1713年，英格兰政治家、哲学家和作家，其思想对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道德、美学和宗教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译者注

　　(20) Apollo Belvedere，大理石复制品，高224厘米，现收藏于罗马梵蒂冈博物馆。原作是古希腊艺术家莱奥卡雷斯创作的，创作年代约为公元前350—前320年，因为最早收藏于罗马的贝尔维德尔宫而得名。——译者注

　　(21) 训练学会使用简单的工具，不论从哪种角度去看，无疑都是必要的。从“文化”的观点看，“十指都同拇指一样长”（意为笨手笨脚——译者注）的人是个发育不全的人。但我认为，在把这种手工课引入小学时，要考虑到存在的实际困难。

　　(22) Science and Art Department，是英国商务部在1853年设立的一个下属机构，主要是负责促进英国的艺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1899年，英国成立教育部，该局被并入教育部。——译者注

　　(23) 接下来，我只重述和强调17年前我在内陆学会演讲的观点（收录在1873年出版的《评论与演讲集》以及9卷论文集的第一卷中）。尽管有权威人士对此持反对意见，但我觉得没有理由要改变我的观点。

　　(24) 这句话的原文是“I am unable to see”，赫胥黎在这里可能是借自己之口，讽刺那些个人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因为赫胥黎在这里表达的观点与他的整个思想是不相容的，反而改为“我认为”更符合赫胥黎的思想。但为了忠实于原文，仍然按原文译出。——译者注

　　(25) 原文为德文Hirngespinnst。——译者注

　　第六部分

　　社会疾病与糟糕疗方

　　· Social Diseases and Worse Remedies ·

　　社会的祸害，莫大于无知和无节制的宗教狂热；腐蚀良知和心智的个人习性，莫过于盲目地、毫不迟疑地从不受限制的权威。……然而，还有一种最大的祸害，就是让一个国家的心智受制于有组织的宗教狂热，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听命于立志使宗教狂热盛行于世的暴君，坐视本来应该对他自己和他的国家的命运负责的人彻底堕落成为残暴的工具，乐于听从主子的随意使唤。

　　有关赫胥黎的漫画。

　　给《泰晤士报》写的讨论布斯先生“最黑暗的英格兰及其出路”的信。（1891年）

　　前言

　　这里汇总的信件已在1890年12月至1891年1月期间的《泰晤士报》上发表。

　　驱使我写第一封信的缘由，我在该信的开头几句就作了交代。我在第一和第二封信中，对布斯先生的计划进行批评所依据的材料，全部是从布斯先生的书中得到的。不过，我很明白，当一个人的责任感压倒他在宁静生活中得到的幸福感，给《泰晤士报》写信讨论公共利益问题时，在他做完这件事之前，他的感受和约翰尼·吉尔平(1)的感受如出一辙——“在出发时，他从未想过会是一场恶作剧”。的确，当我凝思这十二封信的时候，当我想起那些邮寄给我的大量信件和小册子，也因此让邮局发了一笔横财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受，尤其是当我想到那些通过给《泰晤士报》写信或在其他地方发表的大量关于我的人品、动机和信条的令人意外的评论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更是如此。

　　如果自知之明是人的最高境界，那么此时此刻我已达到此境界。但是，如果我是清醒的话，那么我的一些老师——也许他们无法控制那具有诗意想象的神圣之火，这团神圣之火如此相似于神话创作才能，如果不是其中的部分的话——确实沉浸在梦境之中。只要我那平庸而且乏味的观察和比较能力还在起作用，那么，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一个反证。

　　但也可能是我错了，所以为了稳妥起见，我在信件之前加上一篇论文作为“导言”。(2)这篇论文曾刊登在1888年1月期的《十九世纪》上，主要论述了那些在我看来扎根在“社会问题”深处的基本问题。文章对1871年我在内陆学会演讲中就个人主义和军团社会主义发表的一些观点，作了简要的强调和扩充。此外，刊登在1889年《十九世纪》上的几篇论文，对这篇文章的观点也作了详尽发挥，我想不久就会结集出版。(3)

　　贯穿于这些文章的基本主张，我已思考二十多年了。这些主张是：那些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普遍的先验论观点和推理方法，根本就是极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所作的论证，依据同样的逻辑方法，可以推出两种相互矛盾且极端有害的理论体系：一种是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另一种是专制的或军团的社会主义。不论我是对是错，我都会始终如一地竭力反对这两种理论体系。在我看来，以及如我所揭示的那样，甚至在社会主义者自己眼中，布斯体系也只不过是一种披着理论外衣的专制社会主义。一旦“狂热的”宗教外衣褪去，布斯体系下的社会主义现实就会显示出它的真实性质，这是一位坦率的社会主义者曾经表达的信心，也可完全视为是新工会的独裁领导人未曾表达的信念。他总是满腔热诚地支持布斯计划，假如他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参阅第八封信）。

　　通过将《新约》描述的皈依之道和救世军军人一类的狂热分子所追求的皈依之道进行比较，我发现，不论是现在受布斯先生剥削的人，还是诸如再洗礼派时期的人以及比他们更早的人，都遵循着相似的路线。对于我的这种做法，评论者似乎将之视为一个“辩论老手”惯用的伎俩，于是有的人轻轻一笑，有的人嗤之以鼻。

　　不管这些评论的本意是奉承也好，是讥讽也罢，我既谢绝赞词，也不理会挖苦。我讨厌做事拐弯抹角，说话模棱两可。我承认，我很难理解这种心态：它让每个人都以为，当某人对一位全身心投入于高尚目标的人心怀敬意时，那他就不可能发现，这些高尚的目标中也包括传播某些毫无根据、也许甚至是有害的学说。

　　相对狭义的基督教（布斯先生宣称信仰的那种基督教就是典型例子）最丢脸的地方就是，它们坚持认为，假如拒绝接受它们那套可悲说教的人，展现出了高尚的美德，那么用它们的口头禅来说，这些美德就成了“令人满意的恶行”。但也许还有更丢脸的——而且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公开宣称思想自由，却看不见上帝的博大心灵，但是连那些狂热追随这种教义的人常常也受到这种心灵的激励。如果有人读了《加拉太书》和《哥林多书》(4)，却没有对塔尔苏斯的保罗(5)所表现出来的满腔热诚称颂不已，我为他感到遗憾；如果有人研究阿西西的方济各(6)或锡耶纳的凯瑟琳(7)的传记，却不想把他们作为自己奋斗理想的楷模，我为他感到遗憾；如果有人对于乔治·福克斯(8)神秘话语的迷雾中隐隐透露出的赤诚之心和英雄气概无动于衷，我为他感到遗憾。在这些伟大的人物身上能找到问题的本源，他们强烈渴望改进同胞的生存状况，愿意为了这个目标抛开一切。撇开他们纠缠于其中的所有教条的利弊不说，如果这些人还不值得我们肃然起敬，那么还有谁呢？

　　布斯先生脱离与卫理公会(9)的关系，转而开始建立救世军组织，而且最近又通过救世军来实施野心勃勃的社会改造计划，因此布斯先生应该得到几分尊敬。对这一点，我从未表示过怀疑，而且打心眼里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不曾说，就其个人的愿望和目标而言，他不能得到大家的尊敬。

　　但是，与独裁统治相连的是无限的责任。如果布斯先生因救世军做的好事而受到称赞的话，那么他就必须准备承受因这一体制固有的弊端而应遭受的谴责。在我看来，他迟早会同所有专制统治者一样，成为自己的创造物的奴隶：拯救灵魂的组织获得的财富与荣耀，变成了拯救灵魂的目的而不是手段。而且迫于将这些财富与荣耀维持在适当水平，“总司令”会做一些很可能为20年前的布斯先生所不齿的事情。

　　有些人也和我一样，热切希望公平地对待布斯先生，尽管他们对布斯先生建立的组织评价很低。他们心里也清楚，在布斯先生的支持者中，有一些非常狡猾的人，他们根本不关心救世军的教义，对布斯先生的很多计划也不热心。我曾经说过，有些社会主义者为布斯先生的成功感到欢欣鼓舞（参阅第八封信），但是，如果我不是大错特错，那么某个派别的政治家对布斯的成功感到尤为满意。想一想吧，救世军的上尉们遍布全国各个城镇，又统一接受一个伦敦政治“局”的指挥，他们会形成多么声势浩大的竞选力量啊！想一想吧，政治对手会受到地方代理人——我是指“人民的保护人”——怎样的骚扰；再想一想吧，一个人就因为令人讨厌，可能随时受到指控——而且不管指控的理由是真是假，都被我们警惕性很高的熟人所“追捕”，那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参阅第二封信）。

　　现在，我做出宣判，布斯先生不是制定这种影响极大的计划的共犯，他是无罪的。但我写的信也不是无凭无据的，因为，当布斯先生创立的组织力量，被训练得习惯于惟命是从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在第一封信中就毫不含糊地警告过了。

　　第一封信

　　刊登于1890年12月1日的《泰晤士报》

　　编辑先生：

　　前不久，一位乐善好施的朋友写信给我，委托我捐一大笔钱给救世军，推进救世军“总司令”提出的庞大计划——如果我认为这一计划值得支持的话，就代为捐赠。我觉得向这样的好心人提建议，责任过于重大，但我又觉得如果拒绝的话，就显得我过于胆小，也不礼貌。于是，我仔细研究布斯先生的书，以求分清布斯计划的本质特征和附属特征，并且根据从中获得的资料，我作了一个判断——很遗憾，这是一个否定性的判断。然而，在向我的朋友宣布这个判断之前，我很想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而且这件事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意义，所以编辑先生，尽管我的信长了点，我相信您还是会发表的。

　　布斯先生开篇论述的几个观点，我想，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会赞同。的确，人生中的绝大多数痛苦是可以治愈的；除了贫困、疾病和退化等是由于人类无法控制的原因造成的以外，大量的也许是不计其数的痛苦，是因为个人的无知、行为不端或社会安排不当造成的。再则，我认为以下这点也不容置疑，如果这种可治愈的痛苦得不到有效治疗，那么群起而来的罪恶与贫困将彻底摧毁现代文明，正如另一类未开化的部落曾经有效地摧毁了伟大的社会组织一样，它们曾先于我们而存在。此外，我想大家也会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没有一种改革和改良会触及罪恶之根，除非能够釜底抽薪——也就是说，从个人动机上入手。如果人们诚实勤劳，懂得自我克制，腐化不堪的社会也会走向繁荣昌盛；如果民众品行不端、游手好闲，做事不顾后果，再美好的社会，不论是曾经设想的还是以后设想的，都会陷入毁灭。

　　我将布斯先生独创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1）改造个人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采取有点疯狂的基督教形式，狂热的传教士就是救世军军人。这里暗含着这样一种信念：激发人们的宗教情感（主要是通过救世军军人所描绘的“鼓舞人心的”和“轻松欢快的”的过程来实现），是彻底改造人类行为的理想而又可靠的办法。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历史提供的事实，以及基于我们许多人的个人阅历所作的冷静观察，都不支持这种说法。

　　（2）传播和维持这种特殊的神圣激情的合适工具是救世军——这是一个信徒的组织，按照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和管理，并且设立了许多军官级别，每个军官都发誓盲目地、毫不迟疑地服从“总司令”。这个总司令还坦率地告诉我们：服役的首要条件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我的一个电报就可以把任何一个军官送到天南海北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加入前都得接受一个明示的条件，他（她）要毫无疑问、没有异议地服从总部的命令”（《最黑暗的英格兰》第243页）。

　　在我看来，这个原则似乎是无可争辩的——历史可以作证。方济各和罗耀拉(10)也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进行伟大试验的。一群发誓盲目服从长官的宗教狂热分子（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痴迷者），是实现人类心智所能策划出的任何图谋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布斯先生让他那些绝不质疑、绝不迟疑的信徒通过誓言只效忠于他自己而不受其他约束，这使我不得不佩服他对于人性的洞察力，一个出于自愿的奴隶抵得上十个发誓的仆从。

　　（3）救世军建立以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有9416个“完全从事这项工作”的军官，有75万英镑的存款，还有同样数目的年收入，国内有1375个军官队，在殖民地和外国有1499个军官队（附录第3—4页）。这些事实证明，救世军的努力得到了圣灵的赞许。

　　在这一点上，我与乐观自信的“总司令”的看法不同。他一心一意创建救世军，可能无暇了解在他之前同类事业的命运。

　　我不认为，他取得的成就，会比方济各、罗耀拉和福克斯乃至当代的摩门教(11)还要大。当我看到这些伟大的社会运动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各不相同的时候，我感到很难相信他们全都得到了上帝的保佑；尤其当我看到布斯先生取得的成就还要小一些的时候，就更难证明他获得了这种殊荣。

　　方济各会(12)的试验结果如何呢？如果说方济各特别强调了某条原则，那么这条原则就是：他的信徒必须做地地道道的托钵修士，坚决远离一切世俗的纠缠。然而，即使在方济各去世（1226年）之前，他的副手伊莱亚斯就率领这个强大的组织开始贪图那些世俗之物了；在方济各去世后的30年里，方济各会已经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最有钱有势、最世俗的团体之一。他们在政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浑水摸鱼，目的就在于为他们的修道会捞取好处；他们的主要兴趣就是对付他们的竞争对手——多明我会(13)，以及迫害自己的兄弟，就因为这些兄弟尽心尽力去贯彻创始人的那些最朴素的训诫。我们也知道罗耀拉的试验变成了什么样子。两百年里，耶稣会(14)一直是反对教皇统治的信徒的希望，然而，一旦它发展壮大起来，就滥用其组织和财富所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力，从而造成了普遍的灾难。

　　高尚的人们为了崇高的目的而创立的各种组织，最终落到了一个与创始人完全不同类型的接班人手中且让他大权独揽，有这些例子摆在眼前，即便只是一般的谨慎，也肯定会要求我在建议把一大笔钱交给新式丐帮的总司令之前，应该问一问：试想30年之后，“总司令”独自指挥着10万誓死效忠的军官，他们分布于各个穷人阶层，每个人的手指都扣着一只“地雷”的引信，里面装满了对宗教的狂热和对现实的不满；“总司令”还独自掌控800万～1000万英镑的资产，每年还有同样数目的收入；军营遍布每个城镇，房产遍布全国各地，在殖民地都有据点——这样的一个“总司令”，拿什么来保证他不仅能忠实地还能明智地行使其巨大的权力呢？成千上万的人在他统治之下，权力又不受任何约束，又拿什么来保证他行使权力是为了完成仅在布斯先生心中存有的（这点我不怀疑）慈善目标和宗教理想呢？谁又能说，1920年的救世军不会成为1260年方济各会的翻版呢？

　　就我们讨论的这些组织而言，创始人的高贵品德和良好愿望是不足以作为判断事业未来走向的依据的——假如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那么，对不起，布斯先生是比不上方济各的。可是连方济各都缺少知人之明，以至于指定伊莱亚斯那样有野心的阴谋家做副手，因此，我们也无权对布斯先生的用人之智感到乐观。

　　有一个叫卢埃林·戴维斯的人，不必怀疑他对慈善活动的热心程度，我（是其中之一）也绝对相信他的能力和正直，但他断然否定了救世军所吹嘘的在完成其宣称的使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把这件事和各种考虑放在一块，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不能帮助我的朋友完成他的心愿，这也算是我现在所提的建议。

　　布斯先生精辟地指出，某些慈善事业虽有六便士的利却有一先令的害。我很伤心地说，依我看，这种解说恰好适用于他自己的计划。社会的祸害，莫大于无知和无节制的宗教狂热；腐蚀良知和心智的个人习性，莫过于盲目地、毫不迟疑地服从不受限制的权威。不错，卖淫和酗酒是令人痛心的恶，饥饿难以忍受乃至不忍听闻，但是，出卖灵魂、麻醉良知、降低人格是更大的祸害。然而，还有一种最大的祸害，就是让一个国家的心智受制于有组织的宗教狂热，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听命于立志使宗教狂热盛行于世的暴君，坐视本来应该对他自己和他的国家的命运负责的人彻底堕落成为残暴的工具，乐于听从主子的随意使唤。

　　在我看来，这是所有此类组织的结局，也是那些现在仍然不计后果、大把捐钱的善良人士的结局——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除非提供明显的证据证明我是错的，否则我是不会拱手把朋友的1000英镑捐出去的。

　　您忠实的仆人

　　T．H．赫胥黎

　　注释

　　他们的同代人、史学权威马修·帕里斯(15)，在谈到1235年（正好是方济各去世9周年）的英国小兄弟会修士（即芳济各会的修道士）时写道：

　　“那时的一些小兄弟会修士，也同一些布道兄弟会的修士一样，忘记了自己的誓言和教会的约束，以履行布道义务为幌子，公然闯入贵族修道院的领地，还诓骗说第二天布道后就走。但是，到时他们却装病或找其他的借口赖着不走，而且他们还建了一个木质祭坛，把它供在他们随身携带的神圣的石质祭坛上面，秘密地低声向群众布道，甚至接受当地教民的忏悔，歧视本地神父……如果他们偶尔感到这样还不满足，就开始辱骂和恐吓，谩骂其他教会，断言所有其他的教会注定会遭天谴；而且在把对手的所有财富（不论多么巨大）挥霍一空之前，他们是不会拔腿离开的。因此，那些修道士处处忍让，以屈服来避免受辱，不敢冒犯得势者。由于这些得势者是贵族的顾问和信使，甚至还是罗马教皇的特使，因而受到民间追捧。但是，其中有些人，当他们发现罗马教廷也反对自己，不过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他们已是身陷其中，只好趁混乱之际才得以脱身，因为罗马教皇怒容满面地对他们说：‘这算怎么回事？你们还是我的同道吗？你们还想干什么？你们不是宣誓自愿受穷，还说只要形势需要，你们就会打着赤脚、身穿灰衣，走遍每个城镇、城堡和更遥远的地方，满怀谦卑，逐一传播上帝的声音吗？你们现在是不是想把那些庄园据为己有，以此来对抗拥有这些封地的贵族的意志？你们的宗教濒临死亡，你们的教义将被驳倒。’”

　　在1243年，马修写道：“在三四百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修道会像目前两个修道会（小兄弟会和布道兄弟会）那样急速败坏——仅仅过去了24年，他们就第一个在英国建起了许多堪比皇宫的奢华住所。这些天天都想展示无价之宝的人，忙于扩建豪华壮观的房子，筑起气势宏伟的围墙，因此，就像德国人希尔德加德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厚颜无耻，逾越安贫乐道的界限，亵渎他们宗教的基本精神。当有贵族和富翁快要不行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些都是有钱人，于是出于贪婪的本性，怂恿这些人去诋毁和贬损那些普通神父，胁迫这些人忏悔和说出心底的愿望，劝导这些人只赞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教会、承认他们及他们的宗教都是无人可比的。所以，信徒们现在都相信，除非接受小兄弟会和布道兄弟会的指引，否则是不能获得拯救的。”——马太·帕里斯《英国史》，吉尔斯(16)翻译，1889年第一卷。

　　第二封信

　　刊登于1890年12月9日的《泰晤士报》

　　编辑先生：

　　我在上一封信中谈到了布斯先生的计划，意在唤醒向救世军金库捐钱的人们，让他们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我想很有必要让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在建立和资助一个类似子以往令人生厌、声名狼藉的“喧骚派教徒”和“信仰复兴运动者”的教派。但是，救世军与这些教派存在着天壤之别。它拥有强大的、影响甚广的集权化组织，其人力、财力和道德资源由一个无需担责的首领来进行处置。此外，按照这位首领自己的说法，还有近一万个保证绝对效忠于他的下属。我希望捐款人自问一下，谨慎之士和好心的公民“应当”去帮助建立一个随时（绝不是不可能的）都可能变成一个比中世纪托钵僧修道院更恶劣、更危险、更令人生厌的组织吗？如果这还是一个学术问题，那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称得上是实际问题。正如你觉察到的，我故意不去评价救世军计划的细节，也不评价它的那些鼓动人们为之效力的教义，因为我希望公众了解这个计划的罪恶性质，这种罪恶性质是一切专制的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所制定的此类计划必然具有的。我不希望因强调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影响公众去认识这个计划的罪恶性质，尽管救世军计划的细节和教义也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现在到了对“最黑暗的英格兰”计划进行更为详细评论的时候了。当我开始审视计划书时，我惊奇地发现，让人难于置信的是，布斯先生在提出这项计划时，对以前和现在所开展的类似尝试几乎一无所知。一个普通读者都能看出，《最黑暗的英格兰》的作者摆出一副架势，仿佛他就是这一领域的哥伦布，至少是这一领域的科特兹(17)。他告诉我们，在“去了穆迪图书租赁店(18)”之后，你会惊奇地发现有关社会问题的书籍少得可怜。这话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如果布斯先生去过一家离穆迪图书租赁店不远的阅览室的话，我敢保证，见识广博而又乐于助人的国家图书馆（位于布卢姆斯伯）(19)管理员，会给他提供关于这个问题的很多书籍，差不多全欧洲各种语言的都有，保管他三个月也读不完。没有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献吗？社会主义不是社会问题的具体体现又是什么呢？此外，我相信，即使在“穆迪图书租赁店”，其馆藏资源也能够向布斯先生提供《沙夫茨伯里勋爵的生活》和卡莱尔(20)的著作。布斯先生似乎是在没有听说过《过去与现在》或《末世小册子》的情况下就着手去指导世界，尽管后来有一位贤明的朋友曾提请他注意此事，但有点为时已晚。对我和我的同辈人来说，卡莱尔关于这方面问题的作品，在40年以前就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卡莱尔知道，一直以来，无数富有才华和献身精神的人，既有神父也有世俗之人，在全心全意地为永久改善穷人的生存状况而努力。布斯先生“去穆迪图书租赁店”，为检验他的前期研究工作的深度，提供了一把合适的尺子。可是，我不得不承认，那些以前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的劳动者，采取了一种与布斯先生极为不同的方式，因此大体上不会影响布斯先生启动这项计划的原创性。前人的那些计划，无人为其击鼓，无人为其吹号，也无值得尊敬的滑稽人士为其捧场，模仿修道士在席勒的读者感到亲切的华伦斯坦军营的演讲，逗得那些庸俗的观众哈哈大笑。不幸的是，他们降生时，那个喧嚣的自吹自擂的伟大时代刚刚过去，他们改变行为不端者的方法似乎无法超越一千八百年以前的圣徒约翰和十二使徒。然而，新模式早就摆在那儿，随时可以效法那些古代的灵魂拯救者。那些古希腊和古叙利亚神秘教派的传习者，也是大喊大叫的。他们有自己的队伍、旗帜，还有横笛、铙钹和圣歌，此外还有对募捐技巧决非全然无知的等级繁多的军官。他们慷慨地把天堂般幸福的未来许诺给那些捐款的皈依者，就像现在模仿他们的人一样。这些老式的救世大军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西蒙·玛古斯(21)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名人，也可能有众多的追随者，就像布斯先生那样。然而，十二使徒坚持自己老式的方法，不把这种成功视作一种神灵首肯的满意的表示，他们不会抛弃自己坚持的那种导向更加高尚生活的方法。

　　我认为没有必要去核实布斯先生的统计数据。处于悲惨境地的确切人数，100万也好，200万或是300万也好，与提出的任何方法的功效无关，因为所建议的方法都是为了把数目减到最小——这个令人最最期待的结果。目前唯一要考虑的是，该计划是否有可能做到利大于弊，尤其要高度关注这一计划在改造精神方面的成效。

　　布斯先生的坦率值得称道，他告诉我们：“首要和重要的问题是，为了拯救灵魂，我寻求拯救肉体。”（见原书第45页）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根据他的盘算，应将传播救世军的特殊信条放在首位，然后再促进人类体力上、智力上的福利以及纯粹的道德福利。必须让人们变得自制和勤劳。重要的是，要像驱赶经过冲洗、修剪和驯服的绵羊一样，把人们赶进布斯先生照管的狭窄的神学羊圈里。如果他们为了保全道德的洁净拒绝进去，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把自己视为戴罪羔羊的一分子，只是没有其他人那么肮脏罢了。

　　我一直习惯性地认为（我相信，有理智的人会大致同意这一观点），自尊和节俭是梯子的踏板，借助它们，人们肯定可以爬出欲望造成的绝望的泥沼；我还认为，它们可能是最优秀的行为美德。但布斯先生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它们纯粹是经过粉饰的罪过，不过是“再洗礼过的傲慢”（Pride re-baptised）（见原书第46页）。布斯先生就像所有的达尔文主义者那样，完全接受生存斗争的观点（见原书第100页），却闭眼不看生存斗争的必然后果，其实人的恶行就是生存斗争的必然后果之一。布斯先生却告诉人们，嫉妒是我们竞争性体制的基石。他把节俭和自尊斥为罪恶，把饥饿者的痛苦归为资本家的罪过；根据布斯先生的看法，福音可以拯救灵魂，但拯救不了社会。

　　在评估救世军可能发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那些军官（曾发誓绝对效忠“总司令”的人）并不只把自己局限于执行执事和传道士的职能（尽管在西里尔这样的“总司令”的率领下，亚历山大市曾亲身体验到这样的军官究竟能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还想成为“人民的保护人”，无偿地充当人民的法律顾问；当法律不甚有效时，救世军会集全军之力，借助残酷的胁迫行为，去实现上述保护人想象的正义。布斯先生说，社会需要“母亲般的照顾”，他洋洋得意地展示了各种“事例”，让我们猜想他父母般的双手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母亲般的照顾”。我想，只要人们研究一下摆在面前的资料，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位“母亲”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肆无忌惮、好管闲事的人，尽管目前仍未落入法律之手。

　　看看这个“事例”。女性A声称自己被诱奸了两次，“向我们求救。我们找到了那个男人，跟踪他来到村庄，以将丑事曝光相威胁，强迫他向受害人赔偿60英镑，另外每周支付1英镑的生活费，并购买一份保险金额为450英镑、以A为受益人的人身保险”（见原书第222页）。

　　杰伯格认为这样做是正当的。“我们”任命自己为起诉人、法官、陪审员、行政司法长官，众多角色一己承担。“我们”熟练地实施恐吓，仿佛我们是另外一支同盟军。“我们”以曝光相威胁，以保持沉默为代价，以他最大的支付能力为极限，向他敲诈了一大笔“封口费”。

　　唉，我那点可怜的道德感确实难于分清，这位新任的卓越保护人的那些不同凡响的做法，与法语单词chantage（敲诈）和简明的英语单词blackmailing（勒索）所指的做法有什么不同。而且让我们想想，仅仅出于嫉妒、个人怨恨或者派别仇恨，不进行一点法律调查，只是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即便是通晓审判业务的人也不敢稍有不从），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被“逮住”，被“跟踪”，被“威胁”，甚至在经济上受到压榨或陷入破产——的确，此时有理由问一句，救世军在充当“人民的保护人”方面，其所作所为与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有什么区别吗？我不是为那些被控对他人实施犯罪的人进行辩护，但我认为，公平地说，本案中的这名被告与受到侵害的当事人，都是“受害人”。在如此特殊的案件中，有可能连所罗门本人对如何分摊当事人相应的道德过失都会感到困惑。尽管如此，那个男人从道义上和法律上都应当抚育他的子女，并且任何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帮助那个女性维护其法律权利，让肇事者为他的过错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包括在大众面前曝光）。

　　救世军“总司令”强行收取巨额罚金，以此作为对丑事保持沉默的价钱，这种行为无论其动机多么堂皇，在我看来是不道德的，我希望它也是非法的。

　　救世军，到此为止吧！别去充当那种有疑问的伦理学和莫名其妙的经济学的老师了，也别去充当那种建议实施敲诈勒索的法律顾问了，更别去充当那种“母仪”天下的天使般的教母了。救世军的做法太不合我的口味了，尽管它可能得到一些支持布斯先生的人的赞扬。

　　您忠实的仆人

　　T．H．赫胥黎

　　第三封信

　　刊登于1890年12月11日的《泰晤士报》

　　编辑先生：

　　当给贵报写第一封信讨论救世军计划的实施问题时，我对这个组织的全部了解都来自布斯先生的计划书、公共舆论以及他的那些闹哄哄的小分队的言行举止（前些年我在伦敦散步时偶尔见过，已不陌生了）。我的确没有觉察到救世军的现行运作模式的任何迹象，所以我只能按照美国幽默大师的妙语箴言行事——“千万莫预告，除非你知道。”在您好心地发表了那封信后，我收到了一大堆信和小册子。有的人赏给我一顿谩骂；有的回信人十分周到体贴，先热情地表示赞同，然后说他们自己制定的一些计划是多么值得我的朋友给予支持；还有些人给予我宝贵的鼓励，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请他们原谅我不再专门答谢。但是，我发现了一件最合我意的事情，在我刚才收到的文件中，揭露了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事实——那就是，有些曾经忠实、狂热地在救世军服役，表示永远忠于救世军的根本教义和行为准则，且与“总司令”有紧密的组织关系的人，已经公开宣布：这个组织正在开始退化为一个纯粹是狂热分子的迷信和个人野心的发动机，并且正在急速推进。我早就指出，这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

　　编辑先生，毫无疑问，我应该占用《泰晤士报》的一个专栏，详细地说明和审视那些我预见到的“琐碎的正义”。我说要进行审视，是因为公平而论，对任何已经脱离组织的人所说的话，都应该保持谨慎，尤其是在对待怀有敌意的证人所说的一面之词时，就更要如此。但是，不论怎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我的第一封信的部分内容，指出了任何诸如此类的组织都必然会导致此类罪恶后果，可以视为是对这类证据的部分内容——在证人的公共责任感的驱使下，早已将它们发表和出版了——的一种概括。

　　我敦请贵报的读者首先去读一读由J．J．R．瑞德斯通撰写的《一个救世军前上尉的经历》。书前有牧师坎宁安·盖基博士写的序言（写于1888年4月5日），可以证明书里所说的情况真实可靠。瑞德斯通先生的故事，单从故事本身来说，也非常值得一读。作者以约翰·班扬那样平实直白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抛弃一切，去做救世军的一名军官，但是由于他实在缺乏布斯先生极为强调的那种毫不犹豫、绝对效忠的品质，结果身无分文地被赶了出来——哦，我错了，他还有最后一周的薪水“2先令4便士”——不得已，只好带着他同样忠于救世军的妻子自谋生路，他也只能这样做了。主人公的坚定真诚不容置疑。但愿我能劝动那些打算向救世军捐款的人们，去读一读瑞德斯通先生的故事。我特请读者将瑞德斯通先生的故事和巴林顿·布斯先生的信作个比较：前者平铺直叙、朴实无华；后者充满了矫揉造作的虔敬和逗人口水的虚情假意——他每次在给瑞德斯通写信的时候，都称他为“亲爱的孩子”（一个显然比他还要大的已婚男人），可是这个所谓的“亲爱的孩子”正在受骂挨饿。

　　我承认，在熟读了瑞德斯通的这本小册子后，我对救世军首领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我也乐得不必去叙说它了，不如从坎宁安·盖基博士作的序言中摘引几段话。盖基博士对救世军早期廉洁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因此不可能以宗教立场不同为由而指责他对救世军抱有偏见：

　　（1）救世军“是地地道道的家天下。父亲布斯先生任总司令，一个儿子任参谋长，其他子女垄断剩余的主要职位。这是布斯先生的天下。的确，这就好比眼中有太阳(22)，不论你转向何方，眼里就只有太阳”。而且，盖基博士说得妙：“做一个远播四方的教派的首领，随之会带来许多好处——绝不全是精神上的。”

　　（2）“不论是谁，只要他成为救世军的一名军官，从此以后他就是一名奴隶，只能听命于他的上司的喜怒无常。”

　　“瑞德斯通先生不论在参军前还是离开时，都保持着一种优秀的品质。尽管他已成家，但他放弃了持续五年的婚姻加入救世军，而且在最艰苦的岗位上为布斯先生效劳了两年。罗雷少校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太直’，也就是他太诚实，太较真，太具有男子汉气概了。换句话说，太像真正的基督徒了。可是，既不经过审讯，也不按程序起诉，而是仅仅依据明显未经证实的秘密控告，就像大多数人打发叫花子一样，给了他最后一周的薪水2先令4便士，就把他开除了。假如此事有误，我会洗耳恭听。”

　　（3）瑞德斯通先生在书中说，总部派来的密探对他们进行监视并向上报告。盖基博士根据其他军官对他说的知心话，肯定了瑞德斯通的说法。

　　（4）布斯先生拒绝保证给他的军官提供稳定的薪水。他本人和一家子高官过着即便不算奢侈但也是舒适的生活，而宣誓效忠的奴隶——救世军所取得的任何真正的成绩都源于他们的奉献——却常常“连肚子都填不饱”。一个好心人坦率地告诉我，当他难于糊口时，就只好出去乞讨。

　　之前，为了不让救世军重蹈覆辙，我草率地把方济各这类人与布斯先生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我要正式地表示歉意。不论中世纪的各种修道会的创始人提出的计划是否明智，但他们竭力与众徒共担艰难困苦，凡是要求徒众所做的牺牲，自己也从不逃避。

　　我早就说过，不论眼下讨论的计划其公开目标是什么，但其后果之一就是，将建立和资助一个新的喧骚派社会主义宗派。现在，我或许还要加上另一种将会产生的影响——其实，已经发生了——建立和资助布斯王朝，这个王朝对宗派内部的人力、财力和精神力量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布斯先生已经是一个印刷商和出版商。正如公开宣称的那样，布斯利用救世军军官来宣传和推销他的出版物，其中一些军官还打心底里相信，积极推进布斯先生的业务是一条赢得主人欢心的光明大道，因此当公众坚持拒绝购买布斯先生的书时，他们就自己买下来，并把收入上交给总部。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