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范例6篇

　　西方文化范文1

　　一、传统诚信思想的特质

　　传统诚信是与宗法等级、血缘亲情、“家国一体”、“家国同构”以及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密切联系的，是建立在人格自律和血缘亲情关系基础之上的，是人们在血缘和地缘狭小的熟人范围内进行交往的凭借，主要依靠道德主体内心之诚和情感来维系的。因此，人格性、自律性和情感性是传统诚信所具有的主要特质。

　　1.以道德主体的道德人格为依托

　　传统诚信适用的范围是以血缘、地缘和人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是“在排除商业功利关系的宗法血缘人伦关系中的行为规范，是建立在血缘亲情、朋友情义、社会人情和封建国家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一种道德精神。”［1］其实质是建立在道德主体人格基础之上的。在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仅局限于地缘范围之内，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社会主体的地域，地域上的远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因此，在以血缘、地缘和人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里，道德主体是否信任他人往往取决于社会主体对他人道德人格的判断，人们信任那些被自己认为品德良好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看，传统诚信是一种人格诚信。

　　2.以道德主体的情感为标准

　　传统诚信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人们的伦理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体现着温情脉脉的情感至上色彩和极为浓郁的人情味。在以家庭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和“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则更加强化了以情感为支撑诚信观念。这种植根于人与人相互信任土壤之中的诚信，在人们的现实社会互动过程中，能否做到诚信往往依据道德主体的道德感。由于主体诚信行为缺少功利要求，所以外在因素难以影响这种行为，主要依靠社会主体的道德情感来决定。这种出于情感的诚信往往是非常主观的，人们容易对那些自己喜欢、感激、爱戴、尊敬的人做出承诺。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2］因此，判断他人是否具有信任度的主要标准是道德主体道德感。

　　3.以道德义务为本位

　　古代思想家提出的诚信思想虽然体现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诚信关系，但由于其植根于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封建等级制度，诚信的第一要义就是对封建王朝的“忠”，因而其意义是狭隘的，它并不是基于人际关系平等的诚信。况且，诚信要屈从于封建的道义，这也是“三纲五常”的要求。所以，传统诚信很多是不对等的、非自愿的，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纲”恰如张岱年先生指出的：纲是网上的大绳，常语云：“提纲挈领”，提起网上的大绳，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网。纲具有主导的作用。直言之，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君、父、夫均处于统治地位，前者拥有支配后者的权利，而后者只有听命于前者的义务；对婚姻忠贞约束也一样，只有弱势者的信用义务，而不是双方的共同义务；在“长幼有序”中，兄长、姐姐较弟弟和妹妹也往往处于优先的地位。因此，我们说传统诚信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要求不是对等的，它是一种具有等级性的义务诚信。

　　从上述的分析和探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文化中，诚信属于一种由人格信任、情缘信任和血缘信任所构成的伦理范畴和道德标准，强调的是道德主体的内心之诚和自律。它是建立在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仅局限在乡土社会的狭小范围和熟人之间，具有地域性和人身依附性，缺少开放性和广泛性。

　　二、西方诚信思想之内涵

　　西方诚信是基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而产生的，在人们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发现，如果求利者之间在合作中能以诚相待，按规则办事，排除主观情感成分的干扰，求利者的利益就尽可能最大化。为了保证利益的最大化，西方人更多的是用理性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用理性维护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而不为血缘、情感所支配、诱导。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比中国传统诚信意识更为具体和系统的规则诚信和契约诚信。西方诚信相比中国传统诚信而言，具有其显明的特征。

　　1.以主体的理性为依据

　　西方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是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生产方式,基于商品经济和法制文化基础上的诚信,更多地体现了理性至上的观念，以理性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2.以规则和契约为表征

　　西方诚信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契约关系上，具有平等性。在西方社会，平等、分权观念历史悠久，古希腊哲人极为重视和倡导的个体平等的哲理思想影响深远，为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诚信建立了一个观念平台。而在近代，西方社会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彻底地打破了人身依附关系，实现了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认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3］梅因所说的这一社会进步的实质在于契约关系所表达的是一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契约关系中的“人”是具有平等社会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西方诚信正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原则上，其要旨是让所有利益主体在社会经济交往中都能公平地行使权利和义务，诚实守信地进行公平交易。所以，西方的诚信反映的是社会权利和利益平等的道德要求。

　　3.以法律为基础

　　西方法制精神历史悠久，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就有较强的法制观念。苏格拉底就因为践行雅典的法律不愿逃跑而惨遭毒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均对法律有专门明确的论述。即便在黑暗的中世纪，亦不乏鲜明的法学思想。“文艺复兴”之后，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三权分立”理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原则，法律的作用更加重要，法制观念更为强化。这种法制精神对诚信观念的影响是深远的、牢固的，也为西方诚信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西诚信文化特质之比较

　　通过对中西诚信文化特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西诚信文化特质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狭隘有限性与广泛开放性的差异

　　中国传统诚信文化主要围绕着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这五伦关系展开的，它是对人而不是对事，是对家族或亲情团体而不是普遍适用的，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和有限性。西方契约诚信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市场资源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资本的融资也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因此，西方诚信文化中的契约诚信和东方传统文化中的人伦诚信相比较，它打破了人群和地域的限制，对不确定的第三者也要求遵循诚信规则，具有广泛性和开放性，并且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秩序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

　　2.等级义务性与平等主体性的差异

　　中国传统诚信主要表现为人伦身份等级性和义务性，在五伦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特性。而西方诚信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原则基础之上，它是让所有普通人在社会经济交往中都能公平地行使权利和义务，诚实守信地进行公平交易。因此，西方契约诚信文化的平等性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是人类自身利益、自身存在和进步的普遍要求。

　　3.情感自律性与理性强制性的差异

　　中国传统诚信是社会主体做人的自律标准。它对道德主体的约束是一种自我要求与克制，违反诚信的人，可能会遭受社会舆论的谴责和良心的诘问，但是不会受到任何外在规则的惩罚和损失。而西方契约文化的诚信是一种外在规则，守信不完全是德性之诚，契约使得诚信通过法的形式，对守信人给予奖励，对不守信的人给予惩罚。

　　从中西诚信文化特质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诚信文化产生于古代中国自然经济的土壤，是小范围的“熟人”诚信，强调主体的义务性，依靠主体自律来维护；而西方契约诚信则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土壤，是普遍的“陌生人”的诚信，强调主体的权利，依靠他律来实现。

　　西方文化范文2

　　在2009年下半年的电影中，要说对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留下深刻印象的电影，毫无疑问，我们都会提到《2012》和《阿凡达》。至今为止，我们都不会忘记许多人排着长队，冒着严寒买票的情景。这两部电影之所以会出现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因为两部电影所体现的主题，所传播的理念，所承载的文化都与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当然，电影的拍摄手段与技巧所呈现出的大场面，大制作也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一部成功的电影最能打动人，感染人，影响人的还是电影中所蕴涵的情感，所体现的价值观，世界观。作为中国人，我们惊喜地发现，在这影响全世界的两部西方电影所体现的文化理念中，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东方，来自中国的魅力与神韵。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存，近年来，我们一直都在担心，甚至批评一些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入侵”，其实，中国文化也在影响着其他国家，影响着全世界。从《2012》和《阿凡达》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体现。

　　二、“家”“仁”文化的体现

　　“家”的理念在中国文化中是核心理念之一，特别是儒家文化，对“家”的理念就更加注重，“国”“家”一体，国是千万家，家是最小国，“四海为家”，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就认为家人、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是血肉相连、命运相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都可以看成是“家族”的关系。而维护这“家族”文化的就是中国人讲究提倡的“仁”，仁者，爱人也。这些理念，在《2012》《阿凡达》这两部电影中都有深刻的阐述与表达。

　　1.“以人为本”“四海一家”的“仁义”“大家”理念

　　在《2012》中，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都团结在一起，彼此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中国的藏族老奶奶见到美国的逃难家庭时，冒着耽误登船时间而有可能遭灭顶之灾的风险，毫不犹豫地叫自己的孙子停下车把美国人一家救上车。在海啸即将冲击“方舟”，但还有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守在船边，没有登船的紧急情况下，船上的人经过讨论之后，没有自私地驾船离开，而是想办法让所有人都上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阿凡达》中，纳威人对神灵的敬畏，对动物的呵护，与世间万物的沟通、交流，以及最后只有善良、仁爱的地球人才能留在潘多拉星球的场景，都体现了一种“仁爱”“兼爱”的思想。身为间谍的杰克·萨利在“潘多拉”星球上经受训练顺利成为纳威人，又冒险返回星球拯救星球并再一次被善良、不计前嫌的纳威人所接受时，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中的“仁义”思想，“大家”理念在西方人身上、在全世界人民乃至整个宇宙生命的身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2.“血浓于水”的“小家、亲情”理念的体现

　　中国人的家族观念自古以来就很强，“血浓于水”“百善孝为先”等思想都是基于血缘、家族、亲情基础之上的，传统观念一直认为，西方文化在这个方面比较淡薄，但是，在这两部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小家、亲情”理念在电影中的完美展现。《2012》中因为父母离异而与生父疏远的小男孩，在紧急关头一次又一次地与他生父共同抵挡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强调：“he is my father, we can’t leave him alone!”还有腰缠万贯的富商在“方舟”即将开动，而自己和双胞胎儿子还没有登船的情况下，毅然使尽全身气力把孩子推上船，而自己却掉进了万丈深渊！在《阿凡达》中，纳威人的老首领在临死之时，把弓箭交给自己的女儿，女儿竭尽全力为父报仇，这些感人的镜头与场景很自然地就会让每一个中国人联想到“血浓于水”的亲情的伟大！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理念在西方的电影中同样闪烁着动人的光芒！

　　三、“和”文化的体现

　　2008奥运开幕式上那一个个闪烁着祥和之光的“和”字，大家肯定都记忆犹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和为贵”的思想，主张与宇宙万物和谐相处，主张阴阳和谐，顺应自然，顺应规律，因此，我们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口号，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主张，体现了对“度”的把握。电影《2012》其实就是对人们贪婪无度，滥用资源将造成的后果的一种沉痛的警醒，同时也警示着世人：当大难来临时，“和”之宝贵，“和”之力量！在面对大灾大难时，人类只有“和衷共济”才能共渡难关！《阿凡达》中“和”的理念更突出，在地球“千疮百孔”，资源枯竭之时，人类靠暴力强取豪夺，掠夺其他星球的资源只能是自取灭亡！而能与潘多拉星球的纳威人平和地交流、谦虚地向他们学习的杰克却得到了纳威人的肯定与接纳！矛盾是需要“调”“和”的，而“调”“和”的主要方式就是影片中多次强调的“communication”,要平等、真诚地沟通、交流，而不能强权压制，甚至武力威胁！人与神灵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世间万物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星球与星球之间，只有用心沟通才能解决问题，产生合力，达成共识，彼此相辅相成！《阿凡达》中，人与兽，与树木之间的交流让人神往！这与中国道家、佛家所提倡的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和”，这一独具东方神韵的文化理念在西方电影中闪烁着朴实无华却永恒隽永的光芒。

　　四、“忧患意识”的体现

　　中国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古到今，我们都主张“以史为镜”，立足长远，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中华民族未雨绸缪，从历史的风风雨雨中闯过，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012》这部2009年最成功的灾难片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严重的情形下，以一种最直接以最震撼的方式警醒世人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前瞻意识，要懂得珍惜！《阿凡达》则以另一种方式进一步告诉人们：有了忧患意识，还要懂得怎样圆满地、圆融地去解决问题。

　　五、“图腾文化”的体现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信仰、有自己图腾的民族，我们认为，我们的图腾就是我们的守护神，在危机时刻，紧急关头，他总会及时救大家脱离苦海。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因此，在艰难乱世，民不聊生之时，总会有“真龙天子”现世，搭救万民，建立新秩序，新社会！在《阿凡达》中，那威力无穷的似凤似凰的神兽——“魅影骑士”，就如咱们的“真龙天子”，在最危险的时候现身，带领纳威人冲破一切艰难险阻，转危为安！东方图腾文化的神韵在西方文化中魅力彰显！

　　六、结语

　　电影是一个民族文化很生动的呈现方式，它能把文化中隐性的、显性的方方面面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电影也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会用电影来传播自己的文化理念。在这个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2012》《阿凡达》这种绝对的西方大片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可以很温馨地感受到东方文化的神韵！有一句话说得好：“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可以说优秀独特的中国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文化。愿更多的人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独具魅力的神韵！

　　参考文献：

　　西方文化范文3

　　（一）“西方人平等，没有等级观念”

　　他们对上级的指示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要求做到的事情，全体国民都会全力以赴，上下级之间配合默契。英国人热衷于组建、参加各种俱乐部，使相同等级、身份的人在一起，存在等级差别。意大利人也注重权力距离和社会阶层。

　　（二）“西方人直言不讳，不绕弯子”

　　荷兰人的思考方式是单刀直入，从不知道忌讳为何物。只要是自己有必要去做的事情，他们就会毫无顾忌地去做。但是，英国人尽可能抑制自己的情绪，言行不过于直接和露骨，而是委婉、间接地表露。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等南欧人也是如此，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会直言相告，一般都会拐弯抹角地说出。

　　（三）“西方人守时”

　　德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原则和秩序的民族，严谨、守时一向都是他们为人处事的原则。凡是承诺的就一定兑现，凡是约定就一定准时赴约。而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葡萄牙人的时间观念不强，往往不能在约定的时间见面。

　　（四）“西方人不讲面子”

　　德国人、荷兰人做事不讲“面子”。比起名分和颜面，他们更注重实质和现实。他们向来做事直来直去。但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法国人爱“颜”如命，凡事都会顾及颜面，这一点和中国人差不多。比如，买单这件事，在法国饭店里常见抢着付账的趣事。如果几个法国人一起开车到外地旅行，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开车的人承担汽油费，有人负责餐费，有人负责住宿。这些关于钱的事宜，他们都会自觉地看着办，而不会说出口。

　　（五）“西方人善于表达”

　　美国人不喜欢沉默。他们宁愿谈论天气也不愿沉默。而芬兰人喜欢“沉默”，甚至比日本人还要“沉默”，日本人至少还会用点头的方式显示自己的礼貌或满意，而芬兰人则可能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六）“西方人讨厌与人身体接触”

　　英国人讨厌与人身体接触，而法国人认为两人的身体接触是表达感情的重要方法之一。法国人通常会贴脸三到四次。身体接触在意大利不是对隐私的侵犯而是友好的表示。

　　（七）“西方人一切向前看，不重视过去”

　　美国人的生活态度是一切向前看。事无巨细，一概提前计划，对于既往之事大多不仅不咎，而且大都健忘。但是，英国人非常尊重历史和传统，更愿意对过去的事情不断进行改进。法国人也注重过去的时间取向。

　　（八）“西方人不存钱，爱消费”

　　美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持“人就活这一次”的态度，愿意多消费享受生活，很多美国人钱还没挣到手，就已经计划花出去了。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喜欢多存钱以防未来不测。有研究显示，在被调查的德国消费者中，有52%的人表示，如果欠债会使他们睡不好觉。另外，德国国民的节约精神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

　　（九）“西方人喜欢自由，不花太多时间陪伴孩子”

　　德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父母就是父母，孩子就是孩子”。大人要指引孩子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教育。即使孩子不乐意，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管教，因为放任不管的话，孩子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在大多数的家庭，到了晚上8点，孩子就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决不能再打扰父母。父母固然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父母也有自己的人生。在德国，晚上孩子和父母一起外出散步的景象非常少见。但是，在南欧一些国家，孩子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在家庭的餐桌上，能首先享用美餐的就是孩子。夜晚来临，父母会和孩子一块儿散步。大人们对孩子态度温和，家庭相处和乐融融。与北欧家庭相比，南欧的家庭关系更为和谐、亲近。

　　（十）“西方人不注重人际关系”

　　美国人不重视营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注重实际利益，强调原则性，反感因私人交情而融通的行为。但是法国人、西班牙人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友谊，法国人热情开朗，注重在谈判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在谈判中间常常会举行宴会以增强彼此间的关系。

　　（十一）“西方人乐于竞争，注重工作绩效”

　　美国人强调公平竞争，注重追求物质利益和工作绩效。为了绩效一味提高工作专业化程度。如20世纪初，在美国建立的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使得工作绩效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瑞典人更强调“人”的和谐性，关注生活质量，考虑更多的是“人的非经济性因素”。法国人也追求生活质量高于事业成功。

　　（十二）“西方人随便，从不约束自己”

　　美国人在行为举止上较少约束自己，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很随便。他们说话随便，衣着随便，吃东西随便，对人的态度也随便。但是，德国人、英国人则比较死板，喜欢拘泥于细节。几乎每个英国人都知道他们怎样做才不失绅士风度。

　　（十三）“西方人高傲，不谦虚”

　　美国的求职人过于“推销”自己，他们惯于把成绩说足，如数家珍地列举自己的成绩、奖励。在访谈中个个的行为都表现得十分自信、自得。但是，荷兰人的求职信写得过于谦逊，他们期待雇主了解自己实际干得怎么样，而不是自己全说出来。荷兰人总是小心翼翼不让别人认为自己自高自大，自视过高，除非有把握能办到的事情，绝不夸海口。

　　（十四）“西方人生活节奏快”

　　美国人生性好动、不甘寂寞，生活节奏很快。生活的节奏像一根上足了的发条一样，有条不紊地不停运转。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人生活节奏却很慢。他们“不急不躁”“从容淡定”，并不意味着工作效率低，相反他们追求更高的质量。芬兰人认为“生活得快乐、自由和悠闲”最为重要，而“”安全感、生活稳定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排在其次“，挣更多钱”排在最后。

　　二、以上只是

　　选取了部分常见的对西方文化格式化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在欧美国家之间的文化也大相径庭，区别很大。那么为什么人们动辄说“西方文化怎么怎么样”“西方人的观点如何如何”“西方人就不那样”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对世界各国的接触和了解越来越多，但是欧洲有40多个国家。人们对欧洲40多个国家的文化并不都很了解，因而，可能出现了只要是来自欧美国家的人，看见他们长相差不多，感受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一味地、概括地认为“西方文化”如此这般，殊不知欧美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很大。芬兰、瑞典等国的文化注重和谐，不喜欢竞争，与英国、法国的文化不同，在这一点上似乎更接近东方文化。

　　（二）由于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在世界的影响

　　越来越大，美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也呈上升趋势。无论在电视上、电影中，还是英语学习和国际商务、国际交流中，与美国文化的接触更多，更普遍。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世界的人们。因此，人们习惯于把美国人的做法、美国人的文化认为就是西方文化。其实，美国人的文化与欧洲国家的文化区别也是很大的。诚然，美国人的祖先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大多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代，信奉的是基督教、新教。他们虽然是主导势力，但是不要忘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美国人的文化是一种改良了的综合多种文化特点的新的文化，与英国文化不完全一样，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区别也很大。所以，把美国文化一味地看作是西方文化是片面的、不准确的。

　　（三）欧洲文化是多元的

　　拉丁民族是以农业为生的民族，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生儿育女的人，即“母亲”是一个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家庭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以母亲为中心。所以，拉丁民族的人形成了热情好客、说话不直截了当、好面子的性格。日耳曼人与依靠农业生活的拉丁人截然不同，日耳曼民族中身强力壮、勇猛彪悍的男性是最有地位的，形成了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因此，愿赌服输这种阶级意识和对强者的屈从渐渐成了日耳曼人的性格之一，这样，强者和弱者之间就有了等级之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形成了适合当地环境、适合自己的独特文化。熟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德国文化与意大利文化就不一样，德国人做事不讲“面子”，向来直言不讳，结账AA制，做事直来直去。而意大利人却爱“颜”如命，凡事都会顾及面子，不管做什么事都不会直言相告。英国文化与法国文化区别也很大。英国人性格保守内敛，尽可能抑制自己的情绪，待人似乎冷漠无情，难以接近。而法国人热情开朗。他们讲话时仅仅用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急切的心情，因此便会借助肢体动作、手势和表情等一切能表达心中意思的方法。因此，见到欧美某一国家人的所作所为就笼统地、不加判断地认为那就是西方文化是不妥当的。

　　三、当今国际间

　　西方文化范文4

　　众所周知，佛教以坚持无我原则著称，“诸法无我”在佛教的三法印中被视为“印中之印”，因此是否承认无我乃是佛教与非佛教最明显的判别标志。尽管佛教内部宗派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佛教诸派在“无我”这一原则性问题上并没有实质差异。事实上，导致佛教内部宗派分裂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无我见”，即对“我”进行破斥和否定的“见”。质言之，佛教的“无我见”就是要把“我”作为破斥或否定的对象，进而达到其特殊的价值诉求。佛教的无我原则在操作上带有典型的解构主义的特点。这表现在，无论是为一般人所执著的、认为理所当然存在的“我”，还是佛教以外其他一切理论学说所要关注和研究的“我”，都恰恰是佛教所要破的对象。佛教对所有这些“我”采取的都是一种欲破先立，立之而后破的策略。也就是先假设这些“我”存在，并对之进行梳理和分类，然后再一一破除。所以，要弄清佛教所说的“无我”，就必须先弄清佛教各宗派所要破的这个“我”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即佛教的自我观念是什么样子的。一般而言，佛教所谓的“无我”有“人无我”和“法无我”的分别，与此相应，所要“破”或者“无”的这个“我”也有“人我”和“法我”的分别。西方文化哲学对无我的研究只涉及到佛教所说的人无我这一部分，而对法无我则完全没有涉及，所以在此我们也只考察佛教所说的“人我”。佛教的“人我”就是佛教诸派对于人们所能用到、想到的“我”的诸种意义的一次彻底的梳理和总结。就类别而言，不同宗派对“我”的分类又有不同。如南传佛教将“我”分为两类，密宗的《圆觉经略注》则将“我”分为四种类型，而《宗镜录》则将“我”分为六种。这些分类标准不一，内容繁杂，但其基本的思路是“依蕴解我”，即根据与诸蕴的关系对“我”进行分类和对照：把身体和对身体的感觉作为色蕴，其他一切心理的东西作为受想行识诸蕴。因此，“我”的由来便与五蕴密切相关，或者是“五蕴即我”，或者是“我有五蕴”，或者是“五蕴中有我”，或者是“我中有五蕴”。如《杂阿含》卷一第2经佛言“见有我者，一切于此五受阴见我”，即是说众生所见的一切自我都不出五蕴，我是从五蕴中生起的。

　　在此我们参照法尊法师在《四宗要义讲记》中的方法，按“我”与五蕴的关系，把人我分为四种类型：离蕴我、即蕴我、不即不离蕴我和以自性为所执的我。离蕴我是我们一般人所体认并承诺的自我，在佛教这里又被称作凡夫妄计我或者神我。这种“我”的特点是常住、单一，有支配作用、统一性和自在性。佛教诸派都否认这种我的存在。即蕴我和不即不离蕴我的分歧主要是由对“我”、“自我”等语词名实关系的不同判断所引起的。如主张设立不即不离蕴我的正量部和犊子部注意到，不管是佛经还是人们在日常语言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用到“我”、“我的”、“我们”等，既然佛和世人都说我，就有必要立此一我。这个我既不能离蕴独立，又不是那个即是诸蕴且支配诸蕴的我，这就是佛教著名的“不可说我”。与佛教其他诸派不同，这两派认为不即不离蕴我是实有的我，不应否定和破除。与此相反，主张即蕴我的诸派认为，这个作为语词的“我”只是空洞的名相，没有实在性，是为了使用上的善巧方便而假立的，但“假必依实”。或者说“依于实法而必有假我”。至于假我所依赖的实法到底是什么，各派亦有不同解答，大体包括“内识相续”、“阿赖耶识”和“第六意识”等，此处不再展开。第四种以自性为所执的我是应成派的主张，它认为人无我和法无我所要“无”的我，既不是个别的蕴也不是作为整体的五蕴，而是所执五蕴诸法的有自性，以此自性为所执才有人我法我的差别，所以佛教和世间所说的一切我都是“依蕴假立”的假设。这个假我在我们的语言中是有存在地位的，只不过是没有自性罢了。法尊法师认为对于人我所做的上述四种类型的分类具有次第性，第四种说法可以涵盖前面的三种说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在对一般人所具有的自我观念进行破斥之后，佛教还辩证地安立了它自己所承认的“我”。佛教立我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佛教认为，人身上虽然没有众生所执着的那种“假我”，却存在着世间学说所没有发现的“真我”。这种“真我”虽然人人皆有且须臾不离，但却是需要通过佛教特有的实践活动才能接触到的现象学事实。因此，在破“假我”之后立“真我”是如实认识人类心灵的需要。二是因为，一味破我而不立我，既会导致很多常见的心理和生理现象无法得到解释，也会使佛教自己主张的因果学说和涅槃理论难以自圆其说。比如，人身上客观存在的人格同一性和认识统一性，都要求有一个“我”为其提供依据。由此，佛教所立的“我”实质上包括两种意思。一是佛教用来说明涅槃德性和万物体性时所说的我，亦称“大我”，比如作为涅槃四德的“常乐我净”中的我，或者在做真妄之别时等同于真心的真我。二是为了语用的方便而假名施设的我，亦称“小我”。比如佛教经典中常说的“如是我闻”的“我”既是如此。

　　二、佛教自我观念的心灵哲学

　　解读佛教关于自我的思想，早在17世纪就传播至欧洲，并对休谟等人关于自我的思想产生过影响。但是，自康德、黑格尔以来，西方文化哲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贬低和蔑视东方哲学的倾向，所以佛教的自我思想虽然经常在西方文化哲学家的著作中被提及，却很少能够作为一个正式的比较项与西方关于自我的思想进行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比较。这种情况在近些年，随着西方心灵哲学遭遇发展的“瓶颈”和“危机”而逐渐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心灵哲学家开始反思西方文化哲学的“西方中心论”等错误倾向，并重新审视东方哲学，以期从东方哲学中找到“医治”西方文化哲学问题的“良药”。弗拉纳根、阿尔巴哈里等一些具有远见的、对佛教感兴趣的西方文化哲学家都认为，对自我和意识的求真性研究虽然不是东方哲学的主流，但仍值得重视，因为它们不但能够拓展西方原有的研究视野，而且还能够为心灵哲学研究增添新的素材和课题。但是，他们在进行比较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或者描述性地把佛教思想纳入到自己的比较视野当中，而是对佛教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极具当代西方心灵哲学色彩的重构和解读。这表现在，他们对佛教思想进行重构和解读时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进行文字上的“翻译”，即用现代人熟知的西方心灵哲学的话语体系重新解读、甚至创造性地重构佛教的相关哲学思想。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是在自然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对佛教思想进行甄别、选择和改造，即将佛教自然化。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也丝毫不掩饰对佛教的这种企图，并纷纷用“分析的佛教”、“自然化的佛教”、“佛教还原论”等为自己的理论冠名。比如弗拉纳根就认为，如果能够将佛教当中那些迷信的、超自然的东西抛弃掉，剩下的就是一种伟大的哲学思想。所以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从佛教这样一种古代的、全面的哲学中剔除那些迷信的把戏，从而得到一种对于二十一世纪那些具有广博科学知识的世俗思想家们有价值的哲学呢？”对于佛教自我和无我观念的研究，他们的总体思路是，先从佛教典籍（如《杂阿含经》、《相应部阿含经》等）中找出具有代表性的关于自我问题的论著，进而用分析哲学、心灵哲学的名相概念对之展开分析和解读，最后在心灵哲学中对这些论述进行定位。所以，他们对佛教经典的解读明显带有现代解释学的性质，而且在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受到他们解读的佛教不再是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原汁原味”的佛教，而是带有了强烈的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的色彩。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阿尔巴哈里的著作《分析的佛教：自我的两重幻象》对佛教自我观念的解读最有代表性。阿尔巴哈里对他人经验自述的美妙涅槃状态感兴趣，把涅槃与有我和无我的研究结合起来。

　　她认为研究涅槃的方法有三：一是进行佛教的涅槃实践；二是借助仪器在实验室中再现涅槃的心理状态；三是作者自己所主张的方法，即不做预设，用分析哲学的手段和方法来研究涅槃的可能性。当然她并不肯定涅槃实际存在，而只是从模态的角度出发，把涅槃当作心灵哲学的一个主题来对待。她认为这种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对涅槃之可能性的认真研究尚未进入分析哲学的主流，尽管这对于心灵的形而上学意味深远，假如涅槃是可能的，那么它意义重大。”阿尔巴哈里通过她对佛教的分析和解读指出，佛教对自我进行了颠覆和解构，其出发点是对“自我”和“自我感”（senseofself）进行了区别。“自我感”即是对自我的假定，它传递的是一种主观经验，借用内格尔的话说，自我感即是：从第一人称视角来看，具有或者经历对x的一种一般的有意识经验，像是什么样子。所以自我感是我们人人都具有的一种真实的感觉，而非幻象。在佛教看来，我们大多数人都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意识的、个体的自我，这是一种幻象，而在达到涅槃之前，我们都一直被束缚在这一幻象当中。只有在达到涅槃之后，这种束缚才会被抛弃。区别自我和自我感对佛教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这种区别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本体论层面上，自我感广泛存在，而自我本身却不在。广泛存在的自我感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一个自我实在；而自我本身并不存在，则意味着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在以使大多数人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一个自我实在。拥有对x的感觉并不一定需要x存在。换言之，佛教否认作为实在的自我存在，而是主张无我原则。

　　阿尔巴哈里认识到，尽管体现在佛教经藏中的无我原则更多的是一种离苦得乐的策略，而非一种本体论上的断言，但他还是按照西方文化哲学的做法从本体论视角对“无我原则”进行了探究。这一探究要回答的问题是：佛教否认其存在地位的这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界定它？如果没有自我的话，自我感又从何而来？佛教经典并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回答，而阿尔巴哈里认为自己要通过对佛教的解读并在心灵哲学的帮助下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对经藏中关于自我论述的分析，她认为，自我感是通过主体对诸蕴的假定而产生的：主体把各种不同的蕴假定成是“我”（因此蕴就与“我”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或者假定成是“我的”（因此蕴就属于我）。所以，由五蕴所导致的自我感，就类似于由贪所导致的苦一样。所以，佛教所关注的自我并非高深莫测，而是怀藏贪欲的一般人、平凡人认为自己所是的东西。归根结蒂，平凡人认为自己所是的这个自我，是一个“拥有者”。正是我们作为拥有者的这种自我感才导致了苦。对蕴的拥有就是这种拥有者的一种主要表现。而佛教的实践就是要消除拥有者的这种印象。按照《杂阿含经》的说法，要成为拥有者就是要进入与它物的“归属关系”当中。为此，她区别了三种归属，即视角归属、占有归属和个人归属。视角归属即是一个主体在视角上拥有某物，也就是说，该物即客体要以某种方式向该主体显现，而不向其他主体显现。所有“私人的”现象，例如思维、意向、知觉、感觉在显现给一个主体时，都是被这个主体在视角上拥有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主体的我，从我的视角观察它们。例如，对于树这样的客体，在视角上被拥有的不是这棵树，而是这棵树通过相关的感觉输入（视觉、听觉等）显现给主体所用的特定方式。如果客体以这种方式向主体显现，并因此被看作是“我的”，那么，与该客体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主体就可以被称作是“视角的拥有者”。占有归属是指一个主体在占有的含义上拥有某物，也就是说，客体因社会约定而被看作是属于主体的。例如，对衣服、房屋、金钱的归属都能算作此一范畴。个人归属涉及到把经验、思维、行动等占为己有，把自我确定为它们的个人拥有者，它们要么被看作是“我的”，要么被看作是“我”的一部分

　　。佛教在论述自我观念时所讲的归属仅仅是个人归属，它暗含在人们对自己身心的普遍态度当中（即诸蕴的和合）。在个人归属的情况下，当一个主体把某个东西确认为其自身或其自身的一部分时，自我感也就随之而生。换言之，个人归属感所具有的“我的性”（my－ness），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正是个人归属导致了自我感的产生。视角归属和个人归属经常一起出现，一般人只要有对身和心诸方面（即蕴）的视角归属，就会产生对这些方面的个人归属，自我感也就产生出来。因此，西方文化哲学并没有认识到视角归属和个人归属的区分。而佛教则强调了这种区分，并通过对个人归属的分析揭示了自我感产生的原因。例如，佛教所描述的阿罗汉就不具有对蕴的任何归属，因而不具有个人归属，但阿罗汉并没有丧失在视角上拥有对象的印象，即视角归属。通过对佛教自我观念的心灵哲学解读，阿尔巴哈里总结了佛教所描述的自我：“自我被定义成是一个有限的、追求快乐／规避痛苦的见证的主体（witnessingsubject），该主体是个人的拥有者和有控制力的自主体，是统一的、非构成的，既具有即时的、不破不易的显现，又具有长期的持久性和不变性。”⑤这种自我，佛教认为，是我们或者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我们自己所是的东西。但是，这样一种自我实在在佛教看来是否存在呢？在佛教看来，对于作为这样一种实在的感觉或者假定，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实在本身，即我们条件性地认为我们本质上固有的这个自我，在佛教的本体论中是没有存在地位的。佛教通过八圣道的实践所要抹去的也不可能是这样的自我，因为它原本就不存在。

　　三、西方文化哲学与佛教

　　自我观念的殊途同归对自我的研究一直是西方文化哲学史上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长期的研究中，西方文化哲学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自我理论。问题在于，就自我问题展开西方文化哲学与佛教的比较研究，首先要弄清西方文化哲学中是否存在着一种一般化的或者占主导性的关于自我的观念。如果存在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西方文化哲学的这种“一般化的自我观念”与佛教的自我观念展开比较，这样一来双方的比较也就简化成了整体性的、一对一的比较。阿尔巴哈里、德雷福斯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分析、总结性的工作，他们选择了西方文化哲学史上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关于自我的描述进行梳理和分析。这些哲学家包括笛卡尔、休谟、洛克、赖尔、丹尼特、弗拉纳根和威廉•詹姆斯等。结果他们发现，尽管每一个哲学家都只能描述了自我的一个或几个方面，但如果把这些描述进行整合形成一幅关于自我的整体画面的话，人们就会发现，西方文化哲学中确实具有一个关于自我的一般观念，西方文化哲学不但在现象上对自我做出了与佛教相同或者类似的描述，而且最终以不同的方式对他们所描述的这种自我做出了否定。阿尔巴哈里对西方文化哲学和佛教在自我描述上的共性进行了总结。她认为，我们条件性地把自我当作是主体，该主体承担了五种角色并分别具有相应的属性。一是经验的知道者、观察者、见证者，以及注意的来源，其属性是有意识的、心理的和可觉察的。二是思维、知觉、经验、身体、人格的拥有者，其属性是有界的，即其同一性在本体论上是唯一的。三是行为的主体或者发起者，即行动和意志的来源，其属性是统一的、个别的、简单的。四是思维的思考者和发起者，其属性在本质上是不变的。五是快乐的追求者，其属性是非构造的。总而言之，我们一般人所谓的自我在本质上，是一个统一的、连续不破的经验主体，它具有个人化的界限和视角。对自我的这些功能和属性的描述是西方文化哲学和佛教共有的，是东西方在自我描述上的一种趋同和相互印证，它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佛教所主张的对自我的假定是人所共有的，而不只是佛教传统中所特有的东西。

　　西方文化哲学对自我进行的描述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对可知的、有意识的主体和被知道的客体进行了明确区分。这一区分对于西方的一般自我观念而言是基础性的。形象地说，主体可以被看作是一颗沙粒，而自我则是由这颗沙粒逐渐形成的一颗珍珠。在此过程中，主体通过对各种功能（如观察者、拥有者、行动者）和属性（如有意识的、统一的）的整合，变成了所谓的“自我”。而这些角色和属性原本只是和主体绑定在一起的。自我是一个相对于经验对象的主体。这个“主体”描述的是通常所谓的自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第一人称视角的内在位置。主体仅仅只是通过大量的知觉和认知样式来观察和见证对象。阿尔巴哈里用“见识”（witness－consciousness）一词来描述这种纯粹的观察要素，认为它是所有的心理活动共有的东西。而“客体”这个词描述的是任何有可能被一个（见证的）主体注意到的东西，如思维、知觉、树木、身体、行动、事件等。在自我问题上，西方文化哲学和佛教尽管结论一致，即都认为自我不是实在，而是幻象，但它们达到这一结论所用的方法、路径却大不相同，这主要体现在它们对作为构造和幻象的自我所作的分析上。比如，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西方文化哲学家认为，被归因于自我的很多属性完全是被构造出来的，而佛教则认为它们在本质上是非构造的。佛教从其本体论出发，反对和拒斥自我实在，但它并不反对和否定被归属于自我的种种特性。比如，在谈到人格同一性时经常被提到的统一性、不破不易性等。只有这些属性的印象由于错误地被归属于一个有界的、个人的拥有者而被曲解时，佛教才把这些特性看作是构造的。例如，当见证所固有的不破不易性与一个有界的自我印象结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印象就不仅是即时同一性的，而且是长期同一性的。这个长期的同一性就涉及到曲解，这样一来，同一性（就像自我一样）成了心理构造。而其不破不易性的核心方面，即瞬间的有意识持续，则是由见证带给自我感的东西，并不被看作是心理构造。这就与西方文化哲学比如休谟的说明完全不同，因为这个同一性的印象，即自我感，并不完全根植在一种无常的本体论当中。此外，西方文化哲学和佛教对自我缺乏实在性的认定是根据不同的形而上学标准做出的。按照佛教的形而上学，对自我缺乏实在性的说明与涅槃联系在一起。但是，涅槃在西方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没有一席之地。所以，尽管西方文化哲学也否认自我实在，但它依据的往往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学标准。在近代，洛克、休谟、帕菲特等人通过著名的束论（Thebundletheory）否认自我的实在性。休谟作为西方文化哲学坚持无我立场的先驱人物，他的作品经常被用来与佛教的无我原则作对比。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在最近几十年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本体论变革之后，大多数哲学家都通过建立各种理论如取消论、同一论、还原论、解释主义等得出了与佛教一致或类似的结论：自我在总体上是被构造出来的，是幻象。但对于自我如何被构造出来，他们却提出了一种与佛教完全不同的理论。比如，他们把同一性、不破不易性等自我的属性选作他们证明自我不存在的主要原因，并把这些属性本身完全看作是被构造出来的，是幻象。如弗拉纳根所说：“下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即认为在所有的有意识经验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我’，而且这个‘我’正是自我的核心，我们的意识控制中心，所有行动和计划的源头。”他还说：“心灵的‘我’是一个幻象，这个幻象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自我、自身和我来组织经验、引起行动，并说明我们不变的人格同一性，另一方面，作为经验之流。如果这种看法是误导，那么更高明的见解是什么呢？那就是，存在的是而且只是经验之流……我们是无我的。”丹尼特同样明确地要求消解自我的实在性。他认为：“无论在我们的大脑里面，还是在我们的大脑外面，有一个控制我们身体、运转我们思维、做出我们决策的实在吗？当然没有！这样一种看法要么是经验主义的（詹姆斯的‘教皇的神经元’），要么是形而上学的噱头（赖尔的‘机器中的幽灵’）。”阿尔巴哈里用一个实例来说明佛教对无我的说明和典型的西方说明之间的不同。

　　比如，两个人都梦到刺耳的声音。这个刺耳的声音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构造的，都是思维、想象等作用下的一个现象的内容。假如第一个梦是由闹钟的声音杜撰而成的，正是闹钟的声音给了这个“刺耳的声音”（作为现象的内容）其刺耳的质。这里的这个尖锐刺耳，是在独立于梦的闹铃声的作用下产生的，就此而言，尖锐刺耳本身并不是心理构造。只有当这个尖锐刺耳在梦中被归因于“刺耳的声音”，并由于这个假定而被曲解时，它才是一种构造。假如在第二个梦中，这个刺耳的声音并不是由闹铃杜撰而来，而纯粹是做梦梦到的。那么，归因于这个声音的尖锐刺耳，连同这个刺耳的声音本身，就都是一种心理构造。所以，在闹钟作用下产生的这个“刺耳的声音”，就类似于佛教所理解的“自我”，具有许多固有的非构造的特性。而完全是由做梦梦到的这个“刺耳的声音”就类似于西方文化哲学所理解的“自我”，具有许多构造的特性。

　　四、总结

　　一直以来，人们对东西方文化哲学的分工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包括佛教在内的东方哲学是价值性的，其中即便包含有关于求真性问题的研究，也无足轻重，根本无法与西方文化哲学相提并论；而与此相反，西方心灵哲学则完全是事实性的，很少或者完全不涉及对价值性问题的探讨。但是当前弗拉纳根、阿尔巴哈里和德雷福斯等人所做的工作，却代表着总是在积极寻求并倡导各种“哲学转向”的西方心灵哲学可能会迎来一场名副其实的最新转向，那就是心灵哲学的“东方转向”。这场转向的诱因在于，西方心灵哲学在当前的发展中正遭遇一场困境：尽管心灵哲学研究成绩斐然，但对于心灵、自我、意识等心灵哲学主要问题的认识却并未见到实质性、突破性进展。麦金、查莫斯、弗拉纳根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为此，西方心灵哲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和努力，比如倡导“概念革命”、“跨学科研究”、“跨文化研究”等。而转向东方，向东方哲学寻求帮助，借鉴东方哲学中关于人类心灵认识的真理性颗粒，是当前很多西方心灵哲学家的共识。西方文化哲学与佛教在有我和无我问题上的比较是东西方心灵哲学比较的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比较哲学具备的一些基本功能，如扩大比较双方的研究视野，增进各自的真理性认识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西方文化哲学家对佛教自我观念的心灵哲学解读，使得佛教心灵哲学更加现代化、国际化和规范化。他们用西方文化哲学的方法对佛教本身并不关注的本体论问题的创造性阐释，也为佛教本体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学者在自然主义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自然化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哲学视角研究宗教问题的值得借鉴的方法，那就是在坚持自然主义的立场的基础上，对宗教的哲学思想进行解释和重构，抛弃其中带有超自然性质的、神秘主义的和迷信的思想，用现代哲学的话语重新表述其中那些能够被自然主义框架所容纳的思想。比如，在对待自我问题上，佛教主张既破除“假我”又安立“真我”，实际上承诺存在有一个只有借助特殊的佛教体验才能够获得的“我”。但这样的“我”，在自然主义看来就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西方文化范文5

　　可以说，不了解新时代运动及其深远的社会反应，就无法真正了解今日的西方社会。甚至也无法看清《哈里。波特》热潮一类的流行文化现象的底蕴。

　　一．小引：初识"原始的激情"

　　1999年在耶鲁大学读到美国学者玛丽娜托戈尼克（MariannaTorgovnick）的《原始的激情》（PrimitivePassions）一书，第一次看到"新时代"（NewAge）运动这个词。托戈尼克作为大学教授参加了1992年美国的"新时代"（NewAge）运动组织的一次会议，主题为"滋养灵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精神性"（NourishingtheSoul:DiscoveringtheSpirifualinEverydayLife）。出席会议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白人，多数为女性。他们"滋养灵魂"和"发现精神性"的重要手段就是与美洲本土的原住民--印第安文化相认同。

　　"美洲原住民文化的器物被认为具有提升精神品性的功用，在会场的内外到处摆设着。象巫医之轮的形象、彩绘的木棒、羽饰、横笛音乐与颂诗录音带等均在现场出售，琳琅满目，摆成一长串展台。"1

　　拥有这些原始道具的现代人似乎把握住一种转换文化身份的契机，凭借这些器物所承载的魔法力量去解脱沉陷于消费社会物质主义枷琐中不能自救的灵魂，抵抗由"现代性"副面效应所导致的种种心理失衡和精神危机。这种现象很容易令人想起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对西方的患者的一个忠告：必须从内部而不是外部去吸取东方的价值，必须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求它们：

　　人们对这些问题必须格外谨慎，因为模仿的冲动和主动的病态，渴望把异国风味的羽毛据为己有、并用这些异国情调的羽毛装饰他们自己外表的贪婪，会把许多人引入歧途，使他们只知攫取这些"有奇异魔力"的观念，并把它们运用于外部，就象涂用药膏一样。2

　　西方中产阶级家庭往往收藏和摆设某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地方工艺品，这也许就是荣格所说的"从外部"展现文化他者的价值，有如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地的博物馆，皆以收藏世界各地珍希文物、宝石为荣耀。而托戈尼克教授参与的"新时代"运动的"滋养灵魂"会议却不仅仅如此，组织者希望借助印第安文化的道具与仪式，帮助人们洗刷西方工业文明之污垢，重建精神性的人格。令托戈尼克感受最深的是会间举行的一个仪式。153名与会者在黑暗的大厅中排列为3个向心的圆圈，其中2个圆圈是就地而坐，另外一个是坐在椅子上。圆圈的中心就是被称为巫医之轮的东西，用石头摆成的辐射状环形，它象征印第安的圣地，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也标示美洲原住民的生活。圆环形状暗示传统的印第安生活的合谐与统一。演讲人站在巫医之轮的南端，她说那是纯朴无邪的象征。在她的引导下，大家做出一系列的练习：

　　我们敲打石头以便使房间纯洁，驱走能量。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抓住另一人的膝或肩，期望得到他或她的"至善"；然后反过来向对方施予"至善"，大家悄然无声，默默不语，唯有大人在敲击印第安鼓。我们咀嚼圣叶子，齐声歌唱，然后在最终的仪式性动作中，向祈祷之钵说出一个词，代表我们最需要的东西。那祈祷之钵从一人手中传到下一个人，转满整个圆圈。人们说出最多的词是"治疗"（healing）(而不是"健康"。二者之间有区别)，其次较多的是"清净"（clarity）和"声音"（voice）。新时代运动者为什么如此看中美洲原住民的理想化景致呢？我相信在那祈祷之钵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专注的词语是"治疗"、"清净"和"声音"。3

　　治疗与健康的区别究竟何在？一个健康人也可以预视日后的健康，但只有病人才需要治疗。现代西方人已经意识到文明病是不能靠传统医学方式治疗的，所以他们才诉求原始的仪式，诉诸美洲印第安人的"巫医之轮"，期望在当代世俗生活的喧嚣之外倾听到来自荒远绝域的原始的"声音"。

　　我们所熟悉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借助于巫术思维在虚构中追求的目标，新时代运动追随者们借助于印第安仪式而得到现实的效果。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之中看到原始认同的共同价值取向，那么对于其对抗现代性、拯救文明症患者的灵魂的实际功效，就不难领会了。

　　在新时代运动者眼中，现代性的病态除了物质主义与金钱崇拜之外，还表现在性别歧视与压迫、残害动物、毁坏地球等方面。因此，反对性别压迫的女性主义同反对破坏环境的绿色运动相互认同，组合成"生态女性主义"的新流派便不是出于偶然了。新时代运动和生态女性主义的信奉者们对印第安原始文化的另一个认同理由是，印第安文化是母系的或母性中心的。他们强调象谷物母神（玉米妈妈）和易洛魁部落女性长者统治等印第安人生活的方面。在保拉艾伦（PaulaGunnAllen）的笔下，印第安人是"美国人之中大多数的运动所要寻求的梦境的所在。一个主要差别在于，印第安人千百年来一直把社会体系建立在仪式的、以精神为中心的、女性定位的世界观之基础上。"4出于现实批判的需要，原始文化中一切与当代社会相对立的成份都有可能获得"重审"和"再发现"，变成某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换言之，原始性成为疗治现代性病患的灵丹妙药。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人对"原始"的发现是近代以来"全球"观念形成的基础要素之一。从今天的知识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上看，文化人类学发展出的"反思人类学"一派，要求打破西方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单一进化模式，提出重新认识所谓"原始人"和"原始文化"的时代课题，希望从中发现足以纠正西方文化偏向和克服现代性危机的精神取向和文化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之外寻找更加符合人的自然天性的生活理想。该派研究对整个西方思想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产生了巨大震动和深远影响，也直接刺激新时代人在资本主义现实之外寻找人类未来道路的多样可能。形形的土著文化和部落社会均可成为渴望治疗的当代人投射其理想的反光镜。女性主义者从这面反光镜中看到的是母性中心文化和性别平等理念；环境主义者从中看到的是人与动、植物世界的依存与共生；信仰追寻者从中看到的是圣洁的精神性；价值失落者从中看到的滋养生命的原始魂灵；身心受害者从中看到的疗救之希望，后现代哲学家从中看到的是解决人类现实困境的永恒之和谐……

　　美国人类学家戴蒙德70年表的《寻找原始人--对文明的批判》一书，意义深远。书中对西方话语中的所谓"原始"做出完全颠覆性的解说，使"原始/文明"二分的价值模式与思维模式彻底翻转过来，其文化寻根的意义不容低估。戴蒙德对"原始的"再定义是：

　　原始的=文明前的；异化前的。5

　　具体说来，原始的不再具有贬义，其特征有四方面：1、用仪式来表达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基本需要；2、强调存在（existence）而不是本质（essence）；3、个人对自我和社会负有责任；4、缺乏对分析式的思维方式的关注。

　　《寻找原始人》这个标题也具有号召性。人类学家往往为了专业需要而离开自己的文化，深入到边远的异文化中去。而形形色公的原始主义者们却是出于精神治疗的渴求才放弃文明人的城市生活，到部落社会乃至人迹罕至的野生丛林中去。他们宁愿选择与古朴的原始人为伍，甚至与大猩猩，猿猴等高等运动为伍，从中发现伊甸园罪恶之前的纯真生活体验。《原始的激情》中写到的纪德与荣格在非洲的体验，D．H．劳伦斯在新墨西哥的体验，珍妮．古多尔（JaneGoodall）和狄安．弗西（DianFossey）在非洲灵长动物中的迷狂般体验，可以说都是前一个世纪高更在塔西提岛的灵魂探险之翻版，西方知识分子为了在非西方文化中找回已经逝去的理想所经历的地理探求与精神探求之旅，看来至少在目前还远未终结。

　　这种探求的未来发展会给全球化的世界带来哪些变化和哪些启示，仍是值得文化研究者高度关注的课题。二、对待"新时代"的两种态度

　　2001年去英国访学，特别留意实地考察学院派以外的民间思想运动的情况。在牛津、伯明翰、爱丁堡等地访问咨询了有关专家，也读到一批与文化寻根运动有关的书。对新时代的了解有所深入，过去弄不懂的一些文艺和文化现象现在终于有了贯通理解头绪。

　　比如说，以前看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Toffler）继《第三浪潮》之后的《力量的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一书。该书结尾题为"对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渴望"。当时怎么也看不大明白。托夫勒把新时代运动所代表的20世纪晚期的全球精神复兴运动看成是以嬉皮士运动为先导的抨击世俗主义和工业文化的社会运动。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势力，因为其性质就在于，它是继共产主义的集权主义之后，能够与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民主政治体系相敌对的替代力量。托夫勒写到：

　　与长头发同来的还有强烈的技术恐惧症和对神秘主义、、东方崇拜、占星术以及杂牌宗教的普遍兴趣。这个运动仇恨它所看到的工业社会的一切，极力鼓吹返回某种罩着光环的神秘的过去。它所崇尚的重返现实主义、奶奶的老花镜、印第安念珠和头带都是嬉皮士抗拒整个大烟囱时代、渴望返回工业化前的文化的象征。当今这一正在蔓延的方兴未艾的"新世纪"运动就是由上述嬉皮士运动的种子生成的。6

　　这里的"新世纪"运动就是新时代运动的另一种译法。中国的读书界乃至大众传媒对这个词组还十分陌生，很容易被托夫勒的一面之词所蒙蔽。这个运动在西方世界已经风行了好几十年。作为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反拨，其影响力所及，上自大都市的知识界精英，下至乡镇社区百姓，日益形成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风潮，至今尚看不出有衰减的迹象。对待这一运动的态度在欧美社会的朝野之间有很大差异，梳理这方面的思想线索，关注其发展趋势，是我们了解西方当代文化格局及其内在矛盾的一个重要视角。

　　托夫勒把"新时代"这个词解说为"新的黑暗时代"，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学院派和准学院派，官方或半官方对待民间思想文化运动的看法。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托夫勒不仅当过杂志主编，大学客座教授，还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的话，他的身份立场就和他的这种观点吻合起来了。从冷战时代的反对共产主义态度，到后冷战时期的反对"新的黑暗时代"的立场，托夫勒这位预测学家的意识形态背景表明他的预测还远远达不到科学的价值中立要求。不过他的这些看法可以代表某些置身于这场运动之外的局外旁观者的评价。

　　无独有偶，另一位具有官方背景的美国学者，文明冲突论的倡导人亨廷顿也使用了类似的比喻措辞来指称威胁当代文明的野蛮势力。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结尾处写道："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正在让位于野蛮状态，它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也许正在降临人类。"7尽管这两位影响力很大的美国学者所担忧的降临世界之"黑暗时代"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是他们自诩为文明代言人的那种身份认同，他们对"野蛮"和"神秘主义"的敌对态度却显出惊人的一致。借用艾里克.切菲兹的术语，这种代文明立言的做法可以归入"帝国主义诗学"话语一类，该话语从莎士比亚时代起就一直就把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种视为野蛮文化的代表。8

　　2001年12月，曾担任过三届美国总统首席政策顾问的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Buchanan）出版了《西方之死》（TheDeathoftheWest）一书，把当年德国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说又更加耸人听闻地推进了一层。在他看来，导致西方文明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就是两个主要方面：肉体上，白人的生育率下降，这是避孕药充当了西方的自杀药。而大量非白人移民的涌入逐渐改变着美国人的种族成分；精神上，传统基督教信仰的终结与新兴宗教势力的迅速扩张，使西方精神不复存在。他所说的与传统基督教对立的新兴宗教势力，当然包括新时代运动在内。布坎南这样一种与民族主义与反全球化主义纠结在一起的政治态度，已经把托夫勒、亨廷顿的观点推向极端。

　　如果把托夫勒与亨廷顿的观点看成是人类学考察文化现象的"外部方法"，也就是帝国主义诗学的一面之词，那么下面还要引用与之相对的"内部方法"或"内部视点"，用我们熟悉的话叫做"同情之理解"。我在伦敦大学读了苏珊.格林伍德（SusanGreenwood）的著述，才意识到为什么亨廷顿等人对新时代如此惧怕。苏珊.格林伍德虽然出身学院派，但却是对新时代运动抱有同情的英国人类学博士，也是这方面最活跃的理论代表之一。她刚在《超越新时代：探求多样的精神性》论文集中发表〈巫术实践中的社会性别与能量〉一文，最近又推出了介绍新时代的专著《魔法与巫术百科全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女人类学者重写女巫的大成之著。我们从这本图文并茂的巨著里可以较为直观地了解当代欧美方兴未艾的社会运动的巨大潜流，有助于对西方当代的文化寻根思潮做整体性的关照。根据她提供的全景式概观，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的书店里有那么多的"身/心"（BODYANDMIND）、"精神性"（SPIRITUAL）、"女性研究"（WOMENSTUDIES）的书，为什么西方人对东方的禅，易经，老子与道教，太极术，武术，象征，星相学，风水以及各种灵学，元心理学，未来学，外星探索与世界神秘探索的热情与日俱增。为什么以传播异教知识而著称的荣格，坎贝尔等的著述那么畅销。在号称世界最大的学术书店的伦敦的WATERSTONS书店3楼的宗教与心理学厅，畅销展示台上陈列的是坎贝尔的《神之面具》4卷本和弗雷泽《金枝》1卷本。心理学厅则永久地为弗洛伊德和荣格开了专柜。而在新时代运动的英格兰朝圣地格拉斯顿伯里的书店里，更充斥各种神秘、异教崇拜与法术书籍。

　　看来在学术与非学术的互动中，史前学与生态学的升温，不是偶然。看到英国的舞蹈者围着史前巨石而举行仪式的场景，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关于斯通亨机（STONHENGE）或克里特岛一类的考古书在欧洲就象关于印第安文化的书在美洲一样也常年有市场了。三、"新时代"的文化冲击波

　　如果说嬉皮士运动当年的参与者主要是都市青年人，那么如今的新时代运动则波及到更广大的社会与文化层面。可以说，不了解新时代运动，已经无法了解当今的西方文化。以下略举宗教、科学、文学、艺术诸方面的出版物，描述其文化冲击波的力度和范围。

　　不少人象托夫勒那样把新时代运动当作一种新兴宗教运动。原因之一就是"新时代"这个词针对基督教而言：基督纪元以2000年为一个循环周期。从公元元年到20世纪结束正好完成一个循环。新时代人认为2001年以后将不再是基督教信仰的天下，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场人类精神的大转型。所谓"新时代"也就指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正在和21世纪一同到来。有人将新时代定义为"促使人类思想意识转型的所有活动"，把新时代人的使命确定为促进这种转型的进行。这样的一场心灵革命或精神转化主要体现为：象萨满教、禅宗、瑜珈、巫术、太极拳等非基督教的身心修行方式重新得到推崇，借此来恢复人类与万物相沟通交感的灵性状态，也就是恢复人与自然、宇宙的原初和谐，重新安顿被资本主义现代生活割裂的心灵。

　　我们或许由此可以悟出新时代运动与亨亭顿文明冲突说的对应之处：东方宗教的现代复兴将取代基督教文明而成为人类新千年的精神向导。威胁基督教权威的是古老的异教传统之当代大普及。

　　布鲁斯在《新时代与世俗化》中把新时代的宗教特征归结为三：其一，相信自我的神圣性（无罪感）。人人可以成佛。其二，整体观：人与宇宙万物处于同一整体之中。其三，在新时代中，没有比个人的自我更高的权威。9这样的自我意识犹如宣称"真理就在你的脚下"。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大批心理自助或者自我治疗类的出版物十分流行，那么根源就在于此。以上三点都是东方思想影响的结果。从叔本华到容格，19-20世纪思想史上的东学西渐，是否足以构成和"语言学转向"相比的"东方转向"，值得我们深思。

　　赫奇斯与贝克福德合写的《整体观、治疗与新时代》提出，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有如下四个方面：

　　1．一种希望：希望改善人类生活品质的种子已经播下了，对于那些把知识、信任、勤勉和耐心结合起来的人类个体，那些可以向真实的自我进行表白，而不是盲从习惯和规则的个人来说，这些种子是现成的，可以培育的。

　　2．一种批判：批判发达工业社会中流行的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如物质主义，浅薄、不能反思自身、不能满足人类创造性的自然潜力的发挥，怜悯之心和游戏精神均被窒息。还批判那种宗教和伦理体系：凡冒犯了绝对的纪律、教规或标准就会引发负罪感。

　　3．一种开放性：向如下新思想开放：所有的生命形式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每个人要对自

　　己的生活负起责任，加入和维护一个更加有序和更加完美的世界，在那里真实的自我能够实现更高的价值。在新时代人中，普遍对新思想、经验和实践持一种同情的和实际的态度。

　　4．一种赞赏：赞赏那些减少人类分裂、腐败和开发榨取自然界行为的功绩。如某些前现代的信仰体系中所象征表达的那样，把自然界理解为一个复杂而和谐的自我均衡的系统。10

　　这四个特征有效说明了精神转型的实质内涵。至于精神转型的具体追求，新时代人纳新有如下三点说明：第一，人类感官所能觉察的存在只是宇宙所有存在中的一环。要承认对于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的存在；而且不排斥不同的人因自身感受能力的不同在对宇宙的感觉范围上有所不同。坚持以理性、科学的态度来描述把握我们所正在进行的变革并不断调整自己的世界观是新时代人的首要使命。第二，当然在这过程中因为地球能量的巨大变化以及当代科技的发展，给大众的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影响，很多我们前辈所不能得到的知识和能量在我们现在可以轻易地使用，而我们的生活节奏将继续日益加快。所以在保持理性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开发自身的直觉力和潜能。非但要将自己的思想转变为以内在为导向，将的人生看作是在物质系统中学习驾驭能量的过程，而且要将我们实际的觉察能力和意识调控能力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与之呼应。这具体可以表现在对"通灵(Channeling)"、"濒死状态(NearDeathExperience,NDE)"、"清明的梦(LucidDreaming)"、"灵性康复治疗(SpiritualHealing)、外星生命(飞碟、UFO、人类之前的文明等)等神秘问题的探研和实践上。第三，这种对自身潜能的开发也可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进行。如果认真体会我们时代经济、文化、政治，乃至日常生活、艺术人文、人事管理等领域的运作，你会发现我们的时代的确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时代。真正要在日常生活、事业爱好中有所成就，游刃有余，就需要对人类目前的物质和能量运作方式有深入的体察和把握，而这过程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修炼。所以是说新时代人第三个重要使命就是"生活"本身。

　　在我们看来，新时代对生活的强调多少有点类似禅宗对正统佛教的改造。

　　在新时代人看来，这场转变是有史以来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有自觉地顺应这场在人类进化史中早已就规划好了的变革，才不致于在这场转变中被动乃至灭绝。他们由此而建立起一种类似宗教情感的使命感与认同感。不同种族、国籍的人很容易在这种共同使命的召唤下走到一起来。我们在斯通亨机史前巨石周围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手拉手旋转舞蹈，就是这种教堂以外的精神凝聚力的生动景象。对此，基督教教会和神学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针对基督教方面对新时代运动的误解、批评和攻击，底特律慈善大学宗教学教授约翰。萨里巴（JhonA.Saliba）所著《基督教对新时代运动的反应》一书，于1999年在伦敦出版。该书对新时代的总结性评价有4点：

　　一．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组织。它没有中央和领袖，没有法定的专家实体，因此也没有普遍的统一的政策。

　　二．它不是一个要占领哪个国家或地区的秘密组织。

　　三．没有人被强迫接受其思想或加入其组织，其成员大部分为成年人。

　　四．它与恶魔主义（Satanism）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除非你假定任何非基督教的一定同恶的、魔鬼的势力有关。11

　　虽然有一些学者把新时代归入新兴宗教的范围，但是从以上4个特征来看，它既无统一的教义也没有自上而下的组织和领导，所以还是看作文化思潮和民间性的社会运动更为合适。

　　科学与科学家在这场运动中并不一定扮演对立的角色，某些科学新发现和新理论反而激发和助长了新时代人的激情。例如著名物理学家卡普拉，在风靡西方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之道》一书之后，又于1982年发表了《转折点：科学，社会与新兴文化》。这本书奠定了新时代人世界观的基础：打破牛顿式的机械论的世界观，代之以整体的有机系统观。该书扉页上印的是周易的"复卦"，把现代社会处于重大转折即文化寻根的主题和盘托出了。12另一位深受新时代人推崇的科学家是洛夫洛克（JamesLovelock）。他提出的"盖娅假说"（Gaiahypothesis）同样影响巨大。洛夫洛克分别在1979年和198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两部书：《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观照》与《盖娅时代：我们地球生命的传记》。其主旨是：一切生物赖以存活的这个地球，不仅是宇宙之间仅有的一个发生了生命的环境，而且她自身也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一个能够自我适应和自我调节的体系，一个可以改变自身环境使之顽强存活下去的系统。这样一种全新的自组织的地球生态观，很容易让人联想古希腊神话时代的大地母神盖娅，于是借助于洛夫洛克科学著作的广泛影响，复活的"盖娅"女神成为20世纪末期西方民间崇拜的一个新的核心偶像。

　　在英格兰西部的新时代运动的重要朝圣地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大小商店里都可以看到这位大地母神的塑像。在各种有关神话与新宗教的出版物里，盖娅的形象也随处可见。女性主义神话学家更是对这个新复活的女性偶像推崇备至。

　　新时代人为什么与环境主义相互认同？因为新时代人通过卡普拉和洛夫洛克等，从印度教和佛教那里借来了整合的世界观；他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物质世界、和超自然世界都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这就使许多新时代人对环境主义抱有强烈兴趣。我们应该保护物质世界不受无节制的开发，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未来的利益，因为按照"盖娅假说"，我们这个星球就是一个灵性的存在。正因为如此，许多新时代人是素食主义者和绿色运动的中坚，还有许多人毕生贡献给环境保护事业。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新时代出版物激增，在各大报刊上发出声音，而且成为一项市场潜力巨大的新产业。影星ShirleyMaclaine公开宣称新时代已经到来。媒体上出现诸如"新时代精神"、"新时代健康"、"新时代政治"、"新时代词典"，甚至"新时代婴儿起名书"一类说法，五花八门，不足为奇。国际互联网上与之相关的内容更是浩如烟海。在这种氛围中，有一部广为流传的预言式小说，承担起新时代精神代言人角色，它就是1994年在美国问世的《塞莱斯廷预言》（作者：詹姆斯·莱德菲尔德）。这部小说成功地结合了新的科学观和古老的启示预言传统，并且采用了既能体现异国情调的探险故事的外在结构，在图书市场上大受欢迎，持续畅销不衰。该书在1997年有了中译本，但是由于文化的隔膜，背景知识的缺乏，中国的读者基本上只能象"外行看热闹"一般欣赏其悬念式的写法。和英文版800万册的发行量相比，中文版的市场反应显然是失败的。

　　莱德菲尔德在《塞莱斯廷预言》的前言部分对新时代运动做了回顾性的概观，他写到：

　　半个世纪以来，一种新的意识进入人类社会，这是一种只能被视为超验的、精神的新意识。如果你开始读这本书，那也许你已经觉察到某种变化，内心已经感受到这一点。

　　这种意识源于我们对生活发展方式的更高层次的感悟。我们注意到那些偶然事件，在特定的时刻发生，引出特定的个体，猛然间将人的生活引向一个新的重要的方向。也许，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任何人更能感知到这些神秘事件的深刻意义。

　　我们知道，生活其实是一种精神性的展现，这是个体的展现，它充满魅力。直到今天，任何科学、哲学或宗教都未能完全阐明这种精神性的展现。我们也知道，我们一旦明白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旦明白怎样参与这一隐秘的进程，充分重视生活中的这些神秘现象，人类社会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能够吸收传统的精华，从而创造一种人类有史以来孜孜以求的文化。13

　　新时代文学的另一位代表卡斯塔内达则是这场西方文明人向原始文化学习的最好的一个现身说法的代表。他的系列小说第一部《唐望的教诲：亚基文化的知识系统》在美国问世后，迅速引起读书界的巨大轰动。促使他又写了第二本书《另一种真实》，以及第三本《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这些书细致地记录了他放弃理性自大的架子，通过学习巫术思维重新获得精神自由的历程。下面就是他的开悟之语：

　　人类的意识原本无所限。在言语性的思考之外，还有更深沉、更直接的知觉方式。那是言语所无法掌握，无法描述的。文字出现后，描述渐渐取代了直观的知觉。于是人类渐渐远离直观，而渐渐熟悉言语文字的间接，古老的精神智慧在文字的影响下渐渐变质，于是产生了宗教。

　　宗教是人类试图回归本来面目的向往，也是古老直观知觉苟延残喘。原本对于完整意识的追求变为权力欲望的满足。言语文字的思考萌生了理性，理性的力量终于在欧洲启蒙时代以科技的形式开花结果，船坚炮利的强国开始掠夺纵横世界，欧洲文化对于美洲新大陆的侵略是不折不扣的浩劫，原来残存的古代智慧被视为异端，几乎遭到赶尽杀绝的命运。在这种极端的压力下，古代智慧残存的知识分子以生命为代价，开始对他们的传承进行彻底的检讨；结果他脱胎换骨，放弃了宗教的形式，诞生出一种抽象而极有效率的修行之道，重新强调完整意识的追求及精神上的最高自由。14

　　萨义德《东方学》提到欧洲人的东方学在19世纪作用是为欧洲人恢复人性中已经失落的那一部分，但它在20世纪则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一套欧洲可以用来阐释自己以及为自己阐释东方的符码。15现在，作为"原始人"的印第安人是不是继承了"东方"在19世纪的职能，成为西方人恢复人性中失落部分的新的文化借镜呢？卡斯塔内达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作为受过西方式大学的理性教育的白人学者，他拜倒在"野蛮人"代表印第安巫师唐望的脚下。在他笔下，与古老的印第安秘传智慧所达到的思想境界相比，西方的知识和理性、科学的价值竟然变得像无知和狂妄一样可笑又可怜。也许迄今还没有一位人类学家的文化认同象转换得如此彻底。

　　至于新时代对当代艺术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流行音乐和绘画方面的表现，限于篇幅，这里就不细述了。有心的读者只要留意一下英格玛（Enigma）这支德国的乐队，以及1996年的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宣传片的主题曲ReturnToInnocence（《回到纯真》），就可以略窥一斑。英格玛乐队通过西方流行音乐节奏表现出遥远的非洲部落的原始宗教的回声。它的制作人在过去的8年中一直在西班牙的伊维萨特岛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四、小结："新时代"的社会功能

　　有人这样评价新时代的社会功能：新时代认识论的最大功绩是解决了文化的多元主义问题。如果每一个人都相信同一个事物，用同一种眼光看世界，那么一个社会就很容易信仰唯一的神；唯一的真理，世上唯一的存在方式。然而，当那个单一的文化碎裂成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景观，你可能就要面临无穷无尽的争论和冲突。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改变基本的知识观，以便使我们成为相对主义者。我们承认不再有唯一的真理或唯一的通向神的方式，而是存在一整套的同样有效的方式。相对主义还适应了一种对知识的全然民主的态度：我们可以把新时代的"新科学"和"新医学"描绘为一种积极抛弃权威的第三舞台。曾几何时，文化是由专家们来解说的。现在，我们享有了个人趣味的自由："我也许不大懂艺术，但是我知道我喜欢什么。"60年代后期转到了自决性的行为选择："我也许不大懂伦理道德，但是我知道我喜欢干什么。"如今，我们看到在第三舞台上出现了对专家知识领域的同样态度："我也许不大懂神经系统，但是我知道我喜欢相信按摩和针灸。"16

　　在英国谢非尔德大学常年开设"异教哲学"的霍恩（RichardHerne）教授，在《巫术、萨满教与道教》中也强调，东方思想对于开启人类生活的新纪元至关重要。中国的《易经》不能仅当成占卜之书，它也是完美的宇宙象征系统的呈现。古代的法术师通过《易经》来把握宇宙的力量，完成人与超自然的沟通。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易经的学习来引导深思冥想，学习接近宇宙的基本力量。17

　　世纪之交，一部轰动文坛的超级畅销书《哈里。波特》再度以魔幻想象的形式展现出新时代的文化多元主义功能：异教原型全面登场。我们终于明白，现代性的危机必定要由西方资本主义机体之外的文化元素来加以拯救--如果危机真能获得拯救的话。

　　参考书目：

　　Psychosenthisis，RobertoAssagioli,TurnstoneBooks,1975.

　　DreamingwithOpenEyes:Shamanismin20CenturyArtandCulture，MichaelTucker,Aquarian,1992.

　　Religion,ModernityandPostmodernity,PaulHeelased.,Blackwell,1998.

　　ExploringNewReligion,GeorgeD.Chryssides,Cassell,London&NewYork,1999.

　　EncyclopediaoftheNewAge,GerryMaguireThompson,TimeLifeBooks,London,1999.

　　HealingSociety:APrescriptionforGlobalEnlightenmmmment,S.H.Lee,WalschBooks,2000.

　　TheAnthropologyofReligion,FionaBowie,Oxford:Blackwell,2000.

　　TheEncyclopediaofMagic&Witchcraft,SusanGreenwood，LorenzBooksLtd.,2001.

　　《寂静的知识：巫师与人类学家的对话》，卡斯塔尼达，中文本，鲁宓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力量的传奇：一个现代巫师的故事》，卡斯塔尼达，中文本，鲁宓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

　　《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卡斯塔尼达，中文本，鲁宓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

　　注释：

　　1托戈尼克：《原始的激情》（PrimitivePassions），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1997年，第177页。

　　2荣格：《心理学与炼金术》（PsychologyandAlchemy），转引自莫拉卡宁《荣格心理学与佛教》，江亦丽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37页。

　　3托戈尼克：《原始的激情》，第180页。

　　4艾伦：《圣环：重审美洲印第安传统中的女性性》（TheSacredHoop:RecoveringtheFeminineinAmericanIndianTraditions），波士顿，烽火出版公司，1992年，第2页。

　　5Diamond,InSearchofthePrimitive:ACritiqueofCivilization,NewBrunswick,NewJersey:TransactionBooks,1974,p.xi.

　　6托夫勒：《力量的转移：临近21世纪时

　　的知识、财富和暴力》，刘炳章等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409-410页。

　　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72页。

　　8EricCheyefitz，ThePoeticsofImperi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91，p.4.

　　9SteveBruce，TheNewAgeandSecularisation，BeyondNewAge:ExploringAlternativeSpirituality,ed.,StevenSutcliffeandMarionBowman,EdinburghUniversityPress,2000,p.227.

　　10EllieHedgesandJamesA.Beckford,Holsm,HealingandtheNewAge,BeyondNewAge:ExploringAlternativeSpirituality,pp.169-187.

　　11JhonA.Saliba,ChristianResponsestotheNewAgeMovement,London:GeoffreyChapman,1999,p..27.

　　12F.Capra,TheTurningPoint:Science,Sociology,andtheRisingCulture,London:Flamingo,1983.

　　13詹姆斯·莱德菲尔德:《塞莱斯廷预言》，张建民唐建清译，昆仑出版社1997。

　　14参看卡斯塔尼达：《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中译本，鲁宓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页。

　　15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324页。

　　西方文化范文6

　　    处于世纪之交的时刻,当我们回望即将告别的20世纪时,会识别出主宰了它的历史进程的四股浪潮——工业化浪潮、科技革命浪潮、民族主义浪潮和民主化浪潮。这四股浪潮孕生于西方文化,发端于中世纪末期的大西洋岸边;到19世纪,已经将全世界卷入它们的游涡。百年来,它们汹涌澎湃,鼓荡起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景观。正是它们使人类在这一个世纪里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刻的变革,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危机。在它们的影响下,人类的前途从没像今天这样光明,也从没像今天这样充满着迷悯、困惑和危机。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这几股浪潮似乎仍然有着无限的扩张潜力,未来的世纪似乎仍将受到它们的支配。

　　    这四股浪潮是相互激荡的。不过,与其它三股浪潮相比,民主化浪潮却显得步履艰涩,一波三折。它时而翻涌泛起,时而销声潜迹;时而奔腾向前,时而迟滞洄旋。如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自19世纪起,民主化浪潮发起了三次冲击,也经历了两次回潮。在西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逆流一度使它受到巨大挫折。在非西方地区,它在不同的文化壁垒前受到阻滞,也因各国的低度发展水平而削弱了势头。直到20世纪70年代,民主的前途仍然晦暗不明,人们对民主在各不同文化区域的普适性也怀着深深的疑虑。如美国着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在西方文明向其它地区传播过程中,物质产品及其生产方式在传播中的阻力最小,合理的官僚政治模式的传播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原则及其公民文化则是更难以捉摸的文化成份,这些成份要进行传播是极其困难的。他问道:开放政体和公民文化作为一整套十分脆弱、复杂和微妙的安排和态度,怎样才能够从它的历史和文化框架中移植出来呢?

　　    但是,就在20世纪临近结束时,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洪波涌起,展示了它巨大的能量。

　　    1974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相继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拉丁

　　    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东亚,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也是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强烈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一伊斯兰教”世界也受到了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一批国家建立了半民主的政治制度。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数年之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