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民族志】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南部非洲田野与书写

　　

　　【作者简介】徐薇，人类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摘要】以在南部非洲多年来的实地调查与田野体验为例,论述了赴非洲做田野调查的几个主要问题及方法;同时强调历史文献法与跨文化比较研究法是做海外或异文化研究的必经之路。在认识到跨文化比较中搜集事实的困难以及人类学个案研究的局限之后,认为人类学者要在知己知彼、面对面交往互动的前提下,努力从微观、特定的个案走向更宏观、一般的总体,进而拓展个案研究的意义与用途,满足更广阔的民众与国家需要。

　　【关键词】南部非洲；跨文化比较；个案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非洲的复杂多样吸引了世界各地痴迷于异域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者们,随着中国与非洲各国全方位务实合作的逐步开展,中非合作的样板项目越来越多,非洲必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样板区域。而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对非洲的了解仍处于起始阶段,且大多数研究是从世界史、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宏观视角出发,鲜有基于长期实地调查的民族志式的深描。这与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中非关系的历史息息相关,此处不再赘言。笔者自2011年2月19日首次踏上南非大陆以来,三次赴博茨瓦纳调研访学累计近20个月,四次赴南非调研访学累计近7个月,遍历博茨瓦纳、南非各省及主要城乡地区,对两国的社会发展现状与风俗文化有着切身的体验与感受。然而,对于一个先天缺乏非洲研究基础(博士毕业以后才开始做非洲研究),仅靠国内六年人类学专业训练的基础以及较强的快速适应异文化的身心素质而转型从事非洲研究的人类学博士来说,笔者该如何做好在南部非洲开展田野调查的准备? 该如何把握西方人类学者自殖民时代以来积累的上百年的历史文献以及非洲本土学者的研究贡献? 该怎样克服先天与后天的诸多障碍从而获得相对客观真实的信息? ……这些问题从始至终叩问着笔者,让笔者时刻保持着不断反思自省的精神,不断思考与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二、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学术伦理审查与研究许可2017年3月初,笔者在南非罗德斯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学调研,最初遭遇的问题就是人文社科研究伦理规范与申请研究许可。事实上,这个问题在笔者2011年首次赴博茨瓦纳进行田野调查时就遇到了。当时笔者在博茨瓦纳西北部一个叫塞波帕(Sepopa)的村子里做调研（徐薇，2013:78）,准备访谈村子里的小学校长,没想到这位校长第一个问我要的就是“研究许可”。女校长一脸严肃地说:“你必须要有研究许可,否则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也许是笔者的一脸无辜和诚恳让她改变态度,她竟嫣然一笑,无所顾忌地聊开了……但笔者心里很清楚,在海外特别是受西方教育体系影响深远的国家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没有研究许可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笔者很难通过正规渠道从政府部门或者非政府组织中获得资料,势必会影响调研的广度与深度。为什么国外如此看重学术伦理与研究许可? 简单说人文社科研究中需要保证三点:一是要让研究结果对社会有意义;二是要最大限度避免对当事人的伤害,尊重当事人,保护好当事人的隐私,同时也是对研究者的保护;三是要讲道理。不论做什么,我们都要讲道理,要让我们的当事人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关键是这些道理是被专业、权威的伦理审查机构所认可并同意的。以笔者个人为例,想要获得正规的研究许可在目前看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首先,在中国现行学术体制内还没有与西方相适应的学术伦理审查机制,笔者所在的学术研究机构无法出具符合研究对象国需要的以西方学术伦理审查制度为准绳的研究许可;其二,从身份上看,作为邀请机构的罗德斯大学与笔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既不能为笔者的研究负责也就不能出具研究许可。笔者仔细研读了罗德斯大学学术伦理审查手册,以下几点会令习惯了在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开张介绍信或路条就去做田野的研究者们感到“崩溃”:(1)必须提供周密的研究规划,包括研究设计的细节。现实情况是田野调查是一个不断发现、颠覆的过程,很难按照预想计划执行,因为研究者无法预测田野工作,多数时候是“见机行事”。(2)实际操作中如有任何变通修改的地方,研究者必须重新提交更新材料。(3)每个受调查人必须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某些匿名调查(卧底调查)必须要有充分理由来证明其必要性。(4)所有令伦理审查委员会觉得有风险的事项都会被否决。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如此强调学术伦理道德是走过了一条复杂崎岖的道路,亦有很多实践中的真实案例可供借鉴。科学研究最大的意义是造福人类,但违反伦理的科学研究却是杀人手段。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需要访谈当事人,只要是做人的研究,就会涉及伦理问题。因此研究底线是不能导致被采访者名誉损害,或者遭到逮捕、迫害甚至有生命危险。社会科学伦理审查制度不仅保护研究对象,也在保护研究者避免超越身份的研究而遭受报复。一般情况下,所有访谈都必须让受访者清楚知道研究目的,多数还要签知情同意书。然而在实践层面,我们身处不断变化、不可预知的田野情境中,不可能一边搜集信息一边又保证所有参与者都知情并同意。事实上,西方的伦理审查制度给实际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人指责学术伦理审查名义上是保护被研究者,现实操作层面却是在保护研究机构——通过对研究方案的细微审查规避所有可能让学术机构引火上身的风险。回到中国学者赴海外开展田野调查如何解决研究许可的问题,笔者认为,世界上不止有西方一种学术伦理标准,不同社会文化其标准和形式都有所不同,需要我们在研究方法中做更多的反思并在操作层面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实际上,国内已有关于高校学术伦理委员会机构设置的研究与探讨（罗志敏、南钢，2014:16）,以及对美国学术伦理委员会的介绍与反思（于胜刚，2017:155）。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走出国门,赴海外进行田野调查与研究,笔者期待中国高校能尽早建立自己的学术伦理审查机制,一方面与国际学术接轨,一方面也规范并保护我们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

　　三、海外民族志研究的进入与表述(一)如何选点众所周知,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方法与途径,与其他学科相比,衡量一个人类学者是否是“真正的人类学者”,最重要的标准即是否长期居住在“田野点”学习当地语言与地方性知识。人类学亦可称为一门区域性学科,比如美国各大学区域研究中心有不少人类学者供职其中。人类学者要在离开“家乡”远足“他乡”的过程中体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在跨文化比较中寻找不同文化间的普同性与相似性。然而人们在谈论“田野调查”时很少谈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田野点? 很多田野经验丰富的人类学者在讲述他们的田野经历时往往强调“偶然”进入田野点的故事,似乎暗示着选点全靠命运安排而无章法可循。很多人类学者会在民族志的导言部分满怀情感与趣味地讲述进入和撤离田野点的经过,诸如作者如何进入田野点、当地人的迎接过程、缓慢而痛苦的学习语言与克服孤立、孤独的过程以及离开田野时的不舍与失落等。这些开场白在民族志中虽然不占据重要地位,却是更容易吸引读者们眼球的部分,正是这些充满坎坷与曲折的故事,证明了人类学者田野工作的精深与权威。诸如《天真的人类学家》（巴利，2011）《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拉比诺，2008）等带有极强故事性叙事、以田野工作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展示和探讨的民族志作品更加具有可读性和反思性。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田野点? 理想的田野点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能够充分体现学术兴趣、个人爱好;二是具有现实可行性,即资金和入境手续的可行性。满足上述两点后,最后考虑田野点与学科问题及争论的适合性(要对人类学学科历史与现状有充分掌握的前提下才能找到)。事实上,笔者个人的选点也是在很多“偶然性”中进行的:首先,将第一个非洲田野点选在一个南部非洲内陆小国——博茨瓦纳,既不是因为它在国家战略上有多重要,也不是因为这里汇聚了多少人类学的学科问题,而是因为笔者家人在那里工作了近五年。此外,胡望城、钱玮灏两位企业家先后两次资助笔者赴博茨瓦纳进行实地调研,帮助我解决了号称“最难申请的非洲签证”并提供了最必要的出行与安全保障。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实际的资助与支持,笔者在非洲的田野不可能成行。这些基本条件也是限制国内很多人类学者或学生赴非洲进行实地田野调查的主要障碍。纵观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历史,能够在非洲开展田野工作的大都是欧美的中产阶级男性,极少有非洲本土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在非洲进行长达一年的田野工作。因此,当代非洲人类学研究领域黑人学者寥寥无几,取得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亦很少见。资金和签证都有了,我们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田野了,然而田野那么大,何处是我落脚点呢? 谁愿意接纳我成为家庭一员过上人类学者所追求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呢? 这些问题同样充满了“偶然性”,在中国语境里,笔者想用“缘分”更能说明田野调查选点的不确定性。出于安全、家庭与研究主题的考虑,笔者在博茨瓦纳、南非的田野调查都采用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即选择实践上有可行性、安全上有保障、与研究主题有对比相关性的地点作为理想的田野点。笔者的经验是:最好通过熟人介绍,而不是自己贸然闯入。非洲人同中国人一样,更看重亲属关系,更愿意将人际关系亲属化。比如笔者之所以会选择塞波帕村的叶伊人作为自己第一个非洲田野点,是因为笔者的博茨瓦纳华人朋友连先生娶了那里一个叶伊女子为妻,连先生妻子的母亲把我当作她的女儿一样看待,热情真诚地接纳了我,使我在村子里能够顺利安全地开展田野调查。笔者在博茨瓦纳的研究主题是传统部落的现代变迁,鉴于博茨瓦纳主体民族“茨瓦纳人”与少数族群“非茨瓦纳人”的特殊关系（徐薇，2013a：25）,笔者将田野点选在三地:一个是“非茨瓦纳人”代表——叶伊人村庄塞波帕;一个是“茨瓦纳人”代表也是我家人就职的玻璃厂所在地（徐薇，2016）——新兴工业小镇帕拉佩;第三是笔者居住时间最久且怀孕生子的地方——首都哈博罗内。笔者在拙著《博茨瓦纳族群生活与社会变迁》（徐薇，2014:43）中,以偏远村庄、新兴小镇、现代都市三个田野点的平行比较与社会变迁为案例,全景展现了博茨瓦纳族群关系与社会变迁的历史与现实、冲突与融合。(二)如何融入当地如果说选点是一件看“缘分”的事情,那么如何融入当地,就要看“天赋”和“性格”了,尽管这种说法让人感觉非常不“严谨”和“科学”,但从经验与事实层面上看,越是在学术与理论上造诣深厚的研究者似乎越难与“土著们”打成一片,获得可靠的田野资料。美国人类学家雷丁(Paul Radin)指出:“观察者的基本条件就是他具有一种天赋,即一种能以谦虚的行为与信息提供者建立直接而密切接触的能力。像保险代理人和房地产经纪人之类的推销员和商业律师等往往具有建立这种关系的能力一样。”（Radin，1970:6）如此来看,一个好的人类学者必然要具备良好的与人沟通的能力与对生活细节的洞察力、感受力,同时也必然是一个谦卑开放、可以接受不同观念与文化洗礼的包容的人。拥有这种秉性的人似乎不是后天训练而得,更多是天性使然。一个人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有很多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偶然性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以及自己的学术训练有关,而必然性与研究者个人的性格、价值取向与偏好有关。随着人类社会向高度复杂化、多元化发展,当代人类学田野调查对学者的个性与为人处世有了更高的要求,所谓知识精英、社会上孤单的哲学博士们并不适合进入完全陌生的田野里搜集资料。早期从事非洲人类学研究的大多数白人男性学者获得民族志资料的主要方式是带着女友或妻子,在村子里搭建一个自己的房子,再花钱雇佣几个部落里有文化、会说英语又性格比较开朗的土著报道人作为学术助手搜集资料。这种殖民时期欧美人类学者在非洲的典型“田野调查”方式及出版的民族志成果在20世纪60-70年代席卷全球的反帝反殖民浪潮中遭到摧枯拉朽的质疑与反思,如今看来人类学这门凭借殖民而爆发的学科在殖民瓦解之后的反思与批评中获得了新生。如今在许多非洲国家的大学里没有设立人类学系,人类学研究附属于社会学、历史学或经济学、发展学,人类学的看家本领“田野调查”也成了其他学科突破自身发展瓶颈的法宝。笔者在南非两所大学中访学时发现,人类学在南非的发展越来越偏向社会学与历史学,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传统田野调查对于白人学者来说已很难实现,而黑人学者从事人类学研究非常少见,在如此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笔者作为一个中国女性人类学者的身份反而比较容易进入并融入当地社会。无论是在博茨瓦纳还是南非,尽管语言上的障碍很难逾越(我至今没有掌握一门非洲本土语言),全靠英语和翻译与当地人进行沟通,但笔者用谦卑与开放的心态换来了当地人无私的接纳与帮助。参与观察是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方法,研究者一定要深入到场景中去,与他者一起生活,产生共情,最好是把自己转换成他者,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同时与自己的文化相比较,找到共通之处,最终实现真正的沟通与理解。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非洲田野里的快速融入也跟近年来中非关系的迅猛发展紧密相关,中国人类学者在非洲做田野调查的最大优势是没有殖民的历史包袱,可以平等地与非洲人进行对话与沟通,非洲人也愿意接纳远道而来的中国女性学者。事实上,学者的性别因素在田野调查中的作用与影响非常重要,笔者曾遇到一位男性学者在非洲某国做了半年调研仍打不开局面的窘境,而另一位女学者仅用一周时间就与研究对象“打成一片”的强烈反差。在南非人类学学术史上,亦诞生了多位著名女人类学家（Andrew Bank，2016），相比之下,女性学者往往让当地人感到安全与友好,更容易被当地人接纳。(三)如何表述当地田野中的每一天对笔者来说都是陌生而新奇的,除了按部就班地记录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还要好好把握住生活中的重要时刻——葬礼、婚礼、割礼等仪式与节日活动,在这些仪式性的场合与时刻中,我们更容易把握住某一文化最核心的特质。当然,我们在田野中会经常会遇到尴尬与误解,真实记录下来并反思这些误解的根源,就能找到跨文化比较的钥匙。人类学的田野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在我看来,田野即是生活,生活即是田野,田野中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生活给我们的问题。田野笔记是每天的必做功课,即使没有做访谈,没有做观察,也要写些个人的感受与经历,这些都是离开田野点后进入论文、书稿撰写阶段时可用的素材与思想火花。互联网时代,不同地域、语言、文化的人们都可以通过网络互联互通,人们对异文化的了解不再仅局限于学者专家的著作,普通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即时发布分享自己在异文化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因此,人类学者要主动及时地与大众分享田野中的经历感受,网络上的社交媒体是最好的传播工具,可以让更多中国人了解真实的非洲。当然做到这些还不够,还要努力去追求人类学的更高境界,即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将微观的个案与宏大的历史巧妙联接起来。在世界知识生产体系的框架内,非洲与中国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自我表述的主体,用英语、法语写作的西方社会与学术圈,建构了一套有关非洲与中国的知识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相互了解,更束缚了各自的自我表达。正如高丙中教授所言:“西方是凝视者,非西方是被观察对象。知识的社会后果早就凸显出来:关于他人社会的叙事不仅在不断满足西方大众的猎奇之心,而且在知识和社会观念上不断强化我群与他群的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如果我群与他群的相互表述是不平等的,这种结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高丙中，2012:4）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与中国人在世界上占的比重最大,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进非洲时,却苦于看不到中国人用汉语书写的有关非洲的研究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此,中国学者必然要用自己的母语——汉语来写作有关非洲的民族志,并用汉语来表述自己在非洲的所见所闻,不仅要突出其作为文化母体的中国视野,还要尝试建构一种用汉语作为载体的有关世界的表述机制。这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用汉语来书写非洲文化,还代表着中国人类学界这样一种努力,即借助学术的力量,基于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了解非洲社会与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呈现出与西方所见不一样的非洲（徐杰舜、徐薇，2015）。

　　四、跨文化比较之困境与出路(一)从“洋苍蝇”与“杨贵妃”谈搜集事实的困难民国时期著名人类学家李济先生在《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一文中讲了一个令其印象深刻的“洋苍蝇”的故事:民国13年夏天,一位美国朋友在西安举办了一个扑灭苍蝇运动大会,形式和内容都做得很丰富,引起官府和百姓的关注。有一天,这个美国人跑到展会里边,想看看一般人对这个展会的反应,听到西安四郊的乡下人啧啧称奇说:“怪不得外国人怕苍蝇怕得厉害啊,原来洋苍蝇比我们中国苍蝇要大得十几倍!”（李济，1990:70-71）而事实上,为了表现苍蝇的可怕可厌,美国人故意把展览画片上的苍蝇放大了十几倍……这个故事在李先生心里钉了十五年,促使他在20世纪40年代撰文反思民族学跨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首先,美国人在中国发起的灭苍蝇清洁运动是不是当时中国人所关心的认为重要的? 其次,乡下人对“洋苍蝇”的议论听起来可笑,但笑点在哪里? 乡下人说错了吗? 反思人类学者在异国他乡的田野调查,所积累的材料可谓汗牛充栋,但有多少不是“洋苍蝇”一类的记录? 当我们读到外国人写中国的文章或书籍时,很多时候感觉不是事实弄颠倒了,就是解释说歪曲了,且有很多误解、错误甚至发生在享有盛名的汉学家身上。李济先生又讲了一个“杨贵妃”的故事:民国17年,李先生访问芝加哥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洛弗尔(Bertholal Laufer),并参观由洛弗尔一手创办的中国民族文化陈列室,看到一尊杨贵妃的雕像,李先生发现这个杨贵妃雕像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杨贵妃模样。洛弗尔告诉他:“这像是照着梅兰芳贵妃醉酒脱写下来的。”李先生当即感叹:“这是戏呀! 老先生。”洛弗尔却一本正经地问:“难道说这戏所演的不是杨贵妃么?”（李济，1990:73）李济先生不由得想起两年前“洋苍蝇”的故事。两个故事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近现代人类学者在研究异文化时搜集事实材料的困难,特别是西方人对于非西方社会或民族的观察、分析及解释,都普遍带有一种“自上而下”的上帝视角或者救世主心态,正如李济先生所说:“用这种态度来看他的研究对象,那些对象的形态、光线、色彩也只能限于这个角度所表现的了。”李济先生进而质疑了西方人类学者搜集异民族文化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他还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开山鼻祖之一马林诺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岛上历时近三年的田野工作的可信性表示怀疑,这与后来爆出的“马氏丑闻”相印证（马林诺夫斯基，2015）,指出了传统人类学田野调查认知上的根本问题:认知困境与叙述困境,即“从土著人的观点来观察”和人类学家“去到那里所经历的”和“回到这里所说的”之间的鸿沟。事实上,前者近似于一句空洞的口号,极少人能够做到;后者通过事无巨细的整体描述所谓的“事实”而让人信服,但这些描述中充满了作者的主观性。因此,在格尔茨看来,人类学并不是“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应该是“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格尔茨，1999:19-20）,他把人类学从确定性、规律性中解绑出来,重新放回动态的不安和焦虑中,这是格尔茨为后殖民、后现代、后结构语境下行将就木的人类学找到的一条“生路”,或许也是人类学唯一的出路……当代人类学将研究视域从“原始”“传统”转向了“现代”“发展”“全球化”,研究对象从“非西方的他者”转向了“西方的自我”以及由更多本土人类学者进行的“家乡人类学”调研。事实上,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众多新兴国家的兴起和发展,给人类学这门原本起源于西方、为了满足西方人好奇心与殖民统治需要的学科带来了新鲜血液和发展动力。西方人类学者们在做研究时已经很难通过传统方式浸入传统社会生活,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背离过去田野调查的传统,转而尝试新的田野实践:比如多点调查、本土/家乡人类学田野调查等。其中非西方的人类学者们为了解决自身发展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将人类学引向发展与应用以及超越“田野”之外的政治与政策研究,比如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历程,是作为主体民族汉族的学者到作为“异文化”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与识别、记录与保护,为国家的民族治理工作贡献智识。人类学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一是对行将消失的文化的记录与保护,二是贯彻始终的实践出真知的研究理念与方法。随着科技发展,影像、录音、网络等技术在田野调查中的应用,使得研究者搜集资料的真实性、客观性有了很大提升,中国学者在做“异文化”比较研究时,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同时不能有意识地抬高或压低本文化;在对异文化的田野调查中,多搜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有关的资料,依据材料来谈问题,才能最大程度保证资料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二)如何走出个案后殖民、后现代时期的人类学在不断反思殖民时代是非功过的同时,积极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进行联姻与合作,诸如医学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等,人类学已然成为一门“包打天下”的学科,人类学的学科法宝——田野调查也成了其他学科做实地调研的手段与方法,然而到底什么是人类学的研究? 对此张光直概括得比较精辟:“是把个别文化放在从时间上空间上所见的多种文化形态中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是要基于个别文化中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的。用这种做法所获得的有关社会人文的新知识,一方面能够深入个性,一方面又照顾了世界性;一方面尊重文化的相对性;一方面确认文化的一般性。”（张光直，1999:67）可见,好的人类学研究是必须要走出个案的,那么如何通过一个点、一棵树的研究看到整个面和整片森林呢? 一个经典的说法是: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他们在村庄里做研究,意思是说,人类学者在进入田野点之前就是带着一个理论问题与关照进入的,而且选择的“点”必须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可以说,走出个案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个案研究事实上的共同追求,然而具体操作起来却绝非易事,从微观、特定的个案走向宏观、一般的总体,很多学者在方法论上做了讨论与回应。卢晖临总结了三种常见的解决之道:一是超越个案的概括——类型学研究范式,代表费孝通的实践路线,从社区研究到比较方法到模式再到普遍化的道路;二是个案中的概括——人类学的解决方式,代表是格尔茨的方法,概括个案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征,而对重要意义的判断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立场、关注问题以及与相关研究的比较;三是拓展个案法,该方法形成于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曼彻斯特学派,旨在将对非洲村庄和城镇的研究,扩展到对与殖民主义相关的、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分析中去（卢晖临、李雪，2007:118）。布洛维系统地发展了这一方法。他以赞比亚铜矿公司为例,通过对宏观、微观两方面因素的经验考察以及研究者立足点的转移来深入理解后殖民语境下各阶层的应对策略,探讨“赞比亚化”的实质。他在“既有理论”基础之上进行的个案研究,目的是为了从“特殊”抽取“一般”、从“微观”移到“宏观”,并将“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以预测“未来”,是“反省性科学”在民族志上的应用（布洛维，2007）。通过对“走出个案”的探讨与反思,结合今天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海外研究的转向与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非洲的发现与研究同西方相比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前行,正如张宏明所言:“中国对非洲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并且始终是与国际环境、非洲形势、中国形势及中国外交战略和中非关系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张宏明，2011:3）回顾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对非洲研究的历史,主要从20世纪60-80年代译介国外学者的非洲研究作品起步,同时与万隆会议后中国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以及中苏关系降温、中国外交亟须从第三世界非洲国家打开局面的现实需要开始。这一时期,以费孝通、葛公尚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民族学者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非洲民族研究译著,特别是葛公尚先生之于中国非洲民族研究的贡献,我辈仍缺少认识与重视,笔者将撰文另述。随着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建立“中国非洲研究院”的重要举措;紧接着2019年4月9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新时期新趋势下,国家对于非洲研究的紧迫需要和大力支持。而以实现对异文化的理解与沟通为己任的人类学需直面并抓住这次历史机遇,将中国的非洲研究从宏观概括引向微观具体,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问题与领域,推动中非文化融通、政策贯通、人心相通。综上,历史文献与跨文化比较法是研究“异文化”的必经之路,因为当代世界的几乎所有现象都同时涉及了历史纵深(特定事物的形成过程)与跨国因素(市场、网络、移民等)。即使是最基本的比较研究都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储备和语言的条件,才可以避免以自我为中心和误入歧途。然而这个研究途径的“操作”非常困难,正如吴叡人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经典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所撰写的导言所说:“研究者必须有能力在历史的精确性(accuracy)与理论的简约性(parsimony)之间取得平衡,并且要有非常杰出的叙事技巧,否则就很容易掉入‘削足适履’的陷阱中,或者盲人摸象一样见树不见林,陷入琐碎的分类中而没有整体的认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1:13）在笔者看来,一项好的研究成果必须是历史、理论、田野缺一不可,且要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和文字能力。

　　五、结语海外民族志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当前的热点话题,但研究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方法仍有待提高。近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探讨中国文化人类学研究焦点转向的文章指出:“有关田野调查科学性、客观性与代表性的争议不断:有的调查前期准备不足,有的定性和定量调查分析不强,有的调查只重视收集文献和统计资料,忽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等;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研究特殊性的论著多、探讨普遍性的论著少,描述性的成果多、创新性的成果少,基础研究成果较多、应用研究成果较少等。”（吴楠、毛莉，2018）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中国学者既要有对本文化的“自信”,又要有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基础上的“自觉”。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费孝通，2004:1）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而人类学特有的对他者当下研究与整体性分析的视角与方法必将为国人了解世界打开一扇风景别致的窗。中国人类学从“本文化”到“异文化”的研究转向是大势所趋、时代所需;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到的重要概念“世界性社会”（费孝通，1999:49-50）已然展现在国人面前。事实上,中国制造、中国援助、中国企业、孔子学院以及中国味道、中国游客等所有这些带着“中国”元素走出去的中国人及其文化在有意无意传播表达着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带回来对世界各地的观察与故事,建构着中国人了解海外世界的图景;然而了解海外的知识不能仅由非专业人士来获得与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者所生产出的知识,理应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或者说普适性的,而对后者的缺乏正是受制于中国人类学对海外探索的不足（高丙中，2014:50）。就像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了解和认识都是通过阅读西方文献来实现的,中国与非洲之间缺少直接的对视。如今,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开始去非洲、看他者,在面对面的交往中摒弃偏见、正视彼此的现实与差异。作为从事海外研究的人类学者,脚踏实地地走到海外去、去学习体验某种“异文化”,再如实地将学到的知识用人们能理解的话语讲述出来,让国人获得一种全人类与世界社会的视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将彼此联系在一起,才能发挥出当代知识生产的价值。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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