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对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的反批判

　　

　　摘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维度。当代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运用了这一维度，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转变为建立在社会性、差异性、等级性原则上的"符号价值"，批判马克思"使用价值"论的自然主义、生产主义及美学化倾向，这实际上否弃了自然性的"使用价值"，解构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最终陷入更加精致的历史唯心主义泥沼，对当今符号化资本的增殖有推波助澜作用。回到马克思，重构社会和文化批判的"二重性"，才能真正扬弃资本主义内在对抗性，超越资本增殖和"交换价值"逻辑，为人类及其劳动的解放铺平道路。

　　关键词：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二重性;符号价值;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者简介：刘方喜,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阅江学刊》，2018年第3期。

　　 

　　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对现代思想尤其是所谓“批判理论”有着持续的影响。在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中,尤其是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文化批判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分析框架有所运用，但总体来说,“使用价值”被否弃——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考察文化符号商品的自然维度、美学维度被否弃,而“交换价值”被转换成了“符号价值”——这种理论运作的重要后果是，模糊乃至掩盖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符号经济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二重性上所体现出的内在对抗性,进而也就遮蔽乃至否弃了人类社会生产可以不按交换价值的逻辑而按满足人的生活需要(使用价值)进行的可能性,最终对当今符号化资本增殖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马克思强调:“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象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12页。像当初的斯密、李嘉图一样,鲍德里亚等实际上也否弃了批判的“二重性”,回到马克思,重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种分析文化符号经济的基本价值论框架,重构社会和文化批判的“二重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者中,较为集中地讨论文化经济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是鲍德里亚,其一系列重要著作对此都有所涉及。其《消费社会》指出:“需求反映了一个令人心安理得的目的世界。这种自然主义的人类学,为普遍的平等奠定了希望的基础。其明晰有力的论证是: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交换价值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而且被分化)”,“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8页。当然,更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是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讨论了“实用的逻辑”“市场的逻辑”“礼物的逻辑”“地位的逻辑”,［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页。本文出自该书的引文,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在第六章“关于一般理论的讨论”集中阐述了这一问题。这四种逻辑分别对应四种与“需求的意识形态的起源”相关的“价值逻辑”:“使用价值的功能性逻辑”“交换价值的经济性逻辑”“符号与价值的差异性逻辑”“象征性交换的逻辑”,而“与之对应的四个不同的原则分别是:有用性,等同性,差异性,模棱两可”(第115页)。接着,鲍德里亚讨论了这四种逻辑加上“生产与消费”而形成的不同排列组合,实际上是揭示“符号”与“商品”的生产、消费的不同。这些不同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商品的生产与消费。交换价值的生产过程与商品形式的生产过程同时进行,而在消费中,再一次将交换价值转变为使用价值(通过个人购买的行为,或者通过生产性消费的生产)。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两个方面,并没有将符号的政治经济学考虑在内，也是一个通过使用价值将交换价值神圣化的领域,一个将商品形式转变为物的形式的领域。

　　第二，关于符号的生产与消费。符号的生产过程源于对有用性的破坏(炫耀性消费,奢侈的价值),这是一种差异性的生产:它的功能性差异成了一种地位上的差异(例如广告中半自动洗衣机与全自动洗衣机对比)。在此,广告将有用的物的价值转变为符号价值,技术和知识从它们客观的实践中分离出来,被凸现差异的文化体系得以再发掘。当然,这一领域还包括源于经济性交换价值的符号的生产,这是一个从商品形式提升为符号形式的过程,是一个经济体系向符号体系转变的过程。

　　当然,鲍德里亚想强调的是符号的生产与消费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一种文化的特权,以及符号的垄断等等向经济特权的再转换”,“这种不断的转换描述了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循环过程,其中经济的剥削以资本的垄断为基础,‘文化’的统治则以不断的相互衍生的符码的垄断为基础”,而“符号,如同商品,也可以产生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社会等级、不同的地位,特权阶级以及它们所支撑的文化都可以算作是某种利益、一种个人的满足感,从而成为一种生存的‘需要’(一种依据差异性的符号的‘有用性’以及对它们的‘消费’而产生的社会价值的增值的需要)”(第115页)。如此,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就被转变为符号价值,物的形式和商品形式就被转变为符号形式,传统的商品就与符号完全融为一体了。

　　第三，“象征交换”。这是鲍德里亚的立足点,而这种象征交换是对以上“两种形式(即经济的形式)的超越”,是“与这些形式的坚决的分裂和超越,一种对这些形式永久的解构,这些形式都不过是价值的符码”,“为了象征性交换的诞生,所有价值的形式(物、商品或者符号)都必须被否定。象征性交换是与价值领域完全割裂的另一个领域”,“物的循环本身建构了社会关系,即社会的意义。一旦象征性交换被打破,那么同样的物都被抽象为有用性的价值、商业的价值、地位的价值。象征也成为了一种工具,或者是商品,或者是符号”(第116-118页)。鲍德里亚为我们勾勒的社会历史发展轨迹就是:在前资本主义尤其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等现象中是存在“象征交换”的，早期资本主义追逐“商品”的经济性价值而打破了象征交换,而当代资本主义则追逐“符号”的经济性价值而打破了象征交换。因此,未来社会必须超越无论是商品还是符号的经济性价值观,重新恢复象征交换。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鲍德里亚想得出的结论或公式是“符号价值与象征性交换之比等同于交换价值(经济的)与使用价值之比”,而讨论符号,就涉及一种“符号经济学”的存在,并“或多或少地采取了语言学的形式”,而“语言学似乎很小心地避免将自己的分析放置于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之下(这种政治经济学包含了对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这一点而言是追随了马克思的理路)”(第119页)。这种符号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对于我们的研究有重要启示:“如果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符号学)认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途径,那么,这是因为它们在形式上的相同,而不是内容上的等同:符号的形式与商品的形式是相同的。”(第120页)而鲍德里亚的主导性思路是要把商品政治经济学转换为符号政治经济学,其实准确地说是将政治经济学转换为符号学,于是,鲍德里亚就推导出了另一重要结论或公式:“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比等同于能指与所指之比”,“横向的关联——交换价值与能指对等,就如同使用价值与所指对等(换句话说,一方面交换价值与能指具有逻辑上的关联,另一方面,使用价值与所指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来自于相应的纵向的关联”(第120页),如此也就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延伸到对符号以及符号体系的批判:这种延伸为的是表明能指的逻辑、能指的游戏以及能指的流通是怎样如同一种交换价值体系一样被组织起来;所指的逻辑对能指的逻辑的隶属是如何等同于使用价值的逻辑对交换价值的逻辑的隶属。

　　而“马克思只是提供了交换价值的批判理论,使用价值、能指以及所指的批判理论都还有待发展”(第123页)。在第七章,鲍德里亚继续批判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理论,“在人与其工作和产品的自主权中,使用价值包含了超越市场经济、货币及交换价值而获得重生的期许”(第124页),而他强调,不仅交换价值是一种抽象,“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也是一种“体系”(第125页),“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正如同在交换价值的意义上,生产者从来不是作为创造者而存在,而总是作为抽象的社会劳动力而存在。同样,在使用价值的体系中,消费者从来不是作为欲望和享乐的主体而存在,而总是作为抽象的社会需求而存在”(第126页),而在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使用价值却“植根于一个自然化的过程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在人与自我及他者的关系中”(第134页)发挥作用。所以,冲突点在于:马克思确实强调，与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交换价值相比,使用价值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而鲍德里亚强调“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但马克思并没有否认在交换价值支配下的使用价值跟社会关系的联系。

　　鲍德里亚有着极强的社会转型意识,其理论考察中的一条重要红线是:在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生产社会”转型为当代“消费社会”的过程中,“商品形式”如何被转型为“符号形式”,“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如何被转型为“符号价值”,这其中,交换价值转型为符号价值,马克思已有所论,关键在于“使用价值”如何转型为“符号价值”,后者是鲍德里亚研究的重点,也可以说是其创新点。对此,鲍德里亚不仅有一般理论分析,也有具体的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四章“艺术行为与签名:当代艺术中的符号创作”,可以说是从“生产”的角度,考察了艺术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审美属性)”是如何被社会性、经济性的“符号价值”所替代的。在当代艺术文化产业体系中,一部艺术作品的“价格(交换价值)”,主要不是决定于其作为使用价值的审美价值,而是决定于艺术生产者的“签名”所产生的“符号价值”——在当今全球艺术品市场,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第五章“艺术品拍卖:符号交换与奢侈价值”,则可以说是从“流通”“消费”的角度考察了符号价值是如何取代使用价值的,“参与拍卖的行为组成了某种特殊关系,并在使用价值之外发挥作用”(第106页),“对于‘艺术拍卖’的考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实例，来说明价值从经济交换价值向符号交换价值的一种转变策略”(第115页),“拍卖,这种依据游戏的规则而产生的融经济价值、符号、价值与象征性价值等多种价值为一体的交换方式,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的母体——大写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之地”(第127页),作为当代艺术品市场运转的一个重要环节,近乎赌博的拍卖游戏,是使艺术文化商品的“符号价值”远离其“使用价值(审美价值等)”的关键所在。

　　二

　　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继续对马克思的“使用价值”进行批判:“在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分中, 马克思主义显示出它的长处, 但同时也有其弱点。使用价值的假设——假设具体价值超越抽象的交换价值,商品的人类学意义存在于它对主体的直接有用性关系这一时刻——仅仅是交换价值体系的结果, 使用价值是从交换价值体系中产生和发展的。使用价值根本不是超越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它只是交换价值的地平线”,［法］让·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页。本节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需要、使用价值、指涉‘并不存在’(这并不是说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它们仅是由交换价值体系的发展生产出来的概念, 并被投注到类的维度中”(第11页)。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对交换价值拜物教的分析确实体现出了极强的批判性,但是“马克思没有将这一图式激进化以颠覆这种表象, 并揭示出使用价值是被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第5页),而他要做的就是把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进一步激进化。

　　《生产之镜》更激进化的体现是，把对“使用价值”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推向对马克思“生产主义”“自然主义”的批判:“为了从根本上批判政治经济学, 仅仅揭示隐藏在消费概念背后的人类学意义上的需要与使用价值是不够的, 我们还必须揭示隐藏于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背后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所有基础性概念都必须加以质疑”(第2页),于是,对商品“使用价值”论的批判,就推向对“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论的批判:“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思考, 其理论的革命的创造力, 来自于将劳动力概念从作为特殊的商品这一地位中解放出来。正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进入生产的循环中带来了X部分, 即能产生剩余价值和整个资本过程的特定的额外——价值”(第3页),“劳动的自治被封闭在从抽象到具体、从量到质、从劳动的交换价值到使用价值这种双重形式的游戏中。在能指的这种结构化游戏中, 劳动和生产力的拜物教具体化了”(第8页),“有用性(包括劳动的有用性)已是由社会生产决定的抽象的象形文字。人类学的‘原始’交换使我们拒斥自然的有用性, 而去重新思考使用价值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起源, 就像马克思在交换价值中所做的思考一样。只有这时,象形文字才能被全部解码, 价值的魔力才能从根本上加以驱除”(第28页)。“社会象形文字”确实是马克思对交换价值“符号性”的一种重要揭示,而在鲍德里亚看来,使用价值也是一种“社会象形文字”。

　　鲍德里亚首先批判了马克思“去自然化”不够激进还拖着“自然主义”的尾巴。“马克思的确将私有财产、竞争机制和市场、劳动和资本过程‘去自然化’了,但他没能质疑下面的自然主义观点:产品的最终有用性在于满足需要——自然的最终有用性在于劳动对它的改造”(第39-40页),“马克思摧毁了经济人的虚构,正是这个神话集中了交换价值体系、市场、剩余价值及其形式的整个自然化过程。但马克思是以劳动力的名义做到这一点的,人们正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生产着价值。这不是同样的虚构、同样的自然化吗?”(第3页)他认为,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就体现了自然主义倾向,而“恩格斯一直是一位自然主义者,他极力提高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第16页注释2)。

　　与“自然主义”相关,鲍德里亚还批判了马克思的“生产主义”倾向。鲍德里亚强调:“对工作畸形神圣化,一开始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策略的秘密恶习”(第17页)。他认为,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生产力的“生产主义”范式已经过时,理由是:较之马克思所分析的早期资本主义,当代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马克思之后,生产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政治经济学已经延伸到如此宽阔的领域(作为符号、需要、知识、性欲生产的消费,直接被规定了,或者作为生产力处于整体化的途中)”(第102页),“在今天的‘上层建筑’领域, 它显示自己的形式, 并且将自己极端化了。与利润和剥削相联系的资本主义体系,只是初始样态,只是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早期阶段。价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图式和普遍平等的图式,不再被限制在‘生产’领域,它已经渗透到语言、性欲等领域中。形式并没有改变(由此人们才能在非隐喻的意义上谈及符号政治经济学、身体政治经济学),但重心已被替代,现代体系的中心已不再是物质生产的过程”(第116页),而且鲍德里亚似乎并不排斥从“生产”的角度来审视当代资本主义:

　　消费是为了重新生产。在消费中的花费实际上是一种投资,从总体上看什么也没有浪费。甚至当焚烧咖啡树根时,当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被浪费时,这个体系也不能停止使消费导向更大的再生产,它落入到了生产、积累、获利的必然性中……这也意味着每个个人、每个消费者都被封闭于对商品的利益操控和为自身利益的符号中。他已不再能够在休闲中真正浪费自己的时间。在他自己的层面上,他不屈不挠地再生产出政治经济学的整个体系:增殖逻辑。浪费、礼物、损耗是不可能发生的,价值规律是不可动摇的。(第132页)

　　以此来看,马克思确实只强调了资本“增殖逻辑”对“生产”的操控,对“增殖逻辑”控制“消费”及生产以外的活动的情况也确实没有充分展开分析。

　　鲍德里亚还批判了马克思的“美学化”倾向: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中,与劳动的伦理相互对立的是非劳动的美学或游戏……这种处于政治经济学领域之外的游戏、非劳动或非异化的劳动,被界定为受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所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它仍然是审美的……虽然马克思的思想清算了资产阶级的伦理学, 但在资产阶级的美学面前, 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无能为力, 马克思思想的含混性令人费解, 但它与政治经济学一般体系的共谋恰恰是意味深长的。在马克思主义战略的核心处, 在它关于质与量的逻辑区分中, 马克思主义思想继承了资产阶级思想中审美的和人道主义的毒素, 因为质的概念肩负着所有的合目的性, 不管它是使用价值的具体目的性, 还是绝对理念和超越的目的性。(第19-21页)

　　以上分析值得注意的是:鲍德里亚把“审美”问题与“使用价值”问题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金银美学属性的讨论中确实将审美价值作为与交换价值相对的使用价值来展开分析,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确实有着一种“审美”的立场,而鲍德里亚及受其影响的后现代“文化研究”则完全摈弃了这种“审美”立场:使用价值、自然主义、审美等等之间的关系,当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应该说,与其解构主义的符号学操演相比,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轨迹的分析,要显得更为清晰,也更为合理,他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与“竞争资本主义”的不同:

　　在商品领域中存在着总体的同源关系。“传统的”商品(一直到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具有交换价值和真正的使用价值。主体与产品以及产品消费的合目的性之间, 仍然存在着合理的和终极性的关系, 正如所指的使用价值存在于符号的经典结构中一样。虽然产品是普遍平等的(交换价值的抽象), 但并不存在消费的平等, 因为产品才是具体的最终目的。在垄断资本主义, 同样的变化发生于符号领域中, 产品的最终指涉及其使用价值, 都彻底消失了。需要失去了它们的自律性, 它们是被编码的。消费也不再具有享乐的价值, 它们被置于生产这一绝对目的的束缚中。相反, 生产成为自身的目的。将一个过程完全简化为其中的一个术语, 其他的都只是借口(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借口, 指涉成为符码的借口), 这不只是体现了资本主义模式的进化, 它是一种转变。通过将生产提升到总体的抽象(为了生产而生产),提升到符码的权力,这个体系不再冒着被禁止的指涉来质疑的风险, 它不仅将消费成功地中立化了,而且生产也被中立为一个矛盾的领域。(第114-115页)

　　他对比如工匠劳动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劳动”所作的历史分析也是非常精到的:

　　作为物品消费的使用者,我们进入到同产品的个人关系中,直接回收着产品的“使用价值”,就像手工劳动过程保留着工匠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一样。但这种消费中的个人交换, 对我们来说严格限定在利己化个人的层面。这似乎是惟一避免交换价值的时刻, 但在今天, 它被赋予了非常强烈的心理和文化指令。(第81页)

　　在城邦中, 两个人通过使用价值的符号统一起来, 而不像在我们的经济学中, 他们的关系被置于交换价值的符号之下。但我们必须看到, 使用价值服务于个人需要, 这种服务观念是由我们的范畴孕育出来的: 经济学范畴直接影响着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的转变, 心理学范畴保留着生产者与使用者的分离, 并将它们简单地置入到主体间的关系中。(第86-87页)

　　在生产者与使用者的直接关系中, 根据维南特的看法, 劳动——使用价值创造的产品——使用价值是工匠的模式, 但这仍然是一种经济的公式。在我们今天的服务意识形态中, 第一个公式只是奖金和托辞, 就像使用价值在一般意义上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借口一样。(第87-88页)

　　工匠劳动及其产品的“使用价值”可以“避免”“交换价值”——尽管他用了“似乎”这个词,但至少承认了使用价值有摆脱交换价值的可能性,而通过“使用价值”,在“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是可以建立起“直接关系”的。他还认为工匠劳作中存在着他所谓的“象征交换”:

　　工匠把自己的劳作看作是象征交换关系, 而不是把自己看作“劳动者”,把物品看作是“劳动的产品”。工匠对材料的劳作中存在的东西, 是对他所做劳作的连续回应, 没有任何生产的合目的性(这种合目的性就是将材料纯粹而又简单地改造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这里有某些东西背离了价值规律, 并且目睹了一种相互间的浪费。在他的劳作中, 他所赠予的东西被丢失、被放弃、被给与、被花费、被分解、被废弃了, 却没有“被投资”。(第83页)

　　并且他还把工匠劳作与艺术创作并论:

　　通过艺术作品这一问题, 我们能进一步澄清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方式出发, 只能根据社会-历史决定论模式、机械的或结构的模式来理解它, 根本不能说明艺术品的创作过程以及它的根本差异。从更小的范围来说,工匠的劳作(根据语源学的“造物主”概念)体现了劳作与劳动之间的根本差别。劳作像“生产”一样,是一个破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作是象征的。通过这种对主体的剥夺, 对处于交换韵律中主体和客体的遗弃, 劳作过程具有死亡、损耗和缺席的特征。从生产和劳动概念出发, 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在劳动的否定中, 在对价值规律的否定中, 在对价值的破坏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艺术作品以及工匠的劳作, 在特定的意义上都表明了主体和客体的合目的性的丧失, 体现了生与死的根本一致性和暧昧的游戏状态, 在这些情境中, 劳动产品根本不会像今天这样, 只打上了价值合目的性的印记。(第83-84页)

　　如果我们把鲍德里亚以上的这些分析与马克思的相关分析对照就会发现:两人之间的差异远没有鲍德里亚本人所想的那么大,鲍德里亚在批判马克思美学化倾向时,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著名论述: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6-929页。

　　这是马克思对人类劳动解放最经典的描述之一。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真正自由的劳动是不是摆脱了鲍德里亚所谓的“价值合目的性”呢?马克思还把艺术视为真正自由的劳动或自由的精神生产——而这种艺术分析模式确实不同于鲍德里亚所谓的从“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方式出发”的“社会-历史决定论模式、机械的或结构的模式”。

　　马克思还认为中世纪的工匠劳作具有“半艺术性质”。

　　在“半艺术性质”的手工业中出现的则是相反的现象:特殊化和个别化,是单个人的而不是结合的劳动的技能。资本在其真正的发展中使大规模的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然而是这样结合的: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劳动的社会精神在单个工人之外获得了客观的存在。

　　在手工业经营下,问题在于产品质量,在于单个工人的特殊技能。师傅作为师傅被认为是精通本行的。他作为师傅的地位,不仅靠占有生产条件,而且靠他个人的一技之长。在资本的生产条件下,问题一开始就不在于这种“半艺术性质”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般是同发展劳动的使用价值、发展直接手工劳动的特殊本领、训练人类从事劳动的双手等等相适应的。在资本的生产条件下,问题一开始就在于数量,因为追求的是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资本的已经发展的原则恰恰在于,使特殊技能成为多余的,并使手工劳动,即一般直接体力劳动,不管是熟练劳动还是筋肉紧张的劳动,都成为多余的;相反,把技能投入死的自然力。

　　不过,斯密所想到的仅仅是资本的奴隶。例如,甚至中世纪的“半艺术性质”的劳动者也不能列入他的定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3页。 

　　非常熟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的鲍德里亚，他的工匠劳作论或许借鉴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

　　如果不像鲍德里亚那样刻意把自己与马克思区分开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鲍德里亚许多分析是非常深刻的,并且在深层思路上与马克思是相通的,比如:

　　所指和指涉不再是能指游戏的惟一利润, 也不再是普遍形式化的惟一利润, 符码不再回指任何主观的或客观的“现实”, 而是指向自身的逻辑。能指成为它自己的指涉, 符号的使用价值消失了, 成为它自身的利益换算和交换价值。符号不再标示任何事物, 它达到了真正的结构限制, 只能回指其他的符号。所有的现实都变成了符号操控的场所, 成为结构模拟的场所。传统符号(在语言交流中也是如此)是对象的有意识投资,是所指的理性计算,而现在,符码成为绝对指涉, 同时, 成为对象的邪恶欲望。(第113-114页)

　　“符码”作为“绝对指涉”“指向自身”,也即“自我指涉”——而马克思揭示资本的最大特点是“自我增殖”:

　　资本的辩护士为了把资本说成是生产的永恒因素,说成是与一切社会形式无关、为任何劳动过程因而也就是为一般劳动过程所固有的关系,把资本同资本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混为一谈;同样,经济学家先生们为了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现象,宁愿忘记资本的本质的东西,即资本是创造价值的价值,因而资本不仅是自我保持的价值,而且同时是自我增殖的价值。例如,他们忘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在这里,资本家被看成这样一种人,他只关心一定产品(他靠出卖他的商品来占有这些产品)的消费,而不关心预先存在的价值即购买力本身和抽象财富本身的增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7页。 

　　马克思还指出:

　　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68页。括号为原文所有。

　　借助“生产过程”来赚钱,对资本“自我增殖”的特点还有所伪装,而在“以钱生钱”的金融性的符号经济中,这种伪装就去掉了,资本“自我增殖”特点袒露无遗——而鲍德里亚所谓的“符码”的“绝对指涉”或“自我指涉”,可以说恰恰揭示了当代文化性的符号经济的“自我增殖”的特点——而这也确实是马克思所未充分揭示和分析的,可以说是鲍德里亚的理论创新所在,但也正是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所在:它激进地把与“所指”相关的使用价值、物质生产过程等等排除在外,是不是恰恰顺应乃至助长了当代资本试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在虚拟的符号中直接“赚到钱”的冲动呢?把“能指”从“所指”中解放出来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是不是恰恰在为当代资本脱离物质生产的束缚而更便利也更快速地“自我增殖”而鸣锣开道呢?或许,后现代解构主义从“所指”中解放出来的无限蔓延的“自我指涉”的“能指”,只是力图摆脱一切物质束缚而“自我增殖”的超级能指即“资本”的绝妙镜像而已。

　　三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使用价值”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只强调使用价值与“自然关系”的联系,而忽视了它与“社会关系”的联系。但事实上是如此吗?我们首先看鲍德里亚本人的相关论述,虽然很激进、极端,但他也没有走到完全否定或无视常识性经验的极端,如他在分析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关系时指出:

　　作为“一种功能的需要”,饥饿并不具有象征性。它目标就是填饱肚子。作为一种物的食物在此是不能被替代的。但是吃还可以仅是为了饱口福……象征性实例与功能性实例完全不同。饥饿不能被符号化,它只能被满足。而另一方面,欲望则能够在整个能指链条中被符号化。（第51页） 

　　满足“填饱肚子”的“需求”及满足这种需求的物品的“使用价值”,绝对不是“象征性”或“符号性”的。即使置于人类历史中来审辨,鲍德里亚的相关结论也是站得住脚的:自从私有制产生以后,对于统治阶级或富人来说,食物的“使用价值”就不仅具有“功能性”,而且同时也具有确证或炫耀其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或“符号性”。以此来看,马克思真的就只强调了使用价值的功能性吗?马克思指出:“只要‘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是主要目的,使用价值就起支配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88页。可以说“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这是二分法,还有三分法:“对工人本身来说,必要劳动表现在生活必需品上,对资本家来说,剩余产品表现在这样一些产品上,这些产品一部分由生活必需品组成,一部分由奢侈品组成,一部分形成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16页。 ——这被恩格斯概括为三元“资料结构”论,即“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结构论:

　　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完全不能应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652-653页。 

　　“生存资料”即生活必需品,满足人的生存需求;“享受资料”即相对于必需品的奢侈品,满足人的享受需要;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则与“发展资料”相关——这三者满足三种不同的“需要”,体现了三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下面看马克思对这三种不同使用价值的分析。

　　马克思强调，“生存资料”的使用价值本身就具有文化性:

　　人在任何状态下都要吃、喝等等｛不能再往下说了,什么要穿衣服或要有刀叉,要有床和住房,因为这并不是在任何状态下都需要的｝;换一句说,他在任何状态下都应该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到自然界去寻找现成的外界物,并占有它们,或者用在自然界发现的东西进行制造;因而,人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事实上总是把一定的外界物当做“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自己使用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20页。括号为原文所有。 

　　维持生存的“吃”具有绝对必需性和自然性,但一旦加上“刀叉”,“吃”本身就具有社会性、文化性或鲍德里亚所谓的符号性了。马克思还强调,即使维持生存的自然需要,也与文明状况、文化水平等密切相关:

　　工人作为工人而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状况下当然是不同的。衣、食、住和取暖这些自然需要本身的多少,取决于不同的气候。同样,因为所谓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在某一国家或某一时期属于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东西,但在另一国家或另一时期却不是必要的生活资料。但这——我指的是这些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范围——在一定的国家,一定的时期,却是一定的。

　　工人劳动能力的日价值就是维持工人一天生活平均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劳动能力每天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在这里同样也可以说,是劳动能力在相同的条件下维持自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上面已经说过,决定这些条件的,不是纯粹的自然需要,而是历史上随着一定的文化水平而发生变化的自然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1-52页。 

　　可以说,生存资料的使用价值也具有文化性。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强调生存资料、维持生存的需求具有绝对性,加耳布雷思分析道:

　　凯恩斯观察到人类的需求“分成两类:一类是绝对的,意思是说,不管与我们同处的别人的情况怎样,这种需求总是存在的;还有一类是相对的,意思是说,只有当这种需求的满足,会使我们感到凌驾于同处的别人之上的一种优越感时,我们才会感到这种需求”。他虽然承认第二类欲望可能难以获得满足,但他认为第一类欲望是可能满足的……［美］加耳布雷思:《丰裕社会》,徐世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27页。 

　　如果把所有使用价值、所有“需求”在任何意义上都视为文化性、符号性的,这与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学只认可一种需求即所谓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就存在相通之处,而事实上，当后现代“文化研究”只强调西方人消费及其需求的相对性、文化性、符号性时,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底层大众的消费及其需求的绝对性、迫切性、物质性、生理性等就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乃至掩盖了。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对“享受资料”的使用价值的“社会性”“相对性”有非常多的分析。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通过房子大小的描述对此作了形象的分析:

　　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

　　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92页。 

　　马克思《工资》引舍尔比利埃语云:“与其说是工人的绝对消费量,不如说是工人的相对消费量决定他的生活幸福或是不幸。在必要的消费的范围以外,我们享受的价值实质上是相对的”,他自己分析道:“工人的状况与资本家的状况相比,相对恶化,享受的价值也是相对的。要知道享受本身不是别的,而是社会的享受、关系、对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42页。 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来的“奢侈需要”还会转化为“必要的需要”:“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成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以前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而所谓奢侈的需要,例如对于那个自然产生的并完全从自然必要性中成长起来的部门来说,也成为必要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9页。 这种分析尤其具有当代意义。

　　“享受资料”的使用价值或奢侈消费需求的相对性也使消费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具有“主观性”:“商品必须对社会即买者具有使用价值,就是说,它必须满足一定的现实的或想象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55页。 “价值建立在‘物品’的‘效用’上,即建立在我们对物品的‘需要’上,即我们关于它们的效用的‘看法’等等上,即我们关于它们的效用性质的‘判断’上。这种‘看法’也包括我们关于物品的稀少和充裕程度的‘看法’,也就是说,关于它们的价值水平的‘看法’”,他还引施托尔希语云:“价值不是某种绝对的,内在的东西”,“人们认为价值是物品内在固有的绝对的质,而不以我们对它们的判断为转移,这种不明确的概念是幼稚论断的来源…… 物品所以具有或大或小的价值,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有或大或小的效用,或者——如果它们具有同样效用的话——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较为稀少或较为充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5-546页。——即汉语流行语所谓“物以稀为贵”,奢侈品的价格很大程度就决定于其“稀少”的程度——这方面极端的例子表现在当代艺术品拍卖中:一幅古代的艺术真品可以卖到上亿元,很大程度就决定于其稀少到是“唯一的”。

　　“享受资料”的使用价值或奢侈消费需求的社会性、相对性又使消费具有“等级性”“身份性”。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强调:“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6页。一个人为什么会为占有一件稀少的物品而花大价钱呢?很简单，为了显示自己的社会身份,而作为一种身份等级消费,不仅体现在物品消费上,而且体现在“荣誉”“名号”的消费上:

　　与个人相对立的不是“使用价值”这个词,而是具体的使用价值,至于其中哪些使用价值与他“相对立”(在这些人看来,一切都“立着”;一切都有“等级”),那完全取决于社会生产过程的阶段,因而也和“某一个社会组织”相适应。如果洛贝尔图斯要说的只是这样一种陈词滥调,即实际作为使用对象与某个个人相对立的使用价值,是作为他的个人的使用价值同他相对立,那末,这或者是陈腐的同义反复,或者是错误的论断,因为即使不谈稻子、玉蜀黍、小麦或者肉｛肉就不是作为食物与印度教徒相对立｝这类物,——个人对教授称号或枢密顾问称号或某个勋章的需要,也只有在完全一定的“社会组织”内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8页。括号为原文所有。 

　　这种等级身份消费竟使贫困与穷人也成为消费、消遣、娱乐的对象。

　　鲍德里亚等西方当代学者把奢侈品经济称为“身份经济”,鲍德里亚还使用了“地位逻辑”的概念,把符号的消费活动称为“身份认同”的活动——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这种身份消费的消极的一面,而且对其积极性的一面也有所揭示,他讨论过“一切需要,其中也包括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即个人不是作为社会中的单个人,而是同其他的人共同消费和共同要求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消费方式,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一种社会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交换的形式得到了满足”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5页。 

　　以上对相关原始文献的初步梳理表明:绝不像鲍德里亚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只强调了物品、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自然性的一面,而忽视其社会性、等级性、差异性、文化性的一面。

　　马克思把奢侈性、等级性、符号性的奢侈消费与贫困乃至饥饿这种鲍德里亚所谓的“功能性”需求充分结合在一起加以审视,而鲍德里亚则有割裂这两者的倾向。我们还是看食物这种独特的物品、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摆脱普遍贫困的西方消费社会的普通大众来说,过度消费食物导致“节食”比“填饱肚子”更重要；而有良心的西方学者告诉我们，“第一世界在节食产品上花费的金额,足够养活全世界饥民的两倍还多”。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场“符号性”“符码性”的危机,而在同一年全球饥饿人口再次上升到10亿以上——可以说鲍德里亚等对包括食物在内的物品、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符号性的分析,是完全适用于分析富裕的西方社会的——但置于资本全球化下的世界范围来看呢?鲍德里亚等恰恰缺乏真正全球性的视野,把视野封闭在西方。

　　除了饥饿以外,再一“功能性”“物质性”而非象征性、符号性的现实状况是:全球生态危机——鲍德里亚深刻而尖锐地揭示了西方资本家利用生态问题大赚其钱的做法,但他并未从生态的角度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总体来说缺乏生态性的视野。从全球性、生态性视野来看,至少“符号性(象征性)”与“功能性(物质性)”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审视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内在对抗性的一个有效的重要视角。

　　把以上两方面结合起来看,鲍德里亚所谓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实只是当代一种更为精致的历史唯心主义,而反驳这种符号唯心主义的现实依据有两点:一是全球10亿人口的饥饿这种“生理性”的因而也是非常“唯物”的现实问题，二是包括气候异常在内的全球生态危机这样的“物质性”的因而也是非常“唯物”的现实问题。

　　再看第三种资料即“发展资料”的使用价值的特点。鲍德里亚所谓的物、商品的符号性的“使用价值”主要与社会地位、差异有关,而这种符号性使用价值又与消费性需求有关:它满足了消费者的社会身份认同的需要——但是,物及其使用价值绝对不仅仅与人的消费性需求、欲望相关,马克思揭示它们也与人的生产性需求、欲望紧密相关: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67-68页。

　　个人的发展资料就是使“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的各种力量充分自由发挥出来的资料,而作为“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的“发展资料”则只是“社会”的力量得以发挥的资料,并反而压抑个人的自由发展。鲍德里亚指出:“当人把自己与自然同时打上生产的烙印时,人就被放逐了他和自然之间的任何象征交换关系”（第41页）,他反驳马克思说:这种存在于人和自然之间的“欲望”、需求,在当代更为成熟而强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那么,他本人反对资本主义的策略是什么呢?是“象征交换”。从正面来说,鲍德里亚理论的追求是:在当代消费社会各种活动中探寻“象征交换”,而他最后似乎在消费社会大众传媒操控中大众的“沉默”“放弃”中找到了“象征交换”的星星之火——而德博拉·库克《超真实中的象征交换》对此分析道:

　　但是,不幸的是,鲍德里亚本人却试图在大部分是潜意识的、无焦点的、非政治性的活动中去寻找这种抵制。最后,他似乎希望,完全的放弃将在某种程度上设法颠覆媒介的交往结构……如果人们想要有意义地谈论抵制……抵制就必须有一种明显的政治维度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潜力。［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陈明达、王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7页。

　　偏执于其消费主义、解构主义的路径,鲍德里亚始终不曾想到到“生产”“劳动”“工作”中去探寻“象征交换”存在的可能性。

　　像许多后现代文化研究者一样,其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而他不太经意地说:“也许,在社会关系的生产中,学术和文化领域才起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只是在它们的再生产中传递和改变着它们”（第134-135页）,其颠倒“经济决定论”为“文化决定论”的倾向昭然若揭。

　　越到后期,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攻击越猛烈,“马克思思想的含混性令人费解, 但它与政治经济学一般体系的共谋恰恰是意味深长的”,“马克思主义有助于资本的诡计”,“他(马克思)以宏大的模拟模式来描述整个人类历史。他用来反对资本秩序的分析工具, 正是资本精心阐述的最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但是,我们可以反问:鲍德里亚以及许多后现代文化研究者把“能指”从“所指”中解放出来，把“交换价值(符号价值)”从“使用价值”中解放出来的解构主义策略,是不是更“有助于资本的诡计”、更是“资本精心阐述的最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呢?

　　综上所述,鲍德里亚所谓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较为充分地运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分析框架,但解构了两者之间的“二重性”,最终陷入一种更加精致的历史唯心主义泥沼,对当今符号化资本的增殖反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回到马克思,重构社会和文化批判的“二重性”,才能真正扬弃资本主义内在对抗性,超越资本增殖和“交换价值”逻辑,为人类及其劳动的解放铺平道路。

　　                 〔责任编辑：渠红岩〕

　　欢迎关注

　　

　　阅百家风采，眺江海奔流。

　　观学界气象，刊理论精粹。

　　这就是《阅江学刊》，

　　有你的，只要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