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东亚内卷——儒家文化下的资本主义精神

　　一句话概括“内卷”这个舶来词汇之含义的话，就是：因为发展迟缓、重复劳作带来的自我剥削。尽管这个粗暴的定义不能完整涵盖“内卷”一词的内核与外延，但这个词的产生与流行，却是个非常有趣的社会文化现象。考察“内卷”一词作为知识生产、及其相关的现象研究，以及为何这一词会变成今天东亚的资本主义精神，恐怕还要从同样作为早期现代性精神的新教伦理说起。网图

　　新教伦理是社会学之父（之一）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中提出的概念。根据韦伯的考察，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启蒙运动、新教改革几乎是同时兴起，彼此之间是前后脚的时间关系。《新》中，提到了虽然当时欧洲几大教派（如加尔文派、基督会派、安立甘派、虔诚派、信义宗等等）彼此间对于教义有着各自理解，但都不约而同的认为努力工作，“是在人间践行教义、并且增加神的荣光”的主要方式之一。对于用何种方式、又或何种情形下，去努力工作会“洗刷罪恶”、并“得到救赎”，几个教派长期以来争吵不休；可以肯定的是，几个教派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在带有一定禁欲色彩的精神指引下去追求尽可能多的财富，并且“避免挥霍它们”，才是增加神的荣耀的修行之路。在那个还没有尼采去高喊神灭论的时代，基督教从东西罗马帝国以来便是这片大陆的主流信仰。并且，努力辛劳的教徒最终也得到了神许诺的财富，同时避免挥霍并适度投身于慈善事业等举措，无疑巩固了这种新教伦理在原教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普遍认可，也合理化了对亚非拉的掠夺——因为他们（亚非拉）是不信神的异教徒、是死后上不了天堂的人，“勤勤恳恳”地掠夺他们的财富不仅合乎欧洲的掠夺传统，更是对上帝供奉。可见，寻求财富在那个资本主义原生的时代不但与神性捆绑在了一起，为了神，勤勤恳恳地苦修一般的去工作，并不要挥霍得来的财富，可能是与我们这个非神灵崇拜的儒家伦理系统不同的价值观。

　　资本主义首先征服了海洋与沿海城市，至今如此。东亚通过明治维新打开国门的日本率先一步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抱，也吸收了带有新教伦理色彩的原教旨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作为同样受儒家文化价值观影响的我们也不难理解：虽然在资本主义原初发祥地的欧洲，人们更重视个体与神和教会之间的神性纽带、东亚更加重视宗族之间的血缘纽带；对于普遍从事自耕农业的东亚社会来讲，勤恳工作才会获得丰收这早已被验证的道理，反倒比做出打着恢复神国之名的旗号去进行掠夺的欧洲人（十字军东征、航海发现、美洲贸易），更加容易接受勤恳工作的概念。同时，宗族大家庭农业社会下的东亚，也很懂得积蓄族产、以备应对危机的机制。种种文化观念上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东亚比同为前现代、前资本主义的非洲与美洲原住民更容易接受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也因为自身强大的文化传统，对其进行了改写。

　　那就是儒家伦理带来的家庭与等级观念。

　　在儒家伦理中，一些社会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缩影，这种观念包含了极大的智慧：国家、社会、宗族都融入了和家庭关系同构的比喻。在这种新派资本主义精神的指引下，让东亚短时间内就可以通过技术学习、机制建设、社会改革等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但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上述那些重要的部分，在东亚资本主义建设初期，都是外来的舶来品、是一代代人努力学习后才实现的变化。另外，欧洲乃至北美世界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形态的演变，是历史在时间作用下的漫长演变所带来的结果，难以一朝一夕或者几十年、一百年就被超越，所以目前东亚虽然也自主研发一些新的技术，但核心技术仍然是舶来的。具体可以参见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本文不再赘述。上述问题、加上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力量局势，导致了东亚社会形态与生产力的发展显得后继乏力。那么问题就变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是否还需要履行东亚的资本主义伦理与精神？

　　日本人的答案是，坚持履行。

　　在日本经济腾飞的60年代到80年代，就像我们的改革开放一样，那一代人充分享受了时代机遇：只要勤劳、有勇气、有智慧、且坚韧，就能收获财富与阶级跨越。但在新的时代下，技术变革的缓慢与不可预测、社会形态的固化、美日贸易战后的广场协定、“消失的二十年”等等一系列冲击下，青年人变得很丧、进入低欲望社会。这时的老派日本人看不惯青年人的丧，需要用资本主义伦理精神作为武器，重振士气。并且东亚儒家的等级观念也在其中起着作用。这样的举措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一方面，对于日本这样的岛国，因为你跑不出四座岛（如果能跑得出去，可能日本就会变成低道德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包括宗族关系）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于是在东亚千百年来的儒家伦理的作用下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接受勤恳、节俭、坚忍的东亚资本主义伦理；另一方面还是在东亚儒家伦理的作用下，导致那些早几十年抓住时代机遇的老人们为了宗族或家庭的兴旺、想方设法的把自身的优势传给下一代、让其继承，这就导致了阶级固化，也让东亚资本主义伦理成为一个双标谎言。最终，代表着自我剥削的“内卷”一词出现了，并一定程度的在东亚被改写了其含义：一方面是原教旨东亚资本主义精神的老辈日本人们并没充分意识到自身的成功建立在时代机遇之上，他们觉得，年轻人怎么这么懒惰、而且丧，我们年轻时都是拼命工作、并且工作给了我们足够的回报；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年轻人面对着老辈们不自觉、不自知说出的双标谎言，在无法如老辈们实现阶级跨越的前提下，拼命的为资本工作、成为行走的赚钱工具、一具具异化后的无人性机器。

　　反观大洋彼岸的资本主义原教旨国家，在百多年来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在冷战竞争中学习社会主义、提高了福利待遇，他们的青年也学会了工作中茶歇不断、到点走人。而最初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也在几百年的思想变迁中变成了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现代科学作为新的价值观挑战了传统神学，同时经院哲学早已消亡，学院哲学又在科学之后继续挑战了神权：每个人都是以个体生命的角度面对神的审判，那么当神灭之时，人，应该如何面对信仰空虚随后到来的巨大虚无？他们的聪明人、那些哲学家、大能之人给出的答案是尊重生命与个体。所以我们看到在原教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出了新的资本主义伦理与精神，那就是（无关天国荣耀的）个人实现，即个体生命在这个世界的充分实现（个体这一概念依然脱自于基督教的个体生命面对最终审判的概念）。所以，当大部分年轻人更热衷享受生活时，自然会茶歇不断、到点走人，这是他们社会中的享乐主义色彩；当小部分青年更希望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时，他们孜孜不倦、夜以继日的捣鼓他们热衷的兴趣，这是他们社会中的理想主义色彩。

　　而东亚儒家文化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让人们内卷，为谁卷呢？为家人、为宗族，甚至在有些人的自我感动下，是为了整个社会。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伦理的个人主义对儒家家庭伦理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写，就是我们常说的在现代社会下，“亲人没有过去亲”——当然这也是历史上无数的苦难过后、积累下的求生意识；或是当代社会通过交通技术已经让人们可以脱离祖居地去别处进行生活工作，这导致以乡村为代表的世俗社会道德被打破，说白了就是个别人认为“为了钱可以什么都做，反正没人认识我”这样的社会乱象。同样做了坏事，基督教徒会认为我无论在哪里，上帝都在注视着我。但在今天的东亚，为了小家庭而努力奋斗的基因，依然没有变化。双标谎言已经不再有效，但矛盾的是：如果为了家人，就要逼迫自己去相信双标谎言、夜以继日的工作，如果不这样做，早晚被更年轻、更有未来的人取代；如果自我催眠一般的去实践东亚资本主义精神，就会面临工作带来的与生活的剥离、丧失更多生命的快乐与各种可能性，成为工资的奴隶。就好比在无数个加班的日夜后，忽然发现孩子已经长得这么大了；在无休止的开会后，发现再也无法沉溺在曾经热衷的爱好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这样的“卷”，究竟能否得到时间的许诺、那充实的财富与饱满的快乐？

　　就像当代资本主义原教旨国家对资本精神的改写，东亚在进入到资本主义高级形态后，势必也会新型新的一轮的改写、或是抵抗。东亚会如何改写资本主义精神伦理呢？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