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现代诗歌十篇

　　外国现代诗歌篇1

　　我开始新诗研究的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知识信念与学术热情暂时受挫，全民下海经商，人人做着发财梦的年代。我的一些朋友，纷纷南下，到海南，奔深圳，豪迈悲壮地告别学术，告别讲台，我却被学校派遣北上，去北京大学进修，作访问学者。我的导师是孙玉石，这样就跟着他作了现代诗歌研究，在一个人们远离诗歌的年代，走上了诗歌研究的道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就是孙玉石给我定的方向。那个时候，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起步不久，也是一个正好开发的领域，北大的资源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每想到别人去开发财源，自己在故纸堆里开发“知源”，心理并不安静。北上培养的做学问的兴致便压倒了发财的欲望，老老实实坐起了冷板凳。到1995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终于修成了正果，很快被我的老同学程继松看中，并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拙著在1995年10月出版后，的确是受到了学术界的一些关注。学术界的师友刘纳、李德尧、李怡、宋剑华等先后发表评论肯定、推介。特别是九叶派诗人、西方现代诗歌研究专家袁可嘉专门撰文，给与了拙著较高的评介。还有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在他们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引用了拙著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研究风气好转，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开始受到普遍关注，1998年拙著得以再版，起到了一点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新诗与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十多年的行进后，又跨入了一个相对冷滞的时期。社会的发展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物欲化的消费时代，诗歌的边缘化处境成为了精致文化消费萧条的典型佐证。追随物质享乐的潮流让我们疏忽了心灵的滋润。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要重建新的人文精神氛围，延展传世的千古美德，我们多么需要清新爽朗的人文空气，高尚雅致的精神营养。诗歌，永远是现代人类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精致文化，人类的生命需要她的滋养。中国诗歌走到今天，出现了困惑，这种困惑是文化转型与诗歌变革时期新质的孕育与思考。我们从大量的民间写作与校园诗歌写作中，已经感受到了新的诗潮涌动的青春气息，一个诗歌复兴的时代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繁荣到来。这部过去了10多年的诗歌研究著作的再版，希望对喜爱诗歌的年轻朋友们有所裨益。

　　在这部著作再次以新的面孔（换了一个更大气的包装）问世时，我的另一部新诗研究著作《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我这10多年来研究现代诗歌的又一部作品，其中融入了我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路线的检讨与未来方向的一些思考。我认为中国现代诗歌作为三千多年中国诗歌的新形态，它行走过的轨迹，是在接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又融入了中国传统诗歌元素的过程中呈现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经验与教训，应该是四点：

　　一是要坚守与发展中国诗歌的意象传统。诗歌的意象是诗歌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核心元素，它是中国文人用文学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思维方式，又是诗人用来传达内在情感与心理的寄托物。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构造功能都具有意象意义，语言本身具有隐喻功能。有的年轻诗人主张抛弃意象，召唤诗歌回到语言本体的主张是不可靠的。当然传统诗歌过多关注意象，意象形成的某些程式化等是可以改造的。西方现代诗歌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意象诗学影响了我们现代诗歌意象形态。我们现代诗歌意象比之传统，尽管不成熟，但是在传承中更加开放多元，形成了自身的意象形态特征，中国诗歌的未来形态是离不开诗歌古今意象传统的。这是我在《中国诗歌意象论》中探讨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二是进一步丰富、发展诗歌的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中国现代诗歌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主要是自由的诗体对古代格律诗体的替换，白话对文言的取代。尽管自由体是一种没有固定形体的新诗体，白话语言没有了文言的精致含蓄，但是现代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从根本上适应了复杂丰富的现代生活的表现，顺应了现代人开放自由的心理向度，更能让人们把注意力由形式的局部关注转向整体诗意的建构。同时它们能更便利地容纳与改造多元化的外来文化思潮与诗歌形态。白话诗歌导致的现代诗歌的散文化趋向，也带来了诗歌芜杂、散漫的弊端，这些弊端有待我们在今后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的锻炼中去规避、去改造。

　　三是不可忽视诗歌的现代节奏。诗歌的节奏是诗歌的血脉的流动，是诗歌葆有乐感之美的重要元素。现代诗歌的乐感已经不同于传统诗词的韵律，它把中国古代诗词主要遵循平仄的韵律规范打破了，把诗歌乐感建立在以现代汉语音节和谐为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包括音节节奏、现代汉语韵律节奏、诗歌内部的情绪节奏、诗歌整体的外部构造节奏的现代节奏艺术。是一个较多借鉴了外来诗歌节奏艺术，又继承了传统、改造了传统的开放性现代节奏形态。当然，有人主张诗歌不要节奏，读屏时代的诗歌可以不需要像古代诗歌那样吟咏口传或唱和作为传播的工具，把诗歌转向诗意的内敛与诗境的深发，这是一条完全可以继续开展的诗歌途径。但是，诗歌的现代节奏是可以有效地凝练诗意，提升诗意表现力的，它兼具传统之美，又不为传统所限，具有散文化语体之长，又扬弃了散文化语体之短。失去诗歌节奏的诗歌，诗歌的美感效果是会大打折扣的。

　　外国现代诗歌篇2

　　在美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有两起诗歌运动导致美国现代诗人对作为边缘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关注。一起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意象主义运动（imagism），另一起则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旧金山文艺复兴（SanFranciscorenaissance）。这两起诗歌运动的共同特点是两者都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积极参与欧洲的重建工作，其全球化发展的势头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完成了大同世界理念的构建，造就了美国学者的宽阔视野和开放胸怀，形成了他们对世界各国文化产生好奇并欲汲取的积极心态。战后一些美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或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纷纷移居欧洲。他们去欧洲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逃避地方至上主义和清教徒主义”(RichardGray1990：51)。在汲取欧洲文化营养的同时一些人把目光投向远东，投向古老的中国文化和古典诗歌。此时的意象派领军人物艾滋拉•庞德不仅研究和采用日本的短歌和俳句创作意象派诗歌，而且还翻译出版著名的汉诗英译集《古中国》（Cathay，1915）。《古中国》的出版和此后引起的强烈反响不仅反映出庞德本人对中国古诗中生动意象和哲学思想的认同和接受，也反映出一些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喜爱和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后期，美国青年中出现了一场民间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称为“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当时美国政治上的霸权、经济上的强势、外交上的以及随后出现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导致美国青年不满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不甘被商业广告所左右，讨厌只顾金钱而缺乏高尚精神的无目的的现代生活，怀疑西方文明，甚至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这些美国青年在继续高举惠特曼民主大旗的同时，开始寻求西方文化以外的人类文明。依照大卫•帕金斯（DavidParkins）的说法，“逆向文化运动的成员在寻求智慧时，很容易转向西方文化以外的源泉，还有转向西方文化以内的次要传统”（Parkins1987:545）。因此，处于边缘的东方文明便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这样，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就成为他们认同和接受的东方文化之一。

　　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隋唐的一位诗僧寒山子的诗在美国青年人中广为流传。美国现代诗人加利•史奈德（GarySnyder）中国整理翻译寒山子的24首诗并于1956年发表在《长青评论》上，至此拉开了这一时期美国青年追崇中国古典诗歌的序幕。而杰克•克鲁亚克（JackKerouac）自传体小说《得道的流浪汉》（TheDharmaBums）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讲述克鲁亚克如何通过朋友史奈德了解寒山子，读到他的诗，为寒山的超然世外，淡然尘欲，宁静自在的心境打动，最后归隐山林的故事。此书在美国年轻人中引起广泛轰动，纷纷效仿。为什么一位中国隐士的诗会在美国青年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其一，寒山子天人合一，归隐大自然的生活方式恰好迎合了当时美国青年的心态和向往的生活。其二，寒山子的那种淡出世俗、超然世外、索然无求、自在宁静的心态也正是他们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2认同与接受：中国文化的移入

　　在文化移入过程中，主流文化的选择性和移入文化的适应性十分重要。早在20世纪初，一些美国诗人就开始接触和喜爱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埃兹拉•庞德在1915年出版《古中国》诗集，收录他翻译的李白的《长干行》，此诗一直被英美学界视为创意英译之经典。1918年亚瑟•韦理（ArthurWaley）翻译出版《中国诗一百七十首》（170ChinesePoems,1918），使中国的古典诗歌在美国得到进一步传播。1922年一年内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译者就有19位之多，同时在《诗刊》（Poetry）杂志上出现评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文章。这是美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大量吸收欧美以外的边缘文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古典诗歌迎合或者影响了意象派诗人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中国诗学引发和影响意象主义诗学观点。美国现代诗人的选择性和中国古典诗歌适应性在此交汇。到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诗歌出现第二次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高潮，这就是历史上的“垮掉的一代”或“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出现大量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比较有影响的有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Rexroth)翻译的杜甫诗《中国诗百首》（100PoemsfromtheChinese,1956）和加利•史奈德1958年翻译出版的《寒山诗》(ColdMountainPoems,1958)。雷克思罗斯这样评述中国文化的移入，“继波德莱尔之后，对西方诗歌影响最大的可能来自外面，来自中国与日本诗歌的译文”。

　　在文化移入的过程中，文本译介起到先行作用。通过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美国人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诗歌的表达内容和创作艺术，一些美国诗人也开始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接纳和采用一些中国哲学思想和诗歌艺术。

　　2.1中国哲学思想的移入

　　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都在现代美国诗歌中留下移入痕迹，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并把道家思想引入诗中的美国现代诗人主要以雷克思罗斯、史奈德和罗伯特•勃莱（RobertBly）为代表。雷克思罗斯1967年出版的长诗《心苑•苑心》（TheHeart’sGardenTheGarden’sHeart）几乎把《道德经》的第六章的整个内容融入到诗的第一段。史奈德的诗歌也有许多道家思想痕迹，如《无》（“without”,TurtleIsland6）,《高品质资料》(“HighQualityInformation”,LeftoutintheRain130),《道非道》(“TheWayIsnottheWay”,RegardingtheWaves51)和《为了无》(“ForNothing”,TurtleIsland34)等。勃莱十分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有两首诗可以证明：《一首无为的诗》(ADoingNothingPoem)和《另一首无为的诗》（AnotherDoingNothingPoem）。中国古典诗歌富含中国传统思想品格、文化精髓和道德观念，其艺术成就极高。中国古典诗歌这种独特的魅力深刻影响美国现代诗学和创作取向。雷克斯•罗斯在他的自传中坦诚地说，“杜甫对我影响之大，无人能比”，“我30年来一直沉浸在他的诗中，它使我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一个道德的代言人”（Rexroth1964:319）。

　　2.2诗歌表达方式的移入

　　美国现代诗人感兴趣和推崇备至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山水诗）十分注重主体和客体的交融。中国山水诗的表述重点不在主体（叙述者）本身，而在主体融入客体（自然）的经验。而主体在英文山水诗中往往居主导地位，诗人的主体思维、想象力仍是诗的重点。如孟浩然的山水诗《宿建德江》：诗中没有传统英诗那种直接抒情和铺陈式描写，而是通过明月、蓝天、霜雾、松树、鹿和野兔的足迹等意象编织一幅优美画面，把诗人主体心境（对大自然美好景色的赞美）融入客体。然而，最后一行突然由大自然转向主体感悟，道出主体对人类有限认识能力的遗憾。

　　中国古典山水自然诗中“无我之境”的物我观和以此形成的审美标准深受美国诗人推崇。无论在中国诗歌英译方面还是在英文诗歌创作方面，美国现代诗人竭力效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这种表述方法。雷克思罗斯在翻译杜甫的《玉华宫》、《宿府》和《夜在左氏庄》时就曾竭力保留和处理好原诗的这种表述方式。

　　此外，中国古典诗歌中十分常见的精巧工整的“对仗”表述形式在传统英语诗歌中极为少见，但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却可读到效法中国古诗的对仗诗句，如雷克斯罗斯的诗句：运用数字“千”或“万”传达“无限”，是中国古典诗歌经常采用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等，不胜枚举。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可以见到这种模仿中国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

　　2.3人物模式的移入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人物模式，即山隐士人物模式，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子等。这些诗人或把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模式入诗，或把自己向往的人物和生活方式在诗中加以塑造和推崇。这些人物的显著特点是不求荣华富贵，不屑大权高位，崇敬自然，向往天人合一，追求宁静，寻觅大智大慧。他们有的放弃高官厚禄，自我放逐于偏远，有的满足田园乡居，自我纵情于自然。这类中国隐士传统诗歌受到一些美国现代诗人的推崇和效仿。如史奈德的《仿陶潜》（“AfterT’aoCh’ien”,LeftOutintheRain195），《八月中旬于苏窦山守卫站》一些诗人不仅把中国的隐士传统诗歌方式运用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去，而且还付诸实践，模仿中国诗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目的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那种宁静超脱的境界、那种脱离世俗的彻悟。

　　3中心与边缘：文化移入过程中的移位

　　中国文化移入美国诗歌的过程很复杂，需要经过中西方文化的对话、选择、吸纳，形成不完全属于双方各自的新生文化。

　　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中国文化的移入首先在译者自身文化域场中经过对话后才得以认同。中国经典古诗散发着对大自然美的倾慕，对天人合一和谐境界的寻觅，对权力与荣华的轻视以及对质朴与闲适生活的推崇。美国诗哲爱默生和梭罗崇尚自然，唾弃物欲，心灵净化和自我完善的思想已经被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接受和推崇，已形成伟大的文化传统。当美国现代诗人有幸赏读中国古典诗歌，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便产生中西方文化对话。共鸣之余开始捕捉中国文化精华，推介中国文化模式，吸收中国文化精萃。

　　在研究中国文化移入美国现代诗歌现象的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在文化移入过程中出现的移位或错位现象。移位是指在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过程中源语言中的文化在进入目的语时出现偏差或错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移位现象不可避免，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要想在两种语言文化中找到对应的位置确实不容易。如庞德翻译李白的诗：

　　外国现代诗歌篇3

　　2016年9月28日，“当下诗歌创作现状与未来展望”研讨会暨第三届洛阳龙门诗会研讨会在洛阳师范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洛阳师范学院等高校的诗歌研究专家，《当代国际诗坛》《新诗评论》《西部》等诗歌刊物的主编与编审，与的著名诗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诗人与学者围绕着百年新诗传统、当代诗歌评价标准与标价机制、全球化语境下的中文写作、当下诗歌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了极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探讨。

　　本次研讨会由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刘继保教授主持。刘院长谈到，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当代诗歌在获得较好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诗歌如何适应时展，推陈出新成为急需探讨的话题，希望这次会议会在这方面着重进行交流。

　　百年新诗传统回首与再认识

　　当下诗歌的繁荣或困境，必须放在中国百年新诗发展历程的长时段中去解读。对当下诗歌创作现状的认识，要有一种历史纵深感，即建立在我们对百年中国新诗传统的再认识上。

　　唐晓渡认为，以前把新诗传统放在中国诗歌传统中进行认知，把新诗视为与唐诗、宋词一样只是中国诗歌自身演化的一个阶段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新诗与传统诗歌确实有血脉关联，但它自身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统。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一种充满异质性的、在很多方面自成一体的诗歌系统。新诗的传统是在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激进的传统。不论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用“推倒”这样的激烈表述，还是胡适从意象派引申出来的相对温和的“八不主义”，都建立对传统文学失血、衰败、自我封闭的判断上。鲁迅当年所言的“汲今复古，别立新宗”，代表了他对新旧文学关系与文学发展方向的认识。所谓“汲今”，即向当下汲取，所谓复古，亦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向后回溯为目标的唐宋古文运动与明清古文运动，而是体现出一种开放意识，广泛借鉴古今中外的文学资源。在借鉴之后更为重要的，是成就自身的文学特质。诗歌要成为它自身的一种世界观，诗歌要成为一种独特的声音、价值系统，成为诗人独特的面对世界进行表达的方式，即“别立新宗”。基于近四十年诗歌发展的经验，可以用“成熟”一词来描述当代诗歌。新诗作为一种在理念上、形式上与传统诗歌迥异的诗歌系统，已经发展成熟并建立了自身的概念体系与审美特质。艾青诗歌所体现出的“散文美”就是古典诗歌不曾具备的。从冯至、闻一多、卞之琳到艾青等人，中国新诗逐渐摆脱了早期诗歌写作的粗疏状态，在观念层面、文本层面确立了新诗的合法性，新诗也由此与新文化运动、民族国家的建立、社会转型、个人生存与自我探索密切相连。

　　诗人杨炼认为，我们一百年的新诗历史可以用“一首人生和思想的小长诗”来概括。说它是长诗，因为我们的人生经历、历史变迁所具有的复杂性千年未有；说它是小的，因为还有更大的世界化语境带给我们的新的困境、刺激与灵感。当代中文诗是艰难成熟的，我们的诗是从时的宣传性的非诗或反真正诗歌的语言环境开始的，朦胧诗的意义是在非诗和诗之间找到并清晰画出了界限。很多朦胧诗把“主义”和“法则”之类空洞的词汇扔出诗歌，而回归到黑夜光明土地水死亡等之前古典诗歌早就用过的词汇，来表达当代人复杂的内心感受。这种对诗与非诗界限的划分造成了“奇怪”的朦胧诗与之后诗歌的代际交替，也促成了诗坛回返到诗歌与诗歌、诗人与诗人本身的竞争。一个真正有生命的、活的当代诗的传统由此而来。

　　王家新认为，回首百年新诗历程首先需要追问几个问题：新诗的合法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如何进入文学史论述？如何经由经典化成为教育资源？用“成熟”来评价百年新诗的发展是不太适合的，因为“成熟”是相对意义上的，永远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新诗发展到今天，它的合法性早已建立起来，早就进入了语文课本，更重要的是，它要保持一种来自自身的生长力。

　　臧棣指出，虽然时有困惑和焦虑，百年新诗的历程也非常艰难，但对中国诗歌百年历程取得的成就要有自信。从世界诗歌发展背景来看，百年中国新诗的历程非常独特，既有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又有中西文化的碰撞。这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中国新诗发展的这种独特性可能会让置身其中的人产生焦虑，也会衍生出很多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可展示的风景与面向也越丰富。从诗歌内部发展的线索、诗歌主体性建构的角度去考量，近百年的诗歌发展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基本实现了现代诗歌的书写转型，取得的成就相当伟大。

　　当代诗歌创作现状扫描与审视

　　杨炼认为，当代诗歌发展不可避免地面对全球化语境。20世纪80年代诗歌对的质疑与审判、对文化的打捞与重审，成就了当代诗的深度。90年代以来，全球化语境下的漂泊不是离开，而是整合，重新整合中文与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一个贯穿中外的全新的中文诗传统。“体用之争”由来已久，在今天可以理解为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每个诗人都要筛选古今中外所有的思想资源，重建自己的思想，建立每个诗人自己的个体诗学。诗歌创作要不局限于诗人自发性的写作状态，而要进入诗人对自己的哲学思考、文学意识、形式追求的自觉性的发展。对于农民工诗歌来说，它如果有生活经验、语言原创，那么它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诗歌都是有意义的。现在世界诗歌写作都存在着不小的危机，追求技巧娴熟而缺乏生活体验，缺乏诗歌内在的灵魂，农民工诗歌恰恰是对此的一种矫正，重建了人生与诗歌的血肉关联。

　　唐晓渡认为，近四十年来，新诗在文本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五四”至时期。像新文学提倡初期那种新旧文学之间势同水火、不破不立的二元对立式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在当下诗坛，多元的、混合共生的局面基本形成，诗歌写作进入丰收、繁荣的收获季节。当下诗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长诗写作的盛行，这是集体欲望的集中表达。诗歌正在它以前所未及、所不能及的地方e攒力量。另外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所谓底层写作的问题。底层美学是一个被说滥的概念。当下的底层写作更多是指一种精神意义上的、生存状态上的而非单纯社会身份。工人诗人从一种建国后的特定称谓转向当下的从生存困境当中对自身的关注。某些农民工诗歌、工人诗歌写得相当好，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意识没有被绑架，并转化为在生存困境中的表达。

　　沈苇认为当代诗歌发展有三个特点：一是中国诗歌现在已经进入多点起源的“甜瓜时代”，由垂直结构变为扁平结构，混合共生的格局已经产生；二是诗歌进入了数量化生产的时代，好诗与坏诗同样铺天盖地，要进行辨别精选；三是诗歌已经进入了一种跨文化写作时代，天涯咫尺的境遇要求诗人把握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彼此生成。

　　艺辛指出，百年诗歌的展望分前面六十年和后面四十年。前六十年基本可以称为“谣体”时期，朦胧诗突破了“谣体”，影响了后四十年的诗歌创作。近二十年是诗歌发展黄金时期，诗歌的突破发展还需要第一代诗人们的带领，前一次突破的先锋必然是后一次突破的动力。

　　颜艾琳指出了两岸当代诗歌发展的差异。在台湾，诗人跨界和诗的分歧都不是近段时间才发生的，新诗改编已经走向了多媒体、多元化，以爵士乐、轻摇滚、微电影、舞台剧等形式流传与接受。台湾比较注重个人风格形象，而不是集体，也没有诗歌的代际划分。在诗歌写作形式上，不大写长诗，因为长诗太多堆砌、形容，也容易暴露出写作者的缺点。

　　当代诗歌发展前瞻与预判

　　杨炼认为，当下诗歌发展的三个关键词是：当代、经典、书写。诗歌要具有当代性、经典性、书写性。当代性并非指写在当下，而是必须通过思想和美学深度来显现。经典性不是靠时间段的划分、代际交替确立的，经典性永远与当下性、与我们的现实人生相关联。经典性也是衡量诗歌写作价值的一种评价标准。书写性是要把话语的松散、随意、稀薄去除，炼字、炼句、炼意，通过书写让古典诗歌优秀传统在当代中文诗中创造性地重建起来。没有形式就没有思想，薄弱的形式充其量只有肤浅的思想。书写性应该呈现在每一首诗之内。中文诗歌的发展如果不能最终落实到书写性上，就没有未来。中文诗的全称，应该是全球意义的中文诗。

　　臧棣认为，虽然从单纯的诗歌史线索去考察百年新诗成就会相当自信，但立足于当代文化与现实语境，对当下诗歌发展也不无疑惑与质疑的声音。当代新诗在当下的确走入了某种困境，有人认为当下诗歌是诗人群体的自娱自乐，与当下现实并无关联。这实际上是我们的诗歌文化出了问题，最根本的是新诗阐释机制与阐释体制出现了问题，即新诗的知识分子化。近百年来，新诗先后经历了诗歌历史化、诗歌政治化、诗歌道德化等诸多阶段，其根本原因是新诗的阐释者都是知识分子。这造成了当代新诗知识分子化的演变，也造成了新诗评价的圈子化。中国新诗大致可以归到大众文化的范畴，其思想根源是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念，但知识分子化的评价机制使其离大众有一定的距离。我们有好的诗歌成就，有非常宝贵的诗歌经验，但却处于荒凉的评价机制，下一步就要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它要有一定的开放性，既能满足大众的需求与困惑，又能协调诗人共同体的关系。

　　王家新认为，在需要“与他者共在”的时代，当代诗歌创作需要一个参照系，需要一些陌生化、异质性的东西。翻译诗歌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在“五四”时期，胡适的译诗《关不住了》就为中国新诗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在胡适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白话诗是从翻译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人在诗歌观念与写作技艺上也深受翻译诗的影响。9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的文化语境有所改变，民族主义、文化身份的焦虑、中国性等观念兴起。纵然如此，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他者。在任何一个时代，语言的探索在诗歌创作中都是最敏感的，处于最尖端的位置。实际上，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都同时又是诗歌翻译家，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穆旦、梁宗岱等都是如此。与其他的翻译家不同，他们的翻译都是源自中国诗歌内在的需要。当代诗歌应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诗歌的未来有赖于当下的创造，是永恒的当下。

　　王自亮认为，诗歌就是一种生态，诗人既要适应又要超越这种生态。当代诗歌写作可以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融合。把个人经验、自然形态、社会演进和形而上学的东西融合起来。二是关系。把握好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达到自我最短途径是通过他人。三是多样性，在题材、样式上力求创新。四是回归。回归写作的先锋性与实验性，越是写作时间久了越需要回归先锋。

　　外国现代诗歌篇4

　　关键词：诗歌教育;教科书;文本选择

　　诗歌教育是语文教育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从课标看，诗歌教育包含于语文教育中的阅读部分。无论教材编排和课程设置上来看，诗歌教育都是服务于阅读教育。诗歌教育文本的选择引导诗歌教育的方向，体现诗歌教育的目标，影响诗歌教育的教学效果。因此，诗歌教育文本的选择对诗歌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研究现状

　　在现有研究当中，以对诗歌教育教学策略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如：陈志奇在《诗歌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谈到诗歌教育的功能，分别有诗歌教学对学生心灵发展的影响;诗歌教学对学生智能发展的影响;诗歌与审美教育;诗歌与传统文化等等。

　　与小学语文诗歌教育的研究相比，小学语文教科书诗歌内容的研究就显得单薄很多，这个领域有待深入研究。

　　二、诗歌文本选择的异同。

　　（一）诗歌在整册教科书中所占比重的比较

　　1.人教版。人教版四年级整册语文教科书（包括上、下册）中，包含16个单元，一共有80课（包括必读、略读、选读课文），其中6课涉及诗歌内容，占整册教科书的7.5%。

　　2.加州版。加州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包括6个单元，每个单元包含5个主题，每个主题包含3课，一共有90课，其中7课涉及诗歌内容，占整册教科书的7.8%。

　　由此可见，诗歌内容在人教版和加州版语文教材中所占比重相当，不存在较大差异。

　　（二）诗歌诗体的比较

　　诗体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为了使比较更加直观，本文使用古诗词和现代诗这两个诗体分类。

　　1.人教版。经整理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两册教科书得出，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古诗词占诗歌部分中的66.7%，现代诗占诗歌部分中的33.3%。由此看出，古诗词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诗歌部分所占比重较大。

　　2.加州版。经整理加州版语文教科书，得出加州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诗歌部分以现代诗为主。在诗歌中还引用外国作品。

　　综上所述，人教版与加州版对比，存在以下差异：

　　（1）诗体所占比重的差异。人教版中诗歌部分以古诗词为主，加州版中诗歌部分以现代诗为主。这主要是由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造成的。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五千年历史，在历史长河中，诗歌文化一直源远流长。而美国是一个新起的国家，历史较短，所以诗歌文化从近现代诗歌开始。

　　（2）外国文化的差异。从表格整理中可以看出，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所选取的诗歌文本均出自本国，相比之下，美国加州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所选取的诗歌文本融入了外国文化。在语文教科书中融入外国文化，有利于丰富教科书的知识，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多元文化视角。这方面人教版教材有所欠缺。

　　（三）内容主题的比较

　　本文借鉴于佳美在《美国小学母语阅读教科书结构编排及选材特色研究――以麦克劳?希尔版 Treasures 为例》中以人为出发点，将“自然”与“社会”这两大类目做为研究支点，整理出以下表格以此研究人教版与加州版内容主题之间的差异。具体分类如下：

　　第一类：自然。（1）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生物、非生物。（2）人与自然：探索自然、环境保护、救助动（植物）、景物。

　　第二类：社会，包括个人、亲情、友情、人与宠物、社会角色、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异域文化、特殊人群、传统文化及寓言道理、历史及政治事件、城市。

　　1.人教版

　　把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有关诗歌主题按上表维度整理如下：

　　通过统计可得出，在四年级两册语文教科书有关诗歌的课文中，关于自然主题的占66.7%，自然主题下全部都是关于人与自然类型的。社会主题的占33.3%，包括有友情、城市和特殊人群。

　　2.加州版

　　单元主题题目内容

　　1.让我们来探险适应生存五行诗自然――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

　　2.表示态度聪明的主义发亮的灯泡与

　　闪亮的伯特尔社会――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

　　3.与众不同鲁莽三行日本诗自然――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

　　4.观点鲸五行打油诗自然――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

　　5.关系到图书馆去我喜欢字的样子社会――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

　　6.发现飞机勇敢的新高地社会――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

　　通过统计可以得出，加州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有关诗歌的内容中，关于自然主题和社会主题的内容各占50%。其中自然主题中以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为主，社会主题中一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为主。

　　三、对我国诗歌教育文本选择的启示

　　（一）诗歌形式多样化。人教版中的诗歌以古诗为主，可以适当增加其他类型的诗歌，如儿歌、现代诗等，让学生学习到更加全面的诗歌知识。

　　（二）引入优秀外国文化。人教版中的诗歌主要以我国优秀的诗歌为主，应适量增加外国作品比重，让学生在品味中华文化的同时，也能欣赏到外国优秀作品，拓宽学生视野，形成学习知识多样化。

　　（三）诗歌主题多样化。人教版中的诗歌主题范围比较小，主要以人与自然为主，应该适量增加其他主题，例如科技创新，自然知识等，以此丰富学生知识体系，让学生的发展更加全面。

　　参考文献：

　　外国现代诗歌篇5

　　中国古代的四言、五言和七言近体诗都是从汉乐府民歌中演变而来的。古代民歌是诗、舞和乐三者合一的语言艺术。这种民歌的音乐性就像舞蹈具有强烈的节拍感。除此之外，它的语言大都采用民间口语和俗语形式，而且句与句之间语义连贯，每句的字数也不确定。所以这种诗歌在音韵上显得非常自然流畅，甚至可以用来咏唱。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诗歌虽然是从民歌发展而来，但它在音乐方面却发展得非常成熟，可谓“万法必该”。这就说，中国古代诗歌不但保留了民歌的音乐性，而且还发展出了格律和对偶等音乐形式。但中国诗歌发展到北宋，却发生了很大的改革，这时出现了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以文为诗”的作诗理论。这种作诗理论主张以赋和散文句法和章法入诗，即消除了语法词汇上的对偶、骈偶、重复和叠韵等音乐形式，从而大大消除了音乐性对诗歌和作者的束缚，使诗歌创作更能表现诗人的内心世界。在此文作者要讨论的是，古人“以文为诗”的作诗理论虽然消除了对偶等音乐性对作诗的束缚，但这种作诗方法并未彻底消除古代诗词中的音乐。其表现列举三方面如下：

　　第一，押韵仍在。在古代“以文为诗”的作家中，无论欧阳修还是苏轼等，在他们所创作的全部诗词中，每一首诗都保留了押韵，即每一诗联的最后一字都押相同的韵母。就连韩愈最具散文性的代表诗作《嗟哉董生行》和《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也保留了押韵，如前诗押“丰”与“中”和“书”与“鱼”韵母。后诗押“东”，“虫”、"凶"、“雄”等韵母。正是押韵的存在，可以这样肯定：中国古代的诗词艺术都是带音乐的文学艺术，而且这种音乐都是从语言的外在形式而带来的。

　　第二，格律尚存。中国古代乃至现当代的诗词都属于格律诗词。自从唐代使诗词的格律完备之后，这种音乐形式在诗词中一直保存至今。不用说音律精准的诗词是格律诗，就连那些自明是“以文为诗”的作品也属于格律诗。他们如唐代的鼻祖韩愈，宋代的欧阳修和苏轼，乃至南宋的陆游和范成大等，他们的律诗、绝句和古风作品都属于格律诗。因为从他们的作品中随意抽取一件作品分析，就可以发现它们的诗句虽然去除了对偶等音乐性从而更散文化了，但仍然保留了格律。就连韩愈最具散文性的代表诗作如《山石》、《忽忽》、《南山》和《操琴》等也是有格律的，如《操琴》多采用六朝骈体文四字句式，而且多处重复虚词“兮”。就连改革动作较大的苏轼，在格律方面，他虽然使用了较多的“拗句”，如“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11月19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勿”与“爱”虽然违背了平仄相对的原则，但从整联诗看，格律还是相对称的。苏轼的一些诗歌有的诗联两句虽不合律，但仍保留“单句合律”。在苏轼的诗中，这样的诗句改革比较多，但他的诗词从整体上看仍然属于格律类。苏轼最具散文性的代表诗作是《王维吴道子画》、《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和《百步洪》等，但今人学者胡国瑞评其第一首诗“全诗的韵调具有优美的节奏感。”“而全篇四节，波浪起伏，如曼音促节，递相转换”，“整个形成谐美的旋律”。而后三首诗虽然有一两句诗破坏了平仄关系，但多数诗联仍然保留了格律关系。正如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张炯和邓绍基所指出的：苏轼的七律“在格律上具有刘禹锡、白居易的流丽圆转”。据当代学者朱靖华的研究指出：“苏轼善于在古诗中纯熟地运用散句，并能做到妥贴自然。如《游金山寺》大量使用单行散句（即一句一景，移步换景），却又出色地表现出诗歌的韵律之美。”从总体上看，古代以文为诗之作品，虽然有少数作品采用了散文字法和句法，但大部分作品仍然存在格律这种音乐形式。

　　第三，民歌风味犹然。在欧阳修和苏轼那里，作诗虽然破除了对偶和骈句等音乐因素，但他们为了防止诗歌遁入“无诗味”的尴尬境地，因此他们在诗中仍然保留了民歌风味，自觉利用民歌技法创作诗词。关于这一点，可用古、现代许多理论名家对他们诗歌的评价来证实。清代学者方东树对欧阳修诗歌的评价是：“情韵幽折，往返咏唱，令人低回欲绝。一唱三叹，而有遗音，如啖橄榄，时有余味。”（《昭昧詹言》）当今学者衣殿臣编有《欧阳修诗词选》，他对其《晚泊岳阳》一诗这样评价：“语句重复中又有参差，语言清新，富有流动性，具有民歌色彩。”苏轼的诗也是如此，作为诗味的一种补偿，他的一些诗歌民歌味十分浓厚。今人学者张志岳评其《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诗“语言通俗，韵调和谐，很有民歌风味。”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诗歌也是如此。无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还是尤袤，他们的诗虽然都是来源于江西诗派，但自从吕本中提倡“活法”作诗理论后，他们四人作诗的方法就融入了苏轼的“无意”为诗理论，他们创作诗歌也遵从“以文为诗”之原则。尽管如此，在他们的诗歌中仍然采用了民歌手法。现代学者候剑和陈光荣评杨万里《池口移舟入江，再泊埋头潘家湾，阻风不至》诗“写得平易流畅，颇有民歌风味。”而他们评范成大的诗“并融田园诗与新乐府诗于一炉。”无论新乐府还是汉乐府都是民歌。虽然有人认为，以上作家的诗歌存在民歌味只是个别现象，但不能以此否认其存在。

　　“以文为诗”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它不仅在古代为中国文豪所重视，在今天它也应为我们所重视。但我们不能只继承而忘了发展，今天如何发展这种创作理论呢？作者认为，发展这种创作理论至少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废除诗词中的格律因素，格律是诗词中最重要的音乐性，因此只要废除格律，就能大大推进诗词创作散文化。二是废除诗词中的押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贯彻“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而贯彻以上两项改革，就能使诗词真正散文化。三是是废除诗词中的民歌风味，从而使诗词摆脱民间庸俗气质，走向高雅纯正的诗歌队伍。另一方面，现代诗词作为纯诗，它不能没有音乐性，要做到这点，现代诗词只能来自诗人内心的音乐性，这就是生命节律，所以，它只能借鉴现代诗歌的创作方法。

　　2013.9.26

　　何为意象诗词

　　何为意象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学理论。按照理论界的观点，意象诗在中国古代就已经产生，如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就指出，作诗要“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在明清以后，所谓意象文学专指借助具体外物，用比兴手法所表达的作者情思。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诗歌界针对纯粹诗歌理论进行了探讨，指出纯诗必须使诗歌的每个句子都带有物象；相反，如果某个诗句不带有物象，它就是伪诗，这就是纯诗理论。随着这个理论的建立，人们对意象诗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所谓“意象”就是要正确处理文学中的“意”与“象”的关系，也就是要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我们知道，在诗歌中，“意”与“象”的结合有三种形式，这就是：一，“意”在“象”中；二，“象”在“意”中；三，“意”与“象”紧密融合。按照诗歌界的看法，按照前两种意象关系创作的诗歌都不是意象诗歌，唯有按照第三种意象关系所创作的诗歌才是意象诗歌。举例说明：第一种关系只写客观，如下面的《旁晚》诗：“燕剪山溪月，小桥影卧波。轻烟随岸淡，静夜涌天河。”诗中只有景物的罗列，看不到作者的半点主观经验，这种诗很难表达或传达人的内心世界。第二种关系只写主观，如下面的《咏鉴真和尚》诗：“华夏奇人一鉴真，六蹈沧海志坚贞。扶桑识得僧情意，愿缔和平到永恒。”诗中只有一个“沧海”意象，其余都是主观心理描写。这样的诗因为意象少，它超越了古人所说的“圣人立像以尽义”的教导。唯有第三种关系才能把“意”与“象”完全结合起来。如下面的《淡怀》诗：“道出潇湘北，秦川又几山？看云浮远意，莅水叹衰颜。社鼠犹空盛，城狐却自返。秋霜谁治冷，况复在冰间。”在这首诗中，主观与客观相间杂出，水乳交融，使人窥象则知意，探情乃得象。“象”与“意”互为表里和生动。所以说，只有意象诗才是最好的诗。应指出，所谓意象诗歌指不仅在诗中的每个句子都必须包含形像，而且要做到意象交融合一。有两本现当代的重要诗词：第一本是钱理群和袁木良编选的《20世纪诗词注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本是张玉峰主编的《中华当代诗词艺术选粹》内蒙古出版社2002年）。作者从15727首左右的优秀诗词作品中随机抽读217首，发现符合第一种关系的诗词有122首，占总数的56.2％。符合第二种关系的诗词有82首，占总数的37.8％。符合第三种关系的诗词只有13首，只占总数的6％。这个分析说明：中国现当代诗词大部分属于表达主观思想感情的作品，而且它们大都是通过“触景生情”或“借象抒情”的方式来实现。但在诗词理论界，由于长期没有引进纯诗理论，致使诗词中的“景”与“情”，“象”与“情”往往是分离的。其表现在：用很多诗句描写景物，只有一两句写主观；或用很多诗句写主观，只有一两句包含景物。

　　下面用现代意象新理论来大致分析我国古今诗歌的性质：有人认为，我国宋代的诗歌大都属于叙事议论类，而且有很好的形像，因此应归属意象诗歌。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太粗疏，因为它不合现代意象诗歌理论。宋代诗歌虽然大多属于叙事议论之作，但它们在处理客观与主观的关系时会走极端，要么只写客观，要么只写主观，主客观不能完全统一。下面以苏轼的一首绝句为例说明之，这首诗是：“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成此时情。”在这首诗中，上联全写客观，下联全写主观，主客观不能完全统一。由此可以管窥宋代诗歌不能算作意象诗歌。我国在上世纪7、8十年代崛起的朦胧诗歌是意象诗歌，它是在吸取西方英美20世纪初创立的意象派诗歌的营养后升起的。西方意象派诗歌强调用客观准确的意象代替主观的情绪发泄，而意象的建立是通过直观思维来实现的。但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统治中国诗坛，中国现代诗歌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偏离了意象诗歌理论，这就说中国的新生代（或称第三代）诗歌并非是意象诗歌。这是行家的观点，这也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现状。那么现当代中国的诗词的现状又是什么呢？或者说，现当代中国的诗词是否出现过意象之作品呢？这个回答从总体上看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现当代诗词按照其题材可分成叙事、议论、写物、写景和抒情四大类。下面分别举例说明之：在叙述、写物和议论诗词中，杨绳（1928年生于浙江）有《述怀》诗一首：“今岁居然六八翁，前尘犹记未朦胧。人人有本经难念，事事全凭勤后工。商贾或能成大款，诗词原不属雕虫。老夫没有铮铮骨，也不孔方尊为兄。”`这是一首叙事诗，在这首诗中，事件发生的时间和事物的出现都是非常有序的，而且没有更多的物象。再看叶丽华（女，1975年生于湖北）之《思乡》诗：“木落花零气候寒，蛙声叠起水随欢。点灯待月扶栏久，正是红螺梦已残。”在这首叙事诗中，各种物象的安排是由时间作牵引的，第一联点明作者“思乡”发生的大时间是在秋冬节节，第二联写作者“思乡”的具体时间在某日晚上。在过去的叙事诗中，物象一般都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而且物象的运动都是单向的，所以它们不能是意象诗歌。再看方于荣（1927年生于安徽）之《随感》诗：“我老身虽瘦，心如磐石坚。平生无愧疚，坦荡度余年。”这是一首议论诗词，但在这首诗中却无一个物象，再看陈万堂（1916年生于海南）之《咏月》诗，它是一首论事诗词：“不分南北与西东，万古青光一样同。若使人心如此月，何愁世事不公平。”第一辆是记事，第二联是议论。在这首诗中，只有第2、3两句包含物象，其余都不包含物象。所以它们也不能说是意象诗。再看丘金诚（1929年生于马来西亚）之《梅赞》诗：“信风吹醉小山梅，地北天南次第开。非爱沽名争早发，乐为人世报春来。”这是一首咏物诗，在这首诗中只有一个物象“信风”，所以他也不是意象诗歌。

　　最后谈抒情诗，抒情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抒情，二是间接抒情。前者指不借助外物直接抒发心中感情，后者抒情必须借助外景或物象。应当肯定，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史，只存在意境诗歌，而不存在意象诗歌。中国唐朝的抒情诗歌大都属于意境诗，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中国现当代的抒情诗歌也大都属于意境诗。对于后者可用例子说明，有一位叫徐继荣的诗人写有一首《春到山村》诗词发表在2008年12月第四期《诗词百家》杂志上，现录于后：“连天瑞霭化甘霖，万水千山喜润浸。沃野黄牛奋蹄乐，一犁膏雨一犁金。”这是一首写春到山乡的写景抒情诗词，在这首诗中，物象的空间关系是非常有序的。第一句写天上之云，第二句写地上山水，第三句写田野，第四句写犁耕。整个诗词的物象其排列顺序是：第一联从高处到低处，第二联从远处到近处。这样的诗词显然是意境诗，因为读者不仅从诗中看到了美丽的画境，还看到了作者对山乡的赞美之情。再看李金香（1945年生于河南）之《塞外归乡》诗：“朝辞迪化紫云间，万里中州即日还。两眼金风关不住，飞蜓一气下邙山。”这同样诗一首写景抒情诗，诗中的景物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来排列的。即按照作者早上出发，一日之中所经过的时间把路上的景物串联起来，因此景物的罗列也是有序的，所以它不是意象诗。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现当代诗词的总现状虽然有个别是意象诗，但从总体上看不是意象诗。

　　外国现代诗歌篇6

　　关键词：新诗史；现代主义；谱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深刻转变和诗歌写作的新进展，诗歌研究在诗学观念、研究对象和价值评判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诗歌观念更新中，诗回到自身。同样，在诗学观念更新中，诗学也回归本位。人们认识到：诗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仅仅是诗；而且，必须从符合诗的美学本质的途径去接近、打量诗歌”。建构一种有别于建国以后政治论诗学的诗歌历史叙述，确立诗歌的审美性本体意义，为当下诗歌提供合法性论证就成了多方的需求。

　　一、最初的历史重述：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局部建构

　　直到90年代中期，专门的诗歌史写作还较为薄弱，诗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诗人个案研究、诗歌流派、思潮研究等基础性工作上，如李金发之于初期象征派，徐志摩之于新月派，戴望舒、卞之琳之于现代派，艾青之于七月派，穆旦之于“中国新诗派”或“九叶派”等。这些工作承担了清理历史盲区、确立新的评判标准、重建诗歌秩序的任务，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一些过去受到贬抑的诗人、诗歌流派、诗学理论得到了重新认识。

　　在最初的历史重述中，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建构成为了诗歌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一方面见诸于大量的现代主义诗人的个案及群体研究，也见诸于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更具整合性的史论性著作中。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德厚、张福贵、章亚昕合著《中国现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就是这时期的一批成果。这些史论性著述和其他大量的个案、群体研究一起，彻底改变了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对新诗历史的主流叙述，也为当代诗歌关于朦胧诗、第三代及90年代诗歌的历史谱系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的依据。

　　80年代以前的30年，政治论诗学话语统治下的诗歌史，在主流一逆流、革命一反革命、民主主义一社会主义等简单二元对立叙述中，建立了一套新诗历史话语。从80年代开始，这种历史被逐渐颠倒过来了。正如郑敏先生所言：“自从30年代40年代我们就逐步形成一条进步诗歌与不进步诗歌的判断标准。这条分水岭在50年代以后取得了合格证，它从非文学、非诗歌的立场出发，将我们的诗歌江山一切两半，将其中的一半捧上了天，另一半则打入了地，加以活埋。”80年代以后，曾经被打入地下、被活埋的那一半——主要是觋代主义诗歌，被重新发掘，重新评价，在今天谈新诗历史，初期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中国新诗”派或“九叶派”等，已经成了新诗历史系谱的中心节点，并自然延伸到80年代初走上历史前台的朦胧诗及其后的“第三代”、90年代诗歌。

　　这种颠覆性的历史叙述在揭示长期被遮蔽的诗歌历史、恢复历史真相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也会形成新的遮蔽。钱理群曾反思道：“原先被称为‘支流’与‘逆流’的‘不革命’(‘反革命’)的文学，例如作家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被称为‘现代主义’的作品，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偏于闲适、幽默风格的作品，等等，又被置于主导(类似于‘主流’)的地位；而‘革命文学’则似乎被90年代的中国年轻一代读者所遗忘，连它们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受到了怀疑，‘革命’(与激进主义)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成了‘专制’的同义语……从表面上看，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其内在的理路却根本没有变：依然是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思维模式，仍旧是一方压抑另一方的等级叙述。”因此，从诗歌史本身的要求看，对过去为政治意识形态所推崇的诗歌及诗人，在祛除意识形态魔障之后，如何不是简单否定、忽视或排斥，而是从诗歌美学本体角度去重新认识，是一个有待开展的课题，而仅仅以现代主义诗歌作为诗歌史中心的叙述方式也值得进一步反思。

　　二、世纪之交：诗歌史写作的多向展开

　　世纪之交，大量诗歌史专著相继出现。断代史有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沈用大《中国新诗史(1918－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着重于诗歌艺术流变的有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1917－19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除此之外，地域诗歌史和细节一见证式的诗歌史也开始出现：如，吕进主编《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重庆出版社2004年)、诗人钟鸣的《旁观者》(海南出版社1998年)、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刘禾主编《持灯的使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杨黎《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注重局部性、细节性甚至现场性的诗歌史的出现，为时间性的历史写作注入了空间的因素，必将深刻改变当前诗歌史叙述的格局。

　　在具有总体意味的新诗史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有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下称“洪著新诗史”)和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下称“程著诗歌史”)，我们重点分析一下。

　　洪著新诗史初版和修订版中大陆部分的变化，是一个透视八、九十年代诗歌研究对诗歌史写作影响的典型例证。“修订本的基本架构，章节的大体安排，叙述的展开方式，与原来的没有很大不同。但是改动、修订的幅度却较大。有的甚至是重写(特别是中国大陆诗歌部分)。……修订过程中，特别是中国大陆诗歌部分，我们从许多诗歌批评家、诗歌史家的论著中受益。”改动、修订最明显最直观的是建国后30年间诗歌史在书中所占的篇幅。在初版中，前30年有整整231个页码，约占大陆部分一半，而到修订版则被压缩到仅有111个页码，尽占大陆部分的三分之一。这其中除内容上增加了90年代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诗歌研究对前30年(实际上是主要是“十七年”诗歌)的评价有了显著的变化。洪子诚在初版已经明确指出“文革”十年新诗遭受的挫折与“十七年”诗歌的种种弊端有关，但囿于当时的主流叙述，还是为许多诗歌现象与诗人留下了相当的篇幅，到修订版则对“十七年”进行大刀阔斧的简化与删减。例如，在走进“当代”的解放区诗人部分，修订版只极简略地专门介绍了李季、阮章竞、张志民、闻捷、蔡其矫五人，初版中的徐迟、方纪、邹荻帆、严辰，除徐迟移至“老诗人”部分外，其他人皆不再论及；对郭小川和贺敬之，初版中两人分别有近12和9页的篇幅，到修订版则被压缩到分别仅有2和1页。这些最直观的变动不仅和作者诗学观念的变化有关，也有多方面的外部因素。

　　80年代初，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看，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已为评价“十七年”文学定了基调：“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在80年代中期以后，“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虽已提出，但在评价“十七年”文学时，仍有一大部分人在一种时间神话和文学进化论观念下，把当代诗歌作为具有进步意义的、与建国前诗歌相比具有“质的变化”的新阶段。“所谓现代诗歌，即‘五四’以来的新诗，在建国以前和以后又分为两个阶段：建国以前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以后是社会主义，二者是相通的，却又有质的变化。”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歌史叙述的压力。因此，在80年代初开始写作新诗史时，尽管洪子诚已经意识到“文革”诗歌实际上就是“十七年”诗歌种种弊端的集中爆发，但在初版中也只能用一种看似开放实则评判尺度不一的方式分别评述前30年和80年代诗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对长达四十年的中国当代诗歌进行评述时，我们坚持的是承认有各种不同的诗，各种不同的艺术追求，承认不同的美学风格各有其价值的信念。”实际上，这一信念并不那么坚定，在初版后记里，洪子诚喟叹自己处于“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冲突中”和“一种尴尬的‘过渡’地带”，把握当代诗歌状况时存在着“夹生”现象，这种喟叹正是其进行诗歌史写作时切身感受的个人诗学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强烈冲突。

　　到世纪末，80年代的那种意识形态压力已经显著减轻，诗歌研究的进展使得作者可以更多地从美学角度深入思考当代诗歌50年间的整体演化状况。对作者来说，这时主要面对的难题就不是必须屈从过去“传统”的压力，而是在已经形成的“现代”观念下，“写作者的评述，和对自身的诗艺把握能力的反省”和“文学史尺度’与‘文学尺度’经常发生的龃龉、冲突”。因为从今天的“现代”视角看，无疑“十七年”诗歌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难以从当前的“现代”角度评析，但一些诗歌现象又不能回避。因此，为达到“文学史尺度”与“文学尺度”的平衡，洪子诚采取了这样的处理方式：在叙述前30年诗歌时把重点放在分析走进“当代”的老诗人所面临的艺术处境，对其他共同点比起其个性差异来更为显著的诗人则尽量概括简化，80年代以后就依照目前的主流方式，着重于朦胧诗及其前后源流、“第三代”诗歌中的主要诗歌群体等，对90年代以后则“多提供诗潮和诗人写作状况的资料线索”。这和八九十年代以来诗歌研究的整体趋向基本一致，“现代”或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成为诗歌史叙述的主体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洪著对“十七年”诗歌态度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当代诗歌研究整体趋向的一个缩影。

　　转贴于

　　程著诗歌史在处理前30年诗歌时基本延续了洪著的叙述方式，但在评述八九十年代诗歌时，与洪子诚那种对自己的叙述“缺乏信心”的自省精神，不轻易作臧否的审慎态度不同，他的描述表现出了强烈的倾向性。作为命名、阐释、建构“90年代诗歌”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理论家，在他的八九十年代诗歌谱系中，从“白洋淀诗群”到“今天”派的朦胧诗、“北大诗歌”以及“90年代诗歌”(主要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构成了从源头到发展再到“复杂”与“综合”的基本线索。食指被建构为朦胧诗的先驱，“白洋淀”则是朦胧诗的小小摇篮，到《今天》“造就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派——朦胧诗群”。在他的判断里，从白洋淀走出的不少青年诗人，后来成了现代主义诗潮的中坚力量。较之洪著，朦胧诗时期的其他诗歌活动，如贵州以黄翔、路茫、方家华、哑默等为主要成员的“启蒙社”，则被完全排斥到了诗歌史叙述之外。对80年代中期出现的“第三代”诗歌，程著也给了“他们”与“非非”诗人群少量的篇幅，但又采取了一种有意贬抑和历史化的方式。如说：“于坚的诗，在1985－1989年间处于个人创作的‘鼎盛’状态”，“他的诗作……写于1983年至1984年，但在两三年以后才引起广泛注意，不能不说明当时‘时代气氛’所起到的作用”，“90年代之后，当中国社会的格局和面貌发生急剧变化后，‘非非’诗人虽然希望重整旗鼓，但勉力支持不久，终未能继续下去”。很显然，单就在90年代依然活跃的于坚来说，把他的鼎盛时期认定在80年代，实际上就是把他历史化，并排除到90年代诗歌序列之外。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他对“北大诗歌”的溢美之辞。“在北京的一些大学校园和艺术圈子里，现代诗歌的萌芽仍在顽强地滋长，……这些诗歌的细流到1987年前后，终于冲破坚冰，汇集成一股生气勃勃的新诗潮流”，“这些青年诗人对‘朦胧诗传统’不像南方诗人那样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所以，尽管他们也吸收了现代诗的创作技巧，但在诗的主题和内容上，却显示出吸收古典主义某些审美原则的写作倾向。在以反传统、主张口语化为主流的80年代中期后的中国青年诗坛，这一倾向凸现了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正因为如此，它在后来日渐成熟，逐渐成为90年代诗歌中一个主要的创作倾向”。“海子和他的诗人朋友对永恒价值的执著追求，对精神诗界热烈而坚韧的固守，和他们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诗风，不仅开创了北大新诗的一个新传统，实际也载入了中国新诗的史册。”在这一贬一扬的叙述中，90年代诗歌就完全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天下。

　　更有趣的是程光炜叙述世纪之交诗歌论争时所采取的方式，作为此次争论的积极参与者，他首先把自己和“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置于受害者位置，而把“民间立场”描述为因争夺话语权而对“知识分子写作”横加指责的一方，似乎“知识分子写作”一方是被迫应战的，而闭口不提他在《岁月的遗照——90年代诗歌》导言中把“知识分子写作”建构为90年代诗歌的“秩序”，严重遮蔽90年代其他诗歌写作路向的事实，也没有对自己选择诗歌作品时所秉持的价值尺度有任何反思。作为一部“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的诗歌史，这种对历史的遮蔽不仅让人遗憾，而且会严重误导对诗歌史不怎么熟悉的学生对八、九十年代诗歌的认识。对比洪子诚的《新诗史》，其中的褊狭自不待言。

　　与洪子诚和程光炜这种带有总体性整合意味的诗歌史叙述不同，龙泉明和李新宇集中于发掘新诗流变的内在逻辑，蓝棣之和王光明则力图超越线型的历史叙述方式，以具体的诗人或问题作为叙述的基本结构，而沈用大作为一个业余诗歌研究者，则构建了一种与学院派相映成趣的新诗史。这些诗歌史的写作都从不同角度为诗歌史研究作出了可贵探索，但在目前的研究框架内，急于总结诗歌发展的规律在理论整合上的勉强，超越线型历史叙述方式对一些诗歌现象的遗漏等，都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没有重大的理论突破之前，这些整合性的诗歌史总给人削足适履的感觉。同时，诗歌史写作中，距离当下越远，历史就越薄的“减法”法则，可能使大量边缘性的、在当下的主流观念里不具备诗歌史价值的写作实践完全湮没在历史中，而这些被湮没的，很可能有着今天还未能充分认识到的价值，因此，就需要其他具有“加法”性的诗歌史写作来补充这些“减法”中的空白，并最终修正当下叙述中可能存在的种种偏颇。这些“加法”和修正就是上文特别提到过的现在已经出现的集中于局部地域或某个诗歌群体的细节一见证式的诗歌史。

　　三、局部的再掘进：地域、细节一见证式诗歌史的价值

　　首先要提到的是地域诗歌史的写作。在中国，地域文学始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而在过去的文学史叙述中，地域问题只是隐隐约约存在于中国这一整体框架的叙述中。新诗诞生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曲折和其自身合法性的某种缺失，使得对新诗历史进行整体的较为明确可辨的把握，成为诗歌研究的持续性冲动和焦虑，因而，在相当长时期，诗歌写作及其历史的地域问题并未凸现出来。但是，当种种诗歌史写作的尝试已经进行到一定阶段，难有新的突破时，重新回到诗歌活动的具体场域，集中到某些特定的地域，进行更为深入的微观细察，就成为再次总体把握的一个前提。在这方面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是吕进先生主编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

　　地域诗歌史的写作有其基本的条件：第一，特定地域的诗歌活动具有相对明显的特色并在时间跨度上具备书写历史的基础；第二，此地域的诗歌写作有实质性的成绩，有代表性的诗人或诗歌群体；第三，有对此地域诗歌相当熟悉并进行持续关注的诗歌史家。从这几个基本条件看，重庆这个西南重镇全都具备。从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分布看，巴渝、中原、湘楚、吴越、南粤、西北、东北等就各具特色。就20世纪诗歌发展看，重庆与中国其他地域也有明显差别，如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与延安根据地、沦陷区诗歌的不同，新时期时李钢、傅天琳等就与朦胧诗人的不同。从诗人和诗人群体看，“巴渝大地哺育了吴芳吉、邓均吾、何其芳、方敬、杨吉甫、梁上泉、沙鸥、傅天琳、李钢这样的著名诗人”。从理论批评力量看，以吕进为代表的老一代诗歌评论家和“陈本益、周晓风、蒋登科、毛翰、李怡、王毅等一批中青年诗歌评论家的出现”，“显示了重庆新诗评论的发展实力和发展前景”，而“1986年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重庆的新诗评论也成了新时期中国诗坛的重镇。

　　地域诗歌史的价值在于，除丰富、补充一般性诗歌史所涉及到的诗人、诗歌事件外，使那些在整体性的诗歌史著作中被排斥、忽略的诗人、诗歌事件、活动、刊物得以浮出地表，而这些人与事、诗与刊物“在新诗发展中是有其地位与价值的，有的是作为铺垫而存在，其艺术探索的某些方面可以为新诗发展提供启发；有的是因为研究者的遮蔽而被忽略的”。这必将改变惯常的诗歌史叙述框架，尤其对中国八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史写作集中于建构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缺陷和偏差，是一种有益的矫正。可以预见，在一段时间内，地域诗歌史的研究和写作将成为新诗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见证一细节式的诗歌史，主要集中关注当代诗歌的某个阶段、诗群，而著者或编者大多是诗人，他们或以亲历者身份讲述一代人的阅读史、生长史和诗歌写作史，如钟鸣的《旁观者》、杨黎的《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柏桦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或以编者身份收集各种回忆录、访谈、图片、手稿、信件等来建构一种另类、边缘的诗歌史，如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从文体角度看，由诗人自己写作的诗歌史可以看作是随笔、评论、访谈、个人回忆录、书信、手稿、照片等多种文体的结合，例如钟鸣的《旁观者》就是一种让人惊叹的文体实验；《圣殿》和《使者》从一般文学史的叙述体例看，只能算资料集，如廖亦武自己也承认《圣殿》的资料性质，指出它只是“一本由图片、手稿、信件、刊物、编目、便条组成的资料集”。但无论是诗人自述还是资料汇编，这些著作实际上都有强烈的诗歌史意图。钟鸣以“旁观者”身份叙述一代人——包括从“今天”派到第三代以及90年代诗人的生活、阅读、写作历史；杨黎从亲历者角度叙述自己所知道的第三代人的写作与生活，按于坚的说法是许多大学教授都做不到的“第三代”诗歌史；而相对于朦胧诗论争中的“崛起”派(他们倾向于使用“朦胧诗”这一说法并把它和初期象征主义、40年代的九叶派以及国外影响相联系而忽视了“今天”派的具体现实处境)，柏桦对“今天派”的叙述集中在这些诗人身处的具体语境——文化大革命或毛泽东时代，并对“今天”派和第三代的关系做了更为客观的阐述。《圣殿》和《使者》这两部资料性著作，从策划到编者对编纂意图的说明以及资料的选择编排上，都服从于编者与资料作者所“共谋”的某种历史叙述逻辑，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新诗史料集。《圣殿》所要建构的，是为朦胧诗论争所掩盖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史，通过当事人的回忆、说明吸采访，一点点恢复历史的细节。《使者》中的一些资料虽与《圣殿》有重复交叉，但作者有意识地把它建构为一种边缘性的诗歌史，不是为正统的诗歌史提供资料和文献，而是“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史一贯的前提和假设”。

　　外国现代诗歌篇7

　　本文认为，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文章对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具体表现，总体特征，历史意义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阐释。

　　【关键词】 近代诗歌;传统;现代;转型

　　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诗歌由使用典雅的文言，有着严格格律形式规范和传统美学规则要求的古典诗歌，逐步转变为初步采用白话，不重格律，形式自由，有着新的审美追求的现代新诗。在这场转变中，像体育运动的接力赛跑一样，中国诗歌通过具有革新精神的爱国诗派、维新诗派、革命诗派和前“五四”白话诗人一棒接一棒的不懈努力，终于胜利地把“棒”交到了“五四”新诗人手中，艰难地完成了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历程。与此同时，以“实用”为本质的太平人国诗人和以“宗古”为特征的宋诗派一一同光体，也曾为中国诗歌的重现生机作过一些尝试，但他们由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采用了不正确的革新方法，最终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只是和其间活动着的以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为代表的“守旧”诗派一样，从反而为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提供了经验教训。

　　一、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实然加速，特别是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引起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危机，暴露出了它那令人吃惊的空虚、衰疲和落后的木质，而且还从根本上冲击、动摇了长期以来国人心目中赫赫天朝上国的“中国”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从“大气候”还是从“小气候”来看，对于中国人都是压抑的、窒息的和异常痛苦的。然而，没有哪一次压人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随着欧风美雨的袭来，也促使了不少志士仁人的觉配，使他们纷纷走上了自强、拼搏之路。而当时的志士仁人大多还兼具诗人的身份，是在生活与诗间生存着的人，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2），因此，在时代促使不少志士仁人在政治、思想、实践等领域荜路襤缕，身体力行，开拓前进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诗歌带来了新的变化。

　　中国近代生活的骤变，为诗人的自我成长和诗歌创作提供了最起码的前提和动力，使诗人与社会生活之间有了一种深层的依存关系，促成诗人们去创造性地将外在生活与内心生活结合起来，从而将其提升为艺术生活。其具体表现为:其一，改变了当时诗人们对诗歌功能的看法，使他们开始用诗歌表达真情实感和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其一，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使其出现了富有近代意义的爱国反帝性质和个性解放的意识以及介绍新知新学的内容;其三，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或质朴自然的新诗风。

　　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把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唤起民族诗歌的生命力相结合，以挣脱封建诗歌的桎楛，从而转变为现代诗歌的过程。

　　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贯穿着一条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规律，即水平较高的先进文化总是更多地影响水平较低的落后文化。这一规律也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时至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已远远地落后与世界发达的资木主义国家。在这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不仅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而且也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先进文化的输入，给中国“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开始“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多少是变化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趋向”【3】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封建’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4】具体地说，它一方面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阔了眼界，使他们再一次从传统儒家文化的迷梦和复古主义的氛围中惊醒过来，逐渐改变了他们那种固步自封、夜郎自人的心理，开始了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使在中国封建经济母体中滋生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可资借鉴的范型，促进了其发展，由此促生了一种与封建文化有异，与“五四”文化相通的“新”文化。西方文化的输入既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取向，也给中国古老的文化殿堂吹进了清新的气息，引起了其质变的开始。泰纳说:“有时出现一种新哲学、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而思想在既已更新之后，于是人类的一切行动也就慢慢地都起了变化。”这此变化也引起了中国诗歌的变化，它唤起了中国民族诗歌的生命力，使中国诗歌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即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诗歌变革的参照系和可供吸纳的养分，同时它也使中国诗歌开始带上了近代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与政治追求(救亡图存)紧密结合，提倡民主，崇尚科学等等。

　　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启动，也受到了明末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早期的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具有着人文主义因素的。汉代以后，随着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取得和逐渐强化，儒家的伦理观念遂超出了一般个人道德上的规范，而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言行准则。宋明理学盛行之后，这种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逃于天地之间”【5】，“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6】而且提出“夫所以害吾人者何也?欲也。……欲去，则心自有矣”【7】，公开宣称人的个性和欲望是罪恶的渊薮。这种完全抹杀个人权利、价值和人格的极端主张，使中国人完个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驯良的奴仆和工具。至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对于后儒戕害人性的理论，晚明一些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以人文主义为武器，对其予以了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幼弱，市民阶层发育的不成熟，封建统治及文化势力的反攻倒算，再加上明清之交的社会大动乱，使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势头没有长久保持下-去，待到李贽等人被迫害致死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便逐渐平息，但这股思潮却作为一股暗流延续了下来。

　　“实学”一词，最初是被两宋理学家用来批评佛老虚空出世，标榜儒家的天理人伦观念的。但理学家好谈性理，不重实用，于是明清人又用“实行”来反对理学的空疏，倡导实事实力，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内容颇为庞杂的“实学”思潮。它包括如下一此内容: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以杨慎、陈第、焦竑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对“实证”的重视，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科学家对脚踏实地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看重，以丘浚、张居正为代表的政治改革家对“明体适用”、“义利双行”的强调。这一思潮到明末清初以张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清大家出现之后达到了最高峰，他们对其先辈的思想作了整理补充，使其具有了反思、批判、重实际的内涵，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康熙中期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实学”便蜕变为考据之学，此思潮也由此趋于沉寂。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都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就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就出现了以祝允明、唐寅等为代表的吴中才子，他们以疏狂拓落的文风，显示出对传统礼教与审美规范的冲击。以后又出现公安派“三袁”，他们以“主性灵”、“求新变”为宗旨，对于明初以来笼罩于文坛的拟古之风给予迎头痛击。就“实学”思潮的影响看，它的出现不仅使当时的文学多了一种直面人生、关注时政的现实主义内容，而且还使其多了一种敢于揭示阶级矛盾的批判斗争精神。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固有社会结构的动摇，以及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空谈性理的宋学和专事考据的汉学生命力的逐渐丧失，长期处于暗流状态的人文主义思潮和遭受冷落的“实学”思潮，又重新显现出来，它们以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也直接带来了诗歌的变化。其最初的表现就是在一部分诗人的诗作中，出现了个性解放意识和肯定主体能动性的内容，出现了为救国救民而探讨各种实际社会问题、揭示时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致用内容，使诗歌开始突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朝着与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前面三个方面的因素都还只是作为外部动力，间接地促动了中国近代诗歌发展，那么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则作为一种内部原因，自接影响到了近代诗歌的转型。

　　库恩有一种“科学革命”的理论，按照他的说法，某一科学理论在形成发展中必然表现为一种“典范”的形式，它能成为该学科的常态情形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而当这种“典范”由于新问题的不断提出而难以按常规加以解决或容纳新的因素时，便出了“危机”，科学革命的时代便因此来临。其表现为旧“典范”和旧“楷模”的崩溃，以及新“典范”和新“楷模”的诞生【8】。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也与库恩所说的“理论”更新一样，经过几千年超稳定的发展和历史的积淀，到鸦片战争前夕，已发展到了一种“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极致，成为了一种“典范”与“楷模”，若想再按传统的范式继续推进已几乎不可能。因此，“求新意识便作为一种新的传统开始透露出来”，一种打破原有的规范，另辟蹊径，建立新的诗歌秩序的革新要求便不可避免地从诗歌内部开始产生。于是，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也就因此获得了动力。

　　在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刻，中国诗歌终于在时代生活、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和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启动了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车轮，开始了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具体表现

　　一般说来，诗歌这个特殊的艺术类型是由诗人的诗学观、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这三个因素所组成的，因此，所谓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实就是近代诗歌中这三个因素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首先体现在诗学观的转换上。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释、道三家一直是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但在这三者中，“道家道教不如佛家佛学，佛家佛学又不如儒家儒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卜，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以儒家礼教为中心的“载道”诗学观，它认为诗歌是内心思想意志的表达，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事父”、“事君”的。“载道”观虽然也不排斥言情，但这种情却必须受儒家“礼义”的约束，即“发乎情，止乎礼仪”，在“情’与“礼’中达到一种“温柔敦厚”的境界。虽然，在中国诗论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境论”、“格调说”. " 肌理说”等诗学主张，但它们要么是“载道”观的补充，要么与汉儒的腔调无异，要么就带有一层浓厚的程朱理学的光环。很明显，中国诗歌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首先从观念上冲破“载道”观的束缚，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近代的革新诗人正是从这一点上着手突破，并使中国诗学最终实现与现代诗学接轨的。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派打出了以“尊情”为核心的诗学主张，最先撕开了“载道”观的封建性画皮，让“人”和“事”开始与诗歌发生深刻的联系。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维新诗派以“三长具备”、“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诗歌主张，让新的时代内容昂首步入了诗歌神圣的殿堂，开始对“载道”观的核心内容予以置换，使中国诗歌出现了生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诗派进一步发展了维新诗派重视诗歌政治教育功能的观念，使诗歌由传统的“载道”工具，变为了“救国新民”的利器，较为彻底地置换了诗歌为封建礼教封建政治服务的实质内容。与此同时，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王国维，则着手纠正维新诗派以来过分强调诗歌功利性的做法，提出了“超功利”的主张，第一次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载道”观的束缚下彻底解放了出来，恢复了诗歌的本体地位。前“五四”时期，鲁迅在西方文化的启悟下，在个面总结了前人诗歌革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具有开放、发展特征，以人为中心，既重视诗的审美职能，又注重诗歌社会功利的诗学观，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基石。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次体现在表现内容的转换上。爱国反帝和启蒙新民是贯穿中国近代诗歌始终的两大基本内容，这是由中国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一方面因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力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政治斗争始终是这一时期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9】;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近代思想史的视野下，可以察知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同步进境关系显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现象”，而“在理性主义旗帜指导下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其侧重点乃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革命”和“以唤醒人的觉悟为其核心的革命”【10】。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揭露并推翻封建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介绍西方新知新学，输入西方民主思想，培养国民“人”的意识就成为了近代诗歌的核心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变化，这两大内容的内涵与特质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和递变过程中。就反帝爱国而论，爱国主义是任何国家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剂和驱动力，是国之魂、民族之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一直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主动力，但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讴歌汉民族抵御四周少数民族的侵略为主要内容的，它既爱国又爱民族也爱君王和封建朝廷，带有相当的狭隘性。进入近代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它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⑩，由此使近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爱国诗派的笔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齐心反帝的热潮.并开始出现反清倾向，忠君意识也有所淡化。在维新诗派的笔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涨，形成变法自强的社会主潮，反对列强瓜分的热情也日益强烈，反清意识增浓，但同时也还带有一定的保皇观念。在革命诗派的笔下，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但反帝意识有所减弱。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反帝爱国内容被深刻内敛，表现出了在更深层次上的向“思想启蒙”的趋同。至此，具有“现性精神”的爱国反帝内容已基本形成。就启蒙新民而论，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人的意识表现的主要特征是重集团轻个人，强调个人对集团秩序的和谐的遵守与维护。“修身、齐家、治国、平人下”就是其对社会成员的标准规范。在如此牢固观念的约束和钳制中，中国人失去了作为“人”的一切特性。随着近代的到来，西方自由、民主、个性主义思潮的输入，以及晚明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复苏，开始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人”的观念，把人从封建传统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当时代把培养救亡图存的重担压在近代诗人肩上时，也使他们的诗作相应地有了一种崭新的启蒙新民内容。在爱国诗人的笔下，表现出一种反叛传统的精神指向，尤其是对封建专制压抑人才、压抑个性的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使顽固的封建专制堡垒裂开了一道缝隙。在维新诗派的笔卜，不仅出现了大量:对西方新知新物的介绍，而且还出现了比较自觉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以及对独立、自强精神的倡导，在他们的诗作中，个性在萌芽，新知在增长，民权在渐立。在革命诗派的笔下，不仅加人了对西方新知新学与民主制度、民主思想输入的力度，而且其锋芒也自接对准了封建君权与封建专制统治。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爱国反帝的内容与启蒙新民的内容则相融相会，成了一种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新的时代内容，这一内容的出现，自接促成了“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出现。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再次体现在艺术特征的转换上。在语言上，正如艾青所说，“新的词汇，.新的语言，产生在诗人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的时候”【12】。近代诗人对语言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起步的，他们出于对表达具有真情实感新内容的需要，在其诗歌中首先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使其语言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在“欧化”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他们也走“俗化”的道路，大量:采用民间语言入诗，使其语言具有明白、通俗、活泼的特征。到前“五四”时期，在诗人们的笔下，则出现了一种由“新语词”和“俗语”共同组成的现代“白话”。在意象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向是以袭用“原始意象”为主的，其内部结构为“以象含意”和“象意互合”，其组合方式也多为隐!喻式的。在近代诗歌中，由于诗歌语言的变化及其它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取自当下生活或取自西方的“自造意象”，其内部结构变为了“以意驭象”，组合方式也变为转喻式和描摹式。这些新意象的出现，一扫传统“原始意象”的陈腐僵化之气，使中国诗歌意象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审美特征。在形式上，近代诗歌的变化大致走过了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从通过吸收民间诗歌的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较为自由活泼的“杂歌谣体”，到大量:吸收了西方诗歌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十分自由活泼的歌体诗;另一条是改造旧律诗的形式，从爱国诗派对“真情”的表达引起形式的新变化，到维新诗派以新名词新术语入诗，松动律诗形式规则的要求，再到革命诗派创作较为明白自由的政治鼓动诗。这两条道路在前“五四”时期则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