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的悲剧篇范文

　　同学聚会的悲剧篇篇1

　　他猜测：她不是二奶就是小三

　　2011年8月21日下午6点，苏州一家外卖网站的配送员李军将一份套餐送到了白领公寓楼下，这是住在该幢公寓的冯佳妮点的外卖。李军拨通冯佳妮的电话，让其下楼取餐。冯佳妮却说：“师傅，你帮我送上楼吧！”

　　李军一怔：一般情况下，他们给客户送餐都是在楼下等待客户自取，没有时间也没有权限上楼。就在李军不知所措时，保安走上前来说，业主允许他上楼。原来，冯佳妮在接完李军的电话后，又给保安打电话让其放行。

　　敲响了1206室的房门，冯佳妮应声而出，李军眼前一亮：她扎着一个马尾辫，身着白色的连衣裙，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实在是个清纯女子。

　　在冯佳妮付钱的一两分钟，李军的眼睛扫到了她身后的屋内摆设，装修得温馨时尚的小屋令他羡慕极了：多好的房子呀，我恐怕这辈子都住不起吧。

　　李军接过钱后，递给她一张名片：“我叫李军，负责这块区域的外卖，以后你想点餐可以不用上网，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好。”冯佳妮欢喜地接过名片，连声道谢。

　　冯佳妮，1988年5月出生在江苏启东，其父在教育局工作，其母是中学语文教师。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她，从小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她读中学时，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得了三等奖。2006年9月，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苏州大学，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学课余，冯佳妮喜欢上网看小说，她发现许多小说都是边写边更新，而一些好看的小说免费阅读到一半后，需要付费才能阅读。她想：自己何不也在网上写文章呢？既可以锻炼文笔，说不定还可以赚稿酬呢。

　　随后，冯佳妮构思了一部校园爱情小说的框架，并写了1万字的开篇贴到了“起点中文网”上。没想到，开篇很快就引起了读者的追捧。当她贴到7万字时，网站编辑竟主动联系她，表示要与她签约，之后的章节边写边更新，并实行付费阅读，收益五五分成。冯佳妮大喜过望，当即签下了合同。

　　最终，这部校园爱情小说为冯佳妮带来近8万元的收入，也使她迷上了网络文学。

　　2010年7月，冯佳妮大学毕业，几经权衡后，她决定做SOHO一族。

　　2011年3月底，冯佳妮拿出积攒的12万元稿酬，其父母又支援了近40万元，在白领公寓购买了一套45平方米的精装修房。

　　三个月后，冯佳妮与“红袖添香”网站签约，连载时下最流行的穿越小说。这种毫无历史依据的故事，想怎么编就怎么编，让冯佳妮越编越有乐趣，也让读者越看越过瘾。

　　此后一连几天，冯佳妮因赶稿多次给李军打电话点外卖，而李军每次送餐均直接送到她家。一来二去，两人熟稔起来。冯佳妮得知，时年28岁的李军，老家在安徽六安农村。他中专毕业后，辗转多地打工。2010年年初，他来到苏州这家外卖网站工作，而李军见冯佳妮年轻貌美，有钱，又天天闲在家中，竟开始疑心她不是二奶就是小三。

　　她的性爱文字遭偷窥

　　他认定：她是风尘女

　　李军自从疑心冯佳妮的身份后，越发想一探究竟。一次，他趁给冯佳妮送餐时，有意地说了一句：“美女，你的生活可真舒坦哦！”冯佳妮却说：“我呀，看着舒坦，其实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冯佳妮说的是她从事的行业，李军却误会了，越发认定她的身份不堪。

　　2011年11月，冯佳妮的穿越小说连载完结，她分到了近15万元的付费阅读金，日后如还有付费阅读仍会有收益分红。她高兴之余，决定趁热打铁继续写下去。只是穿越文已经过时，冯佳妮只好调整方向，开始写热门的职场小说。可她并没有职场经历，很快就从受人追捧的当红，沦落到读者唾弃的蹩脚作者，为此她痛苦不堪，又转而研究热门的官场商战小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认真准备，2012年4月，冯佳妮转战另一家文学网站，贴出了这部官场小说三分之一的章节，再次走红网络。

　　冯佳妮慢慢发现，读者对小说中人物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非常感兴趣，甚至还有读者直白地表示要看性爱细节。于是，没有任何性爱经历的她，为了赚钱、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只好硬着头皮胡编乱造了一些半遮掩半露骨的性爱细节。冯佳妮没料到，这些细节竟大受读者欢迎，使她的小说迅速蹿到了阅读排行榜榜首。她更没想到，正是这些细节为自己埋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冯佳妮24岁生日那天，她请同学到家里聚会。当李军把外卖送到她家时，同学们都还没到，而她正忙于打扫厨房卫生，便让李军坐一会儿，等她忙完付他钱。

　　李军坐在柔软的沙发上，无意中瞄到冯佳妮的电脑没有关，困扰他许久的疑惑瞬间升起，好奇心迫使他蹑手蹑脚地凑了过去。没想到，电脑上冯佳妮以“我”的口吻，记录着与一个高官之间的性爱经过。李军先是一惊，随即面红耳赤。

　　李军在回去的路上，想明白了冯佳妮的身份。原来，有钱又有闲的她，伪装清纯，实则是高官包养的情妇。李军对冯佳妮不禁有了唾弃之感。

　　数月后，父母为李军物色了一门亲事，女方提出让他中秋节回家提亲。可提亲需要钱啊，他到哪里去弄钱？

　　她露富还衣着性感

　　他失衡：剑走偏锋酿悲剧

　　就在李军愁眉不展时，冯佳妮再次给他打电话点餐——2012年7月13日，冯佳妮下午要参加同学聚会。她事先在网上购买了一条裙子，这天上午刚送到，她顺手将裙子放在桌子上。中午，她刚洗完澡准备穿新裙子时，李军送来了午餐。

　　她毫无设防地开门。见冯佳妮身着一套真丝性感睡衣，李军不禁浑身燥热。他极力保持镇定，而冯佳妮还完全沉浸在“斩获”新裙子的快乐中，“这是我刚从网上买的，不错吧？商场要卖几千元呢，我1800元就搞定了！”

　　听到裙子价格相当于自己大半个月的工资，李军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愣了半天，才结巴着说道：“你可真有钱呀！”冯佳妮回答道：“最近卖得比较好！”冯佳妮是说文章卖得好，李军却误以为她卖身卖得好，差点儿回敬她：“臭不要脸！”

　　一个月后，李军再次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谈及他的亲事。李军一想到离中秋节只有一个多月了，烦躁与郁闷再次袭上心头。

　　8月21日傍晚，李军给冯佳妮送完外卖后出来，想到她一副安逸享受生活的模样，再次愤愤不平：“我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地为人送外卖，还要看人脸色。而这些住高档小区的人，每天舒舒服服地躺在家里，就有人上门服务，这个世界真是不公平！”突然，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冯佳妮那么有钱，我何不找她弄点钱？”李军被这个念头吓出一身冷汗，毕竟这是犯法的行为。

　　李军思来想去后决定，先向冯佳妮开口借钱，视她的态度再作下一步打算。

　　2012年9月4日中午，李军给冯佳妮送餐时，吞吞吐吐地道出了借钱之意。冯佳妮说：“我一个女孩子家哪有钱借给你！”李军不相信：“你问你男人要点钱，帮帮我吧！我给你打欠条！”冯佳妮欲哭无泪：“我哪有什么男人啊！”李军认为冯佳妮装清纯耍他，便脱口而出：“你不是二奶吗？”冯佳妮以为听错了，半天没回过神来。李军见冯佳妮无动于衷，便鄙夷地说道，“你有钱又有闲，不是二奶是什么？”冯佳妮这次听得真切，她气得将手中的水杯往李军面前一扔，李军躲闪不及，被泼了一身的水。

　　冯佳妮的举动，激怒了李军心头的魔鬼。

　　他迅速扑上来，不由分说地将冯佳妮从电脑椅上拽了下来，按倒在地。冯佳妮极力反抗，可弱小的她哪是李军的对手。

　　不一会儿，李军发现冯佳妮的下身竟开始出血。他不明白她为何会出血，但鲜血引起了他内心的恐慌与惧怕。恶向胆边生，他当即决定杀死冯佳妮，再卷款潜逃。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掐死了早已奄奄一息的冯佳妮。而后，他翻箱倒柜，只找到了4000多元钱，便匆匆离去。当晚7点多钟，李军从苏州汽车南站乘坐长途汽车逃回了老家。

　　2012年9月5日，冯佳妮的父母联系不上女儿，只好求助警方。警方上门调查，竟发现她已死亡。根据物业监控，警方将李军抓捕归案。

　　李军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当法医拿出冯佳妮处女膜破裂的鉴定报告时，他才明白真相，不禁懊恼得以头撞墙。

　　事后，据警方调查考证，冯佳妮所写的性爱细节符合故事发展需要；没有淫秽词语出现；整部小说总字数为17万字，而关于性爱的描写不到2000字，因而，冯佳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传播淫秽罪的行为。

　　编后：悲剧的发生，自然不能归结于冯佳妮小说中描写的性爱细节，触发了李军心中的邪念。悲剧其实在冯佳妮让李军进门的那一刻就埋下了伏笔。冯佳妮对陌生的外卖员滥施信任，毫不设防地将自己的性格、情感和生活展露在外卖员面前，无疑是将自己置身于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当对方人生失意、心理失衡，她自然就成了其发泄不满的首要目标。

　　同学聚会的悲剧篇篇2

　　我自呱呱坠地于世，未曾夭亡实为上苍垂爱。一两岁时，国内遭受三年自然灾害，饥饿致死人命者有之，所幸当地盛产红薯，母亲切片晒干，蒸熟咀嚼而哺之。母亲说，那年秋季的一天，因为接连好多天下大雨，我家土屋后墙坍塌，亲人惊呼万状，奶奶大叫：“快抱孙儿出去！”所幸顶梁支柱未倾，家人无伤。母亲抱着我在院中不停地念叨：“孩子别怕，孩子别怕！”稍大之时，我也同家人共餐谷糠野菜充饥；年岁见长，瘦弱多病，七八岁才进“半耕半读”学前班。那年邢台地震波及齐河一带，下午上课，大地突然摇摆，教室屋角塌落，老师带我等同学逃至院内，幸免于难。虽如此，我的少年时代快乐时光还是在校园里。最不快乐的是遭遇“文革”，读到初中毕业就辍学了，时1974年7月。当时，升高中须大队推荐，品学优劣不问。我是团员，学习成绩优异，我的作文多次被老师在全班诵读。我曾理直气壮质询村干部，村支书道：“你上了高中，还不一样回村种地嘛？”那时确无考大学一说，只有工农兵大学，绝非一般农家子弟能够入读的。我初次感到人生挫折，曾一度绝望，接连几天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心中如系坠石。回村务农，我与男劳力们一样劳作，挖沟便挖沟，割麦便割麦，累了就躺在坷垃地上呼呼大睡。当然如推车运肥、挑担粪尿之类的活儿也都干过，从不嫌脏怕累。那时，我已认识到，学东西是最快乐的事，我在学习中找到了生活的情趣。二哥是公社医院医生，我能得到医书翻阅；三哥在县师范读书，带回美术书籍，我便学画为乐。尤其雨天读书画画，深感惬意。我用炭笔和炭精粉画马恩列斯毛的画像，比着小照片给村里的老人画像。哥哥说，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素描训练，画人物素描要对活人写生才行。那时，我也借阅三国、红楼、水浒名著去读，未萌文学之志；倒是能写能画，能演能唱，村人称道。后被大队干部看重，委任我为小队会计，且入了党，以备提拔。然我心不在乡里，总想出去闯荡，于1976年底入伍从军。入伍之前，我还没有坐过火车，更没有见过高山和大海。

　　在海军护卫艇大队新兵连里，我出板报、画雷锋画像，又是少有的党员，下连分配时被大队政治处电影组长选中。当放映员的那些日子，我写标语、画幻灯，更为勤奋好学，尤其在美术及无线电方面费时甚久，能够组装电子管和晶体管收音机，自感颇有成就，以此为乐。后电影组迁至码头俱乐部，我提升为干部；因放映业务熟了，兴趣淡了，转而读文学书籍消遣。当时文学全国正热，王润滋以短篇《卖蟹》而扬名，心生羡慕。其时，我喜欢的是唐诗宋词，常常手不释卷，口中念念有词，后练笔小说，实属跟风。我参加了吉林《春风》杂志社举办的文学函授班，并在教材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小南院的牛二叔》，得到了老师的点评，并得稿费28元；后又参加了山东师大函授学习，系统接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我的习作小说渐多，于是就投稿，多被退回，后得编辑手书意见，如受鼓舞，反复揣测其意。1985年，我将中篇小说处女作《小寒大寒又一年》寄给舰队创作室闵主任，之前他带诗人纪宇来过一回，曾跟他们一块合影留念。他回信说，5月份海军与《昆仑》杂志在旅顺办一笔会，你若参加，稿子可以改好。那时，我已到护卫艇上当指导员，参加笔会多有不便。中队政委不同意，我找政治处主任；政治处主任也不批准，说你是带兵的人，哪能去开这样的大会。我说，我今年还没休探亲假，就算我休假好了。他说，那行，你打报告休假可以。这样，我用我一年一次的探亲假时间，第一次参加了海军的文学笔会。当时我已结了婚，并有了女儿。在笔会上，有人说，宝玉用一年一次的探亲假来参加笔会，这是悲剧。我没想到，我的小说却受到了《昆仑》杂志袁编辑的好评，在1986年《昆仑》第1期头题发表，我的名字与大作家张承志先生的名字排在了一起。参加那次笔会的有黄传会、李云良、闵国库、宋树根等专业作家，也有宋燕燕、周冠宁、于国颖等业余作者。朱秀海也参加了，穿着陆军服装。笔会作品大都发在增刊上，就选了我一篇发在正刊上，约有5万多字。小说发表后，不少战友对我说，读了你的小说，挺感动的，读着读着就流泪了。我当时想，让人流泪就是好小说吗？当时正播放琼瑶的电视剧，多是煽情戏，有不少催人眼泪的东西。我心想：坏了，我可能写成通俗小说了。我从内心里不喜欢这一类小说，所以就放弃写所谓让人感动的作品，想从形式上、思想上下功夫。当时，西方文学大大影响了中国小说，莫言的《红高粱》发表后，模仿各种流派的小说大量涌现，让人目不暇接。我经常读到一些新奇的小说，这使我的创作陷入迷茫。

　　那时，我没有进舰队创作室的打算，深知自己条件尚不具备。我知道，要当一个部队作家，没有部队生活是不行的。我到护卫艇上当指导员就是为补连队生活课。我的护卫艇淘汰退役后，我又要求到海岛观通站当指导员，正好妻子和孩子也可以随军。这样我就在长山岛一带的一个大岛上干了一年半。后出岛在观通大队任副营职干事，一干又是3年。这期间，我只在《水兵文艺》上发过两个小中篇小说《老船》和《岛与潮》。1988年夏天，我带着《岛与潮》参加过《昆仑》在上海松江举办的一个笔会，有赵江、裘山山、李西闵、陈道阔、朱克岩、戴俊、任真等人参加。我的小说写的是一个海岛观通站与上级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孤岛即将沉没或是大潮不断上涨就要被淹没的情况下，全体官兵连同一只狗悲壮赴死的故事。叶编辑不认可，不予发表，正好赶上单位分房，我也就无功而返。后来这篇小说在《水兵文艺》上发表，宋主编还请一位笔名马上风的先生专门写了篇评论《总有些东西是不会沉没的》。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评者是张帆舟欲行先生。当时有人说我的小说观念太超前了些，我自己并不觉得。

　　1991年我考入了军艺文学系第四期大专班。“”之后，小说开始流行新写实。上学期间，我只在《解放军文艺》和《山东文学》发了两个短篇《舵兵》与《灵乡》，还与恩鹏、碧海、许俊文他们写了一本海战的长篇纪实。有一个中篇小说《欢歌》，自以为得意，被一家大刊物三审时退稿，主编先生的审稿意见是：有“卡夫卡”倾向，“恐冯牧先生难以认可”云云。写小说的人就是这样，有时特别激动兴奋，有时特别沮丧而无奈，我想，写小说首先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宠辱不惊”才行。而今回想起来，我在军艺的学习还是很认真的，因为有过失学的痛苦经历，对有些同学不好好听课非常不解，对个别同学挑老师的毛病而愤愤不已。我还抽空自学英语。今年同学聚会，天相同学问我：你还坚持学英语吗？我说，没有坚持下来，但职称考试还是管用了。

　　1993年军艺毕业后，舰队创作室一些老同志没有退，我无法进入创作室，被分配到工程部队干了3年教导员和政工办主任。那时经常加班写材料，有时心里委屈，没想到自己学了多年文学创作，整天搞这些公文。然七八年之后，我写长篇小说《庄重表情》时需要一些公文以示“庄重”，这样写起来就得心应手，这又得益于那时写材料的练笔。我心想，真是上天的安排。

　　1996年，我正式调入舰队创作室当上了专业创作员。从1986年发表第一个中篇小说，到这时正好10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这十年磨的不只是文学之剑，磨的是我的性情，对社会的认识和对生活的感悟和耐心。有人说真正的大学不在校内而在社会，这是有道理的。在创作室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给老首长写回忆录，接下来是写报告文学，写电视专题片，写事迹报告会的发言材料，甚至还写碑文。你是专业作家，领导认为你应该什么都能写。这些东西，我过去从没写过，都是摸索着写，边干边学。不管领导交给什么写作任务，我都认真完成，这不是轻易做到的。我曾经不喜欢写纯歌颂的纪实作品，认为它影响写小说时的心态。后来我读《塞万提斯全集》，发现“塞老”当年也写过歌颂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长诗，后来竟写出了旷世奇作《唐吉诃德》。且部队作家，不能忘了自己是军人，必须以服从为天职。我的报告文学出了一本集子《大舰航迹》，其实远不止那些篇什，出上下册也足够。我的《旅顺往事》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后还被选入中国作协编辑的《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2000》一书。

　　写小说一度成了我的业余创作。因为写“非虚构”作品的任务多，这些任务完成了，我才能忙里偷闲写小说。在我调了副高职称后，硬性的任务少些了，才真正有了些大块的时间写小说。我的小说大多与我在部队的生活经历有关，纯海军题材，不是舰艇，就是海岛，无人关注也很正常，也许是没有写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我做事不喜欢做到极致，喜欢“中庸”一些，恰到好处为上，尽量顺其自然。我认为写小说是极个人的事。记得上军艺时发了一套现代文学丛书，红皮的，好像是吴福辉先生编的，其中有社会剖析派、精神心理派等等，我也说不上喜欢哪一派。我写小说在意更多的是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我创造的那个世界里的人物。作为海军作家不写海军不行，我别无选择。也许我们这一代海军作家可能做的都是铺路石的事，要让人们关注海洋、关注海军、关注海防。要为宣传海军、宣传海洋意识鼓与呼。青岛作协出版《青岛60年文学作品选》，选了我一个长篇，我想不是我的作品写得多么好，而是有其独特性，作为沿海城市的文学选集不能少了海洋和海军题材的作品。搞文学就是这样，别人没有的东西，你有了，你就可能占有一席之地。

　　有军艺同学说我够“幸运的”，这我认同。“自家肚子自家知，何须频频问传儿。”生活中人人都会遇到艰难的事，但只要你有耐心，认真做事，不断克服困难，就会遇到一些“幸运”的事。搞文学如走人生路，它是马拉松，不是短跑冲刺，靠投机取巧是不行的。白纸黑字在那儿摆着呢，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你如何藏拙？在人生的旅途上，龟有龟道，蛇有蛇道，但我坚持一条：走正道。即使绕道远行也不怕。尽量靠自身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一个个梦想，这样得来的成就即使看起来不大，自己也深感欣慰，问心无愧。记得刚上军艺时，黄主任让同学们在一张白布上写一段话，我写的是“回头是岸不上岸，愿在苦海中挣扎”。现在看，这句话可以聊以自嘲了。我是这样写的，也算是这样做的。我带着妻子女儿从家乡搬到了海岛，从海岛搬到蓬莱，又从山东半岛北边搬到山东半岛南岸，7次搬家，总算在青岛定居，有了自己安静的书房；不知不觉竟到了“奔六”的年纪，真如书圣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所言“情随事迁，感慨系之”，对文学，我没有大作家的志向，做一辈子穿军装的文人足矣。

　　同学聚会的悲剧篇篇3

　　正月初三吃完早饭，一家人围在火炉边寒暄，年近花甲的母亲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今年，别的我们不指望你什么，找个合适的人，只要不是寡妇就可以了，眼光不要太高了，你看人家这沟里十几岁的孩子，媳妇都有了，你看看你……”

　　易光斌生于1984年，和我同岁，两家属同一个镇，彼此的村子隔了二三十里山路。不过按照老家的习惯，生日一般按阴历计算，他生于腊月二十三，这样，在父老乡亲们眼里，他便是1983年生人，早我一年迈入而立之年。

　　三十难立

　　先成家后立业的“唠叨”，他已整整听了10年。母亲当初说这话时，长他3岁的哥哥也是形影单只的。如今说这话时，他那对4岁多的双胞胎侄子，正在大门外嬉笑着放花炮。

　　“只是，始终，我做不到，至少10年来我做不到。”易光斌差不多是一字一顿地告诉我。母亲说，村里小他12岁的孩子都开始谈婚论嫁了。“我还来得及吗？”他不无担忧地悄悄问自己，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整个晚上辗转反侧。

　　正月初八下午，我们坐在他在市区租的房子里，一起等待晚上的同学聚会。房子的租金每月400元，里面几乎没什么家电。

　　这是这10年来我们第4次见面。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他说，听到母亲的话，自己当时如坐针毡，抬不起头来。今年春节，他第一次没到亲友邻居家串门拜年。

　　“我还是想找个可心的女子。”他抬起头说，表情很认真，只是脸颊微微泛红。

　　正月初五，易光斌便从家里匆匆“逃离”，回到市内，在这个城市，他已经整整奋斗了8年零8个月。

　　但他从来没有哪一个生日，像刚过的腊月二十三这个生日这样失落和伤感。这一天，他过完29岁的生日，意味着进入了人生的第30个年头。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没有女人，几乎一无所有”。

　　甚至在生日的79天前，他还被软禁在湖南益阳的一个小院里，那是一个传销窝点。凭着自己的巧言善辩和机智，他幸运地逃了出来。2013年10月31日7时15分，当走出家乡火车站时，他身上还剩下200多块钱，他情不自禁想起了十几天前离开家乡，朋友们在KTV为自己饯行时，一位长者的话：“三十而立，你立了什么？”

　　之所以会被骗到益阳，是因为他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两年前的计划破产。

　　其实早在2010年8月，这个网名为“瘦马书生”的人，就已为自己的而立之年做了谋划，并将其命名为“3050计划”。

　　无奈时过两年，眼看30岁时持有50万元资产的梦想即将落空。恰好一位熟人从湖南打来电话，邀请易光斌南下长沙开办装饰材料公司。

　　为了实现“计划”中“于而立之年，仗剑扶风，立皓月之上；纤手在扣，温玉在怀；郎情妾意，眉目传情……”的愿景，他毅然从所在的汽车饰品公司辞职，前往湖南创业。

　　最终，他发现所谓创业不仅是一个谎言，自己还陷入了传销窝点。在他眼里，这趟短暂的往返奔波，“损失的不是什么物质，而是精神”，“3050计划”的实现，无疑变得更为遥远了。而腊月二十三之后，一天更比一天难熬，对他来说，每过一天，离30岁就更近了。

　　十年青春，如何与人说同

　　一天天逼近的，还有正月初八我们中学同学的聚会。

　　从小学六年级起，我们同窗7年。他家与我姑姑家是邻居，小时候，他因为顽皮好动，被人戏称为“孙悟空”，我们常在一起光着屁股洗澡摸鱼。

　　聚会的想法始于两年之前国庆期间，那时易光斌的“3050计划”刚出炉不久。在高中校友的QQ群里，当年常考年级第一的W君随口提议，“明年是毕业10周年，大家组织一下，回母校看看吧？”

　　风云人物在老家大旗一挥，遍布于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应者自然云集。作为当年年级里的几名班长之一，我当然积极响应。身在老家的易光斌，则自始至终在群里保持沉默，只是在网上碰到我时，私下发来QQ信息：“你参加我就参加。”

　　聚会原定正月初八晚上6点开始，由于不少同学是个体老板，这天是个吉利日子，大多忙于开业，然后才能驱车前来。一直等到8点，答应来的人才基本到齐。

　　“要不不等了，我们先开始？”期间，易光斌多次问我。

　　“还是等等吧，都10年没见了。”我说。

　　尽管他们都在市里，易光斌与他们见面并不多，平时也很少联系。偶有聚会，同学们都以“才子”称他时，他则淡淡一笑，拿起酒杯与人干掉，然后默不作声地自斟自酌。

　　他这10年走过的路，大家知道的并不多。偶尔在网上问起其他同学，也多以“听说他毕业后挺不顺的”一句话带过。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10年前的那次见面时，他正处于人生命运的转折时期。

　　2004年春节前的一个中午，我路过县医院大门。突然，一个人跑过来说：“我休学了。”

　　我愣了一下，发现是他。他上身的灰西服有些皱，脚上的旧回力鞋带着些泥痕。手则是我熟悉的那双冻得红肿的手，一只手捂着胸脯，另一只手提着几付中药。

　　他告诉我，大学入学的例行体检结果显示，他的身体出了意外，校方要求：“休学，治病。”他正在县医院住院。

　　我们匆匆告别过后，再次见面，已是2005年的夏天。

　　见面之前，我已听闻他退学的消息，当时有些愕然。但很快我便为自己的事情心烦意乱。那个学期，我不愿继续学习环境工程专业，拿着刊有自己高考满分作文的报纸和书，找到副校长，要求转到中文或新闻专业。当然，最终未能如愿。

　　在市政府文化广场前，他一只手拿着书，一只手推着车，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

　　“等再过几年，就算上完大专，也还是文盲。”我还没问，他便赶紧跟我解释他退学的道理，然后反过来安慰失魂落魄的我：“能在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重点大学感受人文氛围就行了，没必要转系。”

　　他自己的情况，始终没有多提。我只是听熟人说，这两年他活得不容易。

　　第三次见面，是在7年之后的2012年春节，我刚刚从清华研究生毕业。

　　与他一同前来的，是一个文静漂亮的女孩。他请我到市中心一家小店吃了顿便饭，花了48元，并第一次给了我他的名片。言谈之间，得知他在朋友的公司帮忙做汽车饰品生意，但情况并不太如意。

　　“是你女朋友吗？”女孩走后，我低声问他。

　　“现在不是。”他说，然后脸唰地红了。

　　我们沿着马路走，他一直送我到了很远的车站。临上车前他问我：“‘十一’的毕业10年聚会你参加吗？”

　　“到时候看吧，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说。

　　“你参加我就参加。”他还是QQ上的那句话。

　　我们的第4次见面，便是这个春节，从正月初七的下午开始，一直到正月初九的凌晨两点结束。这也是近30年来，我们见面时间最长的一次。

　　他进入而立之年以前的人生画卷，也第一次由他主动在我面前彻底打开。记忆的画面，也再次被他拉回10年之前。

　　那年他在县医院住院3个月后，借来的1万多元已花完。2004年8月复查，一切如旧，他再到亲戚家借钱进城抓药，得到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8月30日那天，他一眼瞟到了木匠父亲手上那三根还剩半截的手指，转身看到写字台上的药已所剩无几，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父母已去干农活儿，易光斌锁上家门后，一直不敢回头，他脑子里只有两个想法：退学、要钱。但客车冲过村口时，他还是扭头朝家的方向，看了看自己生活了近20年的山村。

　　可踏进学校大门的那一刻，他犹豫了。他想起了“希望永远在未来，我希望，所以我相信”这句话，这是他在大学开学第一篇作文里写的，文章被教授当作范文在大教室里宣读。

　　这天晚上，他去听了最后一堂课，老师讲的是宋词。

　　教师节那天，他办完退学手续，成为“学校第一个自愿选择退学的人”。拿着学校退的1953块钱，他直接去中医院，找到一位老教授开了一个药方，抓了一大包药。然后，他跑到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中华诗词经典》。

　　回家不久，右膝的伤病殃及左腿，他便买回中医针灸书籍及针具，自己练习刺穴，止痛活血。“腿部穴道几乎刺遍，最开始的时候，针一刺即弯。”

　　那时，家里的一头小母猪被劁（给牲畜做绝育手术）死了，父母非常伤心。“一头猪死了，其价值不过200元而已，他们都这么伤心；如果我死了，他们能承受么？不，我要好好活下去，直到他们故去。”他在日记里写道，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可现实是，又去了一趟镇上的药店，再去书店买了余秋雨、梁漱溟和季羡林等人的书后，退学时的1953块钱，只剩下93块。

　　2005年4月的一天，他沿着公路骑行70公里，在天黑前到了市区。他无处可去，只好骑着车在大街上游荡。

　　后来，他在市军分区大院的一张石椅上，不知不觉躺着睡着了。两个年轻士兵推醒了他。在说明情况后，他被士兵安置在值班室的床上。

　　他陆续找到几份推销员的工作，都由于买不起呼机，销售业绩上不去，不得不放弃。

　　在邻居的帮助下，他找到一份工作，夜间为酒店看守小院，每月工资300元。酒店老板建议他值白班，这样可多挣150元。

　　但他拒绝了。他有他的考虑，白天在外面做些推销业务；夜间回到酒店值班，则可以看书，看看棋谱，继续用针刺自己的腿部穴位。

　　“做保安只是暂时的无奈选择，我害怕被那种日子消磨掉自身残存的锐气。我需要时间读书看报，我需要时间治疗自己的伤与病，当然还要思考自己的出路。”他在日记里告诫自己，他对自己的而立之年依旧充满期待。

　　经过两年多的自我针灸治疗，他受伤的腿关节终于不再错位，而他也成为一家办公设备销售公司的大客户部业务员。

　　一次，他到一家单位拜访时，工作人员告诉他，领导正在参加MBA培训，但拒绝透露培训地点。于是，他当即买下几份当地的报纸，查找上面的培训广告，找到培训地点，站在门口等领导下课。得知他顶着酷暑的烈日，骑车赶了十几公里的路，领导把他请进自己的宿舍，当场签下了这单业务。

　　“2005年9月，我远离大学。也许，从那以后，我就渐渐幻化成一块拒绝融化的冰了。”他说，“只要觉得未来还有希望，我就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后来，他做过酒水公司的企划人员、广告公司业务员。在因SARS爆发而失业后，他依靠在棋馆下围棋赢得的4000元彩金，勉强维持过完了2009年。

　　失败，像一个漩涡

　　他把每月150元租金的房子退了，搬进每月400元租金的房子里。“人活着，要尽可能有点儿品位。”这是他至今仍坚持的生活哲学。

　　只是24岁生日那天，他还是在日记里感叹：“人都将过于现实地生存，梦想渐渐稀薄，渐渐成为或浓或淡的记忆，渐渐被压在箱底，渐渐被尘土封存。”

　　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不大愿意与同学联系或聚会的原因。他说，那种“现实”的气氛，无形中会令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

　　“可以说，自2004年11月27日至今，我一直在一个叫‘失败’的漩涡里徘徊。”他总结道。那一天，他从刚刚迈进的大学里休学。两天后的晚上，他默默地翻过山路回家。这是他第一次沉默着翻山。从考上初中那天起，每次从镇上放学回家，这个“像小猴子一样活泼”的人，几乎都是一路哼唱着蹦跳着。每当听到屋后山梁上响起欢快的歌声，父母就知道自己的小儿子回来了。

　　走进家门，尽管儿子的反常行为让父母有些意外，但能看到儿子归来，他们脸上仍带着淡淡的微笑。当听到儿子口中说出“我病了，需要休学一年”时，他们的脸色阴了下来。不过，转瞬他们便开始安慰儿子，“病用不了多久就会好的”。在听了儿子的一番解释后，两个朴实的农民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直到现在，我在他们脸上几乎再没有看到过笑容。”易光斌摇了摇头，对我说。

　　他也曾几乎挣脱了那个漩涡。在他将满26岁时，得到一家房地产策划公司老板的赏识，当上了老板的助理。同时，他还为市里商会在市郊区的一个350亩土地项目提供可行性分析报告等前期服务。

　　在市里的一次商界人士聚会上，他被指派代表市里商会发言。“闪光灯下第一次面对2000人发言，并且不少是地产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腿都有点儿发软。”对于近30年人生里这个最为耀眼的瞬间，他用了“刻骨铭心”来形容。现在回忆起来，他脸上还会露出久违的笑容。

　　不久，一场突发事件，在让他赔进去所有积蓄的同时，还让他接到了去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终审判决书的通知。判决书上写着，他和合伙人需要赔付伤者450128元，判决日期是2012年11月20日。

　　2011年2月，意气风发的易光斌和朋友合伙筹建房地产广告公司，他任策划创意部经理，月薪2000元，外加2%期权。不料，一天下午，公司合伙人花十块钱从路边雇来挂广告牌的男子，从高处摔落。

　　出事时，合伙人正外出借发电机，原本不需在场的易光斌，则恰在现场等房主来收房租。他丢下手里的《经济观察报》，把男子抱起来送到医院。身上1200元的房租，全部用来垫付了医药费。

　　一星期过去，他花掉了2.5万多元的积蓄。后来，他留下200元生活费，把剩下的2000多元又全部垫了进去。

　　59岁的男子被确诊为植物人，病人家属将他们告上法院，易光斌成为6个被告之一。庆幸的是，一审判决中，他被判无过错。

　　但他高兴不起来。因为看到法庭上的证词后，易光斌发现，其他人都把事情往他身上推。此前筹钱分担医药费的承诺，合伙人早已绝口不提，“自己的所有积蓄全搭进去了，所谓兄弟情义换来的不过是直接对自己不利的证词”。

　　那个已验了名的房地产广告公司，在出事之后随即搁浅，留给他的，是如今依旧堆在桌角未曾发出过一张的名片。

　　后来，他进了一家汽车饰品公司，这家公司完全根据他的商业计划书组建运营。这是他第一份被实施的商业计划书，但最终他发现，面对公司的窘境，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在消耗完1000万元的资金之后，公司依旧不见起色。

　　2013年10月，他辞职前往长沙，去继续另一份“兄弟情义”。在易光斌看来，邀请他去长沙的人，当年落魄时，“吃在我这里，住在我这里，应该不会骗人”。更何况，他对“3050计划”的难以落实，正满心焦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当年他曾扶持过的“兄弟”，让他从长沙辗转到益阳。当身后小院的大门“咣当”一声被关闭上锁时，他才无奈地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传销骗局。

　　不过，也正是那场突发事件和这场骗局，让他和中学同学有了更多的联系。尤其遭遇官司时，正月初八当晚组织聚会的律师同学，曾给他不少帮助。他正月初五从家里带来了母亲做的黄酒，便叫来律师同学一起喝。聚会上，易光斌更是郑重地敬了他一杯酒。

　　酒过几巡，话题自然扯到感情问题上。

　　“泡到怀里了吗？”有人问他，不像一年前我询问时那般含蓄。

　　“这个好像不是我的风格，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依偎一生的陪伴，仅此而已……”

　　“圣人！”众人哈哈大笑。

　　易光斌则摇头苦笑，不知如何是好。

　　爱情，像一个传说

　　2011年某天，在中学班级的QQ群里，一位新加入的女同学说自己将在武汉举行婚礼。看到那个已经7年杳无音讯的名字，易光斌“心里一颤”，她正是他在高中时喜欢的女孩。

　　看到消息的同学，几乎都踊跃表达了祝福，易光斌则始终沉默，他只是当晚在日志里写道：“她的婚礼上，我送上什么呢？看这窗外淡淡的月光，我想应该是由自己手写的‘百年好合’吧，还有那阕《雨霖铃》。”

　　只不过，他的那阕《雨霖铃》，开篇却是“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淡云……”他常通过改柳永的词，来惦念女孩的姓名。

　　这些年，他很少回家。尽管从市里到镇上，只需20多分钟的车程，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父亲60大寿，一次是去年腊月二十八回家过年。

　　“不是不想回，而是30岁了还一事无成，一回到家感觉有些事情不好面对。”他说，他害怕看到父母无奈的眼神，看到那两张写满沧桑的脸。他知道，在农村，一个男人到了30岁还不结婚，父母将会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压力和心理负担。

　　然而他的父母不知道，他们的小儿子曾在2004年给青梅竹马18年的女孩，写过长达26页的情书，但女孩在2009年嫁到了深圳。女孩出嫁的第二年春节，女孩的母亲把易光斌叫到家中吃饭，拿出女孩抱着孩子的照片，似乎在暗示他，“断了这份相思吧”。

　　一场大醉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也许，在一切美丽的喜剧面前我都只能是一个落寞的看客……也许，作为生在农村又奋斗在城市的我们这些大多数曾经的‘边缘人’，先天都背负着浓浓的悲剧色彩，‘青梅竹马’在更多的时候只能是一种传说，放在自己心底的传说！”

　　他在2007年一见钟情的女孩，则早在2008年去了上海。

　　只有他依旧留在家乡，并且最终他根本没有勇气参加女同学在武汉的婚礼。

　　虽然没能送出那阕《雨霖铃》，但婚礼的消息，却直接刺激了几个月后他的“3050计划”的出台。

　　只是从益阳返回家乡之后，这份“计划”对易光斌来说，多少已快成泡影。

　　这时，在QQ群里，10年聚会的计划，早已被春节期间聚会的计划替代。各种提议和方案，讨论得热火朝天，易光斌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沉默。

　　他告诉我，他心里总回响着2004年时听到的一首歌，歌名叫《不要因为坎坷走向平凡》。他曾拿着词曲，专门找到儿时的伙伴，让其唱给自己听。

　　也是在2004年，他给班里一位被他视作“蓝颜知己”的同乡女孩，写过一封长达18页的信倾诉自己的梦想和苦恼。10年之后的今天，女同学正在北大读研究生，在她看来，“他太理想化了，但他所置身的城市，根本装不下他的那些梦想”。

　　“总想突围，总想找回自己昨天失去的梦。只是现在偶尔会有一点点困惑，不经意间会从心底掠过。”他说，这是他前29年所不曾有过的。他吸了最后一口烟，摁灭烟头，我们起身离开他住的地方，前往聚会的酒店，与一群群刚刚迈过30岁门槛的同学见面。

　　他把自己租的房子称作“住的地方”，从不称作“家”。其实，我很想告诉他，我在北京也是这么称呼的。我还想告诉他，我的亲人一直为我能否在北京“三十而立”而提心吊胆，毕竟，在我爹看来，我虽然清华硕士毕业，但一年的收入“还不如县城里一个搞装修的木匠”，他们的担心，正一年比一年强烈。

　　在酒店等人时，易光斌把电视调到我们童年时经常一起看的电视剧《西游记》，看到电视里孙悟空与群妖大战，他“咯咯”地笑了。

　　同学聚会的悲剧篇篇4

　　【关键词】郑渊洁；成人童话；创作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62-02

　　所谓成人童话，即把一般成人文学所表现的题材用儿童文学的角度去叙述，凡是具有认识教育作用，同时又有审美价值的内容，都可以选作儿童文学的题材，而表现的方式角度自然与成人文学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即是想象与夸张的幻想情节。郑渊洁的成人童话首先在《童话大王》上连载，后分别更名为《皮皮鲁和病菌老大》《皮皮鲁和生化保姆》《皮皮鲁和换头软件》《皮皮鲁和超能智齿（上、下）》《皮皮鲁和金拇指》《皮皮鲁和神秘汽车>，作为童话套装出售。

　　一、以“长”为特点的篇幅结构

　　成人童话，跟以往郑氏童话相比，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篇幅“长”。从创作时间看，从2000年到2002年短短两年间，郑渊洁就写出将近百万字的作品，可见其创作精力的旺盛与高产。有关郑渊洁两年间的高产，杨鹏在《类型化：中国儿童文学的强大之路？》指出，郑渊洁的童话大批量生产是采取了类型化的写作方式，即选定好一个题材――童话，设定好一个模式――荒诞，并且对其文学创作成品的商业利益有十足把握后，才创作出来的类型化文学。单单研究这六部成人童话，都可以发现设定的模式情节：《病菌集中营》的童话设定是人类的生病与痊愈是病菌的登陆与离开造成的；《生化保姆》则是一台能将正常人转化为生化机器人的仪器；《白客》幻想的情节是一个在电脑上给人换头的软件；《智齿》则是一颗帮助人写作的文学智齿；《金拇指》更是只有一个童话产物――能够预测股票运势的拇指指甲，除此再无其他幻想成分；《鬼车》是妻子死后附身汽车的神秘故事。郑氏的成人童话，虽然可以找出“类型化”的影子，但反而成为了郑渊洁的独创，正是有了他对童话题材的先选定，然后再与现实、长篇等因素结合，才诞生出这样一种老少咸宜的文学类型，儿童会为其天马行空的幻想着迷，成人读后也会对作品所描写的现实深思。

　　另一特点是作品开头部分“长”，以《生化保姆》为例，在总共二十六章的故事中，男一号祝置城发明转化仪已是第十一章，而作为主角的“生化保姆”肖慧勤的首次登场，也在第十二章的最后几个字才涉及。第十二章“女一号肖慧勤终于登场”这个喧宾夺主的章名，一个“终于”，足以见读者与作者甚至包括故事人物本身的焦急感。与故事主体相比，前十二章内容只能算作序幕，而拥有占全文三分之一比重的序幕，这在文学创作上恐怕不多见，称得上是一大特点。《金拇指》也是如此，它可以说是郑氏长篇创作的高峰，全文二十六章，却以八章的篇幅叙述了主人公欧阳宁秀一家生活的拮据以及一系列灾难的发生直至走投无路，为欲望的象征一一金拇指的登场做铺垫。在这八章的铺垫中，郑渊洁以客观全息摄影式的方式展示了平民的生存状态，极大提高了小说的真实感和可读性。

　　二、以成年人为主角的角色设定

　　主人公身份的不同。在郑渊洁以往的童话里，主人公多为少年儿童、动物或者被赋予生命的物件，反观这六部长篇，主人公无一不是成年人，即使是《白客》中高考落榜的孔若君，郑渊洁也以18岁的生日突出他成人的身份。这样的主人公设定直接导致了内容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成人现实世界，“郑渊洁将犀利的笔触伸向社会的阴暗角落，同时又以丰富的想象力赋予笔下正面主人公以无穷威力，让他们得以尽情尽性地同邪恶势力作斗争。”以往童话中皮皮鲁可以随心所欲地打败敌人，还有舒克贝塔的究极武器――五角飞碟的出现，可以看出这是郑渊洁“释放”（宣泄）式的创作手法，“当代少年儿童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往往可以再阅读类似童话时得到满足与补偿，他们在生活中郁积的情感，也可以由此得到疏导和释放”，只是随着成年主人公的设定，他们的“敌人”不再是家长老师、大自然破坏者或地球入侵者，取而代之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贪官、杀人犯与心理变态者。郑渊洁依旧赋予主人公无穷威力，这在《病菌集中营》得到了最大体现，在病菌一附身人就得病的情节设定中，主人公痛快淋漓地惩罚了国内的所有贪官，依据贪污程度，分别从轻度的晕厥病菌到最后的脑溢血病菌给予不同惩罚。再看《白客》中金国强这一角色的设定，联系2004年的马加爵，我们会发现惊人地相似，他们的心理都很脆弱，都因小事而耿耿于怀，郑渊洁极其真实地描写了金国强得到换头软件后给其高中老师换头时的心理，“他不完全相信自己只要按下确定键，马老师的头就会变成马头，但他还是拿出10分钟来回忆当年那次马老师羞辱他的场面”，“他不是用鼠标而是用报复心直接点击确定”。在童话中，郑渊洁最后对金国强的惩罚是将他的头换成蟑螂头，而在现实中，马加爵得到的只能是死刑，这便是现实与幻想的反差。

　　在《金拇指》中，在设定欧阳宁秀这个角色时，更涉及了经济学的一些内容，这是一般人难懂的。对现实残酷的描写也到达顶端，朋友死后要求把骨灰盒放在欧阳宁秀房里，让其内疚，亲人入狱，夫妻反目，同学互相陷害争权夺利，最终欧阳宁秀只能靠装疯过日子，结局何等悲凉。郑渊洁的童话虽然“以真为美”，这类情感儿童也可能无法体会，但童话归根结底，还是应该“为挽留、保存、延续我们这个世界的那些深刻、高贵、永恒的精神和价值规范提供某些助益”的，在揭露社会阴暗的同时，还是应该给予儿童们希望，让他们朝气蓬勃地成长。

　　三、从叙事模式上看郑氏成人童话发展

　　成人童话的内容虽然多涉及现实生活和成人世界，但从艺术手法上看，还是以童话的创作方式为主的。从《病菌集中营》和《白客》中看出，整篇按事情发展顺序写成，人物形象鲜明，个性单一，而且对话占了绝大部分，涉及动作和神态描写，极少心理描写。成人可以用很快的速度读完，因为通俗易懂，情节环环相扣，属于单直线发展类型。对于儿童来说，他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读完整部童话，并且其中的拟人体形象（如病菌的拟人化）与超人体形象（如《鬼斧神工》软件）都足以拉近文字与儿童的距离，充分开发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相对的，后来的《金拇指》与《鬼车》的创作方式却往童话的相反方向发展，情节不再单线直线发展，而是多线发展，多角度叙述，变得跌宕起伏。后期童话加入了意识流的手法，心理描写与议论的增多，并且较多地运用了倒叙与插叙，使得童话不再通俗易懂，唯一与童话联系的纽带只剩下想象，其余都是现实中的情节。这样的作品，郑渊洁或许想让读者更多地去思考，而不仅仅是享受阅读的快感，却也增加了儿童阅读作品的难度，或许孩子们仍然无法体会现实的种种情感，但让他们在儿童时期便有所接触了，也有利于以后成长。这之中的问题便在于童话成分的比例要增多，别让童话一剔除想象就变成赤裸裸的现实性小说。

　　从《病菌集中营》到《鬼车》六部长篇，短短两年，郑渊洁的创作观念是在发展中前进的，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的发展。从结局方面看，《病菌集中营》与《白客》类似古代传统小说“说话说彻，权当收尾”的大团圆结局到《金拇指》和《鬼车》的悲剧与留白收场，欧阳宁秀最后只能装疯过日子，苗我白与鬼车的最终结局也没有揭示，留给了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

　　“虚构叙事的作者，对其作品中的人事心理和命运，往往拥有全知的权利和资格。”从叙事视角看，在前四部成人童话中，郑渊洁通篇运用了全知性视角，属于全知全能型叙事。以《白客》为例，无论是孔若君一家的餐桌聊天，还是殷静与其男朋友金国强房中谈话与举动的私人空间，还是小狗贾宝玉的拟人化心理描写，甚至是崔林律师诉讼的全程直播和金国强私自走穴淘金，郑渊洁均以精彩详细的描写表现了创作者的全知全能，这种全知型叙事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快感，“它外观上的永远现在时，……处处都配合着流动视角，使你仿佛身临其境，任凭说话人带着你和书中人物一道去冒险，去行侠，去感觉世界。”在金国强“走穴淘金”一章中，接风宴席上，给自己换各明星的头的金国强与贫困县官员们视角的频繁转换，加快了叙事的节奏，以极其荒诞的方式为读者上演了新版的《皇帝的新衣》，并且揭露了官员们公款吃喝和无知导致贫困的真相：“哪儿穷都是因为当官的不行”；文艺晚会上，以轮换着各明星的头上台表演的金国强的视角，生动地描写了贫困县老百姓形象给他带来的情感变化，“那一张张风吹日晒皮肤粗糙的脸膛虔诚地看着他”、“农民那砂纸般布满老茧的手终于刺破了他的心”，这也揭露了文艺晚会背后其实是明星与富人们赚钱的游戏。“叙事节奏加快的一个秘密，是视角流动的速度加快了。”郑渊洁以其独有的想象力与快节奏的视角转换方式再次满足了童话读者行侠仗义的心理，是以往“尽情尽性地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宣泄式创作手法的传承与发展。

　　在后期《金拇指》与《鬼车》中，作者由全知全能、经常插说议论向藏身不露的客观叙事发展，特别是唯一一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金拇指》，本身就含有限知视角的性质。在这部作品中，郑渊洁不再随心所欲转变视角，主角也不再全知全能，她并不是超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所以当需要叙述别人的遭遇时，都只能通过主人公带出，“事后我获知了我离开大厅后曲斌的经历。”然后间接叙述其他视角的情节。而对主人公欧阳宁秀小学毕业、家庭贫困的条件设定，作者对其经历只能从她的身份出发，去描写她的所见所闻。如“同学聚会”一章，欧阳宁秀进黄帝酒楼就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一切都是陌生新奇的，中途她去这家豪华大酒店的厕所所见，完全出自角色的认知：“身边墙上的一个长方形金属容器”、“从那容器下端流出几滴粘液”、“我的手伸到一台狂吐热气的器物下边猛吹”，有见过的读者一看便知这是洗手液和烘干机。可以看出，在后期的成人童话创作中，郑渊洁对作品的控制越来越客观冷静，仅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而较少将主观感情倾注于作品中，其性格也归于平和。而这样的客观叙事带来的是更加残酷与冷漠的现实，文中所描写的贫困导致欧阳宁秀去厕所吃泔水桶的食物，丈夫曲斌从踩三轮车到卖肾，“当我看到已经五十岁的丈夫吃力地拉着一对二十多岁的情侣漫游都市时，我的眼泪找不到夺眶而出的渠道。”郑渊洁展现了其极高的洞察力，但这种贯穿了整部作品的社会哀怜感，大概也只有成人在阅读时才会体味得到吧，而如果孩子们此时能有父母辛苦为家为孩子前途的感受，那便也足够了。

　　参考文献：

　　[1]黄家银.透过幻象的帷幕：郑渊洁童话现实性浅谈[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S2）.

　　[2]方卫平.论童话及其当代价值[J].文艺评论，1998（3）.

　　[3]郑渊洁.白客[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4]杨义.中国叙事学（图文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同学聚会的悲剧篇篇5

　　女儿优秀，

　　妈妈感到优越与骄傲

　　46岁的杨敏，一提起16岁的女儿杨媚玫，满是愁容。现在，她已经被女儿折磨得有些不知所措，自言女儿是“自己心头的一个魔”。

　　杨媚玫7个月大时就能清晰地喊出“爸爸”，当时把站在一旁的大人们惊讶得不知所以，都说：“这小家伙将来肯定是个天才。”

　　果然，随着一天天长大，杨媚玫出落得愈加漂亮聪慧。在她4岁时，妈妈就托人把她送进了小学，年龄虽小，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但在女儿5岁那年，杨敏与丈夫张建成离了婚，孩子跟随杨敏生活。

　　杨敏没有因为婚姻的破碎而自暴自弃，反而变得更加自强自立。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她利用自己的绘画专业知识，成立一个装修公司，做大后，又开办了一家工程公司，事业越做越大，财富很快近千万。

　　女儿杨媚玫也越来越争气。虽然在单亲家庭里长大，但她并不缺少来自家人的宠溺，大人们对她百依百顺，要啥给啥。也许是单亲，妈妈又忙于事业的缘故，杨媚玫自小就特别独立。

　　课余，要强的杨敏先后把女儿送到培训班学习了舞蹈、模特、书法、钢琴、古筝等。令杨敏骄傲的是，女儿样样优秀。

　　2010年8月的一天，杨敏在婆家娘家两边人的极力劝说下，带着女儿到有关机构测试智商，198分，比同龄人高将近一倍。对于这个结果，一家人别提多高兴了，“小神童”的名号也在周围传开了。

　　2011年，11岁的杨媚玫就提出自己到北京游玩。杨敏担心女儿太小，陪她一起到北京看了跳水比赛。其后，急于独立的杨媚玫多次提出单独出游。杨敏拗不过女儿，先让她到就近的沈阳游玩，三天后女儿安全回家，还给姥爷姥姥和杨敏展示了她拍摄的风景作品。此后，每年的寒暑假，杨媚玫都只身外出旅游，杨敏规定她旅游期间必须每天写一篇游记。杨媚玫也渐渐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2013年8月，杨媚玫跟妈妈打招呼说：“我要去上海玩。”她还强调自费去！原来她在同学间搞起了“募捐”，哪位同学出资，她负责带回一个纪念表。一时间，学校内有20多个同学预约。10天后，杨媚玫凯旋。她既有经济头脑，更有学习能力。杨媚玫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学三年级时，杨媚玫就对杨敏说：“长大了我一定要上哈佛大学。”杨敏随口说道：“不一定非得上哈佛吧，剑桥也不错啊。”女儿杨媚玫却认真地说：“妈妈，我就要上哈佛大学，其他大学不考虑。”杨敏附和道：“我女儿真有志气，妈妈支持你。”哪承想她随意的一句话竟成了女儿心头的一个“魔”。

　　再三自杀，

　　女儿成妈妈心头的“魔”

　　2011年1月，杨媚玫初一上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各科成绩优秀。她感到学习太轻松了，于是自信地央求妈妈向学校申请跳级，杨敏考虑到夯实初中基础知识对女儿将来更有利，便没有答应。

　　自小就在赞美声中惬意惯的杨媚玫，哪里受过这种挫折。见妈妈不同意自己跳级，情绪立即降到冰点。因忙于公司业务，杨敏没有觉察到女儿情绪的反常。

　　事也赶巧，第二天，杨媚玫因为值日时，班主任认为他们小组拖地不干净，而杨媚玫则认为这是老师找碴儿，于是跟老师顶撞起来。一向学习优异的她，被老师罚站在走廊上，她感觉受到O大的侮辱。再联想到自己申请跳级被妈妈武断地拒绝，她脑海中生出轻生的念头。

　　当天，杨媚玫利用午休时间，跑到学校附近的药店买安眠药，售货员见是小孩来买药，警觉地询问干什么用，杨媚玫装作坦然的样子，说：“妈妈最近睡眠不好，让我来买安眠药。”售货员这才放心地卖给了她。拿到药后，她一口气服下很多粒，回到教室上课。

　　一个小时后，药力发作，她意识到什么，也许是害怕死神的降临，她对同桌断断续续地说：“我……吃，安眠药了。”同学连忙报告了老师，学校连忙把她送到医院洗胃。幸亏抢救及时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杨敏第一次感受到了女儿的脆弱。

　　杨媚玫清醒后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转学！”此时杨敏明白女儿的用意，服药事件在杨媚玫所在的学校传开，极度要强的她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了。但是当地其他学校了解到她转学的内情后，都婉言谢绝了。

　　无奈，杨敏只得放下如日中天的事业，带着女儿到一海之隔的山东烟台，上了一所私立中学。在山东，杨媚玫很快适应了学校的学习环境，并如愿地跳了一级，学习成绩进步很快，不到一学期便从最后一名一跃成为年级前五名。杨敏总算松了一口气，看到女儿越来越优秀，对女儿的未来不禁又有了期待。

　　2013年7月，杨媚玫顺利从山东烟台初中毕业，因考虑将来高考的原因，母女又重回大连。

　　暑假，杨媚玫联系了一些中、小学要好的同学聚会。她得知好多同学已经出国留学，她不由得吃了一惊。回家之后，她立即上网查阅，我国有相当数量的低龄儿童出国留学。杨媚玫联想到自己将来就是想上哈佛，不如早出去早适应异国生活。她越想越动心。

　　杨媚玫当晚就把自己想留学的想法告诉了妈妈。但杨敏却说：“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高中在大连读，大学时再出国。”杨媚玫见妈妈有些犹豫，便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妈，有家中介有信誉，拒签率最低，中介费也相对低廉，资料我都查好了，放在电脑桌上了。”四目相对，杨敏看到了女儿决绝的目光，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她怕女儿再干傻事。于是，杨敏模棱两可地回答道：“好吧，我先找人了解下情况。”

　　此后，杨媚玫几乎每天都跟杨敏询问出国的事情，杨敏只得搪塞。杨媚玫一看妈妈没有实际行动，急于出国的她坐不住了，开始想对策。

　　8月的一天，正在主持公司董事会的杨敏，突然接到女儿杨媚玫的电话：“妈妈，你听好了，我现在站在西安路科技大厦的顶层上，你到底同不同意我到美国留学？”杨敏听了，脑海里迅速冒出女儿要跳楼的念头，这座楼有26层高啊！她立刻惊出一身冷汗。

　　杨敏急忙从会场出来，打110报警，在赶往事发地的路上安慰女儿：“媚玫，千万别干傻事啊。”杨媚玫依然用非常冷漠的语气说道：“妈妈，你现在表态，到底同不同意我到美国留学？你如果不同意，我就跳楼死在你面前。”杨敏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同意！别干傻事啊，宝贝。”

　　驱车来到现场的杨敏，果然看见女儿顶着烈日，迎风站在顶楼。看着这场面，杨敏一股心酸涌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教育女儿方面进入了误区，女儿已成为她的“心魔”。

　　经过这场跳楼风波，杨敏为防女儿再干傻事，开始尽心办理女儿出国留学事宜。2014年3月，杨媚玫独自一人远赴美国，不到三个月就通过了语言关。可是，因为杨媚玫不到15岁，在当地没有监护人，所以在看病、租房等方面出现诸多障碍，加之美国教育当局对外国未成年儿童留学有愈来愈严格的规定，最终杨敏决定还是让女儿回国备考。

　　回到大连后的杨媚玫，除了自己在家自学高中课程外，杨敏还请了每节课1000元的私教对女儿做一对一的辅导。高昂的教育投入换来杨媚玫优异的成绩，参加SAT的美国高考她三科成绩都是优秀。

　　拼尽所有，

　　女儿却不懂体谅与感恩

　　为让女儿考上哈佛大学，杨敏领着女儿在2015年5月、10月先后两次赴美到哈佛大学实地考察，详细咨询了该校招生要求。两次哈佛大学的“见面时间”，令杨媚玫信心爆棚，更加坚定了进入哈佛大学的信心。

　　2015年11月初，杨媚玫表示最后两门功课想到美国去念，但考虑经济支出巨大，杨敏没有应允。因为，此时她公司的资金出现断裂的迹象，此时让她再拿出一笔钱给女儿留学，是有相当大困难的。此时此刻，杨敏多么希望女儿能够理解她的困境啊。

　　傍晚，杨敏决定找女儿好好谈谈。她跟女儿说：“妈妈不是神，不是什么都做得好，妈妈公司好几笔工程款收不回来，现在给员工发工资都困难，你能体谅妈妈吗？”杨媚玫低头深思了一会儿，用目光狠狠地挖了杨敏一下，没有说话。

　　杨敏看到女儿的眼神，心头有一种刺痛，因为孩子还没有懂得爱和感恩，缺少一颗“恭敬心”啊。要知道为了培养女儿，杨敏先后卖掉了三套住房。这两年，花在杨媚玫身上的各种留学费用和补习费高达210万元。这些付出，怎么就不能获得女儿一丁点的体谅呢？

　　可没过多久，令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015年11月19日，因为不能出国的原因，杨媚玫吃了大把的安眠药……出院后的杨媚玫在没有得到妈妈继续留学的承诺后，选择到已在河南发展的爸爸家散心。女儿的离去，使杨敏的心被掏空一般痛苦。

　　2016年1月3日，杨敏前夫带着杨媚玫到西安旅游，开心游玩三天后，在回宾馆途中，杨媚玫不慎将手提电X遗落在出租车内。电脑里存放了杨媚玫从9岁到16岁，游历英国、美国、韩国、朝鲜、四川、甘肃和西安等地拍摄的照片3万多张，还有她用中英文写下的十几万字的游记、见闻。

　　这些游记杨媚玫曾跟出版社联系过，出版社已经列入今年出版计划。这一次丢掉的是她所有的记忆和希望。杨媚玫几天滴水未进，天天以泪洗面，屡屡表示不想活了。为安慰女儿，杨敏答应女儿再次到美国留学完成余下的科目，并打算把在大连繁华地段一套158平方米住房卖掉，圆女儿的哈佛梦。

　　拼尽所有力量供女儿读书的杨敏，言语中充满焦虑：“我担心如果有一天我再也不能满足女儿的要求了，她是不是还会以命相威胁呢？”

　　心理干预，

　　家长不能一味妥协与让步

　　杨敏的遭遇引起了大连教育界、心理专家的关注。辽宁师范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金洪源认为，世上最宝贵的莫过于人的生命。是什么让我们的孩子变成了“玻璃人”，在困难、挫折前一碰就碎？青少年精神世界的重构，亟须引起全社会关注。当今网络背景下的孩子，对死没有概念，不怕死。他分析，当下的孩子很多一出生就面对一个物质富裕时代，没有对比，没有体验，没有兄弟姐妹。面对成人的世界，他们无法和成人沟通，但孩子毕竟是成长的生命个体，需要童真，需要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成长。但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他们童年的天性已经被取代，孩子们无法释怀。要重新构建孩子的精神世界，得循序渐进，培养孩子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亲人，对生命充满好奇和探索，尊重、热爱、敬畏生命。

　　同学聚会的悲剧篇篇6

　　狮城湿热的风黏黏糊糊地裹在身上，随便一抬胳膊就是一身汗，他还想在陌生的街道上走动走动，可浑身却像从胶水里打捞出来一样狼狈。

　　临出门，他和结伴而来的同门师姐打了招呼。

　　师姐虎起嗓门，明知故问，“你去哪?”

　　“出去走走。”

　　“就你一个人?”

　　“那怎么了?!我一人逛，新加坡还敢不认我，呵呵”

　　“当地人听到你满嘴松脆刮辣的京片子，还不把你往死里欺负?”

　　彼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大陆人出国，一面观光，一面被观光。换成一般人，又是第一次见西洋镜，一瞅就让人给瞅矮了。淳于珊珊可不。他一双黑水银般的眼仁霎时就反咬住无论从哪个方向伸过来的猎奇的目光，即使对方逃得再及时，也难免被那眼仁咬着撵上一截。

　　他是这样的敏感、倔强而骄傲。

　　淳于珊珊来新加坡之前已经拍过《黄河大侠》、《百变神偷》、《聊斋故事》等卖座电影、他不仅外形俊朗，还有一身好功夫，与当时的李连杰几乎齐名。他和师姐来狮城也并非观光，而是被新加坡电视台当宝一样挖来撑场面。《联合早报》用整版篇幅报道这则新闻，连总统都卷入讨论。

　　到餐厅吃饭，无论他举止多么无懈可击，一开腔便出卖了自己。他像新大陆一样被餐厅里的哥伦布们热闹地围观。他们拿Coke逗他，“你在大陆见过这种金属筒吗?”“天花板上的四片船桨叫做电风扇，大陆有吗?”“大陆的冬天会下雪吗?”……尽管珊珊早已习惯被人群众星捧月地簇拥着，却不是以外国人的身份。

　　入乡随俗的第一关就是语言。于是乎，习惯了北京儿化音的卷舌头也被迫伸直了，辅以大量的“啦”、“嘞”、“哕”、“咩”等语气助词；讲中文要适当夹杂英文单词；垃圾要说成勒瑟；骂人的时候要用福建话……乔装打扮后的国语辨识度很高，珊珊很快就熟练掌握，并且能用“口音表演”。

　　但语言毕竟只是桥梁，并不是通向异国文化的护照。

　　新加坡仅有一家电视台，对高层来说，这里不过是晋官加爵的练兵场，人人都是来过渡的，顺便还能镀层金。我也是辗转了解到“新传媒”的一些情况：电视台演员的收入不会比TVB多，而且最受人追捧的男演员不是靠德艺双馨，而是靠一张熟脸，保险卖到“百万俱乐部”。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真相：新加坡的演员社会地位不高。年轻人因为好奇和虚荣报考演员培训班，速战速决地学一阵子，就能搁到镜头前独当一面了，台词和形体都不敢推敲。专业与敬业上更是没有办法与大陆的演员相比，可想而知这样的环境必定会让素养极高的淳于珊珊适应起来步履维艰。

　　因为这样的环境与珊珊脑袋里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8岁，珊珊在文工团里像坐老虎凳一样压腿，老师拿着一杆又光又亮，弹性十足的扫帚来回巡视，看准谁的动作没到家，上来就是一顿竹笋炒肉。“台上十分钟，台下时间功”这句唠叨听得耳朵起茧。下腰，手必须抓住脚踝，就是天塌下来身子也不能晃。珊珊从两腿之间看到墙上倒立的标语，“德艺双馨”、“艺无止境”。

　　如果你从小就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氛围里长大，你不会把表演只看成一种谋生手段。

　　淳于珊珊因《长河》而被提名“视帝”。他在剧中演的坏蛋和“容嬷嬷”有一拼。电梯里小朋友一看见他就被吓哭了，菜市场的阿婶干脆不做他的买卖，就连和他演对手戏的女演员在杀青之后仍不敢见他，一见面就直打哆嗦。也因为这次极其出彩的演绎，珊珊提名电视台“视帝”。虽然最后无缘夺奖，但是新加坡观众们对他的热情却是他在当地收获的最好的奖项。他们对珊珊作品的热爱跨越了文化差异上的冲突，也成为了对他的最好回报。

　　珊珊固然珍惜这份回报，但对一个演员来说，他最想要的还是发展的空间与格局。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座有洁癖的花园城市，不仅仅因为街道的每一个死角都像被高温灭菌过一样清洁，更重要的是它森严的法律和井然的秩序，让它看上去像一座不真实的乌托邦。对商业而言或许是温床，可对艺术创作绝非好事。难怪新加坡电视台要向香港和内地引进人才。迄今为止，新加坡的电视剧仍走不出粤语陈片的窠臼――不是那些拿着新身份的人才不想突破――只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典故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魔咒。

　　这是珊珊第一次想到离开新加坡。这念头先是吓了自己一跳，可一旦产生，又很难放下。但他还缺少一种动力和鼓励。新加坡的安逸会让人异化的。他也曾一度想放弃九天揽月的雄心，只想伸手摘一只踮一踮脚就能够得着的果实。况且自己在新加坡的生活，用最通俗的眼光来衡量可谓完满：不仅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最关键的是自己已经和这个城市建立起关系：自家庭院里的树是亲手栽种的；到餐厅吃饭一旦被老板认出来少则打折多则免单；每次去品牌店即使没有消费已经被店员塞满礼物……虽是小恩小惠，但这代表了新加坡对珊珊的认可与热情。现在忽然斩断关系，重头再来，任谁都需要一些权衡与思量。

　　或许是天意。淳于珊珊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接拍了一部励志剧《出路》。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讲述一群来自福建的青年男女如何从家乡到新加坡谋生发展，几十年后又如何在新加坡扎根的的故事。有一大段戏需要在内地取景，珊珊再次回到内地，有探班记者采访他之后，写下“演员淳于珊珊阔别内地十年，再次踏上故土，看到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内心感慨万千”之类的句子。可事实上，珊珊虽然离开内地十年，但这十年内还是会经常回来探亲，所以对于内地的巨变他还是有一个渐进的接受过程。但是他并没有太过接触内地的娱乐产业，这一次在内地拍戏，他感叹最多的就是内地娱乐行业的蓬勃发展和巨大的潜力。他在新加坡拍摄的《真命小和尚》在内地播得很好，有很多粉丝认出了他，珊珊高兴之余，甚至有些感激。

　　《出路》中，珊珊饰演的男一号有一句特别鼓舞人心的话，“走出去，就是路。”观众是否能够被这句简单而朴素的话所感动，珊珊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珊珊已经决定要走出去。

　　北京篇

　　珊珊在新加坡当地塑造了诸多经典角色，就连当地的阿婆与小孩都对他的作品如数家珍。不过，即使这样，当他决定再次回到祖国大陆时，还是有稍许的忐忑。离开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对于内地市场的不确定性多少给了他一些压力。

　　离开新加坡之前，珊珊与新加坡电视台的高层有过沟通。领导是新加坡当地人，在电视台工作十多年，以前别人找他都是单刀直入地说我要加薪，几毛几分都摊到桌面上谈判。但始终是文化冲突上的问题，珊珊的婉转表达在领导那里最终还是词不达意。

　　这次沟通不畅似乎应该归类为文化冲突。再一想――当一个人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加薪?夺奖?争宠?好像都是，又好像不尽然。他当年是在“绿卡热”席卷神州大地的当口，被潮流携裹着稀里糊涂就未了新加坡。当地电视台领导即使没能足够理解珊珊的全部理念，但仍旧十分

　　看中他身上的实力，几次挽留珊珊都婉言谢绝。虽然他拍了很多戏，有了很高的名气，但是因为专业水准的提升问题，珊珊始终不能释怀，他几番斟酌之下，还是决定回归大陆。

　　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一意孤行，当初内地确实给他抛过橄榄枝，引他无限遐想。2001年拍了《少林武王》之后，他兴奋得难以自持。在内地，和他对手戏的演员一个个都训练有素，就是一个小龙套也比新加坡的强；在内地，剧组的副导、场记、剧务都是各司其职，而新加坡却是三位一体；在内地，连一个武指都能把昆汀?塔伦蒂诺的作品如数家珍，而且大陆剧组对老演员的尊敬也让他惊诧，不管对方名气大小，一律以“老师”相称，而在新加坡，演员一到40就要减薪，动作稍有迟钝便遭导演呵斥。在内地……

　　过分夸大一种环境和另一种环境的差别，往往是悲剧的开始。

　　有一瞬间，他甚至误以为当年的离开只是为了验证他不曾寂灭的理想如何穿越日月，毫无损伤地从颠簸岁月中重返。他感觉太好了，一头扎进新的身份；拍摄结束后，看着其它人渐渐收工，他站在关了灯的片场，属于角色的情绪久久未能消失――仿佛置身于巨大的惯性之中，停不下来。

　　珊珊回归大陆之后也并非顺风顺水，他也曾经有过非常难捱的日子，与家人两地分离，再次重新适应大陆影视行业中的各种节奏和规则。也有过自信不断下滑的处境。毕竟，一切还是得从头再来。他坦言自己一开始不熟悉内地市场，也没有专业的经纪公司打理，只得厚起脸皮给昔日同窗打电话，而文章开头的那位演员在当时早已是如日中天的大明星，饮料筒上都印着她晶莹明媚的笑脸。其它人即使没有扬名立万，也多半混成业内精英。如果珊珊还在新加坡，这通电话打起来一定是谈笑风生，未了他会像往常一样大方地说，有空来新加坡玩，我好好招待你们。所谓求人如吞三尺剑，这边厢，话筒都快攥出水来，他才故作轻松地说，“有合适我的戏一定通知我呀!”

　　身为制片人的同学曾经帮他揽了一个男配角的活儿，不需要沟沟坎坎的面试，到剧组直接找副导演就行。他红光满面地找到副导演，但他给的价格却让珊珊大跌眼镜，20集打包也只有五位数的报酬，他赶紧给同学打电话，没错。五位数就五位数吧，珊珊当时最看重的也是机会，虽然钱对他也并非不重要。那次的拍戏经历可能是他回归之后最难堪的一次，剧组工作人员良莠不齐，极其势力。珊珊没有过多的抱怨，他将自己回归之后的这些初期遭遇视作了理所当然，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

　　有的时候也有同窗替他打抱不平，但他不能抱着同窗大哭一场说自己打娘胎里出来就没受过这等罪；说自己总是兴高采烈的见组又垂头丧气地回来，一颗心被当成皮球一样拍上拍下；说自己绝望的时候，甚至想过蹲到北影厂门口，和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生瓜蛋子一起守株待兔。说自己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只敢点凉拌萝卜皮是因为大家都看穿了他的窘迫，无论谁最后争抢着付款都不会轮到他……出于最后的一点点自尊，他将这些苦果连皮带渣全部吃进吞下，不想让人知晓。

　　“蹲得越低，反弹得越高。”这是珊珊从小练舞蹈磨练出来的信念，最终他还是熬了过来，虽然适应得有点步履蹒跚，但他的专业水准加上他的处事原则，还是让他顺利走了过来。回想起那段艰苦的日子，珊珊没有过多的描述，而笔者也在他的回想中刻意将这段记忆打住，比起曾经的艰难，如今的他已经是完全释然的状态，我最应该关注的可能是他的当下。

　　珊珊回国后起初的不顺利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在大陆的人脉与名气，当时回归的时候，国内的经纪公司已经进入了专业化的状态。珊珊刚从国外回来，虽然知晓当时国内市场的火热，却因为多年习惯了新加坡电视台的那种工作制而没有及早的注意到这一点。在重新适应了大陆的拍摄节奏之后，当时已经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慈文影视(如今的慈文传媒集团)签约了淳于珊珊，除了看中珊珊的专业演技，他们也更看重这个演员身上的诸多实力。而在签约慈文之后，他的片约不断，从《雷霆出击》中的男一号到《战后之战》的何尖，他的实力演技备受观众认可。而他在热播剧《五号特工组》中的一人分饰两角为他赚足了人气。后来拍摄的古装喜剧《神医大道公》更是让影迷粉丝对他的热情高涨，生日的当天，这些人一起到珊珊的餐厅为他祝贺，“瘟君”的形象可爱不失幽默滑稽，至今仍旧是珊珊作品中被津津乐道的角色之一。当初拍摄《战后之后》时，某知名演员和当时的导演在监视器里看了他的表演带头鼓起了掌，透过掌声、口哨和对方竖起的大拇指，珊珊知道，最难捱的日子已经过去。

　　如今，在多年厚积薄发之后，珊珊的作品在观众中的辨识度极高。恰逢采访一位与珊珊合作过的知名导演，他说珊珊的工作状态是他见过的少数几个有耐力的演员，而且在合作的过程中都非常愉快。片场工作人员更是将他称作最有绅士风度的演员，在剧组除了受尊重，更是人缘极好。合作过的演员也对珊珊赞不绝口，他在多部作品中的精彩表现也在圈内有口皆碑。而在接下来的2012年，珊珊的《五号特工组》续集和年代戏《毕有财》也将陆续播出，《毕有财》更是央视的开年大戏。而他将自己的家庭早早安顿在了北京，一家人其乐融融，不再分离。

　　“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命运主宰了我们的人生。那时候，理想渐渐被社会现实淹没，只有勇敢的人才能抵抗命运的控制，避免沦为生活的奴仆。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那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情。当你一心想要某种东西的时候，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这是他读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后的感受。

　　同学聚会的悲剧篇篇7

　　一、平淡得力透纸背

　　四年前就说要看齐邦媛女士的这本《巨流河》，到现在才兑现。好像自己的阅读方向对于台湾文学始终有所欠缺，看看那些理想激荡的青春和老年后的平和笔调，内心也开始起伏澎湃。好久没有看书看得这么动情了。在“七月流火”的北京，终于抽点空，一口气读完此书。掩卷长思，不禁潸然泪下。《巨流河》带我走进了梦境一般的场景，感受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从东北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这段特殊的历史被世人所铭记的是曾熠熠闪耀过的生命和他们的壮怀倾情，留下的不仅是呕心抽肠的哀伤，还有对今人、后人深深的心灵触碰，以及跨越生命巨流和海峡鸿沟的日记对白。如书中所述，她的生命之初是“生于一九二四年元宵节，在家乡辽宁，这时经常是摄氏零下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气。我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所以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巨流河》，齐邦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版，4页）从第一页开始，齐邦媛的出生，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恋爱结婚，分离，远渡重洋，探亲回归故土，呈现那个时代不幸与美好，让人看到了真实历史立面。《巨流河》以小见大、由内而外、以己及人的历时性视阈，用独特的视角看中国大历史转型，反衬日本-中国、个人-国家、抗战-读书、进步分子-落后学生、爱情-亲情、工作-家庭、兄妹-男女恋人、国军-共军、关内-关外、大陆-台湾、学术-政治等二元反差，真实地还原和消解了中华民族的百年痛史。

　　情感细腻，笔力邃密通透是《巨流河》最突出的文学艺术特征。齐邦媛女士写到重大转折性的历史事件时，常常过度压抑自己的情感，不让它宣泄在纸上，掩藏着自己的感情。她虽不是诗人，但从字里行间仍然散发着浓郁的诗味和家国情怀。能世事洞明，心气和平，最终能将自己的感伤、忧愤和悲恸，控制在划定的空间，“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始终不失平和的中庸之美。然而在诗意的文字深处，总是涌动着汪汪泪的泉水。只有至情至性、大彻大悟的人，才能感受到那泉水的力度、温度和咸度。（李建军：《如此感伤，如此温良，如此圣洁》，载《小说评论》2012年1期，30-40页）这是非常细腻的一本书，像山河一样壮丽，像大江大浪一样奔腾，在人生怅惘中蕴含高大又温柔的力量。整本书的态度基本上很平和，文字的背后却如她所言“刻满弹痕”，偶尔不经意表露的一些态度非常值得人深思。平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女性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成长心路。《巨流河》的主题是深情追忆和真实抒写她在东北-西南-台湾-美国-大陆等地辗转千里、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程。她年轻时历经战乱，从东北漂泊到重庆，抗战胜利后扎根于台湾，老了又回到最初的出生地，皓首回望海峡两岸，光阴荏苒，让人唏嘘，叫人感叹。于云淡风轻之笔调中显示出历史的厚重和人事的沧桑；于字句之谦虚中蕴涵着自豪与自信；于不造作的平和中，潜藏着惊涛骇浪与波云诡谲。让人真实地品味历史、苦难与气节，这是一本让人感动至深，让人可以从中了解历史，理解一个家庭的史诗，更是一个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史诗。从中看出笔者深沉的历史思索，看出她心中承载的一个甲子此起彼伏的时代悲哀！

　　二、淡化政治，无处不政治

　　香港翻印的完整版《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繁体竖排，合计603 页；大陆删节版《巨流河》（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简体横排，合计398页；经过齐邦媛女士同意大陆版删节的字数约为完整版的50%，都是一些涉及文化政策和成王败寇的论调，例如将“共匪”改为“共军”，将“蒋总统”改为“蒋介石”，将1949年之后的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删除了1949年之后台湾特有的反共文学主题内容。可喜的是中国大陆也将该书列为对党员干部推荐阅读的新书书目了。

　　八年抗战的胜利是全面抗战的胜利，是国民党领导的正规军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游击武装，面对强敌共同拼死搏斗，军民合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最后坚持和搏斗胜利。八年抗战胜利不是哪一党、哪一军、哪一个人的单独行动和军事胜利。不能站在自己政党和个人立场上否定或淡化对立面的抗战贡献。被我们当作民族英雄一样礼敬的张学良，在齐邦媛眼里却是寡德无能之辈。之前淡漠的东北籍国民党要员齐世英，在齐邦媛眼里却是弃书从武、一心操劳、壮志未酬、含恨终身的好父亲。而齐世英在张学良眼里却是一心反张作霖和自己，欲谋独立王国和个人利益的匹夫武将而已。政党政治的分歧和对立，早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民族与历史文化的认同，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政治无处不在的时代。台湾方面总有一些人将 “反共”和“反华”画上了等号。齐邦媛去北京参加60年未见的同学聚会，特别指出“不谈台湾回归祖国之事”。大陆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讲台湾利益就是谋求“台独”，不顾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过度打压台湾政治空间，冤冤相报何时了？当历史对个人伤痛随着肉身的凋零而渐渐平复之时，老一辈是否应当给下一代留下思索的时空？难道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陷于父辈和祖辈的仇恨中而手足无措吗？只有台湾-大陆双方都能够正视彼此的语境和史观，借对方修正自己的历史镜像，以客观正面的态度来进行历史书写，摒弃政治隔阂和政见不一，才能建立互信互谅面向未来的文化基础，最终尊重对方如同尊重自己。（留白：《逝者如斯巨流河》，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1期，251-256页）

　　1960-70年代，台湾在政治稳定之后，开始嫁接腾飞，繁荣辉煌；而当时中国大陆仍在进行着惨烈的政治斗争与文革批判。从此两家分道扬镳，距离越拉越远。1978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开启文化启蒙、教育恢复与重建。两岸的反差说明，依附欧美、日本等列强始终难以走上自主的文化自强道路。今天社会政治环境显然比以前宽松了许多，但是当下的知识分子仍然逃脱不了政治偏见、拜金主义、商业大潮、恶性市场竞争和现实功利的大环境，家国士子情怀日趋淡薄，民族使命感与荣誉感日趋淡薄，“敢为天下先”的时代意识早已湮没，“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已难寻觅。对比书中书写的那个年代，虽是乱世，却也有真情，人们都活得真实和洒脱。作为一个1980年代出生的人，万万没料到六十年之后现在这个社会竟然会变得如此之脏，几乎无处落脚。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那是一个产生伟大的小人物的时代，那是一个有着梦想和激情的年代，那是一个真正崇尚知识分子的年代。只是历史的家国不幸和外来侵略，才造成了海峡两岸的共同时空悲剧。

　　在齐邦媛的《巨流河》（大陆版）里读不出一丝政治“恨意”，即使是包括反共文学主题的台湾完整版《巨流河》，她对两个党派纷争和政治偏见都是那样的宽容和平淡。如果秉承台湾老调，认为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抗日，共产党通过抗日发家，夺取抗日果实，就会认为国民党本应该得到大陆，共产党之所以最后赢得胜利，主要是因为美国马歇尔偏向中共，美国从中坐得渔利。1945年签订重庆双十协定是毛泽东一生“最大政治谎言”，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尚未休养喘息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内战。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煽动的学潮导致国民党失去青年学生基础。共军勾结苏联，以致国民党失去外交斡旋余地。蒋介石任用错人，以帅当将，越级指挥军事等。（陈辽：《一部爱国的但被偏见引入误区的回忆录》，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2年4期，9-14页）孰是孰非，自有后世史家定论。这种来自“他者”的不和谐声音实在是小小瑕疵。细细品味《巨流河》之后，仿佛穿过枝繁叶茂的近现代中国历史森林，感受来自脚下这片国土隐藏在政治课本之外真实阳光，给我一种更真实的人生观，历史观。奔波挣扎在这条长河里的我们，含泪阅读这本书，洗掉前辈旧日的争斗和足迹，遥望远方，蓦然回首，会发现尘埃早已落定。我们需要以更加开阔的史观面对未来，面对子孙后代。

　　《巨流河》中流离失所难民的绝望（各色心态，各色人物）、国民政府东北接收大员的贪腐（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齐世英赴台后的苦闷（不能见容于纸面的派系权力斗争压力）都是矛盾性的精彩之笔。她没有用既定历史框架来解释和书写，而是客观描述，裸呈书中，后辈从《巨流河》中重新评判政治历史和人物的趋向“客观”的证据。相对于鲜明得不容篡改的现代史结论，她尊重的是自己真实的个人记忆和身体感触，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不以成败论英雄。（李建立：《：大时代的表情、呼吸与体温》，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1期，166-170页）齐邦媛从初中开始，就对政治不感兴趣，能够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学潮中保持独立和清醒的头脑，时隔60年之后的回忆录，名则文字，实则政治。齐邦媛作为一代知识分子之代表，战乱时期是一个学生而已，虽义愤填膺于时事，她唯一可做又能是什么？难道弃笔从戎？她看透政治，不愿意为政治所左右，将有限的精力安心于学业，但她的内心却对政治军事、大是大非、家仇国恨有着刻骨铭心的心灵体验。盖家小兄弟对爸爸盖文华头颅的心颤记忆，实际上是讲述者幼小心灵无以言表的家国之悲和中国版“少年维特之烦恼”。金门海战结束之后，最后台湾政局稳定，在政治标准第一学术标准第二的时代，她学生时期养成的独立自由个性被神奇地激活，作为审定台湾国文教科书的负责人之一，她果敢地对教科书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克服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