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长》：对传统宗教伦理的另一种反思

　　内容摘要：《驿站长》中的“浪子回头”的四幅画，与杜尼娅的人生轨迹朝向不同的方向，而“浪子回头”显然改编自《圣经》，典出于《新约?路加福音》第15章11～32节，是耶稣关于忏悔罪恶的比喻，学者们认为的笃信基督教的普希金不把杜尼娅的结局按照《圣经》的原型来塑造，从而依托出宗教的影响，而是勾画出另外的人生。笔者认为这是普希金思想中对于传统宗教的颠覆，甚至含有对于现代性的反思的萌芽与前兆。这样，“浪子回头”就不再是一个“华丽的多余”了，它衍生出的是普希金复杂的宗教思想。

　　关键词：《驿站长》 宗教 “浪子回头” 现代性 世俗化

　　对于普希金，已经有许多学者对他与宗教之间的联系展开了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普希金的思想是有神的，他是基督教徒。《圣经》成为他的案头书，似乎成为了理解他是否是信仰基督的一个有力的线索和证据。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从他的整体的艺术创作来看，普希金不是笃信基督的教徒，尤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基督徒”。《驿站长》作为普希金著名的短篇小说，前人更多地把它单纯地理解为对沙皇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批判与鞭策，笔者不否认这篇小说的这个社会意义的存在，对于主人公萨姆松?维林的悲剧，社会的不公平，他屈辱与无权的社会地位是他悲剧的根本原因，但是，从宗教的另一个层面思考，《驿站长》的创作远远大于这个社会层面的解读，万红梅在《普希金小说的宗教内涵――的另一种解读》中认为普希金在《驿站长》中运用了浪子回头、神秘数字3、7、13，以及小男孩万卡形象等材料，这些材料源自《圣经》典故，普希金意图用这种巧妙的暗示使人们联想到耶稣及其基督教信仰，暗示基督教复活教义。与之观点相近的，认为《驿站长》传达的是普希金浓重的基督教思想的还有惠继东，他在《宗教文化语境下的小人物―――以、和中的小人物为例》说“《驿站长》对《新约?路加福音》进行重构表达了小人物通过宽恕劝善实现救赎的思想”，而梅振铎在《异质同构的终末叙事――中宗教伦理的现代性反思》中指出杜妮亚整个人生选择所预示的不仅是传统宗教伦理秩序面临的断裂，还是俄罗斯新女性代表的滥觞，这个观点开始质疑前人笼统地认为普希金在作品中对宗教的认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普希金设定主人公维林死去，或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暗含着普希金已经自觉地感受到了俄国传统宗教伦理一定程度的失效，是对现代性的人们生存两难境地的一种反思，甚至可以认为是普希金对宗教的一定程度的否认。《驿站长》的另一种解读，是笔者对于普希金宗教思想的另一种思考。

　　一.从“浪子回头”看杜尼娅的殊途而不同归

　　《驿站长》作为一篇精悍短小的小说，作者的着墨不会无端地增多，很明显，作者对维林家中悬挂的四幅名为《浪子回头》的画像作了特别详细和细致的描写，它作为作品的一部分，绝不会突兀地存在。小说伊始就展开“浪子回头”的描写，而结尾以杜尼娅没有与老站长维林坐享天伦之乐，而是在“一片光秃秃的地方，没有栅栏，满眼都是木头十字架，没有一棵小树遮荫”的墓地长哭不起作为结尾，给这个小说渲染了一种肃杀、凄凉的氛围，也是对老站长的悲剧更深层次的渲染。笔者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旧势力，旧制度的自我的狂欢，悲剧的下面是另一种反传统宗教伦理的崛起，与其说《驿站长》是沙皇旧制度的历史画卷的描摹，一首旧时代的悲歌，不如说是“旧有宗教伦理秩序的断裂，还是充满自然人性的俄罗斯新女性意识觉醒的滥觞”。

　　正如文本中“浪子回头”的初始定向，呈现了俄国宗教伦理道德的训诫和原初意向，而普希金正是通过塑造杜妮亚自我的人生轨迹，借以消解俄国传统伦理道德世界。“浪子回头”的画面似乎不只是一个巧合的偶然，而是一种社会信仰的必然的结果，俄罗斯人民有很强烈的罪感，但强调的却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源自人类始祖的“原罪”，而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启示，从内心深处视苦难为神圣，认为没有经历苦难砺炼的灵魂是有罪的，只有贫穷和苦难才能使人身上的罪恶得到救赎，使有罪的灵魂变得纯净，才能真正接近上帝，恢复人原初所具有的神性。所以浪子在离开家的时候急于离开父亲，没有考虑到父子之间的亲情，没有顾及到父亲孤苦一人对于他思念的痛苦，而后，生活的极端奢靡，挥霍无度，以及他满脸的忏悔与悔恨是他自身心灵的一种救赎，所以，对于《圣经》而言，浪子回头对于父亲，是一种基督徒的宽容，对于浪子，则是一种心灵的洗礼与自我救赎。反观杜尼娅，若是作为一个基督的虔诚的信仰者，而要来鞭策当时俄国残酷的沙皇统治的制度，来批判社会，普希金全然可以把杜尼娅的结局写得与维林的设想般如出一辙，“被过路的浪子勾引的，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把她弄去供养一阵，然后就把她甩了。在彼得堡，这种年轻的傻丫头多的是，今天穿绸缎，穿天鹅绒；可是明天，你瞧吧，就会跟穷酒鬼在一起扫大街了”，这样的结局似乎会更加渲染一家人在上层阶级的手里玩弄得家破人亡的悲剧，更加贴近许多评论家总结的批判现实的主题。但是小说的结尾是“她坐着一辆六驾马车，带着三个小少爷和一个奶妈，还有一只黑哈巴狗”，说明杜尼娅的生活并不是如父亲的预言那样凄惨，相反，她的生活是幸福的。从这里其实不难看出，普希金对于杜尼娅这个形象是情有独钟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潜意识里，是赞同这样的做法的。俄罗斯东正教的救赎思想深深影响了这个时代的人民，维林作为驿站长“十四品文官，驿站的独裁者”，但是他的一生都是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的，他的骨子里已经深深烙下了等级的烙印，“谁没有咒骂过驿站长，谁没有同他们吵过架？谁没有在盛怒之下向他们索取过那要命的本子以便在上面写下自己对他们的欺压、粗暴和怠慢的无济于事的控诉！”这里已然表明维林作为无数驿站长的一员，也是生活在不被人理解的环境中，以及后来他与明斯基发生的种种冲突，就算被人抓住衣领，退出房间；就算是给他并不值多少卢布的钱财来作为自己心爱女儿的交换，他的愤怒都不能维持多久，如昙花一现，短暂即逝。笔者认为这就是信仰东正教，把苦难作为自己救赎的恶果，而作者没有按部就班地把杜尼娅的人生轨迹安排得和维林一直期待的“浪子回头”一样的模式，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信仰的断裂，反叛，或者是对于东正教的一种无情的嘲笑。

　　二.从杜尼娅追逐的爱情看宗教伦理下的现代性的衍生

　　读完小说，笔者一直有一个疑问，文章看似的拐骗，其实是明斯基与杜尼娅二人的一厢情愿，按照现代的思维“有情人终成眷属”，二人的爱情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的威胁与障碍，那么导致悲剧产生的火线是什么呢？

　　这就该追溯到俄罗斯民族的东正教宗教伦理了，因为东正教的伦理认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最重要的是爱上帝，而上帝在“尘世之城”的意志集中体现在父亲的身上，他在某个层面上就是上帝道德的化身，因为东正教不把世俗道德和宗教道德区分为两种不同的道德，它把这两种道德和区别只看作是程度上的区别，量的区别，而不是质的区别。所以，只有遵循这个最基本的伦理法则，“满怀对上帝的敬意，在思想上、感情上、语言上和做事上使之满意”。

　　杜尼娅从小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她的言行举止在宗教背景下，是不可能违背父亲的意愿的，她也清楚地明白离开父亲，她所承受的痛苦不仅仅是简单亲情意义上的离别，而是一种对宗教伦理的背叛和抛弃，是一种“异端”的举动，所以明斯基与杜尼娅就算是两情相悦，小说里写“杜尼娅穿着极其华丽的时装，坐在他的手圈椅的扶手上，像女骑士坐在她的英国式马鞍上一样。她深情地望着明斯基，把他的乌黑的鬈发绕在她的闪闪发光的手指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暗示“马鞍”有明显的性意识倾向，说明二人感情真挚，但他们依然还要玩欺骗的把戏，杜尼娅离开父亲时“犹豫不决地站着”“杜尼娅一路啼哭，尽管她好像是自己情愿去的”，这些描写，都表现了杜尼娅内心激烈的挣扎与矛盾的心理。尽管杜妮娅的幸福是戴着精神的镣铐，但是还是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传统宗教伦理的诉求虽在杜尼娅身上并没有太明显的效果，但终究起着一定的作用：当她见到父亲的刹那最终还是昏倒在地，精神一下子失控并走向崩溃。这是一个两难困境下的自我放逐：杜尼娅作为敢于追求自我幸福的新女性，有着过人的毅力和勇气；可传统宗教伦理的强大超出了她心理的承受限度，以致她无法对自己的行为释怀，从而内心备受煎熬、痛苦和挣扎。这样，杜尼娅就不再是那个时代被宗教俘虏的传统的女性了，她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灵魂在与东正教传统伦理做断裂的宣言，不是那么彻底，但是至少说明被传统宗教统治的时代有了一缕新的曙光，不得不说，这个声音在文本中藏得很隐晦，但是它毕竟借着杜尼娅的人生发了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拉开了俄罗斯小说的新帷幕，也是作者普希金又一次站在传统宗教的对立面，展开了对现代性两难境地的思考。

　　三.《驿站长》中人物形象的世俗化

　　对传统宗教的另一种颠覆还表现在，对作为俄罗斯人民精神源泉的《圣经》的世俗化。

　　首先，“是‘宗教人物’的世俗化”，实际上，维林就是一个俗世中虔诚的教徒，虽然他不是每天要遵守陈规旧习，但是他的房间里一如既往悬挂的四幅“浪子回头”的画就是最好的例证，它们折射并强化了维林的道德伦理观与人生观，其中注满了他的理想与期冀，同时也让维林成了“浪子必然回头”，“父母在，不远游”这类传统理念的守望者，他的这种“守望”越执著，期望越坚定，他的结局便越悲惨，从而为驿站长的悲剧性命运埋下了伏笔。他的懦弱、隐忍的性格，被明斯基赶出家门，却“想了想，把手一摆，决定就此罢休”，“泪水又涌到他的眼睛里，是愤懑的泪水啊！他把钞票揉做一团，扔在地上，还用鞋后跟踩了一脚，走了......走了几步，他停了下来，想了一想，又回转身来……”他的愤懑，也维持不了多久，他没有坚守自己的尊严，与其说他踩下的一脚是宣泄他的愤懑，不如说是作者对他的狠狠地嘲笑与鞭笞，他的一个转身，是他把仅有的作为人的尊严踩在了脚下。这样的性格，也是他们遵循所谓的传统宗教伦理的结果，把这样的欺压归结为一种受苦，一种救赎，所以，萨姆松?维林是“宗教人物”世俗化的典型。

　　其次，是现实人士的世俗化。普希金笔下往往具有一系列的“发展式”人物。他并不局限于刻画一个人物，而是通过循环式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总的情绪和问题。而杜尼娅作为一名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全然不顾视她甚于自己生命的父亲的爱，带着自己的憧憬离去，尽管她一路啼哭，有着对父亲的一片深情，但是她终究是抛弃了一个女儿对于父亲的深情依靠以及孝道，去追寻自己的爱情，甚至有些许的自私。但是，这样的女性才是符合现实的女性，不再是头顶圣洁光圈的女神。杜尼娅成为了现实人士世俗化的代表。

　　《圣经》往往被赋予了不可玷污的圣洁的光环，里面的人物也都是似乎毫无缺点的完美的形象，但是，普希金在刻画作品主要人物维林以及杜尼娅的时候，都将他们世俗化。这一点也足以说明，普希金已经没有按照宗教传统的既定轨道来思考，宗教对他的精神世界的束缚、影响已经在慢慢地消退，他已经在慢慢地用自己的现代性人的方式更透彻地理解宗教与人们生存的关系。

　　《驿站长》是普希金“鲍尔金诺的秋天”结出的果实，是《别尔金小说集》中最受热议的一篇。对于它的研究，有分析现实意义的，即揭示黑暗的封建沙皇统治下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有从文本对维林、杜尼娅等形象进行分析的；也有通过《驿站长》的文本对普希金虔诚的宗教思想进行论证的。而许多研究表明，普希金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所以一篇小说不会纯粹的是一种思想，从“浪子回头”的比较，杜尼娅爱情的追求中，以及维林的悲剧都可以看出普希金对于传统宗教的一种颠覆，普希金逐渐意识到了在对传统宗教顶礼膜拜的同时，现代人们生存的两难境地，是对宗教伦理的反思和一定程度的否定。确实，普希金的宗教思想是十分复杂的，也是源于生活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的结晶吧！

　　参考文献：

　　[1]万红梅.《普希金小说的宗教内涵――的另一种解读》，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5年9月第5期。

　　[2]梅振铎.《异质同构的终末叙事――〈驿站长〉中宗教伦理的现代性反思》，河北北方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1期，2010年2月。

　　[3]梅振铎.《异质同构的终末叙事――〈驿站长〉中宗教伦理的现代性反思》，河北北方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1期，2010年2月。

　　[4]谢?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M]，徐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刘：《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黑龙江大学学位论文。

　　王，田盼，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