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的诗十篇

　　黄庭坚的诗篇1

　　关键词：黄庭坚；题山水画诗；吏隐；思乡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32-02

　　从现存资料来看，黄庭坚共存题画诗共九十余首。按其题画诗内容分类，山水画类的题画诗占了黄庭坚题画诗三分之一之多，是其题画最多的的画类。黄庭坚题山水画诗之多与当时宋代文人画的兴起不无关系。 “‘文人画’之所以在宋代建立起日渐完备的体系，除了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之外，与宋代众多的文人参与政事，形成“党争”，并几经沉浮，转而寄情山水，寻求心灵慰藉分不开。”故本文试从其题山水画诗中借诗抒发的情思中寻找宋代士人题咏山水时的 “诗情”。

　　题画诗，顾名思义，乃题咏画作之诗。因此，诗与画的关系的联系应该相当紧密的。就其内容，或单纯描摹画面，或观画作抒发画论，或借画之景抒已之情怀，大致如此。从黄庭坚题山水画诗来着，单纯描摹画面诗并不多，在诗中抒发画论或抒已情的诗占了大数，严格来说这类题诗的内容与单从画面表现的直接关系而言，并不十分紧密，然而这类诗看似有些脱离画面物象的描写，实际上其与画境画意的内在联系却最为贴切。所谓“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清代恽寿平《南田画跋》）。题画诗人在观画时，画面的形象带给诗人的视觉感受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的内在情感与心理反应。由此产生的思想情感是诗人生活经验与记忆，内在体验与画中意象碰撞出的心灵共鸣。它有可能与画家所要表现的精神是一致，也有可能是诗人独特的精神体验。山水画是画家个人情致思想在的表达，而题山水画诗，既对是画家情思的补充与表达，更是诗人自己情感的寄托。黄庭坚的山水画题诗无论是单纯地描摹画象，还是对阐发画论，都经过了他内在审美标准的选择，和借画抒已怀一样，希望通过题山水画诗来表达个人的情感内涵。在黄庭坚的题山水画诗所蕴含的个人情致我认为主要有两种，一是吏隐之心，另一个是思乡之情。

　　北宋中期政治变革的失败后，时代精神出现了某种转变，士大夫的经世济时的热情锐减倾向于独善其身自我保护。再加之愈演愈烈的新旧党争，文人集团不断地被卷入政治纷争中，加剧了士大夫文人的恐惧心理。士大夫们一方面关注道德人格的确立，以为安身立命、抗衡政治压迫的精神支柱，一方面愈益滋生出与世委蛇的处世态度及退隐自保的心理诉求。这样，宣扬超越世俗、淡泊名利的禅宗老庄思想开始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们的普遍精神寄托。但是儒学立身处世匡世济时的基本理念在士人夫的心中还是占据着很大的位置，因此他们并没有选择逃隐山林，而是趋于内敛，将政治热情转向了艺术，对外界关注转向自我内心的关照。

　　黄庭坚题画山水诗正是产生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我们注意到这些题山水画诗诗几乎都集中在元v年间，据《山谷年谱》，此间黄庭坚有题画诗49 题63 首，占去了他题画诗的绝大部分。这一方面和京城作为文化中心氛围有关，有许多画家文人活跃于此，文人彼此唱和题诗作画。另外一方面我认为与他对当时的党争持消极态度，以处变不惊的态度对待宦海沉浮，远离风波中心，倾心力于书画诗歌创作上有关。纵观黄庭坚一生，官场起伏、仕途坎坷，个人生活也十分不幸，丧二妻，亲人早逝。政途的坎坷，人生的无常，使得黄庭坚的思想上加亲近于老庄、禅宗的无为而治、超脱自在。黄庭坚家乡是禅风炽盛之地。洪州境内道场以百数，他与临济宗的黄龙系关系密切，从晦堂祖心学道，与晦堂的两大高情颇深，与禅宗结下不解之缘。黄庭坚在服膺儒家之道的同时，又吸引了禅庄思想，使得他的思想能圆融三家，自成一体，在他的人生哲学里出表现和一种“内刚外和”的人格境界和处世之道。作为士大夫他还是深受儒家匡世济时的思想的浸润再加上生计所迫，黄庭坚不得不靠为官的微薄之禄养家糊口，并没有真正的归隐山林。而是以“居官而如隐”的“吏隐”方式，向往着林泉生活。黄庭坚在《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中说: “朝市山林俱有累，不居京洛不江湖。”他不拘泥于退隐的生活方式，其实质是追求心灵自身的解脱。这是他思想中禅庄的理念对其人生态度的明显影响。对于士大夫的这种既喜爱山林，但又求仕进的心理，郭熙提出了通过欣赏山水画来替代隐逸山水的解决之路：“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暄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本意也。”诗人在观赏山水画图时，亦多能从中品味出一种远离人世喧嚣的幽幽情怀，原本藏于心灵深处的隐逸林泉之心便被唤起。想远离政治纷争的黄庭坚更是将这种隐逸的情思寄托在缥纱的云山烟水中。

　　在黄庭坚的题山水画诗中大量表现的就是归隐的情思。在题诗中他经常先写画景再抒已怀，先是比较含蕴的表达，通过描绘山水画境闲淡清远之美，暗露出向往之情，接着就比较直接写出对林泉生活的渴望表达自我的归隐情思。如《题大年小景》（二）“轻鸥白鹭是吾友，翠柏幽篁是可人。海角逢春知几度，卧游到处总伤神。”先写出了轻鸥、白鹭，翠柏幽篁山林生活悠闲淡雅的意境，这种画境能引观者的情思，“是吾友”，“是可人”流露出起他的向往，后两句诗就直接将心中的伤感表达出来。《题华光画山水》：“华光寺下对云沙，欲把轻舟小钓车。更看道人烟雨笔，乱峰深处是吾家。”也是先写画画最后一句道出其理想的家园在山林之中。再如《题郑防画夹五首》：“徐生脱水双鱼，吹沫相看晚图。老矣个中得计，作书远寄江湖。”在《摩诘画》中他说到：“丹青王右辖，诗句妙九州。物外常独处，人间无所求。袖手南山雨，辋川桑柘秋。胸中有佳处，泾渭看同流。”“物外”谓有形物之外，犹云俗世之外，即世外也。能在“物外”常独处，人间就没有其他的要求了，可见其归隐之心。

　　与隐逸之心相伴随的是黄庭坚的思乡之愁。长年漂泊在外的士人与游子无时不遭受着羁旅之苦，在他们的内心永远有着一份恋乡的情怀。山水画中的远山与流水常常触发诗人思乡情怀。画上山水景物也许非家乡之景，诗人在观看时，常会自然地联想到故乡山水，思乡情愁便如山泉流水泊泊流出。这种思乡之情也常常与隐逸之心融和在一起，在他的山水画题诗流露的情感常常既是对故乡的思念，又是对山林隐居生活的向往，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二者虽有区别但二者的核心思想都是一样的，都渴望远离世事纷扰以，寻找内心的平静。如《题郑防画夹五首》：“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看到惠崇所画的归雁飞翔在浩渺的湖水和迷蒙的烟雨之中，自己就恍如在潇湘水边洞庭湖旁，黄庭坚的家乡在江西洪州当地多江湖水泽，于是勾起了对故乡的思念。也想坐一叶扁舟离去。这种离去也带着归隐山林的渴望。《题大年小景》(其一)：“水色烟光上下寒，忘机鸥鸟恣飞还。年来频作江湖梦，对此身疑在故山。”这首诗上两句描绘画面景色，后两句写画境引出的情感。“忘机鸥鸟恣飞还”描写无拘无束鸥鸟来回恣意飞翔的情景，实际上也是黄庭坚内心对归隐山林自由生活的无限向往， “年来频作江湖梦”经常做着身在江湖的梦，面对赵大年的山水小景，黄庭坚便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回到了故乡的山水之中。正如黄庭坚在《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的最后希望郭熙画作江南山以慰乡思，“画取江南好风日，慰此将老镜中发。”这种思乡之情与隐逸之心就交织在山水赏鉴之中。身虽不能至山林故土，心却可以向往的，于是黄庭坚将这些情思在山水画的题诗中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1]论黄庭坚的题画诗[J].九江学院学报，2007（1）.

　　[2]杨志翠.宋代文人集团及其题画诗对山水画审美发展的影晌[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8）.

　　黄庭坚的诗篇2

　　关键词： 黄庭坚 叶县 诗歌 折腰 隐逸

　　黄庭坚是宋代杰出的诗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春二十三岁的黄庭坚登第，调汝州叶县尉。据北宋王存等编的《元丰九域志》卷一记载：京辅之地汝州，县有五：梁县、襄城、叶县、郏城、鲁山。黄庭坚从神宗熙宁元年九月到汝州，直到熙宁四年冬离任，以叶县尉之职度过了四年多的时光。熙宁五年（1072），他以文章优等除大名府国子监教授，才结束了叶县尉的生涯。对于叶县诗目前学者在谈到黄庭坚诗歌分期时，往往以纵向宏观的视角将其纳入黄庭坚早期诗歌，也都认同叶县诗属于创作的探索期。叶县尉是他仕途生涯的起点，而且在叶县迎来第一个创作高峰。据统计，在叶县尉期间创作了一百多首诗作。对其叶县诗歌进行横向深入探究，更有利于廓清黄庭坚早期的思想流动，更能全面认识黄庭坚其人。

　　一、不念赤子，今我何怙

　　北宋有识之士欧阳修、范仲淹等在尊韩孟的基础上复兴儒学，彻底根除在五代之时顿入功名利禄追求而名节不顾的境况，让儒学回归健康正常的轨道，重塑士人的高尚杰出的人格。经世致用的思潮加强了宋代作家的责任感和历史感，回避社会矛盾的创作倾向得以改变，文风与政治相切合而不疏离。在保存文学独特审美特质的前提下让它成为政治服务的支撑，因此重视社会现实的批评性得以强化，黄庭坚关注百姓的诗作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黄庭坚关于民生疾苦的诗篇主要集中在为叶县尉和吉州太和县令时创作的。莫砺峰言早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反映现实的深度，黄诗都毫不逊色于王安石、苏轼”[1]。黄庭坚任叶县尉时以地方官吏的身份主动关怀百姓。《虎号南山》作于熙宁元年赴叶县尉的之前。在诗原题下注：“民怨吏也”。“相彼暴政，几何不虎……伊彼大吏，易我鳏寡。矧彼小吏，取桎梏以舞”。诗人承袭孔子“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的传统论点为始，批判了苛政实施者的官吏、君王，道出了统治者应该具有体恤百姓的仁心。

　　又如熙宁元年秋冬之季，河朔地区发生地震，幸存者纷纷逃往河南。《宋史》卷十四《神宗实录》记载熙宁元年“（七月）壬午，以恩、冀河决，赐水死家缗钱及下户粟。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大雨。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候辽人动息以闻。赐压死者缗钱。京师地再震”。“（八月）壬寅，诏京东、西路存恤河北流民”。熙宁二年（1068）春，在叶县的黄庭坚目睹乱离之景，创作了实录性质的《流民叹》。《山谷外集诗注卷第一》云：“此诗言河北灾伤，流民至襄、叶间，可见在叶县作。”诗作首先展现了强烈地震及洪水带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迩来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鳌复戴三山游。倾墙摧栋压老弱，冤声未定随洪流”。“稍闻澶渊渡河日数万，河北不知虚几州。累累襁负襄叶间，问舍无所耕无牛。初来犹自得旷土，嗟尔后至将何怙”。死者已矣，但人数众多的逃难者也不容易安置而活命。其次在此诗中渗透着他对这次天灾的思考。强调朝廷一方面杜绝“市上三言或成虎”的流言，驳斥灾祸无法预测而听之任之的论调。另一方面用扁鹊给齐桓侯治病的故事强调朝廷要防患于未然，“桓侯之疾初无证，扁鹊入秦始治病”。最后指出朝廷应该集中群众的智慧，开拓思路，找到救灾济民的好方法。可以说此诗“是一首思想性、艺术性很强的大胆干预现实的叙事诗。在作者的诗集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

　　黄庭坚任叶县尉期间，正逢王安石变法推行。熙宁二年国家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熙宁四年（1071）春，黄庭坚与僚友一起去马鞍山推行这一政策。诗人创作《按田并序》，在序中云：“近者朝言多在民事，欲化西北之麦陇，皆为东南之稻田……夫土性者，自先王所不能齐，而一切不问，薅夫故苗，灌为新田，茫茫水陂，丘垄平尽。其君子威以法刑，其小人毒以鞭朴。有举斯有功，有功斯有赏……夺民之故习而强以所未尝，其利安在？兴利者受实赏，有田者受实弊；郡县行空文，朝廷妆虚名；名为利民，其实害之。议者谓之有意于民乎？吾不知也。以为有功于民乎？今既若是矣。”农田水利法忽略地域气候水利等差异，统一设置麦田改稻田的单一框架，最终损害百姓利益。诗中以百姓戏谑口吻道出百姓对改麦为稻作法的否定：“掉头笑应侬，吾麦自不恶。麦苗不为稻，诚恐非民瘼。不知肉食者，何必苦改作。”可见，“叶县任上，黄庭坚创作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数量不多，但他展示了诗人早期创作和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说明黄庭坚早期创作保持了‘唯歌生民病’的优秀传统，说明他十分重视诗歌的讽喻性和社会功能”[3]。

　　可以说黄庭坚早期关注民生的诗篇明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不是一味地附和官方主流意识，而敢于斥责朝廷政策失误或不足，或提出合理建议，因此具有鲜明的自我主体意识，其根本立足点是以百姓的祸福为核心的。刚入仕途的黄庭坚位卑名小，与党争绝缘，因此黄庭坚的“一切见解和努力的方向都是独立的”，“正由于他出自士大夫阶级，他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也正由于他在政治上不入于党派之中，他能客观地正确地批判当时政局得失”[4]。

　　关注民生也受到父亲黄庶的深刻影响。黄庶，字亚夫（或作亚父），有《伐檀集》名世。黄庭坚十四岁时父亲才去世，黄庶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影响了他。黄庶《伐檀集?自序》中言：“心之所存。可以效于君，可以补于国，可以资于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虽然充溢着因壮志高远与未酬形成巨大落差而催生的悲哀，但是拳拳的赤诚效忠国家之心日月可鉴。另外，黄庭坚受到杜甫的影响，杜甫是黄庭坚尤为尊崇的人之一。黄庭坚早年对《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之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高度赞扬杜甫秉承“国风”关注百姓疾苦的传统，以“致君尧舜”推行仁政，而不盲目效忠一人一姓。“杜甫坚守忠贞之志，关怀民生疾苦，指责统治者昏庸……都给黄庭坚以滋养。……黄庭坚在叶县的四年，正值新法实施初期，社会现实在其诗中有所反映”[5]。

　　二、诸妹欲归囊褚单，值我薄宦多艰难

　　纵观黄庭坚波诡云谲的宦海生涯，北京教授之职契合他卓越的文学才能，但位卑而相对冷寂；知太和县令和监德平镇流露民苦为官羞愧和新法不满；汴京入馆，朝廷任职的优越、与志同道合师友唱和，这期间是他生平最快乐的时光；晚年贬谪期间随缘任运化解内心苦闷，而黄庭坚唯独在叶县任上的诗作渗透着县尉小吏的疲惫与无奈。

　　“折腰”二字出现了八次，“折腰”成为黄庭坚劳苦的代名词。“折腰”的典故出自《晋书?陶潜传》。陶渊明，名潜，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陶渊明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里“折腰”是卑躬屈膝官场生活的顺从，对权贵的阿谀。陶渊明辞去刚上任八十几天的彭泽令之职，归家过上隐居田园的自由生活。于是，他在士人心目中蜕变为淡泊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性符号。为了精神自由的驰骋，毅然断绝尘世利禄，潇洒淡定而果决。黄庭坚与陶渊明同样官小，但“折腰”更确切是指黄庭坚身体的疲惫，而这主要来源于政务繁琐与极度辛劳。如《戏答公益春思二首》其二云：“我为折腰吏，王役政敦薄。文移乱似麻，期会急如雹。”公函既多又催促处理迅速，无疑加剧了劳累的强度。又如《将赴叶先寄明甫季常》：“简书驱我出，冲雪冻两脚。莫行星辉辉，晓起鸡喔喔。……平生白眼人，今日折腰诺。”冰天雪地，天寒脚冻，夙兴夜寐，辛劳异常。

　　如此操劳但黄庭坚不能如陶渊明一样做到不“折腰”，因为黄庭坚客观的家庭重担逼迫他不能潇洒而退。正如《赠陈公益并序》中言：“我求一饭饱，黄绶强折腰。取舍不由己，悲哉马衔镳。”家境的不宽裕更加重了诗人心灵的负荷。黄母生了九个孩子，五男四女。伯氏就是大临，字符明；次子庭坚，字鲁直；三子叔献，字先民；四子叔达，字知命，幼子非熊，字仲熊。不幸的是父亲黄庶死在康州任上，此时黄庭坚十四岁，非熊才四岁。陈师道《李夫人墓铭》中云：“子稚而贫矣。夫人以丧还葬豫章，遣子就学。或劝以利，夫人曰：‘自我家及儿父时，未尝不贫，何用利？”[6]面对承担养育年幼孩子的重责和困窘的生活，黄母还是坚决让孩子读书，不让其经商谋生计以缓解经济压力。十四岁的黄庭坚跟着舅父李常游学淮南，既增加了学识，又减轻了家庭负担。任叶县尉后，家庭供养之责主要由母亲而转为他和兄长大临来承担。《还家呈伯氏》“私田苦薄王税多，诸弟号寒诸妹瘦。”“扛囊粟麦七十钱，五人兄弟二十口。”“斑衣奉亲伯与侬，四方上下相依从。用舍由人不由己，乃是伏辕驹犊耳。”兄长与自己不仅要侍奉母亲，而且要处理弟妹婚嫁之事。《答李几仲书》云：“庭坚少孤窘于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事。”（《山谷集》卷十九）“诸妹欲归囊褚单，值我薄宦多艰难。”（《伤歌行四首》其二）供养家庭的沉重负担逼迫黄庭坚承受“折腰”之苦，这无疑彰显了黄庭坚具有为亲人考虑的仁厚之心。正如《次韵戏答彦和》所言：“天于万物定贫我，智效一官全为亲。”

　　中华民族以等级尊卑维系着封建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以此而衍生出“官本位”的思想。官与禄似乎孪生兄弟而密不可分。然而，黄庭坚却在叶县诗作中多次表白家庭的贫困而不得不入仕和为官后依然艰难的困境，因此为官的工具性特征得以凸显，但因以亲人生命基本能源汲取为驱动力，这份亲情显得厚重而真实。社会道德规范与内心自觉要求超过了自我个体的荣辱。陶渊明洒脱“不折腰”，以超旷之姿构筑了士人规避尘世的精神家园；黄庭坚“折腰”，以敦厚仁孝之心力扛重任而舍己为家，儒家人伦提升了其人格。

　　三、酒船鱼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

　　宋代士大夫多雅爱林泉之乐，虽然是处仕宦之途，但魂牵山林之间。他们不计较形骸的去留，而侧重内心的通明无垢，抱道自守。这样在实现为家国壮志的同时做到自我人格的净化。“外儒内圣”的模式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共性特征。黄庭坚可以说是宋代知识分子隐伦代表。虽然在叶县时黄庭坚才二十几岁，但其诗作中始终流淌一股崇尚自在逍遥的隐逸之气。首先，黄庭坚表现在对渔夫逍遥自在的生活的倾慕，叶县诗作屡有提及。实际上，“渔收亥日妻到市，醉卧水痕船信风。”（《古渔夫》）“春鲔出潜留客，秋蕖遮岸和儿歌。”（《渔夫二首》其二）“酒船鱼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醉卧信风、春留客、秋和儿歌、溪飘落花归舟，寥寥几笔勾勒出渔夫诗意般逍遥生活，从而折射出他们精神的快意舒心。黄庭坚的“渔夫”情结最根本的是淡泊名利，追求一片与世无争、宁静自在的心灵净土。

　　其次，黄庭坚叶县交友，也欣赏山林泉林之志的人。黄庭坚在叶县交友范围，虽然没有元佑馆阁时期结交士林精英知名度高，但是他们都是志行高洁之士。黄庭坚特别欣赏的是有林泉之志的人，有的是淡薄利禄而具有泉林之人的秉性；有的是现实生活中隐逸者。《送焦浚明》赞赏他“中怀坦夷眉宇静，外慕淡薄天机深”。欣赏陈公益“心随出处乐，性与寂寞超”（《赠陈公益并序》），“性怀如佩环，诗笔若陨雹”。“光尘贵和同，玉石尚磊落”。（《戏答公益春思二首》其一）。“予尝有穷谷苍烟寂寞之约，唯公益共之”（《赠陈公益并序》），二人志同道合竟然相约携手一同隐居。对现实生活已经隐居的人，更是钦慕不已。《次韵戏答彦和》欣赏“江湖归去作闲人”的彦和。《山谷集?外集卷六》题目下注：“彦和年四十，弃官杜门不出。”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云：“彦和姓胡名侃，初名俟。新安人。登进士乙科，尝仕为宰。后去官归隐。自号柳湖居士。”[7]

　　黄庭坚刚如仕途便对对泉林之志如此浓烈，最直接原因是为宦的疲惫，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得以挣脱。在叶县诗作中往往采用艰辛的仕宦与故乡江南逍遥相对照模式。如《戏赠王晦之》“栖苴世上风波恶，情知不似田园乐。”《春思》：“简书催秣马，行路如徇铎……搔首念江南，拿船趁。夷犹挥钓车，清波举霜鲫。”《客自潭府来称明因寺僧作静照堂求予作》：“正苦穷年对尘土，坐令合眼梦湖湘。”《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小吏有时须束带……江南长尽捎云竹，归及春风斩钓竿。”回故乡江南也做一个自在的渔翁。魂飞梦绕的故乡成为心灵神往的净土，的确与黄庭坚在故乡成长阶段经历有关。还没有出仕之前，十七岁作的《清江吟》：“江鸥摇荡荻花秋，八十渔翁百不忧。清晓采莲来荡桨，夕阳收网更横舟。群儿学渔亦不恶，老妻白头从此乐。全家醉着篷底眠，舟在寒沙夜潮落。”从中“窥见一个于山林徜徉山水林泉，陶醉于自然之趣的诗人形象”[8]。可以说黄庭坚叶县隐逸思想是少年故乡自由生活的倚重延续，而入世后的艰难只能加剧对自由精神福地故乡的向往。通过构筑隐逸林泉的理想消解内心的苦闷，超越尘世纷扰而寻求精神的皈依，也印证实质上诗人淡化对事功的追求。

　　纵观黄庭坚任叶县尉诗作可见其内容丰富。初入仕途的黄庭坚没有像人生后期卷入党争漩涡的无奈，也没有与苏轼为首的精英学子相识相知。处于文坛边缘的他在叶县的诗歌可以自由呈露真实的内心体悟，注重道德人伦，关注百姓、亲人和朋友。同时，黄庭坚叶县诗歌洞照此阶段诗人内心仕与隐的纠结，折射现实生存困境的无奈。从而在恬静的林泉之景中净化自我、超越自我。由生存处境正视隐逸情怀的执著，折射了在恪守儒家道德伦理的同时实现了自我人格修养的升华。不过，值得一提是黄庭坚在叶县有《赠清隐持正禅师》、《寄新茶与南禅师》，但这里南禅师并不是临济宗黄龙派之祖慧南，而是相识的僧友。黄庭坚在此时既没有与名僧广泛交往、切磋，又初入仕途，因此尽管与僧人有往来，但禅学修为有限，在叶县与佛禅相关的诗作中不太耀眼。儒佛道圆融统一是宋朝士人的普遍思想，并以此为契机而建立了新儒学心性论体系。在叶县时黄庭坚诗作主要浸透儒家伦理道德与隐逸情怀互补中合理形成一种精神境界，与黄庭坚中后期笃信佛教而创作诗歌呈现不同面目。叶县是黄庭坚仕途的起点，却是他成就光辉人格的宝地。

　　参考文献：

　　[1]莫砺锋.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J].文学遗产，1995（3）：71.

　　[2]孔凡礼，刘尚荣.黄庭坚诗词选[M].中华书局，2006：18.

　　[3]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65.

　　[4]潘伯鹰.黄庭坚诗选[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4.

　　[5]张承凤，谢峰.从杜甫到黄庭坚诗歌的新变[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5（4）：40.

　　[6][宋]陈师道.后山集[M].山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1987.

　　黄庭坚的诗篇3

　　关键词：黄庭坚；吕本中；《江西宗派图》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2-0146-04

　　出现于南北宋之际的江西诗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他们宣称追随的黄庭坚，是北宋最为出色的诗人之一，与苏轼并称“苏黄”。而江西诗派在文学史上得到确认，是由于吕本中《江西宗派图》的存在。历来人们都把《江西宗派图》看作是在苏黄中有所选择的标志，是黄庭坚一派向苏轼所下的战书，从而认定变幻莫测的天才苏轼，果然不如黄庭坚所提供的循序渐进之成法容易吸引人追随。事实是否真正如此？当我们深入南北宋之际的社会现实，会发现苏轼在诗歌领域的影响力并不比黄庭坚小，甚至吕本中本人都是相当重视苏轼的。那么，确认江西诗派存在依据的《江西宗派图》就成为历史上的关键节点：吕本中究竟是在何种情况下，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创作了《江西宗派图》呢？由于文献不可征，吕本中制图的私人动机早已不可探究。本文试图结合北宋的政治文化形势，探究促使《江西宗派图》产生的深层动因。

　　一、多方取径：宗派图中诗人们的诗学道路

　　在中国历代诗人中，黄庭坚的独特性在于，他在其生活的当世便得到推崇，被认为是值得效仿与追随的榜样和典范，并持续影响诗坛长达两百年之久，直到宋末元初方回提出“一祖三宗”，都是他在诗坛引起的遥远嗣响。苏、黄同为元v名家，却是通常认为才力略逊的黄庭坚身后出现了蔚为大观的文学流派，即江西诗派，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黄庭坚在当时的影响远过于苏轼。但是考察南北宋之际的诗集、诗话、笔记等诗学材料，有关苏轼的条目比黄庭坚多得多，至少可以说明苏轼在诗坛上的影响并不会弱于黄庭坚。那么，吕本中及其《江西宗派图》，如何成为当时的主流诗学呢？看来其中隐情尚需细致探究。

　　据周子翼、罗宁、李小荣、伍晓蔓等前辈的研究①，江西诗派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有着明确文学主张的文学流派，历史上也并不存在以“江西诗派”为名义进行集体活动的诗学团体。从现有资料来看，被吕本中列入《江西宗派图》的诗人们，虽然大部分可以解释入图原因，但也有少数诗人得不到解释。吕本中创作《江西宗派图》，是就自己所了解的诗坛现状，对活动于徽宗年间的庐山诗社、豫章诗社、临川诗人群体等民间小型诗歌团体做出的整合。

　　伍晓蔓《宗黄学苏――论江西宗派的诗学选择》②认为，被列入宗派图的诗人们其实是上承元v，宗黄学苏的，并对他们与苏轼的交往考察得相当

　　收稿日期：2016-06-01

　　作者简介：范金晶，女，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南京201146）。

　　细致。的确，潘大临、潘大观兄弟，在苏轼贬谪黄州时与苏轼为邻，在他们年幼时便受到苏轼直接的影响。又如作为新党子弟的王直方，十分崇拜苏门文人，还曾在家中祖传的园林招待他们聚会，所作《王直方诗话》记载了很多苏黄的诗论与轶事，朝廷禁毁苏黄文字时，他还顶风收集苏黄遗文。南宋中期托名王十朋编纂出版的《分类集注东坡先生诗》，收集了百余位注家的苏诗注，宗派图诗人们全部在列，其中林敏功注为苏诗早期五家注之一，虽然其书亡佚，尚有六百多条保存在此本中。

　　实际上，宗派图中的诗人们不仅宗黄学苏，对苏轼相当恭敬与崇拜，他们更是转益多师的。分而论之，他们都是钱钟书所言如“白小”，即小鱼小虾一样的小诗人；但他们若是取径偏狭，一味推崇黄庭坚，恐怕根本不可能成长为独立的诗人。如谢逸、谢P兄弟风格清新，与黄庭坚诗歌生新瘦硬的典型风格并不同。山谷甥洪刍《洪驹父诗话》较为关注李杜及中晚唐诗和乐府诗。又如临川饶节，少年时与潘老游，后客于新党宰相曾布，因建议复用苏黄诸公不行而辞去，又拜入吕希哲门下，最终在香岩智月禅师门下悟道，削发为僧。

　　宗派图诗人中成就较高的几位更是如此，不仅多方取径，且力图超越苏黄的影响，追求自成一家。山谷四甥中才华最为突出的徐俯，在豫章诗社中诗名最著。黄庭坚作为舅舅，像当初李常对待自己一样予以多方指导，而徐俯晚年并不愿意被看作黄庭坚嫡系，而希望自成一家，甚至拒绝他人“渊源有自”的恭维，答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③韩驹同样如此，他曾问学苏辙，也曾在黄州遍访东坡故迹，论诗常及苏诗。他曾把学诗过程中遍参名家的过程用禅宗语言解释为得“文人印可，乃自不疑”④，需要坛尊宿印证自己所悟的诗道，从此便可自成一家。

　　从北宋中后期的诗坛情况来看，苏轼有相当的影响力；而被列入宗派图中的诗人们宗黄学苏，多方取径，力图自成一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奉黄庭坚为宗主的《江西宗派图》呢？考察北宋的文坛传统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二、苏黄并称：斯文大任的传承

　　北宋的文坛，从立朝开始便是以一个个文人集团的面目存在的。宋初三体之白体、晚唐体、西昆体，都有其对应的松散文人群体。西昆体稍晚，是以杨亿为首的馆阁文人群体。而杨亿与晏殊都以神童入朝，分别是真宗朝与仁宗朝时期的文坛盟主，政治上也是一朝重臣，极受皇帝信任。晏殊知贡举时取中欧阳修，之后他与梅尧臣在以钱惟演、谢绛为中心的洛阳幕府文人群体中受到熏育，最终以其才学、识度成长为新一代的文学盟主。

　　欧阳修注重发掘人才，且在庆历士风的激励下，力图有所作为。嘉v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为矫正太学中奇险y怪之文风，凡此类文章一概黜落，而所取皆为他素来倡导的平易晓畅的古文。这是一次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科举，苏轼、苏辙、曾巩、曾布、张载、程颐等一批北宋中后期广为人知的文化人物，都是通过这次科举进入仕途的。欧阳修对选择下一任文学盟主颇为自觉，曾经先后考虑过曾巩、王安石等，他尤为欣赏天才勃发的苏轼。苏轼兄弟第一次随父亲苏洵来到首都汴京时，欧阳修便对苏洵的古文十分欣赏。当苏轼中举后向梅尧臣所上的致谢信被欧阳修读到，他更是称赏不已，并表示：“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苏轼曾把欧阳修选择自己为文坛盟主的过程幻化为一个奇妙的梦境，如同加冕仪式一般，欧阳修严肃地将斯文大任付与苏轼：“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⑤

　　所谓的文坛盟主其实并不是能够被授予的荣耀称号，也并非欧阳修个人所能决定，而是他在文坛形势、诸人才力等方面作用下作出的自然选择。曾巩、王安石都颇有才华，论文章他们身后都进入了唐宋家，而王安石诗歌精能婉约，与苏黄并列为北宋三大家。但是由于王安石主持变法，以及新旧党争成为北宋中后期政治的主题，当时人们便认为，苏轼、司马光等人所属的旧党才是富于道德文章的。且苏轼年少成名，以天才的面目出现，一举成名天下知，李常、孙觉等先贤长者们往往屈辈与其论交，确橥代人中的佼佼者。并且苏轼不但才华横溢，也一直以文章大任自勉，致力于发掘才学之士，对他人诗文不吝赏拔，苏门四学士便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人物。

　　苏轼入仕后父母先后去世，两次返乡丁忧，当他熙宁二年回到朝廷，王安石已拜相，开始主持变法。熙宁四年苏轼便因政见不合离开京城，辗转任地方官数年。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发，结案后贬黄州五年。在此期间，苏轼陆续结识了黄庭坚、张耒、秦观、晁补之，以及陈师道李D。此数人为苏轼多年结识的人才中最为出色者：“比年于稠人中骤得张、秦、黄、晁及方叔、履常辈，意谓天不爱宝，其获盖未艾也。比来经涉世故，间关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⑥苏轼对他们的爱赏超出众人，而其赏识与期待，正在于文墨之事。

　　苏轼的赏拔会大大增加一个人的名气。作为一时文宗，苏轼受到众人的追随与爱戴。无论是真心仰慕，还是借与苏轼的交游扬名，或者是希望得到苏轼的赏识，各种参错的愿望与动机交织，使得苏轼的言论的确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凡经苏轼品鉴和称扬过的，便会在文人圈中迅速传播，对初入文坛的年轻人来说影响尤甚。当几十年后人们回顾这个时代，便会注意到这种流行的思潮，而在事实上它也造就了社会的普遍看法。苏轼与黄庭坚的结识便是如此，苏轼在孙觉处读到黄庭坚诗文后，便不断称赞，以至于“士之慕苏公者，皆喜道足下（黄庭坚）”⑦。元v年间旧党复归，黄、秦、晁、张四人与苏轼汇聚京师，先后任职馆阁，号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李D，为“苏门六君子”。他们流连文字翰墨之间，不时酬唱，可谓一时风流之胜。

　　在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的诗歌艺术最为精湛，他比苏轼小九岁，又长四学士中最幼的张耒九岁，与苏轼可谓是亦师亦友的关系。黄庭坚对诗歌是颇为自觉的，他在元丰年间便有了成熟的个人风格，元v时期与苏门诗人们的交往酬唱，刺激他的诗歌艺术进一步发展，开始因难见巧、遇变出奇，进入奇变相生的境地。例如七言八句古诗《双井茶送子瞻》，创作后他又反复次韵，多达八首。通过这组唱和，双井茶的风味成为元v文人精神世界的一个象征。诗中运用典故的手法出人意料，师其辞不师其意，即通常所说的“点铁成金”。其实黄庭坚对语言的运用，对古人著作中诗料的吸取，远不止点铁成金之一端。黄诗的突破传统，也不只是在押窄韵险韵、反复迭韵、创作拗律等方面，但是这些形式特点容易给人强烈印象。黄庭坚虽然掌握很多技巧，甚至运用得炉火纯青，但是他论诗只强调法度的概念，而不谈论具体下字作对的方法，在黄庭坚心中，至法无法，任何试图把它固定下来的具体规则都是对它的僵化，反而会成为诗歌的禁锢。

　　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独以诗名，得到同时才俊的拜服。陈师道本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中年一见黄庭坚诗，便尽焚其稿，转而学习山谷诗。元v二年，苏轼上《举黄鲁直自代状》荐黄庭坚为翰林学士，称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⑧。苏轼的称扬对黄庭坚声名达到顶峰起了关键作用，黄以其诗歌造诣得与苏轼并称。靖康元年，晁补之族弟晁说之在《题鲁直新柑帖》中回忆道：“元v末，有苏、黄之称。”⑨晁说之亲历元v时期，所言较为可信。苏黄并称，是对黄庭坚诗歌成就的肯定。苏轼的文名并不会因此而被遮掩，二人有着前后相继的传承之意，气质个性亦各各不同。苏黄并称，说明有着一种思潮，认为黄庭坚对诗歌艺术的思考与实践，代表着宋诗将要发展的方向。黄庭坚晚年贬谪黔南等地，身边已有不少青年诗人默默追随，黄庭坚亦对他们详加指导，传递斯文于不坠。而民间也开始有着崇苏学黄的小规模诗人团体，在严酷的徽宗朝，斯文之事以师友渊源的形式在传续着。

　　三、整合与传承：《江西宗派图》的创作

　　北宋文坛的历任盟主，一直到苏轼，都是诗文兼善的。所谓“文章”不仅包括抒情达意诗歌骈赋，也包括应用于各种场合、典雅庄重的制诰之文。从杨亿、晏殊，到欧、苏与王安石，都是政治上居于高位，为一朝重臣，又博学多才，方得居文章盟主。但是从苏门四学士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诗与文之间渐渐出现分裂。他们之中不再有诸体兼善，堪孚众望之人，虽各有才名，而黄庭坚更长于诗，秦观、晁补之更长于文。诗歌成为愈加独立的文体，这正是它日渐发达的证明。然而如上文所述，苏黄并称的出现，是对黄庭坚诗歌成就的肯定，黄庭坚得以从苏门四学士中单独凸显，与苏轼并列，而社会上的确有一些人认为，苏轼长于文，而黄庭坚长于诗⑩，将苏文与黄诗并列，苏文黄诗，成为元v时代的象征。

　　吕本中《江西宗派图》的创作，正体现和反映着这股认为黄庭坚诗歌精于苏轼的思潮。宗派图虽然亡佚，只有名单及片段保存在诗话著作中，但是从《苕溪渔隐丛话》所引部分来看，吕本中从李杜以来的诗歌史出发，肯定了黄庭坚的成就与意义。吕本中说此图是年少戏作，也的确在其他地方表达过对苏黄持平的看法。但是宗派图的创作，至少证明在某一个时期，他认为黄庭坚诗歌作出了真正的创新，相较于苏轼，更能代表诗歌所应当发展的方向，是这个时代所应追随的典范。

　　吕本中出身世家，他的家族从他七世祖吕梦奇担任五代时期后唐的户部侍郎开始，一直都是仕宦大族。家族中多人拜相，八人中进士举，四人赐进士出身，学术上亦是北宋名门。吕本中曾祖吕公著是有名的元v宰相，他自幼得曾祖奇爱，被寄予厚望，使得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当党争席卷朝廷，吕家也免不了贬谪的厄运。吕本中祖父吕希哲为当代大儒，入元v党籍碑。然而由于元v大臣往往学术人品俱佳，所以虽遭贬谪，在社会上仍享有相当的声望，不少年轻人追随他们到贬谪地从其学。故虽然颠沛流离，世家子弟吕本中交游广阔，眼光颇高，不仅是小有名气的诗人，而且在学术上也颇有造诣。

　　汪革、饶节、谢逸都拜入吕本中祖父吕希哲门下，是吕本中的“临川四友”，一生都感情深厚。大观年间，徐俯在南昌与洪炎、李彭等结豫章诗社，吕本中也曾参与过唱和，之前徐俯还曾赞其诗超出江西诸人之上。分散各地的豫章诗社、庐山诗社，以及在京城以王直方为联络中心的夏倪、晁冲之等苏黄同好，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共享着对元v时代、苏门文人的兴趣，不仅人员之间经常流樱还不时进行诗歌酬唱。可以说，在吕本中创作《江西宗派图》之前，社会上已经存在着以师友渊源为纽带的苏黄后学脉络。在徽宗朝，诗歌被当作元v时代的标志而被禁止，朝廷上文学凋敝，反倒是在野的诗人们保持着传承。而吕本中以其家世背景以及诗学上的好学敏悟，在严酷、大家凋零的徽宗朝，隐然成为在野诗坛的领袖。早在政和初年，谢逸在给吕本中的信中便称：“当今之世，主海内文盟者，惟吾弟一人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吕本中以盟主自任，将他了解到的诗坛现状做出总结，创作了《江西宗派图》，也是符合情理的。

　　注释

　　①周子翼：《北宋豫章诗社考论》，《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罗宁：《北宋庐山诗社小考》，《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北宋大观年间庐山诗社考――兼论其与江西诗社之关系》，《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李小荣：《庐山诗社与江西宗派关系略说》，《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伍晓蔓：《北宋末临川诗人群体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江西宗派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②参见《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③周辉：《清波杂志校注》，刘永翔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194页。④《遗珠》，《诗人玉屑》卷五引，第122页。⑤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1956页。⑥苏轼：《答李方叔十七首》十六，《苏轼文集》，第1851页。⑦张耒：《与鲁直书》，《张耒集》，李逸安等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第827页。⑧苏轼：《举黄鲁直自代状》，《苏轼文集》，第714页。⑨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书店，1985年。⑩无名氏：《豫章先生传?史赞》：“世之论文者必宗东坡，言诗者必右山谷。”见嘉靖至光绪本《山谷全书》卷末，亦见于《文献通考》。此处引自《黄庭坚全集》附录，刘琳等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63页。编者认为《黄庭坚全集》乃北宋《国史》中的黄庭坚传。吕本中：《师友杂志》第2页，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

　　A Discussion about Lv Benzhong and His Jiangxi Sectarian Map

　　Fan Jinjing

　　Abstract：The Jiangxi Sectarian Map of Lv Benzhong established the existence of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s the first literary genre， Jiangxi School deeply influenced the poetry of Southern Song during more than hundred years. It is not a modern genre which had clear advocate and unified action， but only an integration on the loose poetry group by the author. The private purpose of Lv′s drawing， since the document cannot be levy， has not traced.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we have to focus o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to find the deep motive of section figure.

　　Key words：Huang Tingjian； Lv Benzhong； Jiangxi Sectarian Map

　　黄庭坚的诗篇4

　　南乡子

　　黄庭坚

　　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结合其生平经历、思想性格和作词的背景，我觉得这首诗有着深沉难言的人生况味，有功业未就之憾，有人事变幻之思，有自我排遣之愁。可我看了黄宝华先生在《宋词鉴赏辞典》（上海此书出版社）对此词所作的赏析，也觉得黄先生解诗合理，旁征博引，颇有见地。

　　黄先生其主要观点如下：

　　1.该词的主旨是黄山谷对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雨坎坷，表达了无限深沉的感慨，对功名富贵予以鄙弃，抒发了纵酒颓放、笑傲人世的旷达之情。

　　2.认为上片的感情较为低沉，“诸将”一句描绘了诸将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的意味，突出了词人耿介孤高的形象，表达的是一种“超然之情”；“万事”一句是作者佛老思想的流露，体现消极虚无的人生观，含蓄深婉表达了人生感慨。

　　3.认为下片的情感转为开朗达观。“催酒”一句是主张开怀痛饮，莫辜负大好秋光和杯中酒酿；“花向”一句用拟人手法，借花自嘲，簪花自娱将词人热爱生活的不服老精神跃然纸上，表现出他并不因处境的拂逆和年事的增高而消沉，而显出开朗豁达的胸襟。

　　从词作本身的字面意义来看，黄宝华先生的解诗是合理的。词作大意是：在重阳的宴会上，诸将谈论功名，饱含对加官进爵的渴望，而作者独自一人倚在城楼边，在短笛伴奏声中“长歌”。作者想到了这世事的起伏浮沉、荣辱得失，都已经随着那些风雨消逝，没有办法，只好作罢，不再计较，曾经的戏马台前的封赏不是如梦如幻吗？那就痛快喝酒吧，要知道酒的滋味还和去年一样好哇。重阳节头上簪花，花儿在调侃作者不知老态故作痴顽，也似乎因老人不合时宜而羞赧，是啊，老头子簪花不知道（不在意）愁啊！从这个角度来说，黄先生的观点都可以得以引申。

　　只是，我在反复揣摩黄庭坚这首诗的时候，仍然不免心存疑惑：

　　1.黄庭坚在宜州羁管期间能与诸将在重阳节宴集，能说鄙弃功名富贵吗？他“独倚楼”就能表现他是清高耿介之人吗？

　　2.词作上片沉郁隐晦，下片果真就明朗开阔了吗这样矛盾的心态是性格使然，是环境所迫，还是艺术创作要超越现实的要求，抑或本来就是有机统一的呢

　　我怀揣鄙陋，试着从本诗的写作背景、黄庭坚的生平经历和他的诗歌创作主张等角度，谈点浅见，不周之处，万请提点批评：

　　首先，从词作的写作背景看，黄庭坚“鄙弃功名”“清高耿介”与他的身份处境不相符。黄庭坚词作前有小序：“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宋朝王ァ兜郎角寤啊芳窃兀骸吧焦戎在宜也，其年乙酉，即崇宁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楼，听边人相语‘今岁当鏖战取封侯’，因作小词云：‘诸将说封侯’（诸将说封侯，短笛长吹独倚楼。万事总成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催酒莫迟留，酒似今秋胜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云云，倚栏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亲见之。”这个记录和小序可以相互印证，只是诗歌版本不同，且黄庭坚在宜州的亲密友人范寥是否亲见已经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黄庭坚是重阳节城楼宴集的参与者，不是旁观者；但由于他是被羁管的对象，也不可能是组织者。宴会的组织者应该是有身份有资财之辈，诸将的地位至少都比羁管的黄庭坚高，既然黄庭坚应邀参加宴集，又怎么可能表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那份清高和超然呢如果作者在这种场合“正直，不同于流俗”，那“边人”情何以堪呢如果他真的耿介清高、真的鄙弃这些功名富贵，又怎会写完词作后“倚栏高歌，若不能堪者”（宋?王ァ兜郎角寤啊罚

　　黄庭坚在日记《宜州乙酉家乘》虽未提及“诸将”身份，也没有记录当天的情绪感受。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黄庭坚到宜州后的一些日常活动和整体的精神面貌，虽然处境难堪――被朝廷除名，羁管宜州，但士人、官员与之交游过从甚密，黄庭坚也经常在节日和这些人宴会、唱和酬答，并且接受他们的馈赠，这也成了他苦闷生活的一丝慰藉，也因此产生了许多雅事佳话。这本日记也可从侧面印证黄庭坚并不排斥官场、也没有自视清高。

　　我想他“独倚楼”有一种更大的可能，就是边人诸将在宴集中慷慨说“封侯”，勾起了黄庭坚在政治斗争中的无限往事，触碰了他内心郁结多年、压抑不堪的痛楚，他是因怅惘落寞而独，不是他主动厌弃功名，更不可能鄙夷这些边关将领而保持所谓的清高。事实上，“封侯”是对功名的希冀，是现世的价值标准。如陆游《诉衷情》中起句便说自己“当年万里觅封侯”，封侯之事是施展政治才干的代名词，这是陆游也是黄山谷的心病。这样在下文中流露出“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的感慨才显得自然深切。

　　其次，知人论世，考查黄庭坚生活环境和生平经历，可谓世事沧桑、风雨飘摇。他性情开朗，才华出众，他受儒道思想影响都较深，又与苏轼过从甚密，本身就是在出世和入世的门槛上徘徊的人，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次次被构陷，宦海浮沉，于是常表现出在不寻常的政治伦理中的难言的苦衷、无可奈何的慨叹和人生思考。至于晚年尤甚，只不过时过境迁，有些事不想重提，有些话也不想诉说了，于是在诗歌中便又常宕开一笔，情势抖转，表现开解、放旷的一面，但这不能从本质上反映他内心的情感挣扎。

　　黄庭坚生活于北宋新旧党争异常激烈的年代，曾因党争牵累，在政治上几度浮沉。新党将他和司马光、苏轼、秦观等一大批列为“元v党人”，蔡京等下令国史院核实《神宗实录》的记载，以“诬毁先帝”、“修实录不实”加罪黄庭坚，他先后被贬涪州、黔州等地。在黔州时期，他在《谒金门》一词中写到：“山又水，行尽吴头楚尾。兄弟灯前家万里，相看如梦寐。君似成蹊桃李，入堂松桂。莫厌岁寒无气味，余生今已矣！”可见作者在52岁时已经对自己的命运对远谪产生了怎样的慨叹。

　　后朝庭以“回避亲嫌”为由，下诏庭坚移到戎州，在州南的一个僧寺里住下来。此时他自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把寺中的居室叫作“槁木庵”和“死灰庵”。后来在城南另外租了房子，又起名叫“任运堂”，表示自已安分守命，无心世事了。后徽宗即位，太后向氏听政，蔡京等人相继被贬出京，黄庭坚又被起用为太平州知州。不料只过九天，吏部公文就下来了，免去了知州职务。原来，此时徽宗亲政，起用蔡京为相，新党重新握政权，蔡京等人对旧党人物迫害比绍圣年间更加残酷。崇宁二年四月，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九月，又下诏在各地立“元佑奸党碑”，几乎把旧党人物一网打尽。又因他他初入官场时性情刚直，言辞壮烈，与赵挺之公文往来，反复争论，种下了后来遭受贬的祸根。这时，赵挺之已被蔡京荐为副宰相，他假公营私报宿怨，暗中指使荆州转动判官陈举从庭坚所写《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中摘取“天下财力屈渴”等语句，诬告庭坚“幸灾谤国”，使庭坚受到“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省宜山县）的严厉处分。崇宁三年三月，庭坚到宜州贬所，初租民房，后迁寺，都被官府刁难。崇宁四年五月，被迫搬到城头破败戍楼里栖身。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楼，终年六十一岁。

　　尽管黄庭坚并没有积极地参与新旧党争，但在这个巨大的政治旋涡中，他始终难以独善其身，每一步都身不由己。他有豁达开朗的天性，但也不能完全忘怀于江湖和风雨。他一方面用他的天性和洞彻人生的目光调整，另一方面又常常陷入痛苦之中。他在政治迫害、仕途曲折、亲朋远隔等情况下，作者抒发出的怨愤悲苦之情，常表现得含蓄别致、深沉凄恻，非有人生至味不能言。

　　值得一提的是，黄庭坚所遭的两次贬满都是他在人生的晚年，在两次贬谪中，诗人的年龄越来越大，所贬处所越来越远，所处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正是现实环境如此残酷，正是人生经历如此跌宕，作者才会有不愿说、不能说的苦衷，尤其是在宜州时期所作的几首诗词，晚年光景的感受越来越强烈，相应诗作明显多余其他时期，如“第四阳关云不度，山胡新啭，子规言语，正在愁人处。”（《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别夜不眠听鼠啮，非关春茗搜枯肠。”（《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平生个里愿怀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虞美人?宜州见梅作》）“江上一帆愁，梦犹寻，歌梁舞地。”（《摹山溪?至宜州作，寄赠陈湘》）“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已不如昔，后当不如今。”（《在宜州南楼作二首（之一）》）……如果他全然超然淡泊，又何来在遭受一次次打击之后不自觉地压抑如果他果真狂放傲岸，又怎么对过往人事如此小心翼翼、含蓄深婉虽然黄庭坚本人天性达观，极富生活情趣，但人生之路、世态炎凉、等难免涌上心头，时时都会触碰那根敏感脆弱的神经。这些诗作即使描写现实境遇，抒发个人心志，都显得比较深沉隐晦，应该与他的两次因文字遭遇陷害有关。

　　我想这或许能解释《南乡子》上下片情感基调不同的问题。作者在重阳节勾起了无限的思绪，无法释怀，只好沉醉在酒中，簪花自娱。“催酒”“簪花”恰恰是一种自我告慰，“不解愁”也不过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已经两鬓斑白，如果不去稀释、淡忘，还能选择什么呢举杯劝酒、俏皮簪花，放在此语境、此情境中，仔细想来，愈发让人觉得幽愤。

　　从绍圣元年初次遭贬，到最后编管宜州困顿以死，期间感情起伏，有希冀，有快意；也有，有挣扎；还有落寞，有郁结……只是，黄庭坚这一辈子一身流落天涯，遭受冤屈折磨不得诉，还能剩多少“少年心”，晚景不堪，难道真能推开万事，尽随风雨

　　再次，曾“遭诬枉”的经历，使得黄庭坚在文学观上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在诗歌创作中多写个人生活，且谓诗歌不当有“散谤侵陵”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

　　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格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可见，他明确反对以诗干政，反对以诗“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认为这样做是“怒邻骂座之为也”，从而使他的诗忽视了社会生活又减少了感彩，流入表现“不怨之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之中。这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受到构陷，却不愿在诗歌中痛陈现实、尽情宣泄的原因。他在《南乡子》下片中表现出的放旷会不会是这种创作主张的产物呢

　　纵观黄庭坚的诗词创作，我们发现他的诗歌在关切现实生活较少，抒写个人情志较多，并不愿意停留在对往事的追怀之中。这一方面是避祸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艺术上审美超越的要求。我们把他在被贬时期所写的几首意象相似的诗词作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个特点。

　　在贬谪黔州期间，他写下《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

　　定风波

　　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池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这首词上片首二句写黔中气候，贬谪环境之恶劣和去国怀乡之感跃然纸上。但诗人却不是着意表现这些感受，而是写久雨得晴，又适逢佳节，诗歌难言喜色，“催醉”也就自然而然了。“鬼门关”这里是用其险峻来反衬一种忘怀得失的胸襟，颇有几分傲兀之气。下片先写白发簪菊，作者借这种不入俗眼的举止，写出一种不服老的气概。“君看”、“莫笑”云云，全是自负口吻。然后再写骑马驰射，显得豪爽洒脱，风流大气。诗歌中不以贬谪为意，所写典故也并不一定是现实活动，这正是艺术修养的体现，是也在不如意的经历和环境中作者对自我人格和精神气度的塑造，也是对地理和人文环境最好的回应。

　　在戎州安置时，他写下《鹧鸪天》：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着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这首词辞气壮烈，有狂放，有豁达，也有一种实则出于愤懑的傲慢，时人冷眼相看，我则黄花白发牵挽，自得其乐。可谓心境豁然，不萦于外物。

　　以上两首诗歌与《南乡子》在创作背景、诗歌意象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细细读来，其气度却不尽相同。如果说被贬黔州还可自比风流，被贬戎州还有孤傲，那么，再次被贬且历经人世炎凉只剩羁管身份，《南乡子》整体意境明显深沉得多。

　　这些被贬时期的诗歌，一方面反映了黄庭坚的人生境界和艺术修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和诗歌不当有“强谏”“怨愤”“散谤侵陵”的主张。作为艺术创作，应该是源于现实，但有所超越的，故而表现出不同的气象，给人审美的愉悦。正因为他超越了个人的恩怨，诗歌才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但即使如此，虽然这几首诗都有“饮酒”“簪花”“黄菊”“白发”等意象，但读后的感受却不尽相同。也能隐隐感到情绪的变化。

　　黄庭坚的诗篇5

　　地点：宜宾市江北公园—流杯池

　　考察对象：流杯池—书心为书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涪翁，又号山谷道人，世称黄山谷，祖籍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治平四年(1067)进士，宦途不顺，郁郁而终。先生，人亦称黄文节。他曾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共游干东坡门下，号称“苏门四学土”。黄庭坚“上千文章，尤长于诗”，又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是北宋：书法的又一代表人物，与苏轼并称“苏黄”。 由于元祜党人案的牵连，黄庭坚的书迹亦遭厄运，现黄庭坚存世墨迹30余件，以行书最多，次草书，再次楷书和行楷书。《戎州帖》又称《懒残和尚歌后记语》，是黄庭坚书法作品中惟一稍具平正面目的墨迹作品，可看作他楷书的代表作。每行一字，手：大如斗，壮伟惊人。《松风阁诗》、《送四十九侄诗》等作品，是较《戎州帖》略为行书化的大字行楷书。《松风阁诗》书法结构紧劲内恹，用笔则精劲秀挺，论者以为他曾参取欧、颜、柳诸体的书法。黄庭坚以擅长大字草书着称，着名的作品有《诸上座帖》、《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杜甫寄贺兰镭诗》等。他的草书虽然貌似奇肆，实际上运笔很舒缓，并且笔法变化多端。苏轼曾说他的书法是“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确实道出了黄氏书法，尤其是草书的特点。黄氏的行书作品特多，《王长者、史诗老墓志铭稿》、《天民知命帖》、《惟清道人帖》、《制婴香方帖》等都是有名的行书作品。他的小字行书更为舒展自然，如《墓志铭稿》、《制婴香方帖》，并非有意地进行书法创作，随笔写来，却能楚楚动人。这些作品虽为小字行书，却能做到体势舒展，运笔不局刁；促，处处安排得匀称妥帖，而且用笔沉稳，笔法圆厚处微含峭劲。苏轼所说的“平等观”，在他的行书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而在“平等观”中则有一种卓尔不群的风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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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石碑留在宜宾市流杯池的书心为书里的小道，上面的书法是黄庭坚的。当时考察时仔细留意了他的字迹，非常的流畅。

　　这是黄庭坚在元符三年春禄唐人五三章的内容,此石碑留在宜宾市流杯池的书心为书里的小道，当时去考察里面的时候很多石碑都进行了拍照，然后我单独选了黄庭坚的书法石碑。

　　黄庭坚出身于一个家学渊博的世家，父亲为着名诗人，与当时的王安石、欧阳修、梅尧臣都有交往。自小聪慧过人，一生命运多桀，仕途坎坷，与苏东坡极为相似，热衷佛老，也不逊于苏。《宋史·文苑传》称他：“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舜钦）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 他的行书，如《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用笔如明代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善藏锋，注意顿挫，以“画竹法作书” 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柳公权的楷书得到启发，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着，学他的书法就要留心于点画用笔的“沉着痛快”和结体的舒展大度。至于他的草书，赵孟俯说：“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如高人雅士，望之令人敬叹。”

　　唐代书家李邕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道出了学习的方法问题。历史上无论多么优秀的书家、书作，如果后代取法时不能理性分析，继承并创新，那么都可能形成流弊。最着名的是《集王圣教序》、颜真卿书体在宋、金时境况。南宋时几乎所有习书者都以《集王圣教序》为尚，形成了所谓的“院体”，书者全是一个面目，无异于印刷体，个人之性情几乎完全淹没在了《圣教》学体的法度中；而颜真卿字体在宋、金时学者尚其雄强，一味追求霸悍，如赵孟頫说的不在宏大气象上用心，只在点画上计较，便流为粗野无文。同样，黄庭坚的书法在他之后的这近一千年里，虽学者众，但成就卓越者寥寥，我们从后代书家学他书法的得失可得借鉴，以有益于我们的学习。

　　首先，学黄庭坚书法要深刻理解他的书论，明白他于书法的追求。黄庭坚是主张“人书合一”、学书先要去“俗”气的，并对“俗”有明确的定义，这便为我们学他的书法提出了最根本的要求。另外，他对许多优秀书家、名作的评论，也是我们理解他的审美观的金钥匙，只有深入地了解他的书法观，才可能全面的把握他的书法风格。

　　其次，要明了黄庭坚一生书法的发展脉络及其取舍。黄的书法是从不成熟到成熟，不完美到完美的。这便为我们提供了一活生生的个案，如他言“二十年抖薮俗气不脱”的自我反思，及他学颜《中兴颂》、晋《瘗鹤铭》的得失，以至他从“荡浆”这种“造化”中所得启发等等都是最应为我们重视的。另外，他书法从早年的学时人而有“俗”气到形成个人面目后变得有“习”气，再到晚年“习”气渐脱，不鼓努为力，趋于自然，这亦明确的向我们彰示了他的书法中何为可取，何为应弃。

　　第一，我们应从历史上学他而有成就的书家处得到启发。如祝允明学他的草书、文徵明学他的行书都取得了很高成就，他们对黄书开张体势的理解，对其行笔力度的师而造之，都是形成各自面目的基础。虽然他们在雍容自在等方面逊于黄，但在气势上都有过之处，这种“有局限”的突破对我们深刻全面理解黄书提供了文本。另外，实践黄庭坚书法理论，师其精神而不驻于字形的傅山亦具借鉴意义，傅的作品虽少黄书点画的长戈大戟特征，但气势的峭拔与展脱却合于黄书意象，他是着重于人之精神的培植，先学黄庭坚这个人，再波及到其书法的，因而相比于祝、文，更接近黄之精神一些。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学黄书的途径，即由黄之书论可学到黄书的精神，由黄之书法易得黄书之点画、架构，两方面虽都可走近黄庭坚书法，但若结合起来就是一条捷径。

　　第二，超越时风，是学习黄庭坚书法的前提。当代由于对传统文化理解的普遍肤浅化，书法的教与学便注重形式而轻精神，这和黄庭坚拔“俗”之书风是正相反的。当代的学古派极似南宋的崇《集王圣教序》，追求点画等一，重小刀细工，全在“细”、“小”上下功夫，字中求字；而所谓创新者又都以古代民间粗犷自然书风为尚，但失却其自然，唯得其粗野无文，又极似宋、金间之学颜真卿所出现的问题。因而若不超越这时风向古贤看齐，加深文化修养，重视人格培植，便不可能真正理解黄庭坚及其书法，更谈不上师而造之了。

　　下面是黄庭坚的书法

　　松风格诗帖

　　花气熏人帖

　　黄庭坚的诗篇6

　　翻开史书，就能发现黄庭坚的人生，与苏轼共沉浮。

　　苏轼第一次在孙觉坐上见到黄庭坚的诗文，惊其超逸绝尘，孙觉便请苏轼为其扬名，苏轼大笑：“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去接近别人，别人也会主动接近他，逃名而不可得，何须扬名？”黄庭坚三十四岁时，写了两首诗寄给苏轼，苏轼回书《答黄鲁直》：“我一直诚恐不能与君结交，而君今日不惜辱没才华，如此礼待我，喜愧之怀，几乎难以承受。”当时苏轼已经名动四海，黄庭坚不过是暂露头角，可见苏轼何等赏识黄庭坚，自此二人惺惺相惜。

　　也正因为苏轼的赏识，带累黄庭坚一生坎坷。 一年后，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差点被杀头，政敌王安石抛开宿怨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因太祖有约不杀士大夫，神宗又惜苏轼才华，苏轼总算逃脱一死，黄庭坚虽然与苏轼未曾谋面，但与其酬来唱往，被罚了二十斤铜。可见苏轼和黄坚的关系。

　　（来源：文章屋网 ）

　　黄庭坚的诗篇7

　　出自于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的《登快阁》，这是诗人在泰和当县令时登上快阁时的一首即兴之作，而此诗句的意思为：

　　远望无数秋山，山上的落叶飘零了，浩渺的天空此时显得更加辽远阔大，澄净如玉的澄江在快阁亭下淙淙流过，一弯新月，映照在江水中，显得更加空明澄澈。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北宋知名诗人，乃江西诗派祖师。书法亦能树格，为宋四家之一，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著有《山谷词》。

　　（来源：文章屋网 ）

　　黄庭坚的诗篇8

　　黄庭坚是北宋中晚期著名的文学家,尤其在诗歌领域,形成了极具个性的“山谷体”,而且在理论上,谆谆地为后学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鉴的诗歌创作经验,比如著名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和“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等理论,由于他斐然的创作成就与有章可循的创作理论,在他身后形成了一个影响极大的“江西诗派”。

　　散文创作多用“兴寄高远”手法,强调诗歌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幽微深远和超旷高远,不是粗率的表达,而是具有讽兴、曲喻、谐婉等效果。

　　(一)

　　寄黄几复

　　【宋】黄庭坚

　　我居北海君南海,

　　寄雁传书谢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

　　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见读书头已白,

　　隔溪猿哭瘴溪藤。

　　【注】本诗作于元丰八年(1085),当时诗人于山东德州任职。黄几复,诗人朋友,于广东四会县任职。

　　【赏析】

　　首联“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抒写了作者对远方友人的思念之情。此处化用了《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说明海天茫茫相距辽远。后句是说通信颇为不易。古人有雁足传书之说,但又说鸿雁南飞止于衡阳,而四会在衡阳之南,所以,想托鸿雁捎封信去也被谢绝。

　　颔联“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回忆昔日相聚宴游之乐,进一步抒写相别十年的思念之深。想当年,春风拂面,我们在盛开的桃李花下举杯畅饮;十年来,漂泊江湖,每当夜雨潇潇、漏尽灯残之时,不由得更加思念远方的友人。这两句所描绘情景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对比,更加凸现了思念之情。这两句诗所用的词都是常见的,黄庭坚把寻常词入诗,创造出清新隽永的意境,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颈联“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称赞友人为官清廉、从政有方。四立壁典故见《史记·司马相如传》:“文君夜奔相如,相如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治病”句化用《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的一句古代成语:“三折肱,知为良医。”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三次跌断胳膊,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好医生,因为他必然积累了治疗和护理的丰富经验。作者称黄几复善“治病”,但并不需要“三折肱”,言外之意是:他已经有政绩,显露了治国救民的才干,为什么还不被重用,老要他在下面跌撞呢?

　　尾联“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赞美友人认真读书、好学不倦。以“想见”领起,与首句“我居北海君南海”相照应。在作者的想象里,十年前在京城的“桃里春风”中把酒畅谈理想的朋友,如今已白发萧萧,却仍然像从前那样好学不倦!他“读书头已白”,还只在海滨作一个县令。其读书声是否还像从前那样欢快悦耳,没有明写,而以“隔溪猿哭瘴溪藤”做映衬,给整个图景带来凄凉的氛围。不平之鸣,怜才之意,也都蕴含其中。

　　黄庭坚与黄几复交情很深,为他写过不少诗,如《留几复饮》、《再留几复饮》、《赠别几复》等等。这首《寄黄几复》,称赞黄几复廉正、干练、好学,而对其垂老沉沦的处境,深表惋惜。情真意厚,感人至深。而在好用书卷、以故为新、运古于律、拗折波峭等方面,又都表现出黄诗的特色,可视为黄庭坚的代表作之一。

　　【练习】

　　1.著名诗人张耒曾评价颔联为“真奇语”,如何理解张耒的评价?

　　2.本诗最突出的表现手法是什么?请分析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参考答案】

　　1.①用“桃李春风”与“江湖夜雨”,“一杯酒”与“十年灯”造成了短时间相聚之乐与长时间分离之苦的强烈对照。②句法上,不用一个动词,两句纯用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组合画面,颇具意境,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2.①用典。②对黄几复的深切思念之情,对黄几复空有治国救民的才干而不能受到重用的怜惜和不平。

　　(二)

　　书幽芳亭记

　　【宋】黄庭坚

　　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自古人知贵兰,不待楚之逐臣而后贵之也。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薄丛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是所谓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者也。兰虽含香体洁,平居与萧艾不殊。清风过之,其香蔼然,在室满室,在堂满堂,所谓含章以时发者也。

　　然兰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别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尽知其族。盖兰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概山林中十蕙而一兰也。《离骚》曰:“予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招魂》曰:“光风转蕙泛崇兰”,是以知楚人贱蕙而贵兰久矣。兰蕙丛出,莳以砂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是所同也。至其发花,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蕙虽不若兰,其视椒则远矣,世论以为国香矣。乃曰当门不得不锄,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赏析】

　　黄庭坚的《书幽芳亭记》,堪称与《爱莲说》相比肩的精美小品。

　　黄庭坚一生风波跌宕,饱受磨难。在北宋党争中,他属旧党,屡遭贬谪。但无论处于何种艰难的境地,他都以气节自励。此文就是他高尚品德的流露。他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达到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至高境界。

　　中国古代历来有“芳草美人”的传统,这是典型的类比手法:以自然界的某种动植物来类比人的品行。周敦颐建立起了莲与君子之间的牢固类比关系,黄庭坚此文则建立起兰与君子之间的牢固类比关系。

　　本文一开始就连用三个类比:国士、国色、国香,将兰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楚之逐臣”是指屈原。屈原在《离骚》里种兰、佩兰、赋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以兰来象征自己美好的品德。黄庭坚指出兰与君子十分类似:“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薄丛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君子就像兰花,从不吹嘘自己,也不因无人赏识而愁闷,在遭受外界残酷的摧残后,也不改变自己的本性。这两句话的精警,可与“出淤泥而不染”相比肩。

　　本文文辞简约,句式整散结合,偏重于整句,流畅自然,读之给人幽香淡远、回味无穷的韵致。

　　【练习】

　　1.解释下面句子中加点的词语:

　　a.其视椒则远矣 视:

　　b.不为无人而不芳 芳:

　　c.莳以砂石则茂 莳:

　　d.所谓含章以时发者也 时:

　　2.下列句子分别编为四组,全都属于“自古人知贵兰”的原因的一项是:( )

　　①不为无人而不芳②来岁不改其性③沃以汤茗则芳

　　④平居与萧艾不殊⑤清风过之,其香蔼然⑥其视椒则远矣

　　a.②④⑤ b.①③⑥

　　c.①②⑤ d.③④⑥

　　3.翻译下列句子。

　　(1)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

　　(2)至其发花,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

　　【参考答案】

　　1.比;花草发出香味;栽种;时节。

　　2.c(③是“兰蕙”所相同的,④是说兰与“萧艾”没有什么区别,⑥说的是“蕙”。)

　　黄庭坚的诗篇9

　　“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它以三元皆盛之论，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与突破，从而确立宋诗地位与特征，对扬唐抑宋诗学观进行纠偏。这一诗学之根本，不在纠缠于诗歌诗艺形式上的高下判别，而关注内容精神之追求。以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为旨归，寄寓着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的诗学思想。

　　【关键词】 陈衍；三元说；宗宋；变风变雅

　　一、“三元”说宗宋之本质

　　自南宋张戒认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以降，扬唐抑宋之音不绝，直至清代不衰。陈衍云：“必学盛唐者，王阮亭标举神韵，沈归愚墨守明人议论故耳。”揭示出王渔洋提倡“神韵”，沈德潜标示“格调”，是仍主唐调。

　　以陈衍之目观之，在近代学术与社会氛围中，扬唐抑宋甚至诗必盛唐弊端有三：其一，近人只学唐不学宋，视野日趋狭窄，所谓“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疆域日渐缩小。其二，导致近代诗人形成空疏肤廓、缺少变化、脱离实际的文风：“今人作诗，知其甚嚣尘上之不可娱独坐，百里、万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厌矣。于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战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态，凡坐觉、微闻、稍从、暂觉、稍喜、聊从、政须、渐觉、微抱、潜从、终怜、犹及、行看、尽恐、全非等字，在在而是，若舍此无可著笔者。”其三，更重要的是，导致诗歌未能尽风雅之正变：“王文简标举神韵，神韵未足以尽《风》、《雅》之正变。……文悫言诗，必欲温柔敦厚。温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删诗，……亦不尽温柔敦厚。”在陈衍而言，王渔洋、沈德潜就都是不能用“突兀凌厉之笔”，反映乱世现实，是诗教沦丧的表现。

　　这些正是“三元”说提出的背景和因由。对于陈衍“三元”说的论述稍加关注，即可知道，“三元”说的理论指向很明确，即针对历史上一贯的扬唐抑宋甚至诗必盛唐的观点，以三元皆盛、唐宋不分为策略，确立宋诗价值，提高宋诗地位，纠偏扬唐抑宋诗学观。陈衍云：“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余言今之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诗之枢斡也。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故有‘唐余逮宋兴’及‘强欲判唐宋’各云云。”开元、元和是唐代年号，元祐是宋代年号，在文学史上，“三元”都是诗歌极盛又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开元(713-742)一扫六朝初唐绮靡诗风，出现王、孟、高、岑、李、杜等杰出诗人；元和(806-821)为唐代诗风转变期，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有韩愈、柳宗元、贾岛、孟郊、元稹、白居易等诗人；元祐(1086-1094)是苏轼、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活动时期，形成了别具风范的宋诗特色。故沈曾植说“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

　　首先，“诗莫盛于三元”，是说唐宋诗歌同样兴盛，是并列关系，缩小了唐、宋诗的差距，提高了一贯位卑的宋诗地位。其次，“推本唐人诗法”，认为宋人之诗是学习唐诗诗法的结果，是在唐诗基础上的变化，“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是继承了“岑、高、杜、韩、孟、刘、白”，“简斋、止斋、沧浪、‘四灵”’，是继承了“王、孟、韦、柳、贾岛、姚合”。正如沈曾植所云：“唐余逮宋兴，师说一香炷。…宋兴”是接着“唐余”的。既然宋诗(元祐)与唐诗(开元、元和)，为血脉继承关系，便无嫡庶贵贱之分，只是时代先后而已。再次，通过揭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来肯定宋诗。所谓“力破余地耳”，即宋诗是学习唐人诗法，又有所变化创新的，宋诗是唐诗的“变相”、“变化”。这就肯定了宋诗本身的异于唐诗的自己的特质，肯定了学问、理趣、生新、翻案、层折、称、生涩奥衍、清苍幽峭这些新的诗学概念系统存在的价值。郭延礼认为陈衍“进而指出，宋人能力破唐人余地，有变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创新，这就为‘同光体’宗宋提供了理论依据”。学习唐人诗法，又有所变化创新，这就是宋诗的特质，如钱钟书说：“这一点不像(唐诗)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

　　由于三元实为唐诗向宋诗转变的三个关键阶段，特别是开元、元和以后，诗风发生变化，成为历代诗分唐宋的渊薮。叶燮说：“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认为千百年来人们皆以开元、元和为界断分唐代甚至文学史。陈衍亦曾明确指出开元、元和是人们用来分别唐宋的临界点：“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诗之枢斡也。”对此习见，陈衍表示反对，所谓“今之人强分唐诗宋诗”和“强欲判唐宋”，即是其态度。

　　正因此，陈衍特别拈出三元，将三元并列，唐宋不分，又重点以创变来肯定宋诗的价值，其确立宋诗地位，纠偏传统诗分唐宋及扬唐抑宋的用意显然。这样唐宋诗皆可成为近代诗所学对象。

　　进一步探究，陈衍“三元”实将重心落在杜、韩、黄，这更是他宗宋意旨的深层体现，杜、韩、黄是宋诗的三个解释学意义上的支柱与典范，也是陈衍对近代宗宋诗学取向的简明概括。“三元”实是以杜、韩、黄的变唐，来表达自己的宗宋思想。

　　近代以来，有研究者已论及此点。钱仲联说“‘三元’重在宗宋，而推本杜韩”，揭示三元宗宋本旨，也注意到崇尚杜、韩。郭延礼说“所谓‘三元’，即指唐宋三位诗人(杜甫、韩愈、黄庭坚)的重要时期”，意识到三元的重心在杜、韩、黄。这些言论虽未深入，但为我们研究陈衍的宗宋诗学提供了基础。

　　考察陈衍相关诗论即可了然“三元”说的重心所在。在《李审言诗叙》中他说：“诗莫盛于唐，唐之诗莫盛于杜子美。”已看出他在开元取杜甫。《近代诗钞述评叙》言祁、程等人“为杜、为韩、为苏黄”，实即包含道、咸诗人于开元宗杜、元和取韩、元祐学苏黄之意。《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亦云：“七古当以杜、韩、苏为正则。三家一韵到底者居多，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是将目光定格在杜、韩、黄三人身上，并认为他们才是七古的正则。类似诗论还有很多。当陈衍列举唐宋诗人时，目光几乎不离三元之杜甫、韩愈、黄庭坚。

　　杜甫本为开元诗人，但由于经历了“安史之乱”，诗歌一改蕴藉空灵、兴象圆融的盛唐气象，而反映时代剧变、民生疾苦，形式上以虚字人诗、拗句人律而错综句法，“语不惊人死不休”，已见宋诗特征端倪。因此，他受到韩愈推崇并被元祐诗人视为最高典范。赵翼认为“陈言务去”是韩愈诗的显著特征，而韩愈本自“少陵奇险处”“推广”而来。施补华云：“杜诗无才不有，无法不备”，“山谷学之，得其奥峭”。杜甫虽为盛唐诗人，但诗歌已为唐诗变相，“奇险”、“奥峭”，这些变化于唐处，恰成为宋人学习之范本。

　　再观元和韩愈，叶燮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之发其端。”将韩愈视为宋诗鼻祖。刘熙载云：“陈言务去，杜诗与韩文同，黄山谷、陈后山诸公学杜在此。”一切好诗在盛唐已被写尽，要想超越，只有另辟蹊径。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诗人锐意刨新，陈言务去，艺术实践着力于声律拗峭、奇字险韵、硬语盘空、以文为诗等，而这些异于盛唐的艺术方法正为黄庭坚等江西诗人所直接继承。

　　宋诗的真正代表当指黄山谷。严羽云：“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已法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认为诗至东坡、山谷，才真正变唐风为宋诗。特别是黄庭坚继承杜、韩，在对宋诗本质精神体悟的基础上，对各种诗歌传统加以聚合与规范，锻炼勤苦，形成了自己的诗学。“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以故为新”、“困难见巧”、“语必生造”、“意必新奇”等，表达了黄庭坚在语言、结构、诗意上的艺术追求与创新精神，也是他诗歌生新瘦硬、奇峭典奥风格形成的原因。刘克庄云：“豫章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说明黄庭坚是宋诗最高典范。

　　陈衍诗论明确表达了将三元重心落在杜、韩、黄，是因为推重他们力破余地的变唐、创新。《诗话》卷三云：“以老杜绝句，在盛唐为独创一格，变体也。……《花卿》、《龟年》诸作，在老杜正是变调，偶效当时体。”指出杜甫的一些作品是盛唐诗歌的“变体”、“变调”，也正是这种“变体”、“变调”使杜甫在盛唐别具一格，言语中对杜甫充满欣赏。《诗话》卷十四更是突出地表述了杜甫、韩愈、黄庭坚等人之诗，是唐诗的变化、变相：“自咸、同以来，言诗者喜分唐、宋，每谓某也学唐诗，某也学宋诗。余谓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沿其波而参乎错综，变本加厉耳。”唐代杜、韩而下，诗风大变，宋代各大家追随杜韩之变化而来，又变本加厉。也即杜、韩与苏、王、黄、陈、杨、陆诸家都是在诗史上追求创新与变化的诗人，更直接地说，他们的变都是针对唐诗的变。

　　陈衍于三元落脚在杜、韩、黄的用意明显：一是通过弘扬杜、韩、黄在盛唐诗基础上的力破余地，现诸变相，变本加厉，变体于唐，来达到其反对专宗盛唐的目的。二是三元落脚在杜、韩、黄，也就是落脚在宋诗。宋诗的典型特色是造硬语、押险韵，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形成平淡、老劲、瘦硬风格。这些特色在“元祐”趋于成熟，而其源头则在杜、韩处。陈衍侧重杜、韩、黄，实际是抓住了唐诗向宋诗转变的三个关键阶段，也是勾勒了宋诗从开端到高峰的发展脉络。

　　无怪乎陈子展云：“曾国藩推崇宋人苏、黄诗，和曾国藩同时的著名诗人，如郑珍、魏源、何绍基、莫友芝都喜谈宋诗，这种宗宋的风气，我们可以把它他叫作‘宋诗运动’。近三四十年来，所谓‘同光体’，或所谓‘江西诗派’，便是继续这个运动的产物。”也明确揭示了以陈衍为首的“同光体”是宗宋团体。

　　综上，“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以三元皆盛，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其目的是抬高宋诗地位，以纠偏扬唐抑宋诗学观。也正因此，“三元”说本质上成了宗宋诗学。

　　二、“三元”说的诗学价值指向

　　胡晓明认为：“唐宋一并泯除，上达风雅，即由学古转向开新，由诗艺取法转向人文工夫。这使其(陈衍)超越了传统唐宋诗之争，不期然而然地关涉到诗学及其相关联的文化存亡问题。”深刻揭示了陈衍唐宋不分的诗学意义：不限于一般的诗艺探讨而寄托了深厚的人文关怀，文化关心。作为总结唐宋之争的核心诗论的“三元”说自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诗宗“三元”，不限于一般的诗艺探讨，也不仅仅在指示近代诗人的学诗途径，其中寄寓着陈衍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诗学思想。

　　在《诗经》时代，诗人歌咏情性，发表对社会政治的意见，统治者通过采诗、观诗来了解民风，发挥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这是风雅来源。后来汉儒释《诗》，提出“变风变雅”这一概念。时代动荡不安、政治道德衰废，社会混乱无序，则有变风变雅，而国史根据变风变雅及时了解时代政治、人伦道德之兴衰变迁，最终起到改善政治道德、纯明教化的作用。可见汉儒提出变风变雅这一概念，其用心是表达他们对社会政治、世道人心的忧患自觉与关爱之情。陈衍深表赞同，在《祭陈后山先生文》中说：“惟言者心之声，而声音之道与政通，盛则为雅颂，衰则为变雅变风。”

　　1926年，他在《山与楼诗叙》中说：“余生丁末造，论诗主变风变雅，以为诗者，人心哀乐所由写宣。有真性情者，哀乐必过人。时而齑咨涕洟，若创巨痛深之在体也；时而忘忧忘食，履决踵，襟见肘，而歌声出金石，动天地也。其在文字，无以名之，名之日挚，日横。知此可与言今日之为诗。”明言论诗力主变风变雅。当时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时代，人们经受着风雨飘摇的人生，体验着时代特有的创痛，所以要提倡变风变雅。因为只有变风变雅才能直接写宣世变所引发的“若创巨痛深之在体”、“忘忧忘食，履决踵，襟见肘”的主体情感。也才能通过抒发怨怒哀思之音，反映现实，参与政治，表达对世道人心、社会历史的关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

　　在文学史上，什么诗歌属于变风变雅传统，值得后世去继承与恢复?观其诗论，陈衍多次论及杜韩苏黄一途是具有变风变雅性质的诗歌，也是近代变风变雅诗歌的学习典范。由此可以理解“三元”说的思想含蕴：诗宗“三元”，也即提倡变风变雅。目的是通过诗宗宋诗一脉最终达到恢复诗教传统的目的。

　　首先，杜、韩诗具变风变雅性质，足为后人学习。陈衍《小草堂诗集叙》云：“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蕲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认定杜、韩诗为变风变雅，道咸同光诗人学杜、韩为变风变雅，并有变本加厉之势。

　　其次，宋诗一脉在采风陈诗之典既废之时，担当了文学干预现实的责任。陈衍《自镜斋诗集叙》云：“诗三百篇，自朝廷邦邑，以达草野，关系民事者，无虑十七八。……五言发轫汉代，其教未昌。魏、晋、六朝，累牍连篇，率风云月露游览宴集之词。故诗至唐而后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