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犯罪片中，如何利用叙事策略，塑造立体化的人物形象？

　　

　　著名编剧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针对人物塑造的问题提出了“人物弧光”这一创作技巧。他认为：“一个好的人物塑造应该呈现出深层次的性格矛盾和命运变换。

　　最优秀的作品不但揭示人物性格真相，而且还在其讲述过程中展现人物内在本性中的弧光或变化，无论变好还是变坏。”

　　

　　在以好莱坞犯罪类型电影为代表的经典犯罪片中，每一类角色都承担着相对固定的叙事职能，警察作为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与罪犯之间形成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好人和坏人始终界限分明，影片在善恶两类人物之间的对抗中完成叙事。

　　当下内地犯罪片的创作中，导演们注意采用“人物弧光”这一创作技巧，对影片中的犯罪者的形象进行了更加立体的塑造，正反面人物之间关系也开始转向多元和复杂。

　　

　　宁浩的电影《无人区》是一部严肃的犯罪片，影片中塑造了“潘肖”这一立体的人物形象。作为一名律师，他本该是法律正义的维护者，然而为了巨额的报酬，他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在法庭上为贩卖国家保护动物阿拉泰隼的盗猎分子辩护。

　　正是这样一个贪财怕死的反面人物，在“无人区”的一系列经历中逐渐找回良知，最后关头牺牲自己，从鹰隼贩子手中解救出舞女。

　　

　　正是人物形象的前后反差，使得影片结局有了触动观众心灵的力量，坏人“潘肖”的人性回归，寄予了导演对人性之善的期待。

　　通过这一立体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化了影片的主题。类似的还有非行执导的电影《全民目击》中“林泰”这一角色。

　　影片开场部分，在媒体以及检方律师童泰的描述中，孙红雷饰演的“林泰”是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精明狡猾的商人形象，他曾多次在法律边缘徘徊，却又一次次逃脱制裁，与童涛结下了不少怨仇。

　　

　　在影片几乎前半部分中，他都是一个自私自利且相当自负的形象，为了洗脱杀害女友的嫌疑，不惜收买司机，让他帮忙顶罪。

　　然而，这只是导演非行故意用来迷惑观众判断的障眼法。在影片结尾，观众对这一人物有了新的判断和认知，原来林泰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拯救女儿，这种无私的父爱使其形象瞬间发生升华，观众对人性的善恶也有了更加深刻的判断。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电影《烈日灼心》中对于犯罪者“辛小丰”这一反面形象的塑造，他的身上体现出这种“人物弧光”。辛小丰原是西陇水库凶杀案的凶手，他潜逃成功并成功混入警察队伍，成了一名协警。

　　伊谷春则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他信仰法律、坚守正义，一次职位调动中他偶然成为辛小丰的队长。作为警队上司，伊谷春欣赏辛小丰在工作上的勇敢与拼命，对他表示出赞赏，在得知他收养的女儿“尾巴”生病时，更是毫不吝啬地给他提供经济帮助。

　　

　　辛小丰作为下属，佩服伊谷春的果断和洞察力，也感激他慷慨解囊垫付“尾巴”的手术费用，然而，担心自己的罪犯身份被识破，他始终小心防范着伊谷春，他们二人之间建立了亦敌亦友的复杂关系。

　　伊谷春的出现让辛小丰陷入危机之中，然而为了给尾巴看病他们一时难以脱身，心思缜密的伊谷春察觉了他的异样，并在调查中进一步证实了其犯罪的事实。

　　

　　天台抓捕逃犯时，伊谷春在与犯罪分子的打斗中，险些失手从楼顶掉落，命悬一线的伊谷春向辛小丰坦白，自己已经得知他的罪犯身份，然而，辛小丰依然坚定地用力抓住他，救了他一命。

　　这是影片的高潮段落，导演极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良心未泯的罪犯形象，他的灵魂也终于得到救赎。

　　

　　正如剧中的台词“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人性并非是善恶二字能够概括的，其中夹杂着难辨黑白的暧昧，犯罪者曾经违反过法律，但在他身上也存在“善”的部分。

　　导演抓住人性中的善，并以此为突破点，让人物在剧情的进展中逐渐发生心理变化，真实呈现了人性的复杂，展现了犯罪电影应有的人文关怀与人性探析。

　　

　　“文艺作品只要关涉人的生存,就必然或隐或显地呈现某种伦理秩序”。这种伦理式的叙事方法也延伸到犯罪片的创作中。

　　在内地犯罪影像中，通常会在社会法律和个人情感之间建立冲突，主人公在情节的推进过程中陷入道德困境，在情与法的纠缠中将叙事推向高潮，给观众带来更加强烈的情感冲击。

　　《全民目击》《误杀》两部电影都讲述了父亲帮助意外杀人的孩子脱罪的故事，在情节上表现出高度重合性。

　　

　　“亲亲相隐”的传统伦理与“法不容情”的公序良俗之间发生冲突，情节发展过程中，现代法律原则被家庭伦理关系所动摇，而影片结尾又回归正义，犯罪者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忏悔，在反思中得到救赎。

　　《全民目击》以一场扑朔离奇的庭审展开叙事，主人公林泰是一名富商，他的女友杨丹在地下停车场被人谋杀，而女儿林萌萌由于与杨丹之间关系紧张，又加上曾发表过一些激烈言论，因此被警方列为犯罪嫌疑人。

　　

　　为了帮女儿脱罪，林泰假装收买司机孙伟作伪证，通过一系列的人为安排，误导辩护律师和检察官，让他们产生误判，最后偷梁换柱，代替女儿承担罪责。

　　导演熟练地使用类型电影的叙事套路，强化了父女情感，抓住国内观众的情感痛点，利用中国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伦理叙事技巧将林泰塑造为一个慈父形象。

　　

　　林泰舍身救女的举动更是让观众对这一角色产生情感认同，忽视了林萌萌犯罪的事实，这种伦理式的情节安排方式体现出商业犯罪片对国内电影观众审美习惯的迎合。

　　《误杀》是一部成功的翻拍电影，原版是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

　　导演柯汶利在改编过程中对设置了符合本土观众传统伦理认知的情感关系，例如李维杰与颂叔之间的和睦邻里关系、母亲与女儿平平之间舐犊情深的亲子关系，伦理情感成为影片叙事的主要势能。

　　

　　李维杰女儿平平遭到同学素察的强暴，由于素察是督察长的儿子，迫于他的特殊身份，平平无门投诉，只好妥协。

　　平平母亲发现女儿被威胁和侵害，愤怒之下与素察发生激烈争斗，母女二人在慌乱中失手“误杀”了素察。

　　父亲李维杰为了保护女儿，通过蒙太奇高智商犯罪，伪造了一家人的不在场证明，最终逃过警方的检查。然而，与原片结局不同，在中国版的影片结尾，李维杰在与素察父母拉韫碰面后深感愧疚，同时，小女儿安安偷改试卷成绩的造假行为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为了给女儿树立榜样，并且向素察父母赎罪，李维杰最终选择了自首。这些犯罪电影通过搭建“法律＋伦理”的故事框架，利用血缘为纽带的亲情伦理关系赋予犯罪行为一种合理性，在伦理叙事中引发观众对人物的情感认同，观影中他们会对犯罪者的行为表现出理解和同情。

　　然而，正义结局的安排让观众在越轨后重新回归理性，强化了“法大于情”的基本价值观念，维护了法律正义。

　　

　　在电影符号学理论视域下，电影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它通过画面和声音进行叙事，而这些影像符码能够产生丰富的表意功能。在犯罪片创作中，导演们将具有象征性的视觉符码巧妙地融入进影像中，增强了内地犯罪电影的叙事张力。

　　“羊”这一概念在中西方语言中都有着多层隐喻意义。柯汶利导演的犯罪悬疑片《误杀》中，“羊”作为一种表意丰富的符号多次出现，每一次都有着不同的寓意。

　　

　　“羊”第一次出现，是在李维杰偶遇僧人的街道上，羊代表着温顺、随和的人。

　　此时的李维杰虔诚地拜向僧人，他的心中没有隐藏罪案，更没有乞求庇护的心理，像最温顺的羊，是最忠实的信徒。

　　“羊”第二次出现，是李维杰设法销毁犯罪证据的这一段落，荒无人烟的湖边李维杰将素察的跑车推入湖中，车子下沉过程中，牧羊人驱逐着羊群突然出现，羊目睹了他推车入水的全过程，导演采用特写画面，强调了羊的“目击者”身份。

　　

　　接着，导演特意安排了平平在学校上课的场景，通过老师的讲述，再一次强调了“羊”的隐喻意味，羊是一种缺乏方向感的动物，如果没有牧羊人指引方向，它们很容易迷失。

　　电影中的民众就像群羊一样，容易被假象所蒙蔽，看不清实质。

　　此时的“羊”是对大众群体的一种隐喻，为后面李维杰使用蒙太奇制造伪证成功蒙骗邻居埋下伏笔。“羊”第三次出现在画面中，是替罪者的象征。

　　

　　“‘替罪羊’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圣经·利未记》，根据《圣经》记载，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让他杀死自己的独生子以撒作燔祭以表诚心。最后天使让他杀了一只公羊代替其子，因此羊就具备了替罪这一功能。”

　　警察桑坤暴打投诉他贪污受贿的工头，李维杰上前劝阻并一脚将桑坤踢倒，颜面尽失的桑坤恼羞成怒，冲动之下拔枪想要杀了李维杰，迫于法律他将枪口移向身侧，开枪打死了路边的羊。

　　

　　此时，羊作为李维杰的替身，成为桑坤发泄怒气的工具，羊代替李维杰受到惩罚。同时，死去的羊也象征着民众如草芥般的生命，在权力和暴力之下随时可能被剥夺。

　　“羊”第四次出现，是警察局长拉韫带领属下来到李维杰埋尸的地方取证，众人挖开棺材，万众瞩目之下，羊代替素察的尸体出现在棺材中，这正是拉韫手下桑坤射杀的那只羊。

　　

　　此处是影片的高潮部分，导演设置了一个悬念，观众为李维杰一家人的命运感到担忧，而李维杰作为唯一的知情人，早已偷天换日，以羊的尸体代替素察的尸体，摆脱了犯罪嫌疑，逃脱法律的制裁。

　　在忻钰坤的电影中，充分运用了影像符码的表意功能。

　　电影《暴裂无声》以金字塔形状的石块这一特写画面开场，这是张保民的儿子磊子用石头垒成的，而后这一意象以变形的方式不断在多个场景中反复出现，这些有关金字塔物象的特写镜头是导演的有意安排。

　　

　　首先，金字塔形状在开场时与张磊有关联，当观众再次看到这一物象时，必然会联想到磊子，因此，金字塔在影片叙事中充当了线索。

　　当张保民进入昌万年的办公室时，导演用一个特写镜头强调了桌上的装饰品，这暗示着张磊的失踪必然与昌万年有关。

　　影片结尾，律师徐文杰在自私的利己主义观念下，向警察隐瞒了昌万年杀害磊子的真相，帮他逃脱了法律制裁。

　　

　　与此同时，张保民身后坚固的山峰轰然崩塌，导演特意安排了这一超现实主义的场景画面，表现出张保民寻子无果后内心的绝望与崩溃。

　　另一方面，影片中的金字塔意象也成为社会结构的隐喻。

　　昌万年、徐文杰、张保民三人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他们分属不同阶层中，导演通过具有明显区别性的服装、化妆、道具等凸显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差距，同时，又利用符号的隐喻作用，进一步向观众强化人物的身份差异。

　　

　　在电影《心迷宫》中，“勋章”作为符号是人性的堕落与回归的表征。影片开场，画面中的勋章被摆放在村长家最显眼的位置，肖卫国小心翼翼地擦拭勋章，显示出他对自己的声誉十分看重，并以此来规范和要求自己。

　　肖宗耀不理解父亲的观念，在与母亲交流过程中，他抱怨父亲不懂得拿自己的权力谋私，他偷拿勋章的举动是在以戏谑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父亲的不认同。

　　

　　肖宗耀误杀白虎，犯罪后企图逃跑，不慎“丢失”的勋章象征人性的堕落，而当宗耀发现勋章丢失，为了不牵连父亲，他决心回家自首时，则是人性向善的回归。

　　为了帮助儿子脱罪，肖卫国放火烧尸，破坏证据，企图以此掩盖罪行，之后他默默将勋章收起放入柜中。

　　这一情节表明他违背了自己坚守的原则，是人性向恶的抉择。影片结尾，父子二人终于和解，黄欢将自己偷偷藏起来的勋章埋在了地下，被掩埋的勋章表现了正义已然已经丧失。

　　

　　导演以勋章的丧失与回归隐喻了人性善恶的畸变、道德沦陷与重建这一变化过程。

　　导演忻钰坤曾在一次采访中传达了自己的电影观念，他认为优秀的电影必须包含多个层次，首先是需要让普通的观众能够理解，并且引发他们的观影兴趣；

　　

　　其次是导演需要恰当地使用契合影片风格的视听技巧；最后则是影片在内涵方面要有所表达，能够触动观众，让他们在观影后有所回味。

　　他在自己的影片中贯彻了这一观念，通过表意丰富的影像符码，让电影在叙事表层之下传达了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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